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光沐浴下的文化再生――文明在中世纪的艰难脚步

李秋零　田　薇

二．经院哲学的形成与繁荣

经院哲学作为中世纪鼎盛时代的最高精神成果，是伴随着学术的伟大复兴而出现了理性主义的产物。当然，理性主义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并不是基础和目的，而是作为方法和工具。信仰是根本的和决定性的，理性是为信仰服务的。经院哲学家极力把理性应用于启示，是一种用古希腊的哲学概念和逻辑原理，来解释和阐明基督教教义的尝试。它力图表明，关于信仰的教义来自于启示而非理性，但是，信仰与理性并不互相排斥，基督教的教义可以通过理性推理来论证或证明。所以，经院哲学的实质是要调和理性与信仰，是古典知识与神秘启示之间的一种特殊的结合。

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或 Scholastic philosophy）一词，来自拉丁文Scholasticus，原意为“学院中的思想”，也被译为“士林学术”，它既是哲学，也是神学。实际上，经院哲学就是在天主教学校里传授的、以神学为基础和归宿的哲学。11－12世纪是经院哲学的形成时代。这一时期，由于学校教育和学术研究逐渐获得发展，使得神学教学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传统的教父语录式的教科书的讲授，已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教师与学生经常在课堂上展开讨论。学生提出问题，教师据此进行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答案。于是，神学的教育和研究越来越需要恰当地提出问题，严谨地辨析词义，正确地进行推理的能力，结果，导致逻辑教育成为学校的一门主课。神学与逻辑的结合既深化了神学的内容，同时也使人们开始重新认识教父典籍中涉及的哲学问题、概念和命题，从而形成了新的哲学思想和哲学风格，使基督教哲学由早期的教父哲学发展成为中世纪的经院哲学。

经院哲学在其形成时代，一种鲜明的辩证法特征得以塑造而成。罗素说：“经院哲学家都非常相信‘辩证法’和三段论法的推理；经院哲学家的一般气质，与其说是神秘的莫如说是烦琐的和好辩的。”这里，辩证法在中世纪人的理解中乃是一种论辩推理。自从公元7世纪的波爱修这位哲学家使西方人知道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并运用论辩推理的方法来推导神学的真理，直到11世纪，神学家们才真正开始思考神学领域里的辩证法问题，其实质也就是信仰和理性、神学和哲学的关系问题，具体地说，就是能否用理性逻辑的方法，即辩证法来解决神学的信仰问题。正是从这里开始，逐渐形成了早期的经院哲学，而辩证法也逐渐成为神学家们解惑和求知的工具。

最早把辩证法当作探求根本原理的途径的神学家，是10－11世纪曾为兰斯大主教和德皇奥托三世的老师，最后成为教皇西尔威斯特二世的法国人吉尔伯特。他提出，哲学包括了一切世俗学问和神圣学问，逻辑就是哲学统一的方法。他开创的人文思想传统为其学生――沙特尔学校的创始人福尔伯特及其后任们所继承，在11至12世纪产生了一批沙特尔经院学者，推动了经院哲学走向繁荣。

11世纪，福尔伯特的学生，图尔的贝伦加尔最先将辩证法运用于神学的讨论。他主张，辩证法适用于包括神圣的事物和来自神秘启示的信仰在内的一切事物，在探讨真理的过程中，理性高于权威，理性是真理的裁判。他还将辩证法运用于讨论圣餐的性质，反对圣餐的饼和酒已化为基督的身体和血的所谓“实质转化论”这一正统教义，其观点遭到教会的屡次谴责。他的反对者，后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的兰弗朗克则主张，辩证法虽然可以用来讨论神学问题，但是，它的结论不能与教义和信仰相矛盾，辩证法不能凌驾于神学之上，不能成为上帝神秘性的敌人，从而反对贝伦加尔用理性解决一切问题。圣达米安完全排斥辩证法在神学研究中的应用。他认为，辩证法是一种依照逻辑规则独立运用理性的方法，不依赖天启和信仰，而神学则信仰上帝的启示和奇迹，它不可能用逻辑的方式来谈论，二者是不相容的。

上述争论表明了三种立场：一是用辩证法审视神学信条，以理性为标准解决神学问题的立场；二是完全排斥辩证法在神学研究中的作用的立场；三是用辩证法解释和证明信仰，但不能怀疑和批判信仰的调和立场或中间立场。这三种立场是经院哲学形成时代，关于信仰和理性、神学和哲学关系的三种不同见解，它们分别为随后的经院学者所继承和发展，最终调和论的观点占居了主导地位。

安塞尔谟（Anselmus, 1033－1109年）是11－12世纪的著名人物，生于意大利，后为兰弗朗克主持的贝克修道院的学生，并在该院长期讲学、任校长。1093年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为维护教会自主权多次与英王和德皇发生冲突。其主要著作有《独语》、《宣讲》、《论真理》、《论选择自由》、《上帝为何化身为人》、《论三位一体的信仰》等。

在理性和信仰的关系问题上，安塞尔谟的基本主张是理性为信仰服务。在此，他既肯定信仰是前提，是目的，又肯定理性或辩证法的作用。他的一段著名的格言是：我“切望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理解你的那个为我所信仰所爱的真理。因为我决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因为我相信：‘除非我信仰了，我决不会理解。’”这就是说，应该从信仰出发进展到理性，而不是从理性出发进展到信仰；只有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也才能够理解，对于不信的东西也是不能理解的。所以，信仰乃是第一位的。然而，“当我们有了坚决的信仰时，对于我们所信仰的东西，不力求加以理解，乃是一种很大的懒惰。”“我们必须用理性去维护我们的信仰，以反对不信上帝的人。”所以，安塞尔谟主张，应该积极利用理性来增强信仰，公开地显示真理的明晰性，在神学家认为无法用理性加以理解的神秘领域，他却把辩证法运用于上帝存在、三位一体、基督的肉身和赎罪、命运和意志自由等问题。他认为，在原则上，理性是可以达到与教义的一致的，如果发生辩证法的结论与信仰不相符合的情况，那么，应该以权威的意见为是非标准。由此可见，安塞尔谟既反对不把信仰放在第一位，滥用理性或辩证法的错误，也反对有了信仰就不再诉诸理性的理解的反辩证法的错误，而确立了在信仰的基础上去达到理解的经院哲学的基本原则，正是因此他被称为“最后一个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

从“信仰寻求理解”的原则出发，安瑟尔谟力图在哲学上论证他所笃信的上帝存在。黑格尔曾指出：“从这方面看来，安瑟尔谟特别可以被认作经院神学的奠基人。因为用简单的推论去证明所信仰的东西――即上帝存在――这个念头使他日夜不得安宁”。安瑟尔谟毕竟不负众望，殚精竭虑，构思出多种证明的方式。例如在《独白》一书中，安瑟尔谟就从世界上现实存在着善的事物出发推论出绝对的善的存在，从现实存在着大的事物出发推论出绝对的大，从现实事物的存在出发推论出绝对的存在，从事物本质的等级出发推论出最高的本质，并把这些推出的结论直接等同于上帝。但由于这几种证明方式与前人的思想比较起来并没有太多的创新，所以逐渐地被后人所忽视。而真正奠立了安瑟尔谟在基督教神哲学史上地位的，则是他在《宣讲》一书中提出的所谓“本体论的”证明。

这种证明的实质就在于认为：上帝的存在是一个必然的真理，否认上帝的存在必然导致逻辑上的自相矛盾，因而证明上帝的存在不需要借助有限的经验事实，而只需要借助先验的逻辑力量，仅仅从概念就可以推演出上帝的存在。安瑟尔谟认为，信仰给予我们一种真理，一种上帝的定义，即上帝是“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在它之上不能设想任何更伟大的东西。但作为信仰真理，这一原理并不是自明的，否则我们就不需要再证明它了。仅仅凭借这一定义也不能说服那些否认上帝的人。据《圣经》记载：“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但安瑟尔谟却认为，如果愚顽人理解了上帝这一表述，那么，这一表述就存在于他的理智之中了，也就是说，一个“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即上帝是存在于他的心中的。此时他还不知道或者不理解，这种东西也是实际存在的；因为在“心灵中的存在”和“现实中的存在”之间，尚有很大的差别。但无与伦比的伟大的东西不能仅仅在思想中存在，因为如果它仅仅在思想中存在，就还可以设想它也在实际上存在，那它就会更伟大了；或者就可以设想一个既存在于思想中、又存在于现实中的伟大存在者比它更伟大。这些都与“无与伦比的伟大存在者”的定义是自相矛盾的。所以毫无疑问，无与伦比的伟大的东西，即上帝，既存在于思想中，也存在于现实中。

安瑟尔谟首先断定人心中有至高无上者的观念，继而宣布至高无上者不可能只作为观念存在于人心中，它必然也在现实中存在，上帝就是这样的至高无上者，最后推论出上帝必然存在于现实中的结论。对于安瑟尔谟的这一哲学论证，黑格尔大加赞赏：“安瑟尔谟是这样一个人，他鼓舞了经院哲学家的哲学，并且把哲学和神学结合起来了”。但不赞同安瑟尔谟这种证明方式的也大有人在。安瑟尔谟尚在世时，他的证明方式就曾遭到法国隐修士高尼罗（Gaunilon）的激烈批驳。高尼罗在《为愚人辩》中指出，理解一样东西和承认它的实际存在是两回事，观念内容的完满性也并不包含实际存在，例如人们可以拥有关于传说中的海岛的一切美好的观念，但却不能因此而推断海岛必定存在。二人之间的争论反映了对观念与存在的关系所持的两种对立的立场，也表明了安塞尔谟所坚持的是一种唯实论观点。

唯实论和唯名论是经院哲学内部，围绕着共相问题的争论而形成的两个相互对立的派别。自从公元3世纪的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在《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导论》中提出共相问题，经过波爱修的介绍，概括出关于这个问题上的两种哲学观点以后，由于他的逻辑学著作在中世纪的广泛传播，便埋下了在共相问题上进行争议的种子。11世纪开始孕育的经院哲学，在运用理性的推理和证明等逻辑手段来论证神学教义的过程中，涉及到的最重要的哲学问题就是“共相”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几乎伴随着整个经院哲学的发展，构成了经院哲学的一项基本内容。

安塞尔谟就是一个早期的唯实论者，他同洛色林的争论构成了唯实论与唯名论之间的第一次较量。争论的焦点是共相是否具有实在性。他继承了奥古斯丁的哲学思想，把共相等同于柏拉图主义的理念，断言共相是先于和离开个别事物的独立存在，个别事物只是分有了共相才获得存在，因而不是真实的存在，只有共相才是真实的存在。他甚至认为有一种纯粹的共相存在，不体现为任何单一的事物。安塞尔谟的观点被后人称为“极端的唯实论”。他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就是从这种极端的唯实论立场出发的。

安塞尔谟还提出，真理是心灵把握到的正确秩序即“正当”，上帝是一切秩序的创造者、一切正当的根据、所有真理的缘由，因而，上帝是最高真理。为此，他把真理看作是一个等级系统，通过语义真理、思想真理、事物真理、最高真理的层层递进，最终证明关于上帝是一切真理来源的信仰。他说，只有当一个判断是一个正当行为时，判断才有真理性；判断的过程是一个思想的过程，判断的真理性来源于思想的真理性，只是有了正当的思想，才会有正确的判断；思想的正当性根据是思想之外的事物的本性，按照事物的本性看待事物便是思想的正当性；事物的本性就是它的正当性存在――“应是”，即在存在等级序列中的应有位置，而这正是由万物的创造者上帝决定的。由此出发，他进一步得出，意志和思想一样都是人的行为，意志和思想的真理性都是人的行为的正当性。意志的正当性就是正义，就是善。上帝是最高的善，是一切善的最终根据。最高的真理和最高的善统一于上帝。

在意志自由和上帝恩典这一重要的神学问题上，他主张意志是选择的倾向和能力，正当就是意志追求的目的，因而，意志自由就是行善的趋向和能力。他否认滥用意志自由的可能性，认为选择恶或善只是意志在外界因素影响下的一种倾向，而不是它的本性。人在“原罪”之后并没有丧失自由意志的能力，丧失的只是自由意志向善的倾向，丧失了自由意志的运用。比如亚当选择犯罪时，他没有运用自由意志，而是屈服于、倾向于外来的诱惑，因而作出恶的选择。需要上帝的恩典才能运用自由意志，恢复向善的选择倾向。自由意志是上帝赋予人的不可更改的能力，但能否运用它却是人的责任。意志自由出自上帝的恩典，意志的选择倾向和行为决定了人自身的命运。人既需要上帝的恩典，也要对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这样，恩典说和赏善罚恶的意志自由说便达到了协调一致。

在救赎论问题上，安塞尔谟在《上帝为何化身为人》一书中，提出了著名的“补赎说”。他反对在教会内长期流行的赎价付与魔鬼的说法，这一说法认为，上帝化身为人，是为了以牺牲基督肉身为代价，把人类从魔鬼的控制下赎回。安塞尔谟指出，人的原罪冒犯了上帝的尊严，人不欠魔鬼的债，只欠上帝的债。但有罪的人本身没有能力偿还这笔债，于是，上帝化身为人，以人神共同体的面貌出现，用基督肉身的牺牲来补偿人类的罪过。基督代表着共同的人性，他的补偿具有无限的价值，凡皈依基督的人，都可以因基督为人所作的牺牲而获得拯救。由此可见，安塞尔谟的补赎说的哲学基础依然是唯实论。

法国贡比涅的洛色林（Roscelinus,约1050－1123年）是早期唯名论的一位重要代表。他否认共相的实在性，主张只有个别的事物才有客观实在性，共相只是名称，记号，甚至只是一种声音的流动。他的观点被称为极端唯名论，如果把这种唯名论运用于神学问题，便会得出与正统神学无法相容的结论。例如用它解释“三位一体”的意义，就会得出，三位一体的上帝只不过是一个名字，只有圣父、圣子、圣灵的个别存在才是真实的。于是，既否定了上帝的存在，又得出了三神论。若用来解释原罪，则会得出，原罪也只是一个虚名，只有个别人、个别行为的罪恶才是真实的，等等。因此，洛色林的极端唯名论观点受到了罗马教会的谴责，安塞尔谟也对此予以了反驳，并指责他是使用辩证法的异端。

洛色林的学生阿伯拉尔（Peterus Abaelardus,1079－1142年）是中世纪哲学家中最有个性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生于法国不列塔尼的一个骑士家庭，为了参加“辩证法的比武大赛”，他放弃了骑士封号的继承权，遍访名师，但每次都以对老师的激烈批评而结束。唯名论者洛色林和唯实论者香浦的威廉等人都曾是他的老师。1115年，他在巴黎圣母院的主教学校任神学教师，受到学生的热烈欢迎。39岁时与他的同事，一位管堂神父的外甥女海洛丝热恋，秘密结婚生下一子，并因此惨遭阉割。经过屡番动荡的生活以后，1136年他回到巴黎主教座堂学校任教，因一系列著作激怒了伯尔纳，1140年再次遭到教会谴责，其学说被判为异端，最后为克吕尼修道院长彼得收留，继续著书立说，直至去世。他的一生历经坎坷，多有磨难。他的个性鲜明，思想激烈，他是把辩证法最彻底地运用于神学研究的一位学者，也是早期唯名论最重要的一位代表。其主要著作有《是与否》、《基督教神学》、《神学导论》、《波菲利集注》、《认识你自己》等。

阿伯拉尔通过波爱修了解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辩证推理和证明推理的区分。辩证推理是发现论据的学问，它在证明推理之前寻找论据，并探索论据是否确实，然后，在此基础上再进行证明推理。所以，辩证法首先是探索、批判，其次才是解释、证明。他把辩证法或逻辑学看作是全部哲学学问中最重要的部分。根据他的看法，由于信仰之中有不确定之处，因此，需要把辩证法运用于神学研究，利用辩证法这一逻辑工具加以审查，厘清真伪，以便获得关于信仰的确定无疑的真理。由此，阿伯拉尔建立了辩证神学，也在方法或形式上规定了经院哲学，因此，许多哲学史家把他与安塞尔谟一起看作是经院哲学的共同创始人。

在按照辩证法写成的名作《是与否》中，他从古代教父和教会权威的著作中，摘录列举出156个神学论题，每个论题都有肯定与否定两种意见。这里，他用辩证或疑问的方法提出了问题，但没有对此作出解答。用分歧的意见表达论题的形式，使神学取得了辩证神学的形式，成为后来的经院哲学家效仿的榜样，如伦巴第的彼得的《箴言四书》、托马斯的《神学大全》等，都包含论题和论辩两个部分。论题分为赞成和反对两种意见，论辩则用逻辑推理和分析的方法，证明其中一种意见正确和另一种意见的错误。《是与否》只有论题部分，把相互诘难的意见摆给大家，让读者自己去解决矛盾。

阿伯拉尔指出，使徒和教父也有可能犯错误，不过，错误不是由于信仰引起的。错误常常是由于引用伪托的权威著作或者抄错的《圣经》而引起。因此，“读所有这一类著作都要有充分的自由进行批判，而没有不加怀疑地接受的义务，否则一切研究的道路都要被阻塞”，“在学问上最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坚持的和经常的怀疑。在所有哲学家中最有眼光的亚里士多德，首先希望唤起这种怀疑精神，……由于怀疑，我们就验证，由于验证，我们就获得真理。”他就是要通过疑问的方法，消除理解和解释上的错误，以便获得信仰的真理。他认为，若不首先理解，任何东西也不会被人相信，只有通过理解，才能接受信仰。于是，他和安塞尔谟的“信仰而后理解”相反，主张“理解而后信仰”，辩证法就是进行理解的必由之路。在此，他对于辩证法采取了比安塞尔谟更为积极和自由的理解，安塞尔谟是把辩证法作为从确定的前提出发，来证明信仰的确定性的推理工具，而阿伯拉尔则把辩证法当作从不确定寻求确定、辨认真理和错误的途径。对于神学家从疑问而非信仰出发会导致违反信仰的结论的指责，他反驳说，寻求智慧的辩证法是不会与信仰相反对的，辩证法是一门知识或学问，一切知识都来自上帝，都是善的，真理是不会反对真理的。这样，便调和了信仰和理性、神学和哲学的关系，他的思想既为后来的托马斯所继承，也开创了后来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近代法国怀疑精神的先河。

在共相的问题上，阿伯拉尔提出了概念论，持一种温和的唯名论观点。他具体讨论了波菲利提出的关于共相性质的三个问题，他认为，波菲利的问题实际上是关于一般名词和事物的关系问题。首先，种和属之共相是否独立存在，阿伯拉尔认为，只有个别事物才是独立存在的实体，共相不是独立的实体，也不表述个别实体以外的实体。实际上，种和属是用命名来指称真实存在的事物。就其确有所指来说，它们是真实的；就其只是命名或者名称来说，又不是真实的实在。其次，种和属之共相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阿伯拉尔指出，就共相是对于各别事物的命名来说，种属是有形体的；就共相的意义来说，它不是关于个别事物的限定之名，因而它是无形的，但人的心中有关于它的印象。第三，种和属之共相和感性事物是分离的还是在它之内并与它一致的，对此，阿伯拉尔的看法是，共相表述的是事物存在的共同状态，这一共同状态存在于众多的感性事物之中，因而，共相是可感觉的，与感性事物不分离的；但共相作为把握这一状态的方式，却并不在感性事物中，而是在人的理智中，它表现为心灵中的一般印象。最后，阿伯拉尔得出的结论是：形成作为一般名称的共相的原因在于，从外部对象来说，它把握了众多事物存在的共同状态，即个别事物之间的某种相似性或无形的事物；从内在的心灵来说，它通过知觉和想象形成了众多事物的一个抽象的共同的概念。因此，共相就是表述众多事物的某种共同性的概念。它既非唯实论主张的是一种独立于个别事物的实在，也非洛色林认为的只是一种声音。阿伯拉尔的温和唯名论关于共相问题的分析，也被后人称之为“概念论”，它把唯名论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阿伯拉尔还在理性的基础上探讨了伦理学问题，他的《认识你自己》被认为是中世纪最早运用理性来研究伦理学问题的著作。他不再像奥古斯丁、安塞尔谟那样，从原罪、恩典、自由意志等教义出发，而是根据理性和事实来探讨善恶问题。他认为，灵魂的不完善是人的缺陷，但缺陷不等于犯罪。缺陷使人有犯罪的自然倾向，犯罪则是自觉的意图，由倾向到意图是一个自觉选择的过程。只有当自觉自愿与自然的犯罪倾向同流合污的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罪人。所以他说，罪恶本身产生于对邪恶的赞同，对上帝的藐视。由此，他得出了“意图决定论”，主张一个人行动的是非，不在于后果，而在于动机。一切从善的意图出发的行动都是善的，一切从恶的意图出发的行动都是恶的。人们不能为无法自主的自然禀赋承担道德责任，不能把人的意志、欲望当作犯罪意图的根源，意志是行动的动力，不是意图的动力，不能把意志定义为罪恶，也不能把自然欲望视为邪恶，禁欲主义的立场是荒谬的。因此，阿伯拉尔指出，犯罪意图是一种诱惑力，它刺激了自然的欲望和意志转变为邪恶的欲望和意志，应该谴责心灵对自然的犯罪倾向的主动认同。

阿伯拉尔也反对“效果决定论”。他坚持意图决定善恶与否，意图是否实施或是否成功，都不能加减善恶的价值，效果大小不能改变意图本身。因此，不能用行动的效果来衡量意图的善恶，因为同一个行动可以同时出自善和恶的意图。在他看来，对犯罪活动的司法判决，依据的是行为的效果，属于一种公众意见。但它不能代替对犯罪意图的道德评判，这是上帝的工作，只有上帝才能根据人的意图作出善恶的公正赏罚。人不能自主地决定他的行动和外部环境，但却能自主地决定他的意图。只有行善的意图才是对上帝的尊重。由此，他得出了大胆的结论，并非只有基督徒才能获得上帝的恩典，在异教徒中，希腊哲学家首先得救，因为他们已经知道如何幸福地生活，他们高雅而完善的学说和生活，足以使一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为自己的卑劣而感到惭愧。阿伯拉尔的理性伦理学同他的其他思想一样，超出了当时的观念。

11至12世纪形成时代的经院哲学，由于未能从希腊哲学中直接吸收丰富的材料，它的内容显得比较单薄或贫乏。随着12至13世纪翻译运动的兴起，亚里士多德主义传入了西方，而同时期大学的兴起，恰好又为学术的研究提供了场所或条件。经院哲学终于获得了蓬勃发展，达到了它的繁荣和鼎盛时代。

经院哲学的繁荣并不意味着没有争论的统一状态，恰恰相反，它是由几股思潮之间的激烈论战构成的，焦点是新兴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奥古斯丁主义神学传统的斗争。虽然经院哲学家们都受到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影响，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科学体系化思想已在支配着经院哲学的方向，学者们都在按照证明推理的方式建立和表述自己的思想，但是，对于亚里士多德的理解和态度并不完全一致。以波纳文图拉为代表的弗兰西斯教派，采用了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一些内容，但依然坚持奥古斯丁主义传统；以大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阿奎那为代表的多米尼克教派，力主用亚里士多德取代柏拉图，改革神学体系，最终成为经院哲学的正统；以西格尔为代表的拉丁阿威洛伊主义则反对正统神学，坚持所谓纯正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此外还有罗吉尔•培根将理性和信仰相分离的经验科学新思潮等。经院哲学内部各种观点之间的大论战，以及并未卷入这场论战的经院哲学家，一起推进了经院哲学的大繁荣，其最高成果无疑是托马斯建立的融合了各种知识和思想的神学－哲学的大全体系。

弗兰西斯教派是13世纪奥古斯丁主义的代表，他们虽然接受了一些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思想，但却从根本上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主义化。哈勒斯的亚历山大和波纳文图拉就是两位代表人物。1170年出生于英国的亚历山大任教于巴黎大学，是第一个取得神学教授席位的弗兰西斯会成员，有“不可辩驳的博士”之称。他用典型的经院哲学方法编成名著《神学大全》，促进了经院哲学的系统化。他是第一个对亚里士多德具有全面知识的经院哲学家，但他的解释却具有浓厚的奥古斯丁主义色彩，他采用了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质料学说，但认为形式是共相，是存在于上帝之中的理念，上帝以理念做原型，从无中创造了世界。上帝是至善，万物的存在是由于分有了上帝的善。不过，他在伦理和政治哲学方面提出了一些新观点，对于中世纪流传已久的斯多亚主义的自然律观念进行了详尽分析，提出了天然的自然律、人类的自然律、神圣的自然律三种区分。同时，鉴于狂热的十字军东征，特别是第四次十字军掠夺君士坦丁堡的暴行，他还对战争的正义与非正义问题作了理性的探讨。

亚历山大的学生意大利人波纳文图拉（Bonaventura,1221－1274）是弗兰西斯教派的领袖人物，也被视为弗兰西斯会的第二创始人。1257年与托马斯一起获得巴黎大学神学硕士学位，成为托钵修会会士获得神学硕士的开端。他曾任巴黎大学神学教授，1273年成为枢机主教，参加教皇格列高利十世的教廷枢密院，有“六翼天使博士”和“圣徒”之称。著有《〈箴言书〉注》、《论辩问题集》、《论学艺回归神学》等等。

波纳文图拉哲学的特点是经院哲学与神秘主义的结合。他虽然吸收了一些亚里士多德主义的观点，但主要是坚持奥古斯丁的神秘主义传统，认为从根本上说，柏拉图主义与亚里士多德主义是对立的。他指责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抛弃了柏拉图的理念，坚持世界是上帝按照理念从无中创造的。理念是上帝的思想、万物的原型，万物是理念的摹本，理念不仅仅是某种纯逻辑的东西，而且是能动的、某种创造性的东西。他坚持奥古斯丁的时间学说，否认亚里士多德的世界永恒性的思想，主张时间是上帝创造的，创世是有开端的，可以用理性加以证明的。在这个问题上，波纳文图拉与托马斯展开了一场论战，因为托马斯主张，世界是有开端的，但却是不可证明的。在此，托马斯着重反驳了“世界在时间上有开端”的证明，波纳文图拉则着重反驳了“世界在时间上没有开端”的证明。对此，康德指出，这种二论背反的理性证明是徒劳的，因为理性无力解决信仰问题。

上帝按照理念创造世界，一切被造物都是形式与质料的结合。不过，他重新解释了质料与形式，认为精神实体具有“精神质料”，适应的形式是“无形的”；物质实体具有“物质质料”，适应的形式是“有形的”。因此，当他肯定人是灵魂与肉体的复合体时，他反对灵肉一体说，不同意亚里士多德把灵魂与肉体看作是形式与质料的关系，共同构成一个单独实体，而是主张灵魂本身也是质料与形式的结合，灵魂是独立于肉体的，是不死的实体。灵魂下降到肉体之中与之结合，并未败坏灵魂的完善性，而是丰富了自身并提高了肉体的完善性，这符合灵魂的完善化本性。在此，波纳文图拉背离了奥古斯丁主义关于灵魂与肉体结合是灵魂的堕落的观点，而接近了亚里士多德主义。不过，这并不妨碍他坚持灵魂在追求上帝的过程中完全达到自身的完善性。

在波纳文图拉看来，万物是上帝的摹本，因而可以在万物之中来认识上帝。在此，他通过“光照说”提出了神秘主义的认识论。他认为，人类的全部知识都在光照之内：第一种是自然之光，属于外部光线，与工艺思想相关联；第二种是“感觉之光”，属于低级光线，与自然形式相关联；第三种是“哲学之光”，属于内在光线，与理智真理相关联；最后一种是“圣典之光”，属于高级光线，与拯救真理相关联。在此，波纳文图拉实际上是用神秘的宗教语言区分了把握真理的不同认识方式或认识功能，这就是通过感觉活动认识自然万物的有形形式，通过理智活动探求事物内部隐蔽的原因或法则，通过神秘的直观最终把握它们赖以由上帝创造的原型理念世界。不过，神秘的直观要靠上帝的恩典，而这种恩典只有通过圣洁的生活和虔信上帝才能获得。最终，波纳文图拉把恩典、神圣的光照作为知识的来源和动力，把恩典而非自然作为基础，对此，托马斯的解释则与之有很大的分歧。

多米尼克教派的主要代表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 1193－1280年）和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us, 1225－1274年），则坚持利用亚里士多德主义来研究和创新基督教神学，成为13世纪经院哲学的主流。特别是托马斯建立起中世纪神学与哲学的最大、最全面的思想体系，使经院哲学达到了光辉的顶点。

1248年，在巴黎毕业后讲学四年，获得神学教授资格的大阿尔伯特，受命创立了多米尼克修会在科隆的大学馆，成为13世纪仅次于巴黎和牛津的又一个经院哲学中心。他知识渊博，对于自然研究有着特殊兴趣，在动物学、植物学、化学领域都有一定造诣，不仅如此，他还精通古典的、教父的以及阿拉伯的文献，所以有“全能博士”之称，在世时就被当作权威加以引用。他著有《箴言四书注》、《被造物大全》、《神学大全》等，除此之外，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是对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自然哲学著作的创造性注释。作为拉丁学者，他第一个向西欧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亚里士多德及其注释者的思想，但他却未能利用这些丰富的资料有效地建立起自己的体系，他的著作既包含了新兴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科学精神，也掺杂着一些传统的柏拉图主义的神秘因素，建立一个融会贯通的庞大统一的神学－哲学体系是由他的学生托马斯完成的。

大阿尔伯特维护哲学的科学性，第一次从认识方式的角度明确区分了哲学与神学。他指出，哲学依靠自然之光，按照事物自身认识事物；神学依靠超自然之光，根据信仰认识事物。但两种光都来自上帝之光，哲学与神学殊途同归。既反对哲学与神学不加区别的作法，又反对使哲学脱离神学的双重真理说，这一立场为托马斯所继承和发挥。

大阿尔伯特钟情于自然研究，对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自然哲学著作都作了评注，坚持经验和思辨相结合的方法，既不赞成没有经验根据的逻辑推理，认为它会导致很多错误，也不欣赏牛津学者用数学方法研究自然，而是同亚里士多德一样，将经验事实仔细分类，从中区分概念，提炼原则，构建自然体系。当然，这一自然体系是以上帝创世说为前提的。在对创世过程的论述中，他对上帝与万物、形式与质料、共相与殊相、灵魂与肉体以及认识、伦理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阐释。大阿尔伯特的综合理论对他的学生们产生了各种影响，艾克哈特从中离析出新柏拉图主义，发展为神秘主义；托马斯从中发展了亚里士多德主义，形成了托马斯主义。

托马斯•阿奎那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一个贵族之家，5岁进入著名的卡西诺修道院接受教育，14岁进入那不勒斯大学学习。1245年受多米尼克修会派遣到巴黎深造，拜大阿尔伯特为师，三年后随师到科隆开设大学馆继续学习，1252年大阿尔伯特推荐他到巴黎大学神学院任教，4年后在教皇亲自出面干预下，与波纳文图拉一起作为托钵僧被任命为神学教授。1259年奉命离开巴黎返回意大利执教，在教廷结识莫尔伯克的威廉，威廉直接从希腊文翻译为拉丁文的大量亚里士多德著作，使托马斯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这时期西格尔在巴黎大学正领导着一批世俗学者――艺术学院的教师们，进行着一场拉丁阿威洛伊主义革命，托马斯受教廷派遣，于1269年重返巴黎大学讲授神学，他站在两条战线上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一方面同阿威洛伊主义激进的亚里士多德主义论战，另一方面也同神学院以弗兰西斯会修学者为代表的保守的奥古斯丁主义论战。1272年，托马斯被修会召回，建立全修会的学术中心――总学馆，并同时在那不勒斯大学任教。1274年，应教皇格列高利十世诏谕，在前往里昂参加主教会议的途中病逝。托马斯一生著述卷帙浩繁，除了为亚里士多德著作作了大量评注外，他的《反异教大全》、《神学大全》、《论真理》等，无论在哲学上还是在神学上，都是中世纪欧洲最重要的著作。

托马斯与他的前辈们一样，坚持信仰至上的原则，重申哲学是神学的婢女。然而，他却对二者的关系赋予了新的解释。他在更大的程度上对知识和理性给予了肯定。在他看来，神学来源于信仰之光，哲学来源于自然理性之光，哲学与神学是两门不同的科学。但是，哲学真理不能与信仰真理互相对立，所谓“双重真理”，只是达到同一真理的两条不同的知识途径或者两个不同的环节，真理只有一个，那就是上帝。哲学与神学有着共同的对象，如上帝、创世、天使、拯救等，但哲学靠理性认识它们，神学靠天启认识它们。既不能将哲学消融在神学之中，也不能使哲学与神学彻底分离。以信仰为基础的神学和以理性为基础的哲学，永远都不会发生矛盾。信仰可以帮助理性开拓视野，补充和完善哲学真理，理性则可以维护、解释和证明信仰。不过，二者不是等值的，神学高于哲学，哲学服务于神学。在托马斯看来，有一部分神圣对象是哲学靠自然理性可以认识的，如上帝的存在及其属性等，有一部分神圣对象则是哲学靠自然理性不能认识的，如三位一体、肉身化、赎罪说等信条，只能靠信仰和权威来把握。关于前者的学问是自然神学，被视为哲学的一个部分，关于后者的学问是教理神学。托马斯关于哲学和神学的性质与任务的区分，具有创新精神，为后来的哲学解放开辟了道路。

托马斯利用哲学来论证神学信仰的典型例子，就是他关于上帝存在的的证明。他舍弃了安塞尔谟的“本体论证明”，认为从纯粹概念推出存在是不符合逻辑的。相反，他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提出了一种“宇宙论证明”，认为上帝存在虽然是无疑的事实，但上帝本身却是理性无法认识的，因而，只能采取后天的证明方法，即从上帝的造物证明上帝的存在。在《神学大全》中他提出了五个方面的证明：

（1）“从事物的运动或变化方面论证”：“凡事物运动，总是受其它事物的推动”，因而任何运动都是由在它之前的运动引起的。一直推论下去，“最后追溯到有一个不受其它事物推动的第一推动者”，这就是上帝。

（2）“从动力因的性质来讨论上帝的存在”：任何事物都是以另一事物为动力因，这样推论下去，必然“有一个最初的动力因”，这就是上帝。

（3）“从可能性和必然性来论证上帝的存在”：世界万物都是存在又是不存在，是可能性又是必然性。任何事物都是从其它事物获得其存在和必然性，照此推论下去，“我们不能不承认有某一东西：它自身就具有自己的必然性，而不是有赖于其它事物得到必然性，不但如此，它还使其它事物得到它们的必然性。”这一东西就是上帝。

（4）“从事物中发现的真实性的等级论证上帝的存在”：事物都在不同程度上是好的、真实的、高贵的，其标准在于它们与最好、最真实、最高贵的东西接近的程度。因此，“一定有一种最完全的存在”，作为一切不完美的事物的原因，这就是上帝。

（5）“从世界的秩序（或目的因）来论证上帝的存在”：一切事物都遵循着同一途径，有计划地向着一定的目标迈进，这必定是由于受到了“某一个有知识和智慧的存在者的指挥”，这就是上帝。

从以上证明可以看出，前三个主要援引和改造了亚里士多德关于运动与变化、原因与结果、潜能与现实的学说，实际上是根据“无限后退不可能”得出的逻辑结论。最后一个依据的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目的说。而第四个显然是吸收了柏拉图和奥古斯丁的哲学成分。

托马斯以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为根据建立了形而上学存在论。他从存在与本质、潜能与现实、质料与形式等角度，把存在区分为“自在的存在”和“非自在的存在”。前者是上帝，后者是上帝的造物。他认为，在上帝的造物那里，存在与本质是有区分的。存在是发生的过程或现实的过程，即是说，存在是活动，是现实性。本质是使事物成其为事物的东西。在上帝身上，存在与本质是同一的，因为上帝的本质就在于，它是一切事物存在的原因，本质自身就包含了存在。

被造物是能动的又是被动的。它自己行动，又是行动的对象；它拥有属性，又可以失掉属性和获得新属性。这种接受外部作用和内部变化的能力就是潜能。事物都是潜能和现实的统一。唯上帝没有潜能，既不受外部作用，也不发生自身变化，是纯粹的作用因、纯粹的现实。上帝是他能是的一切，万物通过分有从上帝取得现实。

被造物都处在变化之中，但一切变化都有一个不变的基础或主体，这就是事物的实体。实体是独立存在的个体，一切偶性都依附于它而存在。万物都需要借助于上帝而存在，因而是非自在的实体，唯有上帝是因自己而存在，所以是纯粹的实体。

托马斯认为，对于一切存在来说，上面的规定性都是适用的。但质料与形式这种规定性只适用于有形物体，精神性的存在不具有质料。一切有形物体都是质料与形式的结合，形式是事物的内在作用因，是构成其性质的原则，在同类所有的个体中都是同一的。质料是万物的个体化原则，是同类个体互相区别的本质。由此出发，他指出，理性灵魂就是人的实质性形式，存在于肉体的每一部分，灵魂和肉体的结合就是作为有形实体的人。不过，灵魂在人里面保持着精神活动的纯粹性与独立性，它本身是一个单一的精神实体，并最终与上帝相通。上帝就是整个世界的形式，是形式的形式。

在托马斯看来，理性认识活动是最完善的灵魂力量。他追随亚里士多德，同样认为认识是从感觉开始的。认识的对象是外在于灵魂的感性世界，但灵魂只能认识非感性的东西，因此，认识是离不开感觉作用的。感觉形成了“感性影像”，提供了理性加工的材料，这是认识的第一阶段。他说，有感觉才能理解，只有当感觉健全、精确时，心灵才能自由驰骋，由此他批判了柏拉图的天赋观念论。感性影像经过能动的理智的照耀，产生了同类各别影像的普遍内容――“理智影像”，即共相。托马斯称灵魂的这种主动理智活动为抽象，它使各种感觉印象成为可以理解的，这是认识的第二阶段。最后，理智把理智影像与其客体有目的地联系起来，用一定的方式陈述影像。这样，就形成了各种知识。

关于共相的性质问题，托马斯采取了一种相对主义的立场，他从各个角度作了考察，企图调和唯实论和唯名论，较之早期经院哲学前进了一步。他认为，就认识的发生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智认识而言，共相在后，殊相在先；就某一具体认识是由普遍认识特殊而言，共相在先，殊相在后；就事物的存在或发展是由潜存到现实而言，共相在先，殊相在后；就事物存在或发展的目的是由不完善到完善而言，共相在后，殊相在先；就共相作为形式，与质料结合构成有形实体而言，共相又存在于殊相之中。由此指出，唯名论主张只有可感个体是独立存在的东西，共相只存在于人的思想之中，这是对的。唯实论认为共相是可感个体中的普遍实在，是一般概念的对应物，这也是对的。总之，托马斯肯定共相的实在，主张普遍概念是对个体之中普遍本质的抽象，持一种温和的唯实论。

托马斯在伦理学上接受了亚里士多德的幸福论，认为幸福是人类的至善，其它的目的都服从幸福的目的。人类的至善又是以上帝的至善为原因的，因而，道德活动的终极目标不是幸福，而是上帝。幸福是共有的善，上帝是最高的善。不过，人们在追求具体的善的目标时，只依据它与共有的善的联系，并不一定知道具体的善与最高的善的因果联系。因此，人类道德服从的目的是幸福，而不是上帝。他认为，恶是把次等的善当作最高的善，恶是缺乏，罪则是缺乏任何善的目的。德性就是好的习惯，理智的好习惯是理智德性；意志的好习惯是实践德性，亦即道德德性，分为智慧、勇敢、节制、正义之自然德性和信仰、希望、仁爱之神圣德性。只有具备神圣德性，才能够使人达到超世幸福或最高的善。

合乎人的本性的自然法是道德准则的来源和依据，也是宗教戒律、教会法与国家法的来源与依据。在他看来，一切由人所制定的法律只要来自自然法，就都和理性相一致，如果与自然法相矛盾，它就不再是合法的。当然，在自然法之上是神的永恒法，永恒法是神创造世界、统治世界的范本，一切法律都以永恒法为初始因。人天然是社会的和政治的动物，社会与国家便出自这一自然本性，因而也符合上帝的愿望。国家是一群人按照自然法组成的团体，国家是完善的社会，它的根本目的是达到公民的共有之善。君主制最宜于促进这个目的的实现，因而是最好的政体。不过，教会的目的高于国家的目的，宗教生活高于世俗生活。

托马斯以创新的精神和渊博的学识，为基督教建立了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神学体系，是继奥古斯丁主义之后又一完备的理论形态，其中，信仰主义、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达到了完美的统一，把中世纪经院哲学推向高峰，对后世的神学、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过，托马斯主义取代奥古斯丁主义，成为天主教会占支配地位的正统思想，却是经过激烈的争论，在托马斯死后的14世纪里才实现的。1323年，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封他为“圣徒”，称其学说是无与伦比的。1567年，教皇庇护五世加封他为“圣师”。1879年，教皇利奥十三世宣布托马斯学说是天主教最正确的神学学说，于是，新托马斯主义兴起，成为20世纪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流派。

