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礼逊来华200周年祭

“中西文化交流回顾和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

William Carey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LA

2007年10月27日

任不寐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1782年1月5日—1834年8月1日）不是第一位来华的传教士，“哀荣”也略逊于半个多世纪以后的另外一位英国人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1832年5月21日-1905年6月3日）。然而馬禮遜和戴德生似乎象征着不同的宣教路线，因此使纪念馬禮遜同样拥有了当下的象征意义。戴德生的方向是中國內地（China Inland Mission），是把真理推荐给中國屬靈需要的呼聲（China's Spiritual Need and Claims，1865年6月25日）。馬禮遜的方向——并非明确——不是把福音带到中国，而是将中国归回福音。这一细微的差别构成本文纪念和研讨之主题。中国并不是福音世界化过程的终点，而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一神圣历史中的必经之地。在这一历史进路中，馬禮遜代表着英语神学向汉语神学转向的切点。这些切点可以在以下的贡献中得到印证：1823年馬禮遜出版了《華英字典》和若干基要真理的小冊；馬禮遜所翻譯的中文聖經是第一本中文聖經（1823），1813年8月15日，出版了中國第一份民間報紙：《察世俗每月統記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等。在某种意义上，馬禮遜的事业中断了200年。

一、馬禮遜从何处来

1、约旦河中心史观——基督并祂钉十字架

巴勒斯坦或耶稣诞生地作为世界中心应该是无与伦比的。它首先是旧大陆（三大洲）的十字路口，其次是天国和尘世的切线—如果承认耶稣就是基督的话。

对于基督徒来说，马礼逊站在中国的土地上不是一个偶然性事件。200年前的一幕不过是应验了创世记12:3（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马太福音28:19（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和使徒行传1:8（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的“先见”。圣经启示了这样一种以圣灵工作为中心的历史观，在世界中，这一历史观首先表现为约旦河中心史观，在这个时空的中心，是基督并祂钉十字架。这一历史观首先是否定性的，是对所有人类中心史观的否定；祂不仅否定着欧洲中心论和美国中心论，自然也否定着中国中心论。人类的文明，或者说东西方文明因此分别排列在约但河东西两侧，如同等候河流蔓延的旷野。

以十字架为中心，各人类文明应该重新找到自己的属灵位置。中国历史并不是地球上与巴勒斯坦中心完全割裂的历史。中国史同样是两约历史的内在部分，远东居民不过是始祖犯罪后，并不断在本罪之中逐步流放到远东斜坡上的巴别后裔而已。地理和文化的高山大河荒漠雪原将这一族群与真正的家园隔离来，或者说，罪将灾民与神不断隔绝，这构成中国历史的灵性品质。严格来说，约但河中心史观更是预表着基督史观；返回巴勒斯坦故乡不再指真的跋涉归回约旦河进入迦南高地，而是指在属灵意义上，人类返回基督——迦南美地不过是基督的预表。约但河中心史观实际上就是基督中心史观。

但是预表（typology）不等于寓言（allegory）。查斯丁（JustinMartyr，约100～约165）确立了这样的释经原则：基督中心论（Christocentric）并不是在神秘主义的寓意想象中确立的；这意味着，虽然旧约经文的预表超越了表面的字面意义，但那经文所叙述的首先仍然是历史事实，这样才使预表基督有所依托，并使“神导人类史”成为事实。在这种意义上，人类历史首先确实就是约但河中心史。正是以约但河为中心，向东西两个方向上，地球划分为东西两大文明。向西，分布中地中海-尼罗河文明：古代就是以索比亚、希腊-罗马文明，近代以来就是欧美及其羽翼下的非洲文明。向东，依此是两河文明（阿拉伯文明），恒河-印度河文明（印度文明）；黄河-长江文明（中国文明）。打开世界地图，以约但河（或圣殿）为中心划一个十字（蓝色十字），按陈希曾牧师的说法，这个原点正好位于“华盛顿北京”和“莫斯科-伊索比亚”两条线的交叉点上。

不过我们可以继续在“预表”的意义上将这个十字理解为十字架，基督并祂钉十字架正处于这个十字的中心（红色十字）。以基督并祂钉十字架为中心，罪人在十字架下向东西两方分布。整个地球于是就成了枯骨复苏的骷髅地，成了各各他现场——“当时，有两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太27:38）。这两个强盗就是律法捆绑下的“两个犯人”（路23：39），一个叫希腊罗马-欧美-非文明，一个就是中东-印中文明。一个强盗因“预定”的恩典先悔改，他成了属灵的大哥；福音继续全球化的过程中，另外一个远东的犯人也成为“回家的浪子”被带回到十字架下（路15）。在这里，约但河中心转换为基督中心。


“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


基督并祂钉十字架在形状上也如一个展开翅膀的鹰（世界地图也大致成此形状），祂左右两翼之下覆盖着“东西方两个文明”。这鹰运行在水面上——“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创1：2）。这鹰在旧约中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超越的神。从空中望去，“看哪，万民都像水桶的一滴，又算如天平上的微尘。他举起众海岛，好像极微之物”（赛40：15）；“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虫。他铺张穹苍如幔子，展开诸天如可住的帐棚”（赛40：22）。而在新约中，这就是基督并祂钉十字架，代表着拯救。祂要把属于自己的民放在背上，脱离撒但和世界的捆绑，飞归天国：“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出19:4）。这鹰就是基督。“耶路撒冷阿，耶路撒冷阿，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太23:37）。结局在启示录中：“于是有大鹰的两个翅膀赐给妇人，叫她能飞到旷野，到自己的地方，躲避那蛇……”（启12:14）。


2、神导历史观——人类文明史是福音史

旧约所有关于归回故土的呼召，都是指向基督的。换言之，新约则进一步证实了耶和华将怎样带领各国中的选民从“敌人”那里回归。但这个寻失丧者的过程是双向的：人类犯罪被从中心驱逐，神在基督里沿上述方向寻找罪人回归，这一历史可简单示意如下：

人类犯罪，被从中心（巴勒斯坦，伊甸）驱除，继续犯罪，流散全地

道成肉身，进入世界，在中心（耶路撒冷）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卖葬，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

道成肉身，进入世界，从耶路撒冷到全地（五旬节圣灵组建教会，福音全球化）寻找失丧、被掳的归回中心，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归向神。

在耶稣的时代，我们可以在世界的中心巴勒斯坦看见两条完全平行的“河流”：一条是世界之河，就是约但河，从加利利海流向死海；它代表了人类历史（包括个人历史）必然通向死亡之海的宿命。另外一条“河”就是耶稣在地上三年行走的足迹，可以简化为从第一个圣迹加拿宴席到耶路撒冷的十字架；这是生命之河，死海是地球上最底点，而十字架就是地上的最高点；在这“地狱”上方（旁边）竖立起来，在那里生命胜过了死亡，并在基督里通往天国。

这是两条完全平行的“河流”，它意味着道成肉身就是为了覆盖人的罪并拯救人脱离死亡；他跟随人的罪进入世界和历史，并为人彻底战胜了它。

福音蕴涵在律法之中。如果说人文明史就是福音全球化的历史，那么这个历史是从“起初”就开始了。以福音为中心，人类历史可划分如下几个阶段：

（1）近东时期或主前史：从伊甸园到十字架

对应的政治史：以色列及近东王国的兴亡

人类犯罪被遣散以后，神开始在亚伯拉罕一族中，进入时空，沿途追赶自己的儿女。人类历史的第一部分为主前史，参见下图A1-A2一段。一方面，她表现罪随人类满了全地，中国历史是这一全球史的内在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表现为救恩在希伯来民族中的预备。这预备包括两个方面：首先是为道成肉身预备一个延续血缘的种族；其次，通过这个选民为整个人类保存神的律法和纯正的一神信仰。这一幕是围绕巴勒斯坦地区展开的。这个主前史是一段特别的“五饼二鱼”的故事。“二鱼”为犹大和以色列两个选民国家，“五饼”则是先后兴起的亚述帝国、埃及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和希腊帝国（马其顿帝国）。这“五饼”的兴起不仅是惩罚以色列的背逆，也是通过它们的打击和掳掠，使律法和宗教随犹太人进入万国。因此在基督福音降临之前，律法随和犹太宗教文化已经构成了近东多元文化的一部分。

（图略）

（2）希腊-罗马阶段，从保罗到康斯坦丁

对应的政治史：希腊-罗马帝国的兴亡

从圣诞到使徒和初期教会，特别是保罗将福音经安提阿和小亚细亚半岛，传到西方文明的中心希腊和罗马。参见A-B1这一段。首先，耶稣诞生从北向南，在世界的地理-历史-文化中心，在两条轴线上，奠定了福音的基础：拿撒勒到伯利恒（耶路撒冷附近），加利利海到死海；并在世界和天国的切线上，即在十字架上宣告了福音对罪的绝对胜利。然后从使徒行传开始，启动了福音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为了这样的需要，神兴起了希腊和罗马帝国，打通了福音传向西方的交通线。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当罗马成为福音的阻力的时候，这个帝国顷刻之间变成了欧洲的地理碎片。这个破碎的过程首后连接着两个阶段。



（3）法-德阶段：从查理曼到路德（B1-B2）

对应的政治史：加洛林和日尔曼的兴起

这个过程包含两个主要事实：第一，罗马的信仰体系向西欧传递，第二，西欧和北欧的民族分离倾向奠定了宗教改革的基础。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路德在北后的行动直接导致了南欧的宗教改革，这一双元革命直接将信仰带到了近代。这段历史表现为北欧和西欧进入福音文明的版图，同时也使人类历史进入了近代史。

（4）西欧-北美阶段（C-D）

对应的政治史：英帝的兴亡

宗教改革引发的冲突使福音将新大陆纳入版图，并部分地，如通过利马窦（南欧改革之成果，包括更多从法国出发的耶稣会士）和马礼逊将远东规划为传教区域。这样在罗马废墟中首先形成了欧洲的版图，并使福音第一次覆盖了全球。

（5）亚太时期

对应的政治史：美国的兴起和衰落；中国的兴起和……

圣灵在美国建立了福音扩张的当代轴心，以此为基地，将十字架真理先分布到西太平洋诸岛，然后纵深到中国大陆。这样福音全球化进入了第五阶段。这个阶段的后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崛起”的历史。

（6）未知阶段：福音从北京到耶路撒冷

福音将征服地球上最后的区域，经过中国西部的高山和阿拉伯沙漠，返回耶路撒冷，完成“周游世界”的使命。第六阶段是“未知阶段”，是决战哈米基多顿的末世时期。

特别需要明确的是，一方面，上面的过程不完全是周延的，有例外情况。另一方面，福音全球化的过程一一对应着所临到地域的繁荣（所谓兴起，崛起等）；但同时，当福音完成拣选使命，该社会的世俗化运动兴起，社会出现停滞和衰退，从而将未世论启示在人类历史之中。在当代美国世俗化运动的猖獗中，同时可以清晰看见美国的衰落。这不再是意识形态冷战中的神话。也因为同样的原因，福音在中国的复兴同样伴随着中国的崛起，尽管这个崛起更伴随着罪的泛滥成灾。从东向西，福音祝福了亚洲四小龙，再从沿海到内地，中国大陆如今也在计划之中。但中国的复兴同样可以前瞻到她的衰落。

3、西方神学的经验品质：信仰的撞击

西方神学是上述福音历史的产物。离开这样的历史，就不可能理解西方神学。对应着上述历史进程，西方神学先后经历了以下五个阶段：

闪语神学

希腊神学

拉丁神学

法德神学

英语神学

我们可以分两个层面进一步讨论西方神学的独特品质。目的在于以此对观汉语神学的缺陷和未来走向。


基督教信仰的(宣告)模式

基本释义：proclaimagainst(JewishPublicationSocietyTanakh,WorldEnglishBible)；(NIV)preachagainst；cryagainst(KJ,NAS,ERV,Darby,Webster)；Announceto(GOD'SWORD)；letyourvoicecometo(BibleinBasicEnglish)；preachin(Douay-RheimsBible)。

约拿在尼尼微（Jonah1:2）

保罗在亚略巴古——伊壁鸠鲁与斯多噶(fhmi,1)tomakeknownone'sthoughts,todeclare2)tosay。Act17:22)

约翰与诺斯替主义（Gnosticism）。

基督教“出身”与一个多元文化的世界。在“闪语”阶段，她面对的是美索布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和迦南文明（或Levant）的多方挑战。两约在周边宗教体系的围困之下，旧约采取先知Prophecy，新约则采取使徒Preaching的方式“应战”。严格来说并不是“迎战”，而是自主“宣告”。我用“宣告”来界定基督教信仰的基本特征，目的之一摒弃“对话”的阐释模式。“宣告”是神为主体通过罪人的管道向罪人说话，而对话不过是罪人之间收授荣耀。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西方神学继承了这样的宣告传统，这首先表现在旧约神借先知之口对列国的审判，其次表现在“希腊神学”阶段。从小亚细亚的安提阿教会到米兰赦令（AD313）之间，保罗在雅典的姿态代表了这样的属灵传统。有神学家称：耶路撒冷与雅典何干？！此言论可直译为，耶稣并不需要和柏拉图或孔子对话，只是宣告：教训、归正和赦免。

宣告者的位格——约拿，被使用的罪人。先知与圣人（Bath神学：神拒绝一切“中介”、巴结、移情、语重心长和人的恬不知耻）

（2）西方神学的didaskw(劝勉)模式

ClementofAlexandria（Didache）——希腊。

ApologiesofJustin（JustinMartyr）——罗马

AureliusAugstinus——巴比伦波斯之摩尼教（Manichaeism）；希腊之普羅提諾（Plotinus）；迦太基之多納徒（Donatists），英伦之伯拉糾（Pelagius），罗马诸神（DeCivitateDei）。

信仰上的宣告模式并不排斥神学上的接触，但这接触并非旨在对话，而在教训和护教。这里我们看见西方神学另外一个品质，就是在学术领域与甚至借用各种挑战的分析符号和论证方式，但目的则是福音性的，而绝非是妥协性的。换言之，神学建立在信仰不可动摇的根基之上。由于西方神学独特的——与汉语神学相比——文化处境，她面对着自己独特的问题。首先。希腊神学的征战对象是希腊宗教和近东神秘宗教，这时她与柏拉图主义结合；但稍后，她必须面对强大的希腊哲学，首先要将之对象化，然后同样在形而上学层面对哲学进行宣告。在拉丁神学时期，罗马的政治学和文学以及皇帝崇拜，重新成为审视的对象。这些神学传统经过法德神学和英语神学完成了基督教的基本要义。可以这样说，基要真理是教会和世俗世界各样思想撞击的结果；而其所面对的宗教和文化，归根到底涉及是两大问题：神论与人论。相对来说，在很多细节方面，这是西方世界独特的神学话题。

劝勉者的位格：未世论的归指，自义消解在恐惧、信心、和顺服之中。

二、马礼逊向何处去

汉语神学的根本问题在于，信仰本色化，神学西方化。一方面，信仰上丧失了宣告品质，以对话方式取代宣告方式进入世界；另一方面，在神学领域，完全照搬了西方神学的对话模式。然而，第一，西方神学所要与之对话的对象在中国基本不存在，如近东宗教与希腊哲学等；第二，汉语神学所要面对的是独一无二的文化实体。汉语神学必须对这样的文化对象进行反应，并将自己独特的宣告内容归向信仰之根。

1、人类精神的属灵譜系

关于神的观念，同样以耶路撒冷为中心，向东西两翼呈递减的趋势；在这一趋势中，人不断取代神的位置自我荣耀。

罗马：凯撒是上帝

希腊：第一因自然神逻各斯人造神

耶路撒冷：上帝是上帝道成肉身因信称义

巴比伦：先知分享真主荣耀泛神论

波斯：亚户玛二元论分裂神

印度：梵与多神无神隐蔽的神

中国：神是人肉身成道佛教无神心是神因行成义

与信仰状况相适应的是语言方式。同样以耶路撒冷为中心，或者说以希伯来文为中心，以她为基础，语言文字向西进一步“抽象”出字母文字，向东进一步“具象”为汉语文字。

对于一位中国学者来说，从腓尼基字母、希腊字母一直到拉丁字母和英语字母，字母文字走的是另外一条极端道路。符号的不断抽象化使符号本身取代本体或成为本体，结果造成了西方思想史形而上学传统的膨胀。以语言学为基础的后现代主义思潮所要抗议的，不是别的，正是“符号”(words,signifiers)和“意义”(meanings,conceptualsignifieds)之间的关系在字母文化发展中被无限割裂和对立；然而这场新存在主义的造反不过是在重复象形文字的老传统，就是将符合和意义无限合一。后现代主义片面应用了Saussure(1857-1913)的语义学（Semantics）。对于中国基督徒来说，语义学实际上开辟了一条回归闪语的道路——这是什么意思呢？一方面，闪语是唯一均衡了意义和符号之间关系的文字，由于唯一神的超越性，没有任何符号和意义可以取代神，神是存在者和存在本身。另一方面，字母文字和象形文字都是在闪语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闪语同时拥有字母文字和象形文字双方面的特征。希伯来文字既不是纯粹的字母文字，也不是纯粹的象形文字。

这样的文字理论可以从汉语和闪语的很多共性中得到进一步的证实——也许只有古代汉语那样忠实地保存了伯来文从右到左的行文顺序。更有研究者这样总结希伯来文字和希伯来文字学（HebrewLiterature）的主要特点（ChiefofCharacteristicsofHebrew.），其中被汉语继承或分享的共同或相似特征包括：

1、Phonology.Unlike English,which in clude the vowels inits twenty-six-letter alphabet,the Hebrew alphabet consis of twenty-two consonantal sounds orphonemes。

2 No distinction between Nouns and Adjectives

3 The thinking of the Hebrew like that of other Semitic peoples,was done notin the abstract butin the concrete

4 View of Nature.Hebrew poets hardly seem to draw any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animate and inanimate creation on occasions.Allnature isanimate。

5Pictorial Imagination. The highly imaginative nature of the Hebrew writer come sin play when he is recounting past events or telling stories. Tohismind¡¯seye all past events come alive and here counts them as if they were unrolling before his very eyes。

6 poetry.Semitic poetry possesses no regular meterorrhyme.Its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isrhythm--the rhythm of balancing thought against thought, and word against word.

