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

—— 《世纪之交的战略性思考》序

何家栋

 

 

喻希来原是社科院的学者，后来率先下海，历经坎坷，现在是一位自由撰稿人。自他的文章《世界新秩序与新兴大国的历史抉择》、《中国发展战略再思考》、《新兴世界大国的成长之旅：光荣与梦想──20世纪中国历史总成绩的回顾》等陆续在《战略与管理》杂志和一些网站上发表后，他的观点开始受到中国思想界的广泛关注。《战略与管理》双月刊执行主编余世存在《关于九十年代的汉语思想》中写道：“喻希来先生‘画地自狱’，萦怀于中国历史的总成绩和文明的兴衰，他与世隔绝的思考反而具有90年代知识分子当中难得的大见识。”学术网站《思想的境界》版主李永刚在“编辑手记”中说：“喻希来先生对中国问题的宏大叙事和整体把握，让人震惊”。喻希来是我的一位忘年交，他常常要我给他的稿子“把把关”，因而使我有幸成为他的文章的第一读者。这回我又是《世纪之交的战略性思考──中国历史、文明与现代化论纲》书稿的最早读者之一，读后不禁浮想联翩，感触颇深，拉杂写下一些即时的感想，是为序。

一、20世纪中国的几代思想家

 

 

喻希来常常在文章中引用梁启超的论述,因为梁启超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的第一人。梁启超虽然是康有为的徒弟，但从许多前辈思想家、政治家、学问家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出，梁启超对20世纪中国人的思想影响已经超过了他的师傅。

 

思想家往往兼为政治家或学问家乃至一身三任，梁启超本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反过来说则不能成立。王国维是20世纪中国学术大师的第一人──梁启超以学术大师的身份出现还要晚于王国维──但他算不上是最重要的思想家。20世纪中国历史无论如何绕不开袁世凯和蒋介石这两位政治家，但没有人承认他们是思想家。袁世凯的政治保守主义需要由杨度以及东西洋的顾问们来表达，蒋介石的思想性着作《中国之命运》乃陶希圣捉刀代笔参见宋平：《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2页。。思想家主要从宏观上思考和阐述人生与社会问题，学问家则侧重于知识的点滴积累与薪火相传。思想家为社会的政治发展指引方向和目标，政治家则为达成既定目标进行团体组织、权力角逐与制度建设。

 

欲把握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风貌，需全面了解它的政治家、学问家、企业家、军事家、艺术家，但提纲挈领的还是认识它的思想家。人们以往习惯于从孙中山（或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邓小平这个“政统”的角度解析20世纪的中国，这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增补由思想家们所构成的“道统”。从某种意义上说，道统的重要性还在政统之上。如果在总结一个世纪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21世纪中国继续现代化、与世界接轨、融入人类主流文明的大方向，就需要确认20世纪中国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新道统。在笔者看来，其主链应是梁启超─胡适─顾准。再延续下去就涉及到活着的人，尽管会有争议，窃以为李慎之还是众多具有候选资格的思想家中领先的一人。在1990年代高高擎起自由主义大旗，从世界思想史的角度也许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在中国思想史上却具有石破天惊的意义。

 

“道统”之说源于韩愈，用在这里并不完全恰当，但在没有找到更合适的概念时，还是不妨暂且借用。“道统”可以分解为“道”和“统”两层意思。什么是“道”，在时人中肯定会有争议。孔子的“道”显然不同于老子的“道”。一个思想家是否得“道”，要靠后人来评价。在孟轲生活的时代，他的思想并不具有显赫的地位，当时流行的是杨朱与墨翟的思想。孟子被列入“道统”，进而成为“亚圣”，是他去世千年以后的事了。毛泽东曾一度占据20世纪中国思想的“顶峰”，在“四个伟大”之中，他本人对“导师”称谓的偏爱远超过“领袖”和“统帅”。但他弃世不过四分之一世纪，国人在继续肯定他历史上的领袖地位的同时，却对其思想的连贯性与正确性提出了众多的质疑。人间正道一定要有继“统”之人，如果无人发扬光大，通常是思想步入死胡同的表征。五六十年代中共党内“两个司令部”之争，当时固然是毛泽东占尽上风。但是，刘少奇的“新民主主义秩序”目前正在中国大行其道，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正宗传人眼下在喜马拉雅山以北是很难找到了，倒是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现在有一个尼泊尔共产党（毛泽东主义者），在党章中规定了毛泽东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李•沃内斯托：《飘扬在世界屋脊上的红旗》，载“上海红旗”网站。以当时的影响论，胡适绝非鲁迅的对手；以铅字论英雄，顾准更不能与姚文元相比。但对于21世纪的中国思想家来说，更多继承的将是前者的思想基因。“统”既然有一以贯之的意思，我们就应侧重于几代思想家中具有连贯性的“主义”和继往开来的人物，而不是那些“否定之否定”的“主义”和空前绝后的“天才”。经过思想史的重新洗牌，曾经显赫一时的大人物也可能被打入副册、划入支脉。列入新道统的思想家，不过是取其代表性而已，并不是说他们在道德上、学问上都是鹤立鸡群。

 

20世纪中国思想家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代人：世纪之交的一代、“五四”一代、“一二九”一代，“四五”一代和世纪末的一代。康有为、严复、谭嗣同、章太炎、孙中山的年龄均大过梁启超，但他们几乎是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一个短时期内同时登上中国思想舞台的，其中章太炎、孙中山的思想被国人所知还要晚于梁启超。无论从思想的广度，宣传的得力，对当时国人的影响之大，以及对现今思想的启示之多来说，作为后生晚辈的梁启超都可以说是他们这一代思想家中的翘楚。

 