在13世纪经院哲学的繁荣时期，巴黎大学的艺术学院里还盛行着一股拉丁阿威洛伊主义思潮，它构成了对正统神学的猛烈冲击，影响了经院哲学的发展方向。阿威洛伊主义原本是阿拉伯世界的哲学。11世纪中期，经过阿拉伯学者们的翻译运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除了《政治学》和《伦理学》的一部分之外，都已由叙利亚文翻译成阿拉伯文。阿拉伯学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对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进行研究和注解，于是，形成了阿拉伯世界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它有两支：一支是以阿维森那为代表的东部亚里士多德主义，另一支是在西班牙流行，以阿威洛伊为代表的西部亚里士多德主义。它们经过由阿拉伯语翻译为拉丁语传入了西方基督教世界，大大刺激了西欧学术的复兴和经院哲学的繁荣，结果在“哲学家之城”巴黎大学形成了拉丁阿威洛伊主义学派的研究中心。尤其是1250年阿威洛伊全集的出版，更加推进了这一浪潮。

阿威洛伊，原阿拉伯名字为伊本•路西德（Ibn Roschd , 1126－1198年），是西班牙阿拉伯世界最著名的，最接近于亚里士多德的，也是对西方影响最大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家，在这方面他超过了他的前辈，阿拉伯哲学集大成者阿维森那。阿威洛伊把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视为最高真理，人类理智的极限。坚持哲学与神学“双重真理”说，甚至把哲学真理看作是最高、最纯粹的真理形式。坚持物质世界的永恒性，真主不是从无中创造物质，而是物质运动的第一推动力。他否认不死的个体灵魂，只承认超个人的精神，即普遍理性的不死。当阿威洛伊的思想传播到西方，巴黎大学艺术学院的许多教授学者们都成了阿威洛伊的追随者，他们主张，要像阿威洛伊那样忠实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反对按照柏拉图主义精神解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尤其反对出于神学教义的需要，改造和割裂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他们甚至不顾神学的权威，从阿威洛伊的注释中推导出一些违背正统教义的结论，因此被称为“世俗或完整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激进的亚里士多德主义”，其领袖人物是尼德兰神学家布拉班特的西格尔。

西格尔（Sigerus de Brabant , 1240－1284年）的主要著作有《论世界的永恒性》、《论原因的必然性与偶然性》、《论理性灵魂》、《形而上学注》、《论理智》、《论幸福》等。他认为，阿尔伯特和托马斯错误地解释了亚里士多德，只有阿威洛伊的解释才是正确的。他坚持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拒不承认上帝创世说，认为上帝是万物的目的因，而不是作用因；是创世的目的，而不是创世的原因；世界的存在是永恒的、必然的，由此也否认了人类起源上的“第一个人”亚当的存在。他追随阿威洛伊，主张个体的灵魂与肉体不可分，否认不死的个体灵魂，认为只有人类的“统一灵魂”或“统一理智”才是不朽的。他用因果决定论而非自由意志来解释惩恶扬善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他认为，原因有必然的，也有偶然的。偶然的是可以避免的，出于可以避免的原因导致的后果和罪恶，人应该对此承担道德责任。

西格尔的观点与教会禁令和神学教条多有冲突，其统一灵魂论与个人灵魂不朽的教义、世界永恒说与上帝创世说的教义都是相抵触的，此外，他还被指控宣扬双重真理论，因而遭到了教会和神学家们的一致谴责。波纳文图拉在1267和1268年的神学宣讲会上，鞭挞了西格尔的观点，大阿尔伯特和重返巴黎大学的托马斯，也撰文反驳西格尔的“统一灵魂论”，巴黎主教唐比埃于1270年则颁布了谴责拉丁阿威洛伊主义的禁令。不过，正是在这场各种观点的激烈论战之中，经院哲学才获得了蓬勃的发展。

与13世纪欧洲大陆两个经院哲学中心――巴黎和科隆并立的是牛津，它们代表着三种不同的特点，巴黎大学的辩证法风格以论辩和辨析的方法，追求思想的清晰与确定，科隆的学者追求综合统一的思辨，向往纯粹内在的精神生活，而在牛津大学，学者们则关注自然哲学和经验科学，它们分别导致了以后法国、德国、英国三种不同的哲学传统。在牛津大学，一方面，奥古斯丁主义继续保持着稳固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主义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二者之间并没有发生冲突。在巴黎大学，由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引入而引起激烈争论的形而上学和神学问题，在牛津大学却不是争议的热门或焦点问题，而且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物理学》著作，也不像在巴黎那样被禁止阅读。因而牛津大学的经院哲学家们在依然致力于著述系统化的知识“大全”的过程中，同时也发扬广大了科学精神，罗吉尔•培根就是最重要的一个代表。

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 , 1214－1292年）出生于英国，早年在牛津大学艺术学院学习，后去巴黎大学任教，成为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著名评注者。1252年他返回牛津大学，受到牛津大学第一任校长，也是希腊文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著名翻译者和评注者――罗伯特•格罗斯特科学和数学思想的影响。他比同代人更早地认识到实验和数学的重要性以及科学应有的实用价值。他不仅运用“证明科学”的体系和方法阐释神学，而且要以“实用科学”的精神全盘改造经院哲学。他加入弗兰西斯修会，期望修会支持他的科学研究的革新计划。不幸他的计划不容于修会的保守主义，反遭会规的处罚而被囚。在拉丁阿威洛伊主义受到严厉谴责之后，他再次因标新立异的罪名，于1278年二度被囚，大约到1292年方才获释，不久即告离世。他超前的思想使他不被时代所接受，有“悲惨博士”之称，直到14世纪末他才享有应得的荣誉。他的主要著作有《大著作》、《小著作》、《第三著作》、《哲学纲要》、《神学纲要》。

罗吉尔•培根指斥许多权威著作，如《圣经》和亚里士多德的拉丁文著作，翻译得错误百出，批评当时的博士不懂原文造成哲学和神学的失败，谴责经院学者的粗疏无知使原著变质。因而他主张，文法研究不能只限于逻辑和拉丁语法，而应该研究希伯来语、希腊语、阿拉伯语以及与拉丁语的关系，从而提出了语言学上可谓是最早的翻译理论。他自己在这方面就很有造诣，写过一部希腊文法和一部希伯来文法，其最终目的无疑不在文学而在神学和哲学。他力图打开圣经和亚里士多德原著的语言之锁，避免因翻译和理解上的种种错误，而不能获得真正的真理。

在罗吉尔•培根看来，人类在获得真理的道路上有四大障碍，它们是人类知识发生错误的根源：“屈从于谬误甚多、毫无价值的权威；习惯的影响；流行的偏见；以及由于我们认识的骄妄虚夸而来的我们自己的潜在的无知。”这实际上是在批判经院学术的种种弊端：不加鉴别地以圣徒和教父的言论定是非的教条主义，因袭旧习恪守传统的保守主义，无批判地服从公众信念的盲目信仰主义，夸夸其谈不学无术的文字游戏。他认为必须改变这种学术状况，要把这些障碍排除在科学考察之外。

罗吉尔•培根批判以托马斯为代表的经院哲学烦琐空洞的推理方法，把一切问题诉诸权威，无视科学和经验，也不重视作为一切科学基础的数学知识。为此他指出，知识有三个来源：权威、理性和经验。他强调对于圣经和教会权威的信仰，但是反对盲目崇拜权威；权威要以理性为基础，相信权威不是为了通过权威去认识事物，认识事物需要理性；但只凭理性的抽象推理来认识也不行，因为它无以区分单纯的逻辑辩论和真正的事实论证，它还必须通过经验来证明自己结论的正确性。这样，罗吉尔•培根在承认权威的情况下，实际上把认识的来源或方法最终归结为推理和经验。在此，他把理性等同于推理等逻辑论证。至于经验，他认为有两种：一是由外部感官获得的外部经验，包括直接经验和来自他人的经验；二是由内在的启发获得的内部经验，包括与科学、道德、信仰相关的各种经验。他主张，一方面，“只有推理是不够的，还要有经验才充分”，“没有经验，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充分被认识。”另一方面，“谁在探求真理时认为没有证据也行，那就最好请其抛弃经验。”“自然的经验……是不完善的经验，……运用它的只是工匠，而不是科学家。善于进行实验的本领则高于它，高于一切思辨知识和艺术，这种科学就是科学之王。”显然，罗吉尔•培根在这里所说的“实验”，指的是以特定的目的和手段进行的科学实验，它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基于并高于一般活动中的经验。而他在这里所谈的“科学”则是实验科学。他是第一个提出或使用“实验科学”概念的人，在他看来，只有通过这种实验科学，才可以发现现象背后的真理。他一生进行过许多次物理学、化学、光学试验，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给人以启发的科学设想，被公认为近代实验科学的先驱。在实验科学和证明科学的关系上，他论证了实验科学的优越性。他认为，演绎推理虽然是知识确定性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是，只有它还是不够的，必须通过实验科学，才能够最终证实“证明科学”的推理所得出的结论。

依罗吉尔•培根看来，伦理学是最好、最高尚的科学，它是关于行动的学问，关系到现世和来世的生活。伦理学包括三个部分：探讨人神关系的形而上学和神学；研究人与社会关系的民法；规范个人行为的道德准则。他对法律的起源作了世俗性解释，他根据斯多亚主义阐释个人行为的道德准则，把互利原则作为个人行为的基础。他抨击当时普遍的道德腐败，指责教廷和教士贪婪傲慢，无视灵魂拯救，甚至新建立的修会也失去尊严。世俗统治者同样互相欺骗，奢侈堕落，把战争和赋税的沉重负担加诸于臣民。普通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也充满了虚伪和奸诈。他把教会的堕落看作是普遍堕落的原因，由此提出，必须建立一个廉洁的教会。他认为，只有公正的教皇和公正的国王结合在一起，物质的剑和精神的剑结合在一起，才能达到纯洁教会的目的。

罗吉尔•培根勇于革新的精神，尤其是科学精神，在经院哲学充满思辨玄想和文字争论的学术氛围中，可谓空谷足音，异响于耳，超出了同代人的观念和理解。当然，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所提倡的新学术的目的，无疑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宣扬上帝的智慧。他把神圣的经典看作是一切人类知识的共同根源，上帝为了同一个目的把知识或智慧赋予了世界，这个目的就是人类的拯救。人的理智的根源在于接受上帝的光照，所有的真理最终都应该归属于基督。因此，他不赞同双重真理论。然而，这种神学色彩是时代的必然印痕，他终究是中世纪少见的思想开放的学者，他的学说构成了对基督教神学原则的潜在挑战，埋下了经院哲学走向解体的种子。但他的思想毕竟与时代精神相差太远，对于当时没有发生很大影响，在16至17世纪的弗兰西斯•培根的著作中，他的思想得到了再现和发展。

三．法学与科学的苏醒和文学与建筑的辉煌



中世纪文化的繁荣，不仅表现为庞大的神学和哲学体系的建构，而且也表现为罗马法的恢复，自然科学研究的苏醒，特别是在文学和视觉艺术方面，更是取得了辉煌灿烂的成就，不仅出现了一系列英雄文学和骑士文学的光辉篇章，而且创造出一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哥特式建筑，它使中世纪人的文化理念，在视觉形象艺术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表现。文化，尤其是宗教－人文文化的繁荣把中世纪时代推到了高峰，也使它成为西方历史上的一个卓越而独特的阶段。

在中世纪早期，西欧法律的核心是日耳曼习惯法，虽然也包含了一些罗马法的成分，但它只是作为被人沿用的持久的习惯而已，没有人对罗马法进行研究。从11世纪晚期开始，由于学术的复兴，以及城市和商业发展对于法律知识的需求，在意大利首先出现了研究罗马法的热潮。罗马法假定存在着一种能为人的理性所掌握的普遍原则，这种原则也必然通过国家法律表现出来。据此，罗马法学家们把罗马公民的法律经验合理地、系统地总结成为罗马法。在罗马法精神的影响下，中世纪的法学者们也开始学着对证据进行合理分析，通过一定程序进行合理判决。西欧建立的第一所大学就是以研究法律著称的意大利波隆那大学。波隆那法律学校讲授罗马法的爱尔纳留，早在1088年就编写了一本注解《查士丁尼法典》的书，并用科学方法整理法律和论说法律。12世纪上半叶，波隆那大学的民法博士们已经享有特别的声誉，他们不仅用《查士丁尼法典》解释法律问题，而且还推之于更广泛的领域。新的法律研究培养了12、13世纪的理性主义和世俗主义，促使了雄厚的律师阶层的产生。这些律师削弱了教会在政府中的作用，扩大了政府的权力。对此，圣伯尔纳曾抱怨欧洲的法庭都被查士丁尼法包围了，再也听不到上帝的法令了。事实上，正是民法学者，而不是教会法学者确立了标准，开始了中世纪法律研究的黄金时代。

爱尔纳留的学生格拉蒂安将罗马法，即民法研究的新方法应用于宗教法律，他按照新的法理学精神，对所有现存的材料进行了分类和整理，把教会法研究置于一种科学的基础之上。1140年，他编写了第一本宗教法典，把基督教历届会议和教皇的法令汇编成册，后世称之为《格拉蒂安教令集》，由此推动了教会法的研究。从此以后，波隆那成为民法教育和教会法教育的国际中心。无论是在城市政府做事的官员和律师，还是在教会做事的教职人员，或者希望以这两种职业为目标的人，都纷纷从欧洲各地来到波隆那学习法律，造就了一批政府和教会的管理者。

道森指出，教会法学者组织着中世纪的教会，民法学者则组织着中世纪的国家，而这些教会法学者和民法学者都是在同一个学校里和同一个传统中接受了教育。这就是说，“城邦的统治者和政府的官员与教会的管理人员均来自相同的阶层，在相同的大学里接受教育，并具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因此，在这里存在着一种不断的相互批评的过程，它刺激了一种受过教育的公众舆论的发展。”道森认为，这个事实对于西方体制的历史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近代西方的社会体制被视为一种自由的法制政治。但关于法制的理念实际上在中世纪就已经开始奠定了。在对教会法，特别是民法的研究中，已经包含了合法性、合法政府的原则，包含了国家是建立在法律的基础之上的观念。法律和道德也不再是完全的同义词，道德主要涉及人的内心世界，涉及人的良心和自由意志，而法律则开始被人理解为一切人都必须遵守的，凌驾于个人意愿之上的诉讼程序。当然，这一切是包含在神权政治的总体观念中。然而，正如古列维奇所提醒的那样，神权政治学说中对法律的重视和理解，值得人们给予认真地注意。正是由于它把上帝视为法律的源泉，因而，法律是公正的、健全的；法律是合理的，与人性是一致的；法律是超个人的，是必须遵守的。托马斯就把法律定义为“为共同利益确立的理智，是由关心人类共同体的人颁布的”。这就意味着，法律必须建立在理智之上，必须为共同利益服务，必须与正确而适当地实施法律的诉讼权限相一致。因此，宗教上帝与世俗法律并不像某些观点所理解的那样，是完全对立的东西。中世纪法理性的确立和法学研究，对近代的社会理念产生了决定性影响。

在中世纪文化的繁荣期，科学研究开始苏醒。威尔•杜兰说：“罗马人与基督徒的漠视科学，使得远在野蛮人入侵前已存在的科学源流几乎干涸，这种漠视，扰乱了一个已破碎社会的残存文化的传递。”这种状况在进入中世纪之后更加恶化，愚昧落后的蛮族风气，基督教信仰的神秘环境，都造成了中世纪早期的科学研究几近于零。然而，随着大学的兴起和学术的复兴，随着阿拉伯文化和希腊文化传入西方，阿拉伯和希腊的科学，如医学、地理学、光学、动物学、数学、物理学、天文学、植物学、化学等等，也由西班牙和西西里一同传来，理性主义终于开始抬头了，在经院哲学运用理性探讨神学和法律的同时，对自然的科学追求也受到了鼓舞。12世纪中期以后，“西欧的心智从麻痹而兴起，好奇心驱使求知的热望，人们开始讨论未受桎梏的绚烂而古老的希腊世界，不到一个世纪，所有拉丁欧洲因科学与哲学而轰动起来。” 13至14世纪，西欧发生了一场真正的科学运动。

费伯那西是数学方面的杰出人物，曾受教于穆斯林教师，游历埃及、叙利亚、希腊、西西里等地，可能懂得阿拉伯文和希腊文。他精通阿基米德、欧几里德、希罗等人的数学，出版了第一本注释印度数学、零以及十进位制、阿拉伯代数的书《论算盘》。在1220年的《实用几何》中，他首次应用代数来处理几何定理。他还最早提出一次和二次方程式的解法。1225年他还参加了腓特烈二世主持的一场比萨数学竞赛。

牛津大学校长罗伯特•格罗斯特也是科学运动中的一位杰出学者。他宣称数学是了解物理世界所必须的，用推理就可以证明地球是圆的。他把阿拉伯的三角学引进英国，介绍了“正弦”这个新概念，大约于1232年还编写了天文学的《计算表》。在物理学方面，他作了光的折射试验，有关思想影响了他的学生罗吉尔•培根。此外，这一时期对天文学最有贡献的是《阿方索表》，它是由两位西班牙的犹太人制作的，此期的力学已揭示了牛顿的一些基本观念，化学也有很大进步，如酒精的蒸馏、火药的发现等。

13世纪后期的马可•波罗，是威尼斯商人波罗家族的一员，也是中世纪最著名、最成功的远东旅行家。他的游记向西方人首次报道了远东伟大的文明，对地理学作出了贡献，并鼓舞了哥伦布的东方航行。腓特烈二世的《猎鹰术》根据直接的观察和实验，对鸟类生物学研究有独创性发现。

南意大利的萨勒诺学校，直到12世纪都在拉丁欧洲执医学教育的牛耳，13世纪中叶以后方为那不勒斯大学所取代。这时期西欧各地建立了许多有名的医学院，如波隆那、帕多瓦、费拉拉、罗马、蒙彼利埃、巴黎、牛津等。在这些学校里，希腊、阿拉伯、犹太三种医学传统被融合吸收，整个医学遗产也被重新系统地加以阐述，从而形成了现代医学的基础。著名医师维拉诺瓦的阿诺德，懂得希腊文、阿拉伯文和希伯来文，写有医学、化学、占星学、神学等多方面的著作。外科医术是进步最快的医学分支，萨勒诺的罗杰于1170年出版《外科实务》，在长达三个世纪里都被作为经典教科书。1275年之后，在意大利的医学研究中经常进行尸体解剖。1275年，波隆那的医学教授萨里克多的威廉发表《外科》一书，将外科诊断和内科知识结合起来，对缝合分离的神经手术作了重要改进。他的学生兰弗朗其的《论头脑受伤部分》是医学史上最著名的作品之一。此外，政府也开始管理医药业，例如腓特烈二世就曾经要求从医者须有萨勒诺学派颁发的执业许可证。

大阿尔伯特和罗吉尔•培根无疑是这一时期最富有科学思想的人物。按照大阿尔伯特的见解，哲学的意义不仅在于运用理性去思考上帝的智慧，而且也在于理解自然，自然是一个可以通过考察加以认识的实在世界。在他关于地质、化学、植物、动物等的著作中，包含了对于自然现象具体细致的考察和借助实验而得来的知识。例如，他曾经写道：“我仔细查看了不同种类的蜜蜂标本的解剖。在后边，即在蜂腰的后边，我发现了一个透明闪亮的囊状物。如果你用舌头尝一尝，你就会发现它有轻微的蜜味儿，在身体内部只有一个很小的螺旋状的肠和神经纤维，这两种组织都与刺相连。这一切外边都裹着一层黏性的液体。”阿尔伯特的研究表现出近代科学的倾向，丹皮尔称赞他是“中世纪里最富有科学思想的一人。他把亚里士多德、阿拉伯和犹太要素组成一个整体，其中包括了当时的天文学、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与医学各种知识。”

罗吉尔•培根被认为是近代实验科学的先驱。丹皮尔说，他清晰地了解，只有实验方法才能给科学以确实性，并告诫世人，要证明前人如圣经、教父、阿拉伯人和亚里士多德的知识，也要靠观察和实验的方法，这使他超越了同时代，以至整个中世纪欧洲的哲学家。他在给教皇克莱门四世写的《大著作》、《小著作》、《第三著作》中，报告了他的科学研究成果以及学术革新计划，可惜这位对他的工作颇感兴趣的教皇不久便死了，此后，他一生遭到迫害。他继承了牛津大学的科学传统，把精力贯注于语言学、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他对数学持有卓见，认识到数学是教育和科学的基础，在光学方面成就最大，他叙述了光的反射定律和一般的折射现象，其光学实验证明了光的速度远远超过声音的速度。他对脊椎动物类的眼睛及视觉神经的解剖论述，也是当时最精密准确的。他还叙述了许多机械发明，并讨论了地理知识。他已经认识到科学的应用能够带来实际的效果，有一段关于科学发明的文字，表现了他的先见之明：“可以制造出不用划船人的航运机器，这样最大的船只可以航行于河上或海上，只须一人管理，其速度超过满船都是水手的船只。……同样地也可以制作出飞行机器，一人坐在机器当中转动引擎，人工制造的机翼就会如飞鸟的翅膀一样拍动空气。一个小小的机器也可以使人在河中、海中穿行，直至水底而不会发生危险。”总之，罗吉尔•培根以及中世纪的科学在玄奥的文化环境中作出了重大进步，威尔•杜兰甚至认为，13世纪科学活动的爆发，可以与哲学的光芒和文学的光辉相媲美。

应该说，在神学占居支配地位的时代里，知识和信仰总是纠缠在一起，不可能完全分离，这种状况造成了成见和创见交织在一起。中世纪的科学终归是在神学的框架中生存，许多自然问题的提出，目的都在于澄清宗教问题。但尽管如此，中世纪学者们的科学探索，终究为后来的人们提供了可以反思、批判和超越的思想根据，它是近代科学出现的先决条件。

中世纪的文学在这一时期也达到了它的高峰，主要表现为英雄史诗和骑士文学取得了光辉的成就，此外，城市文学也已产生。这样，加上早期就已出现的教会文学，就形成了中世纪文学的四种基本类型。在中世纪繁荣期的文学中，宗教文学依然用拉丁语写作，世俗性文学则是用民族语言写成的，这样，文学语言和学术语言区分开来，为近代欧洲各国文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拉丁文学作品多是宗教赞美诗和描写基督与圣徒生活的戏剧。例如，圣徒托马斯•阿奎那写的一首赞美诗就是这类作品的一个典型：“我用自己的语言歌唱救世主的光荣，他的肉在圣礼中受人们的赞美；他的血是无价之宝，我们不朽的主流了他的血，一个高贵的母体孕育了他，他生下来就注定是为了拯救这个世界。”

英雄史诗是在早期的基础上发展完善起来的。它往往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根据，经过民间的不断流传和充实，最后由文人加工整理而定型。中世纪繁荣期史诗歌颂的英雄已不同于早期，一般来说，他们的荣誉观念和英勇行为源于对祖国和君主的忠诚，反映了国家上升时期爱国英雄的思想意识和个性特征。史诗中也经常塑造贤明君主的英雄形象，他们坚韧刚毅，制服封建叛乱，代表着强大的国家力量。由于基督教的信仰的影响，英雄们的爱国行为也往往表现为反击异教徒的斗争。中世纪繁荣期英雄史诗的著名作品有：西班牙的《熙德之歌》、法国的《罗兰之歌》、德国的《尼伯龙根之歌》、俄罗斯的《伊戈尔远征记》。

《熙德之歌》反映的是西班牙人民为反抗阿拉伯人的侵略而进行的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熙德是抗击外族侵略的英雄典型，其原型为西班牙的民族英雄罗德利戈。史诗塑造了一位忠君、爱国、善战、勇猛、宽厚、仁慈的英雄，寄托了西班牙人民的理想。史诗采用了现实主义的描写手法，接近于近代艺术的风格。

《罗兰之歌》是中世纪欧洲影响最大的英雄史诗。全长4002行，共291节，大约成诗于1080年左右。它描写的是封建臣仆对领主的忠心，表达了基督徒对信仰的虔诚。中心情节是查理曼大帝的忠实将领，也是他的外甥罗兰勇士，在远征西班牙的过程中，由于其继父甘尼伦因惜命卖国而遭到敌军重重围困，经过一场惊心动魄的战斗，终因寡不敌众英勇牺牲。他在弥留之际，仍在怀念着故乡法兰西、同族战友和查理曼大帝，体现出对国王和祖国的热爱与忠诚。查理曼大帝也是贯穿全诗的中心人物，被视为封建王国统一和兴旺的象征，他崇高卓越，若有神助。甘尼伦出身高贵，但却灵魂丑陋，对这个民族败类的批判进一步深化了爱国主义主题。《罗兰之歌》中有这样一节：“罗兰躺在那棵青松下，面向西班牙，回忆着往事：他想起，攻占的广大河山；想起美丽的法兰西故乡；想起同族的英雄骑士；想起英明的查理曼大帝，是他把自己抚养成人。他叹息，止不住泪水滔滔，但仍旧忘不掉这些往事。接着，他又向上帝忏悔：‘天父啊，你是至圣至灵，你从死者中唤回圣拉撒，你从狮口中救出但以里。求你救我的灵魂出难，赦免我此生的一切罪愆！’他把右手套伸向上帝，圣伽卜里尔将它接住，用手腕托着罗兰的头，罗兰合掌停止了呼吸。上帝派来了天使，神丁……簇拥着伯爵灵魂升天堂。”史诗对人物形象和心理世界的刻画深刻准确，奇特的想象和夸张、拟人、对比的手法，营造了奇异的氛围和浪漫的色彩，达到了当时艺术的高峰。

《尼伯龙根之歌》是德意志史诗中最杰出的作品，被称为“德意志的伊利亚特”。它的内容源远流长，开始于民族大迁徙时代。经过长期的流传加工，直至在1200年前后它才真正定型。史诗结构庞大，全长9516行，共39歌，由北欧神话、一定的历史根据和英雄传说混合而成，其中心情节是争夺尼伯龙根宝物。尼德兰王子齐格弗里德杀死巨龙得到宝物，娶勃艮第国王巩特尔的妹妹克里姆希尔特为妻，并助巩特尔打败撒克逊人，征服并娶了冰岛女王。10年后，由于克里姆希尔特与冰岛女王发生争执，巩特尔的忠臣杀死妹夫，并将宝物沉入莱因河。13年后，立志为夫复仇的克里姆希尔特嫁给强大的匈奴王。又过了13年，她终于杀死了哥哥及其臣下，而她的部下则因她残酷的杀戮行为又把她杀死。全诗在遍地血泊中宣告结束。与《熙德之歌》和《罗兰之歌》所反映的为国王和国家而奋斗的英雄精神不同，《尼伯龙根之歌》所揭示的，更多的则是尔虞我诈的残杀和虚伪丑恶的世相，实际上反映了12至13世纪处于封建诸侯割据、四分五裂状态下的日耳曼民族的社会现实及其思想道德观念。

骑士文学是中世纪中期在西欧非常盛行和繁荣的一种文学形态，它是对骑士阶层的文化观念、精神个性和生活理想的文学表达。它的主要内容是描绘骑士为信仰而战的虔诚，保护国家或城堡的英勇，对于君主或领主的效忠，征战中的冒险经历和异邦见遇，以及对女主人的保护和效忠、对贵妇人的爱慕和崇拜，由此揭示出骑士所具有的三种美德：武士的忠诚、基督徒的谦恭、对理想中的女性的纯洁无暇的爱情。一个真正的骑士不仅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战士，而且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基督徒，还是一个完美无缺的情人。骑士们有着为荣誉而献身的英雄气概，有着为信仰而死的殉道精神，有着优美典雅的礼仪和举止，有着对理想女性的赞美和爱恋。因此，在作品中的那些勇敢、虔诚和纯情的骑士们，终因其高尚的品德而获得了灵魂的永生。

骑士文学与教会文学不同，它虽然也效忠宗教，但追求现实生活的幸福，并不奉行禁欲主义，因而属于世俗文学。它主要有骑士抒情诗、骑士故事诗和骑士传奇三种类型，充满了浪漫的情调。由于骑士制度在法国最为发达，因此，骑士文学在法国也最为兴盛。

在第一次十字军的时代，法国南部出现了一种以礼节崇拜和爱情崇拜为特征的新型世俗骑士理想，它不同于基督徒的骑士理想，也不同于野蛮的英雄观念，而是塑造追求一种以对美好女性的罗曼蒂克爱情理想为核心、以优美典雅的言行为内容的新型的骑士行为模式，这种理想在法国南方普罗旺斯的骑士抒情诗中得到了表现。这些抒情诗多注重于内心的描绘，特别注重于浪漫色彩的爱情。诗人鲁德尔有一首为人喜爱的抒情诗，主题是无望的爱情――遥远的单相思：



我为幸福打击的创伤而死，

爱情残酷折磨，令人消瘦，

我失去健康，活力消逝，

心灵再难振作，

永远不能理解，会遭受如此苦难，

有背情理，非我所能承担。

……

我将永不能和她亲密无间，

她将永远摈弃我炽烈的欢乐，

无缘博得她另眼相看，

希望渺茫，唯有相思翘盼。

无论真和假，对我没有丝毫吐露，

她也永不会有任何倾诉。



而女诗人戴阿则描述了一位女子对情人的炽热爱恋：



我陷入极度焦灼之中，

因为一位仪表非凡的骑士热爱于我。

这将时他多么喜出望外啊，

如果他知道――他也是我悄悄地情之所锺。

现在可以肯定，我不应该，

当我抑制了对他的情感，

我陷入了深沉的苦痛，生活异样黯淡，

生命自身也失去一切光彩。



渴望骑士伴我同眠，

赤身露体偎依在他胸前，

让他在我身上小憩，

欢乐无限，忧伤和我无缘，

我爱他超过一切，

爱的滋味，个中人自有同样感触，

我的灵魂，我的生命，任他摆布。



至爱至亲的朋友，

什么时候你能由我全力在握？

那样就可和你共枕一个钟头，

我爱你，直到生命的最后，

我内心充满情热之火，

亲爱的骑士，给你优厚的殊遇，

占有我，代替我丈夫的地位，

对我热情向往的事，尽力而为。



在这首诗中，表白之大胆暴露，情感之真挚热烈，均堪称罕见，几使人怀疑这写的究竟是一位中世纪的闺阁淑女，还是一位现代社会的摩登女郎。

如果说上述两首所描写的均是离别中的相思，那么，贝朗特的一首破晓歌则是以男女幸福的缠绵为主题：



一位骑士睡在心爱的女人身旁，

在频频的接吻中贵妇对他讲：

亲爱的，我怎么办呢？

白日正在来到，黑夜即将离去。

啊，我听见放哨人在喊：

离去！起来，

我看见白日已经来临，在黎明之后。



南方普罗旺斯的骑士抒情诗影响了法国北方抒情诗的发展，有踏舞歌、短歌和赞歌。法国北方抒情诗的共同特点是把典雅的爱情和战争冒险结合起来，为了心中的女子，通常是情人而非妻子，出生入死，建功立业，才是骑士爱情的最高表现方式。在普罗旺斯骑士抒情诗的影响下，意大利在13世纪上半叶出现了西西里派抒情诗，至13世纪末，新型柔美体抒情诗突破了普罗旺斯和西西里抒情诗的框架，以新的手法创造了新的思想。男子对女子的仰慕和思念，超出了单纯的缠绵悱恻的异性追求的俗套，成为一种高尚的情操和精神追求，尘世优美的女性具有了天使般的圣洁和灵性，这是基督教的圣水浇灌的神圣纯洁之花，由此，世俗骑士和神圣骑士的理念融合在一起。普罗旺斯抒情诗经过意大利又传入了德国，14世纪出现了著名的《海德堡诗歌集》。

骑士故事诗是一种长篇叙事体诗歌，兴起于法国北部，同样是典雅爱情和骑士游侠冒险故事结合的产物。13世纪兴盛一时，波及到西欧许多地区。骑士故事诗分为三大系：古代系、不列颠系、拜占庭系。古代系是英雄史诗向骑士故事诗过渡的产物，大多作于12世纪上叶，古代希腊罗马的英雄变成了封建骑士，著名作品有《特洛亚故事》、《亚历山大的故事》，后者采用12音节诗句，也称“亚历山大诗体”，是法国诗歌中的著名诗体。不列颠系是骑士故事诗发展得最充分最典型的系列，它淋漓尽致地宣扬了典雅爱情和骑士精神，里边贯穿的中心人物是传说中的大不列颠国王亚瑟，亚瑟王与他的12个圆桌骑士的爱情与冒险故事是其中心内容。其中，《特里斯丹和绮瑟》、《兰塞罗特，或坐刑车的骑士》是有名的作品，描写了特里斯丹对绮瑟、兰塞罗特对亚瑟王后格尼叶芙的高尚爱情。

骑士传奇是用散文的形式记叙骑士们的历险事迹，是古代传说、骑士观念和基督教思想的混合体。其中重要的有关于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故事传奇、查理曼大帝和12贵族的故事传奇、亚历山大大帝和围攻特洛亚的传说故事。亚瑟王和圆桌骑士的故事是最典型的传奇，影响也最大，不仅是英国骑士文学的主要内容，而且还由大不列颠诸岛传到了法国以至德意志。

骑士文学在艺术创作上往往采取引人入胜的艺术虚构，具有浪漫主义色彩，其艺术手法对后世文学产生了影响。骑士文学在内容上主要是歌颂单枪匹马的孤胆英雄，着重描述骑士的个人爱情和复仇、个人的荣誉和功绩、以及个人与环境的冲突，这种体现独立人格的思想意识，对于以后人文主义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随着城市和市民阶层的兴起，市民文化也在逐步形成，进入12世纪以后，市民创作的文艺作品即城市文学开始发展起来，它成为继教会文学、英雄史诗、骑士文学而起的中世纪第四类文学形态。它取材于现实生活，反映市民的世俗思想感情，带有明显的反封建反教会的倾向，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其主要艺术特点是多采用讽刺手法，也常运用隐喻、寓意、象征手法，风格清新、活泼、生动。其主要内容是揭露封建主和僧侣的愚蠢和贪婪，歌颂市民的机智和勇敢。其主要体裁有韵文故事、讽刺叙事诗、寓言诗，此外还有抒情诗、散文、戏剧等。

中世纪城市文学最突出的成就是以狐狸列那为主人公的一系列动物故事，它是一种讽刺叙事诗。大约产生于12世纪初，在流传过程中经过了很多人的反复加工，至14世纪末，已经成为10万行以上的长篇叙事诗。列那狐的故事场景宏大，寓意丰富，结构完整，情节生动，内容深刻，独具风采。列那狐的故事系列包括四部：《列那狐传奇》、《列那狐加冕》、《新列那狐》、《冒充的列那狐》。在描写的动物故事中，表演着人类社会的活剧，形形色色的动物代表着社会的各个阶层及其各种人的个性。狼代表贵族，暴虐又愚蠢；骆驼代表教皇僧侣，邪恶又虚伪；狮子象征国王，通常代表权力或者正义；鸡、兔、鸟等小动物代表下层群众，软弱可欺；主人公列那狐是城市富裕商人的代表，它精力充沛，机智多变，狡猾又残忍，欺凌不如自己的弱小动物，用种种狡诈手段欺骗玩弄力量胜过自己的强壮动物，比如它一再戏弄战胜伊桑格兰狼。从中可以看到法国社会的巨幅画卷，同时也是生动有趣的童话作品，是法国和世界文学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此外，意大利13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也是城市文学中一部脍炙人口的佳作。

中世纪的主导艺术是教堂建筑，教堂建筑在中世纪盛期取得了最为辉煌的艺术成就，因而这一时期也成为西方建筑史上最伟大的时代之一。“中世纪盛期是西方建筑史上的伟大时代之一，大小石砌教堂建筑数字惊人：只就法国而言，中世纪盛期采掘的石料，超过古埃及在它三千年历史中用于建筑金字塔及庙宇的数量”。中世纪的建筑艺术风格前后有罗马式和哥特式，正是哥特式建筑将中世纪艺术带到了顶点。

罗马式产生于中世纪早期，流行于11和12世纪大部分时间。罗马式多为修道院教堂的形式，最突出的特征是圆形拱顶，主要是采用了古罗马的宽厚墙壁及其支撑的石造圆形拱顶的建筑结构，也称“巴西利卡式”。在此基础上，又在两侧加上两翼，形成十字形，并且纵身长于横臂，造型正好象征着基督受难的十字架。这种“罗马十字形”被基督教会当作最正统的教堂建筑形式。石造圆顶重量巨大，因此，墙壁极厚，支柱粗重，窗户很小。整个建筑结构给人坚固厚实、粗犷有力、整齐壮观、严谨统一的印象，在朴实无华的艺术风格中，蕴含着一种庄重肃穆的神圣感，显示出一种凝重威严的精神气质。其内部因狭小的窗户使教堂里的光线幽深阴暗，与外面阳光灿烂的世界形成强烈的对比，使基督徒的内心产生一种沉重压抑的感觉，似乎进入了神秘与超世的意境。

罗马式建筑几乎同时在11世纪流行于西欧各国。基督徒的朝圣活动是罗马式教堂兴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修道院和世俗教士的积极支持下，沿着朝圣路线，一座座罗马式的朝圣教堂竖立起来，它最能表现罗马式教堂的艺术特征。法国南部图鲁兹位于通往西班牙的圣地亚哥的一条主干道上，于11世纪晚期出现了圣塞南教堂，它是朝圣教堂的一个典范。卡昂的圣埃提安教堂是法国北部罗马式教堂的代表。1088年始建。1107年建成的法国西部勃艮第的克吕尼教堂，是当时西方最大的教堂，后于1807年全部倒塌。在英国，建于1093年、成于1133年的达勒姆教堂，是最具创新风格的罗马式教堂，它融合了诺曼底、盎格鲁－撒克逊和法国勃艮第的建筑风格，结构设计上的新特征是使用了肋拱拱顶，它是一种棱状而非圆状穹隆，成为后来哥特式建筑风格的重要特点，此外还加强了极富特色的教堂装饰，这些都不同于欧洲大陆。西班牙的罗马式建筑开始于11世纪下半期，不仅受到法国的影响，而且受到阿拉伯文化的巨大影响。最著名的就是朝圣教堂――圣地亚哥大教堂，开始重建于1078年，1120年竣工。德国建筑显示出与加洛林文化传统的承续关系，仍然采用加洛林时代的双半圆室平面，特别是在萨克森的教堂里，有两个圣坛、两条袖廊、两个十字形交叉中心。12世纪德国罗马式教堂的典型代表是玛利亚•拉赫大修道院教堂。

意大利的建筑受古代传统的影响最大，比其它欧洲国家更接近于希腊罗马建筑，并且还带有明显的地域差别，南部受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东北部受拜占庭的影响。最引人瞩目的罗马式建筑是比萨主教堂建筑群，由教堂、洗礼堂和钟塔组成，这项庞大的工程从1063年开始，一百多年后才全部完成。其中始建于1174年的钟塔最为著名，它的塔基为圆形，直径16米，塔高8层56米。由于地基下沉导致钟塔不断倾斜，从顶的垂直线到底角有4米多长，所以也称比萨斜塔。

从罗马式到哥特式是一次伟大的创新，它那惊人的成就把中世纪建筑艺术推向了最高峰。“中世纪盛期教堂建筑风格的演进，是由中世纪文明的两种基本趋势决定的。第一，大教堂是城市革命的产物――也是增长的财富、市民的自豪感、以及城市狂热的宗教信诚的产物。第二，从罗马款式转为哥特款式，表明文学、宗教热诚及贵族生活方式向唯情论及浪漫主义的转变。罗马式建筑尽管有其多样化的特征，而主要是表达早期基督教信念的庄严性及武功歌的粗犷力量；相反地，哥特式却富于戏剧性，高耸云端，引人入胜，它含有人们所向往的高度浪漫色彩的意境。”哥特式建筑一般都是城市主教的大教堂，这是因为12世纪以后，城市已经在中世纪文化生活中占居了主导地位，城市教堂取代了修道院教堂成为公共生活的文化中心。“哥特式”一词，最初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们用以形容中世纪的建筑艺术风格的，在与“罗马式”一词的对照中可以看出，前者指的是古代罗马人的建筑样式，后者指的是中世纪时代“野蛮人”的建筑样式，含有贬抑之意，这可能与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对中世纪往往持有“野蛮的时代”或“黑暗的时代”之类偏激的看法有关。但在实际的使用和理解中，哥特式建筑只是作为一种建筑样式，而且是辉煌非凡的样式，不带有任何贬义。

