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面临的世界存在着三种发生，一种是恢弘的宇宙的自然发生，另一种是地球生物生命的自然发生，而人类的历史叙述的是地球最高级生命——人的意识意志主动发生的故事。

对宇宙来说，也许只存在着一种发生，如若说地球生命是宇宙过程的一种特例的话，在数亿、数十亿、数百亿颗星球里，隐含着多少种未知的发生？宇宙是神秘的，在它的秘密里，对人类意识意志的喧嚣，一直保持着沉默的微笑，这样的微笑每每被孤独的领悟者撞见时，它又忽然地消失，于是领悟者的梦魇，即刻被僭佞者化作荒唐的人类故事。确实，面对神秘的宇宙，我们知之甚少，只是近几百年来，随着太阳系秘密的揭示，人们在物理化学上的成就，开始了宇宙世界的进一步探索，并不断爆发惊人的假设和推想，然而无论这样的探索止境如何，就其趋势来说，似乎在解释着一元发生的世界。

围绕着人类的被发生，我们看到了太阳系中地球生物生命的事实。而对于地球生命的发生及其过程，我们存在着太多的迷团，恐龙和远古生物化石的发现，让人类吃惊不少，这种曾经在地球生活过的生命，告示人类，在我们没被发生前，地球曾有过与现在完全不同的生态的事实。于是环境与生态，牵动着人们的智慧对人类前途更深远的憧憬。这样的憧憬归结为一个更为实质的疑问：自然激发高级生命的密码是什么？种子、生长、繁殖、衰老、死亡的循环，似乎不足以揭示生命过程的全部秘密。显然地球环境的改变才是人类生命的源头，环境变化与基因变异，表达出生物生命发展的可能性。环境对生物发生的激发和限制，以及环境的变化与生物基因可能性的变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若说生物具有随环境变化，而发生可能性变异的密码的话，那么这样的特性，在高级动物身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可能性变异，在高级动物身上发展成更灵活的本能意志。于是，经过改变的生态环境下，各种生物本着顽强的基因变异，在弱肉强食的表面现象中，构成更为复杂的食物链。

由高级动物脱胎出来的人类，秉承了动物的本能意志，然而真正能说明人类行为的，是人的意识意志特性。是生活对意识的启发，还是意识对生活的引导？抑或是人类内在的基因密码，从人类能自觉地运用工具这刻起，就开始了主动发生的历史。

历史是主动发生的，并且是处于限制中的主动发生，广义地表达限制，那就是：自然限制、生态限制和人场限制。限制围成了历史发生的堤岸，描述着人类每一段历史的外部形态及其演变，然而内在地看，正是人固有的意识意志的兴奋，在自然、生态和人场的现时关系中，寻求主动发生的可能性，并且驱动着人类历史的进程。

历史以制度为划分阶段，已经成为我们教科书的惯例。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由社会内部的一对关系——政治和经济，形成的制度形式来确定历史阶段，所以有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划分。这样的划分其实是表面的，制度是人类自造的对人场的一种控制模式，它是根据意识意志的需要,自发地设计和创造出来的，而不是原始人群具有的属性。事实上，用这样的归纳来套用每个国家的历史时期，无不显现牵强附会，并且这样的分类模式，不能完全说明人们发生历史事件的真正动因，以及人类历史的实际走向。更有意思的是，马克思还根据这样的归纳和划分，用荒唐的逻辑，连接幻想的共产概念，腾生出所谓科学共产主义的理念和制度模式，这种用历史唯物的原料经历史唯心的浓缩，精心制作的 “精神鸦片”，立刻产生强烈的意志迷幻，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夺取政权和建立制度，在人类社会强行推销其“精神鸦片”，造成人们对历史的文明意义的混乱。事实证明共产主义制度发生的历史，都和人们实际生活的需求与发展发生矛盾，其虚设的共产主义理想，以及一系列的真理概念体系，是在人为地设置人们对文明觉醒的障碍，空中楼阁的幻念，权欲意志的野蛮控制，是所有共产主义国家的共同特征，权欲者的狂妄与残忍，人民出奇的愚昧在这些国家中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并且，共产国家之间，还为其“精神鸦片”的正统和修正，争的你死我活。二十世纪末共产国家的倒戈，标志着共产主义的失败，它足以让人们觉醒出一个深刻的思想：人类历史的走向不是消极的自身演变过程，也不是人类的虚幻精神或概念逻辑主导的历史，而恰恰是意识意志在人类文明意义上的觉醒，引导着人类历史的基本趋势。

解析历史的过程，不同视点自然得出不同的观点。然而如若尊重史实，同一视点，基本对历史具有高度一致性。但是作为判断历史的走向来说，视点的高度和视觉的透析深度是决定性的。人类的早期，就因为观者的立足点或透析的深度、广度局限，所以发生种种离奇的偏执判断，这种偏执在化作群体精神意志时，演绎了残酷和荒唐的历史故事。