陈独秀、胡适、鲁迅、张东荪、张君劢、梁漱溟、毛泽东以及“醒狮”派、“大江学会”的思想家们，是在五四运动前后登上中国思想舞台的，他们分别代表了自由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不同的思想流派。陈独秀被认为是新文化运动的开创者和“总司令”，但他一生的思想经历了从民族主义到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再回归自由民主主义的曲折和反复。鲁迅的怀疑精神和批判思想，在20世纪中国无人能出其右，但他对于挣脱传统枷锁后国人应当何去何从，很少有明确的指示，这大概与他内心深处的悲观主义不无关系。“醒狮”派曾（琦）左（舜生）李（璜）和“大江学会”闻一多、罗隆基等人的思想堪称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先驱，但他们或者后来思想转向，或者至今仍不太被大陆民众所知晓。只有胡适是这一代人中始终如一的自由主义思想家。“一二九”一代在三、四十年代民族危亡的关头登上历史舞台，然而在他们中间涌现出比较成熟的思想家却要晚得多。顾准是这一代思想家中的骄子。与顾准年龄相仿的胡乔木对20世纪后半叶中国思想和政治的走向影响极大，但是他的作用被毛泽东、邓小平的身影所遮盖，非圈内人不得而知。杜润生、于光远、李锐、邓力群、胡绳、王若水、李慎之、王元化、刘宾雁、邵燕祥等均可列入“一二九”一代，虽然他们在年龄上有十几岁的差异。

 

在“一二九”一代思想家与“四五”一代思想家之间本来还应当有一代人。但是“反右派”、“大跃进”和“文革”毁了这一代人的思想创造力，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前期出生的人中具有独立思想者寥寥无几，少数幸运儿也没能充分表现出自己这代人的思想独特性。吴敬琏可以向上归并到他的老师顾准的一代，孙长江、包遵信也可作如是观；遇罗克、严家其、金观涛则可以向下归并到“四五”一代。

 

“四五”一代在四五运动前后崭露头角，他们之中的思想先行者，在七八十年代和前辈思想家几乎同时展现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风采，在九十年代更成为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中坚力量。“四五”一代思想家大多出生于1946至1955年这十年间，也可以向下延伸到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他们是“文革”前的“老三届”初高中生，“文革”中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文革”后的头几届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目前比较知名的“四五”一代思想家中，人在国内的有萧功秦、盛洪、朱学勤、秦晖、杨帆、汪晖……，漂流海外的有刘小枫、杨小凯、胡平、陈奎德、甘阳、王绍光……，此处无法一一列举。他们之中哪些人可以承继现代中国思想的道统，尚有待历史大浪淘沙。

 

世纪末的一代中有思想资质者，在九十年代已经开始显山露水，但要真正成气候，能够与“四五”一代思想家分庭抗礼甚至后来居上，恐怕还要等到十年以后。

 

尽管对中国思想史上世纪之交的一代和“五四”一代的研究有待深入，对世纪末最新一代的研究尚未开始，此处将不涉及这些课题，而是在概述“一二九”一代的分化后，侧重分析“四五”一代在九十年代形成的各种思想流派与研究进路。由于种种先天与后天的原因，笔者忝列其中的前者在思想史上终归只具有过渡性质，真正决定21世纪中国发展方向的还是后者的思想动态──左右交锋、此消彼长以及最后形成的历史合力。

二、“一二九”思想共同体的破裂

 

 

与“五四”一代思想纷呈、流派林立的情况不同，“一二九”一代的思想相当一致。由于时代的原因，虽然如费孝通、钱锺书这样的一流学者产生于党外的学术殿堂，多数具有思想家气质和抱负的知识分子都汇聚到了中共党内。这里所说的时代原因主要有三。从国际环境来说，一战后的世界思想潮流急剧向左转，当时欧洲、美国和日本的大学讲堂、着名思想刊物乃至主流媒体，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要代表的各种左翼思想占据上风。当世界经济危机席卷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时，苏联趁机引进了大批设备、技术和专家，头两个五年计划搞得红红火火，而大镇压的内情尚未被世人所知。因而苏联在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目中具有崇高的威望，连胡适、罗隆基等也不例外，更不用说张东荪、张君劢等“第三种政治”、“修正的民主政治”的鼓吹者了。

 

从国内环境来说，由于租界这一“政治特区”的存在以及中央与地方政权的不统一，无论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无法完全扼杀新闻自由与出版自由。仅仅出于盈利的考虑，书商宁肯出版有一定政治风险的马克思主义普及读物，也无意翻译出版自由主义的经典着作。这与九十年代的出版社不愿意花大力气出版《柏拉图全集》、《康德全集》、《罗素全集》、《杜威全集》而竞相出版“后”学新着是相同的道理。因而“一二九”一代的阅读面是相当狭窄的，占主导地位的并不是国民党的“党义”读物，而是《铁流》、《毁灭》、《母亲》这样的苏联文学译着和艾思奇《大众哲学》一类的马克思主义简易读物，虽然“党义”读物与后者之间也有一定的亲缘关系。

 

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压迫不断加深的时局下，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对于“一二九”一代的“左”“右”选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对日唱“高调”自然容易征服人心，“八一三”抗战前胡适等自由主义者坚持“低调”的态度极大地损害了他们的公众形象。在侵华日军得寸进尺、节节紧逼下，胡适希望中国如在一战后期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那样，忍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再参加对日作战，显然是一厢情愿的。

 

“一二九”一代的思想追求包括三个主要目标：对外是独立自主、伸张国权，对内是通过计划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以及在政治民主的轨道上实现国家统一。由于中日战争、国共对立的残酷性，由于李泽厚所说的“救亡压倒了启蒙”，“一二九”一代在延安整风中修正、降低了自己的自由民主追求，接受了以“新民主主义”为特色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新中国的大一统思想。这样，也就延后了“一二九”一代思想家的产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于成功与权力的腐化，毛泽东在个人崇拜的道路上愈行愈远，思想持续极端化、极权化，使得“一二九”一代陆续离他而去。顾准在1952年的“三反运动”中早早落马，使他率先走上了独立探索的思想不归路。毛泽东自己看中的几个党内“秀才”如田家英、李锐，在五十年代后期就已经与他离心离德。到毛泽东去世前夕，连他的头号笔杆子胡乔木也投入到“死不悔改的党内最大走资派”的怀抱（虽然曾有一度动摇）。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胡乔木、胡绳尤其是李锐、王若水，对1949年以后的毛泽东思想进行了有相当深度的批判，有些批判已经回溯到毛泽东早期的思想源头。

 

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共事的时候，于光远、冯兰瑞（李昌的妻子、四通公司创办人万润南的岳母）与胡乔木、邓力群是同一条战壕的战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们就分道扬镳了，各自成为改革派与还原派的代表人物。前者主张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及其中国变种，从政治经济上全面探索中国改革的新路；后者主张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同时基本肯定1957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保留一个经过修补、整容的斯大林模式。

 

