一周新闻聚焦：声援章诒和 中共禁书引发公愤

 

《民主中国》 作者：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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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意识形态衙门的禁书令年年有，以往并未引发舆论抗议浪潮。然而，由于章诒和先生的公开抗议，今年却掀起声援章诒和、抗议禁书令的民间热潮。
    
    今年1月11日，在中共新闻出版总署召集了一个“通风会”上，副署长邬书林宣布对八本书的禁止令。被禁书之一《伶人往事》作者章诒和先生公开发表《我的声明和态度》，维护被新闻出版总署践踏的基本人权，抗议邬书林“因人废书”的违法行径。
    
    章诒和先生的声明引起广泛的共鸣，禁书事件成为关注的焦点。海外各大媒体纷纷及时报道跟进，港台媒体尤为关注；国内外的作家、学者、律师、专业人士、民营书商以及广大读者和网友，包括许多体制内知识分子，甚至还有批评章诒和作品的左派人士，纷纷加入声援章先生的行列；国内一些论坛冒险开辟园地供网友讨论，人们踊跃撰文、留言，仅仅三天，有关禁书事件和章诒和声明的点击率高达十万以上，表现出中国民间对言论出版自由的基本共识。
    
    这八本被禁的书分别为：《人民日报》退休编辑袁鹰的回忆录《风云侧记 ——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原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 主编朱凌撰写关于姚立法的报告文学《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章诒和的《伶人往事》，旷晨主编的四本对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历史回串的《年代怀旧丛书》，国亚讲述150余年以来中国一个普通家庭命运的长篇小说《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晓剑讲述辛亥革命到大跃进历史的长篇小说《沧桑》，胡发云表现非典期间的良知与犬儒、道义与功利、爱情与背叛的长篇小说《如焉》，朱华祥反映新闻工作者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新闻界》。
    
    章诒和先生的声明发表，至今已经有10天了，“禁书”依然是媒体和网友讨论的热点。看来，一场争取言论和出版自由，维护公民权利呼声将长期大声疾呼下去。
    
    “禁书”是专制社会的特有现象，只要专制制度存在，就不会有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中国是世界上“禁书”历史最悠久的国度，也恰恰证明，两千多年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处在被打压的地位，书籍的存在仅仅是为了维护专制统治和统治者的需要，作家要么成为专制的对象，要么沦为统治者的工具。正如著名剧作家沙叶新先生正告邬书林所指出的，你知道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吗？你知道清代的文字狱吗？你知道国民党的图书审查吗？你知道希特勒的文化专制吗？你知道历史对钳制言论自由、迫害知识分子的审判吗？
    
    随着海内外舆论对中共当局“禁书”谴责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原本在个别论坛上的讨论空间，在当局的压力下开始纷纷关闭。如果你再打开凯迪网络，查找“章诒和”、“沙叶新”关键词，已经没有了帖子。BBS上的空间也被扼杀了，遑论报刊杂志影视了？！一直跟进关注“禁书”的北京律师浦志强先生感慨写道：
    
    下午打开博客，就见管理员发文：“尊敬的用户您好，您上传的文章《章诒和的书被禁，每个中国人的尊严也被侵犯了》不符合我国互联网管理法规的要求，因此不能发表，请您谅解。”时间为2007年1月26日10时36分
    
    这般结果，已在预料之中，凯迪社区上这篇文章177个跟帖后，先是被锁，然后也被删除。和此次“禁书”事件有关的帖子全都“消失”。不要怪和迅、凯迪的编辑，他们要不删文，总有一天会沦落到“世纪中国”的下场。
    
    浦志强律师接着说，可是删了又怎样？删了文章还可以再写，思想是永远也禁止不了的。有关人士的行为，好比中世纪的教会以为烧死布鲁诺就能禁掉“日心说”，从而让太阳围着地球转一样荒谬；好比秦始皇杀光儒生就以为全天下的人就不读书一样荒谬。几千年有多少禁书？有多少文章被禁？最终人类还是要从野蛮时代发展到现代文明。
    
    我相信，虽然论坛上已经无法再看到网友们对“禁书”的议论，但人们将对此更加愤怒。大国崛起不能是强权崛起，“和谐社会”不可能建立在“禁书”和限制言论自由上，迎接奥运难道就是让中国人民封口吗？
    
    本周新闻聚焦将摘录作家、学者、专业人士的评论和海外媒体的报道片段，另外也公布国内论坛网友的部分帖子。
    
    ●章诒和先生和胡发云先生的公开抗议
    
    ▲章诒和：我的声明和态度
    
    2007年1月11日，在全国图书定货会开幕当日，中国新闻出版总署召集了一个“通风会”。会上，副署长邬书林先生以宣读方式公布了一份“2006出版违规书选”，被点名的书里，《伶人往事》列于三。邬先生对出版此书的湖南文艺出版社说（大意）：“这个人已经反复打过招呼，她的书不能出，……你们还真敢出……对这本书是因人废书。”接着，自然是对该社的严厉惩处。
    
    邬先生说的“这个人”，指的就是我了。我是谁？我是从事戏曲研究的老研究人员，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老盟员，是退休在家的孤寡老妇。六十岁的时候，我拿起了笔，写起了往事。先说的是父辈故事，后讲的是伶人传奇。第一本书被禁（即“卖完了，就别再版了”）。虽说这是应中央统战部的要求，但权力机关已经对我的权益有所侵害。这次，邬先生没有对《伶人往事》做出任何评价，却对我本人的个人权利进行了直接的侵害。我们的宪法有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他的“因人废书”，直指我本人，直接剥夺我的出版权，而这是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
    
    我知道——在邬先生的眼里，章诒和是右派。好，就算我是右派。那么，我要问：右派是不是公民？在当代中国，一个右派就既不能说，也不能写了吗？谁都知道，只要是个社会，就有左中右，其中的左派永远是少数。我们这个国家是不是只许左派讲话、出书？广大的中间派和右派只有闭嘴。果真如此的话，我们的宪法应当立即修改，写明容许哪些人出书，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容许哪些人出书，不能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其实，现在某些左派和左派官员出书之难，并不在我之下）。邬先生，您是什么派？您代表谁？在就前不久，温家宝总理在公开场合表示——希望并要求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能讲真话。言犹在耳哪！通风会就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宣布了这样的措施。新闻总署是国家行政机构，是国务院的下级。这不是和国务院对着干吗？邬先生，您到底想要干什么？
    
    借此机会，我想说明这样一个态度：从提笔的那一刻起，我就没想当什么社会精英，更没想去写什么“大”历史。我只是叙述了与个人经验、家族生活相关的琐事，内里有苦难，有温馨，还有换代之际的世态人情。我的写作冲动也很十分明确：一个从地狱中出来的人对天堂的追求和向往。因为第一本书里的张伯驹、罗隆基，第二本书里的马连良，第三本书里的叶盛兰、叶盛长连同我的父母，都在那里呢——“他们在天国远远望着我，目光怜悯又慈祥”。
    
    再郑重地重复一遍：我不会放弃对公民基本权利的维护，因为它维系着一个人的尊严和良知。邬先生的行为是违反宪法的！从精神到程序，他都没有遵守。官场可以盛行“一致通过”，面对领导人可以做到“聆听教诲”；与此同时，是否也可以给草民腾出一点儿空间：给他们留下一张嘴，叫他们说说；给他们留下一只笔，让他们写写。和谐社会的搭建不是靠勒紧，它需要的恰恰是松动。
    
    前两本书的被封杀，我均以“不在乎”应之。但事不过三。这次，我在乎，很在乎！邬先生，告诉您：我将以生命面对你的严重违法行为。祝英台能以生命维护她的爱情，我就能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
    
    遵守宪法的首先该是政府。您是高官，这点应当比我清楚。

▲我没有了退路——关于“声明”的说明
    
    私下里聊天，人们都爱提起我的父亲，认为我的性格与父亲有点儿像，我常为此辩解。我说：不能看表面，我和我父亲有着质的差异。他是职业政治家、社会活动家；而我呢，是一个毫无政治抱负的人，既没有“收拾起大地山河一担装”的现实盘算，也没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焦忧。父亲的政治头脑，特别是他的组织才干（长期担任中国民主同盟的秘书长和组织部长），都没有遗传给我。我一生的兴趣和一点点小聪明，都在艺术上。我敏感于人的内心情感，敏感于色彩，敏感于细节，敏感于韵律，即使在监狱里，我还是那么喜欢天空，喜欢飞鸟，喜欢薄雾……看着看着，甚至能忘了自己是囚徒。我这辈子唯一的本事就是讲故事，讲细节，讲往事。由于专业的缘故，我还特别喜欢梨园行，伶人美丽，动人，几乎每个人都很独特。所以，这本书就是这种兴趣和热情的表达。但是，就是这样一本写梨园行的书也被禁了。而邬先生却说：“这个人的书不能出！”这话是什么意思？用“文革”的语言讲，就是要“把你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就是“你章诒和这辈子别给我写东西”。所以，是邬先生把我逼到死角里，我没有了退路。
    
    “声明”发表以后，很多人关切我的生活情状。从香港、台湾、美国、日本、西班牙、沙特、利比亚等地来电询问。网上议论热烈。而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和朋友则异常担忧。他们要组织一个送饭组，说：“愚愚（我的小名），你若被抓了，我们排着队给你送牢饭。”我听了很伤心，事情不会闹到这一步的，毕竟现在中国的法制状况，比我坐牢的时候进步多了。但是他们准备这样做说明什么呢？——说明了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的打击迫害，在他们心头堆积的阴影并没有消失，人们仍然有所恐惧。我深感悲哀。为了这个悲哀，我也要站起来。
    
    我的“声明”是极其郑重的，希望邬先生能给我一个郑重的答复。请邬先生答复我：
    
    一，您是否在会上点了我？
    
    二，您是否说了“这个人的书不能出”这句话？
    
    三，无论是封杀我，还是封杀书，您能否启动法律程序通知我，我随时恭候。
    
    十多天过去了，毫无音信。这不由得使我想起《往事并不如烟》。据可靠消息，为了“往事”，李长春先生主持了一个会议。会上，前新闻署负责人表态，说（大意）：自己这个部门只能管出版社，管不了作者。事情推到了文化部，文化部一位副部长说（大意）：章诒和已经退休，再说写书属于业余之事，不好管。既然事情是由中央统战部提出的——当时一位统战部副部长是把“往事”定性为“反党宣言”的，于是，李长春先生决定这烂摊子还是由统战部来收拾。最后，统战部托人找到我哥哥（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请他转告我这个妹妹：今后就不要再写了——这就是“往事”的结局。我想：这次新闻署该出面了吧？好汉做事好汉当，邬先生会登场吧？
    
    查禁书刊，不是不可以，但要有法可依，这种依法不是某领导人的一句话，不是某个上级机关给下属单位打个匿名通知电话，也不是给杂志社或出版社下个简单粗野的书面指示。它应该是一个法的程序，这个程序应该是严格依据公开法律的，应该是一个独立、公开、公正的司法程序，这是最基本的程序正义。如果是按着这种严密的法定程序查禁《伶人往事》，即使查禁错了，我也可以尊重司法。
    
    章诒和
    2007年1月24日
    
    ▲胡发云给新闻出版总署的抗议信
    
    据《亚洲周刊》记者江迅报道，被禁作品《如焉》作者胡发云在得知被禁的消息后，他给新闻出版总署上书，要求给他一个公开的明确的负责的答复。他对记者说：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荒谬可笑，像一个顽童的恶作剧，这孩子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今天是E世纪的互联网时代，这种动作除了挑战大量读者、媒体、评论家的智商与尊严外，一点正面意义都没有。你连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那无知无畏大批判式的道德感和正义感都没有了，思想理论也没有了，你只能偷偷摸摸的。我至今也没有接到正式禁书的通知。我正向新闻出版总署写信，要求他们堂堂正正摆明禁书的理由，不要再延续多年来那种禁书方式。
    
    我在《如焉》中说过，“当他们不让你说的时候，就已经证实了你说的是实事”。这是一条屡试不爽的定律。可能他们汲取了以前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事，但被白纸黑字记录下来的一种教训。我与朋友们开玩笑说，共产党当年许多指示总是口耳相传，或者把文件内容看清楚了，即刻把它烧掉或塞进嘴里吃了，那时你是地下党，现在你是执政党，怎么还搞地下党那一套呢？这一点我也在《如焉》中说过：“近年来，许多这一类的清算文章，包括网络上的那些历史披露，已经让许多像江晓力这样的下辈人感到恼怒与恐慌。她知道，这些东西一旦进入互联网数据库，将会千秋万代地保存下去，又可以随时随地调将出来。”古人说罄竹难书的东西，到如今只需一只手指头大小的U盘便全装下了，还可无限复制，极速传递。数十年来，那种运动过去，一切痕迹便烟消云散的安逸已经没有了。
    
    希望有关方面大大方方跟我说，我们把你的《如焉》禁了，为什么禁？一、二、三、四。你要把这些话说出来，我们再往下商榷，论战，批评反批评，都行。你真这样说出来，我觉得多少还有一点担当的勇气。眼下这种不宣而战或战而不宣，暧昧、鬼祟、不讲法理也不讲学理的禁书方式，有点像暗夜在人脑后打闷棍了。
    
    中国禁书不是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了这么大的关注，引起了直接的反弹，他们应该知道，如此粗暴率性的做法，常常是会适得其反的。对于我来说，这部小说其实已经完成了它的使命，没想到在它正要谢幕之时，又让它得到了一次美丽转身的机会，在这一点上，我要对禁书者说一声谢谢。香港的文化艺术出版社正在洽谈繁体字中文版。      ● 作家、学者、专业人士等声援章诒和
    
    ▲著名剧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沙叶新先生最早发表支持章诒和的声明《支持章诒和正告邬书林们！》，引起海内外各界共鸣。
    
    沙叶新在写道，在此，我要正告邬书林：你知道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吗？你知道清代的文字狱吗？你知道国民党的图书审查吗？你知道希特勒的文化专制吗？你知道历史对钳制言论自由、迫害知识分子的审判吗？你知道章诒和在海内外拥有多少读者吗？你身为新闻出版总署的副署长，你的禁令，只是对章诒和一个人的打压吗？不，你这是与海内外千万读者为敌！你的禁令只是对八本书的封杀吗？不，影响所及，你这是对所有在你治下的新闻记者、出版编辑们的恐吓！你知道你的禁令一下，在新闻界、出版界、写作界、知识界所引起的强烈愤怒吗？你践踏了宪法的出版自由，你剥夺了八位作家的著作权利。你这是对温家宝同志最近关于文学艺术讲话的背叛，是对胡锦涛同志提倡和谐社会的背叛，你是给共产党帮倒忙，绝对的帮倒忙！
    
    你知道你担当的是什么角色吗？难道你不怕吗？
    
    真正应该感到恐惧的其实不是被你禁止的作者们，而是你自己！因为历史已经证明以前被精神杀戮的作者们是无罪的，今后也将再次证明这次被你封杀的作者们也是无罪的。而历史将会怎么证明你自己呢？请听好：历史只能证明你是刽子手——精神杀戮的刽子手！这才可怕！
    
    世界上所有的刽子手都不愿意从事杀人勾当，所以他们在执行死刑时，都不得不将自己的面目用黑布蒙上。而你这次在执行精神死刑时，你没有蒙面，你公开露面了；所有的刽子手都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们的名字，可从2007年1月11号之后世界都知道你的名字了：邬书林！
    
    ▲大陆著名诗人邵燕祥发表文章《一月多事帖——近事引发的悲哀和耻感》。
    
    文章说：一月多事，开年不利。多事之事，是谁挑起的？去年新春前后，大家为《中国青年报冰点》事件操心，时隔一年，又有了这件出版主管官员就八部书发表的斥责和处分意见。
    
    一个时期以来，除了勒令报刊停刊或出版社停业的动静大些，一般施之于传媒的禁令和追究多半只是悄悄地干，电话通知，不落痕迹，以免“授人以柄”。这一回，为什么不避“国内外敌对势力”藉此攻讦的风险，把“吹风会”的内容吹到了会外呢？莫非是有意为之，以威慑出版社，威慑作者，威慑文化人和整个知识界，同时显示不是“阴谋”而是“阳谋”？这是五十年前耳熟能详的老战法，一时曾所向披靡，却没想到会产生什么始料不及的远期效应。
    
    然而，不必问什么远期效应，其当下的影响就值得注意。不久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中央全会上讲了和谐以至民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文（作）代会上讲了说真话和学术创作自由，言犹在耳，而身份为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人，却发出不同的声音，即使不顾宪法和法律而只服从长官意志已经成为官场习惯，但在组织上公然“对着干”、“另搞一套”，原是官场大忌。这就不免触发疑问：难道今天又出现了“两个司令部”？
    
    这个联想是因为文革的阴影尚未消失，而人们往往借助于往昔的经验来判断今天的世象。本来，长期处心积虑要让人忘记文革、忘记反右派斗争及其他祸国殃民的旧案，但诸如此类不绝如缕的遗风，不是恰恰随时随地示人以一脉相承的实例，这样的提醒可比空洞的许诺和宣传有力得多，这岂不又是某些献策者和决策者千虑之一失么？
    
    生长斯邦，躬逢斯世，几十年间，各样逆情悖理的人祸，应该说所见多矣，早已“出离愤怒”，但在这些不大也不小的现象面前，还是难免生出悲哀和耻辱之感。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国民的命运没有掌握在自己手里。毛泽东身后，又过了三十年，到了所谓新世纪，我们，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不但说什么话，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要由别人规定，就连让你读什么书，什么许读什么不许读，也有专门的机构为你安排。这样的无微不至，怎么消受得起？这说明，大陆中国人在1949年后经过了成倍于国民党二十年“训政”的年头，一直接受“政治正确”的训练，而芸芸众生还是这样扶不起的刘阿斗，不配享受知情权和话语权，能不自哀并自知羞耻么？大概正是因为中国人包括中国的读书人如此不争气，才需要层层设限，戒备防范，如临大敌。就如这次的禁书，哪一位作者不是法定的公民，不享有法定的公民权利，包括言论的自由？而由于新闻出版迟迟不立法，于法无据的行为，可以言出即法，畅通无阻，然则“因书废人”，又复“因人废书”，无法无天，宁有已时！但是，不管祭出什么堂皇的理由，从一般到个别又从个别到一般地剥夺了知识分子的言论和出版等自由权，就是对公民权利的严重侵犯，也必然使宪法和法律的尊严扫地。这是宪法、法律以及中国“法治建设”的悲哀和耻辱，也是中国读书人乃至全体中国人的悲哀和耻辱。
    
    这不止是禁几本书的问题，也不止是堵“一小撮”知识分子的嘴。自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大搞文化专制主义、大搞愚民政策以来，知识分子以外的各阶层群众同样深受其害。现在习称为弱势群体的广大劳动者，许多不但处于经济困境，而且处于毫无知情权和话语权的地位，他们几乎没有拒绝“瞒和骗”的权利，千难万难才得以表达的一点诉求（有的还是通过可怕的上访历程表达出来的），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重视和回应——这个问题，也不知应该由谁来做答。
    
    而人类的历史已经走进了二十一世纪，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已经提供了宝贵的普适价值观念，并已成为时代精神和历史主流。但我们眼前身边发生的这一切，无论横向还是纵向地相比，能不让我们倍感悲哀和耻辱吗？我们的中国，我们的中华民族，过去所说的国耻，都指来自海外的侵略者强加的。我们今天因廉价劳动力进入国际市场，还有以沉重的代价（包括破坏资源破坏环境等）换来的经济收益，使我们有了脆弱的“莺歌燕舞”升平景象，然而我们以亿万计的同胞的物质和精神生存状态，公民和政治权利状况，真的也那么值得夸耀，而不令人时生惊悚么，不时传来的信息，某些事态的发展，能不让我们感到这都是中国的悲哀，也是中国的耻辱吗？
    
    前些年，每逢二三月全国两会，五六月纪念日多，还有“十一”国庆等等，都叫做敏感时期，加强社会治安乃至宣传舆论的管制，早成惯例。新闻出版都要避开“敏感问题”，“敏感人物”，大家也习以为常，逐渐麻木。然而，除了敏感月份，近来又出现了敏感年份。当政者因自己的“敏感”而形成仿佛草木皆兵的恐惧气氛，从而对被认为“敏感”的领域严控，对被认为“敏感”的群体施压（如首当其冲的上访者），一片紧张，也必然在制造恐惧心理的同时催生不满。这样的恶性循环还在持续，已经与社会和谐的理念背道而驰，因为和谐社会首先需要官民建立在互信基础上的和谐，这系于作为矛盾主导方面的各级党政部门取信于民，而各级党政部门的诚信危机，难道是靠例如控制传媒，拒绝批评，掩盖真相，打压和封杀舆论，限制和侵犯公民权利，所能缓解的么？软暴力和硬暴力，可以奏效于一时，但不能成事于长远。因此，我也不得不为那副署长之流感到悲哀，至于是否会有耻感，那是他们的事，全都经过了“八荣八耻”的学习，有的还对人作过宣讲，应该自己心中有数。
    
    悲哀是一种无补于事的情感状态，即使是“一路哭”，因是平民的声音也极其微弱有限。至于荣也，耻也，说到底是道德范畴。把由体制决定的举措简单诉之于道德评价，恐怕离题太远了。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贾西津先生发表长文《我的“公民表达”》。
    
    文章说，现代政府被称为 “公共管理部门”，顾名思义，它仅仅能够为了公共利益而代表公民行使公共权力。无论政府，还是执政党，都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它们权力的唯一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的共同利益。政府的角色就是我们公民共同事务的管理者。那么，思想审查、出版禁令，乃至对某个公民的表达剥夺，是我们的公民意愿吗？是符合公共利益的吗？如果这个答案成立，只能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思想审查和出版禁令是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另一种解释是，被剥夺表达权利的是人民的敌人。
    
    不错，我们需要一个有能力的政府，但是首先，它必须符合公共性的前提，这是民主政府合法性的唯一来源；也不错，作为公民，应该尽守公民的责任，但是最起码的责任，莫过于不违背自己真实的良心。……在我们身边，当最有现实关怀的思想成为 “禁区 ”，当各种审查在《行政许可法》颁布后仍然随随便便地生效，当我们拼力想将自己的孩子、学生送入 “特权阶层 ”而不是争取一个普通公民的权利，当我们对香港教授将贿买试题的女大学生告上法庭表示惊讶、不解和动机的置疑 ……我们真的应该反思，我们的心灵，是否已经集体性地偏离常态太远了！
    
    我们遵循了太多的潜规则，然而事实上，在一个人人不具有独立品格的潜规则里，没有人能成为真正的强者；在一个漠视公共利益的制度里，没有人会是受益者。正因如此，我们每个人，都要对潜规则盛行的处境负责。那么我们能够反思的，就只有从自己做起，从把自己的公民权责当真做起。
    
    在此，我愿签下自己的姓名，表达作为一个公民的声音。支持章诒和依宪维护自己的权利，向沙叶新、刘苏里、浦志强等的公民表达致以敬意，要求依法保障八部书籍的出版权利，呼吁新闻出版等各部门确立公开、依法、符合公共利益的制度规范，拒绝非公开、非法律、人为性思想审查的潜规则！
    