7、The Hebrew language is characterized by avigorous terseness and power of condensation which cannot be preserved in English。这位作者还提到：The biblical record and Jewishth adition imply that Hebrew was the original language of mankind(Gen.11:1)

我不仅相信希伯来文是人类最早的语言（Etymology），而且相信只有希伯来文才可能成为一种纯粹的“宗教语言”。只有希伯来文学才能在具象和抽象之间（the abstract and the concrete）运用自如，而又不至于彼此混淆。汉语过于具象，结果符号和意义脱离“意指”（referent，what we are talking about）上升为偶像。在中国的山水诗歌中，万物有灵等情绪就这样掩盖了本体的真相。而字母文字过于抽象，柏拉图的“理念”永远被放逐在彼岸世界，无法理解“道成肉身”。希腊人的神因此不可能是有位格的神，它与生活无关；或者为了扭转这种荒芜的局面，干脆采取“希腊诸神”那种肤浅的象形形式。与此相对，一方面，“大地”可以“开口吞”下什么，但希伯来人永远也不会把大地当成母亲，或者象寄情山水一样向葡萄园寄情——象汉语文学那样——因为所有的拟人化的自然现象，都是神的工具而已；被造者永远不会成为创造者，只有创造者才是创造者。另一方面，神是自有永有的，没有人见过神的面，神是绝对抽象的；但这种抽象先通过普遍启示，后通过道成肉身（INCARNATION，word be came flesh），与人发生的直接联系；这种联系就是创造，照管和拯救。在字母文字中，word永远不可能成为flesh，而在汉语文学中，flesh永远就是word。只有在希伯来文中，word才可能成为flesh；但在此岸世界，word仍然自存为word，而flesh限定为flesh。新约确实是通过希腊文启示的，但圣灵所使用的乃是希腊文更加精致、繁琐的语法体系——GREEK无疑拥有世界上最“敏感”、最复杂的语法概念——为的是更准确、更深刻、更细致地将旧约里的基督启示出来。但是，新约里面神的概念，完全不是希腊的，而是希伯来的。

如果说在形式上，印欧语系更接近闪语体系，但在语法修辞方面，汉语无疑更接近闪语。这种被中断、被忽视的亲缘关系，也许可以为汉语神学，特别是关于旧约的汉语神学，开辟出一条新的方向来。

2、汉语神学独特的文化际遇

汉语神学的护教和宣教同样指向特殊启示，这是勿庸质疑的。问题是护教和宣教的对象，与西方神学所面对的他者完全不同。在这里，不在是一个精致的有神论世界，也不再是一个精致的形而上学世界。中国文化有自己独特的品质，这是福音在西半球所未遭遇过的。因此，把西方神学基本话题搬迁到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使神学丧失了宣告能力。

中国文化——也就是汉语神学所要与之“对话”才能自我确证的那个文化实体——可以大致分为两类。一类为中国主文化，一类为中国亚文化。递解如下：

（1）中国主文化

a.生存方式：法墨相济的灾民理性

b.符号与象征：儒家（教）与中国文学和礼乐（思维）

c.中国形而上学：易、道与阴阳学

（2）中国亚文化

a.佛，在中国去释归心，合道成禅

b.西方人文主义的经验之维

中国文化呈现以下特征：方法论上无神主义和实用理性，本体论上奉行各样否定哲学。总而言之，这不是西方神学史上常见的话题。从基督教的兴起到卡尔西顿会议，从奥古斯丁到宗教改革，再到20世纪的各种神学思潮，严格来说，西方神学所要处理的根本不包括上述话题。然而，这正是汉语神学所面对的广阔天地。在未来的福音进程中，汉语神学将承担起独特的宣告使命。

3、汉语神学的转向：中国文化的对象化

（1）超验视域：否定方面——无神主义（神论）

圣经资源。

（2）经验分析：肯定方面——唯物论与唯仁论（人论）

A．中国人是远东斜坡上的居民

（图略）

B．中国文化是灾民文化

（图略）

中国社会的增长趋势

（图略）

C．“大中国史”的反证：中国灾荒史记

中国灾难史统计图表

公元22年-1986年中国自然灾害分类表

（3）汉语神学的וּקְרָא与didaskw

在大陆，官方神学与政治搞和谐，民间信仰与传统文化相表里。在港台，特别是台湾，神学和各样宗教以对话的名义拉关系，互相收受荣耀，休闲养息。在北美，汉语神学就是西方神学，而西方神学已经开始成为各种职业教育神学；不仅如此，汉语神学仅仅是西方神学的注释者和只言片语的搬迁者。这一切，源于崇拜世界的荣耀，源于苛求与世界的相关性。

汉语神学的וּקְרָא与didaskw并不是要创建一种新神学，不过是强调把保罗的传教路线延伸到中国——效法保罗对待异教文化和宗教一样对待中国文化和东方宗教。什么是保罗的处境化？先是对异教文化对象化，但这一切处处以“只知道（基督并祂十字架）”为归指。他没有拿福音搞本色化，没有与异教调情，没有给地方精英洗脚，没有用属灵为自己换取金钱和名声，也没有用福音请人喝茶、交朋友、拉关系、搞和谐，以及帮助地方维持治安，或者以此分门结党，领袖群氓，成为文化明星，因此千方百计成为世界的一部分。当然他也绝不刻意树敌，专以讨人厌为念，颐指气使，成为神学讼棍，或成为以社会批判为己、我批判故我在，故我属灵却对真理一知半解的“网络基督徒”、“信仰红卫兵”和他的敌人“政治基督徒”。他只是为道迫切，但却用爱心并因恐惧（极其真实的解释，“不传道我就有祸了”）而宣道。因此在塞浦路斯，他斥责了当地宗教明星巴耶稣；在彼西底的安提阿，他被犹太人、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赶出境外；在以哥念，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长官一起拥上来凌辱他们，用石头打他们；在路司得，保罗撕裂衣服也拒绝异教崇拜，几被打死；在腓利比，他们被关进监狱，仅仅因为他们没有与当地名流进行经济文化项目的合作；在帖撒罗尼加，他们遭遇批斗会；在雅典，他并没有请（也没有被请）伊壁鸠鲁和斯多亚的学士们喝茶，而是站在亚略巴古当中指教他们，被嘲笑就从他当中出去了——他没有苦口婆心非要“用爱心说诚实话”来劝他们归正不可，一如基督在一些城市所行的……

福音是在宣告神学而不是在本色神学中传开的。因为神学的根据不是人的理性和逻辑，而是持定和信守神的应许：第一，“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很多艰难”（徒14：22）。第二“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徒18：9）。传道者“只管讲”，其他一切神负全责。宣道者不是一个居高临下的傲慢使者或代言圣人，更不是“逢人且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的政客，也不是以建立和谐社会为目标的“公共知识分子”——而仅仅是一个“只管讲”的“无用的仆人”。汉语神学因此面对的另外一个转型问题，就是从传统以兼济和独善或内圣外王为信仰的知识精英神学及西方的职业神学脱离出来，重归“仆人神学”。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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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Ritschl,Dietrich,The Logic of Theology,CPH,1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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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Henry Chadwick,The Early Church:the story of emergent Christianity from the apostolic age to the foundation of the Church of Rome,London,1967.

10.Edward Foley,From Age to Age,Chicago,1991.

11.胡斯都-L-冈察雷斯文著，陈泽民等译，《基督教思想史》，南京，金陵神学院，2002。

12.馬禮遜夫人編，顧長聲譯：《馬禮遜回憶錄》，桂林：廣西師?大學出版社，2004。

13.任不寐《灾变论》，2007年修订本。


现场问答（修订版）

我们以“用爱心说诚实话”为例。这句话因和合本的这种翻译长期以来一直被滥用。严格地说，该经文的真意是用爱心讲真理。TRUTH当然包含“诚实”的意义，但其核心概念在“真理”。在圣经中，有“用爱心说假话”的例子，也有“用爱心说诚实话”的例子，但最具有结构性价值的信息，乃是“用爱心说真理”。这是基督教独一无二的真理。如果我们是信徒，我们当然知道和应该坦然宣告我们所信仰的不仅是绝对真理，而且是唯一真理。这没有什么好羞愧或三心二意的，或者为了迎合以及不伤害对方的感情而假装对方也有真理，能够继续维持在学术圈里下一场的虚情假意，并用普遍启示来给自己找个真理的台阶。一个没有特殊启示的时代或人群当然不得不依靠那种普遍真理来思想，但对于教会来说，你已经被特殊启示浇灌了，怎么还转向世俗的小学呢？十字架的真理清清楚楚钉在那里，你的使命就是把祂说出来。

我知道我的批评者有一块石头还放在口袋里，那就是：坚守圣经对异教的态度会让很多人对教会退避三舍。首先我们应该明白：我们传福音不是为了教会属世的兴旺和奉献的持续稳定地增长；而仅仅是为了将福音真理宣讲出来，与世界分享基督并守候主的再来。我们并不是要在地上和世界建立关系学，或者建立和谐的未来，因为我们的信仰、特别是末世论直接推翻了我们这些自以为是和一厢情愿。其次，更重要的是，一个人是否归正和我们的态度没有真正的属灵关系。信仰是一个属灵事件（包括拣选和圣灵工作），而不是道德事件、政治事件或心理学事件。我这样说并非要免除宣教者态度上的责任，而是强调，宣教不是一堂政治辅导课或心理学诊疗。所以马礼逊说，不是我能改变中国几千年的偶像崇拜，但神能。如果一个人因我的态度而信了主，他信的只是我，而不是基督。信仰是神的工作，不是我的工作。是神的话大有能力，不是我的态度大有能力。遗憾的是，中国教会正用我的态度一天天消解基督的死与复活。教会于是成了一个以人为中心的道德化装舞会，人们在那里比道德，比态度，比奉献，谁更有洗脚的耐心和技巧，比谁比马大更会烧菜并常年不懈。果子，他们说，他们却忘记了那是圣灵的果子，不是东方宗教所关切的人修炼的成果。钦定的信仰更是果子主义，三自极端强调“神就是爱”，这爱借着态度的中介很快就成了仁义礼智信，天地君亲师，天人合一，内圣外王。我确实很意外，而这个路径，竟然真是一些朋友所主张的。我可能继续被反对，但我要说，我确实认为这些基本观念是敌基督的，因为他实际宣称人可以成为神，至少是超人。

我实在不想再赘述自己一点也不是鼓励粗声大气地说狠话，诚实的读者应该知道我在强调什么。我今天面对的是中国神学界的精英人士，我今天的说法都非常直截了当。我一点也不反对温柔地将真理说出来，我反对的仅仅是，越来越多的温柔，越来越少的真理。

3、最后说说我这个体系或分析范式。首先，图片仅仅是一种阐述的辅助性手段，没有人真的把它们和真理或生活完全等同。但这些手段有时候真的很重要。这点不需要进一步解释了。其次，这世界没有完美的体系或范式，我承认我的模式绝对不是周延的，它包含或包容着一些个别的例外情况。但是，第三，您提出的例外情况不能形成对我的模式的指控。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份图表来解释这一点。

在福音扩张史或征服史中，313A.D.年之后，特别是600A.D.左右，教会版图显示了福音信仰的不同路向。在东方，Byzantine模式和Amenian以及Syrian传统分割了东北非、巴勒斯坦以及小亚细亚等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西部，中世纪的伊比利亚半岛以及西北非不同程度地受到了人传统宗教的影响，于是葡萄牙西班牙的教会在总体上拥有了独特的传统，这个传统对非洲、特别是拉丁美洲拥有相当程度的影响。而一部分Moor人今天仍然生活在非洲西北部。对比1600A.D宗教改革时期的教会版图更清楚，上面两大地区并没有受到宗教改革的全面冲击。作为“新教”信徒，我不认为也没有必要把拉丁神学后期的发展路境放到我所定义的福音征服史之中。在我看来，这些地方的信仰在真理上存在严重的偏离；而基督教在那里，特别是在一些国家不是大大兴旺，而仅仅是宗教信仰之一甚至是逼迫的对象。上个月我的一位美国牧师朋友去了一次非洲，而去年年初我的神学院一些教授们在南部非洲开会，他们的报告无论如何看不出那里福音大复兴的场面。我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坚持严格的一一对应和直线型的“福音繁荣”模式，我不仅根据历史事实，也根据信心，在总体上坚持这个原则。显而易见，在这样的意义上，欧美历史以及东亚历史已经并正在为此作证，如果不是民族自尊心或什么其他情绪作怪，这样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

“约但河中心史观”确实可能让您不舒服，尽管我说的不是西方中心史观。但是，我并不打算收回或修改诸如“扩张”、“征服”等等有伤“民族自尊心”等扎心的用词。作为一位被真理“征服”过的“被征服者”，这个词真切地表达了我对生命、历史及其救赎的主要见解。对于我来说，无论是民族自尊心还是个人自尊心，他们在世俗真理上都有论辩的价值，但在信仰里面他们一文不值，仅仅是人的愚蠢和傲慢。对于神学精英来说，除非您有圣经上的理由驳到我，我可以收回我的观点，但“态度神学”对我没有意义。对于非信徒朋友，我一点也不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你，你可以喜欢耶穌和孔子一起在天堂里喝茶的场面，您甚至还可以想象天堂就是苏杭二州；正如我也可以完全对这种想象一笑置之。我不会愚昧地到处给任何一个不承认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的人、宗教、学派写信抗议。在世俗世界，我们赞同言论自由和多元共存等基本文明准则。我希望您也赞同。所以连同其他的疑问和反驳，都可以在我开场白第一句话中找到我预备的回应——请允许我也用这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讨论——我的论文是并仅仅是一位基督徒的神学观和史学观。