与罗马式不同，哥特式的教堂建筑的突出特点是采用了尖形拱顶、肋拱、飞拱以及巨大的彩色玻璃窗。它大大减轻了拱顶的重量，摆脱了厚重的墙壁，窗户得以扩大，高度大为增加。通过减弱立面上的水平感和重量感，用垂直线条代替水平线条，用雕镂的部件改变大块体面的单一感，墙壁、扶壁和塔越往上分划越细、越玲珑，顶上都有锋利的、直刺苍穹的小尖顶，使整个教堂建筑轻盈灵巧，垂直上升，处处充满了一种飞跃升腾、直插云霄的冲势，好象要超脱尘世，飞向天国。向来以稳定沉重为基调的建筑物，似乎变得失去了重量，引起人们飘渺虚幻，向往天堂的心理情绪，还有无比惊人的浪漫飘逸，灵魂出壳的优美感。它就像矗立的一支巨大蜡烛，香烟袅袅，飘入云端；就像放大了的金银首饰，金芒四射，光辉灿烂；也像镂空了的象牙雕刻，玲珑剔透，纤巧华丽。这一切都造成了无比壮观的印象。

教堂内部采用拉丁十字形，十字的开头是圣坛所在地，位于最东端――太阳生起的方向，象征着再生和复活。满目色彩斑斓，华丽壮观。一道道光线从四面八方透过那图案各异、五彩缤纷的玻璃花窗，令人目眩神迷，就好象是上帝的目光在透过天国的窗口抚慰着基督徒的心灵，也令人产生一种追随上帝之光，飞升天堂的向往。高高的十字架上，耶稣基督鲜血淋淋正在受难，那极度痛苦的面容将人的灵魂带入了无尽的痛悔之中，使人的心灵在不住的颤抖，精神受到强烈的震撼。面对着庄严高大的圣坛，站在高深的教堂空间正中，内心不由得生起崇高神圣的感觉和自身渺小卑微的体验。于是，虔敬之感、悔罪之心以及精神超越的希望，便沿着高高的穹顶升腾起来，灵魂在哥特式教堂这座精神炼狱中得到了净化。哥特式教堂真可谓是唯灵主义的艺术杰作，对于它的宗教效果，德国海涅曾作过这样一段描绘：

“我们在教堂里感到精神逐渐飞升，肉身遭到践踏。教堂内部就是一个空心的十字架，我们就在这刑具里走动；五颜六色的窗户把血滴和浓汁似的红红绿绿的光线投到我们身上；我们身边呜呜地唱着丧歌；我们脚下满是墓碑和尸骸，精神沿着高耸笔立的巨柱凌空而起，痛苦地和肉身分裂，肉身则像一袭长袍扑落地上。从外面来看，这些哥特式的教堂，这些宏伟无比的建筑物，造得那样的空灵、优美、精制、透明，简直叫人要把它当作大理石的布拉邦特花边了，你这才真正体验到那个时代的巨大威力，它甚至能把石头都弄得服服贴贴，石头看来都鬼气森森地通灵会意似的，连这最顽强的物质也宣扬着基督教的唯灵主义。”

中世纪盛期的哥特式建筑艺术，无疑贯注着那个时代的宗教信念、宗教情绪和宗教追求，具有极强的象征性意义，反映着现实中的痛苦绝望和浪漫强烈的天国异想之间的巨大反差。对于哥特式教堂的这种宗教象征性，丹纳在《艺术哲学》中作了生动的描绘：

“教堂内部罩着一片冰冷惨淡的阴影，只有从彩色玻璃中透入的光线变作血红的颜色，变做紫英石与黄玉的华彩，成为一团珠光宝气的神秘的火焰，奇异的照明，好象开向天国的窗户。如此纤巧与过敏的想象力绝对不会满足于普通的形式。先是对形式不感兴趣；一定要形式成为一种象征，暗示庄严神秘的东西。正堂与耳堂的交叉代表基督死难的十字架；玫瑰花窗连同它钻石形的花瓣代表久恒的玫瑰；叶子代表一切得救的灵魂；各个部分的尺寸都相当于圣数。另一方面，形式的富丽，怪异，大胆，纤巧，庞大，正好投合病态的幻想所产生的夸张的情绪与好奇心。这一类的心灵需要强烈，复杂，古怪，过火，变化多端的刺激。他们排斥圆柱，圆拱，平放的横梁，总之排斥古代建筑的稳固的基础，匀称的比例，朴素的美。……从发展的普遍看，哥特式建筑的确表现并且证实极大的精神苦闷。这种一方面不健全，一方面波澜壮阔的苦闷，整个中世纪的人都受到它的激动和困扰。”

正是由于哥特式建筑充满了精神和灵性，寄托着一颗跳动升腾的灵魂，所以，才能够凭借一种高超非凡的想象力，创造出那种奇特怪异，凄艳美丽，慑人心魄的艺术风格，取得辉煌灿烂的伟大成就。

哥特式建筑首先诞生在法国，法国在中世纪盛期的西欧文化发展中，一直居于领先地位。12世纪上半叶，西欧大部分地区还在流行罗马式建筑，而在法国巴黎北部率先出现了采用尖顶、肋拱和大尺寸彩色玻璃窗的第一座哥特式教堂，这就是圣丹尼斯王室修道院教堂。不过，这种新的建筑艺术风格随后却对城市里的主教大教堂产生了最大的影响。分别始建于1155年和1163年，完成于13世纪上半叶的卢昂大教堂和巴黎圣母院都是前期哥特式建筑的杰作。巴黎圣母院宽约47米，长约125米，中厅高约32米，可容纳近万人，是最大的哥特式建筑之一。它规模巨大，设计优美匀称，使用巨拱新方法，以柱墩支撑拱顶，墙壁都变成了明亮的彩色玻璃窗，使哥特式建筑成了石头骨架和彩色玻璃的建筑。

13世纪哥特式建筑在法国取得进一步发展，其艺术风格进入新阶段，形成成熟期哥特式。其鲜明的风格特征是更加高挺的窗间壁和墙柱所造成的垂直线条占居压倒优势，给每个进入教堂的人以强烈的视觉刺激，引导人的心灵飞向天国。12世纪末开始重建的沙特尔大教堂标志着新风格的形成。1211年开始重建的兰斯大教堂进一步改进发展了它的设计，采用新的比例关系，分外突出了穹隆的高度，首次运用条格式窗花格，更加重视了窗户的作用。亚眠大教堂是法国成熟期哥特式建筑的最后一座伟大的杰作，中厅高约43米，宽约15米，长约145米，是法国哥特式的典型。14世纪由于持续的英法战争，法国建筑业受到很大打击，未再出现可媲美于13世纪的大型建筑。直到15世纪又出现了哥特式的最后形式“火焰式”，以表面烦琐的变化形成波动的风格，与13世纪的哥特式已大相径庭，至16世纪初，法国的哥特式建筑完全绝迹。

英国的哥特式与法国不同，虽然它依旧给人垂直高耸的印象，但水平因素也突出地贯穿于整个设计之中，喜欢用多重线角环绕拱及装饰垂直支柱，并且在西面正面的处理手法上，立面沿水平方向伸展出中殿边墙之外。这使得英国的哥特式建筑不像法国的垂直向上直插苍穹的视觉效果那般突出，但却也在高耸如云的同时给人一种庞大壮阔的印象。1174年开始重建的坎特伯雷大教堂是哥特式建筑的第一个杰作，13世纪的索尔兹伯里大教堂也是其代表作，它们都具有明显的英国特征。相比之下，威斯敏斯特大教堂更接近法国风格。14世纪，在法国哥特式建筑停滞不前的时候，英国却创造了“装饰式”风格，直接影响了15世纪以后法国和德国的晚期哥特式建筑的“火焰式”。埃克塞特大教堂和韦尔斯大教堂都是14世纪英国“装饰式”的代表作，其复杂变化的高度装饰性使整个结构成为技术与艺术的大胆结合。从14世纪后期到16世纪中期，“垂直式”成为英国晚期哥特式建筑的典型风格，最显著的特点是直线在窗花格中占居压倒优势，格罗斯特大教堂就是垂直式的杰作，同时，它还采用了网状穹隆和扇形穹隆之新型拱顶样式。

德国的哥特式建筑直到13世纪中期才出现，之前许多建筑都是罗马式向哥特式的过渡性建筑物。1248年科隆大教堂开始兴建，前后经过了600多年的不断建造、改进和完善，直至19世纪才最后竣工。它受到法国哥特式建筑很大影响，带有两条长廊的袖廊和一圈多边形的小教堂，这种平面结构来源于亚眠主教堂。但却极大地提高了中厅的高度并降低了宽度，使中厅高达48米，钟塔高达157米，宽与高之比为1：3.8，是所有教堂中最狭窄的，由此使垂直的柱群增强了上升的冲击力，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超脱尘世的效果。科隆大教堂是德国哥特式建筑的杰作，也是欧洲北部最大的哥特式教堂。

在欧洲始终游离在哥特式建筑之外的是意大利，它的建筑始终保持着传统的因素，呈现出古罗马的建筑风格。除了北部地区伦巴第受到较多的法国哥特式影响之外，意大利的建筑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不过，建于14世纪后期的米兰大教堂，是一座由德法建筑师参加建造的具有哥特式风格的著名建筑物，它有135个耸立向上，直刺天宇的小尖塔，在眺望中整个建筑就好象是一座空中森林。

中世纪哥特式建筑是西方建筑艺术中生命力最为持久的一种建筑形式，从12世纪诞生直至15世纪仍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其艺术成就惊天动地，叹为观止，其非凡的艺术想象力和精湛卓绝的建筑技术的结合，达到了匪夷所思，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其高超的象征性和表现力所传达给人们的宗教信仰、宗教情绪、宗教体验和宗教情怀，撼人心魄，撞击灵魂。那份辉煌，那份崇高，使每一个人不能不为之所折服、所震慑。约翰•麦茜在《世界文学史》中说道：“中世纪的艺术天才，……表现于建筑及其与建筑有关的艺术。当时的哥特式寺院，如果不能使一个近代人觉得自己的渺小，至少也可以打击他的骄傲，使他不敢对他的中世纪祖先取鄙视的态度。”

“不久以前，有些学者认为中世纪是愚昧和迷信的时代，是繁荣古希腊罗马文化与高度发展的近代西方文化之间的一个文化贫乏期。现在，把中世纪当作黑暗时代的看法已被放弃，这是十分正确的，因为我们已经看见了中世纪全盛时期一种丰富的、创造性的文化的结晶。可以肯定地说，中世纪文化的宗教倾向使它有别于古代文化和我们现代的世俗的科学的文化。但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但丁的《神曲》以及哥特式教堂都说明了中世纪宗教精神的创造性。”

第六章中世纪晚期：不可挽回的衰落



中世纪文明在经过了11－13世纪的全盛期之后，开始进入了中世纪晚期的衰落状态。不过，这种衰落并非像一般所理解的那样，是经济的萧条、政治的混乱和文化的衰微。相反，中世纪晚期的城市经济和王权政治获得了重大发展。虽然当历史的脚步刚刚跨入14世纪时，欧洲突然发生了一连串灾难性事件，如粮食减产和食物普遍缺乏使整个欧洲为饥饿所困；黑死病瘟疫袭击了欧洲绝大部分地区，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人因此而丧命；劫后余生、惊魂未定的群众陷入了狂热病态的宗教迷信，以至引发了可怕的屠杀犹太人的运动；上述原因造成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紧张，最终招致农民起义。与此同时，英法之间开始了百年战争。看来，这一切都使14世纪成为一个倒退的时代。然而，这只不过是一些暂时性的历史事件。事实上，中世纪晚期不仅经济和政治有了实质性进展，文化也同样取得了新的进步。不过，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明，而是中世纪的独特文明。中世纪文明的独特本质就在于它是一种以宗教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文明，因此，中世纪晚期的衰落就在于基督教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文明的衰落，在于整个中世纪统一的宗教文化陷入了危机。

三个世纪以来，西欧世界的发展一直向心地趋向于基督教世界的统一，趋向于理性与信仰综合的精神创造，形成了一个庞大统一的宗教文明。然而，当它的发展达到最高峰的时候，这个辉煌灿烂、统一内聚的文明也接近了尾声，随之一个转折离心的过程开始了。道森说：“14世纪是一个分裂和战争的时代，是教会大分裂的时代。它没有发生十字军运动，却经历了土耳其人入侵欧洲和英格兰击败法国的事件。与此同时，已得到大学运动极大加强的西方社会的智力资源也不再有助于基督教思想的统一，而在否定和批判的意义上被用来毁弃上个世纪的工作，破坏前一时代伟大思想家的综合体系赖以建立的智力基础。事情好象是，3个世纪以来不断地在为统一而努力的精神浪潮突然转向了，结果，在生活的每个方面造成分裂和瓦解的力量，占居了统治地位。”于是，中世纪文明走向了不可挽回的衰落。



一．基督教会的衰落：分裂与危机



中世纪晚期教皇权力及其威信的衰微是中世纪江河日下的主要象征。在中世纪的全盛期，教皇政权是基督教世界的统治机关，在教皇指导下整个西欧是一个相对统一的基督教世界的王国。然而，在中世纪晚期，教皇权力开始瓦解，教会政治进入败落的状态。各国君主的权力日益增长，教皇越来越陷入欧洲政治的旋涡。在虔诚的基督徒心中，教皇不再像是基督的使者，而更像是一个世俗统治者。教会与国家争雄的失败导致教皇成为“阿维农之囚”以及更为可怕的教会大分裂。与此同时，教廷腐败，教皇和神职人员生活堕落，而宗教的改革家以及国家政治理论家们，更是激烈地批判和否定教皇的权威，使整个教会陷于道德和精神危机。结果，基督教会不可避免地衰落了，由教皇指导的统一的基督教世界王国的中世纪理想也随之遭到了破灭。

自从教皇英诺森三世使罗马教廷的世俗权力达到顶峰以来，在教权与王权之间，特别是在罗马教廷与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之间的长期斗争中，教权最终取得了对于皇权的胜利，而德意志国家的统一也因此而受到了严重的削弱，陷于四分五裂的封建割据状态。然而，法兰西王国经过从12世纪开始的200年左右不断加强王权的过程，至14世纪初期腓力普四世的时代，已经变得日益强盛起来。在王权与教权的关系上，由于教皇与德皇之间不断进行较量和冲突，于是，法王开始代替德皇扮演罗马教皇禁卫军的角色，继而又一步步发展为抵制教皇以至最终控制教皇的地步。有这样一段富于想象和夸张色彩的文学化的语言，对教皇的窘境作了生动的形容：“当精于算计的教皇与虔诚而野蛮的德国王侯相对峙时，教皇赢得了最终的胜利。……当教会开始把法国人当作主要对手时，教皇就遇上了一些与他同样具有文明的拉丁文化遗传因子、同样以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信仰和同样精于算计、擅长权谋的敌人。而且尤其令教皇们头痛的是，这些法国对手们具有双重的恶棍特点：一方面他们具有德国皇帝和王侯们的那种动辄诉诸武力的蛮横脾性，却又不具有德国人的虔信和愚钝；另一方面，他们具有罗马教皇和主教们的种种奸狡、机智和阴险特性，却不具有后者‘君子动口不动手’的温文尔雅的风范。这些法国人把日耳曼文化的野蛮恶习和拉丁文化的文明恶习熔于一炉，因此当教会面对这样的双料恶棍时，它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13世纪末14世纪初在位的教皇博尼法斯八世，继续坚持教皇权力高于世俗统治者的权力，要求所有想得到拯救的人必须服从教皇，世俗统治者犯了错误，也要接受教皇的审判，而教皇只接受上帝的审判。然而，权力日益增长的法王腓力普却极力摆脱教皇的控制，他采取了许多加强王权的措施，任用一批市民出身并精通罗马法的法学家，免去了一向把持司法机关的神职人员。为了满足英法战争的需要，他下令向教堂征收捐税，并向圣殿骑士团借款。这种举动显然是无视未经教皇同意不得向教堂征税的规定。对此，教皇发布通谕，国王或领主不得擅自向教产征税，神职人员也不得缴纳此税，违者革除教籍。然而，腓力普四世针锋相对，不仅强行征税，而且禁止法国金银货币出境，使罗马教廷的财政受到沉重打击，也使意大利银行家的利益严重受损，教皇的政敌也趁机反对他。博尼法斯八世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只好承认法王在国家急需时可以征收教产捐税。教皇在与法王的第一次较量中失败了。

1301年腓力普四世以叛国罪逮捕审讯了一位法国主教。博尼法斯八世警告说，这是违反教会法传统的行为。按照教会法规定，国家无权审判神职人员。教皇下了教谕进行谴责，命令法王予以释放，并通令法国主教到罗马开会，讨论教会处境问题。腓力普四世却下令禁止法国主教前往罗马，并且召集了由僧侣、贵族和市民参加的法国历史上第一次三级会议，获得了与会者的一致支持。为此，教皇发布了《一圣通谕》，重申了教皇的最高权力，并革除腓力普四世的教籍。愤怒的法王决定废黜教皇另立新教皇，于是，1303年法王逮捕教皇使节，并派人潜往罗马，勾结教皇的政敌，在教皇宫邸逮捕了教皇。这一次，博尼法斯八世遭受了更大的挫折和耻辱，不久便告辞人世。腓力普四世对待教皇的暴力行为，得到了法国人的普遍拥护，也未受到英、德、意群众的反对，这表明教皇权势已进入没落的时代，从此，法王控制了罗马教廷。

1305年教廷在腓力普四世的压力下，选举法国人克雷门五世为教皇。因意大利政局动荡，而克雷门五世在罗马又缺乏地方势力的强有力支持，在腓力普四世的授意下，教皇于1309年将教廷迁至法国南部的阿维农。随后，克雷门五世取消了博尼法斯八世颁布的一切禁令，还修改了《一圣通谕》，恢复法王教籍，发布《荣耀君主》，承认世俗王国是上帝直接设立的，并在腓力普四世的策划下，又裁减了圣殿骑士团。这些严重打击了教廷的声望和独立性，标志着新兴君主政体的世俗势力控制中世纪社会的国际因素的全面胜利。从此，阿维农教廷连续7任教皇都是受法王控制的法国人，教廷仿佛成了法国的一个行政机构。从1309年至1377年的这段时期被称为“教皇巴比伦之囚时期”。

不过，教皇在受法王控制的情况下，依然继续干预其他国家的事务。同时，教皇也是法王与这些国家进行政治交易的筹码，这引起了西欧的普遍不满。而在意大利的教皇国也越来越受到意大利人民的反抗，至格里高利十一世时已经危在旦夕。1376年，格里高利十一世亲率雇佣军离开阿维农进驻罗马，1377年正式将教廷迁回罗马梵蒂冈，经过了68年后，终于结束了阿维农巴比伦之囚的时期。

然而，回到罗马后的教廷却面临着更大的灾难和耻辱，这就是长达40年的天主教会大分裂。1377年教廷由阿维农迁回罗马后，由于法国人在枢机主教团中依然占居多数，因此并未摆脱法王的控制。1378年，格里高利十一世突然去世，枢机主教团希望迁回阿维农，但在罗马贵族和民众的强大压力下，只好选举了意大利人为教皇，称乌尔班六世。教皇决心清除法国人的势力，立即采取了一些不明智的改革措施和指责甚至监禁枢机主教的行为，引起了枢机主教团的强烈反击。4个月后，枢机主教团另立新教皇克雷门七世，并宣布因暴民压力而进行的上次选举无效。克雷门七世及其枢机主教团又迁回阿维农，而乌尔班六世拒不退位，重新组织罗马教廷。从此，西方天主教历史上开始了双皇对峙的大分裂局面。一个在罗马实施统治，而另一个则在阿维农实施统治。

罗马教廷和阿维农教廷互相攻讦，互相开除对方的教籍，同时分别向西欧各国教会派遣主教、征收赋税。双方教皇努力争取各国的支持，而西欧各国的国王和封建主们也根据各自的政治需要和经济利益而拥护某一位教皇。当时的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德意志大部、波希米亚、丹麦、瑞典、英格兰、波兰等地支持罗马教廷；而法兰西、西班牙、苏格兰、意大利南部那不勒斯、西西里等地，则支持阿维农教廷。这样，西方世界也分裂成两个敌对的阵营，一切文化部门的人士也分别制造舆论，支持自己拥护的教皇，攻击对方的教皇。实际上，当时各国的天主教会都已由各国君主所控制，罗马教廷和阿维农教廷也都是依靠各国君主而与对方相抗衡，教皇已经失去了昔日凌驾于这些君主之上的雄风。天主教会的大分裂及其混乱状态，引起了基督徒们的愤怒和失望，大大降低了教会在欧洲人心目中的地位，逐渐遭到社会的厌恶和嘲笑。沃尔克在《基督教会史》中写道：“两位教皇滥用职权，尤其是滥增捐税以维持两个教廷的开支，使欧洲蒙受耻辱，倍受痛苦煎熬。尤为严重的是，有形教会只有一个的这种感情大受伤害。在民众的心目中，教皇的权威一落千丈。”

与此同时，基督教会的种种残暴和腐败的罪恶行为，使得教会日益陷入离心离德和道德堕落的危机之中。自从13世纪成立宗教异端裁判所以来，严酷的审讯和残暴的处罚越演越烈，其惨无人道令人谈之色变，毛骨悚然，所有对教会的行为，如赎罪券、圣物崇拜持怀疑态度者，或是持新思想者，都被判入异端行列，以至连死人都不放过。14世纪有一位异端裁判法官作了这样的记载：任职期间，曾对89个死人判处异端罪行，没收其遗产，他的后裔因而受罚，甚至殃及第三代。 15世纪以后，异端裁判的酷烈程度有增无减，以最为严重的西班牙为例，据统计，从1483以后300多年的时间里，判处的异端分子达38万多人，被火刑处死者达10万余人，可以想象其黑暗和罪恶之极，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教会的离心离德和普遍痛恨的心理。

教会腐败堕落的道德丑闻同样招致了广大基督徒的怀疑和厌恶。阿维农教廷的生活奢侈豪华，由于教廷在意大利的地产收入大多断绝，为了维持这种生活，便大肆增加税收补充财源。教廷除了要求新任教职者将第一年的全部收入作为税款上交教廷外，还大量增加专由教皇委任的圣职数量，以获得大宗税款收入。更有甚者，教皇通过出卖“赎罪券”捞到大笔钱财。赎罪券是教会公开发行的一种专门证书，根据所犯罪恶的轻重程度不同而价格不同。在此“神恩”被当作一件商品自由出卖，使基督教道德的神圣和纯洁遭到严重的玷污。阿维农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最先制定了各种罪行赎买的价格表，后经他的继承者们修订完善，在西欧社会广泛流行，下面摘引几个精彩的片断：

“谁若杀害了父母、兄弟、姊妹、妻子或其它任何一个亲属，只要缴纳5－7枚土耳其金币，便可洗清罪恶；如果一人同时同案参与谋杀数人，只要缴纳131枚利维尔、14个苏和6个杰尼叶，就可免于任何惩罚；谁若杀害了妻子，并想另娶，要是缴纳8枚土耳其银币、两枚杜卡特，便可获准；鸡奸罪和兽奸罪赎价定为131枚和219枚利维尔；凡血亲相奸者，缴纳4枚土耳其银币即予以赦宥。”

14世纪以后教会到处兜售赎罪券的道德丑行更加变本加厉，任何一个罪人只要交出金钱予以购买，其罪孽都可以轻易地得到赦免。除了赎罪券之外，还有各种花样翻新的赎罪方式，可以通过金钱直接向教会的神恩储存库――由圣徒们的业绩所创造――购买“神恩”；还可以到罗马朝圣，在此期间向教会的各种圣礼和仪式交纳款额，也能获得赦罪；如情有可原，无须前往罗马，只要向教会交纳一笔相当于罗马之行的款项，同样可以得到赦罪；更有一种出卖具有赎罪功效的圣徒遗物的方式，以至出现千奇百怪的惊人数量的赝品冒充圣徒遗物的荒谬绝伦的行为。这一切使教会获得了大量的钱财，不仅严重损伤了教会的威信和尊严，而且也带来了普遍的道德堕落。人们尽可以放心大胆地作恶，只要购足了赎罪券，不必担心死后灵魂的前程。赎罪由个人内心的良知发现变成了外在的买卖关系，进入天国享受永福对于有钱财的人成了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基督教会已经全然忘却了基督的警告：“有钱财的人进上帝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上帝的国还容易呢！”

对此，海涅讽刺道：“这种通过金钱来实现的赎罪，对人类是一次善举，对教会是一笔收入。这就是说，教会让人支付一笔罚款来换取各种肉体的享乐，所有的罪都有一个赎价，从此便出现了一批神职商贩，这些人以罗马教会的名义到各地兜售不同金额的赎罪券。”霍尔巴赫也尖刻地嘲讽道：“这是教皇和主教为了某种奖赏而发的作恶许可证。由于赦免，不许可的和犯罪的行为就成了合法的，甚至是值得表彰的，因为赦罪费充实了天父和他的钱柜。”捐献钱财以赎罪的善举最终演变成用金钱购买作恶许可证，这种堕落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不仅如此，14世纪以来的穷困、瘟疫和战争使得大批人丧生，失去依靠的许多妇女进入修道院充当修女。结果，许多女修道院实际上变成了神职人员和贵族的妓院，伤风败俗的丑行层出不穷。15世纪以后，教皇生活的腐化糜烂，各地教会的堕落衰败，教士和修士们的丧德败行日趋严重。1512年，弗兰西斯修会的一名修士托马斯•慕纳在讲道中揭露，有一个女修道院的院长是该修院中私生子最多的一个。有一位作家马苏奇奥也披露了修道院里修士和修女之间发生的种种败行：“我不是一次而是好几次在场，一切都是我亲眼所见。那些修女们以后生出了漂亮的小修士，或者用其它方法防止产生这种结果。如果任何人斥责我说谎，那就请他好好地去搜索一下修女院，他将在那里找到和在希律王时代的伯利恒一样多的小尸体。”就连力图成为世外一方净土的修道院也最终变成了藏污纳垢之所，道德的堕落由此可见一斑。

教皇与法王之争的惨败，罗马教皇成为阿维农之囚，天主教会大分裂及其双皇对峙，神职人员的道德生活的腐败堕落，这一切都使教皇的权力受到质疑，教皇的威信一落千丈。因此，在同一过程中，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便也展开了对教会世俗化和教皇权力的批判，出现了种种否定自克吕尼派确立的教皇权力至上论的观点。实际上，这些批判者们也都可以被看作是教会改革者，然而，自14世纪以来的中世纪晚期的改革者们，却与中世纪全盛期的改革者们有着本质的差异。那时的改革者如克吕尼派、西多派以及托钵修会，都致力于反对封建主干预圣职授任，反对教会及其神职人员的世俗化，极力主张并维护教皇的最高权威，教会和教皇掌握着改革运动的领导权，就是说，教会改革运动与教会统治及教皇权力是一体的。可是，如道森所指出的那样，在中世纪晚期，教会失去了改革运动的领导权，改革家们在精神上主要是反教廷的。一部分人是世俗君主权力的支持者，他们完全是站在君主的世俗立场上要求变革教会；另一部分是否认整个教会等级制度的作用与威信的激进虔信者，他们却是站在宗教本身的立场上要求改革教会。前者在受到谴责时往往可以得到世俗统治者的保护，而后者的思想被斥为宗教异端遭到了严重的迫害。

14世纪欧洲民族国家兴起，专制王权开始形成，一批维护君主权力的政治思想家开始试图论证国家王权的合理性与合法性。他们站在世俗统治者的立场上，积极主张改革教会或削弱教会世俗统治权，捍卫国家利益，对教皇既统驭世俗领袖又管辖教士的理论提出了挑战。伟大的意大利诗人但丁，在神学上是一个正统的基督徒，在政治上却首先提出了王权独立、政教分离的国家理论，并且积极参加政界活动。当时意大利的城市政治陷于一片纷争，但丁希望有某种权力能将个人、阶级与城邦互相调和，形成一个有秩序的整体，在其中人们可以安全、和平地一起工作和生活。历代教皇长久以来都反对意大利的政治统一，因为这会危及到他们的精神统治和世俗权力，所以，唯一的希望是恢复和建立古罗马的伟大统治。但丁发表了《论帝制》一书，提出和平是人类的最高幸福，而只有皇帝才能最有效地确保和平。帝国的权力理所当然地应该归于罗马，正象教权引领人们得到永生的幸福一样，皇权是为人追求现世幸福所必不可少的。帝国统治的权力并非来自教会，而是来自于社会秩序需要政府的自然律，自然律是上帝的旨意。因此，皇权与教权都同样是来自上帝，都不应该互相干预对方的职权范围。对于教皇根据圣经和历史事例作出的教权高于王权的种种解释，但丁逐一详加驳斥。他的观点在死后产生了影响，得到争帝位、反教皇的巴伐利亚诸侯路易的欢迎，但教皇却焚毁了他的书。

在法国出现了一些更加激进的观点，对后世的政治理论也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巴黎一位名叫约翰的多米尼克修士，于1302年发表《论国王和教皇的权力》，主张教会原本是一个精神团体，它的任务是主管圣礼，它的权力并没有延伸到世俗事务中去，教会干预世俗事务必然危及国家的稳定。教权与王权都是上帝赋予的，都以人民主权为基础，都应该在各自的领域里主宰事务。教会在精神事务上是优越的，国家在世俗事务上是优越的。

对教会介入世俗事务进行批评的最重要的论著，是在巴黎大学任校长的帕多瓦的马西留的《和平的捍卫者》。马西留是14世纪国家主义政治哲学理论最著名的代表，他在书中首先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国家理论，证明神权只是国家政权的一个部分。神职阶层一方面靠天启的帮助，指导以来世为目的的公共生活；但另一方面，它的作用要符合国家的目的，这就是维护法律和秩序，促进社会公益，所以，神职阶层的作用是国家职能之一。然后，马西留又把国家原则和教会法则严格区分开来，以避免教会法则干涉国家事务。他指出，宗教条规来源于一个更高的精神领域，涉及的是超自然的世界，是不能被理性证明的信仰原则。而政治的范围是自然的物质世界，是人类社会的事务。政治思想家们不应该使世俗的王国适应信仰的教条，国家依据它自己的原则处理事务，这种原则与宗教条规无关。国家是自给自足的，不需要一个更高的权威来指导。他把意大利的内战、仇恨、犯罪、死亡等等，都归咎于教廷对世俗政权的干涉，因而主张政教分离。这样，马西留就否定了中世纪教皇政治理论的基本原则。按照这一原则，君主受权于上帝，教皇是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被赋予指导君主的权力；国家是按照神圣秩序组成的世界的一个部分，要按照精神的目的来实现。因此，教会高于国家，教皇高于世俗君主。相反，在马西留看来，教会只能是不应干涉世俗事务的精神机构。就教会内部而言，最终的唯一的权威是《圣经》，任何主教和教皇都没有权力把自己的解释等同于《圣经》所包含的真理。教皇权力的基础是以全教公会议为代表的全体基督徒，他们就是教会的立法机构，是教会的最高权力代表。一切主教的地位都是平等的，教皇的权威不应凌驾于一切主教之上。马西留因否定教皇最高权力的激进理论，于1327年被教皇约翰二十二世革除教籍，并于1343年被下任教皇克雷门指责为严重的异端邪说，但得到了巴伐利亚诸侯路易的庇护。他的理论对后来的宗教改革运动产生了很大影响。

另一些站在宗教本身的立场上要求改革教会的激进人物，质疑教会的权威作用，主张恢复教会原始的基督精神，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异端思潮，其主要代表是英国的威克里夫、捷克的胡斯等人。

约翰•威克里夫是牛津大学的神学教授，负有学识渊博的盛名，深受奥古斯丁的影响，坚持唯实论观点，与当时流行的唯名论观点相对立。1374年，英王委任他为路特沃斯教区长和英国王室神学顾问，奉命出使法国进行英法停战谈判，并同阿维农教皇格里高利十一世代表就英国神职授任等纠纷进行谈判。他按照英王和议会的意见，拒绝教皇在英国有神职授任权，否认英国是教皇的侍臣国，教皇法庭应限制英国人上诉等等，对此，双方未达成任何协议。1376年，他在牛津发表《论世俗统治权》的讲演，提出上帝是最大的君主，一切民政的与属灵的职位都是上帝指定的，两者的权力都是上帝赋予的，世俗统治者和教会统治者都没有主权。世间的一切财富也都是上帝赐予的，人们只有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如果他们奢侈浪费，或者滥用职权，就会失去主的托付。上帝指派政府管理世俗事务，就如同指派教会管理属灵事务一样。不称职的神职人员的世俗财产应由政府没收。威克里夫的思想得到了英国贵族、托钵修士和普通群众的广泛拥护，却激起了神职界上层、拥有财产的修会和教廷的反对。1377年伦敦主教传讯他，教皇格里高利十一世连下5道敕令逮捕审讯他，1378年伦敦主教和坎特伯雷大主教对他提出诉讼，却都因为一批宫廷权贵的有力保护和民众的支持而没有实现。

威克里夫继续坚持教会改革的主张。在他看来，《圣经》是教会唯一的法律，是信仰的最高权威。基督教教义的最高权威是圣经，而不是神父们的说教，这就对中世纪教会的一条根本主张，即通过教会是拯救的唯一道路构成了挑战。他指出，全体信众而非枢机主教们是教会的中心，基督而非教皇是教会的首领。教皇并不一定是上帝的选民，这要根据他是否为教会造福来决定。那些千方百计地攫取世俗权力和财富的教皇是“敌基督”，富裕的、有严密组织的等级制教会是不必要的、错误的。英国教会应该脱离罗马教廷，成立国王统治下的国家教会，坎特伯雷大主教也应该由英国人担任。神职人员不应拥有产业，应该没收教会财产分给贵族，教会应该回到使徒式贫困时代，教会向教徒征收的什一税应改为自愿奉献。他断言违反教规的神职人员主持的圣礼是无效的，并否认“变体论”，认为神父在圣餐式上不能把面包和酒变成基督的血和肉，由此也就否认了神职人员的特权。

在威克里夫的一系列激进学说的影响下，一些“穷教士”以使徒式贫困为榜样，赤足到各地布道，向人民传播福音，并抨击罗马教会，宣传不向教会交纳什一税，号召人们把教会从穷人身上榨取的财富夺回来。1381年爆发了农民起义，起义队伍开进伦敦，处死了坎特伯雷大主教，要求没收教会的一切财产。在这种情况下，威克里夫在1382年召开的、同样也得到了英王同意的牛津宗教会议上，终被定为异端受到谴责，从此禁止一切公开活动。在到去世为止的两年幽居生活中，他把《圣经》从拉丁文翻译为英文，对标准英语的形成和英国民众的宗教信仰作出了重要贡献。在他去世30年后召开的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上，他被判为异端首脑，他的著作被烧毁，他的骸骨被焚。然而，他提出的圣经是信仰的最高权威的思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视为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驱。

约翰•胡斯是捷克布拉格大学的校长，除了“变体论”之外，他基本上接受了威克里夫的思想。他热情布道，抨击教会腐败，倡导民族国家独立的政策，主张教会是由上帝预定的人组成的，它的真正首脑不是教皇而是基督，教会的法律是《新约》，教会的生活应像基督那样贫困。他的观点遭到布拉格的大主教茨宾耐克的仇视，在1409年的比萨宗教会议上，茨宾耐克向教皇亚历山大六世控告了胡斯抨击教会的罪行，并汇报了威克里夫的异端思想的流行情况，教皇委派他予以根除。于是，1410年胡斯被他革除了教籍。不满的市民和学生们上街游行示威，胡斯在国王的保护下，继续宣传威克里夫的思想。

1412年，教皇约翰二十三世为了筹集对那不勒斯战争的经费，派特使到捷克推销赎罪券。胡斯在群众中激烈抨击这一行为，疾呼只有上帝才有赦免权。随后，布拉格人民举行反教皇示威，遭到教会和某些贵族武装的联合镇压。胡斯在群众的支持下，依然公开抨击教皇是敌基督，是地狱的魔鬼。随着群众运动的日益高涨，斗争的情势变得复杂起来。上层市民分子开始反对胡斯的言论，国王也担心在他的言行激励下越来越高涨的群众运动会危及到统治的稳定，于是，胡斯被迫离开布拉格。他到捷克南部以后，继续向农民们宣教布道，号召人们起来反对教皇，他的影响遍及西欧许多地区。

1414年，德皇西吉斯孟召开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主旨是解决天主教会的大分裂问题。德皇以人身安全为条件，命令胡斯出席会议。胡斯到达康斯坦茨后，立即遭到教皇约翰二十三世的逮捕，投入修道院的地牢。1415年，在会议审判了威克里夫后，又判胡斯犯有异端罪，剥夺神职，移交世俗法庭处以火刑。胡斯宁死不屈，拒不悔罪。在刑场上他向群众演讲唱诗，在烈火中慷慨就义。他的尸灰连同火刑柱下的泥土，都一起被扔进了莱因河，以防群众携回作为圣物纪念。

然而，胡斯之死激起了1415－1419年的一场捷克人民反罗马教会的大起义，史称“胡斯战争”。起义者冲进教堂，焚毁修道院，痛殴神职人员，并占领城市，是捷克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1420年大败德皇西吉斯孟组织的“讨伐波希米亚异端”十字军，1427和1431年又粉碎了十字军的第四次和第五次进攻。然而，由于起义军内部激进派（塔波尔派）和温和派（圣杯派）之间因起义的最终目的发生分裂，罗马教廷趁机分化了起义军。激进派后因内部出现叛徒，终于在1434年十字军和圣杯派联手的利班战役中，几乎全军覆没，余部至1452年也被剿灭。

一系列反教廷的异端运动，捍卫国家统治者的世俗权力的主张，以及天主教会的分裂状态和教皇、神职人员的种种腐败、堕落的行为等等，都表明中世纪晚期教会已经陷入了严重的衰落与危机之中。最使欧洲的基督徒们感到失望和愤怒的是两个教皇对峙的分裂局面，教皇的尊严和威望在教徒们的心中可谓一败涂地。因此，各个国家都纷纷撤回了对两个教皇的分别支持，要求结束混乱的分裂局面。教会内部也出现了主张公会议权力高于教皇的公会议运动。当时巴黎大学的教师们的呼声最高，在马西留提出全教公会议的权力至高无上以后，他们纷纷撰文，劝说法王查理五世联合其他君主召开公会议，解决可耻的分裂局面。经过种种努力，1409年，在法国影响下终于召开了比萨宗教会议，宣布废黜两个教皇，另立亚历山大五世为统一教皇。然而，两个被废的教皇不承认公会议决议，拒不退位，结果，基督教世界形成了三皇鼎立的局面，导致天主教会更加分裂与混乱。

1414年，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孟为了结束分裂局面，迫使亚历山大五世的继任人，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在康斯坦茨召开天主教公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主教和修道院长，有大学的神学和法学教授，还有皇帝和国王的代表，是中世纪历次会议中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会议按照程序，先废黜了三个教皇，然后组成由枢机主教团和30名代表参加的选举团。1417年选立了新的教皇马丁五世，终于结束了天主教会长达40年的分裂局面。然而，教皇的威望和权势并未因此而复升，而是从此一蹶不振了。康斯坦茨会议明确地提出了公会议权力至上的原则。

不过，康斯坦茨会议在道德和体制方面试图进行的教会改革，由于各种利害关系终未成功。1431－1449年又召开了长达19年的马拉松式巴塞尔宗教会议，重申康斯坦茨会议关于普世主教公会议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公会议的权力来自基督高于教皇的宣言，继续讨论康斯坦茨会议未能解决的教会体制改革和道德改革问题。然而，公会议运动由于致力于镇压以胡斯等人为逮捕的改革潮流，失去民众支持，再加上内部意见不一致以及与教皇的矛盾，在改革教会问题上一无成就，最终烟消云散。1460年，教皇庇护二世公然宣布公会议运动为异端。

中世纪晚期的教皇们失去了改革和进取的宗教创造性，深深地卷进欧洲各国的政治旋涡和世俗生活，忽视了自身精神上和道德上的神圣责任，使基督教会陷入不可挽回的衰落之中。到16世纪终于爆发了路德开始的遍及欧洲的宗教改革运动，从此，西方基督教再次分化为天主教派和新教教派，彻底毁灭了关于建立由上帝的代理人教皇指导的统一的基督教世界王国的幻想。相反，各个民族国家却摆脱了教会的束缚，在独立、统一、强盛之路上大踏步地前进了。

神光沐浴下的文化再生――文明在中世纪的艰难脚步 （7）

二．基督教在西欧的传播与文明的重建

在基督教对古典主义的胜利凯歌声中，西罗马帝国于公元476年终于在蛮族人摧枯拉朽般的强大攻势下灭亡了。这一事件标志着希腊罗马古典世界和理性主义时代的终结，标志着中世纪拉丁基督教世界和信仰主义时代的开始。