从人类社会制度的产生，导致经济利益对人群的分化来看，马克思对以往历史的一些分析和观点，是符合事实的。然而得出阶级斗争是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显然是发生了偏执误导。因为历史告诉我们，由文明启蒙产生的社会阶级的分化，导致了更大人群重新组合的可能，在国家规模下的不同阶级，除了发生对立的局面外，也产生过相对的平衡。并且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化在国家制度上的重组，是有利于人类积聚智能，进一步对环境限制的开拓或冲击，这样的意识行为将激发进一步分化和更复杂的重组。概括地说：人的意识意志的开拓和驾御环境的能力，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根源。世界历史总是告诉我们这样的事实：一个民族或国家，只有当它能充分发挥和利用国内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时，才使本国在世界历史舞台上起着主导作用。在人类文明爆发的那刻起，无论国家是否强盛，都有阶级对立的情况，并且这样的对立，是作为社会整体而存在的，即使对立达到破坏整体存在的程度，在国家内部爆发的所谓的“革命”，其成功后重组的社会，依然会产生阶级分化。中国社会每次发生农民暴动，无论成功与否，结果还是产生家族帝王集团和平民百姓的阶级关系，并没有因为革命而产生所谓更高级的无阶级社会，更没有因为革命使阶级的对立出现减缓。所以，由社会分工和分化，形成不同阶级组合的社会，用组合的一方面力量，去消灭组合的其它力量，产生所谓的高度发达，高度文明的“共产主义”社会，是多么荒唐！就如人类是由男人和女人组合的，自然形成的性别组合，因各自的特性会呈现无可回避的对立和融合的关系，如若偏执自己的性别，根据概念拆卸也可以设计出“性阶级”斗争理论，并在性怪僻身上取得事实佐证，难道也能得出性阶级斗争，才是推动人的性别发展的动力的结论？难道也要让性阶级的一方去消灭另一方，实现“共性主义”的伟大理想？这样的逻辑已经是很滑稽了，而再让这样的理论，在实践中得到推广，其结果可想而知！所以，宣扬什么农民革命和暴动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真是幼稚可笑！实质地看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告诉我们这样的事实：在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们操纵下，除了它把中国人民做了一次荒唐的动物性实验外，就其手段和制度，积聚着人类文明裂变过程中最愚蠢、最野蛮的糟粕。而这样的故事，我们在原始宗教意志和民族意志驱动下的历史中，可以辨别出共有的特点。

历史观的多元性争论，并不说明人类历史是多元存在的，而只能说明观历史的视点问题。当我们站在某民族、某国家甚至某党派内部看历史，固然会得出独特历史观的结论，每个民族、国家、党派都有理由说自己的文化和历史是多么独特，在偏激精神感召下，由着局部控制的人力、财力和地盘，激发着意志狂热，滋生出可歌可泣的史诗，实质地看这样的精神，无非是处于异族群体势力围困时，尽可能地凝聚着民心，形成对抗的人场张力，而人类前期的历史，正是这样的张力越演越烈，直到二次世界大战，达到了狂热的颠峰。由这样的意识凝聚的人类意志，都被“人类文明”的美丽谀包装着，难道说人类文明意义的实质 ，是通过对立的国家或人群而独立存在的？事实上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如若说文明所包含的真正实质，是人类对宇宙、自然和人性的意识意志的觉醒，那么必然否定狭隘的本能意志的愚蠢，而实际分析一些历史事件，很多故事都是在狭隘意志激发下发生的，它与猴群殴斗很接近，只是猴子不会用文字来装饰或催情，它顺着自然，让猴杰和猴渣连同史诗，都同等地埋在无声无息的本能混沌里。

民族对抗和民族融合在很多国家中，都是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事实上，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实质，无非是独立的人场力量的抗衡，如果一个国家持着对它国绝对斗争的仇恨，那么必然导致用战争解决的后果。地球人类环境是由不同的人场力量组合的，分析战争根源都是由独立人场中，极端偏激的意识意志导致的后果。然而人场关系除了抗争的一面，更多的表现是联合的一面，国与国之间的开放，更有利于彼此的发展，这正表达出人类的文明意义。并且国家的强盛与否，和是否具有偏激的意识意志无关，却和意识意志能否在文明意义中觉醒有关。美国的历史充分证明了这样的观点。

所以，当你站在月球看历史。就会发现民族的单独演变和发展，只是人类历史发生、发展的一个局部，无论这样的局部有多么独特，它总是演绎着与其它民族、国家在过程中的一些相同的特点和特性，并且这样的特点和特性，都描述着人类意识意志觉醒的文明过程，这一过程必将循着地球人类一体化的趋势而动，这表明一个更广阔的思想：人类的意识意志的特性以及人类所面临的自然、生态限制的环境根本上是一样的。

事实上我们所有的历史观，都没有超出地球人类的点上，并且，越是原始，人的意识意志越具有局限性，如果月球有感觉意识的话，那么顺着时间岁月，它看到的地球人类，开始是分散在各地域的群落在生存本能作用下的生活，局部的环境、生态、群落是三为一体的，显然，人对局部环境和生态的行为和意识的觉醒，爆发了文明，并形成对原来人群的进一步分裂和重组，于是群落的分裂、扩张，吞并开始了，这一自发的行为始终和活动者的内部结构、周遍的自然、生态、人场环境联系着，意识意志的觉醒，无论通过战争的形式发生，还是通过和平的形式发生，最终必将形成普遍联系而又有利益之分的整体人类的诞生。

所以人类历史告诉我们的是，人们根据环境而寻求主动发生的历史，而不是神话的历史，上帝演绎的历史，或者是“主义”演绎的历史。这样的发生初始完全是本能的、盲目的、局部的。在发生的过程中，交织着人的原始本能冲动，又不断被领悟者引领，乃至地球人类形成的今天，仍存在着人与人，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野蛮和人性、封闭和开放、蒙昧和觉醒的分别。而这样的情境，直接关联着民族、国家的和谐和强盛，关联着整个人类今后的方向。