谢谢诸位！

    七 流氓文化——边缘人群入主主流社会产生的文化杂交
    
    流氓文化对中国权力文化系统曾产生过长期而深远的影响。它作为权力文化的一种支文化的存在，必然是受权力生态的影响而产生的。
    中国经常性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历史格局、不断取代、不断鼎革的权力格局给边缘人群中的精英人物参与权力争斗提供了历史机会和历史舞台。没有边缘人群经常性地入主主流社会的历史过程，就没有流氓文化。
    流氓文化是容易被研究者忽略的文化。这种边缘人群入主主流社会产生的文化杂交过程不同于主流社会内部发生的取代过程。由于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大不相同，在价值取向、审美情趣、道德准则、游戏规则、行为规范等各方面都有许多不同的表现。又由于这种文化杂交曾在中国历史上多次发生，（另外还有少数民族入主汉族社会产生过的文化杂交过程）其对中国权力文化的形成产生过深远的影响，而且至今仍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社会生活，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
    论到流氓文化，不能不上溯到古代的游侠阶层。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通过这段话，我们可知道古代的游侠人物行侠仗义、扶危济困、诚信而果敢，甚至不惜牺牲生命，是他们人格魅力的共同特点。春秋战国时期的公孙接、田开疆、古治子、专诸、要离、聂政、荆柯等人以及汉初的朱家、郭解之流，都是属于这一类人物。在当时，这些边缘社会的优秀人物的人格力量和主流社会的贵族精英如战国的四公子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之流的人格力量相映成趣。田横及其门下五百士之死是最能反映出这种精神余绪的事件。可见那个时代，不管是主流社会还是边缘社会的精英人物，追求一种人格上的完善是社会时尚。在气度风范上有许多类同之处，只是因为社会地位、环境的不同，而表现有所差别罢了。
    现在，只有社会还保持相对原始的边远或少数民族地区才保留了些许诚信忠直的风范。这是人类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的无奈和悲哀。但是随着制度性保证的出现和完善，这些人性真善美的品质，应该有一个全面的道德回归的过程。在中国由于历史文化的原因，这个制度完善、道德回归的过程，尤其显得艰难而漫长。当然，这又是题外的话了。
    让我们仍回到本章的主题：“流氓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那种社会历史格局已一去不复返。从秦朝开始，通过汉以后的完善，中国进入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社会。皇权至上始终铁定不可更改。主流社会的人身依附色彩愈浓，权力争夺手段日益卑劣邪恶。欺骗麻醉与严刑峻法形成互为表里的统治方法。这一切致使整个社会的社会正义风气日渐消弥，而主流社会的贵族气度，贵族风范则几乎消弥殆尽。在行为观念上的恶范作用则日趋严重。边缘社会的精英人物由于生存斗争的需要，更容易受到这种恶范作用的影响而改变自己。游侠人物作为一个阶层，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游侠文化也逐渐被流氓文化所替代。原来边缘人群中的领袖人物，以他们的道德、智慧、意志的人格力量和英雄主义的精神，而突出于群体之上，成为相当大的人格感召力量。后来，却由于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的恶劣，致使他们混身沾满了混迹于社会底层的恶习，且锻炼出一份特有的狡诈与虚伪。“及时雨宋江”的人格魅力已明显不如朱家、郭解之流。这就是流氓文化虽源于游侠文化、却止于无赖文化的历史原因。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中国已经完全不存在侠义人物和侠义人格了。至今中国社会上，仍然有独具激烈性情、敢于面对丑恶、挺身而出打抱不平的英雄人物。但是时至今日世态，他们的个人行为越来越难以唤起群体效应，从而也难免越来越带有堂吉诃德的色彩。更何况他们既难以参与进权力斗争，难以成为边缘群体的领袖人物。此外他们还经常受到挫折和打击，所以不在我们的讨论之列。假如他们以边缘群体的领袖人物身份参与传统意义上的权力争斗，则其人格总是难免会由侠义人格转换为流氓人格。这又应了阿克顿的一句话：“权力容易使人败坏。”权力对人格的腐蚀性就是如此强烈！
    不断取代、不断鼎革的社会历史机制使中国社会容易出现缺乏理性的政治狂热。这是一把悬于中华民族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这种政治狂热之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反复出现，是因为社会的危机积累机制，民间社会的生存环境、生存状态越来越恶劣。弱势群体在受到主流社会的诸多不公正待遇后，会产生一种仇视主流社会的反社会心理。这种心理在个人状态下会表现为不讲对象的滥施报复；在群体状态下，在盼望“明主清官”屡屡失望后，就会转而盼望揭竿而起的英雄，盼望高举复仇旗帜以暴制暴的救世主。政权的周期性更迭使社会边缘人群弱势群体几乎总是在周期性地期待这种渲泄性的“狂欢”。
    如果说“每一个中国男人的内心深处都潜藏着一个暴君”这种表述方式未免太刻薄的话，那么从文化传统和潜意识的角度看，中国人的专制仇恨意识之强烈，嗜血的原始冲动及漠视生命的传统之深厚，从这个角度上说，此话是不无道理的。
    《水浒传》中的黑旋风李逵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人物形象。两把板斧、不管对象、劈面砍去。“黑旋风”是不讲道理的风，是没有理智、缺乏理性的风，也就是流氓阶层刮起的旋风，是对腐败的主流社会的纯武器的批判，纯逆反的反应。历代的所谓农民起义基本属于这个范畴。例如黄巢、张献忠之流，嗜杀成了他们的主要表演。就这样，中国的历史周期性地上演着暴君的暴虐和暴民的暴虐。到了近代，义和团干脆成了腐朽愚昧的最高统治者用来对付变化着的世界的工具。暴君的暴虐在这里以暴民暴虐的形式出现。到了现代的“文革”时期，这种以暴民暴虐形式出现的暴君暴虐又上演了一回。全国城乡的民众，以至于上至国家主席的各级官员，许多遭到了“群众专政”毫不留情的迫害和虐杀！
    这种以暴制暴的“暴烈革命”是以专制反对专制的努力，收获的几乎必然是专制。救世主实际上离恶魔只差一步，而且几乎必然变成恶魔。这是历史的辩证法，中国的历史总是在不断地证明这一点。
    陈胜、吴广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的统治，刘邦在权力争斗中取得胜利当上了皇帝。这些历史事实都大大地鼓励了边缘群体中的精英人物参入权力争斗的信心。以后历朝历代的取代鼎革历史又在不断地增强这种欲望。一旦时机出现，这些精英往往不再安于附庸地位，而乐于参加问鼎的争斗。
    在中国历史上的楚汉相争中，项羽和刘邦的表演过程是具有相当的象征和典型意义的。出身楚国贵族的项羽和出身下层社会的刘邦各俱特色。项羽勇冠三军，以勇力著称，所以从一开始就占尽上风。而刘邦功于心计，后发制人。项羽有妇人之仁，不善于听取部下及谋士的意见，但基本上遵守游戏规则。刘邦则不仅能隐藏自己的心机，待机而动，而且能虚怀若谷，善于用人。当时的优秀人材张良、萧何、韩信、曹参等莫不为其所用。刘邦为了取得夺权斗争胜利的大目标，甚至能在项羽要烹煑自己的父亲时，镇定到要求分一杯羹的地步。最后项羽也就只能落得乌江自刎的下场。
    刘邦和项羽争权斗争的结果是中国权力斗争历史的一个象征性结果。它从反面映证了孔子的一句话：“君子可以欺其方”。从此，遵守道德准则、遵循行为规范、游戏规则的“君子”在权力争斗中将不敌无赖无行的小人。项羽基本上算是一个真君子，他讲诚信，守规则。而刘邦则是一个集伪君子和真小人于一身的人，既虚伪，又无赖无行。我们可以从他的一系列表演、尤其是从他在夺得天下以后的那份志满意得、从他排除异己、滥杀功臣的作为中找到证明。他其实没有道德操守，不守游戏规则，有时甚至不惜露出完全的流氓嘴脸。
    有人说，项羽的自刎乌江象征着中国最后一个真正的贵族在精神和肉体上的消亡。因为从此，中国主流社会的诚信果毅、爱惜名誉胜于生命的风气逐步消亡了，这是有一定道理的。而刘邦的为人则可以用假仁假义、无赖无行来概括。他树立了中国第一位流氓皇帝的形象。从此，假仁假义、无赖无行一跃成为中国主流社会的主流话语。从这个意义上说，刘邦的上台也是一个象征，象征着中国主流社会贵族气度、贵族风范的终结。
    对于东方文明发源地的中国，这种终结是非常可悲的。一个国家、尤其是一个人口众多、文明久远的大一统大国，它的主流社会没有一部分精英人物始终坚守着其人格的高尚、气度的优雅、是非评判的鲜明；没有人坚守惜名誉、重诚信、具有仁爱悲悯情怀；没有人保持敢于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风范，反而让奴性、卑劣、欺诈、贪婪占了主导地位。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了一部分精英作为社会良知和正义而经常起着主导作用，则它的主流文化就必然会迷失健康发展的方向。
    中国历史上的流氓皇帝，诸如刘邦、朱元璋之流，他们出身低微，其夺取政权的过程是一个军事斗争、政治斗争交织的过程，是一个充置着阴谋诡计、背信欺诈、杀戮毁灭的过程，也是一个由一无所有的社会底层人物变成富有天下的皇帝的过程。这些开国皇帝的心情是志满意得和生怕失去江山的心情，思维定式仍是不断争斗的定式。他们入主主流社会的暴发户的洋洋得意，其目空一切的骄横与文化修养上的先天性缺乏感形成的自卑交织着。
    这些人往往没有对历史传承的依恋，却有着对权势威赫的痴迷。他们在争取政权的过程中利用了下层民众和战友们对原来的旧社会的仇恨，也曾提出过大量煽动、蛊惑人心的口号，其中包括许多夺取政权后不能或不准备兑现的承诺。但地位改变以后，他们首先考虑的必然是保持自己绝对权力的地位。这种复杂的处境和复杂的心情决定了他文化情绪上的矛盾。朱元璋就是这样一个“圣贤盗贼之性，兼而有之”的皇帝。其实这种定性，仍然是一种立足于儒教立场的定性。他的性格特征，实际上是残暴、专横、卑劣、多疑、嗜杀、寡恩兼而有之的性格，骨子里就是一个流氓、盗贼、暴君人格组成的多重人格。
    正是一些这样的人物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破坏。这种破坏可以定名为反文化运动。当然这种反文化运动不只是边缘人群入主主流社会才会发生，它在其它民族文化的入侵时也会发生。例如中国的第一次大的反文化运动，就发生于边陲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社会的秦朝。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实则构成中国历史上反文化的第一次高潮。
    但是，社会边缘人群中的精英人物入主主流社会所产生的反文化运动又不同于异族入侵产生的反文化运动，它会更大程度地冲击原来社会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和游戏规则，也更大程度地影响着原来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等观念形态。这种反文化的浪潮有强有弱，有大有小，程度不一，表现不一。例如：朱元璋保留了崇奉孔子的儒教的地位，却把儒家思想第二奠基人孟子的神位，移出了作为儒教殿堂的孔庙。又例如太平天国运动中，洪秀全可以扫荡包括孔孟儒教在内的一切其他宗教，一概斥之为妖孽，而只保留其拜上帝教的地位，可以全面地从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改变原有的社会秩序、生活秩序，甚至可以禁止太平军中的夫妻过性生活，以显示其权威及对原有秩序的轻蔑。
    中国的最近一次反文化运动，发生于“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是一场典型的、最全面、在世界历史上几乎也是空前绝后的反文化运动。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会引起世界的全面关注、之所以会成为人类历史上一个符号式的反文化运动而载入史册，是因为它对传统文化全面颠覆的极端形式；是因为其借助神权政治的思想资源所掀起的一场现代造神运动的巨大规模和对一个文明大国的巨大伤害程度以及其导致的极端权力对全社会的极端控制程度。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首要动机是夺回在党内渐次失去的各种优势（包括思想优势、组织优势、法理优势、情理优势等等），巩固和加强其个人崇拜和个人独裁的地位。他利用了中国社会顽固的神权政治思想资源，却打出了反叛传统的思想旗号；他更利用了人民群众对政策灾难和官僚体制的不满，把自己打扮成民意代表，用以打击体制内对其政策不满的官员群体。而人民群众中对现有体制不满的人群则利用“文化大革命”这块招牌，揭竿而起，“奉旨勤王”。这种“勤王军”却象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勤王军一样，几乎无一例外地各自心怀异志。这就是有所谓“可控文革”和“失控文革”、“人民文革”和“官方文革”之争的实质所在。
    这场反文化运动以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批判为开始，以“破四旧，立四新”的形式而达到高潮。大批判的对象包括那些那怕带有一点点传统色彩和传统内容的精神文化产品。它们一概被斥之为“封资修”，也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到了“破四旧，立四新”时期，则干脆连那怕带有一点点所谓“封资修”色彩的物质文化产品诸如各种印刷品、庙宇建筑、雕塑绘画、园林艺术、老字号门面招牌、各个时代的标志性建筑、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人物的纪念建筑陵墓、少数民族地区如西藏的寺庙等，无不遭到全面的破坏。精神文化方面的，除了所谓“封资修”的内容外，扩展到包括宗教组织、民风民俗以至于象云南摩梭族的走婚制度等，也无不遭到全面的破坏。
    一个艺术家，如果宣称自己是“无法无天”，这可以理解为是表白自己的不守成法、不遵旧章，一种努力寻求艺术上新突破的宣言。而如果一个政治领袖公开宣称自己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则泄露了他处于权力顶峰上的志满意得心情以及其心目中完全无法律约束、无行为规范、无游戏规则、无道德准则、任性胡为的内心世界。这样的领袖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必然是无穷的灾难。“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样的心理支配下，以文化革命为表象、以权力斗争为实质的最典型的一场反文化运动。中国历史上这种不断出现的反文化运动导致了中国历史文化流传无序的割裂感，导致了中国人民在观念形态，规则规范上的无所适从，从而造成了中国社会经常成为一个失范的社会。唯一流传有序顽固发展着的是权力文化！
    流氓文化绝非简单地表现为社会底层某些人群的无赖无行。有时它会随着边缘人群的群体性入主主流社会而登堂入室，恶性暴发。在有的历史时期，它甚至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体文化的主导部分。当由蛊惑而产生的理想色彩彻底破灭以后，权力、金钱会成为唯一的追逐目标和兴奋点。无知、无耻、无所顾忌，可以成为野心家或独裁者恃仗的本钱与资源。一切世间邪恶、罪孽、非道德的手段，均可成为他们的武器，以玩弄小聪明得逞于一时为得计。明确地露出“在我之后，那怕洪水滔天”的气势，毫不顾及可能产生的任何可怕后果，自以为就这样便可以让弱者永远接受他的统治与欺凌，就可以让强者畏惧、顾虑他的卑劣。正是这样思想意识的支配下，腐败、丑恶、罪孽在社会公开层面肆无忌惮地张扬着，公然挑战正义。就这样，在京中公然有人以作家身份，拿出一付泼皮嘴脸用所写书名宣言：“我是流氓我怕谁？”
    这种宣言明确地昭示着流氓文化的主导地位。中国人历来揣摩、意会、窥测形势的能力特别强。于是全社会各个层次的流氓行径便大行其道。道德准则和游戏规则在权力场、利益场中的某些人心目里，便形同虚设。这就是当前社会越来越走向失范社会的重要原因。流氓文化作为权力文化的一部分，影响之深远、对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侵蚀之严重，由此可见！
    