    ▲学者陈小雅发表文章《用生命维护说话的权利——支持章怡和》。
    
    文章写道，禁书——这种违反宪法、侵害公民权利的事情，在中国大陆其实已经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从这次邬某人那种语气就可以看出，它早已失去了应有的“严肃性”。这类禁止，侵害过无数人的权利，有的因书，有的因人，也是早已存在的惯例。但能像邬某人这样轻飘飘地说出口的，还很少见。记得当年社科院解聘我时，院党委还订立过一个“攻守同盟”：任何人不能透露是某个人的意见，也不要说是为什么。能说出口的，只说是某个“老同志”。当时，我连生气的对象都找不着，只有以“心知肚明”自我安慰算了……所以，温家宝总理和作家谈“说真话”时，我就说，他的话，意思是好的，只是进错了门，他应该去找中宣部长“谈心”。而且，说白了，这也不是中宣部长的事，他应该和政治局常委们“谈心”，应该和这个党“谈心”。时至今日，这个执政党仍然依靠一种原始的规则——给人的嘴上穿铁丝——治理国家，这难道是一个两个人的事情吗？说实话，在今天的时代，没有什么道理是什么人不能明白的。关起门来说话，放下各人的利益和处境，哪里有什么左中右的差别？问题仅仅在于，在利益和利益边界相撞时，有没有公道！是“强权”说了算？还是“公理”说了算？
    
    读了怡和的“声明”，我钦佩她的血性，也感到振奋。以怡和的作品，她的身分，放在今日的世道里，她的行为是会有影响力的。我虽已愚钝，也知道，“寡妇拼命”会是什么结果。
    
    ▲大陆著名民营书店“万圣书园”老板刘苏里先生发表《我反对！——就“章诒和事件”的个人表达》。
    
    他说：我们坚决反对封杀八种颇受读者欢迎的图书。我还想进一步强调，出版自由不是一句空话。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是越来越复杂的真实问题，靠行政命令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我认为，一部作品的好与坏的评判标准，首先是由千万读者的脑袋确立的。动辄下封杀某某作品令的时代应当结束了，因为少数人的意志代替公民选择的时代也已经结束了。换句话说，一个和谐的社会，首先是一个个的长官意志必须彻底退出关乎民众自身利益由其自说自话的社会；是民众获得有效公民权、通过民主程序自己决定自己事务的社会。
    
    我们还应该清楚地看到，“章诒和事件”（连同封杀八种图书之举），是中国政府向世界包括中国国民承诺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羞辱，因而是每个国民的耻辱。作为国民，我们没有理由再保持沉默。在此，我坚决支持章诒和维护公民权利的所有举措，并进一步支持所有受到长官意志不公正对待的作者维护公民权利的举措。
    
    ▲ 大陆民营书商莫之许发表文章《书为什么禁而不止? 》。
    
    他说：8本禁书的事情传扬之后，名列其中的不少书依旧在销，如何解释这一禁而不止的现象呢？中国新闻出版目前是所谓的主管主办制，新闻出版单位的设立需要特别审批。在庞大的新闻出版需求下，出版社的资格本身——当然要折算成相当数量的书号——就成了一棵摇钱树，在目前行情下，一个书号的价值至少在1万开外，名头和信誉良好的出版社的书号甚至在2万以上，因此，停业整顿、扣减书号就成了新闻出版署管束出版社的屠龙宝刀，以此号令出版社，那真是莫敢不从。此外，对具体责任人的职务、岗位乃至身份的惩处，也是有效的武器。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新闻出版总署一声令下，出版社就只能俯首贴耳，所有的禁书，只要是在出版社手里的，那肯定是立刻被判死刑，化为纸浆了事。这种内部命令用起来顺手得很，邬署长的此番操作，就是这个路数。
    
    也就是说，要想从民营发行机构收回被禁止图书，就必须公开声明或通知发行单位，问题是，邬苏林和新闻出版总署很难做到这一点，首先，这8本图书通过自律和出版社的三审，应该已经基本上排除掉了直接冒犯法条的可能；其次，即使邬苏林和新闻出版总署抓到点把柄，但真要定性起来，也很难落实，问题的核心在于，由于执政党自身的意识形态的含混矛盾，真要想公开堂皇地将某本图书定性为（一）反对宪法确定的基本原则的，已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对于共和国历史，既然有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么，对左祸加以反思，何过之有？而对于民主、自由、市场、法治的鼓吹，也与当前执政当局所抱持的意识形态有部分重叠，而很难径直定性。这也就是邬苏林只好内部操作的根本所在.
    因此，只要邬苏林的那番话不是公开的——以我所知是“要求保密”的，那么，对于民营发行单位来说，就完全可以不理睬其行为，书就只能是禁而不止；而我相信，他这番话也肯定不可能正式地公开的，这就是包括邬苏林在内的意识形态管理部门的最大尴尬：由于缺乏明确的意识形态，又不甘愿放弃权力，在对意识形态加以管理时，就只能是因人，因事，而不可能有一以贯之的方略，邬苏林“因人废书”的声音背后，与其说是权力的张狂，不如说是缺乏意识形态自信的无奈。
    
    ▲大陆学者黎明发表文章《谁敢说“不许中国人对出版署叫板”？》。
    
    他说：出版署官员打压的并不是一个章诒和，也不仅是打压那八位作家。他打压的其实是宪法，打压的是所有知识分子、所有中国国民的基本人权。这当属一起性质极为恶劣、后果极为严重的文化恐怖事件，更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如果对此等藐视宪法、悍然践踏国民权利的恶劣行径还要沉默忍耐，其结果恐怕是等来人权大侵犯，文化大屠杀，历史大倒退。
    
     宪法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没有任何一个法庭宣判过剥夺作家章诒和的“政治权利”，没有一条王法规定“右派”、“左派”、“中间派”可以出书或不可以出书。中国的出版署是由宪法、法律制约的，这一点没有疑问，出版署的官员竟然直接下令剥夺掉作家的基本权利，不是违宪、违法是什么？
    
    章诒和以及另外七位作家，应该对出版署提出行政诉讼，请求法院裁决，撤销出版署违法的具体行政行为。出版署并没有免受法律追究的特权，法院也没有理由拒绝受理国民对行政管理机构的控告。诚心“依法治国”的话，通过法律程序澄清、解决此类事件顺理成章。支持八位作家质疑和控告出版署，对其它国民的权利即有效的保护与捍卫。
    
    此事向外部世界、向国内知识界及全社会传达的信息典型而丰富，全世界的政治、文化观察家和大批的读者，都在看着这件事下一步怎样发展。人们自然会问：中国社会，中国人，可以质疑出版署官员吗？如果不能，理由是什么？
    
    章诒和抗议的那位官员，所说所为实在过于“出格”，那位官员“极左”到到这种地步，野蛮到这种程度了？他比近日因“彭水诗案”而拿下的那位县委书记恶劣多了。这不免让我怀疑章诒和消息来源的可靠性。或许，具体情节不似章先生所说。那个“通风会”，章诒和并没参加，传言发生变形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如果有我疑惑的这个现象，那么出版署应立即出面予以说明，及时澄清事实，以平民愤，以正视听。
    
    ▲ 大陆学者邢小群女士发表《面对文化围剿的一声怒吼》文章。
    
    文章说：从前，我学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候，有一个经常用的词，叫“文化围剿”。教科书把鲁迅说成是三十年代突破国民党文化围剿的英雄。当时的政权，宗奉的虽然叫做文化专制主义，但鲁迅的文章还是能够发表，鲁迅的著作还是能够出版。所以，“文化围剿”即使存在，也还没有从根本上窒息中国文学的发展。其围剿的力度，比起今天，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看看我们这几年遇到的事：前年春天，封杀了《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去年冬天，整肃了《新京报》和《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今年冬天，又查禁章诒和的《伶人往事》、胡发云的《如焉》等八本新书。中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最有生气的新闻媒体，都成了官方首先摧残的对象！想到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前景命运，我怎能不悲从中来。
    
    当然，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有许多的无奈。面对那些强势部门，总是一忍再忍，一躲再躲。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最火的时候，被禁止再版，她没有说话；《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印出来被压在仓库里，她也没有吭声。她还是想留一点余地。不准说政治，我就说戏剧；不让写今天，我就写昨天。她的《伶人往事》成稿后，照顾到出版社的难处，连改了9遍，总共刪去3万多字。而且，湖南文艺出版社也履行了繁琐的报批程序。然而，就是这样，仍难逃被封杀和整肃的厄运。
    
    为什么很多人被禁第一本书时不说话；禁第二本书时，也没说话；如果再禁下去，可能还不会说话？因为，封杀者们不但紧扼着公民的咽喉，还在剥夺公民免于恐惧的自由。2006年10月我先生丁东被传讯，我们家被抄，就因为何家栋先生的书没有公开出版的可能，为留下他的世纪思考，助他自费印书，才引火烧身。到现在，我经常半夜无由地被惊醒。
    
    但是，这一次章诒和不再沉默。她拍案而起，发表了《我的声明和态度》。如同旷野中的呼号，她喊出了对践踏公民权利的强烈抗议。这怎能不让我振奋！是该让那些为所欲为的文化官员们，给我们一个文明说法的时候了！
    
    章诒和的声音，不是她一个人的心声，而是所有良知未泯的中国人的共同心声，是不肯放弃文化使命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吼声。她也为这些年饱受欺凌的新闻出版界的编辑们出了一口郁闷之气。更重要的是她在提醒，维护我们的公民权利还要等待何时？
    
    多少年来，宪法赋予公民应当享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被剥夺、被侵犯的现实，我们习以为常。某些官员封杀作品，连程序都不需要走，理由都不需要讲；作家、学者、编辑挨整，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人的尊严还不如一个刑事犯。因为刑事犯还可以请律师辩护，还可以在法庭上陈述。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但新闻出版乃至思想文化领域，还滞留在秦始皇时代的阴影里，它已经成为依法治国的盲点，成为滥用权力的重灾区。
    
    对此，如果中国知识界继续麻木不仁，我们将无颜面对世界，无颜面对历史。后人会指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说：“看，这就是奴隶！”
    
    所以，我愿与我所尊敬的章诒和老师站在一起，为了中国文学的尊严，为了中国公民的尊严！
    
    ▲异议作家、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博士发表文章《出版自由之敌的龙新民和邬书林》。
    
    尽管中国改革已经有近三十年的历史，利益分化和价值多元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但面对道义在民间和民间评价标准日益独立的现实，这个老大政权仍然故步自封，把封报、封网、禁书作为其主要统治手段之一。特别是2004年以来，开明报刊挨整、民间网站被封、优秀新闻人被整、好书被禁……已经变成今日中国的常态。
    
    噤若寒蝉的权力恐惧症，既与最高当局的政治左转有关，也与意识形态衙门的官员有关。当“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尴尬已经变成官场的普遍潜规则，如果意识形态的主管官员稍有良知，或者对“干脏活”稍有保留，他们就不会积极主动地与出版自由为敌、与公民权利为敌、与民意为敌，甚至与政权制定的宪法为敌。
    
    面对这样八本作品，龙新民大人和邬书林副大人真的很浅薄。他们总以为自己大权在握就可以为所欲为，就可以肆无忌惮地表演霸权的傲慢、丑陋和肮脏，而无权者只能打碎了牙齿往肚里咽，忍气吞声地一任邪恶的通行无阻。然而，他们恰恰被权力傲慢蒙住了双眼，看不到民间社会的巨大变化，还以为中国仍然停留知识人任由摆布的毛时代。所以，他们在严重地高估了权力的威慑力的同时，也低估了知识分子捍卫个人自由的决心和勇气；他们在严重地高估了封杀效力的同时，也低估了互联网时代民意表达的难以封杀。
    
    如若不是黑权力欺人太甚，一而再、再而三地践踏公民权利，章诒和女士大概还不会进行公开反抗。现在，面对“以生命维护我的文字”的无权者，意识形态衙门的小官僚们敢于用生命维护他们的黑权力吗？如果章诒和女士诉诸宪法及相关法律，聘请律师状告新闻出版署及小官僚们，龙大人和邬副大人敢于应诉吗？
    
    一个不准自由言说的政权，只能喂养一群怕见光的官僚。道义合法性严重不足的中共政权，已经脆弱到如此地步：除了谎言，再无其他资本为自身辩护。所以，我坚信，他们不敢。
    
    ▲流亡海外的异议人士万润南写文章《赞同沙叶新 支持章诒和》。
    
    文章说，我第一次知道沙叶新，是七十年代末。他以当年在上海发生的一起真实事件为蓝本，发表了剧作《假如我是真的》。此剧的演出，在当时可谓盛况空前。我们全家出动去观摩。作者辛辣地讽刺了一个冒充高干子弟的骗子，更辛辣地讽刺了甘愿上当受骗的芸芸众干部，并提出了一个发人深省的问题：“假如我是真的”？其实，近三十年来，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现实的中国社会。
    
    由此我知道了沙叶新，我知道他是真的。……这次，他又大声讲了真话，而且讲得那么好。我毫无保留地表示赞同。
    
    同许多读者一样，我知道章诒和，是因为读了她的《往事并不如烟》。我相信，因为有了她的书，那些往事将不会被尘封；那些人物也不会被湮没。这次，她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我将以我的生命维护我的文字”，震动了海内外。
    
    对此，我不能再沉默。正如沙叶新先生所说，否则我会感到耻辱！
    
    ▲作家于成玉撰文《动不动就“封书”，能够“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吗？》。
    
    于成玉说，得知又有文史类八本书被“禁”，不禁感慨万分，在这里我除了向沙先生、浦先生和章先生的为争取出版自由所表现出的勇敢抗争精神表示深切的敬意和强烈支持外，不禁产生一个疑问，如题。
    
    据笔者所知，被禁书作者之一袁鹰在读温总理这次讲话后激动地说：“温总理的这次讲话，给文艺工作者撑了腰，打了气。”岂知，就在他激动之余，他的回忆录《风云侧记——我在人民日报副刊的岁月》居然禁书榜上有名，这不是中国的黑色幽默吗？而禁书令有没有违背宪法？它除了副合权心外，副合党心、民心吗？
    
    人类思想史进步显示，思想在流通中增值，真理在碰撞中闪光。党的权威文件不止一次声称党要“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然而，去年是发动“文革”40周年，明令不许写“文革”，研究“文革”；今年是发动“反右”50周年，是不是又要不许写“反右”，研究“反右”了？164年前马克思曾经说过：“人类要清洗自己的罪过，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而一个拒绝咀嚼自己苦难的民族，是不可能进入世界民族之林。时至今日，动不动就“封书”，这能够“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吗？能够出现 “一个繁荣昌盛、欣欣向荣的文化艺术局面”吗？
    
    ▲专栏作家寒山为自由亚洲电台撰文《我禁故我在——从新闻出版署又禁新书说起》。
    
    文中说，这个最新的禁书名单被披露后，不夸张地说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反响。对于那些了解中国的人，这个新闻会引起他们的感叹：这个国家在这些事情上怎么还是一点都没变？对于那些不了解中国但听说中国正在崛起的人，这个新闻是对“和平崛起”这四个字打上的一个大大的问号：一个连本民族的作家和书籍都不能善待的国度，又怎么可能在“崛起”之后被“和平”缚住手脚呢？
    
    这个禁书令之所以特别令人吃惊，是因为当今中国有两句最时髦的最的意识形态口号。一是“和谐”，有胡总书记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倡；另一是“说真话”，这是温总理前不久在参加作家协会大会时语重心长地提出的，好像中国的作家从来就不懂说真话，不会说真话，现在要党来培养。如果说胡总书记“和谐”论的潜台词是承认中国社会不和谐，那么这份最新的禁书目录就是一个注释；如果温总理苦口婆心劝中国作家说真话，那么这份禁书目录就是给他脸上的一记响亮耳光。到底是中国作家不会说真话，还是他们不被允许说某些真话呢？
    
    新闻出版署禁书的权力无疑是中共最高层授予的，但禁什么书，何时禁，禁多少，这些可以相信完全是这个衙门里的判官根据自己的好恶和猜测上面的旨意来掌握的。此外，人们不要忘记，任何官僚机构都有维持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本能，为此哪怕无事也要生非。新闻出版署的本职工作就是审查书稿和新闻，所以隔三差五就要枪毙一批新闻，禁掉一批书稿，否则就成了尸位素餐，这个机构存在的必要性就有疑问了。
    
    ▲学者赵诚发表文章《邬书林到底在干些什么？》。
    
    他写道，章诒和先生以命相拼，发出抗议，维护自己基本的公民权利——言论权和出版权。沙叶新等众多人士著文声援，互联网上网民们讨论之热，可能出乎邬书林们意料。国内某大网站上关于沙叶新支持章诒和声明的贴子，一天之内跟贴达38页，绝大多数人表达了对章诒和的支持，其中不少人重复了一句话：“都什么时候了，还干这事？！”这说明，一部分中国人的心灵开始复苏，公民意识已经觉醒，对世界文明潮流的认同势不可挡。章诒和的抗议如同一记重锤，击响了中国公民护宪维权的锣鼓。今后，再有官员做出暗杀的脏活，受害者就要用天下公义和宪法准则来衡量，并将行使依法诉究的权利！这就是中国的希望！
    
    ▲异议作家余杰发表文章《公审邬书林为期不远》。
    
    文章说，此次邬书林高调禁书，也表明胡锦涛在牢牢掌控了权力之后，不再像萨斯事件中那样需要民意支持，也不想继续扮演“披着羊皮的狼”的角色，而彻底暴露出其毛派法西斯主义者的狰狞面目来。当然，以胡锦涛唯唯诺诺、左右逢源的性格，即便干坏事也无法干得像希特勒和毛泽东那样彻底、那样疯狂。另一方面，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成为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中无法孤立的一部分，公民社会也正在蓬勃成长，胡锦涛即便梦想充当“大独裁者”，也缺乏昔日的社会土壤。此次禁书行为便是一典型个案：尽管邬书林磨刀霍霍、言辞凌厉，此禁令却难以像毛泽东时代那样畅通无阻、雷厉风行。禁书命令发布数日之后，许多书店中仍然在热卖禁令名单上的大部分书籍。而且有了邬书林这一免费的广告代言人，各种盗版更是如潮水般地席卷神州大地。在互联网时代，中共已经无法全面达成对信息的封锁和控制，邬书林狂妄和背谬的言论迅速被曝光于网络之上。一时间，这名高级官员成为中共统治阶层中最为臭名昭著的人物，说“千夫所指”亦不过分。
    
    古往今来，若干禁书者留下的都是千古骂名，若干被禁者留下的却都是千古美名，满清一朝不惜以血腥的文字狱作为依靠来强化禁书工作的历史，不仅导致许多文人和百姓家破人亡，而且成为中华民族深重的灾难。中共政权则将中国的禁书传统推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中共掌权的半个多世纪以来，文化艺术浩劫重重，文学艺术家断头流血，中共摧毁各种文明成果的罪行可谓罄竹难书。

芦笛：儒学竟然成了文盲渊薮──从于丹教授闹的笑话说起
(博讯2007年1月26日 来稿)

    芦笛
    
     一、于丹教授讲《论语》刚才看见网人转贴的《于丹〈论语〉心得（节选）》，拷贝如下：     
    “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天地给予我们的力量。什么叫天人合一？就是人在自然中的和谐。    
    我们努力创建和谐社会，而真正的和谐是什么?    
    它决不仅仅是一个小区邻里间的和谐，也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还一定包括大地上万物和谐而快乐地共同成长；人对自然万物，有一种敬畏，有一种顺应，有一种默契。    
    这是一种力量，我们如果学会了提取锻造这种力量，我们就能够获得孔夫子那样的心胸。    
    我们看到，孔夫子的态度非常平和，而他的内心却十分庄严。因为其中有一种强大的力量，那是信念的力量。孔夫子是一个特别讲究信念的人。    
    他的学生子贡问，一个国家要想安定，政治平稳，需要哪几条呢？这个故事在《论语》里叫做‘子贡问政’。    
    孔子的回答很简单，只有三条：足兵，足食，民信之矣。    
    第一，国家机器要强大，必须得有足够的兵力做保障。    
    第二，要有足够的粮食，老百姓能够丰衣足食。    
    第三，老百姓要对国家有信仰。    
    这个学生矫情，说三条太多了。如果必须去掉一条，您说先去什么?    
    孔夫子说：‘去兵。’咱就不要这种武力保障了。    
    子贡又问，如果还要去掉一个，您说要去掉哪个？    
    孔夫子非常认真地告诉他：‘去食。’我们宁肯不吃饭了。    
    接著他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没有粮食无非就是一死，从古而今谁不死啊？所以死亡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国民对这个国家失去信仰以后的崩溃和涣散。    
    物质意义上的幸福生活，它仅仅是一个指标；而真正从内心感到安定和对于政权的认可，则来自于信仰。    
    这就是孔夫子的一种政治理念，他认为信仰的力量足以把一个国家凝聚起来。”    
    所以，据于教授，原来儒家“五常”的“仁义礼智信”的“信”就是今日的“信念”、“信仰”，而“取信于民”其实是“让人民建立信仰”的意思！    
    于教授此论，足证所谓“儒学”今日竟然成了文盲渊薮。不管腹中如何空空，只要打出“弘扬国学”的大旗来，便能大做无本生意，扬名立万，甚而至于成了名教授，通过现代媒介给全国亿万青少年开课。这种特殊国情，凸显了为大大小小的伪知识分子们疗愚的紧迫需要。    
    本人才疏学浅，更于国学不过是个票友，连三脚猫都算不上，只能算个十分之一脚猫。如果不是网上出了东海一枭先生那种“21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和于丹这种名教授，原是绝对轮不到我献丑的。是这些同志的表演，使得我这位缺乏自信的同志想起了Ｑ爷的教导：“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以及据传是敬爱的叛徒内奸工贼刘主席在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的怒斥：“与其你篡党，不如我篡党！”的确，有如让全文盲们误人子弟，不如让我这半文盲把一得之见写出来。最近我正在整理旧作，因把过去的几篇有关文字拼在一起贴出来，供有志于学习国学的后生参考。错漏当然难免，尚祈方家赐教。    
    
    二、关于“大同世界”的争论     
    “大同”之说始出《礼记·礼运》：    
    “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焉，而有志焉。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
    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
    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
    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据现代学者考证，《礼记》乃是子思（孔子之孙）的学生和战国时代儒家的作品。在我看来，这段话很可能是战国儒家伪托的，并非孔子语录。    
    首先，此话的风格不像。读过《四书》的人都知道，孔子和战国诸子风格迥异，无论谈论什么都是寥寥数语。哪怕是弟子追问，他也只作点简要的补充说明。于丹教授讲解的《子贡问政》就是典型范例。总之，孔子不知论证，更不展开作大段阐述，其教导很像后世游行口号或中央首长批示。但上引“语录”根本不是他的一贯风格，却具有鲜明的战国雄辩时尚。    
    更可疑的是，孟子多次论述过井田制的政经改革理想，其理想与“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颇有相通处，但孟子却从未引用这段语录作为有力论据。    
    最可疑的还是，孔子“述而不作”，没留下什么著作，其教导都是弟子记录下来的，而他们只会写“子曰”（也就是“师父说”），决不会写“孔子曰”。这一是出自学生的本能习惯，二是当时除孔子外根本也就没有什么别的“子”，跟战国时代是两回事。那时诸子蜂起，若不注明“Ｘ子”就可能造成混乱。如果某学派（例如墨家）提到自己的师父，为与别家的“子”相区别，就加个“子”在前头（如“子墨子”，那意思是“师父墨子” ）。但经典中从来见不到“子孔子”一语，那原因很简单：只有孔子的弟子才有资格这么说，而孔子时代根本没有与别家的“子”相区分的必要，用个“子曰”就够了，不会引起误解。战国时代的儒家也不会说“子孔子”，因为他们不是孔子的弟子，没这个资格，只会说“孔子”，孟子就是这么说的。    
    因此，窃以为那段语录很可能是孟子之后的战国儒生伪托的。    
    但后儒就是把它当成了孔子语录而信之不疑，所以，无论孔子是否真说过这话，它确实是儒家的理想境界。它描写的景象与所谓“共产主义社会”颇有貌似之处，最醒目的表象，乃是它似乎描绘了一个公有制社会，无怪乎中共一直作此解读。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什么：“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但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实现大同的道路。”据说，因为“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人这才找到了实现大同的办法。58年“大跃进”，毛试图在农村试验这一套，最后闹得哀鸿遍野。    
    但我本人的理解却和这流行图象不一样，在《“太平盛世”危言》中，我说：
    