现在人们已经知道，孙长江、于光远、胡绩伟等人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平反天安门事件以及起草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等历史关键环节上的作用。林彪曾强调枪杆子和笔杆子在夺取政权、巩固政权方面的作用。掌握了枪杆子的邓小平也同样离不开笔杆子。事实上，他在经济发展方针与经济制度改革方面是以杜润生、于光远等为主要智囊的，在干部“四化”方面则倚重李锐等人；但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邓小平最相信的还是胡乔木。在八十年代，胡乔木思想曾两次左右了中国政局的走向。1980年夏，在李维汉的倡议和影响下，邓小平发表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时人称之为“庚申改革”动员令，但经过胡乔木的一再游说，这一改革随着天气的变冷很快便戛然而止。1986年由胡耀邦主持中共十三大筹备工作时，在废除终身制和进行政治改革方面准备采取大的动作，又是胡乔木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使胡耀邦壮志未酬，中国政治改革再次耽搁了下来。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游讲话，胡乔木才最终失去了成为中国的苏斯洛夫（曾被称作苏联“红色教皇”）的机会。

 

 

“一二九”一代的思想分歧是非常深刻的，涉及到他们曾经追求的所有主要目标。应当如何处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维护民族自尊与增进国家利益，离不开对当今时代的基本认识──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还是“和平与发展”的全球化时代？实现中国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的正确道路是什么──计划经济、国营经济、单位一体化经济，还是市场经济、民营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政治民主化会给中国带来什么──是促进社会整合与文化创新、加强政权的合法性、建立各民族各社会阶层“宪法爱国主义”的共同基础，还是导致经济凋敝、社会两极分化乃至国家分裂？由于年龄的缘故，要求“一二九”一代从理论与实践上全面解答上述问题已经是不现实的。笔者在这里简要回顾“一二九”一代的思想发展线索，是为了勾勒今日中国思想的来龙去脉，并在思想重组后的“四五”一代与其前辈思想家之间建立必要的“链接”。

三、“四五”一代的思想分野

 

 

“四五”一代与“一二九”一代在“文革”中经历了类似的磨难，因而有着很强的思想共鸣。顾准与“李一哲”殊途同归，在各自独立的思考中，几乎同时攀登上七十年代思想的高峰。在四五运动和民主墙运动中，在与“四人帮”和“凡是派”的斗争中，两代人同仇敌忾，配合默契。

 

在七十年代末，“四五”一代被称为“怀疑的一代”和“觉醒的一代”。他们曾经是“祖国的花朵”、“毛主席的红卫兵”，但是严酷的生活实践使他们所崇拜的偶像坍塌，并开始了“怀疑一切”的艰难跋涉。他们的怀疑从毛主义到列宁主义再到马克思主义，昔日的神圣教义变成了多元化思想源头中的平凡一支。“四五”一代吸取的精神营养的范围远远超过了“一二九”一代。他们的觉醒意味着一种历史性的转折，扭转了20世纪初以来几代中国人越来越“左”倾激进化的趋势。由于“四五”一代在思想上经历了寻寻觅觅、反复求索，因而他们对信念之执着、社会责任感和理想主义之强烈可以与“五四”一代相媲美。由于他们在红卫兵运动、上山下乡、四五运动和种种民间结社中有着政治参与和自发组织的丰富经验，在对国情人性的了解与政治成熟程度上，也绝不亚于“一二九”一代。

 

当“一二九”一代中的改革派与还原派逐渐决裂时，“四五”一代基本上是站在改革派一边的，这在八十年代初的高校竞选运动中有明显的表达。随即“四五”一代出现了分野，但这种分野不是在目标上的不同，而是在路径上的差异。八十年代有所谓“智囊团”与“思想库”的区分。前者积极投身体制内运作，试图通过直接为改革派政治家出谋划策，来推动中国市场化与民主化改革进程。后者更具有“持久战”意识，自觉地与现行体制保持距离，一方面为社会贡献更加独立不羁的思想，一方面通过民间“思想库”的建设来促进中国民间社会（或曰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的形成。二者之间在客观上形成一种内外呼应的格局。

 

如果说1909年出版《路标集》是俄国知识阶层开始裂变的标志，1989年初的“新权威主义”论争就是“四五”一代开始思想分化与重组的标志。“六四”悲剧后，“新权威主义”迅速演变为“新保守主义”。由于政治改革在八十年代屡屡受挫，由于价格“闯关”在1988年夭折于襁褓之中，“四五”一代中有些人开始怀疑制度改革的根本思路，逐步转向政治保守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与“一二九”一代无缘。孙中山逝世后，由于戴季陶等对三民主义进行了儒家化的改造，保守主义曾经喧嚣一时。三十年代中期，王新命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鼓吹文化保守主义。蒋介石则凭借政权的力量“推行新生活运动”，“目的就是要使社会人人都能‘明礼义，知廉耻，负责任，守纪律’”，“它的基础是礼义廉耻，以国家历史的精神来发动，亦以发扬国家历史的精神为使命，要从日常生活做起，推而至于生活全体，要从个人生活做起，推而至于国家全体，要身体力行，以精神求感化，纯粹以自身的修养，养成一种风气，以复兴我们的民族，建设我们的国家。”转引自关志钢：《新生活运动研究》，深圳•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第84─85页。但是“一二九”一代对此完全不买账，他们更愿意追随鲁迅的批判精神以及张申府、陈伯达等所宣传的“新启蒙主义”。因此，“四五”一代中的新保守主义者就必须越过“一二九”一代甚至“五四”一代，到张之洞、辜鸿铭、袁世凯那里去寻找保守主义的思想资源。新保守主义者要保守传统儒家文化、现行政治体制以及“革命意识形态的某些具有镇制功能的价值符号”，唯独对于19世纪末以来业已形成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传统持基本否定的态度，一点也没有要“保守”和“继承”的意思。

 

八十年代后期中国采取“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经济发展战略后，与发达国家的经济利益摩擦和碰撞加剧；九十年代初中国市场化经济制度改革深化后，贫富差距、地区差距扩大，中国特色的中产阶层──国营企事业单位职工相对贫困化，其中一部分人甚至绝对贫困化，由社会中坚向社会边缘转化。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从“四五”一代中又分化出各种左派思想。不论是“新左”、“中左”还是“老左”，参见王思睿：《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载“思想的境界”网站。都与“一二九”一代中的还原派有着思想上的血缘关系。

 