    八 权力文化的现实存在
    
    权力文化在当代大陆中国的现实存在是一个大题目，想通过一个短短的章节进行全面的论述是困难的。因为它的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原因交织着，深层次和浅层次的表现交织着。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可供实证的典型事例是如此之多地大量涌现，要全面深入地进行表述解读，实在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笔者这里只想就大陆普遍的社会现象，以及当前中国深层次的社会危机，从权力文化的角度，进行提纲携领式的探讨和解读。
    首先，我们已经认识到，中国的权力文化本质上就是一种极权文化。而且是世界上最早熟、最完备、也是最顽固的极权政治文化。只要从这个认识上去切入，许多事情就会变得条理清楚。
    政治文化是一个社会文化系统的核心部分。政治应该是围绕国家权力而产生的范畴，实质上也就是管理公共事务的范畴，扩展开来是协调世界事务的范畴。列宁主义的理论家有关“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的表述，其实质是有意模糊概念，以达到将政治无限泛化的目的。从而达到将政治应该服务于社会公众的实质，变成社会公众全面从属于政治的目的。在现代政治理念中，由于对国家权力制衡的需要，国家权力是被严格界定了范围的，政治概念也被严格地界定了范围。政治被无限泛化，实际上是为了无限制地占有所有的社会资源，从而达到极权的目的。
    中国是一个具有泛政治化传统的国家。这从“统治”一词的构成中得到体现，从法家的政治哲学和儒教的政治伦理学中都可以得到大量映证。这种泛政治化传统，到了现代，被发展到了极致。抓住了泛政治化，就抓住了权力文化之纲，纲举目张，一切围绕国家权力而运转产生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都会变得条理清楚，脉络分明。下面我们将进行深入探讨。
    首先，让我们将权力文化在大陆中国的表现，作一个概括性罗列表述。笔者认为，当代中国大陆正处于权力文化的恶性暴发期，是权力拜物教社会特征最明显的历史时期，也可能是权力文化由总暴发走向总崩溃的回光返照期。（当然清算和消除权力文化影响，在崩溃以后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之所以给它以这样的历史定位，是因为当前的大陆中国，国家权力的恶性膨胀与滥用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权力文化（皇权思想、儒教思潮、宗法主义、官场文化、流氓文化）无不改头换面，花样翻新地沉渣泛起。权力文化在官场和社会各领域得到广泛的认同、应用、发展和充分表演，是历史上空前的。当前大陆中国腐败程度之广之深、侵蚀到的领域之全面、社会上腐朽淫糜气味之浓，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的。
    当前的大陆中国是一个权本位，官本位社会特征特别明显的国家。腐败力量早已登堂入室，明目张胆地成为了社会的主导力量。而且几乎是肆无忌惮地张扬着。
    深厚的权力文化传统和权力恶性膨胀的现实使主流社会权力阶层的许多人对权力和金钱的追逐成为人生最大的目的和兴奋点；使攀附逢迎、交际应酬、各自编织其复杂的人际关系网成为主流社会的主要风景；使装模作样、迎来送往、吃喝玩乐、成为主要的工作内容；使双重人格、双重语言的处世态度和急功近利、及时行乐以及“在我之后，那怕洪水滔天”的人生观成为主要的处世之道。这种主流社会的人格病态导致了诸多的社会病，造就一个复杂诡秘的社会氛围，导致中国人的压迫淤堵感、无力挣扎感、阴郁茫然感、浮躁不安感。至使许多边缘人群也产生了不屈从于这种氛围，就会被这个社会所排斥，所淘汰的感觉。在这种氛围中，道德在沦丧，社会良知在消失。公权的滥用、权力寻租、买官卖官、都已经成为社会上人尽皆知的公开秘密。中华民族已经处于一场巨大的精神危机之中。
    尤其令人担心的是，这样的危机竟是出现于改革开放时期。广大人民群众由于开放而激发释放的经济活动热情使国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巨大的、前所未有的经济成果。这样的成果跟人民记忆犹新的三年“自然灾害”及“文革”浩劫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在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与腐败发展齐飞，“盛世景象”与末世气象一色。这种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曾出现过的景象超越了一般中国人的习惯思维,因为儒教思想的教化总是把社会起码的进步和成果硬与“皇帝圣明”扯在一起。巨大的经济成果，不断的盛世鼓噪、导致人们放松了对极权与腐败造成的大量社会危机的警觉。
    当前的大陆中国已经成了利用国家权力追名逐利的冒险家的乐园。中国传统社会那种上下影响着、挟制着、促进着走向腐败的机制，得到了充分的映证。如果没有重要的历史契机、如果试图改革的上层资源不敢痛下决心，则危机和风险仍会依惯性大量积累，社会仍然只有被政权更迭周期律挟裹着走向崩溃的命运。
    虽然造成当前局面的远期的历史原因，我们在前几章也有系统论述，但近期的一脉相承的源流却不能不专题分析。改革开始以前的时代是一个逐步推进泛政治化进程的时代。在争夺政权时期，政府高层人物倾注全力、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包括军事资源、经济资源、组织资源、思想文化资源，一切为其夺取政权服务。在夺得政权后，获胜的一方又一切以巩固政权、加强极权为中心。深厚的大一统皇权思想传统实际上变成了以加强毛泽东个人极权为中心，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毛最后达到了将原来与其打天下的战友、民主党派人士、全体知识分子和所有社会公众全都置于其淫威之下的目的。这就是实行泛政治化社会政策的实质。
    泛政治化的传统在毛泽东手中被玩出了空前绝后的极致。在毛泽东的思想意识里，泛政治化是争权斗争中最重要的法宝，也是他欺骗人民从而取得争权斗争胜利的主要秘密。可以说，泛政治化的思维充置于毛整个思想体系中，贯穿于毛政治斗争的始终。大跃进时期的“政治是统帅，是灵魂”的口号就是中国社会全面走向泛政治化社会的标志性口号。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新一轮泛政治化浪潮、全面强调“一元化领导”的鼓噪则进一步增加了泛政治化的广度与深度。这种政治运动的结果是催生了一个更加极端的、类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从而使国家社会一体化的政治制度，得到了高度制度化实施。
    一切以政治的名义，实际上就是以国家名义所获得的集权、极权，被这个政治集团以及它的领袖所占有，社会公众则变为“国家”的奴仆，他们享有的极有限的权利，总是有赖于国家权力的恩赐与渡让。于是国家权力凌驾于社会之上。这就是国家主义的实质。又由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力文化系统已经形成了一个权力拜物教社会的权力拜物价值系统，加上现代泛政治化与计划经济在中国大陆的全面推行，中国品牌的国家主义便成为世界上最极端、最彻底的国家主义。由中国品牌国家主义打造的国家社会一体化的社会形态也便成为世界上最极端的高度国家社会一体化。
    一系列社会政治制度实验，为当前的泛权力化、泛行政化的社会生态打下了牢实的制度基础和思想基础。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府推行市场经济政策、随着理想和蛊惑色彩的淡化，政治化的色彩渐淡（但泛政治化的体制并未改变）而权力化的色彩渐浓。当前的腐败势力正是靠着毛时代的这份丰厚的政治遗产，推行着一种权贵资本主义，享用着一顿丰盛的权力经济的最后晚餐。高度国家社会一体化制度实施的结果使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被一种极度简单的社会生活模式所规范。
    用极度简单的社会生活模式来规范全体成员生活是许多邪教组织的通常做法。例如洪秀全的拜上帝教、琼斯的人民圣殿教。这种做法，一旦在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推行，政治权力对全体国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实现了全面的高度控制，就是一种高度国家社会一体化的社会生态。在这种社会生态中，社会的活力被扼杀到极致，带来的必然是灾难性的后果。“文化大革命”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这种全社会军事组织化的社会生态极象一个巨大的人工林生态系统。人为制造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模式使单一或少数物种占据了统治地位。原始林、原始次生林那种生物多样性、生机勃勃的生存环境不复存在，动植物各物种间的平衡系统被破坏。这种人为制造的巨大的人工林系统缺乏内在的平衡和谐机制，很难抵御病虫害及其它各种意想不到灾害的侵袭。灾害一旦降临，往往容易酿成巨大的灾难。
    当前大陆中国的社会生态系统，就是一个巨大的类人工林生态系统。因为始终未对那种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实验进行全面的清算和反思，而只是进行了一般性的所谓“拨乱反正”；因为只是取消了诸如“人民公社”之类政社合一的组织形式，而制度制造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模式、尤其是政治生态模式，很大程度上还继续存在。整个社会体制还基本承袭了那种泛政治化、国家社会一体化的体制。社会管理的思维模式并未有质的改变，整个社会并未从那种社会生态中解脱出来。
    中国的泛政治化是世界上最全面、彻底、深入的泛政治化。所有的社会资源，包括物质资源、精神资源、组织资源和制度资源如各种社会组织、各种社会活动包括文艺体育活动、民俗节庆、宗教活动等，无不成为服务于专制政治的工具。
    大陆中国的泛政治化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模式，其影响已经深入到几乎整个社会生活中。它也成为了一种思维模式，其影响在不知不觉中已深入到几乎每个人的思想。泛政治化对大陆社会意识形态领域，诸如文学、艺术、教育领域的毒化更是深入了骨髓。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一部泛政治化教材的经典。泛政治化的体制和泛政治化思维在大陆构筑了一个相当严密而严酷的思想文化专制体制，因此全面的毒化了我们的文学艺术，毒化了我们的思想思维，也几乎全面地毒化了我们的政治生活、精神生活，使无所顾忌地自由表达成为幻想。例如，大陆的校园就不可能产生象台湾那样轻松、自由、纯真的校园民谣。这是教育体制和整体思想文化氛围使然。这种泛政治化的程度，是古今中外任何国家所望尘莫及的。
    全面垄断所有社会资源的做法是极其有害的，执政下政治势力全面掌控着社会全体成员的全部生活内容，其中包括经济生活、精神生活。这就导致了一种类政教合一的社会形态，它使社会分权几乎成为不可能，使真正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完全不能存在，使舆论监督，立法、司法、行政权的独立形同虚设，使政府的权力制衡成为一种幻想。垄断的哲理基础是极端，而泛政治化是最大的垄断。因此也是最极端的极端！这种以泛政治化为核心的泛化结构是大陆中国社会哲理结构、伦理结构和法理结构的基础。其实质是造成主体的缺位。泛政治化造成的结果是作为政治生活主体的社会公众政治权利的缺位。
    大量泛化名词的应用，例如物权的“集体所有”、“国有”，造成了具体所有者的缺位。“人民”、“群众”等词语造成具体社会权利人的缺位。远不象“公民”、“纳税人”那么具体贴切。这种变化，是极权政治魔术师玩的偷换概念手法、偷天换日勾当。“窃国”是怎么窃的？就是这样开始的！
    文化应该是什么？文化应该是生活、是经济、是人类社会现实和历史的整个存在。文化才是真正泛化的概念和范畴。文化的被压缩范围与政治的被无限泛化是极权魔术师政治障眼法的实质所在。泛政治化所营造的社会环境和社会氛围，是一种对极端权力几乎完全无制衡机制的环境氛围。在这种泛政治化的体制中，社会公众的生活被全面置于从属政治需要的地位。广大民众在这种极权的泛政治化体制中，只有为它摇旗呐喊助威的权利；在这种庞大的极权政治机器中，只有充当毫无人性色彩的小零件的权利。社会公众广泛意义上的人权几乎被全面剥夺，其中最主要被剥夺的是政治权利。
    社会公众的利益在这样的泛政治化体制中，仍只能依赖于权力阶层的恩赐、转移及渡让。在现代民主制政体中，社会公众的广泛意义上的人权是通过普选制、通过舆论监督、通过广泛的分权和对国家公权力的制衡来实现的。在民主体制中，社会公众的政治权利是保障人权得以实现的基础，社会公众参与政治改革是天经地义的事。
    改革开放前期阶段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民主与法制的旗帜曾经理直气壮地在社会上高扬着。诸如军队国家化的现代理念甚至曾经被军队中的很多高级干部所认同。但是腐败势力一旦成为社会的主导力量，形势很快急转直下。在不知不觉中，一切有威胁极权地位嫌疑的现代文明理念无不被淡化，被压制。泛政治化思维作为国家社会一体化体制的核心部分，被轻易地捡起，稍加改头换面，便堂而皇之的风行起来。时至今日，泛政治化以泛权力化的形式又走上了老路。
    国家社会一体化过程将政府制造成一个万能的政府。政府什么都管，政府权力在全社会各个领域的影响无处不在。这种无处不在既体现在政治思想领域，体现在精神领域，也体现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甚至体现到了社会公众的潜意识里。就是这种无处不在制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权状态。政府权力和官员的社会作用被无限夸大，其他社会成员的社会作用被大大弱化、淡化、压缩。最后变成了一种毫无人性色彩的螺丝钉作用。其他一切不依附于政府权力的非政府组织被取消，组织资源被高度垄断。所有的公共事务，被政府权力全面统管。在政府万能、权力万能的社会里，政府权力可以最大限度地越位。专制的程度可以达到极致，可以经常调动全社会的资源。动辄“全党动员、全民动手”。美其名曰“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这种机制，导致了各种运动层出不穷，导致了三反五反、反右运动、除四害运动、大跃进、大炼钢铁，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目前则表现为遍地开花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表现为GDP决定一切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违背了自然规律，违背了人类社会的规律。资源配置不是通过市场无形之手，而是通过政府权力这只有形之手。最终的结果，几乎必然是资源的不合理配置！
    根据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理念，资源的合理配置，是标志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与合理公正与否的重要标准。资源的合理配置，主要应该通过市场的无形之手得以实现。尤其是具体的微观配置，政府基本不应插手。政府如果全面插手资源微观配置，就制造了大量权力寻租的机会。政府的社会角色绝不应该是万能的。尤其是市场经济在一个国家迅猛发展起来的时候，政府万能的角色必然越来越捉襟见肘，丑态百出。
    政府在现代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里，应该充当的是规则制定者及“守夜人”的角色。如果它的职能、角色全面错位、越位，不该管的事被全面管起来，而该管的事却一样也管不好，唯一扮演得淋漓尽致的角色是一个腐败的政府，则它的合理性，合法性就值得怀疑了。当前的大陆中国社会，政府职能已经全面越位、错位。由服务职能变成了管制职能、统治职能。
    在当代大陆中国，政府权力是模糊而泛化的，要严格地界定起来相当困难。这种现实是导致政府权力全面越位、错位的主要原因。从而也就导致了一种“大政府、小社会”的社会生态。在这种社会生态中，政府的角色万能而无所不在，社会经济生活被政府权力统管和不断压缩。正是因为毛时代的那种高度国家社会一体化的制度未能得到全面清算，那种体制和思维模式仍被大量保留，当市场经济得到一定发展的今天，物质财富被前所未有地创造出来，权力寻租的欲望被大大激活，从而产生了全社会普遍的泛权力化，泛行政化、泛权力寻租现象。这是权力文化在当前社会现实表现的主要特征。
    腐败的发展速度之快、权力的恶性膨胀对社会风气的败坏、政府的信任危机、道德大面积滑坡的影响之广泛和深远，清醒者是有目共睹的。短短的二十余年，其发展的线性轨迹清晰可见。开始是价格的双轨制，银行贷款的权力寻租。然后是股份制改造与土地批租中的“商机”，是全面的执法产业化和权力市场化，是各垄断行业与新兴产业的“商机”，是国有企业改制的资产流失。政府部门吃了价差、吃贷款、吃回扣、吃土地、吃股份制改造、吃收费罚款、吃电讯、吃教育、吃医药、吃拆迁、吃殡葬、吃国有企业的改制，无所不吃。题材不断翻新，思路渐渐入骨，几乎一切皆表现为权力的利益驱动。权力与金钱结盟，金钱赖权力以膨胀的气味越来越浓。越来越明目张胆，肆无忌惮，政府内部和社会上层对权力的追逐也越来越疯狂。
    制度性腐败的主要表征是“利益上收，负担下压”，是“政府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管制化，管制权力利益化”。各行政机关、职能部门、公检法司、工商税务、技术监督、城建国土、城管环卫、教育医药、交通运政、畜牧水产、农资农机、林政渔政矿管。全社会各领域由上面开口子给政策，下面积极推行，全面出台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款。继承的泛政治化体制加上利益驱动，使执法产业化推行起来轻而易举。这种制度设置导致了执法产业化的恶性发展，全面地冲破了一税制的篱笆。中国具有历史传统的苛捐杂税，在当代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展。
    各级政府的预决算保密制度是孕育腐败的另一个重要根源。“利益上收，负担下压”在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所占份额方面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这两级政府的财政收入占据了全国财政总收入的80%以上，而绝大多数事权却压到了地（市）县、乡镇头上。造成了财权和事权的严重不对称。正常的财政收入被大量挪作它用，被浪费吞噬。在各级政府的权力均得不到有效监督和制衡的基础上，不管是加强中央权力还是加强地方权力，都不会有好结果。
    这样的利益上收、负担下压的格局，必然给下面层级的政府财政造成很大的压力。越到下面，承受的压力越大，结果导致下面层级的政府普遍出现财政赤字和空头财政现象，导致执法产业化愈演愈烈，导致基层争夺管理权、检查权、“服务权”、“施救权”的闹剧层出不穷，导致诸如设立“厕所办”“馒头办”之类机构的丑剧不断上演。
    据有人不完全统计，在一个地（市）级行政单位管辖的范围内，可以有4800种至8000种以上的收费项目。这种全面发展的行政事业性收费使政府机构变成与民争利的经济实体，导致了行政机构及人员的迅速膨胀。“十羊九牧”的现象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要厉害，从而使许多地方的财政变成了“吃饭财政”、“人头财政”，各级政府部门的奢侈性消费开支大幅度增长，各政府部门的办公大楼越来越建得高大而威武，成为一个权力膨胀社会的象征性物象。全国各级政府的公车消费和公款吃喝，一年的总数已高达六千亿元以上。加上公款出国，更是高达九千亿元以上。仅此三项支出即占去了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从1978年到2003年，25年间的行政成本增加了87倍。目前，这种势头不但未能得到遏制，而且愈演愈烈，不断恶化。中国这个基础仍然薄弱的发展中国家成于是为世界上行政成本最高的国家。
    二十余年改革开放的巨大经济成果，不但没有象民主体制下的台湾那样，给整个社会和广大民众带来巨大的福祉，反而是绝大部分资源变成了权力阶层的私人利益，是使整个国家变成了堆砌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工地。
    一个各领域全面“大跃进”的局面已经展开，这从不计后果地盲目追求GDP的增长势头可以看出来，从基本建设投资规模踩不住刹车可以看出来，尤其是从行政、教育、医疗等公共领域的硬件建设规模中可以看出来。其中只举一例：2005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504万人，是1998年的4.7倍。高校在校人数高达2300万人，居世界第一。而中国的实际情况是，就业已进入了严冬期。这种罔顾基础、不顾后果的政绩工程大跃进，乍看上去是在经济建设已取得巨大成就的背景下进行的，但其实质与1958年的大跃进同出一辙，是由极端权力导演的。近现代中国的发展总是赶不上趟，却总是一次又一次地上演着由大喜到大悲的历史闹剧。这种近似疯狂的全国性大跃进闹剧，最终带来的必将是全国性灾难，后果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在全面大跃进的盛世气象下，社会公益事业和福利保障事业却被全面地压缩转嫁了。广大工农弱势群体，由于在整个社会利益博弈中处于完全的劣势地位，其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反而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变得越来越恶劣。最明显的变化是，底层打工者的工资比1990年代初有了大幅度的下降，流离失所的人群越来越大。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结果，也决不应该是社会转型期的必然结果！
    执法产业化把政府部门演变成与民争利的经济实体，这是一种鼓励集体权力寻租的制度设置。集体寻租使权力寻租披上了合法的色彩。极端权力对社会公众的“合法侵害权”几乎被应用到史无前例的极致，因为这种体制已经开始成为一种社会的思维定式，从而导致这种侵害有愈演愈烈之势。这种社会现象既严重地腐蚀了政府公务员的思想，也败坏了政府官员的心态，给整个社会道德的败坏起了恶劣的示范作用。