由地球自然生态的可能性变异出来的人类，其主动发生历史的密码，就在意识意志对环境变化和对自己的本能意志的发掘中。从植物基因的变异随环境变化的可能性生态，到高级动物其本能意志随环境寻求变化的生态，直至人类的意识意志发展，结合着时间进程，可以看出地球生命的大致特点：自然植物的进化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具有本能意志的动物，随环境变化而改变的过程要短的多；而人类在意识意志的主导下，却演绎着日益激进的过程。回顾人类历史，从250万年或者400万年前人类的起源，到公元前3500年地球上第一个文明——苏美尔文明的产生，几百万年的历史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然而文明一经出现，在不断加速突破自然和生态对人类限制的同时，也越益加速人群的扩张、分化和重组，朝着普遍联系的地球人类整体意义的发展。乃至到了现在，一百年、十年、一年人类社会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如若要对这样的过程分期分类，那么应该有四个里程碑：第一次意识意志的觉醒是对工具的开发和运用，它提高了人群在原始环境中生存的能力，使人与其它动物独立出来，同时这样的能力也作用于部落与部落的战争，并形成更庞大而具有独立生存与发展的群体，事实上这样的过程已经具有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化的萌芽，它体现在工具制作人群的产生、奴隶的产生，以及商品的原始交换中；第二次意识意志的觉醒是对农业的开发和运用，它使人类走出森林，在生存能力进一步强化的同时，产生更多的社会分工和阶级分化，又通过国家的机器，进行进一步的扩张和保护，这一重组在产生阶级对立的同时，也产生过阶级在国家内部的统一；第三次意识意志的觉醒 是工商业的开发和蔓延，它使社会分工进一步分化和更大规模的重组，并在国家内部产生更为复杂的互相依靠而又对立的阶级关系，同时也导致更为复杂的社会统一。这样的能力，在导致更大规模探索人类文化、生物特性和宇宙奥秘的同时，也引发了史无前例的世界性战争。第四次意识意志的觉醒是信息技术开发和蔓延，人们在高科技的支持下，深化和扩大对未知领域的认识，网络把不同国家，不同行业，不同利益的人群联系起来，并覆盖整个地球人群的生活，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地球人类活动。

然而，人类的今天，仍处于更为深重的环境灾难和意识意志偏激人场危险中，这蕴涵着一个更大意义的文明觉醒在召唤着人类。其实人类在用自己的意识意志改变环境和改变自己的同时，都面临着自己的行为带来的新的危机，这样的危机又是每一次文明觉醒的前兆。这正是由意识意志去主动发生自己历史的人类处境特征。

引领人类既当上帝，又做刍狗的秘密是什么？面对神奇的宇宙发生，凝视着孤独的领悟者，一次又一次描绘不同的“上帝”微笑，我们只能在沸腾的人间，抬头望天鹅，低头思蛤蟆了！

中国的传统史书对元朝的评价很差，比对清朝的评价差得多，根本不承认元朝是一个正统的王朝；而中共对元朝的评价则非常高，不仅认为元朝是中国的正统王朝，还认为它对中国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中共甚至把元朝统治者的祖宗成吉思汗说成是中华民族的英雄，尽管成吉思汗不能说汉话、识汉字，与中国文化格格不入；尽管成吉思汗活着的时候，蒙古帝国和华夏的宋帝国，完全是两个独立的、互不隶属的国家。中共的始皇帝毛泽东发自心底地佩服成吉思汗的盖世武功，其词云：“...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1”，老毛尽管自视比成吉思汗还了不起，也禁不住流露出对“一代天骄”的羡艳。蒙古人当年对黄河流域的汉人、党项人、女真人和四川人的残酷屠杀，被中共说成是促进了“民族大融合”；蒙古人当年残暴扫荡西方各民族，直捣多瑙河流域，其武功让中共羡叹得合不拢嘴，而其对西方人的种族灭绝行为，却被轻描淡写成“客观上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

其实，这两种评价都是错误的。

儒家有治史的传统，而且儒家又是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中国的史书基本上是由儒家记载和修订的，史观当然也是儒家的史观。因为元朝统治者根本就不尊奉儒家，蒙古贵族信奉的是喇嘛佛教和原始萨满教的混合，儒家文人在元朝的等级社会中地位非常地下，元朝有“八娼、九儒、十丐3”之说，儒家文人在元朝的社会地位，连娼妓都不如。元朝统治者对儒家的抛弃和极端轻蔑，大大地激起了儒家文人士大夫的仇恨，他们就通过撰修史书来表达对元朝的仇恨和轻蔑，因此，中国的传统史书对元朝充满了儒家的偏见。

中共因为其本性迷信暴力，罔顾人命，所以它对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残暴的征服者都非常推崇，中共过去极端推崇秦始皇，现在又狂热地推崇蒙古征服者成吉思汗以及满清帝国的血腥祖宗。历史上蒙古帝国在军事征服上空前绝后的成功自然而然的让中共羡艳不已、神而往之，至于蒙古人、满洲人在征服战争中制造的多起大屠杀灾难在中共眼里不仅不算罪恶，反而是国之雄风的展现、是暴力美学的经典，因为中共的本性不把人命当回事，中共自己都嗜血成性、血债累累。至于元朝统治者对汉人大搞民族族歧视、满清统治者对汉族大搞民族压迫，“留头不留发”4、大杀汉人、大兴文字狱、闭关锁国、虐民卖国等等，中共更加视而不见，甚至轻描淡写、修饰掩盖，因为中共的本性就是反人道、反人性、反人类、反民主、反法治、反自由、反人权，中共自己就大搞歧视农民的户籍制、中共自己就大兴文字狱、中共历史上闭关锁国、中共想来就虐民卖国......中共就是要为元朝、清朝歌功颂德，对征服者、统治者的罪恶视而不见，甚至把把征服者、统治者的罪恶都讲成是功绩，因为中共政权和蒙古、满清这两个政权一样，都是极端迷信暴力、嗜血成性的政权，为元朝歌功颂德就是巧妙地为自己歌功颂德。

那么，元朝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王朝？我以为，元朝不是中华民族的王朝，理由是：

一，元政权完全是蒙古民族建立的政权，是始终独立于华夏政权之外的外族政权。当时的蒙古民族远未归化华夏民族，其宗教信仰、语言文字、生活、生产方式、风俗习惯等方面都予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民族迥然不同；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帝国，与华夏民族的正宗主体宋帝国完全是两个独立而互不隶属的国家；在成吉思汗建政之前，蒙古诸部落活动空间也远远处于宋帝国的疆域之外。因此，元朝是一个外族征服政权，元灭南宋是蒙古民族对华夏民族的征服。