    “什么叫‘太平盛世’？我早在旧作中指出过了，儒家老祖宗这个
    概念，跟现代人理解的完全不同，与物质繁荣其实无关，指的是理
    想的‘和谐社会’，也就是所谓‘大同世界’。在这种社会中君王
    节用爱民，父慈子孝，主仁奴忠，夫唱妇随。漫说矛盾冲突，就连
    意见分歧都没有。放眼望去，但见到处都是‘同’而没有‘异’，
    也就是后世伟大领袖描绘的‘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部署，统
    一指挥，统一行动’。”    
    此文贴出后备受当代大儒东海一枭的嘲笑，他引用后世伪托的“小康”“大同”阶段论来驳我还不说，还要说孔子提倡“君子和而不同”。在他看来，那当然也就是多元化的民主自由。所以，我此说完全是强奸古人。    
    的确，我这诠释和传统模糊理解颇不相同。不过，但凡好学深思者，看了上面那段语录后，必然会产生一个最自然不过的疑问：这“大同”究竟“同”在何处？那语录根本就没有解释这个问题，连对“同”字的解释都没有。    
    这就是我在70年代地下读书运动中产生的疑问。我当时想：孔子真如我党所言，主张废除私有制么？那时虽然无知，却早就读过《四书》，大致知道孔子的政治主张，知道他最强调的就是等级身份，却又怎么会去鼓吹大众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平等？这不是自相矛盾么？但如果那“同”不是“平等”、“共同享有财产”的意思，又当作何解？    
    带著这疑问，我仔细看了《四书》，在《大学》中看到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具体操作内容介绍：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
    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
    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
    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
    朱熹对此的解释是：    
    “老老，所谓老吾老也。兴，谓有所感发而兴起也。孤者，幼而无父
    之称。絜，度也。矩，所以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于影响，
    所谓家齐而国治也。亦可以见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获矣。
    是以君子必当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间各得分愿，则上下四
    旁均齐方正，而天下平矣。……如不欲上之无礼于我，则必以此度下
    之心，而亦不敢以此无礼使之。不欲下之不忠于我，则必以此度上之
    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于前后左右，无不皆然，则身之所处，
    上下、四旁、长短、广狭，彼此如一，而无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兴
    起焉者，又岂有一夫之不获哉。所操者约，而所及者广，此平天下之
    要道也。”    
    他生怕读者不明白，后来又进一步强调：    
    “此章之义，务在与民同好恶而不专其利，皆推广絜矩之意也。能如
    是，则亲贤乐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所以，在他看来，平天下的关键在于全民实现道德、伦理、感情上的同一取向。所谓君王“与民同好恶”，其实就是具有同一价值观以及由此决定的同一行为规范。如果“君子”们用对待自己和对待亲人的方式去对待其他人，不要自私自利，好让不争，严守本分，则纷争自然止息，君王节用爱民，父慈子孝，主仁奴忠，夫唱妇随，太平盛世也就出现了。    
    这难道不是本节开头所引语录描绘的那个“大同世界”？“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说的不就是道德和感情上的取向同一么？因此，所谓“大同”，其实跟生产力没什么相干，主要是因社会成员达到了同一行为标准与道德规范，建立了无比和谐的人际关系的结果。    
    以此解读去《论语》中求证，完全符合孔子的基本思想，这儿随便举几句：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
    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
    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
    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
    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由此观之，那段语录虽然很可能是战国儒家伪托的，但伪造者确实掌握了孔子思想，不是后世东海一枭或于丹教授那种谬托徒孙。其实，小说《镜花缘》里虚构的“君子国”、“大人国”就是中国式的理想社会的具体蓝图。它和“共产主义社会”什么相干都没有。    
    
    三、面目同一、肚肠各别的“同”    
    那么，为何东海一枭会“下士闻道，大笑之”？窃以为，这正好暴露了国人学习国学经典的最常遇到的陷阱，很有典型示教作用，而这就是我写这篇文字的初衷。    
    东海比较迟钝，对逻辑思维一无所知，更丝毫不知治学为何物，这才会在笑话他人“强奸儒教”时，竟然想不到那个是人都会想到的最简单的问题：既然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可见“同”不是君子的行为规范，那他为什么还要把“大同”当成理想境界？    
    更可笑的是，他竟然就想不到先去弄明白那些中心概念的涵义到底是什么。如果他想到这点，随便去查一下《论语》里“同”这个字，立即便会堕入五里雾中，最突出的就是这两段语录：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道不同，不相为谋。”    
    这不是互相矛盾么？第一句认为“求同”乃是小人而非君子干的事，第二句又主张君子寻求同道，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到底这“同”是好还是不好？而且，如果将那“同”字当成现代人理解的“同意”、“意见一致”的意思，“小人同而不和”就根本无法理解：小人之间没有什么意见分歧，却毫无和平可言，这到底算是什么昏话？    
    如果再加上其他例子，这“同”就更莫名其妙了：    
    “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    
    任何一个天资足够的人看古书，迟早都会发现这问题，古人自不例外，所以程子才会说：    
    “凡看文字，须先晓其文义，然后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晓文义而见意者也。”    
    其实只要不是蠢如东海牧猪竖，折腾到这个份儿上，应该早就明白了上面那些“同”字根本不是同一概念，唯一的同一之处就是那个字的模样，但内涵根本不一样。    
    其实朱熹早就把“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同”字解释明白了，他说：“同者，有阿比之意”，用成语来说就是“朋比为奸”。所谓“比”乃是出于私心拉帮结派，亦即所谓“偏党”。孔子很讨厌这种作法，有次人家责备他违背了“君子不党”的原则，他还赶快认错。    
    据此，原话的意思其实是“君子礼让不争，但并不结党营私，而小人虽结党营私，却争权夺利”。作此理解，则文义圆满自洽。证之以整部《论语》，这理解完全成立，类似的意思孔子几次重复过：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可见这的确是正解。这“和而不同”乃是孔子提出的个人行为准则，与他以礼乐统一臣民思想言行的政治理想毫不矛盾。只有东海才会以为那“和而不同”便是“具有孔教特色的民主”。    
    所以，“君子和而不同”的“同”，跟“大同世界”的“同”，什么相干都没有，只有无知浅学、断章取义之辈，才会仅仅因为看见是同一个字，就以为说的是同一回事，班门弄斧，自暴其短，贻笑于大方之家。    
    
    四、 “圣之时者”的绝大笑话    
    
    我多次指出，孔子乃是专制理论的发明人，等级制度的死硬维护者，其基本精神与现代民主南辕北辙。东海先生不同意，吹嘘孔子“与时俱进” ，所以当然孔教也能“与时俱进”，不会形成中国民主化的文化障碍。如此严重的立论，根据却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孟子曾说老孔是“圣之时者”。    
    可惜这只暴露了这位21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东海自诩）连该怎么思维都没摸到边。凡是受过正规初中教育的学童都该知道，这儿要澄清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那“圣之时者”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指圣人的为人处世，还是指他的政治主张？这完全是两回事。就算孔子本人为人处世通权达变，也不等于他在政治上也主张通权达变，就算他的著作真的通权达变，也不等于后来才形成的儒教教义通权达变（其实使得儒教变成事实国教的“教父”董仲舒的著名主张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更何况用孟子这话来证明孔教不会成为中国文明化的障碍，完全是愚蠢而暴烈地强奸老孟。    
    孟子的原话是：“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    
    老孟这儿是将孔子与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个儒家供奉的圣人相比较而作出的结论。他认为伯夷是清高的圣人，伊尹是负责任的圣人，而柳下惠是中和的圣人，而孔子则是集这些圣人大成的通权达变者。如果处在伯夷的位置，他一样会清高；处于伊尹的位置，他一样会对天下负起责任；处于柳下惠的位置，他也一样会态度中和。他是那种从智力判断开始，以德的成就告终的有始有终者，其道一以贯之，就像用金属铸的大钟发出的响声引起玉磬的共鸣一样。钟声是乐道之始，共鸣是乐道之终。    
    谁都能看出，孟子这儿说的完全是老孔的人生态度，并非他的学说性质。宋儒对此倒是完全理解了，例如程子就说：    
    “孟子曰：‘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圣之时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    
    这意思是说，可以做官就做，应该去职就去，可以长做就长做，应该短做就短做。这就是《易经》的道理，而孟子就最懂这道理。    
    朱熹也没有误解，解释说：    
    “此言孔子集三圣之事，而为一大圣之事；犹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成者，乐之一终，《书》所谓‘箫《韶》九成’是也。”    
    这意思是说，孔子把三位圣人的行为合起来，达到了一个大圣人的成就（儒家的“三位一体”，嘿嘿），这就跟奏乐一样，把众音的小成集为大成，而所谓“成”就是乐曲终止。《书经》说的“箫《韶》九成”就是“九终”的意思。    
    因此，“孔子圣之时者”，翻译成难听的大白话，就是孔子其实是个老滑头，虽然大唱无比迂阔的道德高调，但自己为人处世则知道审时度势，能做官就做，能做多久就做多久，不能做就拉倒，决不像后代那些听信了他的教唆的忠臣孝子那样傻傻地搞“文死谏”，断送了卿卿性命。    
    这理解可以从《论语》、《春秋》或其他典籍中找到大量证据，例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等等，可见孔子非常精通活命哲学。    
    不仅如此，孔子甚至还精通怎么逃避道德责任。例如他虽然为了维护君臣大义，维持了“赵盾弑君”的冤狱，但在感情上还是同情赵盾的，这才会说：    
    “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在老孔看来，老赵若逃出晋国国境去，就没有道德责任，也就不会背上弑君的黑锅了。他没有这么做，真可惜！圣人这不是教人逃避道德责任么？谁都想得出来，如果孔子这位“圣之时者”遇到这种事，肯定是逃之夭夭。既不敢违反君臣大义，支持赵穿弑君，又不敢维护君臣大义，要求赵盾讨伐弑君犯赵穿，能做的事就是逃出国境去回避这道德难题。至于百姓臣子们如何在暴君下受罪，他是根本不管的！    
    由此可见，所谓“孔子圣之时者”，并不是说他的政治主张有什么灵活性或随时代改造的可能，也不是鲁迅穿凿的“摩登圣人”的意思，而是“孔子是个极度善于明哲保身的圣人”。    
    误解还不止此。从孟子那段语录中传下了两个成语，一曰“集大成”，二曰“金声玉振”，都是现代汉语的常见成语。但现代人的理解和原意完全不同，“集大成”的“成”字，原义指的乃是乐曲的休止符，孟子借用这音乐术语赞扬孔子，强调的是传承始终关系，根本也就不是后人理解的“成就”的意思。    
    那“金声玉振”更容易引起误解，现代人常以为那是用玉杵去敲击金子作的打击乐器，却不知道古文中的“金”含义极度模糊混乱，既可以泛指金属（亦即古人知道的五金），又可以指金银（所谓黄金和白金），而此处指的其实是铜铸的大钟发出的钟声引起了玉磬的共振。    
    
    五、国学的先天缺陷构成的陷阱    
    上举例子最明显地暴露了古汉语的三大缺陷，都是我在旧作中反复指出过的。    
    第一大缺陷是古人擅长的是以模糊语言进行的模糊思维。不仅思维方式非常粗糙，毫无精细明确准确可言，而且使用的文字工具也一塌糊涂。由此便导致一种奇特荒谬的现象：同一个字，不但在不同学派嘴里说出来涵义完全不同，就连在同一作者笔下，在不同场合使用时那涵义也完全不一样。上述“同”字涵义完全不同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它完全成了个游走不定的东西，根本没有统一界定，到底在某人嘴里、某个场合是什么意思，得逐个分别界定之，绝不能偷懒。    
    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那“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论点。我党一贯强奸古人，硬把它说成是愚民政策，但我在掌握了孔孟基本思想之后便发现那其实是曲解，人家不是主张愚民，而是指出百姓没有悟道的主观能力这个客观事实。我曾在旧作里讨论了这个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之。    
    第二是如费正清指出的：汉字沿用了几千年，一直是单音节语言，每个字就是一个概念，这样传下来，便成了一种“洋葱状”的层层积淀，每个层面的意思都不一样。而现代人最常见的错误，就是用今天的字义去理解古文中的同一个字。    
    我上初三时，语文课里有一篇《方腊起义》，记述了方腊为煽动大众造反作的演说，其中有一句“天下国家，本同一理”。我们那语文老师胸无点墨，竟然断为“天下和国家的道理是一样的”。她根本不知道，方腊这句话，反映的乃是儒家的家族社会观。儒家从来认为“家──国──天下”是根据同一原则组成的，后者是前者的放大。所以，这儿断句应该是“天下、国、家，本同一理”。那教师犯此错误，乃是用今日“国家”这个词汇去理解古文中的“国与家”，正如许多现代人用如今的“妻子”的概念去理解古人的“妻子”一样，不知道后者乃是“老婆孩子”。    
    东海闹的就是这种笑话──他以为“和而不同”的“和”与“同”字都是今天的意思。其实光是要讲孔教的“和”概念，恐怕就得写本专著。那“和”其实最先是音乐里出来的，跟烹调也很有相干。孔子多才多艺，不但深通音乐，而且是个美食家。他从音乐和烹调里悟出了“宇宙运行规律”，得出了“和”的模糊不清概念，再莫名其妙地附会到伦理学与政治学中去，由此形成了一个边际模糊，内容庞杂，极度难以界定的“概念群”，或曰“概念集合”。    
    于丹教授这次爆笑海内外也是跌进了同一陷阱，她用现代词语“信念”、“信仰”去理解儒家讲的“信”，却不知道现代的“信念”、“信仰”在儒家典籍里根本就找不到等价物──那阵子的人虽然也有信仰，但不知道抽象出这个概念来。《易系辞》中对“信”的解释是“人之所助者信也”，而《左传》中有“守命共时之谓信”。那个时代的“信”字还有多重涵义，但都和“信仰”、“信念”没什么相干，其实这俩现代词乃是近代才造出来的。    
    上面已经说过，“信”是儒家的中心概念之一，后来董仲舒将其归入所谓“五常”。那意思和今日的“信义”、“信誉”差不多，跟“信仰”、“信念”风马牛不相及。其实民间至今还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汇，如责备某人“失信”就是用原意。    
    于教授讲解的那段话本来简单到绝不该出错，如同傻瓜相机一般idiot-proof。“足兵；足食；民信之矣”，前两句根本不用解释学生也能懂，“民信之矣”的“之”指代的是国君（或其他级别的统治者，下同），意思是“百姓信任国君”。“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其实是说国君宁肯死也不能失信于民。如果国君在百姓中信誉扫地，则立国就根本没有指望。这是对国君的要求，与百姓建立信仰有什么相干？    
    当然这也算不了什么。前段时间见到有人在网上慨叹“野合”生出来的伟人很多，让我忍俊不禁。这错误我也犯过，青少年时代读《史记》，见到孔子是“野合而生”，没查典籍便认定是《聊斋》说的“野合”，以为孔子是他爹他妈在野外苟合生出来的。这错误理解就此生根，直到几十年后上网露了此怯，立刻被某芦敌抓住无情嘲笑，这才赶快去查了一下，发现古代的“野合”和如今根本不是一个意思，于是无论怎样难堪，只好当众认错。    
    按《史记索引》：“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征在少，非当壮室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故论语云‘野哉由也’，又‘先进于礼乐，野人也’，皆言野者是不合礼仪耳。”     
    这意思是，孔子他爹叔梁纥娶他娘时乃是老夫少妻，不合古礼，所以称之为“野”。“野”就是不合礼仪的意思，“野合”乃是“不符礼仪的婚姻”，并不是如今罗曼蒂克的野外交合。    
    第三大缺陷乃是古人没有抽象思维能力，不知道总结制订语法，连语法的观念都没有。语法是后来西学东渐的结果。于是老祖宗留给咱们的便是千疮百孔的文字。    
    在西语中，不同性质的词汇形式一般都不相同，形容词有形容词的形式，动词有动词的形式，名词有名词的形式，从外表上一看即知。英文算是最不严密的，但也只有小部分动词和名词具有相同形式，形容词与动词或名词在形式上是明确分开的。不幸的是中文不讲这套。现代中文还由先贤尽可能作了点人为区分，古文里这问题就更严重了，所有的古代字书都不知道作词性区分。初学者若不知道这个陷阱，就注定只会变成东海一木鸟，与他的至圣先师“木铎”先后辉映。    
    没有标点符号使得古文这缺陷更加严重，例如“怪力乱神”，点为“怪、力、乱、神”和“怪力、乱神”，意思根本就不一样。    
    
    六、如何避开陷阱，钻出迷宫？    
    在我看来，上述三大缺陷，构成了东西学最大的区别：西方思想家使用的是单一的、清晰界定的概念，而中国古代思想家使用的则是一堆模糊概念的集合。    
    打个不确切的比方：西方思想家使用的“部队”分工明确，标志清晰，你一看某个概念，就知道它到底是海军、空军还是陆军，如果是陆军，那到底是炮兵、步兵、还是坦克兵。但在中国古籍里就从无这种好事，穿着同一衣服的人，既可以是海军、空军也可以是陆军，既可以是炮兵、步兵，也可以是坦克兵。到底是什么人，你得去具体地逐个破案，决不能以为穿着同样制服就是同一兵种。    
    怎么个破案法？古人不懂逻辑思维，所以只能在词义学里掏摸，这就是程子为何强调先得明白字义。但哪怕你把《说文解字》、《辞海》一类辞书背得烂熟，也不见得能解决这问题。那原因很简单：你就算记住了所有“和”、“同”的字义，又如何确定在某处出现的“和”字和“同”字是哪个意思？    
    我个人的体会是三条：第一，用西式清晰思维去整理国故，将某个中心概念群如“仁”、“中庸”、“中和”等包含的许多子概念条理出来。第二，在判定具体字义时，必须根据上下文，特别是根据作者的一贯思想去作出判断。第三，尽可能使用现代语法知识去帮助判定，并在判定字义之后，再度通读全书，验证自己的理解是否成立。    
    上文其实已经说了我判定“大同”的过程，聪明颖悟的读者至此应该悟出那基本步骤是怎么在这个具体例子里体现出来的，需要补充的就是如何利用现代语法知识去帮助判定这一点。    
    其实从上述例子可以推出一个粗糙的规律：明确词性对确定“同”的意思很有帮助。如果词性不同，则那涵义多半不同。例如“和而不同”的“同”是动词，而“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道不同，不相为谋” 与“鸟兽不可与同群”的“同”是形容词，后儒伪托的“大同”的“同”字则是专有名词，涵义一定非常复杂，与用作形容词的“同”不可能是一回事。用作形容词的“同”在很多情况下与今天的“相同”、“同一”、“一致”往往是一个意思。而“君子和而不同”的“同”字则是动词，那意思与用作形容词或名词的“同”不可能同义，只有东海牧猪奴才会把它们混起来。    
    类似地，如果于丹教授有点语法知识，就能看出孔子那话乃是对统治者的要求，主语是统治者而不是人民，那也就不至于把“民无信不立”的“不立”看成是“民”的谓语。当然，这说起来也情有可原，还得怪古文太原始破烂。如果于教授的至圣先师有点清晰表达能力，把那话说成：“足兵；足食；使民信之。”“自古皆有死，然民无信于君则国不立”，那么两千年后的于教授或许能免了出丑也未可知。    
    还要强调的是，一定要通读全书，把握作者的整体思想，如诸葛亮读书一般“观其大略”，此乃避免强奸古人的关键的关键。前文已经说过，我之所以发现“大同并非共产社会”的问题，主要是我此前已经看过《四书》，对孔孟的总体思想有了个大致认识，觉得那解释与他们的基本思想矛盾，这才会去琢磨“同”的涵义到底是什么。    
    类似地，若不明白孔子的基本思想，你就连他使用的中心概念“君子”、“小人”都不明白是什么玩意。谓予不信，请看下列三类“君子”与“小人”：    
    第一类：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第二类：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    
    “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    
    第三类：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君子上达，小人下达”    
    除了不懂装懂的东海牧猪竖，有点国学粗浅常识的同志大概都看得出来，这儿三类列举的“君子”和“小人”不是一回事，它们其实就是我上面说过的“模糊概念群”或“模糊概念集合”，在不同场合意义不一样。    
    老孔因为是原始人，脑袋自然比不得现代人的精细明确。他使用的“君子”和“小人”的概念，其实是一个模模糊糊的“上等人”与“下等人”的原始分野。问题是他不懂逻辑分类，所以那区分“上等”与“下等”的标准完全是游走的，一会儿是道德上的，一会儿是社会地位上的，一会儿又是智力上的，有时就兼而有之，所有的意思都带上了点。    
    上例中，第一类指的是道德上的上等人和下等人。第二类指的是社会地位决定的上等人和下等人，第三类则兼而有之，社会地位、道德乃至智力都带上了点。所以，要明确具体何所指，还得在熟读全书，掌握了这老东西的基本思想后才能准确判断。    
    不掌握整体思想，光是断章取义，根据一段话甚至一句话就去凭空穿凿原意，遗害无穷。用朱可夫的话来说，这么做可以用圣经的话去反对上帝。几年前，我曾目击这种“用圣经反对上帝” 的鲜活表演。某位先生曾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断错了，应该点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因此，据他发现，老子其实是“屠民治国”论的发明人。    
    这就是不顾整体思想断章取义跌入陷阱的最生动例子。对老庄学说总体思想有所认识的人根本就不可能犯这种低级错误。他们知道，老子非但没有主张屠民治国，而且那话乃是告诫统治者，光杀人是没用的。根本办法是让民众知道怕死，刑法也才会有震慑作用。而他提出来的 “使民常畏死”的一个措施就是“小国寡民”：人口少了，人命自然也就贵重了，民众也就会知道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至于轻易冒死犯险了。这主张哪怕是今天来看都相当有道理，不容否认，中国人轻贱人命，跟中国人口众多确实有点关系。    
    又如马悲鸣曾在“研究”了《大学》中给出的著名的“修齐治平”公式之后，写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宣布了惊人发现：    
    “我们从第四、五两句看，互为顺逆的排列顺序是这样的: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但最后的结论却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而
    ‘修身’在这八个层次中处于左五右四的位置，正好是中间偏右。怎么能
    算是根本呢？根本应该是‘格物致知’才对。     
    格物是为了做事，修身是为了做人。格物使人聪明，修身使人善良。