    广泛的执法产业化这种社会经济形态导致了各行各业中成规模的“非法生存状态”。例如：作为首善之区的北京，营运“黑车”达七万辆之多，已经超过了合法营运车的数量。正是这种“非法生存”进一步败坏了执法者的行为和心态，使执法部门的职能错位。当前这种状态已进入恶性循环。当前大陆中国社会，坑蒙拐骗、假冒伪劣现象的恶性暴发、全面流行，无不与执法产业化有极大的关系。在这些丑恶现象的利益链上，都能不同程度地看到越位、错位的政府权力的身影。
    泛权力化、泛行政化，首先表现为一些公用公益事业单位。如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公共媒体、邮电通讯、公共交通、电力水务、农资供应、农技服务；甚至一些社团组织，诸如工商联、个体协会、文体协会、村委会、居委会、都因“公家人”色彩而自命为“政府”。此外，所有国营企业都设有“行政科”，能发带有政府色彩的“红头文件”，借此名正言顺地“行政”，顺理成章地以“政府”自居。而带有政府权力强制色彩的制服则更是满天飞，不但政府各执法部门，诸如军警，公检法司、工商税务、海关边检、城管环卫、运政检疫等部门人员着制服，就是电力水务、邮电通讯、公路铁路、保安等企业组织人员也穿着与执法人员大同小异的制服，满世界招摇。这些社会现象无不浓浓地烘托着权力拜物教社会的氛围，昭示着权力恶性膨胀的社会现实。
    这些自命为“政府”的机构和企业或巧设、增加收费项目，或利用垄断地位大幅度提高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使全社会的利益博弈带上了浓厚的权力色彩。我们从全社会的腐败表现，以及大量积重难返、影响深远的社会问题后面，都能不同程度的看到极端权力的丑陋身影。
    当前这一轮权力色彩浓厚的国营垄断企业和公用公益事业的涨价风，以教育领域和医疗卫生领域的大幅度涨价造成的社会影响最广泛、最恶劣。因为这两个领域是关系到社会公众切身利益最密切的领域，是社会公益色彩最浓的事业，而且是关系到民族精神素质和身体素质长远利益的事业，是国家政府应该承担更多责任的事业。而恰恰是这样的事业，却由于政府权力的恶性膨胀异化，使教育与医疗卫生领域的“发展”，成为灾难性的发展。社会公众的利益，受到了极大的侵害。
    教育领域也不例外。由于中央主管教育的官员相继表态：“要将教育办成大产业”，从而引发了一轮教育收费的大涨价。医疗卫生领域，则打着与国际接轨的幌子，由政府行政主管部门出面，大幅度地提高医药费用的最高限价。其结果是使药品最低端的零售价，可以高出出厂价的十倍左右。（这里还不包括出厂价的虚高）。明显地对这个领域的全面价格虚高，起了鼓励、纵容、推波助澜的作用。
    教育与医疗领域的大幅度涨价风剥夺或部分剥夺了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弱势群体享受教育与医疗服务的权利。教育医疗领域的所谓产业化过程是对弱势群体的制度性、社会性冷漠与排斥的一次大暴露。这种巧取豪夺的恶劣影响是怎么估计也不为过份的。我们可以把医药领域作为大陆中国的利益链、食物链的一个标本来进行解剖，由此可以获得一个明晰的脉络。这个利益链、食物链是以权力为纽带形成的。权力促进了垄断，维护了垄断。所以越处于高端，获利越丰；越处于低端，获利愈微。医护人员是医药行业的操刀者，是处于食物链最低端的群体，因此获利最小，而在社会上背的罪名最大。由医患矛盾而引发的人身伤害事件，他们是受伤害最多的人群。同样，教育领域处于最低端的教师，和处于执法产业化最低端的执法（执罚）者，同样是类似的角色。这正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的“君子远庖厨”机制。血淋淋的操刀者获利不多，却沾满一身血，惹得一身臊。社会由此引发的矛盾多指向他们。“皇帝圣明，奸臣当道”的思维习惯也把矛头指向他们。所以他们获得的骂名最多。而处于高端的行政主管部门和领导人，获利最多，却悠哉游哉，俨然君子！
    教育领域和医药卫生领域的所谓改革把原本受权力文化恶劣影响相对较小的人群、亦即被公认为是“人类灵魂工程师”的教师，及“悬壶济世，救死扶伤”白衣天使的医务人员。这两大知识分子人群被拖入了泛权力寻租的行列，来趟这趟浑水。哈尔滨的一位市民住院六十余天，居然收到匪夷所思的550万元的天价帐单。这就是极端权力保护纵容下肆无忌惮地恶性发展着的整体黑幕中，一个符号性的事件。给当前社会道德体系的败坏与良知的丧失添加了一个标志性的注释。也是研究当前大陆中国泛权力寻租、滥权力寻租的一个典型标本。
    在权力市场化进程加快的背景下，泛政治化体制内各部门、各机构、各公用公益事业、各国营垄断性企业中的人群，看到了权力所具有的获取利益的潜质，各自利用其“权力优势”在这场社会性利益大搏弈中攫取自身的利益。这就是权力市场化、执法产业化、公用公益事业泛市场化、垄断化的实质所在。而且当前已完成了由执法产业化向全面行政产业化的过渡过程。不信试看神州大地，哪一个行政单位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力创收？即使是肩负着社会求助的民政部门，亦概莫能外。
    泛政治化、泛行政化的社会制度基础在极端权力严重失控的状态下，导致了全面的权力市场化。全面“利益上收、负担下压”的机制、执法产业化的制度结构、公共领域、公用事业的全面泛市场化进程，形成了一种泛权力寻租的整体社会景象，从而对处于经济生活最下层的广大工农弱势群体、尤其是农民形成了一种层层加压的压榨机制。这种机制又是一种类似于地下水系统的管网结构。从上至下的抽水机机制抽到了毛细血管。这种抽取和压榨的结构在不知不觉中逐步达到了一种敲骨吸髓的程度。这就是“权力经济”的立体模型。
    全面的权力市场化、执法产业化、泛权力寻租的社会环境、经济领域的高垄断发展趋势使中小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举步维艰。而中小企业是一个社会经济生态链中最具活力的部份，是创造就业和扩展基础市场的重要力量。当前的这种发展势头，给大陆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增长没有给社会带来全面的福祉，没有带来广大底层民众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而只是带来了以权力阶层为主体的主流社会的奢侈生活。这样的“权力经济”不能发育出一个健康健全的国内市场，却能发育出一个为满足权力阶层极权政治需要和淫糜生活需要的畸型的腐败经济市场。
    这种从上至下的抽水机机制导致了底层社会的严重失血。这又是一种金字塔效应。越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承受的生活压力越大。基尼系数实际上已经大大地越过了预警点，高居世界各国榜首。只是因为政府严密控制社会才保持了一时的相对稳定，但“一根稻草压垮骆驼”的危险依然存在。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使这种社会状态变得更其可怕。
    在一个具有深厚权力崇拜传统的社会里，极权体制使国家权力成为决定一切的因素。于是权力阶层在整个社会各层面的恶劣表现起着一个巨大的示范作用，在信息传播高度发达的现代尤其如此。这个恶劣的示范作用，导致虚伪、残暴、卑鄙行为的全面流行；导致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性、体制性歧视、排斥和冷漠；导致了社会全面的道德滑坡。“学术无良知，即是灵魂的毁灭。政治无道德，即是社会的毁灭。”这一论断在大陆中国得到了最好的映证。
    当前的大陆中国已经形成一个以国家权力为主导力量的、条块分割严重的资源配置格局。少数人对权力资源的高度垄断专享导致国家各层级的权力继承和交接并不因选举形式的存在而摆脱其私相授受的实质，以血缘和宗法关系为纽带的权力自我繁殖仍是主要形式。政治成为少数人专享的游戏，国家权力成为少数人群专享的资源，广大公众被完全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
    当极端的政治强人退出历史舞台后，利益更为露骨地成为权力间的纽带。这就是腐败势力会很快成为社会主导力量的体制性原因。各层级间的权力关系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上下级的关系逐步变为下级对上级吹着，捧着、抬着、骗着、欺瞒着。上级对下级则拢着、哄着、保着、提防着、威吓着。“官官相护”的传统潜规则发展至今已变成了几乎全无道德、法律原则可言的官场规则。相互维护和加强圈子内的利益和特权成为腐败势力的执政基础和最主要的凝聚力。反腐败成为体制内争权的工具，落马者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中央集权在有效管理方面的职能被大大削弱。政令畅通，令行禁止成为空话。正面出台的政策、法规成为形式，成为空文，而分赃式的利益资源配置的作用在加强。“小文官政府”的权力生态已形成，而这种生态是“狮虎豺狼和狐狸甚至虫豸一起当道”！
    各个层级各单位的一把手的绝对权力得到空前的加强。在各级掌权者的一亩三分地上，一切由他说了算。于是神州大地上“三、五里有王者兴焉”！又由于流氓文化在社会上的全面流行，基层的一些政权在开始黑恶化。于是一个小小的县委书记就敢耗费大量财力和人力，明目张胆地搞起了僭越行径的阅兵式而无人站出来说句话。某电讯企业的广告词更是应运而生：“在我的地盘上，听我的！”其得意洋洋的无耻之态，正是当前大陆中国权力格局的现状和掌权者心态的最好写照，浓浓地烘托着权力拜物教社会的氛围！
    “文革”时期，由于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个人极权状态已经发展到极致，实际上已使整个党的干部系统都成了毛的奴才和奴隶。当今，由于各层级掌权者权力和利益的极端化，普通党员与掌握绝对权力的党的特权人物间的对立已非常明显。原来落实到最基层组织的党支部、党小组的一党治国网络，实际上已经开始空壳化。
    执法产业化、权力市场化，虽然通过利益均沾法则，使涉权者和近权者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好处。但是腐败程度的进一步恶化，权力的高度利益化，使权力资源和组织资源进一步向各层级“一把手”集中。随着买官卖官的日益严重，掌权者素质越来越低，“一把手”的人格魅力日益丧失。腐败的高速发展，体制内的矛盾增多，普通公务员和“一把手”的关系更是貌合神离。
    在这样的状态下，清官落马、好人淘汰的逆效应机制日益明显。低透明度、低责任感的官场文化肆意流行。老百姓面对官场如雾里看花。官方社会与民间社会的隔阂日益严重。政府的信任危机已经成为社会性的显性危机。可怕的是高高在上者却仍在滔滔不绝地讲着不着边际的梦话！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权力几乎通吃的资源配置格局中，发展出一个以与权力亲疏程度为衡量标准的、条块分割严重的利益博弈格局。在这样的格局中，国家权力既是仲裁者，又是博弈的参与者。因此权力阶层成为这场博弈中最优势的人群，然后是那些与权力关系密切的带着“公家人”色彩的单位以及通过各种运作与权力建立了千丝万缕联系的个人。
    在这场利益博弈中，广大工农弱势群体因为远离权力，而且诉求渠道日益壅蔽而处于绝对劣势地位。改革开放初期那种“政府一打瞌睡，经济就发展”的黄金时期已经成为过去。底层人群想通过白手起家、勤劳致富的途径已日益堵塞。目前，这样的利益博弈格局正在社会定型化。
    一个由权力集团主导的社会定型化，本质上是一个由暴力和谎言支撑着的资源独享系统。它既没有公开、公平、公正可言，其权力伦理和财富伦理也经不起追问。试图将这样的社会定型化，必然得不到全社会的认可认同。在这样一个以牺牲社会公正为代价、以压缩广大底层弱势群体的生存空间为代价、以大规模破坏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为代价、定型一个各个层级各个领域都等级制度森严的社会，权力阶层在利用着经济发展肆意地攫取自己的利益，挥霍着国家的资源，彰显着自己的意志，从而使国家陷入一场深重的社会危机、生态危机和精神危机之中。
    在一个以泛政治化结构为基础的社会里，当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原来国家社会一体化的简单社会生活模式被强大的市场经济活动所冲激，社会生活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面对这样巨大的社会经济变化以及剧烈的文化碰撞，社会政治制度的变化是必然的趋势。当体制面临全社会的全面权利诉求时，恶性膨胀的极端权力，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势必强化发自内心的加强管制的冲动。
    这种管制是通过增加、强化、细化机构设置和膨胀行政体制来实现的。膨胀的官僚体制借助深厚的官场文化的思维定式，对全社会各领域、各层级进行了全面的等级划分。这种等级划分，既包括各个层级的各种机构，也包括参入其中的个人身份的等级评比。个人身份既包括官位级别、工资级别，也包括学历级别、技术职称等级别。名目繁多的各种级别考核评比及荣誉级别评比既定型了体制内成员的行为模式，也定型了其思维模式。这种定型扩展到全体社会成员的个人身份，则体现为名目繁多的证件。诸如身份证、学历证、暂住证、上岗证、下岗证、就业证、驾驶证、纳税证、各种技术职称级别证、各种行业许可证，数不胜数。通过这些不断细化的身份级别证件，把所有社会成员的行为、思维模式定型束缚在一个巨大而复杂的框架内，从而将全体社会成员定型在一个等级制度史无前例地森严的社会体制内。这种社会体制是将各种优势资源全面地向上面层级集中的机制。
    二千余年的皇权统治传统形成的个人独裁模式，以及各个层级官僚体制的个人决策机制，形成了一个严密的金字塔结构的个人绝对权力统治体制。这种金字塔结构的制度和思维定式已在中国人的思维中牢牢地扎下了根。发展至现在，除了权力上的个人独裁体制外，就是全社会的精英至上运作模式。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领域都按权力精英至上、一枝独秀的原则操作定型。各个领域的人群都在依据各自的优势，怀抱各自的梦想牢记权力亲缘的原则向上攀登，各各希望成为政治经济明星、文化教育明星、体育演艺明星等等。这种权力精英至上、一枝独秀的机制无不是“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机制。这种机制制造出来的各类明星受到制度的有意保护宠爱和社会的盲目追捧。
    整个社会的定型化就是按照绝对权力决定一切的机制运行着。这是当前社会定型化深层的秘密所在。
    这样的社会定型化是以定型社会不公为实质。官吏任职以原籍为主，使宗法关系的纽带恶性膨胀到史无前例的地步，将强势人群定型为利益纠结的人群，将弱势群体定型为永远的弱势。这样的定型，使社会的有利地位几乎已被强势人群挤满并为之堵塞。
    经济的高速发展加速了中国融入全球化环境的过程，也加速了国内社会变化的进程。但绝对权力的恶性膨胀、全面的权力市场化、执法产业化和泛权力寻租的社会景象、以及政治改革的严重滞后，与上述正常进程形成了巨大的背离和反差。这种反社会进步的反方向发展势头，大大地超过进步的势头。这种态势带来的恶果是严重而难以估量的。
    中国大陆社会的定型化，一个最逃不开，绕不过去的问题，是城乡二元化的社会格局。而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二元化的社会格局，土地私有化问题又是最避不开、绕不过的问题。台湾自五十年代开始土地改革，达到了孙中山提出的“耕者有其田”的目标，通过这一改革，国民党政府稳定了社会人心，台湾后来的稳定发展，这一政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大陆的城乡二元化社会的制度设置起源于国家社会一体化的制度体制逐步完成时期。通过“人民公社”这一“政社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实现了把全国农民捆绑约束在农村极度简单的社会生活模式中。在这一过程中，户口分离制度等一系列身份的限定，逐步制造了一个身份歧视的城乡二元化社会结构。这种身份歧视被各种制度定型后，在市场经济推行后的今天，在社会各阶层，各种人群的利益诉求日益突现之时，其对农民的不公正、不公平被首当其冲的突现出来。对农民这一最大人群的社会性、体制性岐视开始浮出水面。近年来，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土地征用补尝问题突现，失地农民大幅度增加，各地在土地补尝问题上对农民的侵害已经发展成为引发冲突的火药桶。
    大陆在建政之初，通过全面的土地改革，将土地分给农民。后来的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公社是通过“自愿申请”，将土地连同其它生产资料交给所谓集体的。随着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式的取消，土地本来应该一步到位还给农民，这本来是一件合符情理法理、也合符财富伦理的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制度设置却将农民的土地限定为所谓集体所有。这种物权的设置是一种泛化的设置，实际上造成了真正主人的缺位，其实质结果是剥夺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将农民置于一种类佃耕农的地位，而且制造了一个各个层级政权以及掌权者个人针对土地的巨大的权力寻租空间。
    古人云：“人无恒产则无恒心。”农民不拥有对土地的完整权利，便失去了对土地加大投入的信心，失去了对环境保护的兴趣，从而也失去了构建一个和谐农村社会的最重要的基础。试图在没有坚实基础的土地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无异于沙上建塔。
    自由市场经济的几大要素是产权清晰、机会均等、规则公开、竞争公平。而大陆中国则是在继承了泛政治化体制的社会生态前提下，发展了一种类自由市场经济的权力资本主义经济。国家权力、政治权力在其中起着无所不在的主导作用。它以权力市场化、执法产业化和全面泛权力寻租的社会景象，体现着自己的存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机制使这种经济发展在短时期内达到了“辉煌”。城市化在全国全面铺开，路网化在短期内实现。外贸立国、成为世界工厂的愿望，也在短时期内达到了目标。极端的权力、相对统一的意志，使大陆中国在全球化的自由市场经济潮流中，借助各种机会制造了一个经济奇迹。这个经济奇迹是一个巨大的畸型经济体，它以大量消耗国家的有限资源为代价，以大规模破坏生态环境和人文环境为代价，疯狂地全面掏空着国家民族的有形资源和无形资源。这种竭泽而渔的疯狂行为，使社会的各个领域全面地孕育积累着危机。
    这样的定型化，也定型了一个权力市场化意识强烈，官僚主义习气浓厚，积弊丛生，服务与管制职能错位，庸规陋习严重的行政体系。这个官僚体系面对权力运作反应敏捷，面对国民却迟钝麻木，效率低下。
    这个极端权力主导的社会定型化，不能定位于社会全体成员共同认同的伦理道德体系，不能定位于共同认同的行为规范、游戏规则。从而也不能定型于各阶层不同人群基本良性互动的社会，却定型了一个各个层面、各个领域都不同程度窝里斗的格局。泛权力化的社会生态，正以它不同于国家社会一体化社会生态的特点在发展定型。这种定型化，其对中国社会的严重损害是深入骨髓的。
    这样的社会定型化以人为制造的热昏虚假的太平盛世为表象，其实一切社会现象都在彰显着社会的不稳定和高风险。这样的定型化将沉淀下大量的、盘根错节的社会包袱和利益纠葛，从而使政治改革的前景更加暗淡。社会公众将越来越缺乏信心和耐心，底层弱势群体内仇视主流社会的反社会心理在滋生，破坏公共设施事件、不管对象的滥施报复事件、群体性突发事件大量发生。马家爵事件、河南农民艾绪强在北京王府井大街制造的“艾氏911”事件，都是底层民众反社会心理孳长的典型事件。是反社会心理孳长的一个历史性符号。
    当今的大陆中国各阶层的人们都被置于一架泛政治化、泛权力化的极权机器中，绝大多数人都被动而混噩地被转入恶性循环的漩涡。物欲、支配欲愈强的人，愈试图进入以权力为核心的旋转中心，而其他的弱势群体则更加地边缘化。在这样的状态下，社会各领域各层面的良性互动机制，已成为一种不可企及的幻想。基础于这种现实而试图建设一个持久的和谐社会，无异于痴人说梦！
    悠久的极权政治文化使解决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的思维始终立足于加强控制和镇压。这种控制的方法和手段是全方位的，因此严重地伤害到社会的活力。单纯的加强控制和镇压不但不能达到渲泄化解危机的目的，反而使矛盾危机和加强控制的力量，沿着互为同步的恶性循环发展。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已经不能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标方法来解决。而如果从源头做起，又牵涉到太多的矛盾积淀和利益纠葛。
    在顽固的泛政治化极权思维影响下，中国的统治者总是会对哪怕些微的小动作政治改革都抱极敏感的态度。总是敏感到认为政治形势会“千里之堤，溃于蚁穴”的程度。就是这种对社会极权化控制的思维导致了危机积累机制，导致社会总是向腐败和崩溃的方向滑去。当前中国的精英和民众都应该放弃这种极权的泛政治化思维，应该争取在社会大局稳定的情况下，逐步推进渐进而切实的政治改革。
    中国大陆社会以权力阶层为主体的强势人群，由于他们垄断着从权力到物资资源、精神资源的几乎所有资源，因此而表现为无处不在的强势。这是一种可怕的、史无前例的、也是对社会造成极其深刻伤害的强势。权力阶层正是通过这种强势，实现了体制性的对广大社会弱势人群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人身权利以及生存空间的无所不在的侵夺和压缩。从而也造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与广大弱势人群的体制性对立。这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这种强势的获得，就是通过毛时代的泛政治化和当代无所不在的泛行政化和泛权力化而取得的。所以，要改变这种可恶的极权现实，就必须从理论上、体制上清算泛政治化、泛行政化、泛权力化开始，从实现广泛的社会分权开始。这是一个决不能绕开的核心问题，也只有通过良性、渐进、有序的广泛分权，才能避免社会的断裂崩溃。
    以上就是从权力文化的角度，对当前大陆中国社会现实的一般性解读，也是对社会现实场景的全景性勾勒。当前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的剧烈碰撞时期，社会生活也在发生剧烈而空前的变化。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在这样的历史时期，都不应该放弃思考。只有这样，民智才能真正得到全面的启蒙，民智的真正全面启蒙之日，就是中国的历史天空晨光曦微之时。
    