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分崩离析，西欧陷入了一片混乱。强大的中央政府已不复存在，法律体系和社会秩序陷入了瘫痪，全副武装的游牧人成群结队地四处烧杀抢掠，城镇被摧毁，经济生活被彻底打乱，原有的学校也消失了，社会的文化水平急剧下降。古典的理性文化进一步停滞或丧失，到处都陷于一种蒙昧的精神状态。帝国后期就已经衰退的商业和罗马城市机构的生命力进一步萎缩，城市经济加速向农村经济转变。欧洲文明的心脏地带由地中海转向了北方，经济活动退化为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由各自分立、经常处于战争中的日耳曼诸王国构成的政治舞台，更是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因此，近代以来，许多史书把中世纪这一早期阶段，甚至把整个中世纪都称为“黑暗时期”。然而，西方自现代以来对于中世纪文明史和整个西方文明史的研究，已经普遍否定了把中世纪视为“黑暗时期”的陈俗偏见及其合理性。而且，即使在中世纪早期，文明的曙光也并没有完全被“黑暗”所吞没。从6世纪至8世纪，欧洲人一直在拼命克服由罗马帝国的崩溃和希腊－罗马文明的退化所造成的混乱。在痛苦的挣扎中，文化在逐渐地、缓慢地整合着。在基督教教会积极保存文明和传播文明的努力下，蛮族人相继皈依基督教，欧洲开始聚集在神圣的基督旗帜下。伴随着法兰克王国的兴起，西欧社会在一定程度上重新统一起来。封建制和庄园制的确立和发展，为一种有着自己独特风格的新文明提供了经济和政治模式。因此，应该说，中世纪早期阶段是一个野蛮的挑战和文明再生的机遇同时并存的时代。

西罗马帝国灭亡后，日耳曼各部落继续纷纷涌入罗马境内，建立起一系列蛮族国家。“六世纪降临时，西罗马帝国已是记忆中的往事，在它的故址上许多相继建立的日耳曼国家，依稀展示出现代西欧国家的前景。狄奥多理克在意大利领导着比较开明宽厚的东哥特－阿里乌政权，未开化而正统的克洛维完成了法兰克政府高卢的大业；信奉基督教阿里乌派的日益贪婪残暴的汪达尔王朝，统治着倔强而有正统观念的北非人民。信奉阿里乌教的西哥特人虽被法兰克人赶出南高卢，但他们的政权继续统治西班牙又达两个世纪。此外，盎格鲁人与撒克逊人正在不列颠建立许多非基督教小王国的过程中，日后将结合为‘盎格鲁兰’或英格兰”。 由此开始的中世纪社会，使原已衰落的古代世界更加普遍地陷入了一片纷争与混乱、无序与黑暗之中。这是一个无政府的时代，一个以暴力为法则的时代。

从公元500年到公元700年间，西欧的大部分地区都呈现出退化和落后的状态，中央政权、城市生活、商业和学术已显著凋零衰败下去。强健勇敢的日耳曼人本质上是一个生活在乡村的民族，他们在组织形式和观念上都是部族式的。所以，异族的国王们虽然夺得了罗马的权力，但他们却根本没有能力来管理庞大的帝国行政机构。他们没有训练有素的文职人员来管理国家，没有系统的税收制度来为其统治提供牢固的金融基础。他们对于如何有效地管理公共福利事业一窍不通，把王国视为他们的私有财产，将之划分为若干区域，交由一些贵族豪门成员来管理。“除去狄奥多理克之外，日耳曼国王都不能长期推向所继承的罗马行政传统。他们同意废除罗马征税制度，准许私人拥有造币特权，国家的权力和财富日渐削弱，这不是由于国王们的慷慨大方，而是由于他们的昏庸无知，缺乏最低限度的政府责任感，把王国看作私有庄园，或经营或转让仅凭一时之念。他们随意将土地和权力赐给贵族及教士，而视保留的部分为私人财产，一意为自身利益经营。总之，他们成功地把无政府状态和暴政两种最丑恶的东西结为一体”。 他们的传统与罗马的法治思想和公民观念也格格不入，日耳曼人只知效忠于宗族和部落的首领，而对于一个统一多民族公民的、不具人格的国家，却缺少效忠的概念。许多旧时的罗马市镇虽然依然存在，但是，它们的重要性已经大为下降，城市中心迅速倒向农村中心。蛮族的统治者们让他们的人民定居乡下而不是城市，他们不能有效地利用城市作为地方政府的工具，城市不断失去对乡村的控制，罗马的公路也因得不到维修保养而毁坏。商业随之萎缩了，古典的城市文化也已大部分消失了。只剩下基督教的寺院、农民的村庄、由佃农耕种的大庄园或半封建性的庄园，作为某种组织性的机构发挥着一定的功能。罗马全盛时代存在的那种国际间的经济已经不复存在。除了小量奢侈品的交易外，经济已经很快地衰落下去，为地方经济和农村的自给自足所取代。

自罗马帝国晚期以来就已经衰退的希腊－罗马文化，在帝国崩溃后的几个世纪里更是以加速度衰退。“旧罗马的上层阶级丢弃了他们的传统，而将日耳曼征服者的习俗吸收进来；罗马的学校关闭了，罗马法逐渐被废止。一直作为希腊－罗马艺术家主题的人的形象被简单的几何图形所取代。除了教士，几乎没有人能读能写拉丁文，而有学问的教士也是屈指可数。欧洲人的希腊语言知识几乎完全丧失，拉丁语的修辞风格也退化了。许多古老的古典文学著作或失传或没人去读。与拜占庭、伊斯兰和古罗马的高度文明相比，欧洲文化似乎差之甚远。” 韦尔斯在《世界史纲》中也指出：“当时的日常生活，就体育、智育和德育来说水平的确都是很低的。人们常说，六至七世纪的欧洲又回到了野蛮状态，但那并不说明情况的真实性。更正确的是说罗马帝国的文明已落到极端腐败的状态。野蛮状态是雏形的社会秩序，在它的范围之内还是有秩序的；但是欧洲的情况在支离破碎的政局下是一种社会混乱。它的风气不是茅屋乡村的风气，而是贫民窑的风气。在野蛮人的茅屋乡村里，野蛮人知道他是属于一个社团的，生活和行动有所约束；在贫民窑里，个人既不知道有更大的集体，也不知道自己的行动同这集体的关系。” 由此可见，中世纪初期社会的整个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秩序已经陷入完全瘫痪的状态。

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 在这一片的混乱与黑暗之中，在政治权能退化，经济生活萧条，学术文化衰微的处境之下，当昔日辉煌的古典文化完全淹没在蛮族人的蒙昧而粗野的习俗中时，基督教教会作为西欧社会中唯一的一个政治－文化统一体，作为文明社会遗留下来的唯一完整的组织，全力承担起了挽救和延续文明、保存和传播文明、重组和塑造文明的重任。这一现象给西方文明日后的发展涂上了浓重的基督教色彩。正是基督教及其教会保存了古典文明的种子，并且为正在痛苦的挣扎中萌生的新文明提供了模式和方向。对此，《牛津基督教史》中有一句话评述道：“如果说基督教在罗马世界中的基本态势是学习的话，那么在日耳曼西方的基本态势就是教导别人，它传授给日耳曼人的正是它过去从罗马人那里学来的东西。” 英国著名科学史家丹皮尔在其名著《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中也这样说：“罗马帝国虽然亡了，它的灵魂仍在天主教会中活着，后者不但继承了前者的组织结构，并且承袭了大一统主义（universalist）的理想。……从哲学上说，天主教会是希腊化文明的最后成就；从政治和组织上说，它是专制的罗马帝国的后裔与承继者。” 威尔. 杜兰更是以赞美的口吻写道：“罗马天主教会是历史上最伟大的杰作之一。……人们困于贫穷，疲于冲突，畏于神秘，或惧于死亡，于是在他们的精神饥渴中便发轫了这个组织。这对数以百万计的人们，教会带来了足以鼓舞从容就死的信仰和希望。”

基督教会起初只是信徒的简单组合或一种集会。渐渐地，教会按照等级制度发展起来。那些有权力主持弥撒仪式的教会成员被称为教士或者主教。他下面有执事、副执事、助手、读经者协助他工作。渐渐地，主教就成为该教区中握有大权的教士，他负责解决教义和宗教活动中的争端，并主持所有的宗教活动。那些在帝国的主要城市，如罗马、亚历山大里亚、安提阿、耶路撒冷、君士坦丁堡主持宗教事务的主教，都是地位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主教。一般来说，主教和大主教是教会的高级领袖，分别管辖主教区和大主教区。大主教区原先在地域上相当于罗马帝国的行省，主教区相当于行省下面的城市，以后在中世纪历经变迁，但仍都包括较大的区域。教会的基层组织是乡镇的教区，由教区神父负责管理。通常在皇帝或主教的主持下举行宗教会议，包括只代表一个省的省区会议，代表东方或者西方的全国教区会议，代表东西两方的主教公会议，针对所有基督徒的全基督教教会会议。教会通过信仰和教规对基督徒发挥着强有力的组织力量。以后，罗马的主教渐渐地被称为教皇，因为耶稣的使徒彼得创建了罗马主教管辖权，彼得和保罗都是在罗马就义的，罗马是帝国传统的首都，因此，罗马主教宣称罗马教会高于其它教会，罗马主教拥有对其他主教的最高权威。西部罗马教会与东部君士坦丁堡教会互相对峙，为争夺基督教首席地位进行了长期的斗争，构成了中世纪教会史上的一个重要内容。不过在西方世界，基督徒们都把罗马看作基督教的真正首府。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教会在一片腐败混乱的世界里，更成为中流砥柱的领导力量，担负起了挽救文明、塑造文明的历史重任。

基督教会拯救和重建文明世界的努力，首先表现为它作为唯一有效的组织，纵横捭阖，四方周旋，在纷乱的世界里承担起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责任。早在罗马帝国后期，当罗马国家及其组织机构和制度衰退之时，基督教的教会组织便已逐渐发展强大起来，获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和权力。与越来越衰败的罗马国家不同，基督教会是一个健康向上、充满活力的有机组织。当罗马帝国的上层社会丢弃了他们对古典文明的道德价值的承诺时，基督教会的领袖们却热诚地献身于他们的信仰。日耳曼人摧毁了西罗马帝国之后，“西方的损失在规模庞大的政府与组织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黑暗时代期间，虽有查理曼帝国昙花一现，但仍然显示出此一时期的人们无力组织一个庞大的政府来治理一个广大而复杂的政治或经济社会。只有罗马公教能超越这种早期国家或省区间的狭小界限，可以在广大的人民当中，维持一个有效的组织。” 事实正是如此，蛮族人在西欧的土地上建立起的一系列互不相属的蛮族王国，使整个西欧世界陷入了一种四分五裂的状态。面对一架庞大的帝国行政机器，蛮族的国王们却完全没有能力运转它，管理它。正是“基督教会承袭了罗马帝国的传统。它作为一个较高层次文明的使者，带着罗马法的威望和罗马名字的权威来到蛮族中间。罗马帝国政治制度的崩溃留下了一个任何蛮族国王或酋长也不能弥补的巨大空隙，而这个空隙被作为新兴民族的导师和法律制定者的教会填补了。”

在此，基督教会承担起了许多先前由帝国履行的政治职责，它通过保留罗马的管理体系，不仅执掌着对于罗马城及其周围领土的控制权，采用罗马的管理方法有效地组织和管理着教会在意大利、西西里、撒丁、高卢和其它地区的财产，而且维修罗马的公共建筑，移民到荒地，给穷人发放粮食救济，以及给军队发饷这类事务，都由教皇的官吏来安排；甚至于抵御蛮族入侵，与侵略者谈判等，也都由教皇负责。当公元6世纪末，伦巴第人入侵意大利之后，罗马教会全力承担起了保卫罗马城的重任。在这一危机时期，格列高利一世（公元590－604年），也称为大格列高利当选教皇。他是罗马元老院达官显贵家族的后裔，捐献全部财产给修道院，弃官为修士，被认为是中世纪西方教会史上的“第一个重要的罗马教皇”，有“中世纪教皇之父”的称号。这位受命于危难之际的能干的教皇，领导着罗马人或用武力与伦巴第人对抗，或用金钱与之媾合，保卫了罗马城免遭沦陷。为了加强实力，在格列高利一世的努力下，罗马教会成为当时的主要金融机构，他还在经济上施展各种财政手段，牢牢掌握住罗马教会在各管辖区的教产，大大增加收入，不仅维持了教界生活，而且供给罗马人民，加强罗马防务，举办各种慈善事业，为罗马的安全建立了殊勋。

罗马教会在努力支撑着混乱局面的过程中，同时也在积极地谋求着自身的发展，逐渐确定稳固了教皇制。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罗马教会起初感到茫然无措，但这实际上是为它提供的一个可乘之机。它在摆脱了外在束缚之后，很快便利用混乱无主的局面，扩充权势，发展实力，提高主教地位，扩大基督教疆界，使罗马教会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因此，中世纪初期是罗马教廷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得以真正确立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伦巴第人入侵意大利的事件为它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富有决定意义的良机。公元6世纪，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为了收复落入蛮族人之手的西部国土，派遣一支军队消灭了北非的汪达尔王国，接着又进入意大利粉碎了东哥特人的军事力量。可是，东哥特王国的灭亡却为伦巴第人6世纪末入侵意大利开辟了道路。而伦巴第人的入侵恰好为罗马教廷提供了一个摆脱拜占庭的统治而独立，从此真正开始教皇制传统的机会或起点。精明能干的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一世与东罗马帝国钦使展开了周旋，通过巨大的努力，终于取得了管理罗马的宗教、军事、政治、财政等大权，并逐渐扩大了管辖范围，成为当时意大利最有威望和权势的人。与此同时，教皇又改革教会，严格教规，整顿教会组织，推行修道院制度，使修道士与罗马教廷建立了更加密切的联系。格列高利意识到，如果罗马教廷想有效地领导基督教世界，它就必须对意大利以外的教会行使权力。于是，他于公元596年，派遣本尼狄克布道团的修道士去英格兰传教，将盎格鲁－撒克逊人争取过来，确立了罗马教廷对英格兰教会的领导地位。这项政策为他以后的继承者们所接受下来。作为一个机敏的外交家，他还懂得，如果罗马教廷想避免伦巴第人的侵犯，就需要得到一个强大的王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支持。于是，他要实现与法兰克王国的联盟，与之签订了友好条约。格列高利一世的一系列建树，为罗马教会和教皇制的真正确立付出了汗马功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英国哲学家罗素评价道：“罗马法、修道院制度和教廷长久而深远的影响，主要应归功于查士丁尼、边奈狄克特和格雷高里三人。……他们成功地创始了许多终于驯服了蛮族的制度。” 格里高利同哲罗姆、安布罗斯和奥古斯丁一起，被列为教会的“四大博士”之一。大约150年之后，罗马教廷与法兰克国王们的联盟真真正正地实现了。“教皇国”的诞生，教皇加冕皇帝，意味着教皇制终于完全确立起来，而中世纪文明的根本特征也得以由此塑造而成。

由于罗马教会在一个混乱又动荡的世界里，中流砥柱，力挽狂澜，真正发挥了组织领袖的作用，因而成为中世纪的统治堡垒，成为社会文明的代理人。可以这样说，在一个垂死的世界，基督教会是唯一能够重建文明生活的机构。于是，教会的权威取代了帝国的权威，凯撒的王国让位于上帝的王国。在一个没有皇帝的尘世之城的废墟上，天国在尘世的代理人就成为名正言顺的最高统治者。《牛津基督教史》中对此有过这样一段描写：“公元500年后，西欧的基督徒中有更多的人已不再是罗马帝国的公民。到600年，罗马皇帝的权力只在意大利半岛的若干地区还得到承认。即使在半岛上，到了下一个世纪，这种权力也变得微弱无效了。在居住着日耳曼人并受到日耳曼国王统治的地区，新的政府形态和新的政治制度往往与古老的罗马传统并存，大多数人的生活视野更狭窄了，曾维系着各个相距遥远的省份的那种广泛联系渐趋淡薄。地方神职人员和军人阶层中的上层人士逐渐形成紧密结合的小规模集团，这些集团代表着狭隘的利益和局部的忠诚，有时还带有强烈的地方自豪感。在这样一个世界中，代表地方世俗统治者的教权和军权凌驾于政府官员之上，许多城市，特别是罗马的政权逐渐转移到主教手中。6世纪末，一个法兰克国王抱怨说，所有的财富都归属主教了，王室政府财政收入锐减，城市中主教们的权力正在取代王权。只有主教才有资格和财力去实施原本由地方贵族负责的工作，诸如建造新运河、保障用水供应、维修防御工事等。他们也承担起举办慈善事业这类传统任务，包括赈济贫民、安置难民和救赎俘虏。” 在这种情况下，城市与其说是商业和精神生活的中心，不如说是基督教主教们的大本营。

面对着帝国瓦解之后古典文明的衰败和蛮族人的蒙昧状态，基督教会在发展壮大自身，全力支撑混乱局面的同时，开始了教化蛮人，将古典文明的因子注入蛮人体内，使之逐渐脱离原始野性，走上文明化道路，并根据信仰一体化的原则，将整个欧洲统一在基督的旗帜下，从而形成一种新文明的神圣使命。黑格尔说：“这些野蛮民族的愚拙无知和恐怖的狂暴，必须用奴役或服役的办法去医治，而通过奴役或服役就可以完成对它们的教育或锻炼。人类在这样的桎梏之下服役，为的是把日尔曼民族提高到精神生活，人类必须经历过那样残酷的训练。” 这种训练就是基督教教会对日耳曼人传播基督福音，进行精神教化的过程。

早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前，一些蛮族部落就已开始了接受基督教的思想历程，不过，基本上接受的是被基督教正统派贬为异端的阿里乌派的宗教思想。到公元3世纪末时，在西哥特人居住的地区，就已经出现了最初的教会组织。一些虔诚的基督徒为了抵御异教文化的奢靡风气，也自觉地深入到日耳曼人生息的蛮荒之地，去传播上帝的福音。公元325年第一次主教公会议――尼西亚公会议之后，阿里乌派的宗教思想遭到贬抑，在帝国境内得不到发展。于是，转而向广大的日耳曼地区渗透。结果，先是西哥特人，后是东哥特人、汪达尔人，还有较远的勃艮第人、伦巴第人等，都先后皈依了阿里乌派的基督教。“只有离西哥特人最远的日耳曼部落没受到他们影响，这些部落在德国西北部，其中最主要的是法兰克人和撒克逊人，他们入侵罗马帝国时占压倒多数的人仍信奉异教。” 帝国灭亡之后，罗马教会以极大的热情向所有的蛮族人开始了意义深远的传教活动。

基督教在不列颠的传教事业在帝国灭亡之前就已开始。公元432年罗马教会任命帕特里克（公元389－461年）为传教主教。这位出身于南威尔士的热情布道者，倾其毕生精力向处于原始氏族状态中的爱尔兰人传播基督教福音，逐渐培养起了一种融合了爱尔兰文化特色的基督教信仰。帕特里克对于传教事业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在爱尔兰建立健全了教会组织，设置推行了教区体制，并在爱尔兰教会和罗马教会之间建立起精神上和组织上的联系。帕特里克死后，克罗纳的费尼恩将爱尔兰的传教活动引向隐修主义道路，与爱尔兰氏族社会的传统相适应，把教区制改变为修道院制和部落主教制。爱尔兰各地普遍建立的修道院既是教牧中心，也是学术教育中心。“600年爱尔兰发展为具有非凡创造力的凯尔特－基督教文化。当希腊文明尚未为西方各国所知的时代，爱尔兰的学者已经极为熟稔希腊和拉丁文献。七世纪末，爱尔兰美术家创造出丰富多彩、线条分明的凯尔特风格的手抄稿面。爱尔兰基督教，由于盎格鲁－撒克逊各王国信奉异教之故，与大陆教会隔绝，沿着独特段习俗发展，着重于组织修道院而不是主管教区，修道院主持称院长而不称主教。爱尔兰修士以学识丰富、生活严肃、传教活动范围广阔著称，他们促使大部分苏格兰人改奉他们自己所信奉的基督教，并于600年代初期在欧洲大陆进行传教活动”。 在爱尔兰传教士中，最为著名的是到苏格兰传教的科伦巴（公元521－597年）和到英格兰传教的小科伦巴。他们把“爱尔兰式”的古不列颠教会组织形式传布到了苏格兰和英格兰。在苏格兰的基督教机构同爱尔兰一样，都是修道院式的，不设主教管区，所有神职人员都受制于修道院院长。在英格兰，罗马教皇格列高利一世于公元596年派遣一支由修道士组成的远征军，在修道院院长奥古斯丁的率领下来到了英格兰。当时英格兰分为许多独立的日耳曼王国，其中肯特王国最为强盛。奥古斯丁成功地使肯特国王及成千上万的臣民在597年接受洗礼，肯特王国的主要城市坎特伯雷（即“肯特人的城市”）成为新教会的所在地，以后成为英格兰的基督教中心。奥古斯丁本人也成为第一任坎特伯雷大主教。随后，在向诺森伯里亚王国传教的过程中，罗马教会的传教士与已经先入为主的爱尔兰式的古不列颠教会传教士之间，在复活节、洗礼仪式、教区体制等问题上发生争议，其实质是罗马教会要确立英格兰基督教的正统性问题。公元664年，诺森伯里亚国王奥斯威主持召开了惠特比宗教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终决议承认了罗马教会的最高权威。公元668年，罗马教会任命狄奥多尔为英格兰坎特伯雷大主教，他使爱尔兰修道院的学术传统和某些礼仪与罗马教会的基督教渐渐融合起来。许多教会史著作认为，英格兰基督教是罗马教会的组织制度和爱尔兰式不列颠教会的传教热情和学术热情相结合的产物。 至此，罗马教会的正统性终于在英格兰得到确认，英格兰遂成为欧洲最强大、最富有活力的基督教社会。公元8世纪初，爱尔兰和苏格兰也相继承认了罗马教会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

罗马教会在欧洲大陆的基督教传播活动，取得了富有决定意义的成功。这主要是因为，在各个蛮族国家中，最强大的法兰克王国皈依了基督教，这对西欧中世纪历史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著名的中世纪史专家汤普逊在谈及法兰克王国的特殊历史地位时指出：“法兰克社会果然是残暴粗野的，但它具有一种刚直性、一种力量、一种生活力、一种纯粹性，而这些都是西哥特人和东哥特人所没有的。……法兰克国家不仅是注定要成为所有日耳曼族中的最持久的、最有势力的国家；也是注定要成为最有建设性的国家，是在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一个新欧洲的新生和团结的力量。所有其他日耳曼王国，是太脆弱、太易破碎，不能维持久远。只有法兰克人连同教会，才是注定要完成这古代世界和中世纪世界间的过渡工作的。”

公元5世纪后半叶，墨洛温家族及其首领克洛维（公元481－511年）统一了法兰克各部落，并征服了深受罗马文化浸润的高卢大部，建立了法兰克王国。公元496年，克洛维通过他妻子克洛西尔迪的努力，皈依了罗马教会，并下令全体士兵受洗入教，成为日耳曼各族中最早皈依正统罗马基督教的民族。这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事件。从此，开辟了一条法兰克王国与罗马教会逐渐缔结联盟的道路，对中世纪早期文明史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一方面，皈依正统基督教使得法兰克王国的统治对于罗马－高卢人民来说，获得了毋庸置疑的合法性，并在罗马教会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对其他蛮族王国战争的不断胜利，从而使纷乱的蛮族世界呈现出一定的方向。另一方面，强大的法兰克王国也为罗马教会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克洛维强迫被征服地区的居民改信罗马正统派基督教。公元511年，他还下令召开了奥尔良宗教会议，会上制订的宗教法规被认为具有国家法律的性质。在克洛维的支持下，基督教很快成为墨洛温王朝的国教，教会的财产和各种特权都受到了国王的庇护。公元549年又一次奥尔良宗教会议之后，享有特权的教会势力日益扩张，主教的权力不断上升，到7世纪时，基督教会已经成为法兰克王国的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法兰克王国的法律实际上成为国家法和宗教法合一的产物。至公元8－9世纪法兰克王国的继承者查理曼帝国时代，罗马教皇加冕帝国统治者为罗马人的皇帝，这意味着一个世界帝国的传统还依然幸存着，查理曼皇帝肩负着传播和捍卫基督教的精神责任。由此开始的基督教传统与日耳曼传统和罗马传统的融合，塑造了中世纪文明的根本特征。

在法兰克人的影响下，信奉基督教异端阿里乌派的其他日耳曼部落，如勃艮第人、西哥特人、伦巴第人，在6世纪相继皈依了罗马教会。最令罗马教会棘手的是北非教会。由于地理和文化传统方面的原因，北非教会在组织上和思想上一直显示出独立性，并且，由于汪达尔人的入侵，北非一度成为基督教异端阿里乌派的据点，使拉丁正统基督教势力受到极大打击。汪达尔王国被东部拜占廷皇帝查士丁尼于公元6世纪中叶重建罗马帝国的战争灭亡之后，北非教会虽然回归正统基督教的怀抱，但却仍然以一种亚历山大里亚的理性精神与狂热而专断的罗马教会相抗衡。值此困境之时，于公元7世纪崛起的东方阿拉伯伊斯兰教在迅猛的扩张中征服了北非，从此，北非退出了基督教世界。这对于西方的罗马世界意义积极而重要，它使得“基督教王国发生了一种根本性的变化，这种变化既是地域上的，更是精神上的。7世纪，北非在伊斯兰教进攻的狂潮之前就隐退了，远不只是使拉丁教会失去了最富有理性的一部分。北非教会长期坚持自治的传统，它因此而成为一支使教皇和皇帝都不得不认真对付的力量。对西欧教会来说，摆脱了非洲教会意味着消除了长期动荡不安的隐患。看来罗马已经成为宗教上的唯一的权威和西方野蛮王国的中心。当罗马还仅仅是几个大教区之一时，教会整天处于紧张状态之中。现在，西欧教会可以将那种紧张弃置脑后了。随着与东方教会的日渐疏远和迦太基的衰落，罗马成了各个新兴民族无可争议的教师和霸主，新兴民族唯有听从其指导。” 公元7世纪以后，基督教正统信仰在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已经完全得到了确立。公元8世纪，日尔曼人原居留地区，即后来的德意志也在著名的英格兰人博尼法斯的教化下改宗了罗马基督教。从公元9世纪开始，罗马教会在丹麦、挪威、瑞典等北欧地区，以及波希米亚、匈牙利、波兰等东南欧地区，也相继展开了传教活动，建立了教区和教会，使基督教获得了普遍的传播，确立了基督教在精神上一统天下的局面。罗马城被征服了，罗马教会又“成功地束缚了征服者的灵魂”。 “现在教会用它自己的精神传统统一了罗马文化的社会传统，并因而在一个既需要社会领袖又需要宗教领袖的社会中起着双重作用。……一个人真正的公民身份，并不表现在他服从于蛮族政权，而在于他在基督教会中的成员身份；而且他把主教而不是把国王视为基督教社会的领袖。” 于是，一个世界性教会的成员取代了一个世界性帝国的公民。整个欧洲，从意大利到爱尔兰，一个聚集在基督教旗帜下的新社会正在形成。

基督教教会在蛮族王国中的传教活动，使处于四分五裂状态的日耳曼社会统一在基督教的组织和信仰之下，使处于原始状态的蛮族人受到文化启蒙，从普遍的蒙昧状态进入文明生活，也使古典的希腊罗马文化遗产由浅入深地在蛮族中得到传播和接受，从而使欧洲文化在蛮族入侵的浩劫之后免于彻底湮灭。所以，在粗俗落后的日耳曼蛮族世界里，面对着古典文明一片败落的景象，面对着文化水准几乎还处于原始状态，根本无能欣赏、学习和消受希腊罗马时代遗留下来的科学、哲学、艺术等辉煌作品的蛮族人，基督教教会充当了一个文明教师的角色，它是唯一保存着古典文化基因的火种，是塑造中世纪西欧文明的第一或者说唯一提琴手。“基督教在这些‘蛮族’王国中的传播，在文化史上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当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这些尚处于氏族社会形态的‘蛮族’，一方面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继承并发展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另一方面，他们在基督教中获得了拉丁文化的各项成果，其中包括语言、文学、科学、哲学、建筑艺术、音乐、绘画、教会的组织制度……方面的内容。这些蛮族在他们的‘教师’――基督教传教士的教导下，迅速臻于‘成熟’。而这些蛮族在宗教上也放弃原来氏族内部的多神教的信仰，改信了基督教，又大大地促进了氏族与氏族之间的融合过程。” 所以，正是“通过教会把基督教和高级文化的因素传播给他们，西欧才获得了统一与形式。”

由此可见，那种把“文化上的后退”或者“黑暗”的原因归咎于基督教及其教会的见解，是不符合客观的历史实际的。事实上，“公元六世纪及以后几世纪连绵不断的战争导致了文明的普遍衰退，在这期间，古罗马所残余的一些文化则主要借教会得以保存。……教会的诸组织创始了一种稳固的体制，后来，使学术和文艺能在其中得以复兴。” “如果不是基督教会在这个崩溃中的文明里维持了某种程度的秩序，则其破坏性可能更为严重。安布罗西说：‘在世界的动乱之中，基督教会毫不受动摇；波浪不能撼动它。而在其周围，每件事物都是陷于可怕的混乱，它向所有遭遇船难的人提供一个平静的港口，使他们可以得到安全。’” 因此可以说，基督教及其教会是在一片蒙昧的海洋中保存了古典文化种子的一叶“诺亚方舟”，正是这叶方舟把文明的种子散播种植在蛮族人的土地，从而生长出中世纪的文明之果。“新文明的养育之母便是基督教会，……它重建人格和社会的道德基础；利用一种由神话与奇迹、恐惧与希望和爱心等融合而成的信条，将较文雅的行为理想注入粗鲁的蛮族心中。这个新的宗教奋斗着去掳获、驯服并启发野蛮和堕落的人心，去铸造一个统一的信仰帝国，再度将人们团结一起，就如他们曾为希腊的魔力或为罗马的伟大所紧密联系在一起一样。” 更为重要的是，教会利用西罗马帝国灭亡和众蛮族国家混战、西欧地区失去强有力的中央政权这一有利机会，摆脱了国家政权的控制而独立发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扮演了西欧统一象征的角色，隐隐与世俗政权相对抗。“在基督教西方，教会和国家，经常携手合作，不过宗教与世俗政治，从来不象在君士坦丁堡以及许多古老文明那样，达到合为一体的程度。早期西方基督教世界，属于教务和修道方面的精神文明的领导权，与掌握在日耳曼国王手中的政权，有着非常鲜明的划分，这种政教分离的形势，大大有助于西方文化的推动与传播。它迸发出一种非凡的力量：倾向于变革而非一成不变，倾向于持续攀登文化高峰，以及倾向于不断创新文化和精神结构。象奥古斯丁所论‘两种世界’那样，日耳曼国家的战斗文化，与教会及修道院的古典－基督教文化，总是处于融合的进程中而始终不曾完全融合，两种世界的相互作用，控制着中世纪文明的发展”。

四． 中世纪早期的精神文化



在中世纪早期阶段，整个古典文化处于全面崩溃的境地。当时，学校和教育制度被扫荡殆尽，大量希腊文和拉丁文典籍在战火中毁灭、失落。公元529年，信奉基督教的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关闭了最后一所雅典学园，标志着古典文化的终结。而那里的哲学家们被迫流亡到中东地区，残存的希腊典籍大多收藏在当时属于东罗马帝国（拜占庭）的小亚细亚各城市，与西方世界基本上断绝了联系。在这一时代里，只有修道院和教会在维系着文化教育的一线生机。6世纪西欧普遍建立的本尼狄克修道院把抄写文献作为修士们的一项日常工作，从而使古代文本得以保存下来。修士和神甫们在传经布道的同时，承担起传授语言和知识的文化责任。被称为教会“四大博士”的哲罗姆翻译的《通俗拉丁文圣经》、奥古斯丁的神学著作、安布罗斯和教皇大格列高利写的通俗教规与赞美诗，被罗马教会钦定为教育神职人员和世俗人员的教材。在这种贫瘠的文化环境中，哲学、神学、文学、历史以至科学等精神文化的创造，从整体上看普遍处于极度匮乏的状态。在这段时间里，哲学几乎濒于灭绝的境地，只有几朵理性的火花在闪烁，成为延续古典哲学的火种，但其思辨的能力和见解依然令人赞叹。基督教虽然是这一时期的精神领袖，但是，罗马教会只是努力发展和完善了基督教的组织制度，而在神学理论方面并没有多少创造性的建树，基本上是沿袭着公元5世纪初在与佩拉纠主义论战中形成的奥古斯丁神哲学体系，直到13世纪托马斯主义的兴起，奥古斯丁主义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但尽管如此，一些神学思考也还是很深刻的。在文学艺术和历史领域的成果同样屈指可数，至于科学则几近于零。但尽管如此，早期的精神文化终未断绝，当然，我们只能在荒芜的杂草丛生的园地，小心地去寻拣那稀疏而珍贵的一束束花蕊。

罗马贵族子弟波爱修（公元480－525）的生活年代，正值西罗马帝国灭亡后古典文化衰落的时代。他是那个时代罕见的一位学识渊博的人。在查士丁尼关闭雅典学园之前，他在该园接受了古典教育。他同卡西奥多罗斯这位努力使修道院成为文化机构的同时代人一样，从公元510年起，效力于意大利统治者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一世多年，后因涉嫌参与谋逆国王的阴谋，于公元525年被处死。他是一个对基督教怀有虔诚的信仰，同时又十分尊崇希腊和罗马遗产，非常热衷于古典哲学的学者。在古典文明行将灭亡之时，他试图挽救这一理性传统，计划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翻译为拉丁文。但壮志未酬，实际上他仅将亚里士多德的一些有关逻辑的论文和波菲利对之所作的一些注释译成了拉丁文，并作了注释，其中一部分在中世纪早期被广泛用作逻辑学教材，后人称之为“旧逻辑”；而更多的部分被埋没，一直到12世纪才重新问世，被称为“新逻辑”。正是在这里，整个西方世界才知道了亚里士多德。波爱修致力于记载或整理罗马教育体制下的七门自由学科：语法、逻辑、修辞、几何、代数、天文学和音乐，并将之分为两类：前三门为三科，是哲学的工具；后四门为“四艺”，是通向智慧的四条途径。他编辑的算术、几何、音乐、天文学和逻辑学著作，是中世纪学校广泛使用的教科书。他还写了一些讨论“三位一体”的神学论文，为后来包括吉尔伯特和托马斯在内的神学家们普遍重视和注释的对象。在狱中等待处决期间，他以对话与诗的形式，写下了文情并茂的哲学著作《哲学的慰籍》，不仅介绍和保存了古典哲学的一些重要材料，而且将一些重要的哲学概念由希腊文译成拉丁文，对它们作出了严格的界定，对希腊哲学概念的拉丁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视为最后一位罗马哲人，其著作也被视为古代学术残存于此期西方的唯一痕迹。

作为一位哲学家，波爱修受亚里士多德逻辑学所影响，探讨了关于共相和殊相，即一般和个别的逻辑哲学问题。公元3世纪著名的腓尼基学者波菲利最先提出共相问题：种与属是否独立存在或者仅仅存在于理智之中？究竟有形无形？如果无形，它们是与感性事物分离，还是存在于其中并与之一致？他认为这是需要下功夫研究的最高级的问题。波爱修的答案是：首先，种与属作为一类个体所共有的东西，不是独立存在的实体，否则，无法解释多个个别实体何以会同时占有同一个实体。其次，它也并非仅仅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而是作为无形的性质存在于有形事物之中，以概念的方式存在于心灵之中。也就是说，组成种属之共相概念的相同要素是存在于心灵外的事物中的无形性质，将这些相同要素抽象出来而构成的共相，是存在于心灵中的概念。心灵具有分解事物的要素，并将其相同的要素重新组合起来的能力。在此，波爱修既肯定了共相在心灵之外的实在性，又否定了共相的独立存在性，将之理解为一个“属性”范畴，而非“实体”范畴。他的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是一致的，也成为后世经院哲学唯名论的先驱。

波爱修在讨论“三位一体”问题时，引入并界定了希腊哲学的存在论概念。他对“存在”概念的辨析，开辟了中世纪形而上学的新阶段。他所作的最重要的辨析之一是关于“存在”与“是这个”的区分。他把“存在”解释为纯形式，把“是这个”，即具体事物，理解为对纯形式的“分有”。前者是单纯事物，不包含“存在”与自身的存在（“是这个”）的区分，是绝对的存在；后者是复合事物，包含着“存在”与自身的存在（“是这个”）的区分，是具体的存在。具体事物的存在都是“分有”绝对的存在――纯形式的产物。这种思想显然又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柏拉图主义哲学的思想倾向是一致的。波爱修进一步把对形而上学概念的辨析运用于解决关于上帝三位一体的神学争论。根据他的哲学解释，上帝的存在是“存在”与“存在者”的同一。上帝作为存在，具有三个位格。因此，所谓的“基督双重人格论”和“三神论”都是荒谬的。

波爱修还运用柏拉图、斯多亚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的观点，论证了善与恶的性质、天命决定论和人的选择自由、命运的变幻与自然的秩序问题。他认为，人生的命运和自然的秩序是同一的，都具有无常的本性。因此，一切依命运降临的东西，都不是真正的幸福。只有美德才是不依赖命运，而是通过自己的追求可以获得的幸福，也是人生应该追求的目的。所谓的恶，乃是人们能力的缺陷，而非意志的缺陷。人们不乏行善的意志，但往往缺乏行善的能力，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或至善，误把功名利禄之类外在的幸福当作善来追求。那么，具有或者缺乏行善的能力，是否天命的安排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善与恶就不是人自由选择；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天命就不能控制善与恶，无以显示上帝的至善和全能。对此，波爱修的回答是这样的：天命是对必然性的预知，但不是必然性的实现。神所预知的合乎至善的必然秩序，要通过人对善恶的自由选择来实现。天命规定着世界的永恒的秩序，但不决定世界中的具体事件。具体事件是发生在时间中的偶然事件，是人的自由选择的结果。天命的必然是无法改变的，现实生活中的邪恶，即使暂时胜过善良，也改变不了惩恶扬善的必然性。

在古典文化衰落的时代里，波爱修竭力维护着古代的理性传统。他把希腊哲学的一些重要概念和材料译成拉丁文介绍给中世纪，他试图对信仰作出一种理性理解，从而为联接古典文化和基督教架起了一座桥梁。他的拉丁文著作与译著是中世纪学者了解希腊哲学文化的一条通道，他运用理性来研究和论证基督教教义的努力，成为中世纪巅峰期文化――一种将希腊罗马的理性传统与基督教教义结合在一起的基督教哲学文化的主要特征，因而他又被人称为“第一位经院神学家”。

公元6世纪时，东部教会的隐修士因反对拜占庭皇帝废除圣像禁令而遭到迫害，逃亡西方，并将属于柏拉图主义传统的神秘主义神学带到了西方。一批神学著作被译成拉丁语之后，便被罗马教会认作正统，从而进一步强化了西方中世纪的柏拉图主义传统，对西方中世纪神学和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新约•使徒行传》记载，雅典最高法院亚略巴古提的法官狄奥尼修斯是使徒保罗在雅典传教时收的弟子。公元6世纪初，一些伪托是狄奥尼修斯的著作在东部隐修院流行起来。当这些著作传至西方后，由于狄奥尼修斯的特殊地位和这些著作接近于圣经的风格，罗马教皇马丁一世于649年将之钦定为正统神学著作。它们的真实性在中世纪从未受到过人们的怀疑。一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爱拉斯谟经过研究方才发现，这些长期被教会奉为经典的著作可能是伪作。19世纪的德国学者斯蒂格尔马亚和考赫经过考证认为，这些著作带有明显的5世纪新柏拉图主义的痕迹，推测其真实作者可能是叙利亚的隐修士。伪狄奥尼修斯的著作有《神圣名称》、《神秘神学》、《天国等级》、《教会等级》、《信件十札》等。

在伪狄奥尼修斯看来，神学就是基督徒的哲学，就是关于上帝的智慧。神学包含肯定神学、否定神学和神秘神学。肯定神学把上帝看作形式的动力因，通过研究形式去探寻上帝的属性。它认为，不能像新柏拉图主义那样把上帝称作“太一”，上帝具有“一”与“多”双重属性，是一个有开端和终结的过程，可以分别用善、光、美来指称它的开端、连贯和终结，这也就构成了原初的神圣三元，从中又生出智慧、生命、存在之中间的神圣三元，以及智慧、力量、和平之特殊的神圣三元。它们构成了一个据以创造现实世界的理念原形世界，亦即形式世界，上帝就是它的动力因。它是超越被造物的，被造物和它的关系是分有和被分有的关系。

否定神学把上帝作为一切事物的目的因，通过研究被造的可感和可知的象征性事物，去上升到神圣的实质。它认为，被造物是摹仿上帝、类似于上帝的。被造世界分为事物、人、天使三个领域，分别对应于奥义、学问和精神。它们摹仿、接近上帝的能力逐级升高，这种等级秩序显示或象征着上帝的圣道。奥义、学问和精神分别昭示着事物的律法等级，人的教会等级和天使的天国等级。每一等级又分别包含着三元结构和三种象征意义，例如，介于上帝和凡人之间的天国等级，作为不可言说的神圣的通报者，分为三级天使：上座天使、至爱天使和普智天使为上级三品，象征着本质、精力、活动三元理智；宰制天使、大能天使和统权天使为中级三品，象征着三元光照结构；首领天使、总领天使和奉使天使为下级三品，象征着三元知识结构。沿着整个世界的等级秩序逐步上升，一一排除带有人类思想局限性的因素，留下并获得不可言说的、越来越多的神秘因素，这样便可以接近或展现隐秘的神圣。