    儒家和一切宗教一样，都是教人向善的，也就是说善良比聪明更重要。但
    按照这部儒家经典的排列却分明是做事比做人更根本，当然聪明比善良更
    重要。可笑的是这部经典给出这个排列之后，再自己给出个与这前提排列
    并不一致的结论。历代的太学生们就此走错了路。 ”     
    马在此一举犯了两个最常见的错误，第一是没有把握总体思想断章取义，第二是用现代字义去穿凿古代字义。第一个错误使得他忽略了人家开宗明义的话：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这意思是：大人之学的要旨，在于启明个人先天具有的“明德”，在于自我更新（此按程子解，他认为“亲民”是“新民”），在于到达至善的境界。    
    所以，人家一开头就说明那是为了通过个人修练到达“至善”的理想境界，从而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当然“修身”就成了根本，此前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不过是“修身”的步骤而已，怎么可能是什么根本问题？这正如锻炼是改善身体健康的必需步骤，但根本问题是改善健康，不是锻炼。    
    他犯的第二个错误是不知道古人的“知”不是现代的“知识”，而是“良知”，属于道德范畴，并非什么科学文化知识。因此，“致知”说的乃是“致良知”，当然是“诚意”、“正心”的序曲。    
    这两个错误导致他闹出了“格物致知是为了增长知识，为了做事”的笑话，还反过来嘲笑古人：“可笑的是这部经典给出这个排列之后，再自己给出个与这前提排列并不一致的结论。历代的太学生们就此走错了路”！    
    照他那种歪解，如果“格物致知”真是为了增益智力和知识，是为了做事，那不但无法引出后来的“诚意、正心、修身”诸环节，而且“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止于至善”就根本无法理解了。世上只有他那种浑家，也才会闹出这种惊天动地的笑话来。     
    从这些例子中不难看出，避开模糊思维和模糊语言的陷阱的最根本途径，还是通读全书，观其大略，掌握总体思想，切忌抓住片言只语，以现代思想和现代观念去强奸古人。    
    希望这些心得能对有志于学习国学的同志有所帮助。至于东海一枭和马悲鸣我则丝毫不抱幻想。人老孔早就说了，他们那类同志不可大受，只可小知。
    
    2007年1月23日集大成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刘晓波：《单刃毒剑》 核讹诈的爱国主义
(博讯2007年1月28日 转载)          第二部分：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大陆媒体如何抹黑美国
冷血而野蛮的反美情绪
七 核讹诈的爱国主义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等媒体报道，7月14日，中国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朱成虎少将在回答驻香港的外国记者“如果美国介入台海战争，中国将如何反应？”这一问题时，以流利的英语回答：“如果美国用导弹和制导武器攻击中国领土，我想我们只能用核武器来反击”；“所谓中国领土，包含使用中国解放军所属战舰及战机”；“如果美国有心干预”，“我们也有决心做出反应，中国人已做好西安以东城市全数遭到摧毁的准备”；“当然，美国也必须做好准备，美国西岸一百多个或二百多个、甚至更多的城市可能被中国摧毁。”
    朱的核威慑言论一出，不仅引起世界舆论的巨大负面反应，即便在黑箱中国封锁此言论的情况下，网络上仍然有比较热烈的讨论，一些极端民族主义者照例叫好，而另一些网友则批判这种疯狂而冷血的叫嚣。对朱成虎的以下言论尤为反感：“准备让西安以东的所有城市被摧毁。当然，美国人将必须准备好数以百计，或两百个，甚至更多的城市被中国人夷为平地。”
    
    有网友马上计算出，如果中国真的准备牺牲“西安以东”与美国打核战，那么中国将遭遇灭顶之灾，西安以东的地域与人口，包括东北、华北、华东和华南的21个省、市、自治区，人口10亿，占全中国13亿人的四分之三。还不算整个台湾及二千三百万台湾人的生命。
    
    据西方媒体报道，发自中共军方的这类威胁性言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它是中共鹰派的一贯观点。中共军事科学院教授、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第二研究室主任罗援大校，早就有过此类表示；更高军衔的有中共副总参谋长熊光楷上将，他在1995年曾对当时的美国助理国防部长傅立民表示，美国人应当“关心洛杉矶，胜过关心台北”，言外之意，美国如果过于关心台北，那么美国本土很可能遭到我们的核打击。
    
    人们当然也记得，1998年，两名解放军的校级军官合写了一本《超限战》，书中的主题就是不择手段地对付美国，包括破坏银行体系与股市的经济战、以非法毒品打击社会稳定的药物战、操弄舆情来瘫痪敌人意志的心理与媒体战、运用国际组织来遏阻敌人的国际法战、以及控制重要天然资源的能源战等。9·11后，鼓吹对美国的“超限战”，再次风靡于大陆的网络。
    
    好在，中共官员并非个个都是朱成虎，文官的看法与军人的看法也不尽相同；即便同为将军级军人，刘亚洲的放言与朱成虎的狂言也有很大的区别。
    
    比如，据中新社报道，就在朱成虎的狂言引发国内外的激烈反弹之际，曾任中共驻法国大使、现任中共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7月24日在受邀为全国青联全委会的委员会们作国际形势报告时表示，看到有的媒体宣扬“中国外交韬光养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感到十分担心：他认为，一个国家在和平崛起的时候容易产生狭隘的民族主义。所以他告诫说：“这时候理智很重要”，在和平时代，必须坚定地奉行“共赢、睦邻、安邻、富邻”的国际主义精神。
    
    也就是说，现在的中共政权，尽管还不具有善待百姓的为政之德，但起码还具有计算成本和收益的理智，即便是基于保住政权和权贵们自身利益的考虑，中共现政权也决不会因台湾问题而与美国摊派。毋宁说，中共现政权的对美外交，仍然处在对内言辞和对外现实的分裂之中，奉行对内灌输仇美意识而对外力保稳定的中美关系。君不见，反分裂法之后，胡温政权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压力下，反而迅速安排了国共领袖的北京会面；朱成虎狂言之后，中共外交部也公开强调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方针不会改变；胡锦涛访美之前，又是调整外汇政策，又是花五十亿美元的巨资购买40架波音。
    
    朱的核恫吓言论，主要是针对美国而发，用不惜打核大战来显示统一的决心，来阻吓美国协防台湾。但我以为，他的言论不仅是针对台湾问题，也不仅是代表了中共“鹰派”的立场，而且是中共的一贯狂妄思维，其鼻祖就是毛泽东。再往深里追溯，这是所有极权者的共同狂妄逻辑。
    
    回顾冷战时期的历史，无论是前苏联还是红色中国，所有极权者都有一种穷横本性，无一不对世界进行核讹诈和战争恫吓。是共产极权挑起了韩战和越战，是赫鲁晓夫与卡斯特罗一起挑起了古巴导弹危机。赫鲁晓夫曾声言：过不了多久，我们苏联就能像生产香肠一样地制造火箭。他还不分场合地进行核讹诈，比如，他在英国首相艾登家中作客，当宾主在暖烘烘的壁炉前入座后，赫鲁晓夫突然对艾登说：“你知道摧毁你们这几个小岛需要几个核弹头吗？三个。只要三个。” 还是冷战时期，前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也曾对意大利进行核恫吓，他访问罗马时故意向意大利政要提起古城庞贝毁于火山喷发，暗示罗马城也可能毁于新的火山喷发——核爆炸。
    现在，长期陷于经济危机且在国际上极为孤立的北韩，屡屡冒天下之大不韪，用穷横的核讹诈威胁国际社会，以便在与美国的较力中开出更高的要价。就在7月26日重开六方会谈的前不久，朝鲜高官也声言：“我们可以打倒美国的任何地方。”
    
    再看中共的穷横逻辑。毛泽东声称：中国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这意味着极权者也是彻底的狂妄主义，头上无星空，心中无神圣，周围无法律，一向无所畏惧。用毛的话说就是：共产党人连死都不怕，害怕困难吗！文革时期，全国沉浸在“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狂热之中。
    
    毛泽东似乎从来不怕打仗，更不怕核大战，尤其不怕与美国人打核大战。不怕与美国打核大战的理由很简单：我们中国人多而美国人少，我们中国人不怕死而美国人怕死。这背后的潜台词是，中国人命贱，美国人命贵，我们不怕用上百条中国人的命换一条美国人的命，而美国人却怕用一条人命换中国的上百条人命。所以，只要向美国人明确表示中国可以不惜任何代价，甚至不惜首先动用核武器和美国拚命，美国就会退缩。
    
    这种论调，与二战时希特勒的论调何其相似，希特勒在进攻英国前曾对德国百姓大声宣布：英国人不过是一群店主，我们一轰炸，他们就不行了。而结果是，英国变成了欧洲抵抗纳粹德国的最后堡垒。
    当年，毛泽东以蔑视的态度把美国贬为“纸老虎”，最爱以“不怕死人”来要挟国际社会，多次声言中国人不怕打核大战。1957年在苏联。毛泽东对赫鲁晓夫等前苏联政要说：“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全世界二十七亿人口，可能损失三分之一，再多一点，可能损失一半……极而言之，死掉一半人帝国主义打平了，全世界社会主义化了，再过多少年，又会有二十七亿……”毛泽东如此露骨地蔑视生命，就连赫鲁晓夫听后都大吃一惊，认为毛泽东是“疯子”。
    1958年，毛泽东谈到大陆可能因台湾与美国打仗时说：为了最后胜利，灭掉帝国主义，我们愿意承担第一个打击，无非是死一大堆人。与台湾开战，美国最好插手进来，在福建什么地方放一颗原子弹，炸死一两千万人。最多整个福建打光了，死他个三千万，换来全国人民认清美帝国主义的纸老虎面目，值得。
    
    毛泽东为了与美苏两强争霸，在一穷二白的国情下，不顾百姓生活，大搞核工程。1964年中国有了核弹之后，毛动不动就提出准备打核大战，显然是想通过核讹诈和战争恐吓来压倒对手，也就等于把全中国人作为他抗衡美苏的人质。
    
    然而，独裁者们大都只讲实力而不讲道义，所以，在战争问题上，独裁者们不怕自由国家，却都害怕另一个更强大的独裁国家。当年，毛泽东惧怕斯大林，怕到让中国人为苏联帝国及金日成政权卖命的程度。毛泽东太知道，斯大林象他一样心狠手辣，得罪不起。斯大林死后，老毛觉得出头之日到了，在国力悬殊的情况下，非要同时对抗两个超级大国。他动不动就声言“不怕与美国打核大战”，但他却不敢冲着苏联叫嚣核大战，他知道俄国人与他一样无法无天。珍宝岛冲突过后，勃列日诺夫真要对中国下手，甚至密谋对中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正是极权苏联对极权中国的步步进逼，让毛泽东感到了大祸将临的恐惧，他怕与俄国人打核大战。所以，他才不得不接受世界头号“纸老虎”美帝国主义的橄榄枝，握住尼克松伸过太平洋的联中抗苏之手。
    
    原来，一向目中无人的毛泽东也有甘当鸵鸟的时刻。
    
    毛泽东这套“不拿人当人”的恐吓逻辑，也不光是中共政权及其高官的逻辑，甚至不光是大陆愤青的逻辑，就连从未在大陆生活过的台湾“老愤青”李敖，也学会了毛泽东式的残忍，他在凤凰卫视的专题节目中表现出的那种“不怕死人”、不拿人命当回事的口气，即便比之于毛泽东，也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李敖有话说》第15集《漏油漏下来才能雨露均沾》中，李敖在表达了他对毛泽东的崇拜之情后说：为什么在一穷二白的中国毛泽东还要搞核弹？就是“为了一个国家的强盛，为了一个国家在世界上能够抬头，为了国家能够进入太空，这个钱非花不可。有的人不懂事说，你把人送到太空，这个钱为什么不来救农民？怎么救农民？一双袜子，我告诉你一块美金，十三亿人口多少美金？怎么办？光着脚造核子跟潜艇，免得被帝国主义欺负，中国要的是这个。袜子，对不起，没有。真正了解中国的问题的就是这样子。有人讲为什么要这样子？我告诉你，政治人物的判断，尤其第一流政治家的判断跟人民是不一样的，人民的要求跟政治家是不一样的。”
    
    李熬大概没有推算过，按着当时的国际价格，中国制造第一颗原子弹要挥霍掉411亿美元。如果在大饥荒时期用这些钱进口粮食，起码会让全国人在两年内吃饱，也就不会发生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在此意义上，毛泽东为造原子弹而饿死的国人，超过死于两颗核弹下的日本人的100多倍。
    
    中共号称：原子弹是自力更生的结果。但实际上，没有苏联的帮助，中国在1964年就成功试爆核弹是不可能的。正是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共核工业才于1955年起步，苏联帮助中共制定出1956－1967年12年核工业的计划大纲；中苏签订了“国防新技术协议”：苏联将给中国一个原子弹模型以及一系列技术设备，首先提供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并命令苏联各部“提供中方一切东西使他们能够自己造原子弹”，一批批中国顶尖的科学家赴苏受训。就连中国的核弹试验场也是苏联专家帮助圈定的。
    
    李敖说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话，可能连凤凰卫视也觉得过分，所以在网上发布的文字稿时删掉了，我只能根据记忆来复述。李敖的大意是说：为了抵御美帝国主义，宁可穷也要造原子弹。别看我们穷，只能造一颗核弹，美国富，能造几千颗核弹，但就是这一颗也足够吓住美国。中国不怕跟美国开战，哪怕是打核大战，我们也不怕。即便我们只有一颗核弹，只能毁掉美国的一座城市，而美国有几千枚核弹，能毁掉我们二百座城市，我们也不怕！我告诉你，他们美国人怕死人，而我们中国人不怕；他美国只有两亿人，而我们有十三亿人。只要有一颗核弹能打到洛杉矶或夏威夷，贪生怕死的美国人先就吓死了，就不敢对中国轻举妄动。
    
    斯大林当年说“死一个人是生命，死一百万只是个数字。”毛泽东声言用世界一半的人口换来社会主义的胜利；朱成虎声言用“西安以东”来换取美国的百个城市；李敖声言用中国二百座城市的毁灭换美国一座城市的毁灭，用十三亿中国人的血肉换二亿美国人的血肉。
    
    这是多么一脉相承而又多么令人毛骨悚然的逻辑！
    
    这种“以人命为刍狗”的强国逻辑，是典型的暴君逻辑，毛泽东如此，萨达姆如此，金家父子如此，他们的追随者亦如此。
    
    狂妄得目中无人的老毛，亏他当政时中国的实力太弱，再想通过核大战称霸世界，也只能快快嘴皮子而已；崇拜老毛的李敖，亏他只是个狂傲的文人，只能说大话惑众；放言对美国进行先发制人的核打击的朱成虎，亏他只是个不掌兵权的少将，口出狂言发飙，还不会变成中共现政权的决策；
    
    狂妄的纳粹和日本败于二战，狂妄的前苏联败于冷战，这样的教训已经在告诫所有国家，越是实力处于上升过程的国家﹐就越要以温和谦虚的姿态面对世界，而越是狂妄就越容易导致对外政策的失误，也越容易招致世界的反感。而任何对外政策上的失误，哪怕仅仅过过嘴瘾的口头失误，都将支付更多外交成本。
    
    当独裁政权用“万物为刍狗”的冷血对待生命之时，它不仅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全国人民，而且可以集中全国资源用于独裁者决策的实施，即可以拿本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作赌注来恐吓世界；同时，独裁权力特有的狂妄，也会使它不断高估自己的实力和别人的恐惧，从而将本国和世界拖入残酷的战争。
    
    极权者之所以个个如此穷横，最大的资本是被他们劫持的整个国家和全体人们。极权者在本性上的好战和视生命如草芥的残忍，根本不在乎人命，饥荒饿死或迫害致死也好，在战争中充当炮灰也罢，在极权者的眼中，最宝贵的生命不过是供其驱使的群羊而已。只要独裁制度不变，随着国力军力的提升，患有权力狂妄综合症的疯子就会越来越多，越是疯狂也就越是冷血；越是冷血，也就越容易把本国人民投入战争，越容易对世界和平构成巨大威胁。
    
    如果中共真的狂妄到率先向美国投核弹，那无疑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人肉炸弹”，最疯狂的“自杀性攻击”，因为中国将遭到美国数百核弹的反击。国家恐怖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的区别只在于：恐怖分子的自杀性攻击所利用的人肉炸弹，是自愿献身的狂热分子；而国家恐怖主义的核弹自杀性攻击所利用的人肉炸弹，则是数以亿计的被绑架的无辜生命。
    2005年8月15日于北京家中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刘晓波：《单刃毒剑》赵燕：一棵抹黑美国的稻草
(博讯2007年1月27日 转载)    
    第二部分：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大陆媒体如何抹黑美国
冷血而野蛮的反美情绪
三 那些吃狼奶长大的国人——为“哥伦比亚号”而鸣
    今天，“哥伦比亚号”陨落，不仅是美国的悲剧，也是人类的悲剧。七名宇航员为人类的航天事业献身，美国第三次为航天科学付出惨重的代价。我想，无论属于怎样的民族或国家，也无论持有怎样的信仰或价值观，只要是人——具有理性、同情心和认同常识的人，即便不悲痛，对遇难的宇航员不表敬意，起码也决不会幸灾乐祸。而只有那些极端的偏见、冷血和愚昧，才会对如此单纯的悲剧幸灾乐祸。可叹的是，我在中国的几大网站看到的，恰恰就有这种幸灾乐祸的失态。
    虽然面对此次悲剧，某些国人的幸灾乐祸，远没有对9·11那样普遍，但在“新浪”和“网易”的网民评论中，幸灾乐祸的言论起码占有50％左右。比如：有人感谢真主保佑伊拉克，有人认为这是上天对美国人企图称霸世界的惩罚，有人预言美国即将衰落而中国终将崛起并打败美国，有人建议中国联合德国“将美国从世界地图上抹去！！！”，有人把此悲剧归罪于布什政府的穷兵黩武，也有人借此诋毁以色列……更多的人表现出一种近于疯狂的幸灾乐祸：
    羊年春节最美丽的烟火！！！ 好！！！该！！！”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今天玩的真愉快，……感谢给我们快乐的USA,感谢伟大的sina.com。如果那碎片掉到白宫就最好了。掉到布什的头上还要好！！！！！！！！！！放鞭炮去了！！新年大礼啊！！抄你妈的，摔死七名科学工作者可惜，摔死七个美国政府可喜！春节不能放火炮,这下好了,美国放个大的.辞旧迎新嘛。…… …… ……《好了歌》：“世人都说美国好,唯有拉登不明了；世贸中心被撞倒,气急败坏的美国佬,满世界的把人找；塔利班，被赶跑。回头又把老萨搞，战争尚未准备好。谁知小金翻脸了，挥舞核弹到处吵。布什总统吓坏了，又是撒欢又是跑。打仗的钞票刚凑好，航天飞机又完了。奉劝一句美国佬。不要指手又画脚，你他妈的算个屌。”（摘自“新浪”和“网易”的BBS）
    这些极端的反美仇美的情绪宣泄，正是被狭隘而狂热的民族主义毒化的结果。这种民族主义，淹没了人类共同价值，泯灭了起码的正义感和同情心，混淆自由与独裁、人性和反人性、善与恶、真与假、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实质性区别。它的唯一情感是冷血仇恨，唯一的表达是漫骂宣泄，唯一的表情是猥亵下流……
    当年，鲁迅不愿以恶意猜测国人，但“三·一八”惨案的血，令先生窒息，使他写下了不朽的檄文《纪念刘和珍君》，痛斥北洋政府的残忍野蛮和国人的丑陋、冷酷和麻木。而在先生逝世已经近70年的今天中国，时间的流驶，街市的繁花，航天时代的国人，其冷血、丑恶和对生命的漠视依旧。而且，如此冷血者，绝非遗老遗少，而是从小就吃狼奶长大的青年！
    2003年2月2日凌晨于北京家中
五 赵燕：一棵抹黑美国的稻草
    继美国的“虐囚案”之后，中国女商人赵燕被美国警察殴打一案，再次为国人妖魔化美国提供了素材，民族主义也有了又一次泛滥的机会。警察打人，在任何国家、任何制度下都有可能发生，同情被打的平民和谴责施暴的警察，实乃理所当然。何况，在民族主义日渐高涨的中国，赵燕在超强的自由美国被警察殴打，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和爱国者的义愤，也属正常现象。
    
    然而，在美国官方多次表示向受害者道歉和对此案进行严肃的司法调查的情况下，这一个案应该循司法途径解决，该赔偿就赔偿，该惩罚就惩罚，而决不应该无限上纲地放大为泛政治化的中美冲突，进而上升为对美国的国家信誉和整个制度的妖魔化。事实上，赵燕已经开始享受美国制度的保护，她的医疗费和诉讼费全部由美国联邦政府负担，而且没有上限。她因打官司而无法工作的收入损失，每周最高赔偿为600美元，一年最高为三万美元。美国名律师帮助她进行民事诉讼，诉讼赔偿可高达五百万美元。她还可以请最好的眼科医生、牙医和心理医生。换言之，赵燕被打仅仅是一个个案，与中美冲突和美国制度没有多大关系，更与美国的超强地位和中国的民族尊严无关。
    
    而在中国，从外交部到御用喉舌，从爱国愤青到赵燕家人，似乎抓住了一棵抹黑美国的稻草，利用赵燕的哭诉对美国的制度和人权进行妖魔化，已经变成了大陆的官方、媒体和爱国愤青的合谋，非理性情绪不再只是爱国愤青对美国的仇恨宣泄，而且变成了国家化的外交决策。《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说：“历史的经验已经反覆证明，奉行强权和霸道的超级大国历来追求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总是把自己国家和公民的利益置于他国和他人之上。”“美国警察和执法人员隶属国家机器，他们之所以敢藐视法理、藐视人权，显然是受国家的帝国思想、强权政治、霸权意识和种族歧视的综合余孽的影响和驱使。从法律意义上说，美国当局对赵燕事件负有不可推卸和无可争议的责任。”
    
    《新华社》借采访赵燕亲属的机会指控美国仇视中国人虐待中国人。赵燕一家更把事件无限上纲，什么美国说尊重人权是”“挂著羊头卖狗肉。”什么这件事“不仅是赵燕一个人的事，也不仅是赵家一家的事，而关系到整个中国人和中华民族的尊严。”赵燕本人也跟着上境界，在纽约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赵燕说：“为了我自己的尊严，为了我们民族的尊严，一定把这场官司打到底，把打我的凶手绳之以法，严惩他们。感谢全国人民、同胞们、我的国家、中国驻美使领馆对我的关心，感谢媒体对我的支援和声援。如果没有大家的支援，就不会有伸张正义的日子”。
    
    互联网上的爱国愤青更是一片叫骂声，什么美国“充满暴力”、“极度没有人性”，“美国是全球的邪恶轴心，美国人是披著人皮的恐怖分子。”所以要坚决“打倒美帝国主义！”
    
    然而，在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当下中国，并不是所有的国人都如此看待赵燕事件，除了那个《赵燕，飘到美国的一根幸运草》的著名帖子外，另一则在网上广为流传的帖子《被中国警察打和被美国警察打的不同结果》，也对赵燕事件所凸现的中美制度之优劣对比，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现引用如下：
    