    九 中华民族的文化重建
    
    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会像中国、中华民族一样积淀了如此深厚的文化。正是因为有这样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才有了除传统文化的精华外，还堆积了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深厚而纠结着的文化垃圾。这个文化垃圾就是权力文化。
    通过前面的系统探讨，我们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不管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权力文化都是中华民族继承的一笔巨大的政治文化遗产。这笔遗产的巨大不止是制度层面的，也是思想文化层面的，精神心理层面的。它广泛的沉淀于我们以前的历史中，也沉淀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因此也全面地沉淀于我们的传统文化里。
    中国的权力文化系统，是一个潜藏的，隐蔽着的文化系统。但却是始终决定着中国社会形态和社会生活的文化系统。它是世界上唯一现存的最早熟、却最完整的古文明的核心部分，因其顽固及外表的变化多端而具有其独特的结构。当今之世，民主法制、自由人权的普世文明理念，已在全世界成为潮流。而中国的权力文化却以其全面背离这一理念系统，而成为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的精神枷锁和思想囚笼！
    法家以暴力镇压为主要手段，以巩固极权为目的政治哲学，始终是中国专制制度的法统部分。而儒教以欺骗为主旨，以教化民众、神化皇权为目的政治伦理学，则始终是中国专制制度的道统部分。这两个互为表里的系统，始终是中国社会体制的支撑力量，主导力量。历经二千余年的社会生活积淀，这个实质上以暴力和谎言构成的双螺旋结构，早已成为中华民族政治文化的DNA而附着在民族文化的肌体上。权力文化是一种使人民没有自尊的文化，是一种使独裁者迷失自我的文化，是一种使官吏阶层人格扭曲的文化。
    中国权力文化的存在基础是专制制度，而专制制度的长期存在又极大程度地依赖权力文化的土壤，这是个互为依存的关系。二千余年权力文化的教化、浸淫，使中国无论是主流社会还是边缘社会各不同阶层的人群都围绕权力而形成了一种权力崇拜的观念形态和潜意识。就是这样一个从制度到精神、到潜意识的系统，构成了它的超稳定型结构。
    就是这个极权文化系统，在中国的近现代史上，以其独特的完备性、保守性、顽固性，排斥着世界先进文化对中华民族的影响，阻碍着中国的进步，决定着一个早熟而文明程度高的伟大民族的苦难命运。
    这个隐蔽、潜藏着的权力文化系统，是中国极权政治体制赖以存在的基础。通过前面的一系列探讨，我们已经可以给它画出一个三维动态的结构模型。它的第一层次的存在是社会生活层面的。第二层次的存在即最权威、最核心的存在，是制度层面的。第三层次的存在则是思想、精神、心理层面的。
    第一层面的存在，会通过文化的碰撞、交融，以及经济、社会生活的改变而改变。当第一层面发生了巨大改变以后，会促进第二层面的整体改变。随着第一、第二层面的巨大变化，第三层面的存在也会逐步发生改变。这就是从历史文化学角度作出的可以预期的推演。
    但我们面对的毕竟是世界上最复杂、最完备的极权文化，甚至可以说是对全民族影响入骨的极权政治魔教。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必须对整个传统文化系统进行全面的审视、全面的批判、清理与剥离。这既不是“文革”式的鼓噪，也不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而是一种敢于直面历史和现实的态度，是全新的理性认知，是全新的整体把握与定位，其实也就是一个文化重建的过程。在这里之所以用“重建”而不是用“重构”，是因“重构”一词容易被误导为民族文化的结构调整，而结构调整不能解决中华民族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建设问题。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民族文化的重新建设和重新构筑的过程。这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来完成。
    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经说过一段令人震惊的话，他说“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政治的帝国……个人从道德上来说没有自己的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非历史，它翻来覆去只是一个雄伟的废墟而已……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使我震惊的不是他残酷的直白，而是他作为一个一百多年前的外国人，却能如此入木三分地解读中国的历史。结合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大量事实，尤其结合“文革”中出现的全国性的个人崇拜造神狂热，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仍是“一个神权专制政治的帝国”；不得不承认在精神上中国仍只不过是“一个雄伟的废墟”！中华民族太需要一场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样的文化启蒙运动！更确切地说，中国需要的是一场全民族的自由人权思想启蒙运动，一场民主法制制度的启蒙运动！
    中华民族的文化重建，已经作为一个民族的历史任务，被紧迫地摆在我们面前。这是一个挑战权力文化历史存在和现实存在的系统工程，不应该只是少数公共知识份子的自发的个人行为，更不应该是由少数几个精神教父来主导的思想潮流，而应该成为全民族的一场自觉的社会运动。
    这一场以自由人权思想和民主法制制度为核心内容的启蒙运动，实际上早已以潜隐和自发的状态在产生和发展。内外因素的影响使这种潜流在壮大，其中包括因腐败恶性发展而导致的人民的思索和反抗。它将不以少数坚守极权腐败立场的政治寡头的意志为转移，洗脑和镇压都将是螳臂挡车的努力。腐败的恶性表演和人民的思索反抗将形成一种历史的合力，这种历史的合力必然激荡成一场声势浩大、全民族自觉的社会运动。
    中华民族的文化重建必须从批判权力文化入手，必须从消除人们心中顽固存在的权力崇拜和威权政治迷信入手。这是我们民族面临的紧迫问题，因为我们已经站到了又一道历史的门坎之前。我们即将面临一个新的历史机遇。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世界也不是过去的世界，民主已经成全世界的主导潮流和巨大的精神力量。人民也远不是愚不可及。一切都在改变，一切都会改变！面对这样的历史机遇，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应该首先勇敢的站出来，承担起这个历史责任。面临历史的门坎和机遇，思想上准备好了还是没有准备好，是大不一样的。这种准备首先是全民族思想上、观念形态上的准备。这是一场全民族的政治文明启蒙运动，每一个领域、每一个细微的批判视角都是有意义的。这个启蒙的基础工作做好了，我们就能把握好这次历史机遇。就能避免陷入又一次鼓噪与混乱的深渊。就能避免有人在混乱中攫取绝对权力！
    在这场全民族的政治文明启蒙运动中，我们手中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就是全人类普适性的自由、民主、人权、法制理念。这个理念是一个巨大的系统，而且它是文明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自然演进的结果，而不是某些人头脑里发明设计的成果，是人类通过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而取得的成果，它包括制度和理念系统。这个系统发展至今，已经倾注了许多民族、许多国家、许多代人，其中包括许多杰出的思想家的努力。至今，全人类仍在为进一步完善这个系统而努力着。因此，这个理念系统不属于任何门派和主义，也不是那个民族或国家的专属。它是人类社会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过程中取得的巨大文化成果。它只能是属于全人类。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也应该理直气壮地享用它！
    作为世界文明东方板块主体的中华民族，在清算和抛掉沉重的因袭包袱之后，在世界的多元文化之中，应该成为全球多元文化重要之一元，并为完善普世价值系统作出自己的贡献。任何打着保护民族文化的幌子排斥、抵御、拒绝这个普世价值系统的行为，都是逆历史潮流而行的反动！解决中华民族的精神危机问题，我们能够寄予希望的，也只能是这个价值系统！
    在以前的人类历史上，曾经多次有人试图发明设计一个涵盖过去，未来、现在的、无所不包的意识形态系统，并且以这样先验的思想制度体系来制造一种社会生活，从而达到取代原来社会生活的目的。很多品牌的社会主义，就是这种企图的尝试。无数历史事实却证明，这些努力都不过是试图充当救世主的痴心妄想。不管这种痴心妄想曾经被施实到怎样影响巨大的程度，归根结底却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它自己也始终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时至今日，世界上还有些国家仍在背负着这类社会政治制度实验留下的历史包袱。
    五四运动以来，我国曾经有过一场德先生和赛先生（民主与科学）的启蒙运动。但是这场启蒙运动的影响却几乎被权力文化的影响消除于无形。民主和科学的精神始终未能在中国确立。我们应该承认，至今绝大多数中国人，无论是对于自由和人权，还是对于民主和法制，都还没有一个完整的概念，有的只是一些支离破碎的被有意误导和偷换的印象。例如“民主集中制”。例如：《反对自由主义》中提到的自由主义。例如被严格界定恩赐为“生存权”、“发展权”的所谓人权。例如体现为统治者意志的所谓“法”！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的启蒙工作必须从常识性的启蒙开始，首先从澄清被有意识误导和偷换的概念开始！
    美国的第三任总统、美国建国时期的杰出的领导人、《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的杰斐逊曾经特别强调：“自由政府乃是建立在慎防或忌妒而非信任基础上的。正是根据慎防或忌妒，而非根据信任，才规定了限权宪法以约束那些我们当授予其以权力的人。……因此，我们的宪法确定了我们的信任可能所及的限度，就权力而言，希望不要让我们听见所谓对人的信任的言论，而是用宪法的种种限制去约束被授权的人，防止他们给我们带来伤害”。这段话，体现了对人类共同弱点的认知，体现了对“权力容易使人败坏，而绝对权力则绝对使人败坏”的清醒认识，明确了对政府权力的慎防或忌妒的理念，是宪政民主和权力制衡制度的基础。这是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巨大贡献！
    而在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几乎全面缺乏对权力的制衡机制，却从头到尾浸透着对国家权力的崇拜和对威权政治的迷信！这种崇拜和迷信是从长期顽固的皇帝崇拜、皇权崇拜开始的。虽然形式上、名义上的皇帝和皇权已经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但是实质上的皇帝皇权崇拜始终并未终结。神权专制政治的影响如此地入骨，至今仍能到处看到它变种的身影。这从官员群体中的语言和做派、从媒体和文艺作品中、从民间语言的广告招牌用词中，都大量的体现出来。关键是从始终存在的绝对权力结构上体现出来。
    在此只举出两个典型的例子，就可看到神权专制政治的心理影响之深入人心，以及统治者运用其手法的得心应手。
    其一是“文革”中的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这实质上就是进行全国性心理诱导既催眠的一场造神狂热的前奏。它对形成持续的个人崇拜狂潮是必不可少的。这场现代造神运动只有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才能得以实施。其首要作用即史无前例地加强了毛泽东的个人迷信、个人独裁地位。
    其二是当前几年影视作品中出现的皇帝宫廷戏的集中轰炸现象，这一重复的主题无外乎是要给全社会有意无意灌输暗示皇权永续、皇权神圣的观念。这种运用于潜意识的诱导催眠手法，明眼人不难参透其中玄机。
    以上两个例子昭示着中华民族深入骨子里的奴性！尤其有害的是这种对权力的迷信崇拜氛围，给了权力的恶性膨胀与为所欲为一个巨大的姑息、纵容、容忍空间。从而严重的阻滞着中华民族政治文明的进步！正是这种对极端权力的迷信和崇拜使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陷入被掌握极端权力者伤害的巨大深渊之中！正是这种迷信和崇拜使我们的社会总是处于被绝对权力摆布，却无以自拔的无奈境地之中。其中包括那些掌握着，或曾经掌握过绝对权力的人们！
    人类社会大体上是由权本社会走向人本社会的进步史。简而言之，就是个人的正当权利被社会从理念到制度不断得到承认和保障的历史。也就是人权观念被不断深化和全面认可的历史。建立在对人权广泛确认基础上的民主法制制度是以尊重个人为基础的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制度、责任追究制度、以及贡献奖励机制。这个制度系统的核心部分是真正全面的实现对公共权力的制衡。
    而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恰恰几乎全面地缺乏这些理念的基础资源。却几乎全面的存在与这些理念相抵触，相排斥的观念误区。传统的中国社会，面对民主法制、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系统影响，存在一个巨大的思想语言壁垒。这是比制度壁垒更其顽固的壁垒系统。历代的统治者，通过歪曲篡改历史及事实，讲述了许多神话及故事，这些有意制造的神话及故事，形成了这个巨大的话语系统中的主要脉络；与许多被偷换概念的词语一道，形成了许多文化符号，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话语体系，误导着人们的精神与思想。这个话语体系里有大量含混、泛化、模糊的名词，有害于我们民族建立起一个明确而清晰的价值体系。今后，厘清这一类型的词语，戳穿那些神话故事的虚伪，将是中华民族语言系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
    正是这个思想语言壁垒，这个话语系统和专制体制打造的严格控制的话语环境，至使中国的历代专制统治者实现了对中华民族思想精神上的整体劫持！中国近现代史上的极权政治人物，也正是利用这个思想语言壁垒，维持着中国社会的封闭性和各种花样翻新的极权制度。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宗法文化浓厚的社会，而权力文化是一种蚁巢型、蜂巢型文化，从来是一个强调集体的社会。在强调集体主义的幌子下，社会公众的正当权利、亦即广泛意义上的人权，被全面劫夺与漠视，甚至遭到践踏，统治阶层的权力却得到了极大的张扬。鲁迅先生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人的痛苦换来的”就是对此而言，它点出了中国传统文化将广大人民置于奴隶地位的实质。从理论上，观念上，制度上全面承认和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应该成为中国社会文化重建的主要出发点。
    中国人的大一统、一元化思维、中国社会的绝对权力结构导致形成了一种文化性的导向一律机制。这种机制的形成首先是从法家核心思想“法、术、势”中的“势”思维开始的。这种缺乏是非评判的、一切认同于“势”的思维习惯，将一切导向一律，使多元文化思维在中国始终几无立足之地。
    这种导向一律的文化使中国人产生了一种顽固的“从众”心理。懒于独立思考，懒于是非评判，宁愿屈从于大“势”所趋；少数人占优势，则屈从于少数人暴政；多数人占优势，则附和于多数人暴政。这种习性，给了假、丑、恶的肆虐以巨大的姑息、纵容、鼓励空间。
    例如“文革”时期出现的大规模迫害和虐杀；目前的腐败专权肆意张扬；以及严重危害着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应试教育制度，仍是千军万马拥挤在独木桥上。这一切无不与导向一律的机制有关，与从众的心理环境、制度环境有关。
    在导向一律机制和从众心理的基础上，产生极权化思维就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从而使社会理性氛围始终难以形成，这也是中国人经常产生社会心理痼疾的原因之一。
    中国人的大一统观念、一元化思维，绝不只是表现为国家组织形式的大一统，而且包括全民族观念形态的大一统，甚至是社会形态、生活方式的大一统，当然也就包括很多时候服式、发型、足型等等的大一统。这种观念形态和思维模式，在当代则主要表现为一种高度大一统的泛政治化体制和泛政治化思维。
    不重新审视这种一元化的大一统观念，中国人就不能全面地批判泛政治化思维，就不可能树立起建设多元化社会的理念，中国社会的发展也不可能进入全面良性互动的状态。而且必然会陷入整体的专制思维泥坑中，其中包括体制内外的人们。而泛政治化的社会体制和全社会的泛政治化思维，正是导致当前中国专制极权和权力恶性膨胀的最重要的文化因素。
    现代民主政治，分权是首要原则。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以体制内外的分权为起点。事实上，迅猛发展的市场经济，也在急迫地呼唤着分权。当前的社会分权要求与体制内顽固坚守极权者的矛盾，已经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顽固地想把一切权力牢牢地控制在极少数人手中，从而维护他们巨大的既得利益。这就是当前一部分人坚守泛政治化体制和思维的实质。这也就是他们推行的政策维护高度极权的实质。而现代的多元化社会实质上也就是实现了全社会的广泛分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建立起对国家公权力的全面制衡系统。
    现代民主政治，不但体现为普选制，体现为立法、司法、行政权的分立，体现为社会舆论体系的全面监督，而且体现为大量社会公权力向各非政府组织的分散。这一切又以自由市场经济和清晰的产权制度为基础。也就是确保私有财产不被合法、非法的侵犯为基础。政治改革的所谓制度创新、组织创新，离开了广泛的分权，就是一句空话。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是如此。
    政治改革，应该以体制内的党内民主和体制外的向各非政府组织放权为起点。与大一统的观念决绝，与泛政治化思维和泛政治化体制决绝，应该成为全民族的共识！
    中国要摆脱极权政治，首先要摆脱泛政治化思维。知识分子应该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全面的批判、清理这种体制和思维。要不惜从各自细微的视角做起，首先逐步将政治和政府权力的概念界定清楚。让各种非政府组织真正承担起它们的社会责任。
    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应勇敢地承担起实现党内民主的责任。地方领导人要勇于争取真正的地方自治权力。中国人从来没有过真正的地方自治概念，有的要么是高度的中央集权，要么就是地方割据状态。
    真正的制度创新、组织创新，首先可以从争取到各层级政府的事权，财权对称做起。应从打破高度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做起，大胆的要求分权，天不会塌下来！
    台湾的社会变化和制度探索是中华民族从专制走向民主的一个极好的榜样。是中华民族文化重建的重要部分。它首先证明社会变革是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进行的。它也证明了，只要对普世价值系统的追求逐渐成为一场强大的社会运动，社会公众与政治领袖共同推动的社会变革就可以以良性互动的形式进行。
    从整个历史进程来看，民主的进程，往往是通过不同的政治领导人以接力棒的方式继续。哪怕是不同政党，不同派别的政治领导人！这样的社会运动，社会进程。不会被政治领袖所左右，政治领袖只能在其所处的阶段，在社会民主运动的影响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种作用既不是威权政治式的，也不是民粹主义的。
    台湾的政治领袖，只有从这方面来认识，才不会成为偏安一隅的狭隘民粹主义的尾巴。要知道，高扬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理念的旗帜，是巨大的精神力量，是一种历史的大气。其历史地位远胜于充当台独运动的所谓“国父”。在历史大环境下，“台独”是没有前途的。中华民族的子孙都应该企盼，推动台海双方的良性互动。这既不是一方趾高气扬，颐指气使、一方跪倒在另一方面前，更不是专制制度下高度极权的大一统，也不是通过所谓独立来建立一个新的民族国家。当前世界的全球化过程，欧洲的一体化进程，都证明这种思维并不可取。台海关系的发展进程，将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重建的重要部分，成为敏感的晴雨表。