神秘神学把握上帝自身，通过不可知、不可言的超越性，上升到与上帝的超理智的融合状态，亦即神秘的体验状态。它认为，人类不可能通过思想和语言的途径来把握上帝，因为上帝是超越一切的。肯定神学借助范畴或名称，只能指示上帝的属性；否定神学借助于被造的世界，只能象征性地体会上帝；而神秘神学坚持上帝超越世界与本质，不是知识的对象。只有通过专一的爱和坚韧的苦修，才能产生神秘的洞见，进入与上帝合一的神秘体验。所以，神秘神学是体验，不是理论；是苦修之途，不是认识之路。它反映了修士们的思辨与情感、玄想与苦行相结合的精神生活，是隐修制度的产物。

伪狄奥尼修斯的神学著作经过爱留根纳由希腊文翻译成拉丁文，对后世西方的思想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爱留根纳、托马斯、中世纪的神秘主义者以及文学家等，都从他的神学思想中吸取了精神食粮。

君士坦丁堡神学家马克西姆（约580－662年）是伪狄奥尼修斯著作的注释者，他的注释与伪狄奥尼修斯的著作一起，被列为中世纪的神学经典。他指出，关于存在的肯定和否定同时适用于上帝。肯定上帝的存在并没有肯定他是什么，这与否定他是某个事物是一致的。在此，他看到了“存在”概念的歧义性，它既指本质，又指具体的存在者。在前者的意义上，上帝是无限的本质；在后者的意义上，上帝是非存在，是对存在着的一切的超越。然而，上帝的本质就存在于具体的存在者中，它不可表达，不可领悟。他把上帝的存在理解为力量，这种力量就是意志，既作为整合意志保持世界的秩序，又作为分化意志保持事物的个别性。上帝的意志与活动同一，上帝的活动是存在与生成的统一。因此，上帝既超越事物，又内在于事物。他还区分了上帝自身、理智领域、可感领域三个层次。上帝的存在、力量、活动之神圣三元，被分有出下一个层次的定在、善在、永在之理智三元，再被分有出更下一个层次的生成、运动、静止之偶然三元。在可感领域之中的人的灵魂归复理智进而与上帝融合。这种融合不用思想、知识或语言，上帝不是认识的对象，而是不可言说、不可解释的道。

公元8世纪时 ，拜占廷皇帝采取了更加强硬地废除圣像的措施，而一些坚持神秘主义的隐修士则主张，可以通过可感事物的象征意义去领悟上帝，象征意义是达到神秘境界的梯子，因而坚决维护圣像崇拜的合法性。耶路撒冷的一位修道院神甫、大马士革的约翰（约675－约749年）在反对废除圣像崇拜运动的过程中，阐发了他关于上帝存在的神秘主义思想。他提出，在每个人的天性里都包含着上帝存在的知识，但这并不等于他具有了关于上帝存在的实际知识。上帝存在的知识是需要证明的：我们所知的是感觉到的变动的东西，变动的东西是被造的，因此，存在着创造者。肯定了上帝的存在只应验了上帝所说“我是我所是”，但并没有获得上帝“是什么”，即上帝的本质的答案。对此，人们只能使用否定性概念，如“非生”、“不动”、“无形”、“不朽”、“无限”、“不可知”等等，它们的定义不是对本质属性的肯定性陈述。人类不可能通过语言和概念认识上帝的本质，但可以通过感觉直观去体察上帝。他把形象称作“无字的书”，肯定圣像拥有不可言说的神秘作用。787年的第七次尼西亚会议确立了圣像崇拜的合法性，大马士革的约翰的学说由此成为正统。

中世纪早期的另一重要文化成果是在西哥特人统治的西班牙完成的。同样出身于罗马望族的塞维利亚主教伊西多尔（约公元576－636年）编纂了一部20卷的百科全书《词源》。“他在书中收进一切可以搜集到的资料，不论是已经证实或尚未完全核实的，也不论是深奥的还是荒谬的，可以说他过分信赖古代学者，而且受到罗马科学传统弱点的影响，以致不为人所重，但作为当时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仍不失其质朴淳厚”。 该书包含从上帝和教会到不同的种族、语言、人物、动物、世界地理和食品衣物等等一切种类的主题条目。此外，他还编纂了一部三卷本的教父著作选编《教义撮要》。伊西多尔与奥古斯丁一样，认为如果能更好地吸收和运用语法学家的学问，那我们的生活将受益无穷。由于没有掌握实权，伊西多尔的著作在当时备受冷遇。伊西多尔自己就曾描述塞维利亚的教士们对他努力重建一种更为准确的拉丁语发音方法所进行的肆意嘲讽。但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伊西多尔的著作却获得了巨大的声誉。《词源》都被视为标准参考书，在所有有名的修道院藏书楼里都能看到。《教义撮要》在12世纪以前，一直被西方教会用作神学教材。

中世纪早期有两部重要的历史著作。一部是图尔的格列高利主教（卒于594年）撰写的《法兰克人史》，它“是我们研究克洛维及其后继人统治情况的可贵资料，自应被列为当时主要史学家之一。然而格列高利的《法兰克人史》一书是用不合语法的拉丁文写成，文内充满残暴与愚蠢的奇闻，格列高利（图尔的）所刻画的是一个受野蛮残暴统治，被迷信玄想笼罩着的世界。他所论述的历史和修史方法，足以证明六世纪高卢文明的衰退”。 即便是出身于罗马高卢望族的格列高利，面对古代历史著作的恢宏，也深感修史非自己力所能及。但一方面社会文道衰退，实在找不到博学宏才的学者来用华美的散文或诗篇来描述当前所发生的事情；另一方面，自己所处的时代又非常纷纭复杂，既有善举，也有恶行，不可不记载下来。于是只好用自己粗陋的文笔把这些史实记载下来，以垂后世。 该书始自圣经所说的“创始”，止于594年，越往后记载越详，尤其是对法兰克王国早期的经济生活、社会结构、争执演变、文化情况、民情风俗都作了比较详细的记载。另一部是英格兰加罗修道院的教士、历史学家比德（673－735年）撰写的《英吉利教会史》。比德学问渊博，通晓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精通《圣经》和其他典籍。《英吉利教会史》在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公元”（即耶稣纪元）作为历史编年基础，是中世纪最优秀的历史著作之一，也是研究英国早期历史的主要资料。该书从的内容始自597年生奥古斯丁来不列颠传教，止于731年，虽主要叙述天主教在不列颠的传教经过，但也涉及到当时英格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与多数修道院的历史著作不同，这本书并非枯燥无味的编年史。它是一本清晰易懂，引人入胜的史书，经常可以领略到流利的笔锋。尤其值得称道的，比德坚持学术良知，努力客观地撰写编年史，在编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比德不仅访问了英格兰各地的教会组织，而且参考了意大利人、法兰克人、爱尔兰人的记载，从大量文献资料和口碑传说中得出可靠的结论。他说道，我不希望子孙们读到欺人之谈。这使得该书能够成为流传于后世的佳作。比德本人亦被称为“英国历史之父”。后来的阿尔弗雷德大帝把这部史书译为盎格鲁－撒克逊的语言，并于887年主持编写了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

中世纪早期的文学主要是教会文学。此期由教士或修士用拉丁文写成的教会文学，可以说是当时欧洲唯一的书面文学。其主要体裁包括圣经故事、圣徒传、赞美诗、宗教叙事诗和宗教戏剧，运用寓意性和象征性的手法描写梦幻性故事，以赞美上帝的全能、圣母的奇迹、圣徒的布道和苦修等等。此外，还有一些英雄史诗的创作，它源于很久远的年代，基本上是歌颂品格高尚，才能卓著，为正义而战，英勇杀敌，为部落或为国家屡建奇功的英雄，它们大多属于民间传说或口头文学，常常是游吟诗人口中的篇章，有许多未能保存下来。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此期的文学作品多集中在英格兰地区。

在英格兰，迄今可以考证的最古老的文学就是僧侣们写的教会文学。教会诗歌的第一个代表人物是7世纪的凯特蒙。公元8世纪杰出的英格兰教士、《英吉利教会史》的作者比德记载了一个美丽而动人的故事：凯特蒙是惠比特修道院雇佣的一个害羞而敏感的牧羊人。一天晚上，天使出现在他的梦中，命令他唱天地万物的起源之歌。这位平时不会唱歌的牧羊人，居然一个连一个地唱起了上帝造物的赞美歌。修道院的修女们听闻了这个奇迹，就把圣经的内容讲给这个牧羊人，他便用盎格鲁－撒克逊语，把圣经的故事编成了押韵的歌，于是，这也就成了最早的英格兰诗歌，名为《凯特蒙组诗》，包括《创世记》、《但以理书》、《出埃及记》、《朱狄司》等，包含了一些异教徒写英雄史诗的成分以及日耳曼民族的生活因素。其中，根据《创始记》改写的一首诗，把魔鬼撒旦刻画成一个大胆而又热情的叛徒，后来英国诗人弥尔顿《失乐园》中的恶魔形象，以及拜伦的《该隐》，或许从中找到了创作的灵感。不过，凯特蒙的诗基本上未能保存下来，只能从比德的著作中去认识他。

生于750年的琴涅武普，有着与凯特蒙一样的传奇生平，据说原是一个游吟诗人，后因一次强烈的精神感受而皈依基督，成了一名牧师。他将圣徒的传记故事写成诗篇，使英格兰诗歌不仅限于圣经故事，而且还有了圣徒传。他留下了四篇诗稿：《基督》、《裘利安那》、《使徒们的命运》、《爱伦那》。此外，还有一些佚名的教会诗歌，如《十字架之梦》、叙事诗《朱迪思》，是古英语中很出色的诗篇。

《贝奥武甫》是现存最古老、最长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英雄史诗，也是中世纪早期最完整的英雄史诗。它有3182行，以西撒克逊方言写成，创作于公元7世纪末8世纪初，公元10世纪出现了它的手抄本，至今未能确证它的原作者。史诗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公元6世纪瑞典南部的王子贝奥武夫率领14个勇士跨海去丹麦，为解救国王罗斯加，与妖怪格兰代尔英勇搏斗，格兰代尔受重伤仓惶逃走。妖怪死后，妖怪之母疯狂跑来为儿子报仇。贝奥武甫与老妖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终于杀死了敌手。贝奥武甫回国后继任国王，执政50年，公正廉明，国泰民安，深受人民的爱戴。年老时，他的国内出现了一条火龙，劫掠村庄，滥杀无辜。贝奥武甫决心为民除害，上山向火龙挑战，双方开始了激烈的交战。在生死存亡之际，他的侄子威格拉夫奋勇冲向敌人，二人合力制服了妖魔。然而，贝奥武甫已经深受重伤，临终前，他把火龙洞中的宝物分给了他的人民。这部史诗规模宏大，有一定的艺术高度，是中世纪早期英雄史诗的顶峰之作。

至于中世纪早期的科学研究，可以说是几近于零，但终究并未完全断绝，“在欧洲的某些地方，通过黑暗时期的朦胧阴影，我们可以看见知识的小草挣扎出现于阳光之中。……修道院的兴起，使人们第一次有可能过稳定安闲的生活，因而唯有在寺院中才能找到学术新生的最早的征象。” 由于在教会事务和宗教仪式中，除了一些艺术科目外，还需要一些天文历法和算术知识，例如它们可以教人怎样计算复活节的日期；由于在基督教的道德原则中，慈悲行善、治病救人被视为美德和义务，而医学正是一种实现手段，因而，间或有一些算术、天文和医学的研究不绝如缕。公元6世纪时，医学在修道院里首先得到复兴，本尼狄克教士们开始研究希波克拉底与盖伦著作的纲要，他们渐渐把这些著作里的知识在西方传播开来。“那不勒斯南面萨勒诺（Salerno）城的学校是最早的非宗教的新学术发源地。从这个中心发出了许多根据希波克拉底与盖伦的著作编纂的书籍。第九世纪时萨勒诺的医生已很有名；到十一世纪时，他们开始读阿拉伯书籍的译本；他们的学校一直兴盛到十二世纪才由普及于欧洲的阿拉伯医学所代替。” 在距离罗马遥远的英格兰，7－8世纪时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比德把当时西欧所有的知识都收纳在他的著作之中，他的科学主要根据普林尼的《自然历史》，也加了一些自己的贡献，例如对于潮汐的观察等。

总之，在中世纪早期阶段，精神文化处于十分贫弱的状态，哲学、神学、文学、历史以及科学等，犹如冬夜里的几点寒星，荒草园中的几株花苗，汪洋大海上的几个孤岛，以致一位现代西方学者在谈到这些早期的文化耕耘者时不无伤感地说道：“这样的人不是出生得太晚就是太早了：对在一个忧患连绵的时代复兴一种早已衰竭、奄奄一息的文化来说是太晚了，而对品尝他们不遗余力想实现的最后成功来说又是太早了”。 然而，这些似乎生不逢时的文化播种者的努力并没有白费，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因为正是这几点寒星的微光为黎明划破了夜空；正是这几株花苗在风雨之中摇摆着成长起来，孕育结出了开放满园的文化之花；而汪洋中的这几个孤岛正是开出未来文明之船的港湾。

第三章 加洛林王朝及其文化复兴



公元8－9世纪，西欧世界开始出现了一个短暂的统一局面。这种统一首先表现在政治地理意义上。法兰克王国的统治者加洛林王朝 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征战，终于统一了日耳曼蛮族各王国，建立起一个接近于昔日西罗马帝国的辽阔国度。但同时，这种统一也表现在文化方面，构成欧洲文明的各种成分，即古典的、基督教的、日耳曼的成分，在一定程度上第一次综合起来。在此基础上，产生了加洛林王朝的文化复兴，被人们称之为“欧洲的第一次觉醒”。



一．加洛林王朝的兴起与查理曼的称帝



公元511年墨洛温王朝的杰出人物克洛维死后，他的法兰克王国被瓜分，墨洛温王朝陷入了自相残杀的局面。至公元7世纪时，墨洛温王朝的统治者们庸碌无能，大部分权力落入大土地主手中。法兰克王国的实际统治者是一些宫相，即国王的首席大臣。公元687年，作为宫相之一的丕平二世在竞争中击败了他的对手成为唯一的宫相，事实上，他已经成为法兰克王国的实际君主，也是加洛林王朝的开创者。公元717年，其子查理•马特继任宫相，统治着整个高卢。他征服了盘踞在领地的贵族和怀有敌意的部落，勇敢地击退了撒克逊人等对高卢的入侵。并于公元732年在图尔战役中打败了穆斯林，挽救了基督教的欧洲。他还协助主教博尼法斯和其他教士改变日尔曼的信仰，没收叛乱的教会和贵族的土地，推行采邑制，将土地有条件地赐给军事贵族，使他们为王室效忠服兵役，由此进一步加强了加洛林家族的统治。 公元751年，其子矮子丕平在罗马教皇的默认下发动宫廷政变，废黜了墨洛温王朝的傀儡国王基勒得利三世，把他送进圣梅达尔修道院。在罗马教廷和贵族们的支持下，由著名的博尼法斯主教加冕为法兰克王国的国王。从此正式结束了墨洛温王朝的统治，开始了加洛林王朝时期。

“矮子丕平三世是一位有远见的君主，虔诚而务实际，爱好和平，但在战争中决不屈服，品德也在几世纪来任何高卢统治者之上。查理曼所有的成就都奠基在丕平时代；在他们统治的63年（751－814）中，高卢终于转变成日后的法兰西。” 矮子丕平深知，争取教会的协助对于王国政治统治的重要性，于是，他恢复了教会的财产和特权。而罗马教廷在丕平即位问题上持赞同态度，也是为了继续格列高利一世为了抗击伦巴第人而争取法兰克王国盟友的努力。公元751年，侵入意大利的伦巴第人从拜占廷皇帝手中征服了拉文那，正在步步进逼罗马，罗马教皇只好向法兰克人寻求保护。公元753年，教皇斯蒂芬二世翻越阿尔卑斯山，前去与丕平协商，受到丕平毕恭毕敬地欢迎。教皇再次为丕平举行加冕膏立仪式，封他为“罗马人的行政官”。并吁请他保护罗马教廷，免遭伦巴第人的侵害。丕平为了酬谢教皇的支持，于754－756年间两次出兵远征意大利，打败了伦巴第人，并将夺来的意大利土地赠给罗马教皇，史称“丕平献土”。丕平的捐赠使教皇成为罗马与拉文那之间领土的统治者，这一领地就是通称的“教皇国”。在此，法兰克王国与罗马教廷之间终于实现了联合，互相支持，互相利用，使西欧社会开始步入了通向统一的道路。

对于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以及教皇加冕国王事件，道森评论道：“以查理•马特和丕平家族取代古老的王室这一内部革命所意味着的，远远不只是一个王朝的变迁。它标志着一种新型王权理想和关于法兰克国家的本质的一种新观念的诞生。……这是第一次在法兰克人中间采用国王由教会加冕和涂油叙职的宗教仪式，而且，这种新型仪式的重要意义，因三年后教皇访问丕平要他帮助他抵抗伦巴底人时又亲自重新主持了一次，而得到了加强。从此以后这种新型仪式就成为西方王权的一个特点，于是，圣油或圣职叙任油被涂在统治者身上，就被认为是授予给了统治者以新的神圣人格。” 然而另一方面，对于基督教来讲，教皇加冕国王则意味着，教皇具有废立国王之权，而且，教皇国的诞生，也标志着教皇的世俗君主权由此形成。教皇既是宗教领袖，又是世俗君主，为日后教权与王权之争以及重建罗马帝国埋下了根由。可见，无论从哪方面来看，教皇为丕平加冕之举，都堪称中世纪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影响深远。

公元768年矮子丕平去世，王国分给两个儿子：查尔洛曼和查理，兄弟间的内讧随之而起。三年后查尔洛曼去世，29岁的查理从此开始了大一统的统治。“他是日耳曼血统，说日耳曼语，并有日耳曼民族的特色――身体强健，精神勇敢，种族骄傲，其粗率纯朴，距离那一时代法国都市的温文尔雅有数百年之遥。他读书甚少，但所读皆属好书；晚年始尝试学习写字，虽然并不十分成功，但他能读古条顿语、文学的拉丁语，并懂希腊文。” “除了战争之外，查理是我们所知自哥特人狄奥多里以后欧洲最正直开明的君主。”

查理继承了加洛林王朝扩张法兰克王国的政策。他消灭了盘踞在意大利土地上的伦巴第王国，宣称自己是伦巴第人的王。他征服了巴伐利亚将之并入法兰克王国的领土。他打了18场漫长而残酷的战争，终于使撒克逊人屈从于他的统治，并皈依了基督教。他征服了西班牙东北部地区，缓和了信奉基督教的法兰克人和西班牙的穆斯林之间的关系。在他三十多年的统治生涯中，他用火与剑把法兰克王国的版图扩大到包括现在的法国、比利时、荷兰、德国、半个匈牙利、大半个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东北部，较之其父统治时期的疆土扩大了一倍多，使王国成为西罗马帝国崩溃以来最接近于帝国的国家，实现了西欧的重新统一。因此，在西方民众的心目中被视为罗马帝国在西方的复兴。世人加于他的头衔“伟大的”一词并入他的名字之中，称他为查理曼，“曼”即伟大之意。

查理曼将帝国划分为250个郡，指派效忠于他的贵族伯爵来管理，或任将军，或任法官，或充当行政官员，贯彻国王的决议。为了监督这些伯爵，查理曼还设立了“钦差”，通常是由两个世俗之人和一个主教或者一个男修道院院长组成。他们每年对各郡进行一次巡视，传达查理曼对地方官员的要求，考核他们的行为，防止他们及其下属滥用权力，接受诉怨，补救错失，并向国王报告各地的情况。从查理曼所留下的种种敕令或法规来看，他试图通过应用和扩大以往沿袭下来的习惯法，来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作出规约，他为政府、道德、农业、工业、财政、教育以及宗教立下各种法律，体现出由野蛮走向文明的种种努力。

查理曼更加密切了加洛林王朝与罗马教廷之间的联合，他大力扶持教会，充分利用基督教进行政治统治。他在广大的占领地大量兴办修道院，完善教区组织机构，培养具有一定文化的神职人员，他将基督教教义作为教育的工具，吸收教会人员治理政务，让主教在他的议会、大会及行政工作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他允许教会有自己的法庭，让教士掌管婚姻和遗嘱之事。他还于公元780年发布了一项关于撒克森地区的敕令，其中有关条款将在此之前基本上属于教徒自愿交纳的什一税，强制规定为每个人应尽的基本义务。在敕令的有关条款中这样写道：“16. 这样作是基督高兴的：凡一切财库的收入，不论是由破坏和平或其他任何罚款以及国王一切收入，都应抽出十分之一，交给教会和教士。17. 同时，按照上帝的意旨，我命令每人都将自己的财产和劳动的十分之一捐纳给教会和教士。所有贵族、自由人或半自由人，都应从来自上帝的，拿出一部分还给上帝。” 此外，查理曼将大片征服的土地分配给修道院和教会，还在遗嘱中把自己所有财产的三分之一，留给法兰克帝国境内21个教区的大主教。当然，与此同时，查理曼也成了教会的主人。他控制着罗马教皇的人选和各地主教的任免权，召开和主持宗教会议，颁布宗教法规，操纵教会事务。查理曼亲自主持过16次宗教会议，会议决议均以皇帝敕令的形式公布。他要求主教和修道院长按照所辖教区和修道院规模的大小与财产的多少，为法兰克王国军队出人出钱。他给教皇的指令和他送的礼物同样多，他颁布法规谴责教士贪图财物，剥削小民，俗念不断。“此种政教密切合作，产生了政术史上最光辉的一个设计：查理王国转化为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 Empire），其后包含着帝国与教皇双方所有的尊荣、神圣和稳定。”

公元799年，罗马教皇利奥三世遭到反对派攻击，逃出罗马城，向查理曼求援。800年查理曼率军进入罗马，使利奥三世重登教皇宝座。800年的圣诞节，查理曼身穿罗马贵族式的斗蓬和草鞋，跪在圣彼得教堂神坛前祈祷，教皇利奥三世突然把罗马皇帝的冠冕加在他的头上，赋予他奥古斯都的伟大继承人的地位和头衔。在场的所有人都向查理曼欢呼：“上帝加冕的奥古斯都、伟大而宽宏的罗马皇帝查理万岁！”于是，查理曼成为罗马人的皇帝，法兰克王国成为查理曼帝国。从此，教皇与主教的声势，因世俗的权威源自教会的授予而增强；查理曼因使自己成为上帝在尘世的代理人，而加强了对抗其他诸侯和不满分子的力量，并进一步推进了君主神权的理论。由教皇加冕的罗马皇帝及其帝国代表了“一种高贵的观念。一个英勇地将世界从野蛮、动乱、无知回复到安全与和平，秩序与文明的梦想。” 一个日耳曼王国的国王被基督教的教皇加冕为罗马人的皇帝，这一事件的意义，美国学者马文•佩里等人在《西方文明史》一书中这样评价道：“这一头衔意味着一个世界帝国的传统依然幸存，尽管西罗马帝国早在三百年以前就已经灭亡了。但由于是教皇加冕查理曼，这就意味着查理曼负有传播和捍卫基督教的精神责任。由此，罗马的世界主义与基督教的普济主义相融合。……教会领袖加冕一个日耳曼统治者为罗马人的皇帝，意味着日耳曼传统、基督教传统和罗马传统的融合，它成为中世纪文明的根本特征。” 的确，查理曼帝国体现了一种世界性的基督教帝国的理想，一种将持续整整一个中世纪的理想。

当然，在查理曼被加冕为帝的事件的背后，也隐隐透出一些不和谐的音符。据查理曼大帝的第一位传记作者爱因哈德记载，教皇利奥三世的做法，令查理曼感到突兀。查理曼并不需要“皇帝”、“奥古斯都”之类的称号，甚至对它们有反感。查理曼自己也宣称，如果他能早知道教皇的预谋，他就不会在那天涉足教堂。现代史学家对此提出异议，认为查理曼素有帝国迷梦，且拥有至高权力，又能严密控制局势，不可能对此事一无所知，允许非心所愿的事情发生和实现。但无论如何，爱因哈德的说法表现出查理曼的一种隐忧。查理曼的天下是靠武力和智慧自己打下来的。教皇的加冕只不过是对既成事实的一种承认，查理曼对教皇的这种顺水人情不感兴趣，也在情理之中。教皇的加冕固然使他的权势罩上了一道神圣的光环，但从教皇手中得到皇冠，毕竟包含着王权来自神权的隐患。事实上，在历代教皇心目中，教权高于王权是不可更改的信念。教皇历来强调所给予人的也可取之于人。文艺复兴时期著名人文主义学者爱拉斯谟曾证明一份被称为《君士坦丁赠与》的教会文件纯属伪造。该文件声称，第一位基督教皇帝君士坦丁曾将皇冠和整个帝国、整个西欧的统治权赠送给教皇，教皇退还了皇冠，但却接受了统治权。据说，这份文件第一次向世人展示的日期就在查理曼加冕之前不久的740年左右，查理曼不可能对此毫不知情。加冕为帝之后不久，查理曼在册封自己的儿子为王的时候，就把教皇和主教摈除在外，亲自主持神圣仪式，查理曼这位精明君王心中的警觉，可见一斑。“在这些行动中，可以看出帝国与教皇正常关系中间，一个长期、尖锐斗争的序幕正在揭起――十一至十三世纪斗争达到高峰。但在查理曼统治时期，斗争一直没有表面化，查理曼权势盖世，教皇势孤力微，不能真正与其抗衡。事实是丕平时代加洛林－教皇间的温和关系一直保持着，而教皇在查理曼柔情拥抱之下，已经达到窒息的程度”。 查理曼强大的权势和力量虽然足以阻止教皇染指世俗权力，但却无法消除教皇及其继承人对世俗权力的觊觎。几个世纪之后，基督教最强大的教皇英诺森三世，恰恰就是以查理曼被教皇加冕一事为根据，来强调教皇有权决定皇帝与国王的人选的。

二．欧洲的第一次觉醒



伴随着查理曼帝国的兴盛，加洛林王朝也出现了进入中世纪文化衰退以来的第一次文化生机。查理曼不仅是一位勇敢善战，扩张帝国领土的皇帝，而且也是一位热心于文化教育，开启人们心智的皇帝。他作为一个日耳曼的勇武君王，表现出了对古典学问和基督教的尊重。他力图通过兴办学校，扶持教育，来一方面提高教士的文化水平，以便使他们理解基督教，并准确地布道。另一方面来培训管理者，以便使他们能够很好地管理他的王国和皇家庄园。为此，他颁发了一系列关于教育的敕令，并且把欧洲最优秀的一批学者召请到帝国的宫廷，由此开始了所谓“加洛王朝的文化复兴。”

当时的欧洲普遍处于文盲或半文盲状态，除了教士以外，几乎没有人会读书，而低级教士的知识水平也是很低的，同样地缺乏教育。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查理曼广纳欧洲的优秀学者来到帝国，恢复和兴办学校与图书馆。加洛林王朝建立的学校分为三类：最高级的是宫廷学校；第二类是主教座堂里的学校，培养神父与教士，讲授神学；最普及的学校是修道院办的学校，课程分为两类，一类是所有学生都必修的基础课，即“七艺”；另一类是神学，在修完必修课的学生中，挑选少数人继续学习神学，将来从事神职，其他大部分人从事世俗职业。七艺的内容范围在当时比较宽泛，“语法包括语言与文学，逻辑包括哲学问题的论辩，修辞包括散文、诗与法律知识，几何包括地理和自然历史，代数涉及历法，音乐包括声学，天文学包括物理学与化学。它们实际上是人们当时所知的世俗知识的总汇。中世纪教育制度的建立是加洛林文化复兴的最重要成果。”

在查理曼邀请的欧洲优秀学者当中，著名的学者阿尔琴（735－804）是一位核心人物。他是来自英格兰的撒克逊人，原在约克的修道院主持学校工作。当时的英格兰和爱尔兰在文化上处于欧洲的领先地位，约克和耶若的修道院是欧洲7、8世纪时最好的图书馆。公元782年查理曼邀请阿尔琴负责主持帝国首都亚琛王宫里的“宫廷学校”。学校里的学生包括查理曼、他的妻子及其儿女、他的秘书爱因哈德、高级贵族、以及那些将要被培养成皇帝的差役的年轻人。“查理是所有人中最用功的一个，他勤于求知就好象他以前专于国事一般；他读修辞学、辩证法、天文学；他非常努力地去学写作，爱因哈德说：‘他经常在枕头下放一石板，以便在闲暇时习字；但因他开始太晚，故成绩不佳。’他狂习拉丁文，但在宫廷中仍说日耳曼语；他编辑一本日耳曼语文法，并收集早期日耳曼诗歌的杰作。” 从这里可以了解到，宫廷学校里一项重要的教育内容是古典文化的学习，即所谓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之“七艺”。在进行七艺教育的过程中，阿尔琴积极推进逻辑研究，组织学术讨论。不久，这所宫廷学校就成为一个活跃的研究、校订、抄写手稿以及普及全国教育改革的中心。公元789年，查理曼发布敕令，要求设立学校教育儿童识字，“让他们召集一些孩子们，不单是依附人的子弟们，并且包括自由人的孩子们。要设立学校以教育儿童识字”。 奥尔良主教狄奥多夫在他所辖的每一个教区内设立学校，欢迎所有的儿童到学校去，禁止教士兼任的教师收取任何费用，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个自由普及教育的例子。后来查理曼的继任者们和阿尔琴的学生们继续大力推进七艺教育，于是，在修道院的学校里，七艺逐渐成为面向所有学生普及的必修课，这使中世纪早期的七艺教育在加洛林王朝达到了高峰。

加洛林王朝复兴文化教育的重点和目的，主要是在于提高教士的知识水平和推进基督教文化的发展。查理曼自称：“我致力于改进教会的工作，不遗余力，对于推进教会的学习，更是全力以赴”。 认为，信仰是需要知识的，他指责教士们言语粗鲁，谈吐无文。针对教士们普遍低下的文化水平，查理曼指示每一个教堂和修道院都设立学校，以便教育和训练教士读和写，提高他们对于《圣经》以及教会先驱的著作的理解。为此，他多次颁发教育敕令。公元780－800年间，他曾在写给修道院的敕令中指出，在许多修道院给他的信函中，他发现，虽然思想正确，但文辞却鄙俗。由于他们未受教育，忽略学习，所以，不能用正确的语言，表达他们虔诚的心灵。他担心修士们因不能娴熟地写作，而使理解圣经的能力太差。错误的语言很危险，错误的理解更危险。他教导修士们，虽然正确的行为比知识还好，但是，先有知识，后有行为。没有知识，就不可能行善。每个人应该研究他所要做到的，这样，心灵才会知道什么是应当做的，在赞美上帝时，才不会发生错误。那些拣选来专门侍奉上帝的人，就更应该避免错误，因为他们是真理的仆人。因此，他命令修士们接受文化教育。他在敕令中这样写道：“我与左右忠信深思熟虑，都以为由于上帝的恩典，在我管辖下的主教管区与修道院以内，除了必须维持修道院生活的秩序并进行神圣的宗教活动外，更应当对于上帝赋予学习才能的人，按照每个人的才能大小，热心地教他们读书识字。恪尊戒律，能使生活和谐优美，热心教导对于学习语文也是同样重要的。要讨上帝喜欢的人们，不但要行为端正，并且要言辞正确。圣经写道：‘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因此，我勉励你们不但不要忽略文字的学习，更应当用最谦虚的态度（这是上帝所喜欢的），热烈钻研，以求能更容易地、更正确地探索圣经的奥秘。……凡有学习和教导别人的志愿与能力的人们，应当选拔出来担任这项工作。这件事应该用十分的热诚来进行，正如我下命令时的热诚那样。我希望因为你们既是教会的战士，就应当名副其实，思想虔诚，谈吐文雅，行为端正，语言流利。使凡因为敬畏上帝或慕你们的名望而来见的人们，不但对于你们的仪容肃然起敬，更由你们的智慧（从你们的诵读中或唱诗中）受到教育；当他满意地离去时，更感谢全能的上帝了。” 正是在查理曼的提倡和支持下，教堂和修道院的学校遍布法兰西和日耳曼西部，使教士们普遍提高了文化水平。

在兴办学校，提高教士知识水平的同时，查理曼还改进了拉丁文体，使基督教文化获得了统一简便的语言表达形式。他下令研究改善书写方法，将以往所有字母都大写的方式，改为统一的、以小写字母为主的“书写体”，也称“加洛林体”，使得书写更加流利，词汇更容易辨认，阅读速度大幅度提高。在此基础上，查理曼时代的学者们创造出了一种被称为“中世纪拉丁语”的语言，既保留了古代拉丁文的基本文法规则，又能灵活地吸收和创造一些反映现实的新词汇，但也明显不同于世俗的拉丁语。这些既提供了中世纪统一的教会语言和学术语言，又使得学者、官员、旅行者能在欧洲各地旅行，不致产生语言障碍。

查理曼还十分重视圣经文本和其他经典著作的订正。他亲自“将新旧约全书中，由于抄写的愚昧所造成的错误，加以修改”，并指示“要使教堂中添置一些经课，使教堂更加辉煌。但是用作夜间诵读的经课，虽然编纂的意图是正确的，但是徒劳无功，很不适用，其中歪曲原文，错误累累。我不能容忍在我的时代里，使这些前后矛盾、文词谬误的辞句，窜入圣课之中，必须加以改正。” 查理曼委托教士聘请来的教士保罗对天主教教父们的著作细加研读，选择出其中的精华，编纂成两卷。查理曼在遍阅全文，发现没有错误之后，下令颁行，着各地教堂使用。在789年的一道通令中，查理曼还要求，“在每个修道院中或主教区中，都要将赞美诗、字模、诗歌、日历、文法与天主教的书籍细加校正。因为常有人愿做正确的祈祷，而由于根据错误的本子，结果祈祷错了。当你们的小孩们练习读写时，不要让他们读错了或写错了。” 最后，查理曼指派阿尔琴参照当时使用的各种译本，编写一部确定的《圣经》文本。阿尔琴经过修改和更正编成的《圣经》文本，被普遍接受，成为整个中世纪标准的《圣经》译本，这是一项重要的成就。阿尔琴在宫廷学校任教8年以后，于796年担任图尔的圣马丁修道院的院长。他鼓励修士们将哲罗姆的拉丁语《圣经》译本、拉丁教父的著作以及拉丁古典书籍，加以更好、更精确地缮写。于是，其它修道院都跟着仿而效之。现在许多最古老的古典文本的残存手稿，都是加洛林王朝时期的抄本，都来自于这些修道院的缮写室。如果没有修道院的抄写者们不断地保存古代经文文本，这些文本是根本无法保存下来的。不仅如此，就连许多加洛林王朝的手稿，也都经过了修士们的精心装饰。霍莱斯特在谈到查理曼的这一功绩时写道：“受纯洁基督教义并使基督教规条理化的责任感的驱使，他在加洛林教会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与教皇。事实确是，称为‘加洛林文艺复兴’的意义重大的知识复苏，正是由于查理曼对教会幸福的关注，以及对作为加洛林国家重要柱石的基督教文化的关注才得以产生”。

在提高一般教士的知识水平和改进宗教生活的同时，基督教文化的复兴在有学问的学者和修士的层次中，更是营造了一种宽松活跃的学术氛围，形成了一种学术争论的风气，出现了一些有建树的思想。查理曼曾要求学者们，对于东方教会关于圣像崇拜问题的争论作出答案。于是，这些学者们于790年左右，进行了各种探讨和评论，他们的著作被集为《加洛林藏书》。随后，查理曼的继承者们继续鼓励学术争论与批评。“查理曼去世后，在加洛林精神生活日益深化的同时，加洛林学术成就，继续在天主教堂及修院学校中繁荣发展。有关自由意志与宿命论点问题的激烈论争，足以表明九世纪初期及中期，加洛林思潮的活力。为了与保存古典－基督教传统的加洛林文化纲领取得一致，加洛林文化复兴的‘第二代’饱学教士们为接纳知识，致力于编纂百科全书的准备。虽然这些都不是创新的工作，但在文化传播进程中却是极关重要的”。 另据记载，阿戈巴尔曾对请神仪式提出辩难，认为以一次战役的胜败来验测上帝的灵验，以人事的成败来衡量上帝意志的善恶，这都混淆了人与神的界限。查理曼的儿子虔诚者路易采纳了他的建议，摈弃了这种请神仪式。查理曼的孙子秃头查理于850年提出了一些神学问题供学者们讨论，但并不强求一致的答案。考比尔的一位修士拉特拉姆诺与另一位不知名的修士，围绕着人的灵魂是个别的还是普遍的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加洛林时代最著名的哲学家爱留根纳有异端之嫌的观点也得到了秃头查理的庇护。

然而，加洛林王朝的文化复兴只是一首短暂的曲子。这支曲子在公元814年查理曼死后，随着查理曼帝国的逐渐衰落又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也逐渐地减弱下去了。查理曼帝国的兴盛和加洛林王朝文化复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靠查理曼的个人素质和天才统治。然而，单凭一个人的一生，无法建立并保持一个新的文明。查理曼的儿子虔诚者路易，谦和高雅，宽厚仁慈，但却无力承担其父的帝业。公元840年路易死后，帝国被三个儿子瓜分。根据843年的“凡尔登条约”，“日耳曼”路易领得帝国东部，它标志着德意志的开始；“秃头”查理领得帝国西部，这是法兰西的开始；洛泰尔得到帝国中部王国，并承袭帝号，成为意大利的开端。这块土地在种族和语言上都不一致，因而不可避免地成了日后法兰西和德意志日耳曼之间的战场，在血腥的胜败消长中不断地更换着主人。

在中央权力式微的情况下，大土地主们的权力开始增强。与此同时，马扎尔人、阿拉伯人、斯堪的纳维亚人，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侵略者在9－10世纪狂潮一般地横扫着拉丁基督教世界。在侵略者的大肆劫掠之下，村庄遭蹂躏，港口被破坏，教堂、修道院、图书馆被焚毁，人口大批死亡。贸易停滞，货币不再流通，农田变成荒地。欧洲经济陷于崩溃，国王的政治权威丧失，学术和文化生活也随之凋零了。这是自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欧洲第二次遭到蛮族入侵洪流的洗劫。道森在谈到这一时期的文化时说：“一个半世纪中，西方基督教世界遭受了一场甚至比5世纪的蛮族入侵更具有毁灭性的蛮族入侵新风暴，加洛林帝国不仅仅远比罗马世界软弱和微小，它还在每个方向都同时遭到攻击：来自北部斯堪的纳维亚的海盗，来自西部地中海地区的伊斯兰教掠夺者，最后，还有来自东部大草原（steppes）的一支新兴的游牧民族――马扎尔人（Magyars）――从多瑙河下游地区到整个中部欧洲和北部意大利的四处劫掠。这样，直到10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已经被不断高涨的蛮族入侵洪流所包围，而且西方文化的领导权已经转移到当时在独立的科尔多瓦穆斯林统治下达到它的繁荣顶点的穆斯林西班牙。” 公元987年，加洛林王朝的最后一位国王路易五世死后无嗣，贵族和高级教士们遂在加洛林家族之外寻找领袖，贵族修•加佩当选为法兰西国王，从此开始了加佩王朝。而加洛林王朝的文化复兴也如昨日黄花一般凋谢了。然而，它的余香却穿过了历史的时空，熏染了后来的文化。中世纪文明并没有因此而再次退回到公元5世纪，相反，它在经历了痛苦的震荡以后，走向了中世纪文明发展的高峰。

因此，加洛林王朝的文化复兴虽然是短暂的，但却意义深远。它使中世纪早期的文化衰退过程发生了转折，出现了生机。马文•佩里写道：“加洛林王朝的文化复兴的确完全改变了成为中世纪初绝大部分时期之特征的文化衰退的进程。知识永远也不会再跌落到罗马衰落之后的那几个世纪的低下水平。” 不过也需看到，这一时期的文化复兴还只是限于发现和抄写古典文本，并使之复活，学者们还没有达到独立的哲学思考或去寻求新的知识，所以，他们并没有重新获得希腊和罗马的根本精神，因此，也就不可能完成由后来伟大的神学家们所实现的信仰与理性的合成。从整体上说，这一时代的学术素质依然是比较低的，学术的恢复可以视为儿童的觉醒，不能与当时存在于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文化、巴格达的伊斯兰文化以及科尔多瓦的西班牙穆斯林文化相比，更无法与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典文化和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相比。然而，尽管如此，一种不同寻常的欧洲文明已经在加洛林王朝的文化复兴之中生根了，它融合了罗马世界帝国的观念、希腊－罗马的理性遗产、基督教的彼岸思想以及日耳曼民族的习俗，为之后中世纪中期的文化繁荣奠定了基础。