    “1，被中国警察打，不是新闻。被美国警察打，是新闻，而且是大新闻。2，被中国警察打，不会见报，报纸不敢登，敢登的会被清算。被美国警察打，会见报，而且是连篇累牍，最重要的是，报纸可以自由报道。3，被中国警察打，打了白打，警察会威胁你不准把事情说出去，律师不敢接你的诉讼，法院会跟警察一起来整你。总之，如果你执意要“找个说法”，那么最终你的下场很可能比被打一顿还要惨。相反，被美国警察打，会有媒体的揭露、群众的示威抗议，律师会主动联系你要帮你打官司，法院会独立审判。4，被中国警察打，中国政府不会关心你，相反还会在面对国外记者的质疑时声称“没听说这回事”或者“这是中国内政”。被美国警察打，中国政府会“严重关切”。5，被中国警察打，没有人会认为这说明中国的“人权”很差，至少政府不会这么认为，新闻媒体也不会这样认为，总之，被中国警察打，这与“人权”无关。而被美国警察打，所有人一致认为这说明美国的“人权”很差，至少政府和新闻媒体会大力宣扬“美国没有人权”，并且把这件事情写入明年的《美国人权状况》里去（如果美国胆敢发表《中国人权状况》的话）。6、被中国的警察打，你不敢去告；被美国的警察打，你可以理直气壮地告；被中国的警察打，你即使去告了，没钱也不行，不要说红包，单是诉讼费也拖死你；被美国的警察打，不用担心诉讼费，人家把你的费用全免了！（纳税人的钱原来还可以这么花！）7、被中国的警察打，那证明你是坏人，不是也是，就该打；被美国的警察打，你可能是坏人，但也可能是好人。”
六 部分新浪网民对赖斯的种族歧视
    
    美国国务卿赖斯的亚洲六国行，最后一站是北京，自然引发大陆网民的关注。此前，赖斯对媒体表示说：中国的“反分裂法”不受欢迎，她访问日本时又表示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她的言论，着实惹恼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愤青，就我浏览的网站而言，反美反日的言论再次火爆，不欢迎赖斯来访的、希望中共以硬对硬的，确实是网民言论的主流。当然，污言秽语的咒骂也少不了。
    
    一涉及到美国，愤青们的暴力化流氓化语言，已经见怪不怪。但在暴力和流氓之外，加入丑陋的“种族歧视”，我还是初次见到。
    
    以前，曾在网上看到过一篇名为《中国人的种族歧视》的网文，作者不详。该文列举了国人种族歧视的五大表现：1，“一白遮百丑”的审美观； 2、恐黑症；3、歧视深肤色人种，两岸三地都一样；4、在亚洲中华文化最文明；5、内宾小便五角，外宾小便一元；
    
    五种表现却隐含着内在悖论，国人既崇拜白种人，又仇恨白种人；既歧视有色人种，又为黄肤色自傲。这样的内在悖论与百年来的畸形民族主义完全一致：对西方文化的既自卑又自傲，既仇恨又羡慕，既软弱又强硬。
    
    我浏览了三大门户网站关于赖斯亚洲六国之行的帖子，种族歧视的语言不在少数。仅以“新浪网”为例。我查看了从16日开始截止到20日17时30分的八百多个帖子，除去重复，大概有六百多条。其中，带有种族歧视的帖子近70条，占十分之一左右，而反对种族歧视的跟贴仅有五条。
    
    语气还算温和的帖子只有两条：“不受欢迎的黑女人！！！”、“这个黑脸女人太自以为是了. ”其余的都是极为恶劣的帖子。
    
    许多人诬蔑赖斯长得“真丑”、“太丑”、“世界上最丑”。“长的那么丑，不嫌丢人显眼。” 丑得“连女人的名字她都不配．”、“连极度变态的日本人，外相町村信都不愿看赖斯一眼，太丑了，一个雌性能长到这个份上，能有勇气活下去太不容易了。”“我真的想不明白，人类怎么会生出赖斯这么个女人，长的奇丑，思想奇坏。嗨！生他的人可真是作孽呀。”所以，他们“看那鸟样子就恶心!!!”就大“吐!!!!”，“吐了一盆”、“连隔夜饭都差点呕出来!”
    
    一些人直呼赖斯为“黑鬼”、“黑猪”、“黑女人”、“黑娘们”、“母黑鬼”、“黑母狗”、“看长得鬼样.呸”、甚至“你连黑鬼都不如,真正的贱命一条”、“她的脑子比她的肤色还黑”、“人好黑金正日都敢搞！”
    
    一些人大骂赖斯是“巫婆”、“女鬼”、“女疯子”、“狗务卿”、“垃圾”、“人杂”、“烂人”、“屄人”、“纯野狼”、“女癞子”。有人感叹：美国人智商低，怎么让只“黑母狗”当上了国务卿。
    
    一些人当然也忘不了用动物来诬蔑赖斯，“猩猩”、“母猩猩”、“鸟样”、“鳄鱼”、“老赖皮狗！”“烂肉一块，老鼠屎，喂狗都嫌难吃。”甚至有人说，把赖斯比作动物，“那太委屈……动物了！”所以，有人建议：“中国把‘赖斯’的面部图片收编入幼儿动物看图教育里面，”让中国孩子从小就知道“动物性（应该说兽性）的美国人！”
    
    这些年，国人喜欢编写“顺口溜”来发泄不满，也有网民编了类似三字经的顺口溜来诬蔑赖斯：“美赖斯 黑是黑，有性格 瘦是瘦，有肌肉 怪就怪，有人爱 丑就丑，有人搂 矮是矮，会转拐 肥就肥，有腰围 美不美，看大腿 骚不骚，看眉毛”。还有人用故作幽默的口气说：“长得象个猩猩，说话蛮不讲理，还是换个美女来。”“赖斯长得确实有些难看,要是一个漂亮美眉,肯定谁都愿意和霉国套近乎.”
    
    还有一位自称是反对种族歧视的网民，居然自打嘴巴地说：“本人不赞成种族歧视。但是这个黑鬼的确让人讨厌，纯粹小黑人得志的样子哦”。
    
    即便是领教过太多“愤青式仇恨”的我，对以上言论的种族歧视之露骨，其语言之恶毒，其心态之下流，还混在着性别歧视的猥亵，仍然感到震惊和悲哀。
    
    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再强烈，可以理解，也可以辩论，偶尔骂骂街，也无关大局。但在今日世界，“种族歧视”早已臭名昭著，即便是专制政府，也不敢公开宣扬“种族歧视”。换言之，在二十世纪，人类经历过法西斯的种族灭绝灾难，经历过美国反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经历过世界性的反对南非种族歧视制度的斗争，经历过反对米洛舍维奇的种族清洗，种族平等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准之一。个别的政客或社会名流，如果偶尔流露出种族歧视情绪，就会立刻遭到世界性的谴责。而赖斯是美国首任非白人女国务卿，正好说明了美国作为多民族大熔炉的伟大。
    2005年3月20日于北京家中 (博讯 boxun.com)

刘晓波：《单刃毒剑》最后意识形态王牌
(博讯2007年1月23日 转载)    
第二部分：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大陆媒体如何抹黑美国
五 最后意识形态王牌
    
    中美对抗在实质上并不是民族之间的冲突，而是制度之间的冲突；不是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种族歧视，而是自由人与准奴隶之间的差异。所以，面对弥漫于中国的强烈反美情绪，美国人并没有把他们对中共政权的不满，发泄到在美国的中国人身上，反而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中美冲突的主要根源是中共的独裁，希望中共政权首先善待本国人民，中国政府才能得到国际社会的善待。然而，中共政权仍然是一个在道义上不能善待自己人民的政权，在骨子里也不会平等地善待任何人。中共政权之所以把西方的政要和大资本家奉为座上宾，不是由于道义上的认同，而是由于维持政权这一根本利益上的认同——政治上不谴责中共治下的人权劣迹和对台湾的武力威慑，经济上给予中共优惠的待遇和投资。
    
    我从来不认为中国与美国乃至广义的西方之间的冲突，只是单纯的民族的或文化的冲突。即便在民族冲突激烈的清末民初，美国也是侵入中国的诸列强中对中国最友善的西方大国，其他列强纷纷提出割地赔款的强盗要求，特别是俄国和日本最为贪婪，前者侵占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后者割走台湾和胶东半岛，而只有美国对中国没有领土要求，提出确保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的“门户开放”政策，把“庚子赔款”返还中国，资助中国的教育事业。二战中，中美是坚固的盟友，共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二战后的中美决裂，完全是由于中共取得了内战胜利之后，一边倒地投入共产苏联的怀抱，并出兵帮助极权者斯大林和金日成对抗自由美国。
    
    所以，二战后的中美冲突，民族主义性质越来越弱，而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的制度冲突则越来越强。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美冲突的加剧在根本上与殖民主义时代的民族冲突无关，而是政治的意识形态的制度冲突，一句话，就是自由制度和独裁制度之间的冲突。
    
    在冷战结束后，美国的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了风靡一时的“文明冲突论”，即东西方的对抗，由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冲突转向了后冷战时代的民族文化冲突。我不知道这种理论用之于伊斯兰国家是否真实，但是起码用于我生活了40多年的中国来说则是不真实的，是一个假问题。
    
    美国，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自由国家；中国，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专制国家；二者之间对抗的意识形态色彩，尽管因为经济全球化、中美之间越来越深的经济交往而有所淡化，然而，二者之间在意识形态上、制度上的对抗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特别是“六四”大屠杀震惊了全世界之后，这种制度之间的政治对抗一下子再次变得醒目起来。每年联合国的人权大会上中美之间的对抗，就是两种制度、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相互角力的缩影。中共每年都是依靠一些在不同程度上践踏人权的小国，使以美国为首的自由国家的针对中国的人权提案连续十年失败。这足以证明了自由制度与专制制度的对抗，并没有因冷战的结束而烟消云散。中共1996年在台海进行威慑性军事演习，向俄罗斯大量购买先进武器，向一些无赖国家输出核技术，大幅度提高军费开支……都证明了西方世界流行的愈演愈烈的“中国威胁论”，决不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虚构敌人和制造围堵中国的口实。
    
    中美之间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经济上中国对美贸易的巨大顺差；政治上的人权问题；军事上的台湾问题以及中国向无赖国家输出核技术问题；而军事上的问题实质上是政治问题，美国支持台湾不过是自由制度防止独裁制度的武力扩张而已。
    
    后殖民时代的新兴国家的许多独裁统治者，为了秩序的建立和维持，也为了替治国的野蛮和无能进行辩护，最好最简单也最具欺骗性的合法性借口，就是把自己治下的所有灾难都归罪于殖民者的遗产。他们在谈到自己的落后时，最通行的说法就是列强的剥夺与凌辱，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和榨取，从而把内在的疾病归罪于外来的病源。同时，这些国家大都走一条外力推动性的现代化之路，一方面是已经现代化的国家的竞争性挑战所造成的压力，另一方面是国门打开之后的内在欲望觉醒的压力，使他们陷于一种怪异的窘境之中，既要全力追求现代化又对现代化充满道德上的愤怒，类似于群体性的精神错乱。特别是后殖民时代的专制国家，其统治者最惯用的伎俩是把所有国际冲突，特别是把政治的和外交的冲突转化为民族冲突，把制度之争转化为民族之争。
    
    战争狂人兼独裁者萨达姆把侵略战争叫做收复领土，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的军事干预称为基督教西方的霸权主义，把与自由世界的对抗称为保卫伊斯兰教的圣战；独裁者兼种族主义者的米洛舍维奇把对阿族的种族歧视叫做防止国家分裂，把北约的军事干预侮蔑为对南斯拉夫主权、内政的侵略和干预，把对抗北约的军事打击提升为捍卫主权和民族尊严。但是，世界上其他地区的民族矛盾并不是靠战争和歧视来解决的，而是通过谈判或全民公决的和平方式，比如加拿大、前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一般说来，只要是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地方，民族矛盾的解决大都采取和平的方式，而在实行独裁制度的地方，民族矛盾的解决大都靠强制性的暴力。
    
    具体到中国，特别是江泽民时代的中国，民族主义就越来越成为一党独裁制度的最后护身符了。所以，无论在什么问题上，只要中美之间产生冲突，中共应对的策略不再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王牌，而是煽动民族主义。特别是在中美之间分歧最大的人权问题和台湾问题上，听听从江泽民到外交部发言人至高级智囊的发言，对外的用词一律是：用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代替社会主义制度，用民族尊严和人民感情代替无产阶级革命，用国际霸权和反华势力代替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用孤立中国和世界单极化代替反对共产主义，用世界多极化代替全球一片红；而对内的语调一律是：百年耻辱、振兴中华、加强国力、落后就要挨打、中国人民从来不怕美国人、弱国无外交、捍卫民族尊严和国家主权……等等。而出现频率最高的腔调就是“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
    
    如果说，在东方的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之前，特别是在共产体制还具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具有一定的道义劝诱力之时（比如在苏东和西方的20年代到50年代，在中国的40年代到70年代），极权体制还可以名正言顺的祭起共产主义的旗帜与自由资本主义抗衡，以向全世界输出共产革命为王牌和己任的话，那么在自由制度取得决定性胜利和共产独裁制度全面崩溃的当今世界，道义上的劣势和实力上的弱势，使所剩无几的独裁制度已经无力再向外输出革命，而只能退居自己的制度硬壳之中，以“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来求得自保。他们维持政权和抗衡自由制度的最后意识形态王牌，不再是过时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和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理想，而是用民族强盛和国力增长来抵御外辱和西方霸权了，是把政治性的制度冲突转化为文化性的民族冲突。
    
    在这样的国家中，民族主义是最后的意识形态堡垒，曾经被殖民过的独裁国家之于民族主义，犹如瘾君子之于毒品，一朝吸食，终身中毒。现代与传统、自由与独裁、世界化与本土化之争，统统被融汇进狂热的民族主义浮躁之中。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由毛泽东时代的国际主义转向邓小平时代的本土化认同，就是已经退向最后的堡垒。
    2003年3月11日于北京家中 (博讯 boxun.com)

宪政主义与世界观（之一） —— ——在上海律师沙龙的讲座 王怡

很高兴有这个机会，与上海律师界的朋友交流。在座故雨新知，但大多数都是新朋友。我的关注面很杂，虽然法学是专业，但我的写作和思考大多超出法学。这种多学科的视角，和今天讲座的题目也有关。我前些年的思考，大多在傅律师刚刚介绍的这本书里面，《宪政主义：观念与制度的转捩》。从观念上，我对宪政的理解是主权者的自我约束。在先的价值约束在后的制度。在制度上，我的基本主张是反对中央集权制，看重地方主义、联邦主义和司法主义的道路。 今天我要讲的，是最近的一些思考。“宪政主义与世界观”，也许你听起来很奇怪，宪政是时髦的概念，离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比较远。但“世界观”老掉牙了，似乎离官方意识形态比较近，我们上初中一年级，耳朵就听得不耐烦了。为什么会把这样两个概念放在一起讲？这和我说多学科的视角有关系的。其实你今天看到的这个世界，这个宇宙，然后你对它的理解，包括对政治制度、法律，文化，包括你对个人的生命，你对家庭，社会，我会说有一个关于这个世界的图景，在你头脑里。 前段时间我在法国一个短期访问，和一个记者对话，几次谈到基督徒的世界观，我说一个基督徒眼中的世界观，即一个世界的场景是怎样的。她就说，你使用“世界观”这个词，是不是说明你的思想资源里，还有一部分意识形态的遗产？你还是受共产主义传统教育的一些影响？因为我们从小就听说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还听说要改造世界观。我说不是。这是一个又需要重新启蒙的东西，到底什么是世界观？共产党刚来的时候，他从欧洲带来的东西不一定全是坏的，但他要走的时候，当初他带来的一切好像都臭不可闻了。 所以我今天围绕“宪政主义与世界观”，准备讲五个问题。 第一，人类历史上只有过两种整全性的世界观 “世界观”这个词最初是康德用的，是德语的概念。后来风行在19世纪的欧洲哲学中。世界观就是你的思想中，有一个对宇宙和人生的整全的看法。一个理解的模型，就像观察地球，就有一个地球仪。世界在你心中，也有一个类似地球仪的模型。这个模型就是世界观。你所认定的人生的意义，你在个人生活和政治共同体当中所有值得追求的价值，你对包括政治、国家、民族、经济、文化的看法，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图景。这个图景就是“一个人对宇宙的总体性回应”。你对一切事物的理解，不是火花式的，也不是集锦式的，一定是整全性的。只有整全性的，才能安慰人，才可能与终极的意义相关。换句话说，你的世界观如果是残缺的，矛盾的，不能自洽的。那就意味着你的世界在本质上是虚无的。你的人生也是虚无的。你就落在深渊当中。正在落的时候，你说自己是存在主义者，落上几分钟，你连存在主义者都不是了。如果你不想用“世界观”这个在我们的传统中显得意识形态化的词语，你可以称之为“世界的图景”。 然后你才能把自己放在其中，知道自己在这幅图景当中的位置。如果用我们今天很世俗的一个说法，叫做“定位”。我们会从一个市场的、或者人际关系的角度说，我要给自己一个“定位”。我的定位是一个什么样的职业、身份或者个性与风格？但你把这个定位放开来看，你到底怎样在宇宙万物中给自己定位，怎样在人群中给自己定位，怎样在时间的洪流中给自己定位？ “世界的场景”，是维斯根斯特谈论世界观时使用的一个概念，海德格尔也多次评论这个概念。但当他们说“世界的场景”时，那个场景已经断裂了，价值已经不再被视为一个事实。所以他们都引向存在主义的流派。其实当韦伯虚构出一个社会科学的所谓中立性时，就已经把西方知识传统中的那个整全性的世界观打破了。这样就进入了现代社会，所谓现代社会就是找不着北的社会。在西方古典时代，信仰传统或者说价值传统，与知识传统是一个整体。韦伯终其一生都在信仰的门外徘徊，他的心必须刚硬起来，把世界摔成两半，不然就痛苦死了。可摔成两半之后，就更痛苦了。如张爱玲的《半生缘》到了末尾说，“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然后你会看到，人类历史上只有过两种整全性的世界观。一是清教徒的世界观，或者叫福音派基督徒的世界观。它有一个来自《圣经》的对宇宙与生命的完整的看法。它提供了一个场景，使一切都在其中获得意义，或者说一切都在其中与真理相遇，用箴言书的话说，就是“各按其时，成为美好”，用《创世记》的话说，就是“各从其类”。佛家说人生的七苦谛，所谓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但佛家给不出使一切都有意义的一个完整性的场景，于是它的宇宙观和世界观的基本立场，就是两个字，“放弃”。佛家和道家都没有办法产生出法治文明，因为“时间的经过”在它的场景中没有价值。而法治文明的一个基本点，就是对时间的尊重。你怎么理解“谁主张谁举证”的普通法原则？怎么理解“两种权利相遇时，较古老者获胜”？怎么理解法律的保守主义品质？我等会再谈这个问题。 基督教并不是很多现代人所理解的那样一种“宗教”，就是和物质世界无关的，和公共生活无关的一个领域当中，有那么一种所谓的“个人信仰”。它负责在人脆弱的时候安慰人，其他的事情还是其他的事情。不是，基督教是一种整全性的世界观，一种与任何非基督教的文化截然不同的世界观。连反基督的尼采也承认，基督教“是一个体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对世界万物的总的看法”。在基督信仰之前，世界是破碎的，基督信仰被抛弃之后，世界也是破碎的。 清教徒的世界观是一元论的世界观，即价值世界和自然世界是同一个世界，灵魂的世界与物质的世界也是同一个世界。时间是一个舞台，是创始成终的一个舞台。能把价值与事实、灵魂与肉体连在一起，放在同一个舞台中的那一位，就是上帝。如果没有上帝，这两个世界就会断裂。语言和语言所指向的意义就会断裂。我所说的整全性的世界观，就是一元论的世界观。而古希腊的哲学，以及中国古代的哲学，都是二元论的。二元论的世界观下，不可能得到一个完整的图景。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一切事物的“各从其类”。你找不到那个位置。那个位置是“测不准”的。世界是漂浮的，所以法律的意思，要不然是成王败寇，要不然就是刻舟求剑。在奥古斯丁那里，一元论的基督教的世界观，开始战胜了欧洲的异教文化，上帝之城与地上之城，及其关系，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图画。到了宗教改革，加尔文主义第一次整全性的论述了《圣经》的启示，带给福音派基督徒最完整的世界观。基督徒们用这样一种世界观，几百年来一直抵抗着各种强盛的形而上学的、理性主义的、科学主义的和专制主义的世界观。 第二种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以法国大革命为起点，以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马克思为枢纽，并得到科学主义的支持，从而在启蒙运动后一两百年内，逐渐形成了在无神论基础上的，对清教徒世界观的一次全面模仿。康德虽然提出了世界观的概念，但他的“世界”仍然是一个走向二元化的世界，就是从基督教向着异教文明（古希腊文明）转向的一种世界观。尽管最高的理性仍然在逻辑上是独一的，但上帝的主权被切割了，所谓世界，就是人所感知的那个世界。价值世界和自然世界开始分道扬镳，一旦割裂，就再也无法合成同一个世界。只有两条路，要么你回到上帝那里去。要么继续向前，用彻底的唯物主义，把价值世界彻底干掉。那么你也可以重新得到一个一元化的世界观。就是一个被强奸了的世界观，也就是共产主义。如果你什么盼望都没有了，你的世界观看起来也是统一的，佛家把世界统一在虚无当中，共产主义把世界统一在专制当中。那些既不信佛、也不入党的人呢，就活在后现代式的拼贴当中。 近代科学，其实正是基督教世界观的产物。科学的产生，得益于三个主要假设：第一个是宇宙（世界）是井然有序的；第二是这个有序的世界是可知的；第三是你有发现这种秩序的动机。那么基督教在一神论下，给出了这三个回答。宇宙是被独一的真神创造的，并在他的慈爱和大能下被护理。有规律，也有目的。万事相互效力，去达成那个宇宙与时间的目的。上帝是自我启示的上帝，他给了人理性，去认识他在万物中所隐藏的知识。认识上帝，赞美上帝，就是最大的动机。近代科学是因为这个动机，而不是因为赚钱的动机，才得以诞生的。 回头看中国传统文化，儒家是远鬼神的，道家说“道可道非常道”，“非常道”还研究干什么呢，只需要面壁，不需要实验室。古希腊古罗马是思考哲学的，但他们的世界是诸神的世界，诸神是喜怒无常的。这些宗教与哲学，都没有办法支撑起这三个假设。只有一神论下的世界观，才可能提供这三个有确据的假设。所以近代科学当初的主要奠基人都是基督徒，甚至大都是教会的神职人员。 但科学家发现的规律越来越多之后，就逐渐骄傲了，变成了自然神论，就是我相信宇宙有一种主宰性的力量，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这样自然或自然规律本身，便变成了神。神的位格一旦被去掉了，然后就变成了无神论的科学主义，就是把科学当作真理或真理的标准，成了各种反基督教的世界观的依据。所以你看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刚才讲到的近代科学产生的三个假设，几乎是一个无神论版本的抄袭。基督教的世界观的三个假设，就变成了自然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这个辩证法的神学色彩是很浓的，是无神论者的“天条”，这样就形成了共产主义对宇宙、世界和历史的另一套整体性的看法。 回头看自由主义和自由派的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虽然是反共产主义的，但自由主义眼中的世界图景，其实还是和共产主义非常接近。“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这句话几乎是一个相同的起点，是共产党及其敌人的一个统一战线。“英特纳雄耐尔一定要实现”，这是他们共同的目的论。只是自由主义把它换成了“自由民主一定要实现”。你看89年天安门前那些反专制、要民主的大学生，他们当时唱得最多的就是两首歌，一首是《国际歌》，一首是《龙的传人》。从这两首歌中，你就可以在大脑中想象和展开一个宇宙世界的图景了。这个图景和一墙之隔的中南海里面的那些人，其实是高度同构的。庙堂内外，他们对政治的见解虽然针锋相对，但大学生和知识精英们的世界观，那个基本框架，和共产党的世界观其实也只有一墙之隔。世界观才是最深入的意识形态。世界观决定你的政治主张，而不是相反。 这是第一部分，我先抛出一个结论，人类史上只有过两种整全性的世界观。基督教的，和共产主义的。其余的世界观，都是二元论的和拼贴式的。 （待续）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Tuesday, January 23, 2007 本站网址：http://www.guancha.org

秋水白衣：“要有行！”——借“金庸现象”看后极权社会的知识分子(上)

 

http://www.fireofliberty.org/article/2455.asp

 

文章摘要: “行”，在汉语中可理解为“德行”“品行”和“行动”，而这，正是后极权社会知识分子所最缺乏和最需要的，也是在时间中检验和校正思想的有效途径。

 

作者 : 秋水白衣,

 

發表時間：1/19/2007

媒体报道：2004年，香港报业大亨兼武侠小说作家金庸先生应邀来内地峨眉山游玩，期间，自然少不了为配合盛世、开发旅游举办传统武术表演和佛道论坛等常规“节目”，在“牛心亭论道”一节，一位僧人的一句“要有行”，让因“佛学”修为甚高、号称“八风不动”的金庸脸现赧颜，从此，他在大陆的行事渐趋低调下来，先是辞去了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院长兼博士生导师职务，后来干脆到了牛津大学去攻读博士学位，以八佚之年去“甘当小学生”。

类似“甘当小学生”的毛式话语从金庸先生嘴里说出来，“低调”的行止上表现出来，已不是一次两次；据现被当局欲因言治罪的力虹先生〈〈金庸：侠义之内见媚骨〉〉披露：就在浙大担任文学院长期间为学生们上的仅有的一两次大课上，金庸竟然大谈特谈“三个代表”；一次，当听说有新闻系的学生也来听课时，金庸竟然对倾慕他不已的大陆青年学子们教导道：“新闻工作者应学人民解放军，随时听军令号召，为国家效命……” ，极权社会多反语，“新闻工作者应向人民解放军学习”之类的话从在香港自由社会从事了一辈子媒体行业、深谙传媒规律的金庸（查良镛）先生嘴里说出来，如果不是“反话”，那可是真的有点骇人听闻了!