与此同时，“四五”一代的主流仍然坚持八十年代的现代化理念与制度改革的主张。在经过九十年代初短暂的“失语”后，他们更加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旗帜，提出了以自由民主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共同底线”作为中国改革的立足点。由于“一二九”一代中改革派的反思与日俱进、不断深化，两代改革思想家之间并没有无法跨越的思想鸿沟，他们在当前的思想论战中仍坚守着同一条战壕。任何有实质意义的思想论战都是围绕着“真问题”，而中国所有的“真问题”可以归结为“中国问题”，或者说，现在的中国从何而来、又去往哪里的问题。当前对于“中国问题”的提出与诠释，显然有三种不同的进路。

四、中国特殊论：文化与政治保守主义者

 

 

保守主义者否定以自由、民主、平等、人权为价值取向的改革，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辩论策略。一种策略是从正面挑战这些价值观念。譬如这样的说法：“英雄和俗人是社会的两个结构点”；“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礼便是秩序，就是用权力保证社会各阶层的高低错落。保证不同的阶层在社会中处于不同的地位，这是社会秩序的基本架构。”“为了民族大义，一些阶层必须承受牺牲。在民族大义面前，理想迹近荒唐，理想中的公正和民主在现实中却具有十足的破坏性，因为它们代表着社会底层对利益分配的要求，而这种要求与社会品质的提升不同步，方向也不一致。”参见拙文《通俗文本中的思想角逐》摘引的王山有关言论，载北京•《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另一种策略是绕开对这些价值本身的评判，只是否认它们具有普世意义，提出“中国特殊论”，主张中国人有权利保持“古今一脉”的传统价值观。目前，以后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策略更为吃香。文化保守主义者一方面批判“制度决定论”，一方面自己又扯起了“文化决定论”的旗帜。喻希来在本书中指出：制度与文化并不构成一对矛盾。制度文化与非制度文化都是广义文化的组成部分，尽管前者起着更加重要与核心的作用。必须严格遵循社会规范的行为属于制度文化的范畴，具有较大自发性和随意性的行为属于非制度文化的范畴。对于后者，人们既不能解释有些民俗何以能持续千年，并不随着制度文化的变迁而变迁；也说不清楚有些流行文化瞬息万变、朝三暮四的机理。事实上人们也不太在意它，二战后美国占领当局大规模地改造了日本的经济制度（解散财阀、保护工会等）和政治制度（废除军部、建立多党制和议会制等），对于日本人穿和服、食生鱼片之类的非制度文化则不予干预。不同民族与文化的人都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遵循制度，在适合条件下规避制度以及改造制度，都是基于这种本性。没有人能够证明某一民族与文化只能适用某一特定制度。对于任何民族与文化的个人（不论是未成年人还是成年人）来说，都不难适应其他民族与文化中的制度。某些文化中的人们宁愿容忍较差的制度而不去积极争取较好的制度，与“国民性”并没有什么关系，博弈论和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令人信服地说明这是由于经济人的理性选择。

 

急剧的制度改变大多是在文化接触与文明碰撞的情况下发生的。或者是迫于外部力量的强制，例如清帝国在鸦片战争后开放五口通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加入国际法体系。或者是社会精英集团基于“气魄”或使命感的超越个人经济理性的动机与行为，例如20世纪初的中国士大夫阶层出于对民族危机的体认而放弃科举考试的既得利益，转向自己所不熟悉的西学新学与学堂制度。或者是下层造反打碎了既定的利益分配格局，不得不在社会失序的情况下进行制度重建。日本人在明治维新后走上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中国人则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发展道路之间徘徊了一个多世纪，不是因为两国的“国民性”或传统文化有什么本质区别，而是同样具有发展主义冲动的社会精英作出了不同的制度选择。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社会精英在“文明开化”、“脱亚入欧”的发展方向上是有基本共识的。而中国人在19世纪60年代和90年代失去两次发展机会后，世界潮流发生了变化，发达国家的思想界出现了精神分裂，受其影响的中国社会精英虽然还是要走西方人的路，但却不知道应当跟着哪个师傅走了。当社会精英缺乏一种共识时，在制度改造上的左冲右撞，摸石头过河，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不应由于改革中的暂时挫折便否定改革的根本思路。

 

秦晖则对所谓“古今一脉”的“传统”提出质疑：影响我们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的、塑造了我们人格的那种“传统”只能是“人心中的传统”，而这样的“传统”本身却是随着“我们”的社会进化而不断演变的，很少有什么共时性可言。古史辨派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传统”又何尝不是“层累地造成”的？每个时代的人们都在按照自己时代的面貌在自己心中塑造“传统文化”的形象。参见《文化决定论的贫困》，载秦晖：《天平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144页。因此“文化定义”尽可以千奇百怪，但都必须以承认价值主体（个体）的选择权为逻辑前提。缠足与否（或者隆乳与否）是一回事，强迫还是自由又是一回事。前者事关“文化”，而后者事关制度。“文化”不可比，而制度有高低，以维护无优劣可比的“文化”为理由，阻碍有高低可分的制度之进步，与以改进制度为借口搞文化的强制同化，同样是毫无道理的。捍卫文化，就是要反对强制同化，而不是要强制反同化。恰恰相反，文化的捍卫者，必然是强制的反对者，即那些既反对强制同化，也反对强制反同化的人。秦晖：《“制度碰撞”与“文化交融”──全球化中的两种景观（提纲）》，载“思想的境界”网站。

 

吉登斯揭示说：“自传似的思维”是自我治疗的中心因素。对于个人生活连贯感的发展，历史是一种主要的手段，它有益于逃避过去的束缚和敞开未来的机遇。自传作者一方面尽可能地回溯其早期的生活经验，同时也为涵盖未来的潜在发展设立路线。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82页。当代文化保守主义者是基于他们对中国未来的设计而重新塑造符合“中国特殊论”的“传统文化”。一方面，他们要抛弃社会进化论，否定历史进步观，恢复“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历史哲学和历史循环论。另一方面，他们要批判康有为和孙中山的激进主义，重新评价慈禧、袁世凯和蒋介石，彻底“告别革命”，为中国近现代史提供一种新的解释。尽管过去的“革命史”充斥着种种理论上的偏见，“告别革命”后的政治保守主义者所提供的历史解释模式却更加远离事实。

 