三．封建制度和庄园制度的形成



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给日耳曼王国的兴起，使西欧世界繁荣的城市和贸易急剧衰退。如果说5－6世纪的日耳曼社会还保留有一些残存的商业贸易的话，一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巨变则为西欧的商业贸易划上了句号。7世纪上半叶，伊斯兰教徒突然出现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并迅速粉碎了地中海地区的基督教统治，摧毁了波斯帝国，夺取了拜占廷（东罗马帝国）的那些富饶的省份，并吞了西班牙，直逼法国心脏，从东、西、南三个方向控制了地中海这个伟大的欧洲湖泊，从此基督徒再也不能自由地泛舟于其上了。这一巨变的结果影响了以后历史的全部进程。由于地中海曾经是商业大动脉，航运停顿以后，西欧的商业几乎完全濒于绝境，商人在社会中消失了，由商人所维系的城市也同时趋于衰落。“根据我们所掌握的证据看来，显然从八世纪末期以后，西欧已退回到一种纯粹的农业状态。土地是生活的唯一来源，是构成财富的唯一条件。所有各阶级的人，从皇帝（除土地收入外，别无收入）以至最卑贱的农奴，均直接或间接地依赖土地的产物为生，不管他们是靠自己的劳动来获得这些产物，还是仅仅通过征收来获得这些产物并加以消费。动产在经济生活中不再起任何作用。整个社会生活都建筑在地产或对土地的占有上。因此，要使国家的军事制度与行政制度不建立在土地所有的基础上，是不可能的。现在只有从采邑的领有者中募集军队，从大土地所有者中选拔官吏。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可能保障国家元首的最高主权。即使原则上存在着最高主权，实际上它已经归于消灭了。封建制度不过意味着公共权力分散于代理人的手中。每一个代理人均拥有一片土地而独立，并且把他们既得的权力视为世袭权力的一部分。事实上，九世纪西欧封建制度的出现，不过是社会退回到纯粹文明时，在政治领域中的一种反响而已”。

西欧中世纪社会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制社会。在这种封建制的社会结构中，政府的权力由个别贵族行使，他们统辖着在经济上依赖于他们的人们。所以，汤普逊把欧洲封建制概括为“由个别私人在或大或小的领土范围内，在或高或低的程度上，代表或行使公共权力的制度。” 就其实质而言，西欧封建制是一种领主和附庸的制度，它包含这样一些基本的观念：“首先，它包括这样一个概念，即统治权是属于任何一个采邑拥有者的特权。但是这种特权意味着一些十分明确的义务，违背这些义务可能导致采邑的丧失。第二，它包括这样一个概念，即一切政府都是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的。统治者必须同意要按照人的法律和神的法律公正地进行统治。臣民们则必须保证服从统治者公正的统治。只要任何一方违反契约，另一方就不受义务的约束，有权采取行动加以纠正。第三，封建主义是建立在有所限制的君主权这一思想上的。不管谁是统治者，封建主义反对绝对权威。封建政府被认为是法律统治的政府，不是人统治的政府，任何统治者，无论他的地位多高，，无权随心所欲地把他的个人意志强加于他的臣民。根据封建的理论，任何统治者确实没有权力制定法律；法律是习俗或上帝的意志的产物。国王和贵族的权威只限于颁布所谓的行政法令使法律付诸实施。” 这里可以看到，西欧的封建制是与中国东方的君主专制封建制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社会形态，它是建立在以土地分封为纽带的封建的采邑制和封建的庄园制基础之上的。

西欧封建制的形成揉合了各种因素，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它萌芽于罗马帝国晚期，在加洛林王朝时代已具雏形，最终确立于查理曼之后的内战和北欧人的入侵时期，在公元10世纪以后普遍流行于西欧各地。

从罗马帝国后期的制度中，主要是庇护关系和田庄制度中，可以追溯到西欧封建制的最初渊源。在很早的时候起，因遭遇不幸而破落的罗马公民，就开始寻求富有之人的庇护，通过为其服役，而成为庇护人保护下的平民或者附庸。在帝国衰落时期，这种庇护关系得到了极大的扩展。这是因为，在这一时期，大地产已经遍及帝国各地，虽然有法令限制大地产的面积，但是大地主们却用分散地产于各省的办法，来逃避这项限制。由这些大地产形成的世袭领地，越来越成为一种政治性的社会组织，成为地方主权的小岛。按照狄奥多西法典，法官不得进入私人土地上开庭审判，如果有犯人应该受到逮捕，则执行逮捕者应是领主的管家，而不是国家官吏。因此，城市或乡村的中下层民众，或由于不堪经济上苛捐杂税的重负，或由于生命财产的安全上难抵蛮人的侵害，便有越来越多的人逃往大领地，以求得到庇护。有的甚至是整个村庄请求大领主的庇护。当然，这种庇护是以提供一定的义务来换取的。于是，庇护成为了一种制度。这为领主与附庸的封建制人身关系种下了根苗。公元3、4世纪时，在意大利发生了一场经济和社会的大变动，其特征是工商业萎缩，向自然经济倒退，农奴制的发展，以及向世袭制过渡等等。在这场变动中，农业生产大为衰落。为了制止农业生产的下降，政府用一系列命令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实际是把他们置于大土地所有者的统治下，使他们成为地主田庄的隶农或农奴。田庄制增加了大土地所有者的财富和重要性，逐渐地推动了藩属封建主义的发展。控制着大批农奴的地主们越来越像封建官僚一样，固守田庄，修墙筑垒，向他们的附庸收税，制定法律来管理他们的事务，行使司法权力等等，蔑视或对抗中央政府的存在。这里已经在孕育着以个别权力行使公共权力的封建制的萌芽。与此同时，帝国后期的政府腐败，法律松弛，国家观念与公民意识日益丧失，政府与法律在公众心目中的威信严重下降。于是，社会也一步步陷入无政府状态，政治权力开始从中央政府向私人手里转移，这无疑也加强了封建主义倾向的发展。从这里的追溯中，我们发现了中世纪封建制的历史渊源，它包含了一种罗马因素。这种因素的核心观念即是由权利和义务构成的契约关系。普遍的契约关系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市场经济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立的利益，都有保护自己利益的平等权利，以及尊重别人同样权利的义务。契约就是两个人各自进行利益比较，在一系列的讨价还价后而达成的，双方都有所得，也有所失的自愿协议。因此，在市场经济中形成的人们独立的利益，对自己利益的明确意识和保护自己利益的明确权利，是形成普遍契约关系的社会条件。罗马社会已有相当发达的私有制经济和商品交换关系，罗马法律对于简单的商品生产的所有重要方面，都给予了详尽而明确的规定。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萨拜因认为，对于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度，“罗马贡献了财产关系” 。

当日耳曼人摧毁了西罗马帝国之后，在西欧的土地上出现了一系列互不相属的蛮族政权。在缺乏国家或政治共同体的概念下，日耳曼人无能继承罗马帝国的行政传统，而是把王国再次划分为若干区域，由挑选的一些王公贵族来管理，负责主持公道，维护社会秩序，征收税金。这就孕育着王公贵族篡夺王权和发生内战的危险。日耳曼人的法律观念也与罗马的法律观念有重大不同。罗马法律体现着统治者的意志，也就是说，虽然皇帝的合法权力来自人民，但皇帝在被授予权力之后，他所喜爱的就都具有法律效力。而日耳曼法作为习惯法，它不是统治者的意志，而是世代相延的古老习俗。也就是说，法律是属于民众的，是一个社会共同体的财富。它是被发现的，以人民的名义制定的，由国王宣布的。它高于任何人的权力，没有人可以绝对专制。它具有约束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关系，包括臣民和领袖之间的关系的力量。这一观念构成了未来欧洲中世纪封建制度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法律是作为习俗存在的，而不同的部族是遵循着不同的习俗的。因此，在一个地区里，就会因为存在着不同的部族，而有不同的法律。例如在高卢地区就有多达7种不同的法律，分别适用于罗马人、撒利安的、水宾的和沙马维的法兰克人、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阿拉曼人。另外，随着日耳曼人入主欧洲，他们的“亲兵队”或称“扈从制”组织，也一起带进并实行开来。它是一种以荣誉、信诚、勇敢和互相尊重为基础的军事兄弟会，体现着一种由亲兵对首领的忠诚，首领给予亲兵以荣誉的关系所维系的人身关系，这构成为中世纪封建制的又一个重要因素。

公元5世纪后期法兰克人入主高卢以后，国王占有了庞大的帝国国库领地。国王成为最大的地主。国王又把自己的部分土地赐予了他的侍从和卫兵，作为他们服务的报酬。这些人与原高卢－罗马的贵族、基督教教会的主教一起，成了法兰克王国的第一批世袭地主，大多数法兰克人则成了自由的小农。然而，公元6、7世纪期间，经常发生的战乱和由此带来的沉重的赋税，使独立的小地产越来越难以为继，大批自由民通过多种途径降到了农奴的地位。例如，普通的自由农民为了安全，也为了继续生活下去，主动把自己的土地让与附近的一个地主，然后，再以“请求方式”收回这土地来耕种，以求得到地主的保护。或者效法罗马帝国时期的庇护制，衣食无着的自由人直接请求大领主的庇护，通过与庇护人形成“委身”关系，即委身者为庇护者服役，庇护者维持委身者的生活，来求得安全和衣食。在此，无论“请地”，还是“委身制”，都体现了明显的契约关系。在当时一份农民请求委身的文件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墨洛温王朝后期的委身制度。委身文件里这样写道：“如众所周知，我因衣食缺乏，无以为生，请求大人本笃信上帝之虔诚，与慈爱为怀之善心，准许我委身于大人监护之下，我已如此作了。以后您必须供给我衣食，予我以帮助与救济，我将尽我的力量为您服务，不负您的援救与保护。在我活着的时期，我将在合乎我一个自由人身份的情形下，为您服务，维护您的荣誉。我不得脱离您的统治与监护，将毕生投靠在您的势力与保护之下。因此，您我之间，如一方欲解除此种契约，必须付与对方若干先令作为赔偿；此种谅解，永久不得破坏。（因此，将此合同缮写两份，立约双方，各执一份。）” 在此，我们一方面看到罗马法律的传统正在融进日耳曼的世界，另一方面也同时发现，封建制度的因素在墨洛温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墨洛温王朝末年，势力越来越大的地方领主威胁着国王的权威和王国的统一。公元687年赫里斯图尔•丕平成为全国掌握实权的唯一宫相，实际上开创了加洛林王朝的开端。其子查理•马特于公元715年继承宫相之位后，在全国推行了采邑制改革。查理•马特的改革是一种土地关系的变革，它改变了墨洛温王朝将土地无条件地赠与王公贵族的作法。首先是没收了部分叛乱贵族和教会的土地，然后将土地有条件地恩赐给有军职的贵族，要求他们必须履行对王室所承担的义务。这种恩赐土地的作法，可以看作是国王与军事贵族之间订立的一种土地租借的契约：国王将土地定期或不定期地借给贵族，贵族享有这土地的收益权，条件是忠于王室，在国王的军队中任职，为国王服兵役。这种国王有条件分封给贵族的土地，即称为采邑。采邑一词的原意即为恩惠、恩赏，由封君恩赐一块土地给封臣，使恩赐与土地联系起来，逐渐分封的土地就转化为采邑的称呼。所以，简单地说，采邑就是承担一定义务的封地 。采邑的所有权依然在封君的手里，如果封臣不履行他所承担的义务，他可以自由处分，随时收回；封臣对采邑只有收益权，并且不能世袭。查理曼在公元811年的《卜诺尼恩斯敕令》中这样规定：“凡占有王家恩赐地，在抵抗共同敌人时，不愿与其他贵族同赴前线，或不愿和他在一起，而擅自离开者，当受撤职、收回采邑处分。” 在此，采邑制把日耳曼“亲兵制”中亲兵对首领的忠诚与依附，同罗马法律传统中以保护私人权利为基础的契约规范结合了起来，这使得军事贵族因领受土地而自愿接受王室的束缚，无疑会有力地加强国王的政治和军事地位。

从公元8世纪下半期加洛林王朝时代起，采邑制就成为法兰克王国的一项重要制度。王室把国库领地之外的大量私产都作为采邑，分封给为其服兵役的贵族、地方官员和教会，使他们成为效忠于王室的附庸。从国王那里获得采邑的大贵族，常常还要再把土地分封给手下的士兵，或者支持自己的其他贵族，使他们又成为向自己负责，但并不向皇帝负责的附庸。由此编形成了欧洲封建社会的一种特有现象，即“封君的封君不是封君，封臣的封臣不是封臣”。这样，在封建贵族中便逐渐形成了新的社会等级制度。中世纪骑士阶层就在其中孕育生成。法兰克武士要装备齐全，需要良好的坐骑，全副武装，一定数量的随从，因而要有经济上的支持。那些大贵族们通过向这些武士或称骑士分封土地，既满足了他们对土地这一中世纪最重要的财产形式的要求，也使他们同时成为大贵族的附庸。这样，越来越多的骑士们，在对土地财产的追求下，渐渐形成为一个附庸着大贵族的特定阶层。在以后的年代里，骑士制度及其组织在整个欧洲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不仅有世俗骑士，还有教会骑士。骑士阶层逐渐形成了一套属于自身的精神信念和行为规范，体现了封建主义的最高理想及其美德，以致出现了一种新型的中世纪文学形态――骑士文学。

在法兰克王国实行采邑分封制的过程中，法兰克国王们还常常把豁免权赐给一些封地持有者，这种作法也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发展。所谓豁免权是指世俗贵族或教会贵族的领地不受国王代理人的管辖。在公元7世纪的一份国王颁赐特免权文件中，可以对墨洛温王朝末年的特免制度窥视一斑：“我认为我如赐予教堂（或任何人）以彼所应得的恩宠，并在上帝的帮助下以书面文件保证此种恩宠可长期享受，必可增加王权的光辉。兹特宣布：我答应某地领主兼某教堂主教某某的请求，为了我的灵魂永远得救，特赐给他下列的恩宠：在某主教的教堂所现有的，以及以后该教堂靠上帝的恩宠所取得的庄园范围内，政府一切官吏俱不得入内执行审判，收敛罚款，或其他事务。此种权利俱由该主教和他的继任者执掌。因此，我命令你（注：指管辖该地区的伯爵）、你的属员、你的后任，任何人都不得进入该教堂的庄园，执行审判，或收敛罚款，无论该教堂的庄园在国内何地。凡国家应由该教堂领地居民（无论自由人或奴隶，罗马人和野蛮人）所征收的一切赋税，为了我的灵魂得救，我已赐予该教堂，由教堂人员永远自行处理，以适合于该教堂最大的利益。” 可是，豁免权发展的结果，必然是贵族本人成为行使公共权威的真正独立的领主，他只在名义上服从国王的统治。而另一方面，采邑制的推行，其结果必然是既加强了各地封臣的独立性，又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全国各大土地占有者的依赖，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有力地强化了封建关系的形成。

在查理曼政权的鼎盛时期，查理曼的统治能够较为有效地控制着全国各地。不仅地方的封臣大吏、公爵、侯爵、伯爵，就是领受采邑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也向国王行臣服礼，宣誓效忠。为了防止那些被任命管理地方政务的伯爵世袭和滥用职权，查理曼还设置了作为皇帝使臣的巡回使，成为在一个特定地区巡回视察的官吏。他有自己的法庭，可以依法罢免伯爵，并负责监督地方的财政、司法和教会行政。巡回使的设立在国王与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一条重要纽带。因此，虽然采邑已经遍及法兰克王国，封建制在采邑制中已具雏形，但是，各地领主的经济和政治权力受到查理曼的有力控制，封建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受到了抑制。然而，公元814年查理曼死后，法兰克王国便陷入了分裂状态，这是9世纪西欧政治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推动了封建制的最终确立。

以采邑制为基础的国家，不过是由采邑和保有权构成的集合体。作为国王与贵族私人之间的一种契约，采邑制已经承认了接受分封的贵族们具有独立的经济利益，以及豢养私人武装保护这利益的权利。这一制度本身就孕育着分裂的因素。贵族们通过分封，得到了来自采邑的经济利益和保护自己私人利益的政治权力，所付出的是对王室的效忠和服役。然而，一旦采邑制不能满足贵族们的利益时，贵族就会退出契约，不再忠于王室。而王室之所以能够保持贵族的效忠，就是因为不断地满足贵族对土地的贪婪。查理曼大帝连年征战，使帝国版图不断扩张，也带来了丰厚的战利品，为王室与贵族双方之间的利益提供了统一的基础。可是，9世纪以后，北欧人、马扎尔人、撒克森人入侵欧洲，造成法兰克王国的巨大压力，查理曼的子孙们再也无力向外扩张，以往的战利品也日渐枯竭，王室不能再满足贵族的贪欲。逐渐地，原来承担效忠王室义务的贵族，滋长了篡夺王室权力的倾向。他们在采邑上独立执法征税，丝毫不顾及王室意愿，逐渐从王国官员演变为地方王公，国王难于驾驭。在查理曼之子，虔诚者路易执政后期，三个儿子为继承王位，得到王室的最大财源国库领地，或以武力，或以采邑，极力在贵族中间拉拢忠臣，扩大自己的势力；贵族们或想得到更多的土地，或害怕失去已有的采邑，也纷纷委身于这个或那个兄弟，因为按照当时的土地保有权制度，国王死后，所有旧的效忠契约都立即失效，要与新王重订。新王可根据自己的意见重订或者不订，很多贵族就会因此而失去现有的采邑。于是，贵族们，甚至连僧侣都划分为不同的派系。这个由采邑和效忠维系的王国实际上已经分裂了。

在随后兴起的无政府状态中，大的政治和经济单位不再可能，国王的统一权威已经丧失，地方贵族的经济和政治势力因失去中心控制，变得越来越独立。而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中的人们，则迫切地需要安全与保护，因而不断地投身于领主们的庇护之下。9世纪后期，采邑变成了世袭领地，进一步加强了各地领主独立而稳固的经济地位和政治权力。特别是9世纪中期以来的北欧海盗、阿拉伯人、马札尔人的入侵狂潮，把整个拉丁基督教世界抛入了可怕的战乱和危机之中。时代的动荡加速了政治的不安定状态和地方分权政治的发展，伯爵或领主们渐渐将他们为国王管理和保卫的土地，看成是他们自己的土地。同样地，缺乏安全感的居民们，由于越来越需要向他们寻求保护，因而，便也将这些伯爵或地方领主看成是他们自己的统治者。贵族们在所管辖的地区，行使着先前由国王掌握的公权。在大领主们未能保护他们的领地免遭灾难的地方，政治权力更加分散。在许多地区，政治单位逐渐缩小成为城堡领地，即靠近领主城堡的那片土地，而小农们就处于他的比较强大的邻居的庇护之下。这些邻居常常拥有武装的侍从，筑有供人们避难的堡垒，在属他的区域里行使着事实上至高无上的权力。逐渐地，以城堡为中心的庄园普遍发展起来，成为封建制度和封建社会的基础或基本构成单位。终于，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新的封建秩序完全形成了。

在汤普逊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有一段话描述了这一过程：“在查理曼以后，各种制度都没有了。但是在这时期，从国家的瓦解里培养了尚武好战的一代作为补偿。每个小首领稳固的立脚在他所占据的或他所保持的领地上。他保有这领地，不再在受托的地位或在使用的地位上，而是作为财产和遗产了。那成为他自己的庄园、自己的村庄、自己的郡邑了。那不复属于国王；他要求它是属于自己权利范围的。在这个时期，保护人，即保管人，就是一个能够战斗或能够保卫别人的人……贵族按当时的语言，就是战士即士兵……是勇猛的人，有权势的人，善于使用武器的专家；他不逃走，不付赎金，在队伍的前头挺出胸膛稳固站立，以他的宝剑来捍卫寸土尺地。” 由于这些勇士，普通的农民得到了保护和安全，他们获得保护和安全的代价，则是付出自己的土地和自由。他们献出土地，与保护人订立委身契约，成为依附于保护人的附庸或不自由的农奴。他们替保护人工作，耕种他的土地，交纳地租，维持他的部队。

同样是出于保护和安全的需要，大大小小的领主们也通过明确各自权利与义务的契约，结成封君和封臣关系。在这种封建政治体制中，封君与封臣相互负责。封臣宣誓效忠封君，并承担封建义务，包括为封君服兵役，提供军事上的物资支持，出席封君的法庭，仲裁争讼；若封君被敌人逮捕，要筹集赎金等等。封君的义务是保护封臣的荣誉、生命和财产，通过提供衣食，或者授予封地，来维持封臣及其家庭的生活。一般来说，封君和封臣都觉得，为了荣誉不能不遵守效忠誓约。若封主未能保护他的封臣免遭敌人威胁，虐待了他，或者增加了已由封建契约订好的封臣之义务，那么，对封臣来讲，放弃他对领主的效忠，便成为众所公认的惯例。同样，若封臣没有履行他的义务，领主将传唤封臣到他的法庭，在那儿，他将因背信弃义而受到审判。若封臣被发现有罪，他将会丧失封地甚至生命。

公元10世纪以后，封土制十分盛行，正所谓“没有无土地的领主，也没有无领主的土地”，从上到下形成层层分封的等级制：国王将采邑授予大封建主，他们再依次将这些采邑划分为更小的单位，再封给封臣，封臣还可以继续下封，这样，统治阶级的所有成员，从地位最低的骑士到国王，都在封建等级中占有一席之地。关于中世纪封建关系的金字塔形结构，布林顿等人写道：“全国所有的领主与封臣都照金字塔形排列，整齐而又匀称。在封建金字塔的最高层是国王；此一阶层是国王的主要封臣；而他们也是拥有封臣之封建领主。国王封臣的封臣称为“再封臣”（rear vassals），所以他们是封建金字塔之第三层。但是，他们也可拥有自己的封臣。这种“封臣”又有“封臣”的“再封建”（subinfeudution）过程一直发展到封建金字塔的基部，发展到没有赐封资格的最低封臣为止，这些地位最低的封臣虽然不再拥有“封臣”，但是他们仍然是武士贵族统治阶级中的一份子。……土地拥有的方式在理论上也形成了相类似的金字塔。只有国王拥有土地；所有的封臣，可以说是直接或间接地依据封建契约规定从国王处“租借”他们的封邑，并且他们对封邑具有世袭的租借权。” 而作为这个封建关系金字塔的地基支撑着整个塔身的，就是因丧失了土地而依附于封建领主的广大的农奴。

教会也与世俗社会一样，完全地封建化了。根据僧职授予权，一所寺院的创立人，保留对该寺院财产的所有权。于是，教区的财产已为俗人所控制。主教、住持、教士都为各自的庇护人所委派，教区土地成了他们个人的领地。教会也常常将土地分封给男爵，他就成为对教会负有封建义务的附庸。在教会内部也像世俗社会那样，划分出上层与下层、独立与依附的等级，形成了森严的教阶制。整个社会处在一种普遍的主人与附庸的等级关系之中。

在由封君与封臣关系构成的政治体制中，国家是一个由契约维系的松懈的政治共同体。在这里，国王与他统治下的人民之间，与他的陪臣之间，也有着明确的契约关系。国王在加冕时宣誓：国王的责任是执行正义，自己也同样服从法律。如果他未能做到，人民就没有义务效忠国王了。按照封建法律，一个附庸有权撤销他的臣服誓约，向他的领主甚至国王提出挑战，只要他违反了正义。同样的原因，领主也可以废止对附庸的保护。若领主与附庸之间发生争端，一般由封建法庭来解决。法庭由贵族联合组成，国王只是众多法庭成员中的第一位，即同等的人们中间的第一人，就像他是领主们当中最大的领主一样。无论封主和封臣，如果他们认为自己的权利受到不公正的侵犯，都可诉诸法庭。原则上，法庭保证由与他们身份相同的人来审判。法庭的裁决必须执行，必要时，甚至可以违背国王的意愿，这一点可以由法庭成员联合起来的力量所保证。

在由普遍的主人与附庸关系构成的整个社会体制中，每个人都有与其自己社会地位相应的权利和义务。下级人的责任是尊重上司，但后者也必须帮助前者，并供应他们的需要。通过宗主权与附庸地位，保护与封建义务等一系列行为规范，封建政治把统治的权利与保护的责任结合起来，从而使巨大的私有财产同时负有维护公共秩序，管理公共事务的社会责任；把受奴役的地位与受保护的权利结合起来，从而赋予社会经济活动以必要的稳定和秩序。这样，封建制度在社会崩溃和地方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下，把贵族对土地和财产的无节制贪求与农民的无所适从，纳入一套封建秩序之中，从而给中世纪的欧洲社会带来了法律和公正，秩序和稳定。与此相应，也形成了一系列道德观念：封君的公正和封臣的忠诚，宗主的仁慈和骑士的勇敢，领主对下人的宽厚和农奴的安分服从，以及家族或姓氏的荣誉等等，这些都是为社会所珍视的美德。

然而，在这种契约关系中的公正只是表面的和形式的，事实上，它是建立在巨大的不平等基础之上的。在主人与附庸之间不对等条件下形成的契约，其权利和义务的分配自然是僵化的、不平等的。它不仅把财产视为社会政治地位的直接依据，而且还把这种社会政治地位看作是确定利益分配的原则和不变的社会秩序。正是由此造就了具有确定的社会责任、社会地位、确定的工作、确定的利益的三种人群和三种不变的社会等级：祷告和赞扬上帝，在精神上拯救人类的教士；防御侵犯、维持秩序、主持公道、管理公共事务的贵族；辛苦劳作，支持上面两个特权等级的农民。这种社会秩序使权利成为特权，使义务成为束缚人的桎梏，孕育着利益的冲突和对抗。然而，在中世纪的农业社会，也唯有这类僵化、不平等的制度，可以使社会获得秩序。所以，平等或公正只能在一定的历史时空之下获得它的意义。

由领主和依附于他的农民所构成的社会组织形式就是庄园，也叫采邑村庄。它是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的基础。庄园本身是一种组织制度，它是中世纪社会基本的农业结构，是封建领主统辖之下的农村基层组织。庄园的领主可以是国王、大贵族，也可以是一个骑士。一个领主至少控制一个庄园，大领主可以拥有几百个甚至几千个庄园。一个小的庄园有十几户人家，一个大的庄园有五、六十户。在一个庄园内，一般包括领主的城堡住宅，教堂和神甫住宅，农奴居住区。此外，建有仓库、铁工房、榨油房、磨坊、酿酒作坊、烤面包房等专为主人服务的手工作坊。每份庄园产业包括一个或更多的村庄，农民的耕地，公共的森林和牧地，教区教堂的土地，以及庄园里最好的贵族耕地。农民种粮食，饲养牛、羊、猪；铁匠、木匠和石匠建造器具，修缮住宅；教士负责居民的灵魂；领主保卫庄园，执掌法律。庄园主人的领主地位和农奴的人身依附，都是不可改变的身份，就像个人的私有财产一样，要世世代代承袭下去。

庄园是一个将政治、宗教、军事、经济等多种性质综合在一起的社会。每个庄园都有自己的法庭、军队和行政管理制度，王室也无权过问。庄园的管理中心是庄园法庭，通常设在庄园领主的城堡里。庄园的领主对庄园内的农民享有司法权、征税权和政治统治权。凭借这些权力，庄园主向农民们征收各种各样的税：实物或者现金形式的土地税，只有农奴和最低等级的人交纳的人头税，使用由庄园主垄断的磨坊、烤面包房、酿酒作坊、甚至村庄水井等的专利税，以及农奴继承父亲土地所有权的继承税、过桥行路税、结婚税、死亡税等等。另外，农奴们还要向教会交纳什一税，即把自己每年收获物中的十分之一交纳给教会。庄园主还要求农民承担庄园的各种劳役。一般来说，庄园的土地分为两类：领主的保有地和农民的份地。为领主耕种土地是庄园里的农民最普遍的义务。按照规定，每个农户每周必须有一名壮年男子，携带自己的农具，到主人的自留地上劳动3－5日，其余时间可以在自己的份地上生产。此外，还要为主人服各种无偿的强制性劳役，如建桥、修路、挖沟、蓄积木炭、修建围墙、缝制衣服等等。作为领主或统治者，庄园主有权仲裁人们的争端，惩罚罪行。如果领主认为农奴违反了庄园的规矩，那么，在庄园的法庭上就可以审判他。法庭由封建领主本人或者他的管事主持，对农奴或课以罚金，或没收财产。庄园里的城堡也是庄园政治和军事权力的象征。本来，建造城堡这样的军事设施，属于国家的主权，也是王室的特权。然而，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以及战乱和动荡，将这种权力赋予了大大小小的封建主。对此，国王也无可奈何。皇帝秃头查理曾颁布诏令，承认自己对保障安全无能为力，并指示地主贵族把建造城堡作为社会义务。于是，一个庄园就成为一个社会，一个私人庄园主就可以行使一个国家的公共权力。这是一种典型的欧洲封建制度。同时，在每一个庄园里，都缺少不了神甫或教士以及由神甫主持的教堂。他们负责祷告上帝，拯救人们的灵魂。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到，一个庄园内部的人群分层和分工，是整个社会的阶层构成和封建等级制度的缩影。

农奴也从庄园中得到了一些保障。他们拥有对农舍和农田的习惯权利，领主们通常是尊重这一权利的。在动乱的年代里，他们得到了保护，拥有一个安全的环境。一般情况下，农民们在领主的庄园里生活、劳动、死亡，并被埋葬在村里的教堂墓地里，人们很少与他出生的那个村庄以外的世界发生联系。所以，封建庄园也是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经济社会单位。庄园里需要的一切，从封建领主的生活享用到农奴家庭的粮食、劳动工具和生活用品，几乎都是由本庄园的农奴生产的。不过，这时的农业生产效率是很低的，手工业也很不发达，庄园里没有什么产品可以向外出卖。“现在每个人都依靠自己的土地为生，没有人愿意向外面购买食物，由于迫于需要，土地所有者不得不消费自己的生产品。这样，每一个大地产就构成这样一种经济，即人们曾经不大准确地称之为‘关闭的领地经济’，事实上，这不过是一种没有时常的经济。它之所以这样，不是出于选择而是出于需要，不是由于它不愿意出卖产品，而是由于没有买主。领主不仅依靠自己的保有地与农民的租税过活，还要在自己家里生产耕种土地所需的农具以及奴仆所需要的衣服，因为他无处购买这些东西。因此，成为中世纪早期大地产特征的作坊或‘家庭作坊’的建立，就是为了补充商业与工业的缺乏”。 盐、铁、一些精良武器、香料、丝绸、珠宝之类奢侈品，都需要从外来商人那里购买，价格极其昂贵。因此，封建贵族的生活条件也是相当差的，并不像传奇小说经常描写的那样，是完美无缺的田园式的牧歌。“封建的城堡一直到11世纪末还只是简陋的木结构建筑。即使是后来的堡垒也谈不上安适和方便。房间既阴暗又潮湿，光秃秃的石头墙壁冷冰冰地毫无生气。在和东方恢复贸易，引进地毯和炉边地毯以前，地上铺的一般是蒲席或稻草；当猎狗的粪便把它们弄脏以后，又铺上一层新的蒲席或稻草。贵族和他一家吃的食物虽然份量很多，但是并无特色，而且也不可口。它们的主要食谱是肉和鱼、乳酪、洋白菜、萝卜、胡萝卜、洋葱、豆荚和豆子。唯一能大量地得到的果品是苹果和梨。人们不知道咖啡和茶为何物。和东方的贸易进行了一段时期以后，他们才知道香料。后来他们又知道食糖，但是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食糖是罕有的东西，十分昂贵，人们把它作为药物出售。” 即使是查理曼大帝的皇家庄园，根据汤普逊的描绘，除了丰富的粮食和牲口储备之外，其家具、家庭设备、家庭环境也是非常贫乏和简陋的。

庄园里的封建贵族并不依靠劳动为生，他们把战争、冒险和运动视为高贵的行业，承袭着日耳曼人的传统。他们不仅以小小的借口就挑动战争，以便夺取临近的采邑，而且还纯粹为了冒险取乐而投入战斗。为避免过多的暴力行为，教会把基督教文化的成分，注入封建的武士文化，将之引向为上帝而战的方向：一个信仰基督教的高贵人士，应该尊重教会法律，应该保护妇女、儿童和弱者，并捍卫教会，反对异教徒和不信教者，为上帝挥剑效力。而领主之间的私人战争是危害社会生活的非法暴力。因此，教会在10世纪颁布了“上帝的和平”进行干预，宣称任何人不得侵犯圣地，抢劫穷人，伤害教士，否则，要严肃逐出教会。后来商人也受到保护。在11世纪教会又颁布了“上帝的休战”，规定从星期三晚祷到星期一日出，从圣诞节到主显节，还有春天的一大部分、夏末和初秋这些季节里，绝对禁止战争。 违反停战的贵族要被逐出教会。这样，教会试图运用道德原则来约束战争，为基督教社会从掠夺和战乱中解脱出来，提供了喘息之机。

在中世纪西欧的封建庄园制经济中，除了世俗贵族和骑士所领有的大大小小的庄园以外，基督教会和修道院的庄园占有着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查理曼时代，依靠收缴什一税、大量的恩赐地、捐赠地以及对自由民土地的兼并，教会和修道院的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尤其是修道院在占据了大量的田地、森林、牧场、磨坊和葡萄园的情况下，经济迅速膨胀起来。到10世纪前后，修道院已发展成为西欧最大的庄园主，寺院经济基本上控制了整个西欧经济的命脉。许多大修道院都拥有成千上万处庄园，例如，干得斯亥谟的女修道院在956年一次就从撒克森的世俗统治者那里，获得了11000处庄园，赫斯斐尔德修道院在30年时间里就占有了2000所庄园，巴伐利亚的德哲尼修道院在10世纪以前，拥有11866处庄园，“秃头查理曾赐给阿微那寺院一千一百五十处庄园来维持四十个尼姑和二十个牧师的生活。1023年，亨利二世曾剥夺圣特累甫的马克息民寺院六千六百五十六处庄园，而它依然是富裕的。到1030年时，它有一千处以上的庄园，分散在一百四十处地方上。到了十二世纪，佛尔达寺院在它被剥夺之后，又已逐渐获得了这样多的庄园，它在撒克森有三千处庄园，在条麟吉亚有三千处，在窝姆斯周围的莱茵兰有三千处，在巴伐利亚和斯瓦比亚有三千处。圣乌尔立喜寺院，确被认为是很穷的，尚有二百零三处庄园；在每一处庄园上有一至六所村庄。” 在以后的年代里，修道院经济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如息多派修道院成为一般世俗庄园主难以匹敌的大庄园领主，对于发展经济也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修道院的庄园里，同世俗封建主的庄园里一般无二，依靠大量世袭的农奴进行劳动，同样形成了领主与附庸的封建关系。

正因如此，建立在封建庄园制基础上的封建制度，由作祷告的教士、作战的领主、辛苦劳作的农民组成的不变的社会结构，由领主与附庸的契约关系构成的社会等级秩序，便获得了基督教的理论支持，它以上帝的名义肯定了封建特权和封建等级的合理性：“上帝自己已经凭借其意志的力量使人类之中一些人必须是领主，而另一些人必须是农奴。以这种方式，领主尊崇并爱戴上帝，而农奴则爱戴和尊重他们的照使徒之言行事的领主；农奴诚惶诚恐地服从你们世俗的领主，领主以公正和平等对待你的农奴。” 这种封建制度在西欧中央权力瓦解和地方无政府主义的年代里，维持了社会的秩序和安定。 然而，当中世纪进入繁荣的中期，随着城市经济的恢复和国家权威的再现，封建制和庄园制便逐渐削弱下去。不过，封建主义的文化传统却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在有关荣誉、绅士、浪漫爱情等观念方面，起了促进作用。最为重要的是，封建传统为限制国王权力和实行议会制政府这一原则奠定了基础。

四．加洛林时代的文化成就



加洛林时代的文化复兴虽然更多地是恢复，而不是创造，但在一种自由的学术空气下，经过几代人的卓绝努力，尤其是由于一些天才的学者，使得这个时代也决不是无善可陈。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从那个时代特殊的文化状况出发来历史地考查这一文化复兴。“查理曼时代没有产生纯正深奥的思潮，缺少创新的哲学或神学体系，也没有托马斯•阿奎那或利奥纳尔多•达•芬奇，如果我们按照通常字义上的概念，探求‘文艺复兴’，必将感到失望。加洛林时代，学术水平提高极少而退化甚多：应从无知的深渊中挽救欧洲大陆文化以免湮没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

查理曼及其周围的学者们力图营造一种自由的学术氛围，并试图用理性、而不是信仰来解决面临的各种问题。查理曼大帝的首席学术顾问阿尔琴积极推动逻辑研究，组织学术讨论，撰写了逻辑教科书《论辩证法》，探讨了逻辑中的哲学问题和哲学论辩中的逻辑规则问题。他和他后来的学生们运用逻辑推理和论证，讨论了存在、潜在、意念等问题，已经开始显示出后来经院哲学的辩证法风格。查理曼还要求学者们对东部的圣像之争发表见解。他们认为，不应该捣毁圣像，但也不应该崇拜圣像，因为语言是高于形象的，形象只是象征或表象，语言才涉及不可见的精神实质。形象崇拜会掩盖语言的意义，但在不能用语言进行交流时，可以使用语言作为辅助的启示手段。学者们的讨论著作被汇编为《加罗林藏书》。

查理曼的儿子虔诚者路易和孙子秃头查理，继续鼓励学术探讨和学术争论。秃头查理统治时代的一位本尼狄克修道士拉特拉姆诺，在关于人的灵魂是个别的还是普遍的争论中，根据波爱修关于共相和个体的理论指出，灵魂作为种属不是独立存在的实体，它只能作为心灵的概念与个人的灵魂相分离。个人的灵魂是特殊的，是彼此相互分离的实体，但却具有种属的共性。这是运用关于共相和殊相的逻辑理论来解决灵魂的形而上学问题的初次尝试。

加洛林王朝文化复兴时期最著名的学者是爱尔兰人爱留根纳（810－877年），他在秃头查理的宫廷中任语法教师。在当时的时代，他是一位十分罕见的学问渊博、才识出众的人，也是一位希腊文专家、柏拉图和古典作品的爱慕者，一个具有独创精神的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体现着加洛林时代文化复兴的最高成就。查理对爱留根纳非常欣赏，经常听他讲授，对他的异端论调很感兴趣。爱留根纳参与过两次激烈的争论。第一次是由于他在授课中，表达了一系列柏拉图主义观念，因而被特洛伊斯主教指责为有异端观念。对此他著文《马提安著作注》予以反驳。第二次争论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修士戈特沙尔克坚持被拯救和遭劫难两种命运都是上帝预先安排的“双重前定论”，在848年召开的美茵茨主教会议上遭到谴责。由于秃头查理关注这场争论，爱留根纳写了《论命运》以反驳“双重前定论”，主张善恶是人的意志的自由选择，上帝预知人的选择结果，但并不预先干预。结果855年和859年两次受到地方主教会议的谴责，不过由于当时的文化气氛比较宽松，所以，他仍然得到秃头查理的重用。公元824年，拜占庭皇帝“结巴”迈克尔送给“虔诚者”路易伪狄奥尼修斯的希腊文著作抄本，爱留根纳受命将之翻译成拉丁文，这是一部在中世纪前期享有盛誉的书，也是对中世纪影响深远的书。之后，他还为生活于公元6世纪被称为“最后一位罗马哲人”的波爱修的哲学著作――《哲学的慰藉》作了注释。在翻译伪狄奥尼修斯著作的过程中，他深受其影响，重建了新柏拉图主义神造宇宙的理论，写出了他最重要的著作《论自然的区分》，建立了中世纪以来第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有“中世纪哲学之父”的称号。黑格尔认为，这一时期的真正哲学就是从他开始的。

爱留根纳依据理性，而不是权威进行思考。在他的《论自然的区分》中有这样一段对话：教师指出，上帝的本性是不可言说的，一切名称都是不充分的。学生要求提供教父的论述作为论据。教师回答说，这一要求是本末倒置的，因为即使权威来自真正的理性，而理性却肯定不是来自权威。一切权威，只要没有被理性确证，就是软弱的，而真正的理性则依据内在的力量，不需要任何权威的支持。他试图用理性思考信仰，使信仰与理性取得一致，使神学与哲学结合在一起。他甚至主张，“独立于启示之外的哲学具有同等的权威，或甚至具有更高的权威。他争辩说理性和启示二者都是真理的来源，因此是不能互相矛盾的；但假如二者之间万一出现了类似矛盾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应当采取理性。真正的宗教，他说，即是真正的哲学；相反，真正的哲学也就是真正的宗教。” 这种观点在基督教教父们使理性服从于信仰之后的中世纪哲学中，堪称为一朵理性的奇葩。

爱留根纳在《论自然的区分》中，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自然观。在他的理解中，自然是关于“全体存在的与不存在的”东西的“一般名称”，是为人的“心灵所能了解或者超越心灵力量所能及的全部事物。” 这里的“自然”显然是一个最高的和最广泛的哲学概念，它包含了“存在”与“非存在”。爱留根纳从逻辑上把自然区分为四种意义，这四种意义的自然同时也是生成意义上自然发展的四个阶段：