一方面是在书中把中国人写得“侠义云天”，一方面却在作者身上丝毫看不到侠义的影子，何以会出现两个截然不同的金庸？！金庸先生以“武侠宗师”在华人文化圈享誉多年，在大陆至今拥有狂热“粉丝”；台湾的真小人李敖针对其坐拥亿万却一毛不拔批评过“金庸式的伪善”；有人认为他“乔峰其外、韦小宝其内”（乔峰和韦小宝均为其武侠小说中人物）；针对其小说与现实的关系，前两年大陆的痞子文人王朔说了两句：“没吃过猪肉也见过猪跑”“哪有两个人一见面就开打的”，虽然尖刻，却不乏歪打正着……

完全的因人废文也许失之偏颇，毕竟作为报人的查良镛先生开创的明报事业至今还在对中国大陆的出版自由和民主化进程起到侧卫和护航的作用，但他那为人赞誉太过的书名联成“笑书神侠倚碧鸳，飞雪连天射白鹿”对联的武侠小说，究竟艺术成就如何？发端于民国、续命于1949年后的港台、发烧于当下大陆、凭空虚构的“武侠文学”，在现代汉语文学史上究竟该如何定位？却是值得负责任的学者思考的。

这些自然并非这篇小文所能够完全承载。今我愿在此借“金庸现象”来谈谈后极权社会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影像传媒时代显得诡谲和人格多重的“知识分子”。在我看来，一生以传媒生活为内核的“成功人士”金庸先生身上，正好体现了后极权社会的典型背谬；其所被称誉有加的传统文化神韵不过是商业社会仿古的膺品。

后极权社会的深层背谬

 

冬季傍晚，闪亮的路灯更加显衬出迷雾浓重的城市晨昏难辨、新旧混杂的晦暗格调。永不停歇的车流在夹峙于两行行道树和铁栅之间的车道上竞驰，仿佛铁制的机械也感应着季候的驱策，在匆促地朝着“家”——某个晃荡在有知觉的生灵心间光亮温暖的所在——疾速回归。

在一家星级饭店门前的大十字路口。拥挤成团状的人群看起来像极了被车流冲刷漂流着的海带。“黄马褂”（正式的名称是“交通协管员”，为城市街道笼络、安排下岗工人产生的职位，因穿黄色马甲制服，被一般民众一语双关指称为“黄马褂”）一声哨响，一个挑着一担橙子的果农在红灯闪起的瞬间随着惯性的奔跑慌张地踏入了人流，在他随着过街的人群一路奔跑踏上对面街沿时被“黄马褂”拦住了。“黄马褂”没有转过脸来，他只用一只手做势去扯罚单一只手死死地拽住担子的系绳，他在做着这些动作时显得异常的从容镇定，戴着废旧棒球帽、身材高瘦的他宛然城市中一道标准的 “路标”；而在另一方的果农，则像一只落入人掌的鸟类一样地惊惶，豹子样的英勇，他和他担负着的橙子奋力地向前倾争着，和高出筐沿许多的满满一担橙子比起来十分矮小的身子几乎就要俯贴到地上！双方僵持到下一次绿灯闪亮，街对面涌起了又一波过街的人群，终是“黄马褂”不敢更多地分心，他只得放开死死拉住的系绳，但他在悻悻然松开手指的同时仍不忘抢夺下几只橙子来泄愤和“罚款”！几乎与此同时，昏暗的光线中突然一道镁光灯闪过，闪光不知是来自先前悄然驶近等待放行的一辆出租车内，还是来自“黄马褂”头顶的交通探头。在传说中，这座城市的岗哨、监控设备和探头日趋现代、精密和完善，以致“密探”和“窥眼”布满了灰色空气中、种进了人们的内心深处?“窥眼”闪过，街道又在悄无声息中恢复了向寒冬暮色深处的流动。

第二天，刊有“黄马褂”“罚款”场面照片的报纸随着这座城市的节奏及时准确地在数百万人口密布的角落四处流布——自然也到了“黄马褂”上司的案头上。第三天，刚上岗不久又再一次下岗的“黄马褂”找到报社和记者，痛哭流涕地诉说自己的悔恨，哀惋恳切地陈述自己也有妻儿、老母…… 

这件事情的后半部分是我出于“写作”的需要虚构出来的。事实是：像鬼魅一样让人爱恨莫名的新闻记者并没有“及时”出现。“黄马褂”抢劫式罚款在众目睽睽之下就这样掉进城市的旋涡和雾瘴中去了，像无数城市的一粒灰尘和腐叶掉进了暗影，甚至都无法引起一声叹息！就连在近在咫尺的树影下目睹了事件全过程的我，也只是把双脚陷在僵硬的忿怒里无法动身。在那个黎黑脸膛的农人带着惊惶的余悸晃过我面前时，我不禁悲哀地想：这个可怜的老人，受着这样大的屈辱和惊吓，也许只是为了他的子女！而在另一个金碧辉煌的区隔里，由于更深层的雾障，他的儿子或女儿也许正在某个银发苍苍的教授诱导下在翩翩起舞，毫无知觉地在消费着他/她老父的屈辱呢……这该是多么巨大而不为人知的悲剧啊？！

这只是城市残酷生存的真实景象之一角。请勿责怪我想象力的扭曲和虚无，还有比我更虚无的——

在我老家西南山区的一个偏僻村子里。星宿们如宝石样在墨玉般的夏季夜空排列。一群人围聚在院坝里看电视。那大概是“神四”还是“神五”发射的季节。随着发射架上的火箭带着巨大的火焰腾空，电视机内外受着宏大场面感染的人群齐声发出“爱国主义”的欢呼。在欢呼声熄和夜风入袭的短暂思考间隙，被热烈气氛所冷落、蹲蹴在旁边的老农发话了。他嘟嘟囔囔地说：“嗷、噢，上天喽，上天喽！怕不是一些人在下面燃起一堆柴火，几个人坐起飞机到天上去逛了几转，回来就告诉大家说‘上天喽’！都是骗人的，我这辈子见得多了！”……

“老农”之为老农，是因为在“土改”和“文革”中，孤儿雇工出身的他反复被相中做为地主阶级欺凌压迫贫下中农的“典型”，被迫在批斗东家的斗争会上登台亮相，而他反反复复地也只能学着地方戏曲中的哭腔“控诉”那么两句：“（那）玉米糊糊—是不好吃呀！”玉米糊糊在我们山区即使现在也不算如何恶劣的食物，台下贫下中农们一片哄笑，见难达成宣传目的工作组成员只好自我解嘲地说：“真是个憨直的老农。”“老农”便从青年时代起跟定他成了取代名字的符号。文盲老农毫无知识，但良知却促使他没有对有恩于自己的东家落井下石。

有时我甚至怀疑一生足不出山村、寡言沉默的老农便是庄子一类的人物。老农将近九十年的绝大部分时光，跟芸芸众生一样都隐入混沌的黑暗中去了，但他却本着自己的经验和常识，对包括包裹在现代高科技在内、喧嚣尘上的“国家主义”表达了自己的异议——虽然这样的“异议”仍然不免因为冬烘、扭曲而流入另一种愚昧；而我一位连自己名字都写不起的族叔，受着电视机的普及“教育”，每次和我见面后，谈起克林顿、布什、布莱尔、陈水扁等“国际形势”（尤其是事关他国贪腐、色情、堕落部分的“国际形势”）头头是道，在他的身上，强烈地表现出后极权社会人们普遍对世界形势了若指掌、而对自己一无所知的“灯下黑”状态……

 

人性的同一性当然并不仅表现在老农和我的族叔这样一些“无知”的人身上。深究起来，贾府的焦大，只要他是个生理机能正常的男人，其实也会爱林妹妹的；哈维尔曾讲述在捷克街头一个小贩挂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标语是出于内心的恐惧；而在后极权社会的中国，这种“做”某件事情的真实目的在另一件事情、心不在焉的极权毒素，已从极权阶层深透进民间，这之中除了恐惧，更有利益、极权幻想和虚荣的导引：如，随便哪个街头市民，一旦进入镜头或手持话筒的“场景”，都能够情不自禁地讲出记者和“上面”所需要的话来；也许受访的市民内心深处并不真正相信自己的话——说不定还带着一定的嘲弄和鄙视，但这样的镜头经过民主意识缺失国度极权体制下的“新闻工作者”艺术化地制作出来，会具有非同一般的感染力：首先是感染先前也许对自己还有一丝不满意的受访者——他/她会对自己的“表演”感到满意，将信将疑地相信自己先前并不完全相信的话来，实则这是一出独裁者和被奴役者合谋的一出“表演”！这样的“表演”先是感动了自己，再去感染别人，以致让人一时难以分清究竟是表演在模仿现实，还是现实在模仿表演？！

独裁者和被奴役者合谋的演出，在造就着后极权中国普遍的社会迷瘴，直至造就语言和现实严重悖离背反的两个中国：高喊和谐的，偏偏在现实中制造着更多的冲突和矛盾；在实际生活中厉行独裁的，不妨以“谈论民主”来纾缓自己的心理紧张、从而更好地攫取独裁权力；寻求“信仰”的，偏偏变成神棍；呼唤常识的，偏偏自己看问题时却回不到“常识”中来；纸上的宪法不到地面生活中落实，实现的往往恰恰是预期心理极力回避的……，这种种“知”而不“行”、“知”“行”脱节的背谬，在以统驭脑纤维神经和镜像表演（show）为特征的后极权社会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决绝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庄周愤懑地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而诸侯之门，仁义存焉”；而中国“犬儒”的始祖老子的《道德经》，五千言中虽不乏时时摇头晃脑闪耀着“治”人之术（“艺术化”地治人？）的机锋，但他那被后世广泛称引的“道”本指存在之上的显现，“道德”一词指人在存在之上还应有风度和气质，但在现实中，却被狭隘地理解和施行为单纯的社会伦理……

“只要有面包，就会有人跟着你走；但当面包交到手里，面包又变成了石头！”（陀思妥也夫斯基《卡拉玛佐夫兄弟》）

 以《大独裁者》赢得过亿万观众、一生以喜剧著名的卓别林的这句话却是严肃的：“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从来没有吸取过任何教训。”

……

人类社会的背谬现象虽非自今日始，但在以权力话语行真理的极权时代莫此为甚，这一方面除现代共产极权本由一批文人发明、以理想之名行专制之实的极权者熟谙以媒体控制思想而外，我以为和传统中只重表象不究实质、乃至和东方重形象直觉而少实证思维方式的专制“文化”也有一定的关系。 

“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以媒体掩盖真相为职事的后极权社会看起来在“铺天盖地”方面几乎具备无所不能的可能，但，跟历史上所有的专制时期一样，“本能”的觉醒却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本能”觉醒后的人民将以脚投票、用肢体和行动创造历史的宏大“语言”撕碎蒙住他们神经和良知的一切障碍！这，也许才是后极权社会的最大背谬！

“本能”的觉醒需要等待，沉默是充满着喧哗与骚动的另一种语言——彻悟了“时间”的释迦牟尼已在岩石上等待了上千年，虽说佛经寓言今日是“末法时代”，庙子里面的和尚连自我救度的能力都失去了，更别说共产极权下多的是政治和尚和职业僧人，但不知名的峨眉山僧人对金庸先生讲出的“要有行”这句话，仍然不失为医治后极权社会知识分子普遍“犬儒”病的灵药妙方——

“行”，在汉语中可理解为“德行”“品行”和“行动”，而这，正是后极权社会知识分子所最缺乏和最需要的，也是在时间中检验和校正思想的有效途径。

 

秋水白衣：“要有行”——借“金庸现象”看后极权社会的知识分子（下）

http://www.fireofliberty.org/article/2472.asp

 

文章摘要: 金庸的成功荣辱昭明显著地揭示了一个最大的历史盲点：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都是由活着的胜利者书写的——如果书写者的墨汁饱蘸了失败者的脑浆，那就真正是传统文化的不幸和悲哀！在以权力话语替代真理的极权历史语境下，在成建制的“作家”、“学者”、艺术家们拼命为挤进极权话语行列堆砌起的漫天尘雾里，只有出版自由才能拯救汉语写作和传统文化！

 

作者 : 秋水白衣,

 

發表時間：1/20/2007

只有出版自由才能拯救汉语写作和传统文化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降，大陆不断地有人幻想着凭自己关在屋子里排列的一些字、词、句等，宣称要“拯救汉语写作”，近年则改为要“复兴传统文化”、“拯救国学”，等等，不一而足；然而，这基本是徒劳而且不可能的，道理很简单：在一个独裁者垄断尽净了一切媒体和生存，并让媒介宣传暴力内化为灵魂，人们的价值和趣味像被装进玻璃瓶中的蝴蝶一样普遍被扭曲和异化的国度，连汉字都曾被变态地“简化”过，包括传统文化在内的汉语“写作” ，如何能得到拯救？！

 

“装在玻璃瓶中的蝴蝶”不是一个比喻，它是日益被物化世界真实状态（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写照，尤其是在以宣传媒体精细掌控大脑神经吸引眼球为能事、电子镜像制造着重重迷雾的后极权中国；长在香港自由社会、一生荣辱系于传媒、拥有几乎能够化腐朽为神奇才能的金庸先生，不幸也未能幸免；不过，比我等凡夫俗子幸运的是，他是极其高明和精明地被装进中国历史这只瓶子中去的蝴蝶种类中的一只。

 

“高尚的事情都写在书上，周围哪见得到它们的影子”，从“一生写侠，是为宏扬中华民族失落已久的侠义传统”（金庸自语）到从小说（《鹿鼎记》）到现实中，在中华民族最需要“侠”的时代，由自己亲手把“侠”掐灭怠尽，金庸走完了自己“宏扬中华民族失落已久的侠义传统”的背谬过程。

其背谬当然不止表现在要新闻工作者“向解放军学习”这等在大陆的些须晚年失态上，也不去说他的成功受惠于香港的言论自由、却自从1981年率全家觐见“今上”后就绝少对饱受铁幕禁锢之苦的大陆言论自由发声（其“左手政评，右手武侠”的大陆文革时期曾涉及，但迄今无缘得见），也不去奢求他坐拥亿万就该学习一阵迷狂后彻悟金钱真正价值的年轻的比尔.盖茨做捐赠之类的世俗妄想（在一个民主法治的社会，金庸有不捐赠的权利），其背谬更多的表现在其饱受称颂的“武侠文学”对现实道德的瓦解，即语言对现实的反谬上，这种背谬因其有着一定的艺术性，其欺惑性和隐蔽性（金庸本人没有意识到、也未必真有这样的主观动机）更强，直至形成了一种“金庸现象”，值此中华道德“天崩地解”的时代，在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多在呼吁“复兴中华文化”的关头，有一说的必要。

 

拜众多演艺人员的辛勤演出、借助影像时代电子传媒的强势传播，再加上常常在书中称引点古典琴棋书画的金庸先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确狠下过一番功夫，金庸及其作品在华人世界风靡一时，在以文墨耀身传统深厚的中国文人序列里，金庸的确算得上“成功人士”，但他的这种成功并不代表传统文化的成功，甚至可能正相反。

众所周知，金庸的武侠小说是在创办报纸时连载出来的，其目的是为报纸的商业发行和影响，其二十年间所写15部武侠小说的“意义”，严格地说应是读者、作者和研究者的共同“创作”出来的，即，那种看似宏大曲折的虚幻“传奇”不可避免地会渗进当时香港一般小市民的趣味（当然，这种趣味有好也有坏），其现在被大陆一些高等学府“金学家”们所发掘出来的“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神韵”、“写出了人性”“XXX影射了文化大革命”、从中发现了“自由主义”等等，恐怕也只是研究者们一厢情愿的生硬比附和附加；其茕茕大者，是为构筑“金庸”这部商业泡沫“小说”的情节需要，其成功更多的是符号学和传播学应该研究的课题，其书籍中经常称引点琴棋书画等“传统文化”，不过是仿古的膺品。与人道、人性、人情这样一些文学关注的恒久人类价值无关。

反对者也许会举出金庸作品的艺术性为理由，不错，其致命的问题也正在这“艺术性”上，现在看来，发端于民国报端、代表市民畸形趣味的武侠文学纵使有着局部堪可称道的艺术性，也正是托尔斯泰所称的来源:精彩网h来源:精彩网h“坏的艺术”(《艺术论》)范畴。把金庸和托尔斯泰拉到一起，也许有些不伦不类。但却真的能够说明一些问题，正如在一个毒瘾患者那里，烟雾缭绕的毒雾世界是云蒸霞蔚的“艺术”，而再天然健康的泉水也只是寡淡的白水？！我的意思是：有不有可能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趣味本身就大面积的普遍出了问题、甚至是完全颠倒的，以致让读者、作者和研究者一起“创造”出了金庸这样连作者本人也未必敢坦然收受的“大师”称号而不自觉？实际上，金庸先生艺术性很高、包裹在“古典”“传统”里的无限娱乐化和游戏化文字，借助影像传媒的广泛传播，对当代中国文化造成了和邓小平“改革开放”一样以牺牲中国人一两代人的道德和艺术趣味、价值判断为代价，恐是他自己也始料未及、也未必愿意看到的。

 

被称为“人类三大精神里程碑”的托尔斯泰在其著名的《艺术论》中把艺术甑别为“好的艺术”和“坏的艺术”，并把在与他同时欧洲“坏的艺术”所传达的情感归结为三类：“骄傲的情感，色情，对人生普遍厌倦的灰色的情绪”……最后，他把“坏的艺术”流行的原因归结为作家和艺术家的职业化——名利的诱引。

“坏的艺术”正是孕育普遍犬儒的土壤，其潜在影响和杀伤力有多大？其恶果正在被我们所吞食：如眼下正被不少人识破的大导演张艺谋，花着巨亿钱财、拉上世界三大男高音之一的多明戈和钢琴家谭盾等做陪，却罔顾基本事实拍出了《英雄》、《满城尽带黄金甲》、《秦始皇》这样一些歌颂独裁屠夫的大片（骗），让我们看到了一种艺术的堕落，其实质比贪占国有资产的贪官还要邪坏恶毒，而其经过镜头剪裁、声色渲染和宏大的场面再加上一些技艺娴熟演员的高超表演，“看起来”也会具有很高的艺术性；纳粹集中营中精心制作出来的人皮灯罩也会显出一定的工艺；而在普遍性的犬儒中，本非文学家出身的袁红冰先生高标独步、纯正刚健的文字一出世，纵使隔着重重大洋也可隐约感觉到荧屏的震颤（至少我接触他的文章尤其是《2006年高贵与卑鄙备忘录》《英雄高智晟》等感觉如此，《自由在落日中》等纵使用了代理服务器也看不了，但从介绍和部分片段中也感觉出这是可和“二战”前夕法国罗曼.罗兰《约翰.克利斯朵夫》类似的杰作），竟然被包括“著名评论家”在内的人认为“文字粗糙”（当然，一时的误读是可能也应允许的），这不是我们的艺术感觉出了问题是什么？！难道这还不能说明整整一个时代道德的堕落？！

继承有私人农庄的托尔斯泰天生是个贵族，他反对作家、艺术家的职业化（名利化）并不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从其一生的精神追求、道德自我完善和知行合一来看，托尔斯泰之为天生不为衣食生存发愁的贵族，当是19世纪俄罗斯民族的幸运，也堪称人类的幸运。今天重温他那些如星辰照耀着人类前行的不朽名著，仍然能从中得到智性的启发，如，对千年争论不休的性善性恶论，他说：“人性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生命犹如一条河流，人性有时是卑怯的，有时是勇敢的，就如河流有时是宽广的，有时是狭窄的……”“周围的人怎样生活，大多数人就怎样生活”（〈〈战争与和平〉〉），在这里，他强调的是环境的巨大作用！他作品中在当时绝对算超前、在其后世20世纪西方发展成专门学科的对人潜意识和隐意识的描写，非细致观察具天才的洞察力和亲身体验，绝对写不出来；当然，最值得后人景仰和追怀的还是其道德真诚，他晚年认为自己的著作毫无价值、要去过一个普通农夫的简朴生活、乃至皈依宗教，确是精神探索的结果，包括其在克服吃肉的“恶习”这样在现代人看来有点滑稽的些须“小事”上反复痛哭流涕（《托尔斯泰日记》），确实出于真诚——也由此见出人的痼疾之顽劣！因其道德真诚，所以他的忏悔才特别的感人，其精神探索和智性也达到了相当历史时期人类的顶点。

 

由媒体构建出来的虚幻世界究竟能够把人扭曲到什么样的程度？在名利诱惑和挤迫下“仿真”出来的世界又能维持多久？2000年美国有部出名的黑色喜剧片《楚门的世界》（又译《真人秀》）道出了其中的奥秘：楚门.班伯在风景如画的海景镇通过自身努力过着标准的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他所遭遇的一切都顺风顺水，但随着年岁的增长和理性的成长，他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的生活处于被监视之中，不幸这竟是真的！为那个秘密所焦虑和困饶，楚门屡次想逃离海景镇，但整个海景镇似乎都在“与时俱进”，他老是逃离不了；最后，在一场暴风雨中，谜底揭穿了：曾经在楚门的眼中美妙无比的海景镇原来不过是一座摄影棚硕大的布景，这座摄像棚中到处安有摄像头，一家电视公司30年来一刻不停地在记录从楚门呱呱坠地以来的生活，为的是制作一部史上播映最久的、最受欢迎的记录片肥皂剧的“杰作”，而楚门的亲朋好友包括几十年遭遇的一切不过都是职业演员营造出来的……