当“中国特殊论”者从历史中捞不到什么稻草时，便一口咬定“中国人口多”的“现实国情”决定了现代化、民主化的道路走不通。这种观点当然是与毛泽东的“人手论”唱反调的，同时也没有任何社会科学方面的扎实根据。最近出版了一本很有意思的新书《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作者贾雷德•戴蒙德通过对欧亚大陆、美洲大陆、撒哈拉以南非洲及大洋洲的人类学比较研究得出结论：文明的创造和进步与人类共同体的规模及其地理位置上的开放性成正比。参见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许多欧洲国家的人口密度大于中国而绝大多数非洲国家的人口密度小于中国，但前者却先于后者实现了现代化和民主化。印度的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同时人口总量也已接近中国，却没有妨碍它一建国就实行宪政民主制度。一个多世纪前还与中国同样处在儒家传统价值观笼罩下的韩国，其现任总统金大中说：“文化并不必然决定我们的命运，而民主则是我们命中注定要得到的东西。”金大中：《文化是命运吗──亚洲反民主价值观的神话》，转引自董正华等：《透视东亚“奇迹”》，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428页。事实上，“中国特殊论”唯一能够依赖的是普通人得过且过的心理，但这种心理与其他心理同样具有阈值，一旦社会不公正及对它的不满突破了阈值，面对汹涌澎湃、日益高涨的革命情绪，保守主义者将陷入无言以对和束手待毙的绝境。

五、全球体系论：“制度创新”的憧憬者

 

 

如果说“中国特殊论”者把“中国问题”与“全球问题”割裂开来，不承认二者之间的共同性与内在联系；“全球体系论”者则用“全球问题”取代和消解“中国问题”，不承认后者的特殊性与独立性。

 

广义的“全球体系论”（既包括华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也包括“依附论”、“后殖民主义”等其他“新左派”理论的中国版本）是指那些具有全球视角的宏观性理论，它们均认为只有在全球体系的框架内才能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全球体系论”包含强调“反中心”与强调“反体制”的两个分支。前者在反一体化、反全球化方面与“中国特殊论”结成暧昧的统一阵线；后者则憧憬“后一体化”、“后全球化”，即用一种理想的全球体系来取代现实的全球化进程。

 

“反中心”论者强调全球体系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中心─外围（或边缘）”结构的不合理性，并把矛头指向“中心”即发达国家。他们认为，发达国家的繁荣发展是对“外围（或边缘）”国家剥削压迫的结果，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与它们交流越多，受剥削越重，因此必须采用“隔断模式”。他们把中国“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以及八十年代的“新启蒙”思潮视为文化殖民地化的产物，称“与国际惯例接轨”、“市场经济”、“竞争机制”等都是殖民话语。如果根据他们的主张，“从根本上挑战和拒绝西方权势话语”，就必须彻底否定改革开放的二十年，把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统统清除出神州大地。

 

“反体制”论者与“反中心”论者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并不认为现行世界体制的中心与外围能够真正隔断开来，也不认为单纯反中心的努力能够奏效；在他们看来，外围资本主义与中心资本主义是一丘之貉，不值得站在前者的立场上来批判后者，真正的社会批判是对现代性与现代化体制的批判，即对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批判。由于自由主义是现行全球体制的主要思想支撑，批判自由主义便成为他们责无旁贷的使命。他们中的一位佼佼者声称：在新启蒙思潮的历史性衰落之后，我们看到的是思想的废墟，在这个废墟之上，是超越国界的巨大的资本主义市场。进入二十一世纪，取代启蒙思想的将是“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思想”。

 

汪丁丁曾向“反体制”论者提问：其一，“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批判思想”准备建构什么样的“后全球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其二，假定“中国的问题已经同时是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中的问题”，“对日益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及其问题的诊断”能否取代“对中国问题的诊断”？王思睿则指出：中国是否已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或者“全球市场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重新思考中国问题”的出发点，不能不加讨论地作为一个分析的前提来采纳。中国的托派在三十年代便提出中国已经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论断。他们认为：“中国整个国民经济不外就是整个世界资本主义一个单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内在的，而是外铄的”，因此，中国“大可以做非资本主义的革命运动，追随先进的欧洲以驰驱于打倒资产阶级的战线之上”。托派由于其论断远离中国现实，忽视了中国问题的症结──解决“耕者有其田”这一资本主义性质的要求，而始终受到冷落。时隔七十年，“全球体系论”用新的话语重复托派的旧观点，仍然是不合时宜的。苏东国家、东亚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已经成为全球市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不意味中国也已经融入了资本主义的全球体制。尽管中国与上述国家和地区有相当多的共同性，但不是这种共同性而是中国与它们的差异性突显了“中国问题”的独特魅力。王思睿：《现代化与人类文明主流》，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2期。许多鼓吹“全球体系论”的中国学者目前处在西方的学术环境中，在那里炒一些陈旧的命题与观点──例如现代化、社会转型等，恐怕连博士论文题目也开不出来，因此，对于他们所提出的一些相对超前的观点，应当充分给予“同情的理解”。可以把他们视为中国学术界派出的侦察兵，但不能希冀其充当诠释“中国问题”的主力军。解释世界可以海阔天空，让思想自由翱翔；变革世界则受到传统和现实的束缚，不能不在人群中反复协调、妥协，谋求达成一种最起码的共识。如果不是自我陶醉于泛泛的“批判”情结，仍然有志于一种具有明确方向感的改革实践，就应当承认“新启蒙”在为中国改革实践提供新的意识形态基础方面的价值，并尊重从事这一艰辛事业的老一辈思想家。即使不愿与他们为伍，也不应当嘲讽和贬低他们，消解“新启蒙”的意义。

 