二，元（蒙古）政权基本上没有接受华夏王朝的礼制。元朝统治者完全废除了儒家的独尊地位，而代之以对宗教的尊崇：蒙古统治者始终实行宗教宽容的国策，对各种宗教兼容并蓄，一律加以保护，其中喇嘛佛教尤其受到推崇，元朝设立了最高神职职位--帝师，帝师有乌思藏佛都萨斯迦派的高级喇嘛担任，也是全国佛教的最高领袖5。元朝朝廷对帝师的敬礼和尊信无所不至，就是皇帝及所有的皇室成员都要接受帝师的罐顶（洗礼）6。元朝这种强烈的尊崇宗教，以及带有一定程度的政教分离色彩的体制，迥异于华夏王朝的那种独尊儒术、轻视宗教、神道、王道、教化不分的那种一元制的政体，倒与西方的封建王国非常相似。

元（蒙古）政权始终实行领户分封制。成吉思汗即位后，建立千户制，将全国的人民和土地划分为95个千户，由大汗分别授予与共同建国的贵戚、功臣，任命他们为千户的那颜（首领），使之世袭管领。千户下分为若干百户，百户下为十户。 蒙古征服者攻取中原地区等华夏民族本土后，将一大批汉族地主豪强封为世侯，拥有地方军政大权，统治一方，世袭相传7，这实际上是在中国恢复贵族分封体制。元世祖忽必烈更是用政府法令重申成吉思汗定下的领户分封制。可见，严格地说，元朝不是一个典型的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王朝，这与华夏的历朝历代有很大的区别。元帝国的贵族体制和领户分封制，倒与欧洲国家的封建体制更相似。

元朝统治者长期拒绝采用华夏王朝创造并沿用的科举制度，直到元朝末期元仁宗在位时才短暂地恢复了科举制度，但是规模很小，远不如宋朝完备，也不是元朝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元英宗试图试图扩大科举制度，但是元英宗因为他的亲汉政策很快被蒙古贵族暗杀，科举制度也被废止8。元朝朝廷使用蒙古贵族、和汉族豪强地主世袭做官，这实际上是贵族政治，与华夏王朝差异巨大，而与欧洲国家相似。

三，元朝的上层统治集团基本上没有接受华夏文化。终元一朝，上至皇帝、蒙古大贵族、下至蒙古人和色目人官员，很少有人通晓汉语。元朝政府宁可培训和雇佣大批的翻译维持统治机器运转，也不愿实施汉化政策。蒙古统治者拒绝汉化的强硬措施，既保持了蒙古民族的民族特性，也使得元朝始终无法向满清那样融入中华文化。

同样是外族征服政权，中国很多历史学家狂热地吹捧清朝，却因为元朝没有接受儒家礼制、基本上没有接受华夏文化，就把元朝贬得一塌糊涂，这是完全错误的。事实上，元朝远比清朝充满活力，也比宋朝和明朝更有活力；元朝是历史最有可能把中华民族带上近代化道路的一个朝代。

同样是外来的“虏廷”，为什么说元朝远比清朝充满活力？

这首先是因为，在各自的征服战争过程中，满清对江淮地区、江南地区一再实行屠城和烧杀的野蛮政策：单一个“扬州十日”，就屠杀汉族人民八十多万，满清制造的大屠杀，使唐宋以来繁华的历史文化大都市、拥有百万人口的扬州几乎全部变成了尸山血海的屠宰场和残亘断壁的废墟。在向南征服的过程中，清军还先后对常州、昆山、江阴、嘉定、苏州、广州、长沙等城市进行屠城9，这些东南沿海地区，自南宋以来就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满清对江南的大屠杀政策，使得大批文化、商贸和手工业人才遭到杀害、工商业、农业、文化受到毁灭性破坏，生产力大倒退，明末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萌芽也因之而夭折。

蒙古政权当年在向南扩张的过程中，也对黄河流域和川北地区的居民进行过大屠杀，但是忽必烈在继承帝位之后，改变了烧杀政策：在灭宋战争中，忽必烈晓谕元军统帅伯颜说：“当年宋太祖的大将曹彬奉命攻取南唐，以不喜多杀人而平定江南，你要体会我的这种心情，做我的曹彬。10”

在忽必烈的要求下，忽必烈主政以来的攻宋的元军极少屠城，对南宋军民基本上采取招抚的政策，对投降官兵概不杀戮，对投降的宋朝皇室成员更是不杀一人，忽必烈的优容和大度，与后来满清统治者对明朝皇室嫡系子孙斩尽杀绝的鄙劣阴狠，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宋将吕文焕在襄樊保卫战中抵抗元军达五年之久，杀伤众多的元军，投降后不仅没有被杀，襄、樊二城也没有遭屠城。四川合州军民曾多次打退蒙古军的进攻，予蒙军以惨重的杀伤，1259年，蒙古最高统治者蒙哥汗在率军攻合州时也被炮石击伤而死，蒙哥临死前曾留下遗言：今后攻下合州，一定要杀尽城中所有军民。但是，在1275年合州投降时，忽必烈却下令赦免了合州城中的居民11。这与后来明朝锦州总兵祖大寿献城投降后，满清残暴地屠城，“妇孺皆不能免”12，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276年，元军攻占南宋首都临安，元军元帅伯颜下令封存宋朝府库、等级钱谷、将士不得入城、敢于暴掠者，军法从事。元军攻略南宋的轻杀束掠的政策，使得杭州乃至江南大部分地区“九衢之市肆不惊，一代之繁华如故”13，这与后来以多铎等人为将的满清军队进攻江南，致使“民无遗类，地尽抛荒”14，江南数十个繁华的城市成为尸山和瓦砾堆，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自北宋以来，江南一直是中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生产力水平最高的地区。元朝统治者经略南宋的文明，保存了江南的繁华，保护社会生产力继续发展，也保存了社会的活力；而满清统治者后来征服江南所采取的疯狂屠杀和掳掠的政策，毁灭了江南的繁华，是社会生产力大倒退，满清对文明地区的极端野蛮残暴，极大地扼杀了社会的活力。