（1）创造而不被创造的自然，它是一切存在和不存在的最初原因，这就是上帝。上帝创造了一切，一切都来自于上帝，但上帝却不被任何东西所创造。（2）被创造又创造的自然，它是众多的创造的原因，这就是存在于上帝之中的原型理念，亦即逻各斯。它被上帝所创造，又作为上帝创造的工具，创造其他的事物。（3）被创造而不创造的自然，它是上帝按照原型理念创造出来的万事万物，在时空之中生灭变化。（4）不创造又不被创造的自然，它是一切事物的终极目的，这仍是上帝。它是一切事物朝向的归宿，是一切存在的本质。这里第一种和第三种形式是对立的，第二种和第四种形式是对立的。在此可以看出，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运动说和伪狄奥尼修斯一切复归于上帝的思想的影响。万物出自上帝，又复归于上帝。上帝是开端、中介和终点。因此，自然的运动也就是上帝的自我运动，也是一个圆圈的运动。

爱留根纳在生成意义上，亦即创世说意义上的自然区分是实在的运动过程，在逻辑意义上的自然区分，是人的认识过程，他以独特的方式肯定了二者的一致性。他把自然的循环运动和认识它的方法称作辩证法。他认为，辩证法的根本特征是两个相反相成的运动，也就是下行运动和上行运动的统一。自然的下行运动从最初原因出发，经过原型的理念世界，下降到可感事物；然后，从可感事物开始上行运动，再经过原型的理念世界，上升至终极目的。最初原因和最终目的相重合，上行运动和下行运动构成圆圈式的自我运动。同样，区分的认识方法就是认识的下降运动，从最高的原则和范畴出发，经过中间命题和概念，达到最后的具体结论和名称；然后开始运用分析的认识方法，展开认识的上升运动，由复合的结论和名称上溯至简单的原则和概念，最后达到最单纯、最普遍、最高的原则和范畴。区分的起点和分析的终点相重合，形成了一个自我构造体系的圆圈。这里已经可以发现，黑格尔关于辩证法、逻辑学和历史相一致的思想端倪，难怪黑格尔说中世纪的真正哲学是从爱留根纳开始的。此外，他在这里把理念视为先于具体事物的本质，成为后来唯名论的一个思想渊源。

自然是存在与非存在的全体，因而，爱留根纳又从存在与非存在的角度对自然进行区分。他提出了区分的五种方式：

（1）根据能否被认识加以区分的方式：可以被感觉和理智认识的是存在，相反，存在由于本性超卓，而超越于感性和理性之外，又成为非存在。非存在及其不可知并不等于非实在。所以，上帝既是包罗万象的存在，又是超越人的理解之外的非存在，但并不能由此否定上帝的实在性。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偶性认识个别事物，因而它是存在；但却不能把握其存在的本质和原因，因而它是非存在。但却不能否定它的实有。这是关于存在和非存在区分的最高方式。

（2）根据被造物的本性的层次加以区分的方式：自然是由低到高的事物等级，较高层次的本性对于较低层次的属于存在，而较低层次的则属非存在。这也就是说，对低级事物的否定是对高级事物的肯定，反之也一样。对于超感觉的、理性的、较高层次的本性，只能通过较高层次的事物被认识，它是存在；不能通过较低层次的事物被认识，它是非存在。如对人的生死的肯定蕴含着对天使的不朽的否定。相对于后者，前者是存在；相对于前者，后者是非存在。然而，天使却是高于人的实在。

（3）根据是否具有存在于时间和空间之中的现实性加以区分的方式：产生或形成于时空之中而被认识的现实的东西是存在，尚未在时空中产生出来成为可见的，而是隐藏于自然深处的，属于未来的是非存在。按照只有上帝才知道的次序，非存在总要展开为存在。这里，实在的事物是潜在的种质的展开，展开是存在，潜在是非存在；展开是结果，潜在是原因；原因和结果构成了这个世界的系列。

（4）根据变动还是静止、感觉把握还是思维认识加以区分的方式：生灭变化的、聚散分解的物质的东西是非存在，它是可以感知的；只能通过纯思维认识的、常住不变的形式，才是存在或真存在。

（5）只对于人而言，根据人的本性加以区分的方式：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来的，上帝的禀性决定了人的存在；原罪使人背弃了上帝，丧失了原初的本性，使人的存在变为非存在。然而，当人被引导恢复了先前上帝创造的存在状态，人的非存在又成为存在。 从这里可以引申出，符合理念的就是存在，不符合理念的就是不存在。

爱留根纳关于区分的五种方式，渗透着古希腊哲学的精神，体现着巴门尼德、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巨大影响。从他关于存在与非存在的关系的理解来看，他把二者理解为一个运动的、互相转化的过程，使他的观点富有辩证的性质，显示了较高的思辨能力。当然，他的学说的归宿是上帝。自然作为存在与非存在的全体，包括了创世的上帝和上帝创造的世界，然而，全体的自然本身又是上帝。因为上帝及其理念是万物的本质、原因和范型，一切被造物都是上帝的自我显现。造物主和被造物是同一个东西，人们所认识的事物本质的存在与上帝的存在是同一的。上帝内在于万物之中，万物也内在于上帝之中。上帝即自然，自然即上帝。这些思想无疑带有泛神论的色彩，为后来的泛神论洞开了门户。不过，“上帝即自然”的命题，既包含着上帝内在于世界的思想，也同时包含着上帝超越世界的思想。因为上帝是外在于世界的最初原因和终极目的。万物都是对上帝的分有，上帝从自身流溢出一切，只有上帝才是真正的存在。

人们只能通过上帝的创造物来认识上帝。然而，上帝超越了存在和本质，因而上帝又是“非存在”或“无”。它是“不可言说的神圣的善，无法把握、不能接近的光明。” 上帝是绝对不可理解的，甚至上帝也不理解自己。“上帝自身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因为他不是一个什么；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他对于他自己和对于每一个智者都是不可理解的。” 在这里，爱留根纳表现出对否定神学和神秘神学的推崇，认为人们可以通过非理解的方式来达到与上帝的融合。

尽管如此，爱留根纳作为一个注重理性思考的哲学家，依然试图论证人何以能够认识上帝的可能性，他提出了“创世即自我显示”的观点。根据基督教“上帝从无创有”的教义，他把上帝的创世解释为一个从无到有、从非存在到存在、从不可言说到自我显示的过程。自我显示是“不显露东西的显相，隐蔽东西的昭示，否定东西的肯定，对不可把握东西的把握，不可言说东西的表达，对不可接近东西的接近，对不可理解东西的理解，无形东西的现形，超本质东西的本质化，无形式东西的形式化。” 概而言之，上帝在创造世界的过程中，同时也就揭示了自身的秘密。“在诸事物的存在中可以看到上帝的存在；在诸事物的秩序中可以看到他的智慧；在诸事物的运动中可以看到他的生命。他的存在是圣父，他的智慧是圣子，他的生命是圣灵。” 因此，应该在上帝创造的世界中去寻求上帝。上帝之光普照世界，认识了世界也就接受了上帝之光。原型理念分有了上帝的神圣本质，又内在于事物之中，因而每一事物的本质都闪耀着上帝之光，人们通过认识事物及其本质便间接地认识了上帝。

对于人这样一种特殊的存在与获救问题，爱留根纳认为，人是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上帝把一切事物的观念都置于人的心中。因而人自身就是一个小世界或小宇宙，包含了整个世界的本质和全部丰富性。人由于犯罪失去了自己的本来存在，而罪的根源在于自由，在于被误导的意志，在于假定本来并非善的事物为善。它不在上帝之中，因为上帝里面没有恶的概念。恶是非存在，没有根源；恶是善的缺乏。罪的惩罚是当然的，它在于发现罪恶欲望的虚幻性，但并非是永远的。只要人能够被引导恢复先前的状态，人就可以重获存在。逻各斯是将人领回上帝的原理，是世界的救主。而惩罚罪恶的地狱和蒙获得救的天堂并不是具体的地点，而是人的心灵状态。地狱是因犯罪而感到的痛苦，天堂则是因德行而感到的幸福。万物皆是不死的，最终都将回归到造物主上帝那里去，甚至魔鬼也可以得救，只不过时间上要稍迟一些。恩格斯在谈到爱留根纳的哲学时说道：“他的学说在当时来说是特别大胆的，他否定‘永恒的诅咒’，甚至对于魔鬼也如此主张，因而十分接近于泛神论。”

在文化贫乏的年代里，爱留根纳的见解无疑是超卓而珍贵的；在基督教全面占据精神领域的情况下，爱留根纳哲学中的理性思考和自由观点是独立而惊人的，他继承了自俄里根开始的理性神学传统，这也使他常常被斥为异端而不容于正统派神学家。他的思想在当时就受到宗教会议的两次责难，以至罗马教皇要求将他审判或者逐出宫廷学校。只是由于秃头查理的庇护，他才幸免于难。400年之后，他的著作《论自然的区分》再次被斥为异端思想，教皇霍诺留于1225年终于下令将该书的所有抄本加以焚毁。所幸这个命令并未得到有效执行，才使之得以流传到今世。总之，正如罗素所言，爱留根纳是公元9世纪最令人惊异的人物。假如他生在公元5世纪或15世纪，他也许就不至使人这样惊异了。然而，他终究是加洛林王朝文化复兴的杰出产物。

东北王老四的BLOG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34072f01000ckm.html

       十月十日，秋高气爽，弗吉尼亚已是满山红叶。午夜，我乘联航直飞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布道。

十小时后，我打开机窗，电视屏幕上的飞翔路线图告诉我，我们正飞过巴格达上空。三万尺的高空下，巴格达一片灰色四周的沙漠烟雾迷漫，想到二十多年写的伊拉克摩苏尔水坝的故事—哈木哈木，而今是在真实中来阿拉伯国家，感慨万千。我要去布道的城市叫迪拜，据说那里有数千中国生意人和数万中国建筑工人。

迪拜，英文Dubai，也有译作杜拜的，是中东阿联酋最富裕的一座城市，迪拜是阿联酋第二大酋长国，面积3885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的5%，人口 130 万(2004年)，约占总人口的30%。迪拜的经济实力在阿联酋也排第二位，阿联酋70%左右的非石油贸易集中在迪拜，所以习惯上迪拜被称为阿联酋的“贸易之都”，它也是整个中东地区的转口贸易中心。

长10公里、名为Creek的海湾穿过市中心，将市区一分为二，交通方便，经济繁荣，进出口贸易十分发达，有"中东的香港"之称。数百年来，这里一直是商人瞩目的良港。近30年，凭着大量的石油美元收入，迪拜以惊人的速度成长为一座拥有本地人加上近百万外国人共有一百三十万人口的现代化美丽城市。
 

 杜拜這個城市，五十多年前還是一座窮漁村，1966年發現石油，從此暴發起來，一眨眼建起一個大都會。鱗次櫛比的摩天大樓在Creek河畔奇跡般地崛起，讓人以為置身紐約。

  人到杜拜，最大的「文化」震撼不在與中東風情與西方品味的結合，而是飯店的豪華精美的程度。也许人们印象最深的要属貌似帆船似的著名的七星级酒店"阿拉伯之星",奢華的飯店更是讓人感到超出自己以往關於奢侈的全部想像，我曾到访过"阿拉伯之星",到過這裏之後，你才能真正體會到什麼叫做"金碧輝煌"。

其实更美更新的建筑更多， "世界第八大奇迹"的棕榈岛, 和正在建的"迪拜塔"将是未来世界最高楼。在一百公里外的首都阿布扎比，酋长们还建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八星级酒店，它的中庭是金燦燦的，它的最豪華的780平方米的總統套房也是金燦燦的。客房面積從170平方米到780平方米不等，普通房间起价每晚最低2000美元。最高的總統套房則要18000美元。總統套房在第25層，傢具是鍍金的，設有一個電影院，兩間臥室，兩間起居室，一個餐廳，出入有專用電梯。老四在那里只喝了一杯土耳奇咖啡就用了三十美元。

阿联酋人信奉伊斯兰教，伊斯兰教与佛教、基督教并列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与犹太教、基督教同属亚伯拉罕系。7世纪初兴起于阿拉伯半岛。其使者为先知穆罕默德。中国旧称天方教、清真教或回教。伊斯兰一词原意为顺从、和平，即顺从真主意志的宗教。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称为穆斯林，意为顺从者。伊斯兰教主要传播于西亚、北非、西非、中亚、 南亚、东南亚等，伊斯教排他性极强，迪拜由于吸引外资和开放的关系在城大一条街上允许成立国际教会，但限制很多，如不在教堂内一律视为非法。另外恐怖分子也成为传福音者的威胁。

这次中东之行在神的保守下平安回来，之后又转机去了大火中的洛杉矶布道。不多写了，引用新闻报道吧，愿神得荣耀。

 基督日報記者全威报导

东北王老四首次中東佈道會敲開宣教大門

在回教勢力盤踞的中東舉行公開的佈道會可能是很多牧者不敢想像的事情。然而，日前在阿聯酋迪拜市舉行的东北王老四牧師海灣華人教會首屆福音佈道大會，不僅敲開了中東宣教大門，還書寫了華人佈道家首次公開在中東佈道的美好歷史。

   知名華裔佈道家、美國華府豐收華夏基督教會主任牧師东北王老四，向本報記者興奮地介紹此次中東佈道之行的收穫：60多個華人在佈道會中決志歸主（其中有2名華人回教徒）、還有為21名華人慕道友施洗，這讓他更深體會到神給廣大華人教會的重大使命－－向阿拉伯國家宣教把福音傳回耶路撒冷！

   在中東阿拉伯國家公開舉行佈道會讓很多牧者感到是不可能的事情，但事實並非如此。东北王老四說，在迪拜（Dubai）這個中東最安全、最開放的城市卻有一定的信仰自由。可能是為發展旅遊業的緣故，迪拜法律允许基督徒在教堂內聚會，但走出教堂大門就絕不准有任何非回教信仰的宗教活動。

  「所以在教會內舉辦佈道會是在當地法律许可範圍內的。」他說，這亦為廣大華人教會開拓迪拜華人事工提供絕好機會。

   东北王老四又介紹迪拜當地的華人教會的發展。當地有兩家華人教會，100多名信徒，但面對迪拜上萬華人群體來講，教會顯得勢單力薄。此次东北王老四舉行的首屆佈道會則為當地華人教會打氣，同工亦得到激勵。同時东北王老四還為教會領袖進行密集的培訓，幫助他們提升服事深度。

   還讓东北王老四刻骨銘心的是他為當地華人教會舉行第一次的洗禮。「能在阿拉伯國家的華人教會主領首屆洗禮真是很有意義，讓我永生難忘。」他說。

   談及在迪拜施洗其實還有一段小插曲。东北王老四原本帶這些準備受洗的朋友去海邊施洗，可是到達海邊發現有成千上万回教徒，是在庆祝某回教節日。性格直率的張牧師起初想讓這些回教徒騰開一個地方好舉行洗禮，後經同工提醒才恍然大悟，最終折回到當地一家國際教會完成了洗禮。 （报导有误差：真实情况是老四提醒大家会发生宗教冲突，后打电话给当地一印度牧师，他热情帮忙在国际教堂内找到浸礼池给我们使用，印度的弟兄们和我们一同唱著赞美诗观看华人受浸礼。---- 王老四补正。）

   王老四感歎說，阿拉伯地區生活的人們的內心如同他們的家園一樣是大片的沙漠，心靈非常乾渴。首屆佈道會能有如此多人信主，足可見當地華人對福音的渴求。雖然在短時間內還很難向當地居民傳福音，但廣大華人教會可把佈道的力量放在當地華人身上。

   比如他指出居住在迪拜的華人主要分成短期民工和商人，民工工作幾年後就回國，然而那些華商卻把根紮在了迪拜，自己的子女也開始學習當地阿拉伯語言，所以他們是教會傳福音的重點群體。

   此次中東佈道之行打開了王老四對中東宣教的負擔，他承諾以後每年會定期在迪拜舉行佈道或培訓聚會。

   「相信借著華人基督徒這個管道，不久的將來福音可傳遍整個阿拉伯地區直至耶路撒冷。」他說。為此王老四牧師特透本報向世界各地華人教會呼籲關注並投入中東的華人宣教。

   「相信現在是廣大華人教會開始回應主的呼召－－完成普世宣教最後一環的時候了。」他說。

『关天茶舍』：欧洲穆斯林化与西方的衰落

http://cache.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1/1/309581.shtml

说明：这是一本书，《America Alone》 的读书笔记。作者Mark Steyn是美国保守派，支持共和党，支持伊拉克战争。我发此读书笔记并不表示我赞同其观点。完全是开卷有益，美国右派的思想，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但我的确认为作者所讲述的问题是真实的而且是严重的。我理解这本书最主要的思想并不是人口，或者伊斯兰，而是西方文明的衰落。对于欧洲福利制度，社会民主主义，这一套东西，读了此书我们会有一个 second opinion。对于美国为什么允许一般人持枪之类的问题，我们也会加深一点认识。全书涉及中国部分很少，版主们不必担心。

我写读书笔记的原因：

1。就好比围棋打谱，是一种学习。总结作者的思想，看清其逻辑脉络。眼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

2。以后查找什么事实，观点方便。

3。发在网上可以跟网友们一起讨论研究，比自己看书有意思。

America Alone: The end of the world as we know it

副标题的意思是说"我们知道的这个世界"的结束，西方世界的结束。

Prologue

现代人总觉得应该担心一些事情，he feels good about feeling bad。有什么事最值得担心呢？

- 核大战么？那是上世纪80年代以前大家担心的事情，那时候大家对核大战如此担心花样百出，结果证明核大战的担心根本是多余的。

- 全球变暖？是，Gore 整了个 An Inconvenient Truth，可是海平面上升不知道要等多少年才能发生。

但眼前就有一个重大危机：西方文明快要消失了。

其实说到全球变暖这样的"预言"，历史上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类似的：

- 1968年资深科学家 Paul Ehrlich 出畅销书预言1970年地球上数亿人将死于饥荒；

- 1972年Club of Rome的研究表明世界将于1981到1993年把金属等资源消耗光；

- 1976年Ponte预言新的冰川时代；

- 1977年卡特总统预言十年之内石油消耗完毕。

以上这些都没发生。这些人被称为 doom-mongers（世界末日贩子）。

然而从1970到2000年有一件事情是真实发生了的：发达国家人口从占世界总数的30%缩小到刚过20%，穆斯林世界总人口则从世界总数的15%增长到20%。

1970年穆斯林以外没有多少人拿伊斯兰当个大问题，然而今天它是全球性的。9/11并不是 "the day everything changed"，而只不过是揭示了早就改变了的世界形势。这个形势的改变是由三个因素组成的：

1。人口减少；

2。发达西方社会民主国家的不可持续性；

3。文明社会的衰竭。

People Power

有人力才有一切，而且还必须要有年轻人，你才能干大事情，比如闹革命什么的 关注"中东和平进程"的人是否注意到一个事实： 加沙地带人口年龄中位数是15.8岁。一群失业，没受过教育的小孩，你怎么让他们有理性？不考虑这个因素怎么可能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与此同时欧洲的情况则是缺孩子。维持一个社会人口，需要的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生几个孩子）是2.1。现在欧洲，希腊是1.3，意大利1.2，西班牙1.1！相比之下美国正好2.1，新西兰略低一点。

现在为什么到处都是穆斯林在惹事？因为人有人力。1970和1980年代，穆斯林世界在努力生孩子，而西方世界仍然在愚蠢的说什么人口过剩资源不够危机。 Diamondd的书《Collapse》，好像什么社会崩溃都跟砍树有关。其实错了，不是tree，是 fammily tree，是孩子。俄罗斯人口逐年减少国家都快完了，跟树有关系么？

Welfare and Warfare

欧洲的人口减少，与欧洲国家这种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制度能否持续下去密切相关。在美国政客们辩论的是福利把太多债留给子孙，欧洲的情况则是根本没有子孙来替你还债。

老龄化 + 福利 = 你的灾难

年轻 + 意愿（will） = 任何敢挡你的人的灾难

意愿，是一种文化概念。比如说非洲人就没有意愿，因为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非洲"人，他们认为自己是自己部族的人。伊斯兰是有意愿和年轻，欧洲则是老龄化和福利。欧洲人口减少没有人来维持福利，只能引进移民，而移民来的大多是穆斯林：冲突不可避免。

Fighting Vainly the Old Ennui

欧洲的真正问题在于大政府。从摇篮到坟墓，什么都有政府管，人民根本不想依靠自己，没有自信。冷战本来是欧洲和美国的共同胜利，但很少有欧洲人为此感到高兴，因为欧洲人本来也没在其中做出什么贡献。相反苏联的解体只是加快了整个欧洲的衰弱。

伊斯兰恐怖分子跟历史上的"印第安恐怖分子"截然不同，他们直接进入你文明城市的腹地，他们有现代化技术，甚至核武器。基地组织是跨国的，全球化的，连锁的，甚至外包的。面对这样的敌人，欧洲人有军事上的优势，但是没有这个意志去与之作战。

作者引用了本拉登的一句话：When people see a strong horse and a weak horse, by nature they will like the strong horse。西方军队看上去像强壮马，但是如果你不敢用这个军事力量，人家就当你是弱马。这不仅仅是欧洲，美国也有这个问题。

现在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全世界都讨厌美国。本来是正常的，因为所有强权都招人恨，但是大家恨美国的原因很奇怪：比如穆斯林恨美国的脱衣舞，欧洲人恨美国反同性恋和堕胎，等等，世界人民恨美国的可乐，汉堡，美国什么都不对。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非帝国的超级大国。美国帮助欧洲防务，结果欧洲人自己就不想搞防务了；美国乐于在联合国分权，结果这个措施也没有给自己带来朋友。

甚至连环保主义者都恨美国：Gore 的片里说"We are altering the balance of energy between our planet and the rest of the universe"，我们改变了我们星球和宇宙之间的能量平衡？！如果美国是个传统超级大国，大家可能说美国是法国的威胁，而现在美国居然成了宇宙能量平衡的威胁！

作为一个强权，美国的真正问题在于自己的意志不够。美国一个常见体恤衫上写着"These Colors Don't Run"，然而美国从战场逃跑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从越南，从伊朗，从索马里。世界其它国家已经开始怀疑美国的力量。在越南，美军死了5万人才撤退，现在在中东可能只需要5千，也许下一次战争50？或者根本不考虑？

整天想着 " exit strategy" 的国家不叫强权。有力量不用，就好像你有一辆法拉利却因为害怕路上有坑洼而不愿开出去一样。

Alternative Realities

欧洲穆斯林化的进程可能是和平的么？法国天主教堂变成清真寺，英国酒吧禁酒，荷兰同性恋俱乐部转移到旧金山，但其它生活不变？可能么？不太可能。因为伊斯兰国家是最不自由的国家。不是宗教问题，是欧洲要不要重新回到中世纪黑暗时代（Dark Ages）的问题。一定会有人指责说这些防止穆斯林化的思想是种族主义，其实不是种族，是文化。对美国来说，"war on terror" 很大程度上是在本土以外，中东沙漠里作战，而对欧洲人来说，这是一场内战。

很多人指责美国是"帝国主义"，而作者认为很遗憾美国还真不够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应该是你理解自己的伟大不是偶然的，你应该把你的成功秘诀传播出去，而不是像现在美国这样在联合国里面跟古巴苏丹平等投票。西方有力量但是没有意志。长期来看情况就更不妙：双方势力人口增减，欧洲福利体系的破产，以及穆斯林化的欧洲必将导致美国失去更多盟友。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大多数 doom-monger 给出的解决全球变暖之类的"末日危机"方案都是加强政府管理，都是 大政府。但作者认为解决与穆斯林文明冲突只能靠人民自己。是小政府。

如果不这么办那就是欧洲的那一套，现在欧洲对伊斯兰步步退让：丹麦讽刺圣战的漫画被禁止了，因为"敏感性"（sensitivity），这就是大政府。在政府"敏感性"的纵容下，伊斯兰在欧洲日益强大。好多荷兰人受不了都移民了。

America Alone -1- 出生与死亡

第一章 The Coming of Age: Births vs Deaths

21世纪早期最重要的事实是除美国以外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加拿大，欧洲，日本的人口都迅速老龄化，美国很快就会发现他的伙伴们都老死了。维持人口稳定所需要的生育率是2.1，现在美国是2.1。加拿大1.48，欧洲平均1.38，日本1.32，俄罗斯1.14。

老人并没有错，但是只有年轻人才有创造力。对国家来说，老龄化是大政府的灾难。与欧洲和加拿大相比，美国算小政府了，但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假设到2075 年人口比现在增长30%，而且即使这样，在2017年以后也是赤字运行。美国尚且如此，你以为出生率只有1.1但是政府什么都管，福利体系大得多的西班牙会怎么样呢？

第三世界国家的出生率也在下降，但这里是谁下降的最快的问题，是最后剩下的人通吃。何况欧洲人还指望别人移民过去。十年之内欧洲就会穆斯林化，其政治-文化特征将彻底改变。14世纪的黑死病曾经使欧洲减少1/3的人口，而现在情况则更加严重，而这一次是自我选择的。

The Math of the Map

人口统计可以解释很多，比如说90%的事情。

- 比如法国总统希拉克为什么不愿参与伊拉克战争？法国城市人口30%是穆斯林，大多数很年轻，而且很多失业的，正是闹事的好时候。80年代人们担心的"黄祸 "（Yellow Peril）根本没有发生，日本也没有崛起，因为他老龄化了。同样道理中国能崛起么？不能。因为中国将未富先老。

- 为什么波斯尼亚崩溃甚至导致大屠杀？因为二战以后塞尔维亚人口比例从43%降到了31%，而波斯尼亚穆斯林人口则从26%增长到了44%。民主时代没人能抵挡人口构成的威力，除非内战。

- 2006年一家丹麦报纸发表了几个漫画家关于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结果引发"卡通圣战"事件，抗议，诉讼，死亡威胁，暴乱等等。这都是人口比例的问题：也许每个网络博客都会支持丹麦报纸，但只有500万人写博客。可是欧洲穆斯林的官方数字是2000万。鹿特丹40%人口是穆斯林，比利时最流行的男孩名字是默罕默德。

为什么现在这个世界被西方文化主导，为什么英国价值观，英语这么流行？因为19世纪英国是第一个真正降低了婴儿死亡率的国家。这导致英国人口基数不大的情况下增长很快，使得他有富裕人力去占领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乃至印度，非洲，世界各地。而现在15岁以下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英国是18%，美国 21%，沙特39%，巴基斯坦40%，也门47%，正如上世纪英国做的，现在该谁把多余年轻人口派往全世界了？设想一下各国议会和最高法院按照也门价值观来运行的是什么局面。

人口减少问题远远比什么环保问题重要的得多。最宝贵的资源是人，不是石油。现在根本不是什么人口过剩，而是社会自杀。环保主义者完全是杞人忧天。

The West Runs Out of Stock

出生率最高的几个国家，尼日尔7.46，马里7.42，索马里6.76，阿富汗6.69，也门6.58，他们都是伊斯兰国家。

西班牙社会党在2006年曾经提案给猩猩人权，因为猩猩跟人的基因有98%左右是一致的。作者调侃说可惜西班牙人不具备的猩猩的2%的基因包括繁殖基因。到2050年，意大利人口将减少22%，把家里亚36%，爱沙尼亚52%，甚至更多。一个有意思的事实：2004年美国大选，选了布什的州出生率比选 Kerry的高12% ，其中有西班牙语系移民的功劳。但即使是白人妇女，美国也在1.85左右，高于加拿大和欧洲。这样欧洲和加拿大只能用引进移民的办法来把社会维持下去。

西方世界把制造业外包，等于把自己的孩子也外包，等于把未来外包了。即使是这样也维持不了多久，世界总人口也在减缓增涨，2050年到顶。你想吸引高素质外来移民，但可能不久以后高素质人才会非常难找，因为中国人和印度人可能觉得何必非得去加拿大呢。

East Meets West

伊斯兰教不是一个简单的宗教，他有很强的政治性。穆斯林移民不是被欧洲同化，真实情况是欧洲被穆斯林移民同化：法国游泳场的浴室分男女了（这一点没看明白，难道本来不分么？）澳大利亚医院餐厅现在不提供猪肉了。欧洲受影响最大的还是左派，比如说女权主义者。一个本身不是穆斯林，但有很多很多穆斯林邻居的法国女人出门，也要带头罩。

可兰经是一整套生活方式，杜绝一切好奇和问题。联合国统计，2002年一年内被翻译成西班牙语的书籍，甚至超过上千年内翻译成阿拉伯语的书籍地总合。伊斯兰国家不可能登月或者发明互联网。他们不都是极端分子，但是2006年的调查表明，只有17%的英国穆斯林相信9/11跟阿拉伯有关。作者2002年走访中东，发现很多阿拉伯人同时相信两件事情：a，9/11是以色列摩萨德干的；b，9/11是穆斯林的胜利。

The Seventh Age

这一节作者用莎士比亚的 seven ages of man 来调侃世界局势。

America Alone -2- 日本，俄罗斯和欧洲

第二章 Going...Going...Gone: Demography vs Delusion

这一章分析社会面临人口减少的三个不同类型：日本，基本不存在移民问题，就好像实验室条件下的老龄社会；俄罗斯，未来前途取决于跟邻居中国的关系；欧洲，客人们已经准备取而代之了。

2005年开始日本死亡人口开始超过出生人口。这是一个最纯粹的人口减少模型：没有移民，没有显著少数民族，就是日本人。日本这么拥挤减少点人口难道不是好事么？但政府面临社会保障和劳动力方面的问题。

- 产科医生减少了，不够了。明知孩子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医学院学生谁愿意学产科？比如在Oki Island，人口并不少有17000，但产科医生只在每周一工作，你想生孩子得准时，不然就得坐直升飞机到外地生。

- 孩子不够怎么办呢，日本人发明了人工智能孩子，成年女人的玩具。玩玩具？由此可见在社会民主主义国家，成年人本身就是他们所没能生出来的孩子。

- 没有年轻人谁来照顾老人，谁来工作呢？机器人？或者给索尼公司发克隆执照么？

七十年代出生的日本女人中的51%到了30岁还没有孩子。

Red Sales in the Sunset?

俄罗斯人口在1992年达到顶峰，148m。到2015，人口将减少到130m，到世纪末减少到50m到60m，最差的估计是到2050减少到85m。俄罗斯的出生率只有1.2，而70%的妊娠都被中止了！一部反堕胎的美国电影，The Silent Scream，在俄罗斯电视台播放的结果是，大部分女性观众被美国先进的医疗设备所吸引，认为以后做堕胎手术最好能去美国做。

- 对于2000年出生的俄罗斯男子，其预期寿命只有58.9岁，女性寿命则与美国相当。俄罗斯最致命的传染病是肺结核。而其HIV感染率增长世界最快，俄罗斯5年内HIV阳性的人数超过美国20年总和，据说总人口的1%被感染了。

- 俄罗斯甚至没有足够兵力守卫边境，这种情况下怎么防治核扩散呢？

- 俄罗斯的确有些地区生育率不低：伊斯兰地区。

非洲有艾滋病问题，中东有穆斯林问题，北朝鲜有核武器问题 - 俄罗斯同时有这三个问题。

俄罗斯资源多人少，中国人多资源少，那么。。。其实俄罗斯还可以帮助中国解决光棍，一方是女多男少一方是男多女少，这个。。。

基地组织认为并不是美国拖垮了前苏联，是他们在阿富汗拖垮了苏联。俄罗斯最终很可能四分五裂，导致世界上多出几个穆斯林国家，中东核武器化，而且他的一部分领土会被中国取走，这样就是一个更强大的中国 - 所有这些都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以前俄罗斯觉得阿拉斯加反正也守不住，干脆卖给了美国，现在能不能把西伯利亚给中国呢？

中国和俄罗斯也有穆斯林极端主义分子的问题，不过在作者看来，这两个国家目前打算主要让美国来跟伊斯兰扛。

Les Feuilles Mortes

1775年弗兰克林给英国国王写了一封信："你们英国花了300万英镑才杀死我们150个美国人，相当于2万英镑一个，而与此同时我们这边又出生了60000孩子。。。"

弗兰克林有点说过了，其实当时很多在美国的人为了能继续效忠英王宁愿搬家。但其他人的自我认同则是"美国人"取代了"英国人"。那么现在欧洲人的自我认同会不会从法国人，比利时人，荷兰人变成穆斯林人呢？谁强才会认同谁。南亚的温和穆斯林已经变成了极端穆斯林，尼日尔从非穆斯林社会已经变成了半穆斯林，欧洲呢？民主社会，人口的变化直接左右政治格局。

2005年底法国发生穆斯林骚乱，媒体报导的时候不敢用伊斯兰这个字，把暴乱者称为"青年"。不过这也说明问题，穆斯林的优势就是有青年。如果看人口统计，法国只有10%的人口是穆斯林，但问题在于不是均匀分布的。城市里面45%的青年是穆斯林，街头械斗谁吃亏。2006年比利时一个54岁的火车列车员在上班的公共汽车上被6个"青年"殴打致死，结果车上其他人40来人没人敢管，事后居然只有4个人敢于接受调查。比利时人怕穆斯林"青年"。

The Rain in Spain

欧洲大陆的9/11是2004年3月11日的马德里。正好在西班牙大选之前，系列火车爆炸案杀死了至少200人。前政府是Popular Party，支持美国的伊拉克战争，而竞争者社会工人党则要求撤出西班牙在伊拉克的军队。恐怖分子显然是想通过爆炸事件吓唬西班牙选民。

结果怎么样？西班人人还真把社会工人党选上台了。"We apologize for catching your eye." 国家打仗都是为了未来，一个生育率只有1.1的国家有什么未来啊。

美国反恐战争是在外面打仗，欧洲也有一系列的恐怖活动，但欧洲的反恐战争是内战。谁能赢？在奥地利的Linz，穆斯林要求所有女教师上课必须带面纱。英国穆斯林要求取消大屠杀纪念日，因为这个纪念日只纪念被屠杀的犹太人，而不纪念被以色列屠杀的巴勒斯坦人。面对穆斯林的咄咄逼人，各国政府却只是一味退让。泰国10%的佛教徒受不了穆斯林干脆搬家了。

欧盟，"西方"妇女的生育率只有1.4，而同样住在欧盟国家的穆斯林妇女的生育率是3.5。

America Alone -3- 男人来自金星

第三章 Men Are from Venus: Primary Impulses vs. Secondary Impulses

（再说明一下，我已经说了这本书的主题并不是说人口或者宣传要抵制伊斯兰，而是说西方社会的衰落。作者作为一个右派共和党，他重点抨击的是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包括美国民主党的政策。重点反对的是包办一切的大政府。当然作者所描绘的人口和伊斯兰问题，也是相当触目惊心。本章所描述的大政府问题，跟当下中国没关系。）

这一章分析欧洲是怎么到这个地步的，为什么人不愿意生孩子。作者认为低生育率与包办一切的大政府有关，而且与政府和精英对道德优越感的追求有关。大政府加上道德优越感，现在的局面就是加拿大和欧洲都女性化了。

1945年的加拿大皇家海军曾经是世界第三大的水面舰队，空军是世界最有效率的，诺曼底登陆加拿大部队负责最艰难的海滩。两代人过去了，现在加拿大流行的是男人穿女人衣服。

如果你看现在西方的竞选议题，除了美国共和党以外其他所有政党的政治主张都是关于第二本能（Secondary Impulses）：政府提供的医疗保险；政府提供托儿所（2006加拿大选举的最重要议题）；政府提供的父亲产假（英国）。然而却忽略了第一本能（Primary Impulses）：国防，依靠自我，家庭，生育行为。如果你不前进不繁殖你根本负担不起那些第二本能。而绝大多数第二本能是为了满足自我：老人最好让政府负责照顾，别占用他们时间。

有人调侃说美国人来自火星欧洲人来自金星，其实应该说本来都是火星人，只不过欧洲人爱穿金星衣服。现代西方民主除了生育之外个方面都越来越女性化。美国人理解不了发达世界已经堕落到什么程度了：欧洲国家内阁中，国防部的职位还不如卫生部有吸引力。

福特总统曾经说，"A government big enough to give you everything you want is big enought to take away everything from you." 但中间其实有一个过渡阶段，就是政府已经大到可以给你任何你想要得到东西了，但是却没有大到能让你偿还这些东西。结果就是政府寅吃卯粮。美国预计2040年养老金支出将占GDP 6.8%，而希腊这个数字是25%，社会崩溃。

左派常常鼓吹道德，说多纳税就等于为为社会做贡献，少纳税就等于自私。其实这种社会培养出来的人最自私：只要他死之前都能拿到养老金，才不管下一代政府破产有什么后果。公民在这样的社会里生活很容易上瘾，很难改革。除美国之外西方其他国家都认为政府应该来运行你的医疗保险。大家在超市买东西都希望选择越多越好，可是到了医疗保险却放弃了选择权。

大政府其实不是钱的问题，更是追求道德优越感的问题。其他西方国家现在追求所谓"软力量"（soft power）,而鄙视美国的硬力量。日本自二战以后就没有一个士兵在战场被杀，都去唱卡拉OK "给和平一个机会" 去了。"软力量"起源于软文化，根本原因是没有维持自己"硬力量"的意愿。但软力量是不能维持长久的，无法面对外来强硬的力量。9/11发生以后英国穆斯林青年上街游行，敲打汽车让司机们跟他们一起喊"本拉登伟大"。

这种事情要放美国德州，早让人拔枪打死了。可是在英国法律不但禁止你持枪，而且面对骚扰甚至禁止你反抗。穆斯林在欧洲这么牛，在美国就没脾气，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人比较能强硬。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之所以犯罪率低，就是因为持枪率高。你让枪支非法，结果就是只有非法的人才有抢。作者同时认为宗教信仰也重要，你要让宗教边缘化，那就只有边缘人才有宗教。这就是为什么法国的穆斯林聚集区比富人区更有文化自信。

Moral Health

政府麻醉剂下的欧洲软文化已经如此普遍：国家养老，被保护的工作，每年6周带薪假期，大方的失业补助，每周工作35小时，公民已经被麻醉上瘾了。政客们已经意识到这么搞下去不行，但说服不了公民，普通老百姓才不管20年后会发生什么。大政府对人的控制甚至已经到了只要他认为对你有好处什么都管的程度：不要吸烟，健康饮食！政府什么都管，帮你照顾老人和孩子，你自己就可以除去泡吧什么的了。当人把个人美德全都交给政府，最终结果是这些美德将从社会消失。就算没有穆斯林，这些被惯坏了的人民也好不了。

西方社会只有一个例外，这就是美国。然而民主党和主流媒体对此例外却是指责，要求美国加入世界。

其实历史上的欧洲也是一直迷信中央集权制（statism），比如说法西斯和。。都起源于欧洲。这种集权主义的本质是少数精英代替人民决定"公共价值标准"。然后是每个人都乐于在这种社会生活 - 有谁会不喜欢那些福利呢？问题是这些福利无法长久运行。

选择欧洲标准的医疗保险就等于选择得了什么病必须等很长时间才能看。而且之所以加拿大和欧洲能有钱搞这种大福利，是因为美国二战以后接管了其防务。这样这些国家不必在国防方面花太多钱。如果美国也像这些国家一样，结果就是美国既没钱搞军事，没钱赞助联合国，也没钱让自己的国内机构为世界服务。比如说现在世界任何地方发现不明病毒，最后解决问题的是美国亚特兰大的CDC而不是世界卫生组织。

最后作者试图从统计角度发现人口出生率与社会结构的关系：

- 首先人口跟宗教没关系。即使在伊斯兰世界，两伊战争之后的伊朗，其出生率也降到了2.33。

- 跟经济自由度有关。欧洲的情况基本上是经济越自由的国家出生率越高。但是，世界其他地方，香港和新加坡经济很自由，可是出生率也很低。

- 跟结婚率有关。但，不能解释日本。日本结婚率高，出生率低。

- 跟讲英语可能有关。西方世界，英语国家的出生率高于非英语国家。

- 跟穆斯林人口有关。穆斯林人口多的欧洲国家，出生率高。

真正的原因在于大政府还是小政府。比如加拿大从文化等等各个方面都很像美国，唯一区别就是加拿大是大政府。而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加拿大无论是结婚率生率都比美国低，老龄化速度比美国快很多。

现在不是美国要不要加入世界的问题，而是世界应该学美国。

接下来的三章讲伊斯兰在欧洲的发展，为什么欧洲穆斯林比中东穆斯林还激进的问题。这本书一共有10章。

America Alone -4- 沙特开的伊斯兰全球连锁店 　　

　　第四章 Flying the Coop: Big Mo vs. Big Mac 　　

　　1865年三月4日林肯就职演说的时候拍了张照片，几个策划6周之后刺杀他的人跟他同时出现在这张照片上。有时候敌人就在你身边而你浑然不觉。今天这个时代感染非典病毒绝对不需要真去一趟亚洲。很多人指责第一世界国家借助全球化破坏第三世界，却没有意识到恐怖主义也是用 全球化方式运行的。极端主义伊斯兰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不仅仅是穆斯林移民的功劳，更有幕后策划。 　　