这就是“楚门的生活”，被装进玻璃瓶里与自由空气隔绝而不断挣扎的蝴蝶的“生活”！

电视公司30年来制作一部史上播映时间最长的记录片肥皂剧属夸张和艺术虚构，金庸近20年靠撰写子虚乌有的“武侠文学”创造了一个奇迹却是真实的，而这个纸上“奇迹帝国”因缺乏现实的坚实道德基础支撑，初初一看很完美，却老有一种跟隔着毛玻璃看世界似的——就像楚门.班伯内心的焦虑，终究不“究竟” ，甚至会走向反面……人性，从古至今，竟真的是靠“写”得出来的么？！纵算大才如金庸般具有“化腐朽为神奇”的能力！

应该说，跟楚门.班伯凭着直觉对生活了30年的“海景镇”的怀疑相似，面对铺天盖地的声誉浪潮，对传统文化浸淫很深的金庸先生刚开始还是保持着相当“低调”的，于是我们看到了一个晚年在媒体镜头前诚惶诚恐拱手揖让的老人，到后来架不住崇拜的浪潮，信心十足地讲起“新闻工作者要向解放军学习”和“学习三个代表”之类话来的他开始相信眼前这一切竟是真的，冷静下来似乎有所醒悟，又转回了牛津大学去读书……

 

在极权体制下生活过的人们也许有过类似的体验：有的人可以迷惑人一时，有的人竟真的可以迷惑人一生，当然，这方面之最者当数毛酋迷惑了几代中国人至今还在迷惑不少人！为什么总是要在被迷惑过了才知道受到了迷惑？有些明白人明白地说出了真相，而被迷惑者一时竟还难以相信，如大陆的痞子文人王朔和台湾的真小人李敖都曾明白地宣示过自己是痞子和小人。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思维盲点，原因无它：信息不对称。被惑者和施惑者都被封闭在一个玻璃瓶子里，这个玻璃瓶子甚至可以巨大到这样的地步：它就是令人困惑的“历史”！

 

不幸得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在相对“开放”的大陆，“八九”亲历者的笔者在读过十八、十九世纪西方的文史哲后，也曾被金庸迷惑过一阵子，算得上最早的一批大陆“金迷”；如我没记错的话，金庸曾经在多个场合说过自己一生忙于报务、学问不够；长期生活在极权封闭社会里的人们一般把这看做金庸的自谦，不幸这竟是真的！在其广传华人世界的武侠小说中存在着严重的历史谬误，有的竟是致命的，如其小说中多次提及、在今日民间传说中仍显神秘的“天地会”，从其开笔的《书剑恩仇录》到侠的幻灭的《鹿鼎记》，基本构成其武侠小说体系的骨架，今人考证实为清代民间反抗残暴野蛮到在某些地方甚至要汉族女子贡献“初夜权”的异族极权的秘密组织，实为近代中国民间政党的雏型（后为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所借用，至今在海外一些地方以商会的形式隐约存在），其“明末四公子”之一的创始人、余英时先生考证为最后在惶恐滩头拜祭文天祥后悲壮自沉的方以智（余英时《方以智晚节考》），冒着毁家灭族危险融汇三教、易经、阴阳和西方耶教创立的“∴”简便哲学湛微精深、宏扬广大，其隐晦深邃的著作《东西均》在以“文字狱” 严酷到登峰造极出名的清代一直不得刊行，（见另文《明末清初的一场启蒙运动》），以生生不息为内核的阴阳（男女）哲学算不算得源出中华且在今天仍具备普世价值的传统文化？！

金庸在其最具小说艺术性（以形象塑造而言）的《鹿鼎记》中对包括顾炎武、吕留良、黄宗羲等传统自由知识分子的颠倒描写，错谬大矣！原因无它，黄宗羲之所以能够写出单听名字都充满着平静自信的风骨和傲气的《明夷待访录》等传世之作，除他们在天崩地解的年代血与火中历练出了真正的独立思想外，在纵使文网密布到要由皇帝亲自操刀撰写《大义觉迷录》如清朝般的时代，他们还如金庸的祖上般具有一份私有财产；如惨遭文祸的吕留良，今人考证其除独立生存外，还能独自刊印著作、独立发行，算得上一个具有传统文化风骨的早期独立知识分子；而武侠文学宗师金庸出于速餐式娱乐化的小说艺术“情节”需要，作此颠倒描写……

为什么会出现茕茕大者如金庸式的谬误？长期生活在香港自由社会，有着明显文化自觉追求的金庸并非一般所谓的无聊文人，其中蹊跷何在？恕我自不量力在此指出：中国既往的历史都是由活着的胜利者书写的！跳不出这个深层逻辑的桎梏，纵使生活在海外自由社会多年，任你深研过多少本古籍珍本、孤传秘籍也无用……

82岁高龄的托尔斯泰出于道德的真诚和精神追索离家出走，曾被普遍寄予厚望的金庸先生遗憾“一生学问不够”到剑桥去读博，同样的高龄，也许只是一种偶然的巧合！正如那个流传了千年的著名蝴蝶故事所昭示：自称还有部欲跳出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观念的《中国通史》要写的金庸先生，这次是由梦境回到了现实，还是又回到了梦中？！ 

美国人借《楚门的世界》也许是想提醒西方高度物质化和现代化对真实生活的“区隔”；不幸的是，半个多世纪前，“楚门的世界”早已来到极权国家人们的生活之中不断地“与时俱进”着而人们不自知，尤其是在以领袖著作、标语口号和一代又一代成建制的“作家”、“学者”、艺术家们为挤进极权话语权力行列生产的数以百万计的“作品”构成的世界里，在以信息隔绝和裸露、半裸露的“艺术”来掌控大脑中枢神经和吸引眼球的后极权时代，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现实的楚门，生活像被装进一只透明的玻璃罐头里的可怜的蝴蝶，对外界毫不知情丧失了判断力，思想、趣味也被严重地扭曲而不自知。但不管蒙蔽者的手法有多高明，不管被蒙蔽得有多久，就像寓言电影《楚门的世界》的结局镜头定格在楚门汗珠密布的沉默背脊上，清醒者最终要醒来，楚门要去面对那个“大导演”，每个人都最终有去面对的时候……

 

思想的表达离不开媒介（载体），但媒介（载体）本身也会变成迷障。独裁者掌控了媒体，独裁者本身也在变做媒体，变成了媒体的独裁者再以专制的病毒去传染他人，直至形成一个君主和人民共同“执政”的历史局面！传媒遮蔽了天空，人们的目光就永远被僵硬地固定在了那几只“光荣”“正确”的鸟儿身上，偶有一两只外来的鸟儿闯进视野，引起一片惊奇，翩跹地变换了一下花样，这就是“艺术”。

 

金庸的成功荣辱昭明显著地揭示了一个最大的历史盲点：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都是由活着的胜利者书写的——如果书写者的墨汁饱蘸了失败者的脑浆，那就真正是传统文化的不幸和悲哀！在以权力话语替代真理的极权历史语境下，在成建制的“作家”、“学者”、艺术家们拼命为挤进极权话语行列堆砌起的漫天尘雾里，只有出版自由才能拯救汉语写作和传统文化！

 

后极权社会知识分子首要做的，不是急急忙忙地去争当什么“良心”的问题，而最紧要的是从意识中把自己从“知识分子”这一潜含着阶级和职业歧视意味的称谓中解放出来，自觉地把自己看作公民社会而不是党奴社会的一员，但从生存到眼球都被双重捆绑的后极权社会的人们要真正跨过这一步，又是何等的艰难：纵使我，也只是把傍晚走过深冬浓雾城市的果农当做了“写作”的素材，在一个由电磁波和媒体镜像宰控的世界里，连我那大字不识的族叔也在变成“世界性”的知识分子，连老农也表示了他对虚幻沫世界的“异议”……

面对文化围剿的一声怒吼 邢小群   http://www.observechina.net/info/artshow.asp?ID=42196&ad=1/21/2007

从前，我学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时候，有一个经常用的词，叫“文化围剿”。教科书把鲁迅说成是三十年代突破国民党文化围剿的英雄。当时的政权，宗奉的虽然叫做文化专制主义，但鲁迅的文章还是能够发表，鲁迅的著作还是能够出版。所以，“文化围剿”即使存在，也还没有从根本上窒息中国文学的发展。其围剿的力度，比起今天，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看看我们这几年遇到的事：前年春天，封杀了《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去年冬天，整肃了《新京报》和《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今年冬天，又查禁章诒和的《伶人往事》、胡发云的《如焉》等八本新书。中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最有生气的新闻媒体，都成了官方首先摧残的对象！想到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前景命运，我怎能不悲从中来。 当然，我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有许多的无奈。面对那些强势部门，总是一忍再忍，一躲再躲。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最火的时候，被禁止再版，她没有说话；《一阵风，留下千古绝唱》印出来被压在仓库里，她也没有吭声。她还是想留一点余地。不准说政治，我就说戏剧；不让写今天，我就写昨天。她的《伶人往事》成稿后，照顾到出版社的难处，连改了9遍，总共刪去3万多字。而且，湖南文艺出版社也履行了繁琐的报批程序。然而，就是这样，仍难逃被封杀和整肃的厄运。 我认识章诒和老师好几年了。我知道，她丈夫去世后，身体不好，写作是她孤身活下去的唯一理由。说老实话，看章诒和等人的书，也是无数中国老年读者最后的精神寄托。许多老知识分子，老艺术家，近乎痴迷地读着章诒和等人的书，就是想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弄清楚自己经历过的世纪真相，让自己活个明白。许多中青年读者，成为她们的“粉丝”，也不只是仰慕她们的文笔和才华，同时要从她们的作品中感受未知的历史，感受一种人格的力量。 然而，不论是如此深广的人心向背，还是我们钟情的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前途，在某些文化高官眼里，都不值一钱，都等于零。他们自恃手中有权，封杀几本书，如同踩死几个蚂蚁一样容易！ 为什么很多人被禁第一本书时不说话；禁第二本书时，也没说话；如果再禁下去，可能还不会说话？因为，封杀者们不但紧扼着公民的咽喉，还在剥夺公民免于恐惧的自由。2006年10月我先生丁东被传讯，我们家被抄，就因为何家栋先生的书没有公开出版的可能，为留下他的世纪思考，助他自费印书，才引火烧身。到现在，我经常半夜无由地被惊醒。 但是，这一次章诒和不再沉默。她拍案而起，发表了《我的声明和态度》。如同旷野中的呼号，她喊出了对践踏公民权利的强烈抗议。这怎能不让我振奋！是该让那些为所欲为的文化官员们，给我们一个文明说法的时候了！ 章诒和的声音，不是她一个人的心声，而是所有良知未泯的中国人的共同心声，是不肯放弃文化使命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吼声。她也为这些年饱受欺凌的新闻出版界的编辑们出了一口郁闷之气。更重要的是她在提醒，维护我们的公民权利还要等待何时？ 多少年来，宪法赋予公民应当享有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被剥夺、被侵犯的现实，我们习以为常。某些官员封杀作品，连程序都不需要走，理由都不需要讲；作家、学者、编辑挨整，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人的尊严还不如一个刑事犯。因为刑事犯还可以请律师辩护，还可以在法庭上陈述。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快，但新闻出版乃至思想文化领域，还滞留在秦始皇时代的阴影里，它已经成为依法治国的盲点，成为滥用权力的重灾区。 对此，如果中国知识界继续麻木不仁，我们将无颜面对世界，无颜面对历史。后人会指着中国知识分子的脊梁说：“看，这就是奴隶！” 所以，我愿与我所尊敬的章诒和老师站在一起，为了中国文学的尊严，为了中国公民的尊严！ 作者惠寄    转载请注明出处 Sunday, January 21, 2007

建安：“胡哥”，走好！
(博讯2007年1月20日)      2007年新年伊始，关于中国的各种消息接踵而来，有关于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民主是个好东西”一文的分析和讨论，有中纪委会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新部署，有商务部关于人民币币值被低估因而07年可能升值4-5%的报告，甚至远在美国的《世界日报》都发表了2007年是中国全面转折之年的社论。但是让我感到震惊但是又不意外的是今天（2007年1月18日）在网上看到的三则新闻：
    
     一是四川省达州市一名16岁少女在由当地派出所所长与人合资兴建的四星级酒店打工，2006年12月29日被多人（官员或矿主）轮奸后残忍杀害，亲属提诉，政府不作为，2007年1月15日该少女的中学同学和愤怒的群众4、5万人围攻并放火将13层高的酒店烧毁。

 

丁东：我对海外中文网站的观感

[爱琴海]

丁东（北京）

因特网与文化专制


自毛泽东建政以来，中国大陆一直实行严格的舆论管制。新闻、出版、广播、影视，都由执政党掌控，一般公众实际上丧失了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和发言权。对外界事务的不知情，和表达意见的不自由，维系了几亿人对毛泽东的愚忠，这种格局，成为极权统制的精神基础。当时，也有一些外来因素对这种格局形成挑战。在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主要是外台广播。在毛泽东时代，收听敌台就可以成为一项足以让人下狱的罪名。在那个时代，敢于收听外台广播的人，在大陆公民中只占很小的比例。改革开放以后，中美友好，政府对自己也有一定自信，一度对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台，都不进行干扰。但89年后，又回到封闭状态，虽然不再有仅因收听敌台之罪，但一些人涉嫌其他罪名时，有时也附带说他与敌对媒体有关系。但官方对他们判定的敌台，仍然采用技术干扰，九十年代后，中国大陆的一般听众，仍然难以通过广播听到某些外国电台的声音。与此同时，官方一直对入境印刷品实行检查，控制海外出版物的流入。这些耗费纳税人巨资的行为，都是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名义下进行的。

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种新的信息传播方式迅速地向全球普及，这就是国际互联网，又称因特网。因特网的出现，打破了信息发布的垂直结构，而代之以网状结构。面对因特网，每一个信息的发布者和接收者是平等的，全部信息向所有进入因特网的人开放。维护专制政体需要信息垄断，才能保持上智下愚。因特网从本质上和专制政体是不相容的。在中国大陆，1995年出现第一批网民。据1997年10月第一次调查，当时中国大陆有网民62万人。世纪之交，中国网民数量迅速突破百万和千万两个数量级，截止到2004年6月30日止，中国的上网用户总人数已经达到8700万，接近一亿。有人对这项新技术的降临，曾抱有十分乐观的态度，认为中国大陆舆论一律的格局从此打破。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大陆官方还是找到了既利用因特网发展自身经济、军事和科学技术，增加国力，又防止因特网上思想言论在中国大陆自由传播，瓦解专制统治的对策。他们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打造防火墙，屏闭和过滤官方不想让公众了解的信息，使得中国大陆的网民只能按照他们的意愿进入因特网。因特网对于中国大陆的网民来说，成为一个按权力的好恶过滤的残缺世界。一些网民，出国求学或探亲、旅游，突然发现，因特网上的中文天地，原来是众声喧哗的世界。回国以后。喜欢的网站打不开了，他们才感到十分无奈。


海外网站对中国大陆的影响


海外中文网站很多。在这一节中，我只讨论新闻时政性或含有新闻时政内容的海外中文网站。商务、娱乐或其他性质的海外中文网站不在讨论之列。

海外中文网站对中国大陆发生影响，有一个过程。在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网民人数虽然很少，但已经注意到海外网站有不同的声音。当时，《隧道》、《华夏文摘》已经引起少数大陆网民的关注，下载后在朋友之中传播。

后来，到90年代末，中国大陆网民数量急遽上升，海外中文网站也越办越多。从海外网站上阅读不同于官方宣传的声音，了解官方有意封锁的信息，成为许多网民的乐趣所在。官方也开始研究信息屏闭和过滤的技术。其间，一度关闭搜索引擎google还引起过轩然大波。后来google以自律的方式和中国官方达成默契。现在，一般的网民已经不能采用常规渠道登陆那些时政性的海外网站了。只有少数网民通过电子邮件，直接订阅某些海外电子杂志。还有少数网民，使用无界浏览等软件，穿越官方设置的防火墙。这两类网民的数量难以统计。但我估计数量很小，不会超过网民总数的万分之几。官方对不喜欢的网站采用的技术屏闭，相当程度上达到了维持舆论垄断的目的。许多的网民对这种屏闭不满，但苦于缺少穿越屏闭的工具。

尽管如此，海外中文网站，仍然不失为中国大陆公民获取资讯，发表意见的重要渠道，对中国的政界、知识界和公众产生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向大陆及时传播了重要的海外资讯。例如，香港两次“七一”五十万人大游行，示威的对象是中央政府，大陆官方媒体当然不报道。海外中文网站的报道使一些大陆人了解了事件真相。9·11事件、伊拉克战争、南斯拉夫使馆被炸和南海撞机事件等重大国际冲突，海外网站提供了与中国官方口径不同的声音，有助于大陆读者从不同的角度理解这些事件的真相和意义。

二、大陆新闻出口转内销。在中国大陆，有一些敏感的新闻事件，如《南方南方报》程益中、喻华峰被捕、被起诉，庭审过程，喻华峰被判、改判以及程益中获释，都是中国新闻界、知识界和公众极为关注的。其幕后原因是由于《南方都市报》报道SARS真相和孙志刚事件遭到地方权贵的打击报复。其性质与1936年的七君子事件好有一比。而这么重要的事件，官方媒体按既定的口径发布过简短而迟滞的通稿。真正能够让读者了解全部真相背景的资讯，只能通过海外网站发布，然后向大陆传播。再如江泽民辞去军委主席，海外网站转发《纽约时报》消息，发表各种评论，都在中央全会公报正式揭晓之前。

三、提供了文人论政的平台。中国在20世纪，曾经有过文人论政的传统。《大公报》在三、四十年代，以“不党、不卖、不私、不盲”为宗旨，成为知识分子论政的公开平台。其他一些民间报刊，也发挥了这种功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民间报刊消失，文人论政的传统被迫中断。网络的出现，使得中国大陆一批知识分子看到了复兴这一传统的可能性。而大陆本身的网站，处在严格的监控之下，论政不能畅所欲言，海外中文网站为大陆有志于论政者提供了发言的空间，由此而催生了一批有影响的时事政治评论专家。同时给一些政治上被打压和冷冻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发言机会和以文谋生的可能，使他们得以保持思想的活力，并使他们的言论有可能以出口转内销的方式与大陆读者见面。当然，身为大陆公民，在海外网站发言是有风险的，杜导斌案就是最典型的一例。

四、促进了大陆公民的维权活动。利用互联网表达意见，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公民维权活动的重要渠道。但有些敏感个案，大陆的网站无能为力，海外中文网站就替代了这种功能。以蒋彦永事件为例，今年6月1日蒋彦永医生被官方软禁，到7月19日释放回家，再到9月18日恢复自由，每一个细节海外中文网站都有及时报道，声援蒋彦永的声音此起彼伏，使得加害蒋彦永的官方，面对巨大的国际舆论压力，只得妥协。

海外网站的存在，呼应了大陆网站维权的努力。近三四年来，大陆官方对国内网站的监控日趋严密。从四年前“思想的境界”被迫停办以来，关闭思想文化网站在大陆已成家常便饭。好在建立网站的成本较低。在中国大陆，一家报纸、杂志被官方查封，往往再无重办机会。而一个网站被关闭，则可以重新注册开张。许多网站这些年就在关关开开中维持。对这种状况，网民既到感郁闷，又感到无奈。2004年9月，影响广泛的北京大学“一塌胡涂”网站被关闭。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为此向该校校长许智宏发出公开信，实际上表达了无数网民维权的心声。然而，发表贺卫方公开信的学术批评网又被关闭。俞江、许志永、滕彪三博士继而发表公开信，论证这一政府行为的不合法。一些不知名的网友也纷纷发表意见。一些网民已经意识到，关闭网站是对自身已有的权利的剥夺：“从大的角度来讲，当国家打破已有的平衡，把权力伸向社会更深的角落的时候，表达出社会的一种意见，让国家感觉到存在的阻力，可能会有助于它更好地考虑这个问题。毕竟，这里不是政治反对派，不是麇集的反党分子。我们只是想保卫已有的东西不被夺走，至少不被稀里糊涂地夺走。” 在这种博弈过程中，海外中文网站的参与起到了重要的呼应作用，使大陆民间的维权之声，不至于因大陆网站被关闭而中断。

五、拓展了中文学术空间。自20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中国大陆人文社会领域的学术空间比之毛泽东时代，有了很大的开放。二十多年来，大陆学界也产生了一大批有质量的学术成果。然而，在牵涉到官方意识形态核心部分的学术领域，仍然存在着禁锢。例如对中共历史的研究，就有严格的控制，档案不开放，与官方结论不一致的观点难以发表，公开出版的充斥着谎言和粉饰。

对文革的研究，本来是一个既有学术价值，也可能产生大量研究成果的领域。历史当事人还在，可以抢救许多宝贵的一手史料。但大陆官方文革研究严加控制，尤其是1996年，既文革三十周年以来，对有关文革出版物的限制已经到了蛮横无理的地步，使得许多有志研究文革的学者，因找不到发言和交流的机会而却步，人为地萎缩了这一学术研究领域。海外的中文网站，如文革博物馆等，已经成为研究文革最集中的中文平台。如果建立一种有效的推动机制，可以有更大的作为。

现在，海外的中文网站和大陆的网站实际上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全球中文读者最大的群落在中国大陆，而中国目前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实行新闻管制的国家。从整个人类文明的大趋势看，中国大陆言禁的全面突破是迟早的事。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国内网站处在从内部突破言论禁区的前沿。国内纸媒在网络传媒的压力下，维持言禁已经捉襟见肘。而海外网站更是外部的挑战和参照。如果中国大陆能够实现言论自由，对于整个人类文明格局的改善，将有极大的意义。


几点意见和建议


一、大陆读者和海外读者处在不同的语境之中，也有不同的接受心理和阅读感受。

经过高压下的长期博弈，大陆知识界的主流告别了浮躁，也不同于80年代那种狂飚突进的心态。多数人欣赏负责的态度、平实的文风，对文明的底线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共识。来自海外的一些居高临下的批判，大轰大翁的声讨，显得十分隔膜。漫骂攻击，捕风捉影，耸人听闻的文字，更会产生一种自败效应。民间人士之间的意气之争和口水仗不受欢迎。大陆读者欢迎的是严肃的事实描述，是锋芒内敛、留有余地、以理服人的文字。平和低调的文章，较容易进入大陆的语境，较有可能与大陆的网站互动。低调而能传播的声音，实际上对国内言论格局的影响更大。耸人听闻的文章，可能吸引读者于一时，但不能持久。最近几年，来自海外而对大陆读者在思想深层发生影响的，首推高文谦的著作。

二、在传播方式上，有一些网站已经采用电子邮件群发的方式，直接向国内读者的邮箱发送信息，扩大了影响。这种方式值得推广。以新闻深度分析和学术思想见长的网站，可以将网站的内容编辑电子周刊，每周编发5到10万字，将多篇文章连排成一个文件，便于大陆读者以电子邮件的方式互相传播。