    一个大国、一个很早就进入了文明时代、历史悠久的民族，如果其主流社会的主体人群，始终顽固地坚守并“代表”着传统文化中最腐朽、最保守的主体部分。则这样的民族是不可能有希望的。这样的国家的社会生活，也决不可能有希望进入和谐的境界！
    中华民族不解决极权统治问题，就没有希望走出社会发展的迷局；就不能走出历史的瓶颈期；也就不可能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当前大陆社会的社会形态和伦理道德及精神现状，全面地证明了中华民族的主体仍处于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由于近现代史上百年被欺凌侵略的耻辱，这些耻辱的记忆犹新。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国力获得极大增强的前提下，极权政治势力难保不会利用外部矛盾转移内部危机，或者蛊惑、煽动起一场类似二战时德国、日本式的复仇主义狂潮；或者借统独的口实将国家拖入战争状态。如果出现那样的局面，将是对世界和平的巨大威协。这决不是杞人忧天，因为某些政治人物的威胁言论至今不绝于耳，而且极权政治势力的政治逻辑、历史逻辑就是如此！“中国威胁论”不应该只是国外政治家关注的话题，也应该被中国各阶层理性的人们所思考。如果被极权政治势力拖入一场战争，不管是什么口实的战争，都将是世界的灾难，尤其是中华民族的巨大灾难。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只有国内谋求民主法制、自由人权的强大社会运动，才能从根本上制止这种事态的发生。
     善良的中国人民，我们不能再甘于做极权的奴隶！当看到极端权力的恶性暴发，我们不能沉默！不应忍受！否则我们必将面临严厉的报应！那些独夫民贼、极权奴才们的淫威和狂妄，都是被我们的忍受和沉默惯坏的！他们的败坏有我们的责任！所有即将降临的灾难，都是造物主对我们容忍纵容罪恶的惩罚！
    权力文化，作为大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部分，使中国大陆当仁不让地充当了权力文化的主要载体，从而也成为了权力文化最顽固的堡垒。亚洲四小龙，其中台湾、香港、新加坡这三小龙是大中华文化圈中处于边缘状态的地区和国家。正是这种相对独立于大中华文化圈核心板结板块之外的地位，使这三个具有相同文化背景的国家、地区，有条件、有机会更快地摆脱权力文化的束缚，较全面地接受普世性文明理念，建立起民主、法制的制度体系，从而实现了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的进步。
    大陆中国的依托着极权的腐败势力，代表着传统文化中最腐朽、落后、专制的部分。在面临共产主义统治的思想资源全面枯竭的形势下，权力文化是他们赖以生存和恶性表演的文化资源。这已从现实生活涌现的腐败事实和腐朽文化大量沉渣泛起得到了映证。
    如果从地缘文化、地缘政治的角度出发去分析，作为大中华文化圈外围地区的日本、韩国、越南，也未尝不是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而产生了各各不同的历史结果。它们同样程度不同地存在摆脱中华权力文化影响的问题。
    台湾的民主化进程是中华民族在同一个传统文化体系内最好的变化参照系。国民党在实行民主体制以后，虽然有过一段在野时期，却不但没有灭亡，而且获得了新生，被注入了新的活力。它重新执政几乎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中国执政党必须从这条思路上去探索政治改革，才不会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一个党派、一种政治势力，如果把自身的利益与国家、民族、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它的寿命必然是不能长久的。这种对立的程度愈是尖锐、激烈，则它的毁灭则愈是近在眼前。这是不能逃脱的历史规律！
    中华民族的文化重建、制度重建是一项相当重要的工作。与国际接轨、制度接轨是最主要的接轨。保持民族文化的特色，不能成为制度变革不能进行的理由。制度创新，制度设计应该成为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专家们共同关注研究讨论的热点。而不应该成为腐败势力把持的禁区。所体现的应该是广大公众的意志和要求。
    中国的知识份子阶层，应该全面关注制度设计，制度创新问题。在古代，就有人喊出“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在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如果在专制腐败势力的威逼利诱下，继续保持一种在人文科学领域、在普世性文明理念和民主制度体系方面的整体性无知。就是保持了一种关键是非判断的无知！就是保持一种价值取向的混乱！实际上也就是保持了一种自私基础上的自愿的无知！就是有意保持一种自欺欺人的卑怯和麻木！中华民族的文化重建，知识分子阶层理所当然的应该成为中坚力量。整体性的逃避，躲闪是一种耻辱。自由的表达已经不需要用我们的血肉筑新的长城了。在这样关键的历史时期，知识分子之浅薄，是为国家之浅薄，是民族的耻辱和悲哀！
    费边主义是社会发展缓步前进的代名词，其精神是在社会进步方面，争取一种渐进有序，渗透发展的态势。其实也就是社会公众以独立精神的参入，就是一种全社会良性互动的状态。是对社会发展取一种改良而非激进的立场。但是，这种态势的前提，是必须以全社会各阶层的良性互动为基础，首先必须要以主流社会的权力上层真心实意实行改革为基础。现实的大陆中国社会已经因为革命和泛政治化，而被破坏了大量推行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改革的基础资源。例如私有财产制度，例如地方和族群的分权状态，例如各种宗教力量，社会各个阶层的相对独立等等。唯其如此，改革的上层资源就更显其宝贵。它遇到的最大阻力和挑战，将来自于代表腐败顽固势力的政治寡头。但觉悟了的人民将是他们最大的后盾。
    时代在呼唤着改革的上层资源，历史在呼唤着改革的上层资源，急剧变化着的社会现实也在呼唤着改革的上层资源。敢于挺身而出充当这种改革的上层资源，就顺应了历史潮流，成为了社会进步的代表。从而奠定了其牢不可破的历史地位。否则，就只有成为历史的绊脚石。就只有被腐败顽固势力裹胁着充当腐败势力的总代表。就只会顽固的坚守传统思维，不惜以加速社会危机的积累为代价，而决不给社会以费边精神的发展空间。就必然会迷信用暴力镇压来加强控制。这样的做法，导致社会断裂崩溃的责任，百分之百在专制的统治者。革命就变成了无可奈何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必然会发生的事件。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
    当今世界，发生那样的事件，并没有如某些人渲染恐吓的那么可怕。太大的动乱不会发生，局势将很快被理性力量所控制，民主的胜利是必然的。韩国，印尼，前苏东的许多国家已经提供了先例。套用一句以前革命者的话，“人民失去的只是枷锁，获得的却是民主自由的天空”！
    二十一世纪的中国领袖，应该放弃迷醉绝对权力。应该彻底与“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朕即是国家”的思维与心理决绝。应该放弃内心深处仍企图充当救世主的念头。要知道，动心起念即是罪孽！
    社会改革的进程，是一个有良知，有改革愿望的改革上层资源和广大公众共同推动的过程，事实上就是这两种力量互动的过程。社会公众迫切的希望改革的愿望和要求，必须通过各种不同的信息和渠道强烈的表达出来。在资讯相当发达的现代，尤其是这样。而改革的上层资源在接受信息后，会以此为动力，为精神力量，进一步推动改革进程。广大社会公众既社会各阶层，各不同利益的人群，则都能不同程度地达到思想上、理念上的觉悟。并为了群体自身利益，以及社会共同利益，而发出自身的诉求以及共同的诉求。这就是谋求对国家社会进步以独立精神的参入。以这种形式参加的社会运动，其取得的进步，才会是实质性的不会被逆转的进步。
    社会各不同的阶层、不同人群形成的压力集团，只有通过理性的、良性互动的交流、沟通、讨论、妥协。从而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和社会的共同利益诉求。在现阶段，改革的上层资源的互动推动，更为可贵而重要，其历史地位也更突出。这样的社会革命，将催生一个真正的公民社会。比以暴力革命手段取得的一时的成果，要稳固得多，靠得住得多。中国人一定要从暴力革命的思维中挣脱出来。因为暴力革命的思维是从极权政治的一元化思维发源的。其获得的必然是极权。而国家民族付出惨痛代价，也将最终变为白白付出的代价。
    人民的意志和政治热情，天经地义地应该成为巨大的现实力量，成为改变历史的动力。这种力量的体现，就存在于社会公众的表达之中。中华民族的同胞们，我们应该意识到，只要我们敢于坚持不懈地用各种不同的形式，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坚定不移地做出不同程度的表达。表达我们对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的强烈愿望。用毫不含糊的明确的是非判断，表达我们的反对、表达我们的不认同、表达我们各自的正当利益诉求。我们的这些愿望和表达，就会成为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权力阶层就越来越不敢利用恐吓和欺骗来压迫我们。暴君色厉内荏的淫威，就会变成颤抖！请不要放弃这种强烈的表达，请不要停止这种表达，胜利必然存在于这不懈的表达之中！
    中华民族的文化重建，除了对制度文化的审视批判，也包括对物质文化遗产和精神文化遗产的新角度审视。尤其是一些具有文化符号意义的遗产，其中可能潜藏着难以为人察觉的文化密码。这些文化DNA却是许多祖传老病得以遗传发作的基因。通过对文化遗产的新角度审视批判，就有可能破译这些密码。从而找出根治这些祖传老病的方法。下面举例进行探讨：
    中华民族对龙图腾的崇拜，挖掘其文化根源，其实就是对极权政治的崇拜。青铜文化时期的青铜重器，是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其图案和纹饰，充斥着一种狞厉之美。但深入地挖掘其内涵，其实却是充斥着一种对权力的崇拜，充斥着对权力带来的残忍和恐怖的恐惧心理。但那还只是一种较原始，较泛化的崇拜恐惧。后来大一统的被神化的皇权成为一种政权模式被固定下来以后，对龙的崇拜，就作为对皇帝和皇权的崇拜图腾而被固定下来。凤则作为龙崇拜的一种配置而纳入这一系统。从此，龙图腾成为皇帝皇权的象征。神龙见首不见尾，经常处于云雾之中，偶尔露出峥嵘，也是面目狰狞，鳞爪锋利，没有丝毫可亲可爱之美。其目的也就是要使你只可崇拜恐惧而不可亲近。它既是青铜文化中狞厉图案纹饰的发展，也更突出了皇权的主题，成为暴力和恐怖的象征。由此可见中华民族的才智，被用于权力崇拜所动心思之深！然而现实中却并没有龙这种动物，其实归根结底，它不过是我们内心深处对因权力而产生的暴力和恐怖的一个虚无的意象罢了！中国人普遍地崇拜诸如火神、雷神、瘟神、五通神等恶神，也是与这种心理一脉相承的。
    中国历代皇陵，从秦始皇开始，虽历经战乱盗掘，但仍有许多保存完好。这种有厚葬习惯，却历经无数鼎革战乱而保存完好的现象，在世界历史上是少见的。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好好思索的历史现象。这其中包含了中国下层百姓对被神化的皇权的恐惧。也包含着专制继承者对皇权永远延续的希望。其实它就是封建皇权顽固存在的物象与象征。
    中华民族的文化重建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通过正常的立法程序，逐步对历代皇陵进行科学有序的保护性发掘，将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它将不但成为我们对历史遗产的重要研究课题，也是一项世界性的重要旅游资源的开发。而且更重要的是对彻底摧毁皇权政治，而实施是一项突破心理障碍的重要举措。其现实意义和象征意义是不容小视的。
    万里长城，至今作为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的象征。《义勇军进行曲》唱出：“用我们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这几乎要成为我们民族永远的意象！难道我们真的必须不断用我们的血肉筑长城吗？那么中华民族的生命价值在哪里？其实，作为一种意象，孟姜女哭长城离历史的真实要近得多！事实上长城并不能真正保护我们，却实实在在给过我们太多的伤害。从本质上来说，它其实就是我们“把别人关在门外，把自己关在里面”的象征！是关起门来称王的象征！在近现代史上，这个象征意义更是躲都躲不掉。就是这种自我封闭的心态，使我们失去了与世界同步前进的机会，同时也失去了从远东到中亚的大片领土资源！我们只有摆脱顽固落后的专制，才能摆脱长城给我们的封闭与沉重。才能享受到在明朗的历史天空下，那一份坚忍不拔的民族自豪感。否则，就只能是一种自欺欺人的奴隶的得意！
    轿子，作为中国的一种曾被广泛使用的载人交通工具，值得我们好好审视。作为一种完全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载人交通工具，它的存在不是一种进步，却是一种完全的倒退。孔子所在的春秋战国时代，马车舟船已造得相当好。御（驾车）作为士大夫阶级男人必学的六艺之一，说明马车已经是一种普及的交通工具。秦陵出土的铜马车，造得如此精美，更是马车发展的确切物证。但是越到后来，官吏阶层的出行，越是用上了轿子。从简单的二人抬小轿到十几人、几十人抬的豪华大轿（例如太平天国的天王和东王，就是坐着几十人抬的豪华大轿，由二千多人的仪仗队簇拥着出行的）。
    由人抬着行进的轿子，其象征意义就在于它被作为人压迫人，人役使人，人折服于人的程式化形式，被长期固定下来。这在心理积淀上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它的深层次的心理意义是：“赢者通吃”的皇权专制制度是如此完备稳固，属于这个阶层的人，可以丧失诸如骑马、驾车之类需要消耗大量体能的能力。可以心安理得地永远享受这种被人抬着的安逸。为此可以放弃速度，放弃效率。统治阶层寄生退化的程度加强。可以说轿子是中国历史倒退的象征，是颟顸腐败的官僚政治的象征，是顽固坚守落后的象征。是中国权力文化的重要文化符号之一。今天，轿子作为交通工具是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造成的心理影响并未完全消除。至今官场中人把追捧、逢迎、哄抬上级的行为，称之为“抬轿子”。把小汽车称为轿车，作为一种地位的象征而竞相追逐。民间则广泛地流传着诸如“当了官不怕没轿子坐”之类的表述，都是这种文化存在的明证。
    另外，笔者还想就现代的一个影响广泛的文化现象，进行简单的探讨，那就是新武侠小说以及由它而产生的大量衍生的影视作品。作为一种大众娱乐形式的文艺作品，本是无可非议的，它有其存在的价值和发展的理由。但是，由于它产生于专制文化并未得到全面批判的时期。我们如果从它产生的文化心理上进行深层次地探讨，则不可避免地会发现权力文化的影响，也不可能避开探讨它面对顽固的专制文化而发自内心深处的不自觉地逃避心态。当然，这种由逃避而产生的娱乐形式，正反映了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即使在专制文化的阴影下喘不过气来，也要娱乐。这种在虚拟的世界里自由地驰骋，尽情地发挥，发泄着在现实世界里不能获得的心灵企盼的自由，张扬个性、快意恩仇，但是却基本遵循着旧的道德准则，少有突破。在现今大陆，发展到为秦始皇张目的影视作品《英雄》，则干脆变成了维护专制老祖宗英雄形象的文化图腾。这些影视作品，大多充斥着血腥的杀戮，生命的毁灭，以及对生命价值的漠视。它当然是传统知识分子“儒、侠、隐”情结中，侠情结的张扬，但是也折射出专制文化的残暴性质。这种中华民族在新旧交替前期的心理游戏，其娱乐作用当然是勿庸置疑的，但其教育作用却值得探讨。尤其是当它被专制势力利用，有意进行一些偷换和误导时，其现代理性的缺失就更加明显。当然，在此笔者并非要否定它的文化价值，因为它毕竟是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积淀的产物，而且充分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想象力和文艺天赋。而且它诞生之初也明显地表现出对专制文学艺术的不认同。现在它也已发展成为全民族的重要娱乐文化形式，也渐渐被接受为世界人民的文化娱乐产品，其贡献和成就是勿庸赘言的。
    类似以上举例探讨的物质文化遗产和精神文化遗产，还有很多，值得我们一一清理，重新审视。只有通过大量破译这些权力文化的遗传密码，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清除权力文化对我们民族根深蒂固的影响。这些遗产产生的精神压力，它们所曾经代表的极端权力的残酷和狰狞，痛苦与沉重。至今仍在我们心头。这是我们永远应该记住的历史，我们所应采取的态度不是全盘的否定和仇视，只不过是从思想上、精神上、取一个全新的视角。它们的负面影响，决不应历经数千年而仍然牢固地附着在我们的精神上。更不应该成为现存的腐败专制势力利用的精神道具，并通过影视传媒津津乐道，不断在我们面前晃悠。随着时代的进步，一切痛苦当然应该化为和平，但那必须是在专制统治真正退出历史舞台之后。到那时中华民族的子孙回过头来，一切都会变得光辉灿烂。我们民族的所有优秀文化遗产，才会真正成为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不是一个缺乏文化的国家，也不是一个缺乏思想观念的国家。恰恰是因为有太多的文化，太多的思想观念。而这些文化、思想、观念又与普世性现代文明理念有太多的冲突和排斥。我们才必须花大力气来清除这些旧文化，旧观念的影响。
    中华民族的文化重建，包括一个伦理道德的全面重建过程。这其中包括政治伦理，权力伦理、经济伦理，财富伦理、社会伦理、教育伦理、法制伦理等等。
    笔者作为现时中国草根阶层中之一员，没有受过高等教育。且所处之环境和地位，受到获得的资讯等条件的局限，自知在学术上不具备足够的高度。之所以敢斗胆拿起这个大题目试图从多角度，多层次去重新批判解读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实在是因为积数十年苦苦思索之功，感到了这个隐蔽潜藏的文化系统已浮现于自己的脑海。既然偌大一个国家，至今未有人敢于系统触及到这个巨大的文化存在。而残酷的历史和现实，却又处处在彰显着这个文化系统的恶劣影响。全面系统地揭示出这个文化系统的存在，将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将有助我们以全新的视角去解读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基于这样的考虑，笔者才敢于当仁不让地拿起了笔。权当抛出一块引玉的砖头，希望由此引出大量围绕这个题目产生的思想文化产品。中华民族才有希望通过几代人的努力，完成这个巨大的文化批判与文化重建的系统工程。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希望中华民族中的有识之士都来求索。笔者坚信：
    什么时候，中国人能完全抛弃对权力的迷信与依附心理，恢复真正的自信与自尊。什么时候中国人不再深陷黑白颠倒、是非不分，怨毒迷漫，心智扭曲的泥潭。
    什么时候，中华民族这个古老早熟的民族，找回了在历史进程中丢失的烂漫天真、年轻心态、发展活力。精神上不再苍老，不再在世故中挣扎。
    什么时候，中国的国家权力受到了全面的制衡，不再经常大规模地越位错位。什么时候，中国权力阶层的人群。不再假话、大话、空话、套话连篇。不再目光闪避犹疑，心怀鬼胎。残暴、虚伪、暧昧、卑劣、权谋，不再成为权力阶层的主导性劣根文化。
    什么时候，中国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他们的痛苦、忧愁、幸福、欢乐，都同样会受到社会的关注和重视。广大底层民众将不再被忽视为没有情感感受的“黔首”。而且各项社会政策都会尽可能向他们倾斜，照顾到他们的弱势地位。
    什么时候，不管是谁掌权，掌权者圣明都成为一句谁也不信的鬼话。国家权力被全社会妒忌，慎防，制衡成服务于公众，受制于公众的权力。
    什么时候，中国人不再被经常性的非理性社会氛围所控制，摆脱了那一份浮躁。中国人不再去追求什么“太平盛世”“歌舞升平”。不再去追求什么“大跃进”“大飞跃”。而是因应自然，自由和谐地生活着。
    什么时候，一边倒的泛政治化思维和行为成为全社会戒慎警惕的恶魔。主流媒体也不再是只发出代表主流社会利益的所谓主流声音的媒体。
    什么时候，中国人敢于全面地直面历史和现实，而不是用一种自欺欺人的难得糊涂来面对。什么时候，中国的文学家，艺术家从跪拜于专制权力之前的心态中挣脱出来。敢于追求一种自由的表达，敢于鞭挞一切假丑恶，敢于理直气壮地歌颂一切真善美，呼唤着社会正义和良知。
    什么时候，中国的青少年摆脱了专制教育的阴影，有了自由成长的环境。受到良好的教育，心智不再受到压制和摧残，人格和精神健康而快乐。
    什么时候，在中国，一切非政府组织，一切与政府无关的领域，不再被政府统管控制，而只接受法律和社会公众的制约。什么时候，我们的生活不再是政治阴影投射下的产物，政治成为服务于我们自由和谐生活的事务。
    什么时候，中国全社会都发自内心地欢呼人本社会的来临，社会上洋溢着人文关怀的精神。
    到了那样的时候，我们民族的文化重建工作就基本完成了。我们民族就真正融入了人类社会的全球化过程，才真正成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届时，我们民族的文化将更有特色，更加辉煌！
    