　　伊斯兰不仅仅是一个宗教。它是政治：伊斯兰会议组织（OIC, Oganization of the Islamic Conference）跟欧盟，Commenwealth 和 G-7 一样，都是领导人定期会面的国家组织。相比之下谁敢设想一个"基督教会议组织"？ 伊斯兰同时也是一个法典。而对比之下基督教就没有法律影响力，英国法典和拿破仑法典在哲学思想上十分不同。并不仅仅是圣战潜伏在伊斯兰教之中，而是伊斯兰本身就是一个政治项目。　　

　　伦敦2005年7月7日的地铁爆炸案主谋之一是在纽约一个有英国军方背景的清真寺里面被招募的，然后送到巴基斯坦受训。恐怖分子不需要像前苏联那样费尽心机在美国安插卧底，也不需要那种对间谍的垂直指挥系统，现在完全是"连锁经营"，松散管理。 　

　　尽管西方媒体处于"文化多样性"的考虑不愿承认，大量恐怖事件主角都有个名字是默罕默德。这些默罕默德们不必像9/11那样直接从基地组织接受命令，有的是松散管理 ，有的甚至完全是自发行为。穆罕默德这个名字同时是：

　　- 西方世界很多地区最流行的男孩名字

　　- 恐怖分子最常用名字

　　- 西方增长最快的宗教的先知的名字。 　　

　　这些穆罕默德们，伊斯兰教，与西方社会之间已经渗透到了什么程度？一个例子是 Abdurahman Alamoudi，此人2003年因为帮助黎巴嫩恐怖组织洗钱被捕入狱，他的身份包括：

　　- 美国军方的认证穆斯林随军牧师，隶属沙特资金支持的"美国军人穆斯林事务委员会"（American Muslim Armed Forces and Veterans Affairs Council）

　　- 帮助设计了加州公立学校的三周伊斯兰教课程

　　- 他也是希拉里克林顿的前伊斯兰事务顾问 　　

　　CIA永远也不可能往基地组织安插一个这样的人物。在鞋里放炸弹的那个恐怖份子，Richard Reid，是在监狱里被转化成伊斯兰极端主义分子的。转化他的是监狱牧师，是英国政府因为感到本国伊斯兰牧师短缺，而采取"伊斯兰教长移民快速通道"的方法引进来的。 　　

　　监狱罪犯是圣战组织的重点转化对象。伊斯兰教的特点是你有暴力倾向没问题，只要是为了安拉，什么都可以做，包括奢侈生活。这样一个宗教招人是没有问题的，实际上还很有吸引力：你可以当它是终极全球黑帮，是后女权时代堕落形象的避难所，是新奇的东方神秘宗教，反犹太人阴谋之家，。。。。。 　　

　　伊斯兰极端主义是怎么渗透得这么快的？瓦哈比（Wahhabism）是最具有军事性质的穆斯林教派，也是本拉登和9/11的11个恐怖份子的教派， 也是沙特国教。沙特通过赞助学校和清真寺来向全世界输出他们的这个信仰，结果就是本来不激进的穆斯林人口也变得激进了。　　

　　输出宗教需要钱，沙特的钱恰恰来自美国。9/11之后五年内，石油价格从每桶12美元涨到70美元，沙特每天多赚5亿美元。他们的最主要出口产品不是石油，是宗教。除了清真寺和学校，沙特还在美军基地和监狱渗透，收买退休外交官，左右美国政治和媒体。作者这里直接点名老布什夫人和鲍威尔的夫人。 　　

Global Take-out 　　

　　现在西方流行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人人标榜自己头脑开放，鼓吹所有文化都平等。你要真是文化多元主义者你至少也要积极去了解别的文化，瓦哈比教派 怎么回事你知道么？沙特运用现代世界的一切便利，去推行他宗教。1974年石油占沙特总出口的91%，到2001年，石油占91.4%。两万亿美元的财政收入，没有被用来发展工业或者旅游业什么的，很多都被用来在海外发展清真寺和学校了。　　

　　2005年一个23岁的美国公民被控图谋刺杀总统，他是在弗吉尼亚州的高中里面被转化成极端主义穆斯林的。媒体未能报道的事实是这所高中是沙特出钱，在美国开办的伊斯兰沙特学院。学校课程由沙特教育部制定，鼓吹圣战。这所中学，和沙特在西方建立的其他学校，其一年级一道典型的练习题是这样的：填空题，

　　- 除__之外的其他宗教都是假的。

　　- 伊斯兰以外的人死后进入__。

　　第一题的答案是"伊斯兰"，第二题的答案是"地狱之火"。

　　美国总统和国务卿怎么看沙特？沙特是我们的__。对了，答案是"朋友"。

　　如果二战时期德国和日本在全球开办教堂和中学会怎么样呢？ 　　

　　西方的鼓吹所谓"文化多元"的主流社会对此是纵容态度。2004年一个英国女孩要求有权在学校穿戴 " jilbab"（伊斯兰服装，把人从头包到脚，只露出眼睛和手），在法庭上被判决获胜，直到2006年改变判决。布莱尔的夫人，居然和一个穆斯林极端主义团体，一起支持这个女孩。首相夫人的理由是支持"穆斯林保留自己的伊斯兰认同"。

　　然而实际情况是 "jilbab"根本不是什么伊斯兰传统服装，这种服装实际刚刚起源于1970年代 。 　　

　　当年比利时人移民加拿大的时候是新移民适应东道主国家，而现在是东道主国家去适应穆斯林移民。更严重的问题是这些穆斯林移民本身也要不断适应这个越来越激进的伊斯兰教。在西方长大的年轻穆斯林，比其父辈要激进得多，很多人同情甚至赞赏恐怖分子。7%的英国穆斯林认为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是正义的，如果是军事目标，认同比例是16%。伦敦穆斯林的官方数字是一百万，也就是说英国首都有7万恐怖活动的潜在支持者。与此同时很多人支持恐怖分子的战略目的，60%的英国穆斯林希望在英国生活在伊斯兰教教法（sharia）之下。 　　

　　伊斯兰组织不断要求西方政府对其让步，尽管其与恐怖分子的理念是相同的。而在政府还乐于与之打交道，甚至认为不极端的伊斯兰组织不是真正的伊斯兰组织。 　　

　　有人鼓吹西方文化要与伊斯兰"共存"，但现实是伊斯兰拒绝与别的文化共存。穆斯林根本想法是把美国变成伊斯兰国家。作者认为恐怖活动只是症状，意识形态才是疾病。认为西方必须致力于摧毁这个意识形态，至少要摧毁 瓦哈比教派。同时为了对付这个全球化了的意识形态，作者认为应该把西方自己的意识形态也给全球化。

　　最后作者调侃道，这样下去21世纪的全球化局面是，美国人开餐馆，中国人开诊所，沙特人开教堂。

第五章 The Anything They'll Believe In: Church vs. State 　　

　　西方社会想要同化穆斯林，而实际情况是欧洲穆斯林在同化西方社会，而且早就开始熟练利用西方体制。在西方从事政治游说的穆斯林团体比伊拉克穆斯林要激进得多。恐怖分子在阿拉伯社会没有西方这一套法律体系，但是到了欧洲很快学会了利用这一套社会体系去为自己服务： 　　

　　- 麻省最高法院判决监狱必须给穆斯林囚犯提供可兰经。

　　- 英国监狱改建一半以上的卫生间，因为穆斯林囚犯抗议马桶朝向麦加，他们使用的时候必须侧身很不方便。

　　- 欧洲绝大多数穆斯林恐怖分子正是靠欧洲社会福利供养生活的，什么工作都不干，自己被捕了政府还得养活其家人。

　　- 就算你把恐怖分子抓获，结果到了监狱律师还要帮他捍卫自己的权利，比如抱怨伙食什么的。 　　

　　穆斯林团体学会了同性恋团体的"斗争"技术。二者关系很有意思。如果一个穆斯林说伊斯兰反对同性恋，政府会对他进行"hate crime"的调查，说他"homophobia"(同性恋恐惧症)；而如果一个同性恋说伊斯兰反对同性恋，政府也会同样调查他有"Islamophobia"（伊斯兰恐惧症）。这两种"恐惧症"在欧洲都政治不正确，两个团体则互相学习。 　　

The Non-Visible Minority 　　

　　十字路口有一张十美元钞票。北边走过来的是圣诞老人，西边是Tooth Fairy（不知道是什么神话人物），东边是一个极端主义穆斯林，南边是一个温和穆斯林。请问最后谁能得到这张钞票？

　　答案是极端穆斯林。因为其他三个都是虚构人物。　　

　　作者说，"温和穆斯林"也不能说完全不存在，但更应该称他们"静止穆斯林"，因为根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实际上是西方政府在"代表"温和穆斯林说话，比如禁用"伊斯兰恐怖分子"这个说法，而必须说"滥用伊斯兰的恐怖分子"，暗示存在温和穆斯林的绝大多数。在西方穆斯林社区中，只有那些鼓吹极端主义思想的人受到支持，而宣传"温和"的穆斯林则被排斥。　　

　　只有温和穆斯林，却没有温和伊斯兰教。所有正式的伊斯兰教学校都在讲授要实行伊斯兰教教法，要暴力圣战。温和穆斯林没有话语权，你根本就不可能谈论改革伊斯兰教。同时，西方社会对极端穆斯林是迎合的，你温和穆斯林还能干什么呢？ 　　

　　那些真正的温和穆斯林都不是因为伊斯兰教本身而温和，而是因为其所在地区的强硬文化，比如说苏联政权，中国商业阶级，欧洲帝国主义。是这些有自信的文化让穆斯林温和的。　　

　　伊斯兰教有强硬的文化自信，就好像是一个国家，你入教就好比成为这个国家的公民，退出就等于叛国。 　　

The Post-Christian West 　　

　　在这个后基督教时代，如果一个西方人不信上帝的话，什么都可以信。比如有人信仰冬至日。在现在众多的宗教选择之中，伊斯兰教，是在欧洲转化（convert）人最多的宗教。被转化者甚至包括欧洲世家名流之后。 　　

　　一方面是如果你周围都是穆斯林你可能也会选择加入大多数；另一方面是很多西方人，白人，发现伊斯兰教相当有吸引力。很多女人认为伊斯兰教比女权主义更能给她们带来尊重。恐怖分子之中有很多都是被转化了的西方人。而"转化"也是基地组织的重要策略。　　

　　伦敦将主办2012年奥运会，就在奥运设施旁边，穆斯林社团正在准备建设一个最大的清真寺，可容纳7万人，之比奥运主体育场少1万，比最大的基督教教堂多6万7千人。资金将来自英国国内和"海外"（沙特吧估计） 　　

The Potemkin Church 　　

作者认为欧洲的一个问题是关于世俗化，不重视宗教，在欧洲眼里美国对宗教的坚持不但奇怪而且原始。作为保守主义者，作者显然在这里对共和党的宗教思想进行了辩护。

America Alone -6- 欧洲启示录的四马夫

第六章 The Four Horsemen of the Eupocalpyse: Eutopia vs. Eurabia  

这一章用圣经启示录里面的四马夫来调侃指责欧洲政治。

欧盟是有点把欧洲建立成一个国家的意思。欧盟设计的一个最初设想就是要避免二战时代出现的各种形式的军国主义，但现在的欧盟相当于是 对40年代的问题给出一个70年代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的核心在于要把政治阶层和民粹主义分隔开来。因为二战的教训是民粹主义：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获得了大多数的本国人的支持。也就是说今天，包括推行欧洲宪法在内，其主要思想居然是避免欧洲再出现一个被大多数人支持的希特勒。劝说选民支持欧盟宪法的时候，荷兰首相的宣传就是你要是不支持欧盟宪法你就等于支持大屠杀。欧洲精英政客的思想是老百姓不真正理解政治，也没必要让他们了解。

然而最终欧盟宪法因为法国和荷兰全民公决否定而没有通过。就是这样政客们还是对民意充耳不闻。作者说，这正是福利社会的一个特点，政府拿人民当不懂事的孩子。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认为欧盟将在2020年崩溃。作者则认为情况只能更糟，因为有"欧洲启示录"的"四马夫"：

- 死亡： 低生育率

- 饥荒： 社会福利体系的崩溃

- 战争： 穆斯林带来的欧洲内战

- 征服： 欧洲再次成为伊斯兰殖民地

Death

生育率什么的不必再说了。这里强调的是欧洲人精神上的死亡。有这么好的社会福利，这么多休闲时间的情况下，欧洲人生活得并不快乐。2002年的调查显示61%的美国人对未来乐观，而这个比例对加拿大是43%，英国42%，法国29%，俄罗斯23%，德国15%。

作者说，过去十年内美国大报上发表的最可笑文章是2005年普林斯顿经济学家 Paul Krugman （纽约时报专栏版还免费的时候，此人文章我最爱看，是我偶像） 在纽约时报发表的《French Family Values》一文。这篇文章说，美国右派整天谈论家庭价值，可是人欧洲人少工作点，多交点税，每天有更多时间享受家庭价值。作者对此的评论是，你没看见欧洲人连家庭都没有，谈什么家庭价值啊。

欧洲现在还有什么成就？大公司不用说了，欧洲人说大公司都是资本主义野兽。有这么多空闲时间，欧洲人发展出来什么新的艺术成就来没有？巴赫莫扎特早没了，50年以前还没有这么好的福利的时候，法国流行歌曲和意大利电影都很好，现在全都美国化了。科学？欧洲科学家都在美国大学呢。欧洲政府还喜欢"白象"式的 欧洲形象工程，比如说空客380这样的大飞机，号称能装500，800，甚至1000个乘客，就是不知道那个机场能用。作者调侃说我看这飞机2015年用来大规模疏散撤离不错。

如果生活中没有什么重要事情去做，你的生活也就完了。欧洲缺孩子，不过那些听着iPod喝咖啡的大人全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Famine

德国经济，现在失业率是1930年代以来最高的，房价低迷，2005年的新车注册比1999年少了15%。在这种情况下选民是不会跟你理性讨论改革福利体系和增加人口的。2005年选举，70%的人不希望减少福利，而是希望进一步对富人加税。只有45%的德国人同意竞争对经济增长和就业有好处。一个平均德国工人每年工作的总小时数比美国工人少22%。

在社会福利体系即将破产的情况下，为什么政客们就不能站出来说话，号召改革呢？这是正是因为前面提到的精英政治阶层与民众隔离。政客们只会说漂亮话。过去50年以来欧洲政治已经演化到了任何真正重要的问题都不会被政客辩论的程度。各个政党所谓的左，右，其实之间没有显著区别 ，政策都是高税收，高失业率，高犯罪率。（这一点我听意大利人说过，在意大利政客们基本上不辩论任何重要问题。）

War

美国曾经从一元文化发展到多元文化，但欧洲跟穆斯林移民现在不是这个路线。欧洲不是多元文化，是二元文化：西方文化和伊斯兰。 而二元文化是最不稳定的。举了斐济从一元变二元以后频频政变的例子。

巴黎2001年选了个同性恋做市长，结果被穆斯林行刺。

Conquest

作者援引历史，公元732年法国曾经被穆斯林征服，不久的将来的欧洲会以不同方式再发生一次。原因是软弱。

作者曾经写过一篇专栏，说什么是现在西方人值得为之而死的事情。他收到一个法国教授的email，说这正是我们欧洲的优越性：一个你不需要为之而死的后历史乌托邦。

作者说，But sometimes you die anyway.

America Alone -7- 高科技原始人

第七章 The State-of-the-Art Primitive: The known unknowns vs. the knowingly unknowing

很多美国人喜欢在自己车保险杠上贴一个 "FREE TIBET" 标语（藏独分子在西方的宣传绝对超过比中-宣部）。似乎每个人都希望能有一个"自由西藏"，可你要是觉得他们真想去解放西藏就错了。事实上如果拉姆斯菲尔德说，"解放西藏是吧，下星期四让第叁步兵师去"，这帮人就会把 "FREE TIBET" 换成 "WAR IS NOT THE ANSWER"。 在保险杠贴标语的人真正意图是想宣扬自己的到的优越感。只说不做的结果就是根本就不会有什么西藏留给他们去"自由"了。

这就叫"稳定"。作者批评说，正如环保主义者相信气候将会巨变一样，外交政策则相信"不变"。其实"稳定"只是表面上的假相。国际事务中根本没有什么"现状"（status que）或者稳定。

另一个高估了的策略叫做"遏制"（containment），这是对付独裁政权的一个昂贵策略。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对伊拉克的策略就是遏制，12年之中每两周例行轰炸，结果美英两国得到的只是世人关于制裁导致饿死伊拉克儿童的指责。"遏制"政策在冷战中被认为是成功的，"遏制了"华沙条约组织国家。但是这种政策对于那些"被遏制"的国家的人民则不叫成功，他们必须在那样的政体内生活50年之久。 这些国家也是欧洲生育率最低的国家。

所以如果再"稳定"和"遏制"一二十年，世界将进入新的黑暗时代。与过去的黑暗时代相比有很多共同点：欧洲统治者都什么也不做；都有大瘟疫（现在是伊斯兰）；都有大移民；都必须遵守容忍令（edict of toleration, 当时是指必须容忍基督教，最终导致教会权利膨胀）。

但是新黑暗时代有一个重大不同：这是一个不存在拥有统治地位的超级大国的时代。美国强权消失之后将不会有新的超级大国来取代美国地位。大家普遍认为中国可能，但中国有人口减少和其他结构性问题，俄罗斯和欧洲不必提了。

伊斯兰也不能成为强权。马来西亚算是伊斯兰国家里面不错的了，可是马哈蒂尔说："我们自己什么都不会生产，甚至都不能管理自己的财富。"

朝鲜则是最弱的。2006年7月4日朝鲜试验发射了数枚导弹，但是实验是失败的。本来设计可以打到夏威夷的只打到了日本海。其实这种没能力不负责任还要乱打，才是最危险的。

中国变成超级强权或者伊斯兰强权都不可怕：如果有新老板你只要学习新规则再调整自己就行了。可怕的是没有强权：在一个没有秩序的世界中，存在几个暴徒国家，输出自己的疯狂。

塔利班很喜欢使用斩首这个原始杀人方法，然而不仅仅是塔利班。在沙特一个人甚至因为偷车就会被斩首。2006年有人计划对加拿大总理进行斩首，这件事几周之后美国南部边境四名警察被斩首。世界上有一帮人正在重新变成原始人。这种"重返原始"现象绝非偶然，作者引用 National Review 编辑的话说，建设高楼大厦是西方思想，把这些高楼大厦夷为平地是极端主义伊斯兰的思想。

但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并非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实际上作为一个由十七世纪意识形态所驱动的一个21世纪政治运动， 他们采用了现代化的高科技手段。

针对濒死的西方，伊斯兰有三个战略：

- 第一是人口

- 第二是利用宗教转化人

- 第三就是把现代科技和古代仇恨结合起来

2003年苏丹首都喀土木广泛流传一个谣言：外国人用跟苏丹男子握手的办法可以使其阴茎消失。故事被描写的有声有色，问题在于这个流言主要是通过手机短信传播的。连手机都有了，居然还会相信这种事情，这就叫 高科技原始人。

90年代，苏丹有两百万人因为信奉基督教被屠杀，相当于纳粹大屠杀的1/3. 本拉登在苏丹招募了不少人，苏丹人口只有27%的识字率，但是拥有现代武器。（作者说这些武器是从伊朗进口的中国产品）伊朗2006年公开表态愿意把他的核技术传播给其他国家。一个有手机但是怕握手的人可能不要紧，而一个怕握手，有手机，同时还有核武器的人就可怕了。而且高科技原始人哪都有。2004年英国报道说英国穆斯林青少年通过手机来收看伊拉克斩首录像。

The Look

1914年圣诞节，正在交战的英法两只部队停火，互祝节日，合唱平安夜，然后过完节接着打。说明在战争中也有人性。但是对伊斯兰极端分子这种理论不适用。作者举了很多例子，针对平民，甚至是小学生的恐怖袭击，恐怖分子的家人居然还引以为荣，并且受到邻居的祝贺。极端分子中，死亡文化普遍深入，甚至是公开表态要让儿童去做自杀炸弹。

What Part of "Know" Don't We Understand?

2003 年拉姆斯菲尔德发表了他的著名讲话："存在已知的已知，已知的未知，但是也存在未知的未知，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事情。"这个讲话被认为不是正规英语，但其实他说的完全符合英语，而且有道理。

- 9/11在没发生以前就是"未知的未知"，就算知道有年轻的阿拉伯人在美国接受飞行训练，也很难想象他们要干什么。

- 对比之下冷战是"已知的未知"，尽管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核战争，但蘑菇云大家都明白。

- 现在是一个"未知的未知"的时代 。比如说西方社会越来越依赖于电子信息系统，而这个系统是最容易被攻击的。

但伊朗则是"已知的已知"。都知道伊朗正在搞核武器，而且伊朗有了以后会使用这些核武器，现在问题是西方打算怎么反应？作者还提到伊朗有意识的掩盖自己在恐怖活动中的指纹。

Our Word Is Our Bomb

一般的邪恶力量都会给自己找一个虚假外衣，正义口号什么的。但是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则完全没有任何掩饰。

法国在反恐战争中表现算是最不应该激起穆斯林仇恨的了，法国油轮仍然被袭击。然后说，"我们当然更希望攻击美国驱逐舰，不过没问题，因为反正他们都是异教徒。"作者认为，伊斯兰主义，存在就是为了破坏。他们的第一选择是杀美国和以色列人，不过别人也无所谓，反正都是异教徒。

　　一个没有秩序的世界会放开所有的限制。伊斯兰极端分子如果认为自发式的恐怖袭击是单向的，那他们就太愚蠢了。如果一颗有核指纹的脏蛋在伦敦爆炸，不用政府等反应，民间就会有人组织起来反抗。这样的世界最终是穆斯林也会受害。

                                          Alone -8- 美国的力量
　　
　　            第八章 The Unipole Apart: America vs. Everyone Else
　　
　　Fallujah 现在是最不安全的伊拉克地区，美国人去了很可能被绑架杀死。但是作者本人在萨达姆倒台之后不久曾经独自去过那里，还在一个当地小店吃了一顿午饭，当地人用敌意的眼光看他，但是没人敢动。如果是现在他去的话可能早让人打死了。
　　
　　原因很简单。正如本拉登所说，当人们看到一匹强壮的马和一匹弱马，人们自然喜欢强壮马。美军刚刚攻进巴格达的时候大家都觉得美国是强壮马，没人敢动；但是随后的表现却越来越像弱马了。一方面是因为宣传失败主义的媒体，一方面是因为布什当局希望被人看作是"富有同情心的十字军"。在阿拉伯人想法之中"同情心"被视为软弱。媒体则整天计算死了多少人，尽管死亡人数跟被萨达姆政权迫害死亡的人数相比根本微不足道。
　　
　　战争的目的并不是摧毁敌人的武力，是摧毁敌人的意志。只有当敌人意识到自己彻底完了，他才能停止。美国特别善于摧毁别人的武力，但是意志不行。作者认为美军在伊拉克的最主要问题是手太软：把萨达姆，乌代和 Quesay 之外的几乎所有人都看成"人盾"不敢打。如果美军一开始杀死更多的伊拉克社会党员（Baathists），或者杀死更多外来的圣战者，以后就不会有那么多平民被这帮人杀害。自己给自己缩手缩脚没法打仗。从二战日本和德国的经验来看，要想真正重建一个极权国家，最好的办法是首先彻底摧毁它。
　　
　　现在世人的印象就是美国外强中干，这完全是美国自身的问题。2003年因为穆斯林抗议，加州一个天主教高中橄榄球队把名字从"十字军"改成"狮子"。然而与此同时，20英里之外的穆斯林球队名字是"安拉之剑"。你以为你慷慨容忍，人家当你软弱。
　　
　　这场长期战争的战场绝非仅仅在阿拉伯沙漠，而是也在球场，以及金融领域。决定战争胜负的综合国力：外交，信息，军事，经济，和法制。美国在这几个方面的力量如何呢？
　　
Military Power
　　
　　美国拥有世界最强的军队。美国军费支出占世界总量的40%，用于军事科技研发的支出则占世界总量的80%，因此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军事差距将越来越大。美军已经先进到在阿富汗连机器人都用上了。但是美国怕死人 。所以要对付美军，不要跟他打大战，要一点一点撕咬，比如每天让他死两个。
　　
　　美军的另一个问题是把很大资源用于帮助欧洲防卫，而没有投入到真正需要的地方。正是因为美国接管了欧州防务，欧洲国家才有前去搞奢侈的社会福利。而这种关系的结果就是美国越爱欧洲，欧洲越恨美国不像欧洲一样搞福利。
　　
Judicial Power
　　
　　全世界都嘲笑美国司法系统，因为美国法律简直就是专门保护罪犯的。12个美国陪审员中的9个，认为一个9/11罪犯应该因为其童年受到的"感情虐带"而被减轻处罚。诸如此类的例子很多。
　　
Diplomatic Power
　　
　　美国未能成功向世界输出他的价值观，思想和声音。美国一手建立起来的世界组织，比如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包括联合国在内，这些组织都反美。每一次联合国改革都使局势更不利。
　　
Economic Power
　　
　　伊斯兰教要求，生活在穆斯林国家的非穆斯林，必须缴一种称为 jizya 的税。这种税解释了第一为什么伊斯兰国家发展不行，因为其国内有创新，有生产力的那一部分人税务负担太重；第二为什么伊斯兰国家能够容忍其国内有人不是穆斯林，因为他们是资金来源。基督教是先得到教徒，再得到其土地；伊斯兰教是先征服土地，再通过这种税收来让土地上的人皈依伊斯兰教。这种税是一种变相的福利制度，也说明了为什么有些伊斯兰国家混得不错，比如说马来西亚，因为其经济主要靠的是华人。
　　
　　这种模型的长期结果必然是非穆斯林越来越少，而穆斯林国家经济必然崩溃。在巴尔干地区就是这样，基督徒受不了 jizya 税干脆走人了。如果一个国家变得全都是穆斯林，这个国家就必须扩张，来寻找新的 jizya 税源。
　　
　　作者认为，然而现在美国欧洲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政权的资助也可以称得上是 jizya 税，更不必说买中东石油了。
　　
Information Power
　　
　　跟二战时代相比，现在国内的反战声音已经成了战争的主旋律。媒体也是战场。
　　
The Fainthearted Hyperpower
　　
　　尽管现在英国人自己也不认可，可是当年英国在全球殖民的时候，他的殖民统治给世界"留下"了很多正面的东西：英国的语言，法律，政治，商业和文化模式。现在世界上的经济强国很多都是英国的前殖民地。美国已经接替了英国的位置，但是美国能给世界留下什么呢？作者认为美国应该向世界传播"自由"。
　　
　　可是从美国刚刚入侵伊拉克开始，民主党参议员们就开始讨论"退出策略"（exit strategy）了。退出策略，等同于缺乏意志。实际上只有两种"退出策略"，胜利或者失败，而后者更容易。 作者认为打完就走是错误的想法，正确态度应该学当年英国，要长期占领。
　　
　　- 美国一个世纪以前对墨西哥就是打完就走的策略。这个墨西哥总统不好，打他，打完撤。让墨西哥人自己再选一个，如果不好再打再撤。结果就是现在3/4的墨西哥人口生活在加州和亚利桑那。2006年非法移民大游行，口号是"你们美国人为什么不滚回欧洲去？" 现在有这么多墨西哥非法移民，原因就是美国没有在墨西哥好好完成"建国"任务。
　　- 英国在印度就不考虑什么退出策略，结果现在印度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美国坚定盟友。印度现代化全靠英国当年的殖民统治。
　　
　　美国尽管经济和军事都这么强，然而美国的文化和价值观在全世界被孤立了。人们吃麦当劳看好莱坞电影，但是不接受电影里面的美国价值观。欧洲那些专门追随美国流行文化的报刊，也是最反美的。而如果谁不喜欢美国流行文化，他更反美。这种现象是不健康的。美国所宣传的那些"共同价值"，什么自由人权民主，这些话跟说 "How a nice day" 一样对一般人来说都是老生常谈没什么意义。至于其他问题，比如枪支和宗教，别人跟你更不一致。美国文化流传越广，反美就越有意思。
　　
　　这种局面的原因使美国缺乏意志去把自己的理念，现在美国的是"自我依靠"和"非中心化"（采用联邦而不是中央政府），和"自由"，去强制传播给世界。逻辑角度将别人得爱好自由你才好给他自由，比如伊拉克人可能根本就不想要你说的这个自由。但是权力憎恨真空。你不去占领别人就会去占领。
　　
　　然后作者批评美国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实用主义。当年蒋介石失败之后，美国人问"谁失去了中国"。其实蒋介石一开始就没有得到中国。美国当时的外交政策是，蒋介石可能是个狗娘养的，但他是"我们的"狗娘养的。蒋介石政权只不过是这种政策的受益者。现在美国扶植沙特政权，扶植穆巴拉克，跟当年扶植蒋介石一样。只不过现在的问题是他们可能是"我们的"狗娘养的，但他们毕竟是狗娘养的。 有一个政权做你的盟友和有一个国家做你的盟友是不一样的。
　　
　　美国其实拥有巨大优势。欧洲人口和经济都在减少，而美国都在增长。作者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何必把力量浪费到那些以欧洲为核心的国际组织上去？现在包括中俄在内，国际社会的意思是让美国跟伊斯兰世界单挑。美国盟友只剩下一个以色列。美国这个时候还依靠什么联合国啊。
　　
　　唯一的问题是美国的意志。

         第九章 The Important of Being Exceptional: Citizens vs. Dependents
　　
　　简要回应了欧洲人对美国人自以为是，枪支泛滥，好武力等等的指责之后，作者这一章集中批评大政府主义，强调小政府的重要性。首先一个有意思的事实是欧洲已经女性化到了如此的程度，以至于德国政府现在要求男人坐着小便。据说如果你掀起马桶盖，就会有一个语音提示说站立小便罚款，不想麻烦就坐下（这个太玄了谁去过德国最好证实一下）。站立的权利已经成了男性的最后堡垒。
　　
The Pasteurization Is Prologue
　　
　　跟美国相比，法国有一点好：你在可以吃到各种不同味道，而且是好味道的奶酪。美国政府禁止一切未经消毒的生奶酪。这本书通篇没有使用 nannyism 这个词（可参考我的一篇文章《猪年的奶妈主义》），但是多次使用了 nanny state （奶妈国家）。美国政治现在正在朝着以禁止奶酪为代表的奶妈国家的方向前进。
　　
　　民主党人如此怀念九十年代，可是当时的克林顿政府对卢旺达大屠杀充耳不闻，就知道在国内搞微型政治（micro-politics），这里一个规定，那里一个资格认证。所谓"反战"运动实际上是"我不想知道这场战争"运动。民主党要想办正事就必须从微型政治的自行车道回到中间的地缘政治现实快车道来。
　　
My War or The Highway
　　
　　现在就连保守派也开始拥抱大政府。9/11之后不久切尼发表了一番最愚蠢的谈话："9/11以后的最大变化是人民更加相信政府，重视政府，对政府有期望。"而事实是正好相反：9/11当时真正起作用的恰恰是地方政府（纽约），是小政府， 核心政府 - 那些消防队员，警察，救援人员。他们代表的是非中央的，联邦制的国家观点。而彻底失败的是联邦政府机构：FBI, CIA, INS, FAA 等等：
　　
　　- 如果一个阿尔及利亚恐怖分子在一个美国边境口岸被拒绝入境，他可以开几英里从另一个口岸尝试。各个边境站的计算机居然不是联网的。还不如亚马逊网上书店，记得你两年以前买过什么书。
　　- 9/11，FAA 居然无法就是否紧急起飞进行拦截无法做出决定
　　
　　9/11事件中美国政府搞错了的事情主要有两种原因：1，政府机构没有强制执行其规则，比如恐怖分子的签证；2，这些规则过时了，比如被劫持四架飞机中的三架，使用的仍然是 FAA 1970年代的劫机手册。估计下一次恐怖袭击的时候美国机构可能还在使用9/11之前的条例呢。官僚主义很严重，尽管是越扩充越大，90%的政府机构不行。
　　
　　只有第四架飞机，93号航班，没有执行那些70年代的劫机准则。这是当天唯一的好消息。乘客们发现政府已经不好使了，决心自己解决问题。前三架飞机就好像空中的欧盟一样，是个典型的奶妈国家形态：禁止吸烟，100%枪支控制，什么都听机组成员安排，空姐服务态度不好，没关系，你态度不好，你下飞机就被捕。事情结果是"规矩教派"失败了，是那些依靠自我的美国人救了上千人的命。
　　
　　9/11之后六个月，参与劫机的两名恐怖分子所在的佛罗里达飞行学校居然还收到 INS 寄给他们的关于学生签证被批准的信件。结果主管官员只是得到平级调动的处分。
　　
　　《连线》杂志2004年报道过这么一个故事。危险路段常常有很多警告牌，但是仍然经常出事，原因是司机们一看这么多警告牌反而觉得政府都已经处理好了。一个荷兰哥们出了个主意，干脆把所有警告标志都去掉，让这条路本身看着就危险，这样司机就会自己加小心。据此在丹麦进行的的实验成功了。制造出安全的错觉等于让公民放弃自己的判断。
　　
　　拿几把开纸箱用的小刀就能劫持飞机，飞机是现代社会民主主义国家的空中样板。如果这些恐怖分子在体育酒吧停车场玩这个，早让人打死了。
　　
　　9/11之后的第一规则应该是这样的：任何试图把自由公民的自我判断力交给政府的措施都是错误的。举个例子比如说 ID卡。干什么都要看你ID，就是搞恐怖活动不要ID。正确的做法应该把判断的权力留给银行和商店售货员。
　　
　　英国有一个关于宗教的"仇恨罪"（hate crime）法律，根据该法公民不敢批评伊斯兰教。这些都是奶妈国家的症状。
　　
Cradle to Grave
　　
　　怎样才能提高西方国家的出生率呢？作者认为出生率低的第一个原因是堕胎（难道不是避孕么？可能右派必须就得这么说吧，反正不是什么精子数减少之类的原因）。堕胎是个人决定，而这种个人决定的依据是现代社会不需要那么多孩子做家庭劳力了，必须寻找适合现代社会的方法来鼓励生育。
　　
　　社会民主国家的福利制度显然不是提高生育率的办法。欧盟因为低生育率和高福利必须吸引外来移民，而吸引来的移民主要来自北非和中东。结果北欧（斯堪的纳维亚）统计表明享受福利的40%是移民。这种福利制度的问题就是人不再需要自己的子女来帮自己养老，一切都是国家管。这种情况下就是国家刺激生育也没人想生孩子。然后作者提出了一些比较激进的方法：
　　- 一个是多生减税。比如如果你有4个dependents, 你的taxable income除以4.
　　- 住房其实是个重大因素，孩子多得有大房子。作者认为这方面的确欧洲，包括加拿大（居住比较集中）没有美国这个条件。
　　- 作者认为现代教育时间太长。大学上四年太久。导致现代人身体早熟，思想晚熟。最好提供一个好的高中教育，然后早毕业早工作，最好20来岁生两三个孩子。
　　
　　只有小政府才能培养能依靠自我，个人创新的公民，奶妈国家没前途。

　America Alone -10- 正在倒下的骆驼（完）

第十章 The Falling Camel: Last Legs

这是本书的最后一章，作者首先批评现在西方世界大行其道的所谓 "多元文化主义"，然后提出了对付伊斯兰教的一套方案。这个标题的意思是来源于一句阿拉伯谚语：A falling camel attracts many knives，一匹正在倒下的骆驼会吸引好多把刀 。翻译成中文，如果你自己不自立，结果就是墙倒众人推。

英国殖民印度的时候，印度人有个叫做 suttee 的习俗，意思是如果一个女人的丈夫死了，他们会把这个女人在其丈夫的火葬葬礼中烧死殉葬（我记得环游地球八十天里面好像有这个描写）。英国人怎么对待这个"文化"的呢？英国人对印度人说，你们有烧寡妇的习俗，可以。但我们也有个习俗：谁烧寡妇我们就绞死谁。你们按你们习俗办，我们按我们的办。

现在印度没人烧寡妇了。没有主见的文化多元主义是愚蠢的。你尊重所有文化，尊重所有习俗，你怎么不去非洲啊。文化多元主义是西方精英们发明的东西，赞美所有文化，等于实际上否定自己的文化。丹麦卡通事件之后，欧洲开始讨论所谓"媒体规范"，要求媒体在报道穆斯林相关事务的时候要"小心"，要"自我控制我们的言论自由"。结果怎么样？穆斯林得寸进尺。伊斯兰发现骆驼正在倒下，根本不可能阻止他们往上捅刀。

伊斯兰跟西方的战争将不会是一场戏剧性的热战，而是以逐渐的，不易察觉的方式占领欧洲。使用自杀炸弹的恐怖分子甚至不是孤立的，他们周围有忙着给敌人在监狱里享受人权的美国；有把杀人犯美化成"军队"，"活动分子"和"起义者"的媒体，以及一个被移民瘫痪了的欧洲。看来正确的问题不是什么"为什么他们恨我们"，而应该是"为什么他们看不起我们"。

极端分子甚至放话说早晚要用民主手段在唐宁街10号悬挂伊斯兰旗帜。- 其实现在英国已经不知道该挂什么旗了。2005年英国监狱已经禁止悬挂英国国旗，国旗可能会令穆斯林联想到十字军。驾照与车辆注册局，以及 Heathrow 机场，也都禁止悬挂国旗。恐怖分子如果只是爆炸建筑物和交通设施的话不可怕，最可怕的是让你一点一点感觉不舒服，然后慢慢妥协。

美国国内其实也面临移民问题，主要是西裔（大多来自墨西哥）越来越多。他们不是穆斯林，但在文化多元主义的社会气氛下不知道美国能在多大程度上同化这些移民。

9/11之后欧美各国政要首先想到的是去访问清真寺，意图向世人表明不是与整个伊斯兰为敌。这在历史上是非常怪异的举动：你很难想象珍珠港之后首先应该吃寿司看蝴蝶夫人。这里的要点是" 少数民族权利教条 "，那些属于所谓"受害者"群体的人不管做什都会被原谅。美国把这场冲突叫做"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本身就是不敢于指出敌人的名字。西方社会主流文化一方面不敢得罪穆斯林，一方面又从不顾忌讽刺指责自己的文化和宗教。这正如那个冷战笑话：美国人说我们美国每个人都可以随便批评总统，苏联人说我们也一样，在我们苏联也是每个人都可以随便批评美国总统。

叛乱者之所以能成功主要是因为其目标社会缺少自信。 爱尔兰共和军（IRA）正确地计算出英国完全有能力把他们彻底摧毁，但英国没有这个意志。所以他们知道自己虽然在军事上赢不了，但是也输不了。现在伊斯兰主义者也是这么计算的，唯一的区别就是他们更加本地化。

其实伊斯兰的自信也是自相矛盾的。新西兰的伊斯兰妇女非得在开车的时候也戴面罩，警方认为这影响视线，而且有可能被用在抢银行之后的伪装，但是没人敢反对。最后一个警察说，你们宗教传统要是这么强，那你们干脆不开车不就行了么？然而伊斯兰就是要同时拥有17世纪的社会形态和21世纪的便利。不过等到欧洲彻底穆斯林化这些先进东西可能就没有了，正如伊斯兰当年从鼎盛时期必然衰落一样。

现实是越来越多的国家伊斯兰化：巴基斯坦1977年实施了伊斯兰法律，伊朗1979，苏丹1984。尼日利亚本来是英国法，现在也一半是伊斯兰法。

那些生活在西方世界的穆斯林能被西方国家同化么？不能。因为"文化多元性主义"导致西方国家根本就没有自己的文化自信，怎么同化别人？ 民主，移民，文化多元性主义，这三个东西你只能选择两个。文化多元性主义是建立在谎言只上：假定所有文化都是同等正确。然而不管用什么标准衡量现实都绝非如此。鼓吹多元文化，看谁都好，自己感觉也好，其实是一种社会斯德哥尔摩症状（被绑架者爱上绑匪）-　本质是急于接受任何外来的东西，没主见。

面对伊斯兰到底应该怎么办？向伊斯兰投降，彻底消灭伊斯兰，还是改革伊斯兰？作者认为唯一具有可行性的就是改革伊斯兰。但只有穆斯林才能真正改革伊斯兰教，外人所能做的只能是提供让它改革的条件：

1-　支持妇女的真正权利，而不是那些女权主义者的东西。妇女权利是伊斯兰的最大软肋。

2-　组织瓦哈比主义和伊朗等意识形态的传播。

3-　在伊斯兰世界支持政治和经济自由。哪怕选出来的是政府不好也比独裁好：叙利亚，埃及。

4-　通过国际社会制裁那些迫害本国非穆斯林者的伊斯兰国家。

5-　掐断沙特和伊朗在海外建立清真寺和思想团体的资金。

6-　推广美国意识形态。

7-　边缘化联合国，北约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之类的过时组织。

8-　发展新能源，减少石油依赖。

9-　终结伊朗政权。

10-　有机会就军事打击。

对与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来说，欧洲已经给出了一个教训。社会民主主义，文化多元性这些东西，实际上是社会自杀。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