第二，蒙古征服者没有强迫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民族蒙古化，因而能够大大地减少因蛮族征服而引发的倒退，也没有造成汉民族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面对高于自己的汉民族文明，蒙古征服者没有强迫汉人改着蒙古族衣冠、改留蒙古族发饰、改用蒙古语言文字、接受蒙古风俗习惯，蒙古征服者也没有强迫汉民族改变生活、生产方式，因此，元朝统治者没有破坏华夏民族较先进的文化和文明，元朝取代宋朝，不是历史的倒退。元朝的蒙古贵族统治集团始终拒绝接受汉族文化和礼制，这虽然不利于笼络汉族的文人士大夫，但是却保持了自己民族的特性和独立性，也避免了蒙古的民族文化被汉族文化的糟粕和毒素所污染；元朝统治者没有强迫汉族蒙古化，避免了因为强迫汉人蒙古化而造成蒙汉难分，最终蒙古人反而被汉化的下场；也避免了因为强迫汉人蒙古化而导致的对汉人的残酷杀戮，从而避免了造成过分的民族心理创伤和民族之间深远的仇恨。

后来满清入关，以多尔衮为代表的满洲统治者一改昔年蒙古人对汉人的优容作风，强迫汉人满洲化：满洲贵族自己虽然学习汉语、利用汉礼制稳定统治，但是却将满语定为大清国第一语言，而且一度企图以满语取代汉语。

满洲统治者强迫汉族人民“剔发易服”，“留头不留发，留头不留发”，满洲人以世界罕有的残暴杀戮迫使汉族放弃自己民族的服饰、改着满装、旗袍、严格地仿效满洲人剔发留辫，这造成在满清入关过程中，汉人自征服战争之后又因为被强迫满洲化遭到二次屠杀。满清的强迫汉人满洲化的极端野蛮措施，不仅造成了中华文明的大倒退，也造成了汉族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由于满清统治者的极度鄙劣、以及现在一些满族人士毫无负疚感的以丑为荣和“满独”言论，至今仍有许多汉族人对满族怀着强烈的仇恨，但却少有汉人仇恨蒙古族。

满清强迫汉人满洲化，虽然得逞于一时，最终却因为满洲人的人口以及的文明程度远远逊于汉人，汉人不仅没有满洲化，满人反倒因为自己所造成的满汉难分的状况，彻底地丧失了自己的民族特征、消融在汉族的海洋当中。

今天，蒙古国依然屹立，挣脱了共产邪灵，生机勃勃，满族却名存实亡，与汉族一起受到中共的奴役。满族不仅名存实亡，还因为当年给汉族造成的心理创伤，至今受仍到汉族的谴责和强烈仇恨，这种自取灭亡的结果，必然是当年满清征服者始料未及的。看来苍天循环自有道，恶有恶报是真谛。

第三，元朝没有像后来满清那样大兴文字狱。满清在其统治的两百六十八年间，制造了一百六十多起文字狱，平均每两年一起还多15，和平时期屠杀数万人，这远远超过了秦始皇，满清是两千多年来制造文字狱最多、最频繁的朝代。满清制造文字狱的初衷是掩盖自己在民族征服中的大屠杀罪行、压制汉人反抗民族压迫的思想和意识，到了乾隆时期，文字狱发展到扼杀汉民族的精神活力的地步，不仅严禁反满的言论，一切批判现实、特立独行的言论乃至不合乾隆帝个人喜好的言论都遭禁止。乾隆帝不仅以文字杀人的频率和数量远远超过以往历朝历代，还以编撰《四库全书》为名，采取抽、删、毁、改等卑劣手段，销毁了难以数计的古书和珍贵的历史资料，导致了诸多领域知识、技艺和资料的失传，由是而造成了文明大倒退。乾隆帝弘历的卑鄙、阴毒和野蛮，远远超过秦始皇。

满清统治者长期推行的文字狱政策，极大的扼杀了中华民族的创造力、大大加深了中国人的愚昧和奴性，以致到了鸦片战争前夕，，整个中国社会死气沉沉，到了“万马齐喑”的地步，因而当时的著名诗人龚自珍大声呼唤：“...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16。”满清的大兴文字狱，是导致中国在近代落后于西方的主要原因之一。

元朝统治者虽然自身的文化比较落后，并且顽固的拒绝汉化，但是他们也没有用文字狱来扼杀汉人的思想活力。终元一朝，蒙古统治者没有制造一起文字狱。元朝统治者对思想的宽容态度使得元朝的精神文化充满活力，继宋以后，文化、科技发展不仅没有中断，而且更加繁荣：元朝虽然只有短短的八十九年，文化科技成果却异常璀璨、英才荟萃，产生了世界级的大天文学家郭守敬，由于郭守敬在天文学上的杰出成就，现在世界天文学界将月球上的一座山，以郭守敬的名字命名。元朝在文学上硕果累累，产生了词曲大艺术家马致远、元好问、小说大家罗贯中（《三国演义》的作者），元朝的戏曲艺术达到了中国历史的最高峰，产生了大剧作家关汉卿（被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王实甫、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表演艺术家朱帘秀。元朝的医学成就也远非清朝所能及，产生了朱震亨、刘完素、张从正、李杲“四大家”......元朝的在造船、航海、工程、制造等领域的科技水平也远远超过后来的清朝。