“全球体系论”者对于既非资本主义又非传统社会主义的“制度创新”寄予了极大希望，对于贴着“新制度”标签的东西就难免轻信。如秦晖所说，当一些中外饱学之士宣称从乡镇企业中“发现”了“超越西方现代化”的“后都市文明”、“后福特主义”之时，中国的农民们又以民工潮与势头惊人的“乡企转制”嘲弄了这些“发现”。文林等主编：《中国新一代思想家自白》，北京•九洲出版社1998年版，第496页。也有一些同道者对农村基层的“群众自治”赞不绝口，殊不知它的真实运行机制是“群众专政”的延续，它的理想模式也不过是英美政治民主化、行政专业化之前19世纪地方自治低级版本的拙劣翻版。参见沈延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载《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6期。“全球体系论”者所欣赏的某些“制度创新”──“鞍钢宪法”、文革“大民主”之类，实际上是“新瓶装旧酒”，是向改头换面的“斯大林模式”回归。六、共同底线论：继续现代化的探索者尽管经历了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分化，不论是从中国思想界的全体还是从“四五”一代人来说，作为中坚力量和处于中间立场的依然是改革开放和继续现代化的支持者。现代化的意识和理论是随着时代而不断进步的。21世纪初中国思想家对现代化的认识，已经大大不同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申报月刊》发行“中国现代化问题号”特辑或者七十年代四届人大政府报告提出“四个现代化”的时候。喻希来在本书中指出：现代化在广义上是一种探索进程，其结果尚未充分展现，发达国家同样面临解决其生态负担、就业结构的调整、社会一体化等问题，为此只有继续改革和创新。现代性可以分为“简单现代性”和“反思现代性”。简单现代性是由外部风险、福利国家、解放政治、自由民主、生产主义、福利依赖、预后关怀等概念组成；而反思现代性则是由人为风险、能动性政治、生活政治、对话民主、情感民主、生产率、积极福利、“二次机会”政治等概念组成。现代化也可以分为“追赶现代化”和“继续现代化”。发达国家目前处于继续现代化的阶段。21世纪的中国将在完成“追赶现代化”的基础上继续现代化。从现代化即全球一体化的意义上说，世界范围的继续现代化或曰“新现代化”阶段至少还要延续一二百年。

 

“共同底线”说是秦晖提出的，本文所谓“共同底线论”则是在扩充推广其说基础上对“继续现代化”主流观点的一种概括。但概括恰当与否，完全由笔者负责。持现代化主流观点的中国思想家或在朝或在野；“四五”一代中有的已是大学、研究院的教授、研究员（如汪丁丁、徐友渔、朱学勤、孙立平、杨东平……），有的是身为作家、记者、自由撰稿人甚至企业家等非专业的思想探索者（如王小波、王力雄、刘晓波……）。这种情形好像又回到了五四时代。当时中国的思想家中，既有大学教授──胡适、周作人，也有自由撰稿人──（已被赶出北京大学的）陈独秀、（尚未担任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的）梁启超，还有兼为政府官僚和业余作家的鲁迅。笔者孤陋寡闻，对思想精英认识不多、了解不全，难免挂一漏万，以下的评析仅选择秦晖作为教授专家的代表、喻希来作为自由撰稿人的代表。本节所引用的秦晖论述参见《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当代中国的“主义”与“问题”》，载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2000年第4期（总第71期）；《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论商榷》，载《问题与主义──秦晖文选》，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1─42页；《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载《人民日报》“读书论坛”网站。引用喻希来论述均见本书。“共同底线论”包括三个层次的意思：共同价值，不同利益；共同目标，不同问题；共同底线，不同针对性。秦晖主张：弘扬“普世价值”，慎言“普世问题”。在世界各民族、各文明不管愿意不愿意都已经进入一种“全球化”时，它们也迫切地需要一种“全球伦理”。所谓“全球伦理”，并不是指一种全球的意识形态，也不是指超越一切现存宗教的一种单一的、统一的宗教，更不是指用一种宗教来支配所有别的宗教，而只是指对一些最基本的价值、标准和态度的共识。在各种宗教之间本来就有一种共同之处，它可以成为一种全球伦理的基础──即一种关于有约束力的价值观、不可或缺的标准以及根本的道德态度的最低限度的基本共识。被称为道德“金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怎样去待别人”，和被称为道德“银律”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是其中最基本的两条。“银律”提供了自由的观念（反强制的观念），而“金律”提供了慈善的观念（利他的观念）。

 

承认共同价值，不等于要否定个人、群体以及国家之间的不同利益以及争取各自正当利益的博弈和斗争。一群人喜欢吃橘子，一群人喜欢吃苹果，他们的价值观不同，但也不存在利益冲突；如果他们都改为喜欢吃香蕉了，价值观一致了，反而会出现利益冲突──较多购买者的竞争会抬高一种商品的市场价格。中国认同国际惯例，融入世界市场后，与发达国家在经济利益上的摩擦和冲突反而比闭关锁国时更多、更频繁了，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从这里推不出自由、民主、博爱等普世价值具有“虚伪性”的结论，更不应导致抛弃普世价值而拥抱社会达尔文主义。强权政治在国际政治领域当然是存在的，这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而不是价值观的冲突。任何权力都有越界的可能，关键在于有制约它的机制即民主机制。目前人类在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已经找到了建立这种机制的方法，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而在国际领域确实还没有这种机制，所以我们需要捍卫国家利益，但这与在国家范围内消灭强权政治，实行公民政治，应该是并行不悖的。

 