    来源：自由圣火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

李和平律师被殴打真相调查
(博讯北京时间2007年10月07日 来稿)    
    
     中国和解智库来稿

国庆节前夜的暴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从来是浓妆艳抹、歌舞升平，然而，在首都北京一场又一场暴行在国庆节上演。
    2006年国庆节前夕的9月14日，中国著名的维权人士郭飞雄遭到拘捕和殴打。事隔一年，今年的9月29日时任北京市高博隆华律师事务所一级合伙人的李和平律师又被一群不明身份的人绑架，并殴打至遍体鳞伤。
    9月29日本来应该是周六，由于国庆长假倒休，将下周一挪为周六，北京各机构均正常上下班。下午5点半，李和平律师从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燕莎商业圈内一栋高档写字楼——高斓大厦正常下班回家，在停车场内被一群不明身份人士绑架，并用一个绿色头罩套住头部，挟持到一个地下室内毒打，暴行持续了五六个小时，李和平律师遍体鳞伤。
    李和平律师事后回忆说，当时绑架他的至少有4个人，全都孔武有力。他被套上头罩之后，随即被塞到一辆轿车内。他感觉到这是一部比较高级的轿车，在被套上头罩之前，他还注意到这部轿车没有牌照。在车的后座上，两名大汉将他紧紧地夹在中间，并将其反剪双手。其中左边的那位壮汉没有施加太大的压力，而右边的那名壮汉将胳膊插入李和平反剪的胳膊内，只要李和平稍有动弹，即招来呵斥“再动，打死你”，并不断被抬高胳膊的高度。“当时我不得不将头部深深沉入腿部，被压迫得无法呼吸，几乎快要窒息了，腿部也很快麻木了，几乎没有什么知觉。”
    有多年开车经验的他感觉到这辆轿车很快驶上了高速公路，大概一个多小时之后，车辆好像盘旋上到一座山上，在一个建筑物前面停了下来。李和平被带到了一间地下室，并被摘下了头罩。李和平这才看清，围着他的有10人左右，除了一位戴着眼睛的男子大概40岁左右，大都是二三十岁的样子，但个个是彪形大汉。
    有个打人者随即喝令李和平脱掉身上的衣服。李和平不脱，随后招来一顿暴打，他迫不得已脱掉了上衣。这些打人者还不依不饶，将李和平打倒在地，强行动手脱掉了李和平的裤子，只剩下一条三角内裤。
    这时，那位戴着眼镜的男子喝令让和平穿上裤子，但是不多一会，又有一个打人者让和平脱掉裤子。不过，这次和平坚持不脱，打人者们也没有再坚持。
    然而，这个看起来是个领导、文雅的戴眼镜的男子，在讯问李和平的过程中也冷不防用手中的胶皮棍狠狠地捅了一下和平的脸部。
    这些打人者分为三拨，每拨打人者打累了就换上新的一拨人马。每拨人马冲上来之前都表演一番，哇哇大叫并改变着打人的方式，总计有打耳光、用满罐的矿泉水瓶子砸头、用胶皮棍抽打、用脚踹，最让和平受不了的是这些打人者用电棍电击他身体的各个部位。电棍甚至多次电击身体最为敏感的小腹。
    毒打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五六个小时。大约在夜里凌晨一点，被毒打得遍体鳞伤的李和平被命令穿上衣服、戴上头罩，大约开了半个多小时的车程之后，他被扔到荒郊野外。李和平下车后才发现，自己身处两边都是树林中的一段土路上。他顺着灯光向前摸索，大约走了2000多米，他才走到公路上。公路上的路牌显示，他所处的位置在北京市昌平区小汤山附近，此处距离他的办公地点至少40公里。他拦截了一辆出租车回到家中，由于身上的钱不够，还欠了出租车司机20多元钱。
    回家之后查点了一下，李和平发现，他所承办的法轮功信徒曹东案件的申诉材料没有了，手机卡没有了，移动硬盘没有了，名片夹、纸质笔记本也没有了。更让他惊讶的是，作为他吃律师这碗饭的专业凭证——律师执业证，以及出国护照、北京暂住证也没有了。等他试图去打开电脑，他发现电脑没有任何反应，他以为电脑被格式化了，并对国际媒体的采访也是这么陈述。但是等到10月6日，他将电脑送去检测才发现，他的笔记本电脑的硬盘被卸载了。他只好花了600元钱重新购置了一套硬盘，但是电脑中的数据永远也找不回来了。
    9月30日晚间，在家人和朋友的陪同下，李和平在北京市朝阳区望京医院做了一个伤情鉴定。经医院外科医师鉴定，身体多处软组织挫伤。医师并告诉和平，他的内脏和骨骼均未受到实质性的伤害。
    李和平说，打人者很专业，训练有素，看来不是要我的性命，而是让我饱受皮肉之苦。
    
    谁是幕后真凶？
    
    是谁在人群川流不息的北京燕莎商圈附近驾驶无牌照汽车、公然绑架执业律师并经过关卡重重的高速公路，而且动用除了司法机构和安保机构才有权使用的管制性武器——电棍，是谁有这么大的能耐？
    暴行发生后的第二天，李和平到家庭所在地的朝阳区麦子店派出所报案。接到报案的警方给予立案，并表示严查此案，但是真凶真的能够找得到吗？在暴行前后和暴行现场，他们留下了什么蛛丝马迹？
    李和平说，最近他一直被24小时跟踪。他家所在公寓的楼下以及他的办公楼下一直有朝阳区国保大队的警察和朝阳区将台路派出所的警察、联防队员定向跟踪，使其不得离开监控的视线，即使是李和平外出就餐和会见朋友，他们也会派员在门外守候。如果李和平一旦脱离警方的视线，警方就会急得乱作一团，想方设法将其找到。按照常理推断，此刻的李和平律师应当是最安全的，不太可能发生意外劫持并被暴打的事件。
    当天负责跟踪李和平是朝阳区国保大队的梁姓警官，29日下午他在楼下等到了李和平。他说，派出所的警车因为换班等会就过来，他自己也有事情，所以让和平稍等片刻。这位警官提出太冷要去高斓大厦避风，李提出来不如去他的车里去等。梁警官同意并与和平一起走到高斓大厦对面的停车场。梁警官随后去开车，和平在一旁等候。绑架就发生在梁警官脱离了李和平的视线之后。
    10月1日下午1点左右，李和平拨通了梁警官的手机。他说，“梁警官，我一向视你为兄弟，和你坦诚相见，那天你带我去停车场，结果走到停车场之后我被绑架并被带到郊区毒打，这个事情你知道吗？”粱警官在电话里表示，他对此一无所知。他说，当时他先上了自己的车，透过车窗开见李和平上了另外一辆车，他以为李和平要去与另外的人谈点事情，就没有多问。过了一会，仍然不见李和平的踪迹，就拨打他的手机，结果发现手机不通，然后就去了将台路派出所等了一会，7点钟就下班回家了。
    李和平说，要在平时，警方人员只要发现自己不在他们的视线或者与他人接触就会贴近跟踪，这次竟然不闻不问，甚至在自己在遭受非法拘禁和毒打的时间里，没有任何警方的人员设法查询他的下落，负责跟踪的梁警官更是恍若毫不知情。李和平觉得极其反常。
    在暴行现场，李和平被推入地下室被毒打一顿之后，有打人者开始问话。其中一个40多岁戴着眼镜的人对和平说，你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李和平一一作答。这个打人者说，看起来你是个苦孩子出身啊。和平忍着剧痛回应说，干你们这一行的估计也没有几个富家子弟吧。他为之一振，回答说，“没错，我们各有各的苦法。”
    在殴打期间，他们不时向李和平发出警告：“北京有1600万人口，就是容纳不下你这个又瘦又小的李和平，你把房子车子全部卖掉，离开北京去哪里都行！”“你以后再也别想出国了！”“就是你们这些外地来的律师在那里瞎折腾！”“今天我最少要打折你的一条腿！”他们还威胁到李和平的妻子和孩子。
    李和平对这些打人者说，我们都是生活在中国的公民，世界很大也很小，山不转水转，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又见面了。你们既然来打我，就应该让我明白你们是谁，为什么打我，何况你们问我什么都一一回答。他们回答说，现在不能告诉你，等以后有机会肯定会告诉你。有一位打人者在再三追问之下，说自己叫王宇（音WANG YU），是辽宁人，国家安全局的。
    但是这些打人者并没有出示任何证件，李和平无法确切证实他们的真实身份。和平只是感觉他们训练有素，极其专业。
    他们在行凶施暴的时候，李和平反复跟他们讲，你们这么做是违法的，是犯罪行为。他们竟然回答：“我们不讲法，我们就是匪徒，我们就是流氓！”
    李和平事后回忆说，这些打人者们的言行如此下流，以至于让我接受媒体采访时都有些难以启齿。他说，这些打人者说过的一些脏话，他都不愿意对外讲。
    在和平被带至荒郊野外抛弃的时候，他注意到随行的还有一辆没有牌照的汽车。他回忆起，在他从办公楼下来的时候，也看到一辆没有牌照的汽车，就停在高斓大厦楼下的停车场内。
    在这些打人者离开之前，有个打人者说，你明天可以召开记者会嘛，告诉全世界的媒体你被打了。有个打人者说，你以后好自为之，否则我们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暴行背后的阴谋
    
    2005年，李和平曾经因为参与一些公民维权活动被亚洲周刊评选为亚洲风云人物，另外还有13名律师和维权工作者并列其中。
    在维权律师群体中，李和平是比较低调谨慎的一位。为什么这一次，李和平也遭到暴力相向，言辞恐吓？
    他们真的是国家安全部门的便衣吗？李和平事后推测，他说他与他人并无私仇恩怨，不可能是黑社会的成员。从他们的行为举止和恐吓的政治性内容来看，极有可能是国安或国保部门的人员。随后媒体的各种报道分析中，也大多认为是安全人员所为。
    如果真的是安全人员所为，为什么会选择对走温和低调的李和平下手呢？
    综合各种分析，媒体和坊间大概有以下几种推测：
    1、 李和平长期参与维权活动，并承办了法轮功、异见人士等敏感案件，就在不久前，他承办了石家庄法轮功学员王博案件，并发表了被媒体誉为中国宗教自由宣言的辩护词。李和平遭到殴打，可能是警方意在阻止他进一步参与法轮功信徒的辩护案件。
    2、 阻断李和平与高智晟的联系，彻底孤立高智晟。高智晟律师被判处有期徒刑缓刑之后，敢于和他正面接触的人不多，李和平是其中重要的一位。为了阻止李和平和他的接触，安全部门出此毒招，试图通过绑架殴打来进行恫吓。
    3、 杀鸡儆猴，在奥运会和中共17大之前将在北京活动的维权律师赶出北京。中共在两大“盛事”来临之前，面临着巨大的安保压力。北京市委书记刘淇曾经表示“稳定压倒一切”，而维权民众和维权律师的活动被视为严重的不安定因素。高智晟律师被判刑之后，李和平律师即使温和低调也被列入警方重点打击的对象。对于行事谨慎的李和平，警方又难以找到其他的合法途径进行恐吓，只好采取黑社会的手段用暴力驱逐他，同时杀鸡儆猴，让其他从事维权活动的律师从北京的法律服务市场退出。
    4、 把李和平作为17大之前权斗的棋子。中共17大召开在即，但是人事安排和权力斗争正如火如荼。对于中共内部，对待维权群体的态度也未必一致。不排除有些派系动用警力殴打李和平，使其发酵，酿成有损中共国际形象的国际事件，以达到整肃和排除政治对手的目的。
    
    2007年10月7日
    
    《冲突与和解》来稿。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来稿] (博讯 boxu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