因为没有实行文字狱的野蛮政策，所以蒙古的征服没有像后来的满洲征服那样，引起中华文明的大倒退和大停滞。

第四，元朝没有像后来满清那样，采取闭关锁国的政策。元朝不仅没有闭关锁国，而且是中国历史上对外最开放的一个王朝，从某种意义上说，元朝甚至比唐朝还要开放。由于元朝的蒙古统治集团始终对汉文化没有太大的兴趣，反倒更倾慕西方的东西，并且，蒙古统治者对汉民族持有歧视和戒备的心理，他们更愿意任用欧洲和阿拉伯国家的“色目人”当官，而不愿意用汉人。这决定了元朝寻求与西方国家更密切的往来，因而元朝成为继唐朝以后对外最开放的一个朝代。蒙古帝国的对外扩张，也使得元朝与西方的密切往来成为可能。由于蒙古军的大规模西征，横亘于中国与欧洲、西亚之间的诸多政权被消灭，客观上打通了中国与西方各国之间的陆上通道，中止了自晚唐以来四百年欧洲与中国的完全隔绝状态。由于蒙古大帝国的势力范围横贯中、西亚，远至东欧，因此中国与西方各国的陆上往来变得前所未有的畅通无阻。蒙古帝国为中国对外交往创造的有利的条件，使所有的华夏王朝相形见拙：由于没有能力打通欧亚大陆通道，“丝绸之路”的安全越来越没有保障，历代华夏王朝的对外交往越来越依赖海路；而元朝对外交往既有陆路，又有海路，元朝的航海技术发达，元政府对海上贸易听之任之，完全敞开东南沿海的大门。由于蒙古帝国势力范围的辽阔，元朝对外交往的陆上通道比唐朝更为畅通；由于蒙古统治集团对西方的兴趣和相对信任，比起唐朝，元朝与西方的交往的内容更为深刻，远远超出了经贸交往的范畴，不象唐朝统治者，元朝统治者对西方没有文化上的优越感，他们能够更多、更广泛的接受西方的东西。

综上所述，元朝是一个外来征服者建立的王朝，是一个在体制上与华夏王朝有着很大差异的王朝，元朝又是一个繁荣的、充满活力的朝代。

实际上，元朝是历史最有可能把中华民族带上近代化道路的一个朝代。为什么呢？

上文已经说过，元朝实行的领户分封制、世侯制有别于华夏王朝的大一统体制，而与欧洲的封建制度非常相似；元朝的喇嘛帝师制，类似于欧洲王国尊崇基督教的政教分离体制，因此，元朝社会不是华夏王朝那样的一元化专制社会，而是一个由元朝皇帝、领户和世候（大小贵族）、喇嘛僧侣构成的、在一定程度上分权制衡的多元化社会，类似于欧洲王国的那种国王、贵族、基督教会三权分立的社会。元朝这种多元化的分权的社会结构，能够形成自由赖以生长的缝隙，进而生长出新的社会阶层。

元朝取消了儒家的独尊地位，长期不施行前朝的科举制度，只是在元仁宗和元英宗时期短暂地恢复了科举制度。

儒家由于重文轻理、重文史轻艺术、特别轻视生产劳动，因此成为中华文明均衡发展的障碍，儒家的意识形态更是中国科技进步的头号障碍。因此，元朝取消了儒家的独尊地位，导致儒家的地位一落千丈，儒家文人的社会地位连娼妓都不如，这在客观上为中华文明的均衡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扫清了障碍。所以终元一代，儒家所歧视的“三教九流”社会地位大大提高：和尚喇嘛、道士、僧侣大批跻身上流社会；布衣出身的防治技术专家黄道婆也为社会里庙以尊；，名垂千古；与李白、杜甫不一样，关汉卿、王实甫毕生没有当过官，完全靠杰出的戏剧成就留名青史；因为儒家独尊地位的倒塌，所以妇女演习在元朝成为可能，元杂剧女演员朱帘秀是儒家最轻视的戏子类人，却因为其高超的表演艺术，获得了广泛的社会尊敬，以致元朝的江南浙江道提刑按察使都公开的追求她17，这在宋朝和明、清两朝是不可能的。

可见，只有在废黜儒家独尊地位的社会里，社会的均衡发展才有可能。

元朝统治者长期不施行科举制度，堵死了知识分子通过读书当官的出路，迫使大批的汉族知识分子在行为上修改为做官而学习的价值取向，全心全意地专注于社会各领域、各行业的知识和技艺，以学术和技艺上的建树来代替功名利禄。因此，元朝统治者长期不施行科举制度，客观上能够大大促进中国经济、科技、文艺等领域的全面进步。所以元朝的统治虽然只有短短的八十九年，经贸、科技、文化却非常繁荣、继宋朝之后继续进步，整个社会充满活力。元朝的对外贸易比宋朝更加频繁和大规模；元朝产生的世界级大科学家郭守敬，比宋代的毕晟等人成就更高，元朝在天文、造船、航海、工程、制造、纺织的科技水平超过了宋朝，远远超过鸦片战争之前的清朝；元朝在短短几十年间，在文学艺术上也取得了极高的成就，产生了被誉为“中国的莎士比亚”的大剧作家关汉卿，还有王实甫、杨显之、白朴、郑光祖、马致远等一大批词曲、杂剧艺术家，元朝的元曲和杂剧成就，达到了中国历史的顶峰。

元朝取消了儒家的独尊地位，长期不施行前朝的科举制度，大大地削弱了中国传统社会的一元化官本位价值导向，使得多元价值观衍生的多元化社会文化结构开始生长，而多元文化的社会正是传统的王朝专制帝制结束、近代化国家诞生的有利条件。