秦晖还主张：“主义”可拿来，“问题”需土产，“理论”需自立。无论南方国家还是北方国家，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和平、发展、民主、公正、均富，最终实现全球多元一体化，这是一个共同的目标。但是各国的发展水平不一，所处的历史阶段不同，因而所面临和有待解决的“真问题”也不同。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还是“前现代”的问题，我们还得为那些在西方从保守党到社会党都认同的基本价值而奋斗，在我们的社会里发生过那么多哈耶克和马克思都拒绝，而斯大林和希特勒都干过的事情，这就是中国的基本现实，我们不能离开这个现实去空谈或搬用西方的什么主义。现在欧美“新左派”的理论模式相当现代化，以至于到了许多人都不知其所云的地步。由于他们面对的是已高度规范化了的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作为这种体制的反对派，他们提供给我们的东西似乎还不如马克思时代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在《共产党宣言》出版的那个年代，欧洲多数国家政治上还是专制社会，经济上也没有自由到如今的程度，作为身处这样一种社会的反对派，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体系中具有强烈的民主诉求，甚至也有自由个性的诉求，在这些方面可被我们所认同的东西很多。因为，马克思时代的社会民主党人所面对的问题与我们现在的问题相对来说比较接近，反而是当代西方“新左派”的问题意识与我们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正面临着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没有先例的历史进程，因此科斯等人的新制度经济学对于解答“中国问题”作用有限。中国并不是在传统的私有制国家的基础上完善市场经济，而是在公共资产为主的基础上进入市场经济，因此对政府的要求与传统私有制国家的情形不同。由于中国是在公共资产高存量基础上、通过产权改革进入市场经济的，因此，除了要建立市场竞争的秩序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恰当的产权或交易权初始配置的问题。在这样的改革中，就不能仅仅要求政府是个少管闲事的政府，还必须要求政府与公众之间建立一种严格的委托代理交易机制。首先，政府要取得公众的授权来从事这种交易。其次，政府要接受公众的监督。只有在这两个条件下进行的产权改革，才是公正的改革，否则就很容易沦为看守者监守自盗。这种公众选择代理、监督交易的机制实际上就是政治民主制。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消极自由主义”也不完全适合中国的现实情况。哈耶克们的问题是捍卫（“保守”）自由，而非建立自由。哈耶克提醒人们“理性的自负”会导致陷入“通往奴役之路”，这一提醒是以人们本来未受奴役为前提的。因此他的全部任务就在于告诉我们不能做什么什么事，否则我们将失去自由。但他却没有讲：我们应当做什么什么事，以便得到我们本来并未享有的自由。他只是说“通往奴役之路”万万走不得，却没有告诉我们“通往自由之路”究竟何在？“走出奴役之路”又哪里去寻？他的理论在两种情况下是极富意义的：第一种情况是身受奴役而不自知，甚至仍然陶醉在想入非非之中，而不知“自由”为何物。犹如在“文革”的狂热时期，那时我们如果能够读到哈耶克的书，或许就不会做蠢事。第二种情况是已经身处自由秩序之中而不自足，总想挖空心思去追求更“高级”更“完美”的理想，这里指的就是欧洲的新老左派。当然他们对哈耶克的批评是不服气的，但他们与哈耶克的争论总算是在讨论“真问题”。但在另两种情况下，哈耶克的理论便显得意义不大了。其一是人们已身处自由秩序之中但很自足，并无改变现状的强烈“自负”，缺少社会主义运动的美国就属这种情况。其二是自身受奴役而已自知，自由可欲但未可得，在这种情况下哈耶克能告诉我们什么呢？难道在不自由的处境下，只要人们不想入非非，一切顺其自然，社会便会“自生自发”地形成“自由秩序”？古今中外的历史哪里去找这么便宜的事！但这才是我们所面临的“真问题”。在建立自由秩序的过程中最大的困境与其说是来自什么“文化基因”，不如说是来自“三个和尚无自由”的消极自由主义行为悖论。因此在这类国家要争取建立自由秩序，就需要“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互补，而不是两种“自由”的互斥，这是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论任务之一。

 

事实上，1905年前后“俄国问题”的情境，与今日“中国问题”最具有可比性。那时，俄国的现代工业刚刚兴起，农业上仍然实行农村公社制度（土地公有、劳动组合），政治上则维持着专制。当时的俄国思想界出现了四种思潮。其一是持当局立场的正统专制主义，拥护所谓“俄国民族性的三原则”（东正教、专制主义和民族主义）。其二是代表社会下层的反现代化的民粹派。他们认为，俄国土生土长的村社体制好得了不得；沙皇政府的一切弊端就在于引进了西方的自由主义瘟疫（就像中国一些人认为中国政府引进了西方的殖民话语而应受到批评）。其三是从民粹派中决裂出来的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社会民主思潮。其四是以米留科夫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思潮。在1905年以前，俄国的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派形成了一种反对民粹派和专制主义的“文字联盟”，这两派人合作编了许多书，如《俄国经济发展状况的资料》等，参与者包括司徒鲁威、约诺夫、列宁、普列汉诺夫等。这时，俄国社民党人的话语在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方面与自由派并无多少区别。正是斯托雷平以一种不公正“分家”的方式刺激起了整个社会强大的民粹主义思潮，才断送了俄国自由主义的前程，并促成了俄国社民党中民粹势力的崛起。在这个问题上，今天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都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并保持高度的警觉。

 

所谓“共同底线”，就是在“主义”问题上，坚持自由─社会民主的基本价值立场。在中国目前的历史条件下，不仅当代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某些价值是可以重合起来的，甚至古典自由主义和古典社会民主主义的一些基本立场和原则也是可以重合的。“共同底线论”者就是站在这些重叠之处的人，赞成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认同的那些基本价值──即代表着人类文明发展方向的普世价值；而反对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都反对的那些价值──即民粹主义与寡头主义。从中国现实的“问题情境”出发，我们现在不是自由主义太多了或是社会民主主义太多了，而是寡头主义与民粹主义太多了。因此从自由主义立场出发批判寡头主义，从社会民主立场出发批判民粹主义，都是极为必要的。

 

秦晖的一个提法是：“不患寡而患不公，不患不均而患不自由”，分别针对寡头主义和民粹主义。针对寡头主义，我们提出的是“产权改革”要民主的原则；对于民粹主义，我们提出的是“管理改革”要集中的原则。针对寡头主义，我们要反对不公正的伪竞争；而针对民粹主义，我们要反对反竞争的伪公正。针对寡头主义，我们要坚持起点平等，过程公正；针对民粹主义，我们则要对“结果平等、主人恩赐的公正”持坚决反对态度。针对寡头主义，我们要反对以“交易优先”为由，否定诺齐克正义的原则；而针对民粹主义，我们要对以“社群主义”来否定罗尔斯正义的做法说“不”。针对寡头主义，我们要反对强制性的化公为私、反对“权贵私有化”；而针对民粹主义，我们要反对强制地化私为公、反驳“人民公社就是经济民主”的说法。总之，我们一方面反对用强权进行的原始积累，另一方面要维护正常的市场经济中的竞争。由于中国现实中存在的这些真问题，不管是社会民主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人要有自己的理论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正如查尔斯•泰勒所说，“为了保持自我感，我们必须拥有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的观念”。转引自《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60页。一个人是这样，一个国家、一个文明也是这样。思想家的根本任务就是要使文明保持清醒的自我意识。秦晖和喻希来对于中国历史、文明和现代化的来龙去脉，给出了一个比较完整、系统、自恰的解释。他们都反对传统的“五阶段论”社会进化模式，同时又保持了社会进步的观念。喻希来说，否定“五阶段论”之类的历史单线进化论，并不是要整个推翻历史进步、发展和进化的概念，后者的根基远为深厚。经过维柯、伏尔泰、康德、黑格尔、孔德等思想家的阐释，历史进步观和发展观已经深入人心。斯宾塞在其《综合哲学体系》第一卷中最早给出了进化的明确定义：“进化是通过不断的分化和整合，从不确定、不连贯、同质向确定、连贯、异质的变化。”显然，在斯宾塞的社会进化思想中包含着多线进化的萌芽，因为作为其原型的生物进化的基本模式是分支树，而不是单线演进序列。从上述思想家各自对于人类发展阶段的不同划分中可以得到一个启示，丰富多彩的历史进程是不可能用一个简单的公式来概括无遗的。以不同因素为分析主轴，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出于不同的目的和需要，人们能够得到许多幅各具一格而又相互补充的历史图景。可以有各式各样相互竞争的中国历史分期方案，完全没有必要“独尊”某某和“定于一”。他本人认为，梁启超关于“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的时代区分，是一个值得推荐的中国历史分期方案。