同时，也希望研制更多的穿越屏闭的软件。

三、希望海外中文媒体，不论是网站还是纸媒，能够出现一些具有一种长远眼光的媒体，重视当下，同样重视文化的积累；重视名人的动向，也重视新人的推出。今天的新闻将成为明天的历史，学术和思想可以潜移默化地作用于世道人心。如果能够留下中国后极权时代的信史，将是一件功德无量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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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议报》第171期
(11/9/2004 1:56)

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电影《黄金甲》 王怡

张氏电影的旨趣其实一以贯之，从《红高粱》到《黄金甲》，浓墨重彩，你用圣经中的一句话可以概括，世界上的事，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换成佛经中的句子，就是“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只是在80年代启蒙的光芒下，情欲在审美上先被浪漫主义化，再被意识形态化。在一个自由匮乏的年代，高尔泰先生说“美是自由的象征”。这话使无数灵魂饥渴不已，无数主题亟待升华。于是对那些戴眼镜的人来说，情欲差不多就等于人性，而人性差不多就等于反专制。 一个叫杰姆逊的外国人也积极鼓吹，说第三世界的电影都是“民族寓言”。眼目的情欲，就这样被一个时代壮了胆，被赋予自由化的盼望和联想。谁在诗歌中写下“乳房”，谁在艺术史上就有票房。谁敢拍乱伦，谁就是第五代导演的旗手。很久以来，张艺谋就这样被活活地误会成一个知识分子。 这些年随着巨大的商业成功，张艺谋开始在公众形象中转型。戴眼镜的人们惊呼其为背叛，其实人家从没偏离过一生的主题。只是时代高歌猛进，在一些人眼里，“乳房”终于和革命无关了，而在另一些人眼里，也竟然和反革命无关了。情欲被政治化的年代，人家乐此不疲，看起来像一个知识分子。情欲被商业化的年代，人家乐此不疲，看起来却开始像一个流氓。 崔卫平女士说得对，张氏电影从来就没有过价值关怀。这是知识分子中少数不戴眼镜的明白人。《英雄》中的帝王“天下”观，让大家发现张的思维水准，竟然落后于启蒙时代20年？《十面埋伏》是他的一次调整，刻意回到意识形态的零点。而《黄金甲》则是一次雄心勃勃的进军。这一位是极聪明的人，在情欲与政治之间擦边，在票房最大化与政治正确之间拿捏分寸。就此而言，《黄金甲》一片达到了张艺谋迄今为止个人梦想的颠峰。你以为他的梦想是拍《活着》那样的电影，只是你一厢情愿。他的梦想就是《黄金甲》，因为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就是一个摄影师的最高理想。张艺谋的本质是一位摄影师，不是一位导演。摄影师的梦想，是将天下的欲望都写在镜头上。就像演员的梦想，是将欲望都写在脸上，而不是写在胸脯上。就这两点而言，汉人真没有比张艺谋和巩俐更厉害的角色。 一个荒诞的可能是，如果时代依然保存着将《黄金甲》作为民族及政治寓言的精神氛围，如果这部电影早在15年前拍摄，所有知识分子都将起身鼓掌，在漆黑的影院向张艺谋致敬。《黄金甲》将人的罪性不再归于政治，而归于普遍的人性。仅此一点其实超越了《雷雨》。曹禺的阶级分析眼光，把乱伦与革命捆绑在一起，那是张艺谋20年前就轻车熟路的一套。对皇权专制主义的残酷描写，和恶俗的审美观，恶俗到一个地步，接近了反讽。菊花台的大屠杀，赤裸裸的权力争夺，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毁灭整个皇室，家宴变成国觞，专制成了盛世。尤其是广场上的政变，血迹被轰轰烈烈的清洗之后，那仰拍的升天礼花，观礼台上如《东方红》一般的颂歌大合唱。反讽的意味如此鲜明，联想的空间如此逼仄，每个40岁以上的观众，都不会承认这只是一部商业片。 故事选在残唐，我甚至怀疑编剧读过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关陇集团主宰隋唐政治，藩镇割据瓦解中央集权。这样的循环在中国史上不断反复。电影中菊花台的那一场屠杀，无疑是对“玄武门之变”的放大。西元626年，发生在6月4日这一天的流血冲突，以残酷的政治逻辑带出辉煌的贞观盛世。陈寅恪说，初唐发生过四次宫廷政变，每一次的成败都取决于玄武门前的政治革命。一个貌似强大的帝国，它的安危竟然反复系于宫城外的一箭之地。张的电影几乎遵循了古典戏剧的三一律，情节发生在大致24个小时以内，每个时辰都有宫廷的报时，以洗练的语言，蕴含了整整一部二十四史。 独裁者的骄傲，让其余人变成了团体操。一个人高于人的地位而成为假神，一切人低于人的地位而成为奴仆。周润发饰演的帝王对王子说，“天下万物，朕赐给你，才是你的。朕不给你，你不能抢”。中国的银幕上，实在没有更精彩的对白，对独裁者的情欲与骄傲，有过如此刺骨的临摹。你会想起周润发当年饰演的小马哥（《英雄本色》），那句同样经典的台词，“我失去的东西，我一定要亲手拿回来”。成王败寇，我们这一辈子，都活在别人的这两句狠话之间。 可惜进电影院的年轻人，不可能再当它是个寓言。在贴满“做女人，挺好”广告的年代，波涛般的丰胸，除了眼目的情欲，已经载不动，许多思想。商业电影的模式，就是立于一个价值上政治正确的基点，然后以商业化的技法与严肃的主题擦肩而过。张在《英雄》上跌了一跤，不知道这个时代的“政治正确”已经换了下半场。如今他与日俱进，改换了门庭。但仅此而已。张艺谋的狡黠就在这里，我给你一场大屠杀，戴眼镜的人各自去叹息，年轻人爱拼才会赢。色情与暴力再次暗渡陈仓，人家可不打算在道德上对这个社会负任何责任。 这样的导演已纷纷就位，这样的电影已征服了我们的孩子。再换成《道德经》的句子，就是“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看不看是你的问题。 ── 原载 南方人物周刊 Tuesday, January 16, 2007 本站网址：http://www.guancha.org

亲爱的告密 冉云飞

冉按：告密是人类最下流的不耻行径之一，我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已断续进行了十年。告密是任何专制社会非常热衷使用的统治术，简单说来，它有几大副作用：一是统治成本非常低廉，藉此维持庞大的社会运转；二是人人自危，每个人头上时常悬一把达摩克利之剑；三是，可以降低一个民族的人格，人格一低，就会听主子的话，就会有把柄被主子拿着，便于统治；四：可以公然不更新制度建设，反对互相制衡、谁都没有免受监督豁免权的民主自由制度，而维持专制统治不放。 网络上相对自由言论的兴起，中共还是像周厉王用巫谤监一样，花纳税人的钱，将我们的骨头熬我们的油，培养一大批网监，来做许多令人不齿的事。而许多网监并不知道吃网监这碗饭，虽然可能拿着高薪，但却是让人格卑劣的工作，许多人吃着这肮脏的饭而不自知。更有无耻的门户网站新浪，居然在博客文章下面设一个“有奖举报”的点击键，这是一种令人愤慨的无耻行径。是对言论自由的公然蔑视和侵犯。 今传一篇与告密有关的旧文出来，以自我督促加紧我手中的《中国告密史》的写作。《中国告密史》的写作之所进展不快，除了资料搜集烦难外，更主要的是，我这不是什么拿基金的研究项目，这是纯粹的个人研究。我得考虑用其它写作来养我的这种研究，因为这里面会花大量的精力和财力，所以进展比较慢。请诸位期待已久的朋友谅解。 朋友张国功知我在研究中国告密的历史，遂将1997年第5期《天涯》上转载的摩罗的文章《巨人何以成为巨人——读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第一册》复印寄我，拜读之下，与摩罗极有同感，怆然何似！摩罗在文章中将俄罗斯的民族与社会、人文思想成长的环境与中国作了极有功力之比较，这正是我从社会制度、历史、心理、民族、哲学、法律（法律条文、监狱、监察包括检举箱的设置等）、道德伦理诸方面来研究中国人的喜欢告密，对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的人文品质的伤害，以致今日不堪收拾之局面的一个微缩。我服膺于摩罗一个总结性的观点：“中国的优秀人物却不曾得到赫尔岑式的条件和幸运，无论是谭嗣同、陈天华、秋瑾、徐锡麟，还是李九莲、遇罗克、王申酉、顾准，他们无不在缺乏精神滋养和力量源泉的绝境中绝望地死去。中国要诞生真正的精神巨人，遥矣远矣。” 自然，“缺乏精神滋养和力量源泉的绝境”所指甚多，但其中一条，无疑与我们历来主张告密的传统有关。而且告密之发展与手段层出不穷，以至于登峰造极地告自己的密（即所谓的“交心”）和亲人之间互相攻讦、发人隐私。秋瑾的遇害是由于其叔父的告密，李九莲的惨遭杀戮，是源于男朋友的出卖。而此等事件在反右运动和文革中可谓如火如荼，几成燎原之势。这种出卖亲友、告密攻讦的事，口头流传者甚多，而有案可稽者相对较少，但也不是绝无仅有，近日所读葛剑雄著《悠悠长水——谭其骧前传》里便有记载。起因如次：由于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与古文字学家胡厚宣、少数民族史专家马长寿是近邻，因此常在一起探讨一些学术问题。且当时谭其骧被借到北京参加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的工作，在多事的1955年，满以为在北京能轻松过关，哪知在“上海却祸起萧墙，一封匿名检举信寄到了党委，揭发他与胡厚宣、马长寿三人结成小集团，经常在一起说反动话。” （P233）在全国上下批胡风反党集团时，这一告发所具有的重要的暗示性是不言而喻的，“根据大胆揭发和批判从严的原则，历史系对所谓‘三人小集团’进行了揭发批判。” （P234）由于各种原因，后来不了了之。“不过，谭其骧至死也不会想到，写匿名信揭发‘三人小集团’的竟是自己的妻子李永藩。” （P236）生前谭先生还曾说：“不知谁干出这样的事来，真是笑话。”他哪里知道，当时所谓的“大胆揭发和批判从严”的风气，已经把他自己亲人的告密潜能都激发起来了，说彼时人们的生活险象环生，并不是什么夸大之辞。 按葛剑雄先生书中所示，李永藩告发“三人小集团”，主要是因为“李永藩说话随便，马长寿一天对谭其骧说：”老谭，你要管管你老婆，别让她在外面胡说八道。‘恰巧李在隔壁听到，由此怀恨在心，等运动一来就写了一封匿名信。“另外，彼时李永藩一度欲与谭其骧离婚<并不是真的想离，只是谭经常忙于工作，无暇顾家，李想让谭陪着她，便采取如此急切之策），因而干这种告密之事不止一次，后来单位得知系她所为，便对她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葛剑雄在谈到李永藩告发谭先生时说，”李永藩的行为只能用精神不正常来解释“，但他最后还是认为”这不能不说是这个时代的悲剧“。（P236—237）对于李永藩这种告发自己丈夫的事，我不敢说”只能用精神不正常来解释“，但有一 点是肯定的，的确是时代悲剧和制度给予的某种暗示和号召。 而流沙河先生在《锯齿啮痕录》里也记录了几起他的大弟为表积极，与其划清界线，对其进行子虚乌有的告发的事。文革开始前一个月，流沙河以“戴罪”之身被遣送回家乡劳动监督改造，大弟余勋鉴觉得他这个“大右派”哥哥影响了他的前程，使他抬不起头，并且为了洗刷作为地主家庭的罪过，不惜采取一些非常手段。幺弟对流沙河很好，常从他识别北天的星座，以及希腊神话中这些星座的故事，余勋鉴便骂幺弟“中了右派分子的毒”，而且出手打幺弟，后余勋鉴被居委会臭骂一顿并写了检讨，但他扬言：“我要斗争到底！”“两天后他去木器家具社投诉于我的监督小组组长，一个绰号白脸鸡的木匠。白脸鸡的革命觉悟很高，鼓励大弟今后多多向他告密。”（见《流沙河随笔》P62）做告密这种事自然是不容易收手的，而且有时还颇能上瘾。有一次，流沙河看《高尔基论文集》，被他大弟看到后告发为在看“苏修的书”，流沙河辩解说高尔基是革命作家，不是修正主义，而那个监督他的白脸鸡却说：“你说他是革命的，那苏联为什么又出了修正主义呢？”（P73）弄得流沙河瞠目结舌，百口莫辩。 还有一次，流沙河戴高帽子游街后，造反派让他把高帽子保管好，以便下次批斗时再用，于是他将其悬系壁上，“我的大弟喜见我又倒霉，引乡下他妻子家中的妇孺来我家瞻仰这一顶罕见的高帽子，乐得嘻嘻哈哈，气得母亲发昏。”（P111）不特如此，余勋鉴觉得告密并未把流沙河完全整垮，于是就动手打他，兼骂他的妻子为“滥货”，总之是百般刁难。他哪里知道，由于余家被定为地主，有天然的不能脱干系之处，即便你把右派哥哥整垮弄死，你也摆脱不了挨整的厄运。随着余勋鉴可利用价值的丧失，他也就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批斗，此所谓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最妙的是我的大弟，两年来他不断密告我，到头来他也被小李木匠举臂一呼：”把地主家庭的孝子贤孙！余勋鉴！揪出来！“‘（P140）我要说，除了个人的品质外（当然我们没必要为其恶劣的个人品质袒护），那个时代的大部分亲友之间的告密行为均是与某种号召与环境的暗示密不可分的，也是”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必然后果，更是法治不健全或有法不依的铁定结局。大规模的告密行为在一个时期内全国出现，乃至影响到父母兄弟，人人自危，互相攻讦，其波及面之广，实古今中外之未有，这不能不说是文革专制集权下的必然产物。就像顾准的女儿顾淑林在回顾对其父不理解造成的悲剧时所说的一样， ”究竟哪一部分要审查、更新，以避免今后对亲人以至社会，再做蠢事？对于一个愿意严肃生活的人，必须有勇气正视、解答这些问题，并且承受代价“（《顾准日记》P422）。 1998年2月21-22日晨于成都 ── 原载 独立中文笔会 Tuesday, January 16, 2007 本站网址：http://www.guancha.org

刘晓波：《单刃毒剑》民间对美国的分裂态度
(博讯2007年1月17日)     第二部分：极端反美的民族主义--大陆媒体如何抹黑美国
三 民间对美国的分裂态度
    
    如果说，中共政权对美国的分裂态度，在根本上源于维护政权利益和权贵利益的自私考虑，那么，大陆民间对美国的分裂态度，就源于意识形态灌输、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犬儒化的生存策略。

（一）羡慕美国的自由、富足和强大
    
    在中国大陆主流民意中，美国形象也存在着国内制度和国际行为的分裂。仅就美国的国内制度而言，大陆人认为美国是经济强大和政治民主的典范，是个人自由、个人成功和生活富足的国度，所以，美国是大陆人留学和移民的首选国，甚至因为被拒签而在美国驻北京使馆前举行小规模的示威。可口可乐是中国最著名的品牌，汉堡包是大陆孩子最衷爱的洋快餐，好莱坞电影是民众最爱享受的视觉快感，比尔·盖茨是大陆青年人心中的最受崇拜的偶像，除了诺贝尔奖之外，美国的格莱梅音乐奖、奥斯卡金像奖、艾美奖和欧文斯体育奖，是大陆人心中最高的荣誉……这种对美国制度及其文化的正面评价，即便是中共的抹黑术宣传也不能减损；中共所要防止的“和平演变”，在大多数民众心目中却是个正面的进程，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一要“和平”，二要“演变”。从网友在美国大选难产期间发表的言论和国内媒体的大量报道中，足以看出大多数国人对美国式民主的肯定，对中共抹黑术的清醒透视。这种压倒性的正面评价，甚至可以从江泽民动不动就引用林肯、杰弗逊的名言中看到。而反对中国融入国际主流社会的新左派，并不能代表中国的主流民意。
    
    同样，在外国人对中国评价的价值排序中，美国人对中国的评价无疑排在首位。在中国，从中共高层到各界精英，都希望得到来自美国的肯定性评价。中共高官希望访问美国和得到美国政要的青睐，经济界人士需要得到美国经济学家、世界银行的肯定，知识界人士也非常受到美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邀请及正面评价，甚至那些反美的新左派也把在美国大学作过访问学者或演讲作为自我炫耀的资本。其他如，出国留学的人是否进入美国名牌大学，中国文化产品是否风靡美国，汉语作家是否得过美国的文学奖，中国电影是否入围奥斯卡，中国企业及其产品是否在美国市场成为名牌，中国运动员是否得到美国体育界的承认，在美中国人是否取得了成功，甚至中国的英雄人物是否影响过美国人……皆是国人评价一个人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于是，在江泽民访美的频频作秀的带领下，中国的各类精英也纷纷上演“征服美国”的爱国主义壮举，国人在美国的任何一点成就都是值得炫耀的资本，甚至美籍华人的所有成就也无一例外地成为中国的成就。最具象征意义的是，在国内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情况下，央视评选的十位“2002感动中国人物”中，海尔总裁张效瑞和姚明作为民族英雄而双双入选，而两位入选者皆与在美国的成功故事有关：海尔集团不顾成本高昂而在美国的设厂，成为民族品牌征服世界的象征；姚明在火箭队获得首发中锋的位置，成为“中国高度”征服NBA的象征。
    
    这种以“美国标准”来评价中国的“民族英雄”的怪诞，甚至发展为大陆媒体和某些名人的公开造假。比如，美国宇航员在太空中看到的唯一地球建筑就是中国的长城，美国西点军校自发掀起“学习雷锋”的热潮，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大兵人手一本《孙子兵法》等等，曾经见诸于中国的各大媒体。再比如，许多回国“创业”的“海外赤子”伪造在美国的高学历和成功资历，最著名的影视作品是《北京人在纽约》，最著名的现实人物当数吴征杨澜夫妇。而且，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如此成功的夫妻，甚至要用美国的“野鸡大学”的莫须有的博士头衔来镀金。
    
    对于国人来说，得到美国的正面评价会产生双重效益：一来可以成为在国内炫耀的资本，二来可以作为在国际上表现民族的自尊和活力的资本。国人的自尊与自卑相混合的民族虚荣，使其评价标准在逻辑上变得极为怪诞：因为美国是世界的超强，所以在美国的成功就是对世界超强的征服，而对世界超强的征服也就是对世界的征服。

（二）嫉恨美国的全球超强及霸权
    
    然而，就美国的国际行为而言，中国民族主义者眼中的美国就是魔鬼撒旦：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霸权的象征，是不遵守国际法和不尊重弱国主权的蛮横的国际警察，依靠强大的国力、先进的武器和主流文明话语而四处干预和挑衅。
    
    如果说，在海湾战争时期，大多数中国人还沉浸在美国制裁中共屠夫的感激中，所以民间对美国领导的海湾战争的态度与中共政权相反，认为对付萨达姆这样的国内暴君和国际流氓，就需要美国这样的富有国际道义感的警察出面管制。那么，93年申奥失败和银河号事件之后，特别是在科索沃空袭期间中国使馆被炸和中美撞机之后，美国就由捍卫国际正义规则的秉公执法的警察，变成了地地道道的肆意破坏国际法的恶吏。
    
    在大陆民族主义者的眼中，美国奉行的是单边主义的霸权逻辑，完全按照弱肉强食的野蛮的丛林规则行事，是不尊重别国的主权和尊严的侵略者，也是不尊重其他大国的意见和联合国权威的国际霸主。
    
    所以，当美国发生震惊世界的“9·11”恐怖惨案之时，正好为雪耻和仇恨、自尊和自卑相纠缠的畸形民族主义，提供了绝好的宣泄素材。许多国人对9·11悲剧表示出难以抑止的幸灾乐祸，啊哈，象征着最大财富的世贸大厦和最强军力的五角大楼，就这么轻易地变成了废墟！原来号称世界超强的霸权，竟是如此不堪一击！原来总是在别人国家中耀武扬威的美国人，也会在本土遭到致命的打击！原来弱小如阿拉伯民族的超限圣战，竟是如此的英勇、智慧、有效……“一瞬间，全部搞定，太牛逼了！” “如果美国支持台独，我们就要把台海变成火海血海”，“让美帝国主义的航母化为灰烬”……一些匿名网民如是说。“美国本身就是当今世界的最大流氓”、“揍美国流氓就是对于孩子们最有效的‘爱国主义教育’……先从揍美国流氓做起，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这一点血性都没有，这一点精神都没有，谈什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谈什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称为学者王小东如是说。如此反美仇美的幸灾乐祸，甚至延伸到美国发生的一切灾难——不管这灾难的性质如何——比如“哥伦比亚号”的解体，引来许多网民的欢呼（参见我的短文《那些吃狼奶长大的国人》）。
    
    当美国发动反恐战争之后，中国民族主义者先是希望阿富汗成为第二个越南，继而用文革式的暴力语言反对美国的倒萨之战，自然也盼望从此导致西方联盟的内在分裂，更希望伊拉克成为第二个越南。他们认为，倒萨之战的后果不是美国霸权的加强，而是孤家寡人的处境和遭到更激烈的恐怖袭击。
    
    然而，谎言的强制灌输所导致的仇恨及冷血教育的成功，受毒害的不仅是只能被动接受灌输的民众，更是灌输者和教育者本身，以及一个民族在道义底线上的毁灭。一个把自愿充当人肉炸弹的恐怖分子当作为信仰而殉难之“圣徒”来崇拜的庞大群体，一代视本·拉登、萨达姆、米洛舍维奇为民族英雄的年轻人，一个让“超限战”这类高科技的流氓战争观念广泛流行的社会，一旦再发生大规模的群体运动，执政者面对的就不再是八九运动式的理性、和平的非暴力群体，而是类似文革造反式的非理性的仇恨发泄和暴力扫荡。
    
    近年来的大陆知识界，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本土化思潮非常流行，其特征之一，就是把现代与传统、自由民主与独裁专制之间的冲突，转变为中华民族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霸权之间的冲突；把自由主义在全球的普及化发展，转化为世界的单极化对文化多元化的软性殖民；用价值相对主义来消解自由主义价值的普适性，用赛义德的“东方主义”提供的理论启示，制造出美国对中国进行“妖魔化”的民族仇恨；他们把在世界上具有权威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组织称之为西方的制度性霸权。如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八国会议是经济制度霸权；北约、美日韩的军事联盟以及美国对台军售是军事霸权；欧洲三大电影节、、诺贝尔奖、美国的奥斯卡电影奖、格莱梅音乐奖、伊文思体育奖、威尼斯双年展是文化霸权等等。但是，我认为，由西方确定世界的主要游戏规则这一现实，在根本上不是由于单纯的经济优势，而是因为道义优势。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作为被全球公认的准国际法，其基本原则无疑是西方各国宪法的国际化，早已证明了西方文明的道义优势。否则的话，冷战时期的联合国宪章应该是苏联宪法的翻版，阿拉伯的富翁们才应该是国际规则的制订者。
    
    这样，美国在中国人眼中成了善恶分裂的两面神：一面是自由的旗帜，另一面是霸权的撒旦。在国内政治中堪称民主典范的宽容政府，却在国际政治中变成了盛气凌人的霸道强盗。这种负面评价正是中共藉以抗衡美国的广泛民意支持所在。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