如果元朝能够存在数百年的时间，中国向近代化国家的转型就会容易许多。前文已经说过，元朝严格的说不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而是一个类似于欧洲分封制的较为松散的封建帝国，元朝皇帝、大小贵族、世侯和僧侣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分权制衡的结构，分权制衡的体制能够形成社会自由和新的社会阶层赖以生长的权力缝隙。比起遵奉儒家理学的大一统的明朝，元朝的体制更适合资本主义萌芽的诞生和发展，如果元朝没有被朱元璋领导的武装集团推翻，而能够延续几个世纪的话，中国东南沿海的资本主义萌芽，在元朝的体制下将会更早、更快地发展、壮大起来并形成气候，如果那样，将不会有满清王朝，也不会有近代的百年屈辱历史，中国现在很可能已经完成宪政转型，而且蒙古还会留在中国的版图之内。

然而，元朝对华夏民族的全面统治，只维持了八十九年。元朝国祚之短暂，对于中华民族客观上是一件遗憾的事。因为取代元朝的明朝，不仅复辟了不利于文明进步的大一统专制体制，而且将科举制度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全面恢复和强化中国社会的官本位传统。不仅如此，明朝还是科举制倒退到束缚思想、扼杀人才的地步。明太祖朱元璋开创了以儒家理学（朱熹注释的《四书五经》）取士的科举制度的新阶段，从此中国的科举制度全面走向反动，自明朝以降，科举制度不仅将大批才俊之士引诱到皓首穷经，“求取功名”的道路上，而且将中国知识分子的求知活动诱入儒家理学的圈套束缚中，从而知识面更加狭隘、精神更加呆板僵化，这大大地阻碍了科技、生产力的进步，以及社会的均衡发展。可见，元朝被明朝取代，客观上是大大延缓中国社会进步的一大憾事，虽然朱元璋“驱逐鞑虏”满足了汉民族的民族自尊心理。

元朝为什么过早灭亡？撇开不可抗拒的因素以外，元朝统治者至少犯了两个错误，这直接导致了元朝的过早灭亡：

一是元朝对“白莲教”、“明教”等煽动暴力造反的邪教没有采取足够的防范措施。

前文已经说过，元朝统治者实行宗教自由的政策，但是实行宗教自由不等于可以对任何宗教都听之任之，否则就会危及到政权的生存，因为各种宗教性质不同，对社会产生的作用也不一样：象基督教、佛教这样的正宗的宗教、以及道教这样的半宗教，确实非常能够安定人心、维持社会秩序，能够在维持社会稳定上起到政府起不到的很大作用。但是也有一些宗教信仰组织崇尚暴力、并且煽动暴力和仇恨，“白莲教”、“明教”、东汉末年的“太平道”，都是崇尚暴力、煽动暴力和仇恨的宗教信仰组织，这样的宗教信仰组织是政权的大患。这样的宗教信仰组织有的有两面性，世俗统治者合其意的时候，它对维系社会安定有一定的作用；世俗统治者不合其意，就煽动暴力造反，这样的宗教信仰组织也是政权的潜在大患。煽动仇恨和暴力的宗教信仰组织就是邪教，一个政权要保证自身的安全，就必须及时取缔邪教组织。

在元朝以前，就已经有东汉政府疏于防范“太平道”的教训。当年东汉统治者长期对“太平道”的发展听之任之，其首领张角得以传道十几年，到公元一八四年的时候，势力发展到三十六方，每方设渠帅一名，统领教徒一万名左右，“太平道”已经形成类军事化庞大组织，这时候再取缔，已经来不及了。所以到东汉政府感到恐惧，要镇压“太平道”时，“太平道”顺势造反，一下子便成燎原之势，后来东汉虽然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将造反镇压了下去，但也因元气大伤，名存实亡了。

元朝统治者不知什么原因，根本就没有吸取东汉遭受“太平道”之祸的教训。东汉统治者失策于对“太平道”防范过迟，元朝则对白莲教、明教根本没有防范。终元一朝，白莲教和明教几十年的宣扬“弥勒佛下生”、“明王出世”等神秘预言，借装神弄鬼散播反元思想，并且暗蓄武装，元朝政府对此居然听之任之，以致于14世纪五十年代，白莲教、明教势力已经深入渗透到河南、江淮和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直到元朝因为天灾人祸而社会矛盾激化之际，这些邪教终于乘元政府疏浚黄河征集民夫之际，采用偷凿石人，并在石人背后雕刻改朝换代的“预言”等装神弄鬼的手法，掀起大规模的反元暴动，元政府这时候才急忙派兵镇压邪教，但是已经错失了镇压造反的优势和主动性，在白莲教、明教发动暴乱之后，张士诚、陈友谅、郭子兴、朱元璋等地方豪强和黑道枭雄也乘机起兵反元，天下大乱，“按下葫芦浮起瓢”，元朝统治这个时候不论怎样努力，也回天无术了。

对邪教疏于防范是导致元政权不能长久的直接原因，元朝之所以国柞不长，更深刻的原因在于元朝统治者推行并公开宣扬对汉人及华夏各民族的歧视政策。蒙古统治者公开把国人分成四等：蒙古人最优等；欧洲人、西亚人、中亚人等“色目人”居第二等；“汉人”（包括北方汉人以及女真、契丹等黄种北方民族）被列为第三等；包括南方汉人及各少数民族在内的原南宋国民被称为“南人”，被列入最低等人群18。华夏民族向来重面子，元朝统治者推行的赤裸裸的民族歧视政策，极大地刺伤了以汉人为主体的华夏民族的民族自尊心，招致了这些在数量上十几倍于蒙古人的被统治者的强烈民族仇恨。

在推行赤裸裸的民族歧视政策的同时，蒙古统治者又长期不实行科举制度，堵死了汉族人当官的出路，更是在汉人仇蒙怒火上火上浇油。中国是一个官本位的大国，中国社会是一个官本位导向的社会。从西汉开始，由于长期独尊儒术和科举制度的双重影响，至南宋灭亡的时候，中国社会的官本位习性已经非常深重，元朝长期废止科举制度，等于是在清除社会的官本位习性，但是长期的历史留下的官本位的文化和文化心理，没有几代人以上的时间，是不可能清除干净的，以南宋遗老遗少为首的广大官本位文化的汉族知识分子由于当官求取功名的出路被堵死，已经倍感压抑，这时候的民族歧视更容易引发他们的愤懑和反叛的情绪，知识分子向来是老百姓的代言人和鼓动者，元朝废止科举和民族歧视的双管政策，等于是逼迫汉族知识分子去煽动老百姓造反。

元朝废止科举制事实上是进步的举措，因此长期不实行科举制度无可厚非，但是要想维持长期统治，在废止科举制的同时就不能推行民族歧视的政策，相反，还必须增加汉人官员和幕僚的数量，给汉人一条当官的路子。

另外，中国是个大国，幅员辽阔，元朝又是一个带有强烈分封制色彩的王朝，各地汉族的世候不仅把持着当地财政，还手握兵权，这些人具备反叛的便利条件。在这种体制下，推行的赤裸裸的民族歧视政策埋藏着巨大的风险，因为这容易刺伤这些汉族豪强的自尊心和荣誉感，从而导致他们造反。要推行民族歧视政策而不至于有大的风险，就必须施行象秦朝或者清朝那样的严格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地方统治者不能世袭、不能有兵权。由于元朝的分封体制比起宋朝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更有助于社会的进步，因此元朝的分封制是无可厚非的，应该指责的是它的民族歧视政策。

元朝的做法，远不如后来的满清统治者来的狡诈。实际上，满清统治者施行民族歧视的恶劣程度比起元朝统治者有过之而无不及：所有的八旗子弟都可以不事生产，由国家供养；清朝的满军领取的薪俸比汉军高得多；满、汉在法律上用非常不平等，满人享有种种特权，杀死了汉人也不用偿命；清朝严禁汉人集会、结社，违者处死；封禁东北，严禁汉人自行移民，违者处死，而满洲人则可以自由移居关内各地......清朝虽然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实际比起元朝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清朝统治的时间却比元朝长得多，这是什么原因？

这一是因为：满洲统治者抓住了汉族“宁可失利，绝不失面子”的虚荣心理，在歧视汉族的同时，高唱“满汉一家”，大做表面文章，创制“满汉全席”，在亟需利用的时候不惜把皇家的女儿嫁给吴三桂的儿子；

二是因为清朝全盘继承了明朝的科举制度，地方的文官基本上全部由汉人担任，这极大的迎合了中国社会的官本位习性、满足了汉族儒家知识分子的强烈的做官欲望，或者是他们有官本位的奔头。

三是因为清朝实行比明朝乃至比秦朝更为集权的大一统中央集权体制，削平“三藩”以后，清朝彻底消灭了中国的贵族残余习性，彻底消除了贵族和地方豪强制约君权任何可能。清朝的地方官文武严格分开、相互制约，汉人很难能够在军中担任高级职务。

清朝以扼杀社会活力、阻断中国历史进步为代价维持了其268年的反动统治，这是满洲统治者狡诈的地方，也是其鄙劣的地方，但是从长远来看，满清绝不会因其长寿而受人尊敬怀想，相反，会因其狡诈和鄙劣更受历史舆论的唾弃！

相反，元朝的统治尽管只有短短的八十九年，蒙古统治者却因为保留和促进了南宋的璀璨的繁荣文明、留下了一个开放、进步、充满活力的中国社会而终将受到中国人广泛的尊敬！

元朝并没有因其统治的短暂而遭真正有识之士，事实上，元朝差一点就将中国带到了一条与世界先进文明接轨的道路上去。

蒙古统治者虽然没有文化，但他们那蒙古人特有的粗旷气质和开阔的胸襟、他们的自信和勇猛进取的精神、他们的优容大度的作风、他们带来的类欧洲分封制和宗教自由、他们坚决拒绝汉化、坚决排斥儒家等中国文化糟粕的执著和高贵......这一切的一切，都在元顺帝退走漠北时那一刻，化作天边的斜阳和长长的身影，引人无限的惆怅和怀想。

因为，那斜阳，不是蒙古人的斜阳，而是中华历史和命运的斜阳。

曾节明 星期二 2006年10月17日下午 4:13:26

索引：

注1：毛泽东词《沁园春.雪》

注2：《中国历史》古代史：蒙古的兴起和元朝的建立，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中国历史》七年级下册，第12课 蒙古的兴起和元朝的建立，人民教育出版社

注3：清代赵翼《陔余丛考·九儒十丐》；一官二史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出自南宋遗民郑思肖之口，七匠八娼九儒十丐是谢枋得的说法

注4：《清世祖实录》卷71；七峰道人《七峰遗编》

注5、6：[明]宋濂.元史(卷二四）；《多桑蒙古史》

注7：李治安《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第266页

注8：《蒙古通史》第五章第二节，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

注9：王秀楚《扬州十日记》；《明季南略》卷三云；顾诚《南明史》第五章第四节

注10：见《元史》本纪第八世祖五，忽必烈原话为：“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杀，是吾曹彬也”

注11：《元史》卷13《世祖纪十》

注12: 《明清史料》丙篇；魏斐德《洪业─满清开国史》；《2003年3月第13卷第1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

注13：《元史》列传第十九 梁萧

注14：《明清史料》，丙编，第10本

注15：王彬：《禁书.文字狱》第301页，中国工人出版社1992年9月第一版

注16：龚自珍《己亥杂诗》

注17：夏庭芝（元朝）：《青楼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