 

秦、喻二人都很推崇滕尼斯的《共同体与社会》。秦晖指出，古代家庭、氏族和更大的人群、包括所谓“亚细亚国家”都算作“自然形成的或政治性的”“共同体”。古代和中世纪中国这种“亚细亚国家”与滕尼斯的“共同体”一样压抑个性，一样具有非近代的或传统的、早期的性质，但却比滕尼斯的“共同体”大得多，可称之为“大共同体”。针对秦晖“大共同体本位”说，喻希来提出了略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在中世纪的中国，所谓“天高皇帝远”，表明“大共同体”是十分松散和脆弱的；所谓“父母官”，表明在“大共同体”内部还有许多拟家族式的中小共同体。朝廷命官并非皇帝的忠实爪牙，他既是“包税人”，也是自己所在共同体的“头目”，为了自己的利益（有时也附带为了属下子民的利益），他通常是把“小共同体本位”置于“大共同体本位”之上的。因此，可将其概括为“中国套盒”式的“差序共同体格局”，在套盒的每一层次，都有特殊的忠诚归属、行为方式与伦理规范。这个概念也可以涵盖改革前的“总体性社会”或曰“单位社会”。

 

从世界范围来说，现在是全球一体化和全球地方化（世邦化）的时代。对于中国来说，现代化的实质就是从亚洲的中国转变为世界的中国，从中国文明转变为世界文明中的中国文化，从中华共同体转变为中国社会。中国只有坚持融入世界文明主流，坚持现代化方向，才能摆脱发展的困境，消弭潜在的危机，在21世纪中后期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国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基于这种根本性的认识，喻希来提出了中国21世纪现代化议程的四项基本任务：制度接轨、社会转型、全球运筹、文明再造。

 

最终结束参加世界贸易组织（WTO）的多边谈判，将标志中国的经济体制基本上实现了“与世界接轨”，开始进入到市场经济国家的行列。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包括混合所有制、大众消费、社会福利和保障三大支柱。在中国，这三个支柱都还没有健全：混合所有制还没有从国有经济为主体转向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还没有通过城市化加入到大众消费的行列；公共财政刚刚起步，财政再分配作用薄弱，社会保障甚至还不能覆盖城市居民，更何谈全体国民。因此，距离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国家，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加困难但又最终无法回避的是在政治制度民主化方面“与世界接轨”。喻希来指出，自由民主制度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平等人权，多元利益，竞争性选举和对民主价值观的宪法共识；实现中国民主化的十项必要条件是：迁徙自由、罢工自由、统一国防、统一市场、党政分开、司法独立、信息公开、表达自由、地方自治、直接选举。

 

所谓从共同体到社会，也就是从乡村生活到城市生活。中国社会转型的核心环节是农村城市化。喻希来指出：最具有代表性而且很难弄虚作假的现代化指标是城市化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和恩格尔系数（家庭食物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现今“中国问题”的实质仍然是农民问题，或者说“三农”问题。当2050年中国基本实现“追赶现代化”时，城市化率应在70％─75%，恩格尔系数应在25％─30%。也就是说，从现在起还要增加8亿多城市居民，其中大部分是由进城农民转变为市民，这是世界史上规模空前的社会转型。为了顺利实现上述目标，必须妥善解决以下五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坚持适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扬长避短，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大进大出，放手利用外国的资源、资本、技术和市场。第二，放弃建设40万个“城市化村庄”或10万个“城市化乡镇”的“中国特色城市化”乌托邦，按照大中小并举的城市化指导思想，在全国建成1万个左右的建制市。首先建成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京津唐和辽中南四个都市连绵区，然后在山东济南青岛间、福建沿海以及欧亚大陆桥、长江、京广线、京九线沿线建设新的都市连绵区。第三，尽快在全国无条件放开小城镇的户籍管制，然后自下而上地依次放开小城市和大中城市，最后是省会城市和直辖市。争取用10到15年的时间，建立起城乡一视同仁的户籍管理制度。第四，建立全社会统一的社会保障制度。全社会是指不分城乡的全体国民和不分企业所有制类型的全体劳动者，统一是指建立全国统一的个人社会保障账户，由中央财政作为支付的最后保障环节。第五，不论是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还是中小城市，都要确立瞻前顾后的城市建设方针与建设规划。小城镇数量增长的高峰期已过，今后要把重点放在扩容上，有规模才有集聚效应。大城市要尽快制定“网状多中心”的建设规划，发展卫星城市和都市连绵区，把城建投资向地铁、高架、轻轨等城市高速公共交通和常规地面公共交通倾斜。市政当局不仅应当向进城农民提供各种正规与非正规就业机会，而且应当为他们建筑低价的临时周转房，帮助他们尽快地融入城市生活，顺利地过渡为市民。

 

参与还是拒绝全球一体化，是国人必须做出的一个决断。处于全球进程之外冷眼旁观，评头品足，幸灾乐祸，自我边缘化，决不是长久之计。喻希来认为，中国在21世纪的全球运筹，最终目的是推动全球一体化进程。为此，必须在四个方面改变旧思路，树立新观念。首先是建立对世界秩序、世界体制、世界市场的信心，更加积极参与现有国际规则，融入现存国际体系，而不是想方设法“另起炉灶”。其次是在解决台湾和平统一问题和理顺中日关系的基础上，全方位推动经济合作、文化交流、集体安全和政治一体，促进东亚区域统合。再次是与周边国家全面改善关系，不针对任何特定文明建立跨地区文明的政治军事同盟，并充当文明冲突的潜在对手──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调解人，积极推动世界各大文明的对话与交融。最后是在联合国的基础上建设全球联邦。根据欧洲一体化的经验，联合国改组的关键是从“政府间国际组织”逐步转型为“超国家的联邦式全球共同体”。“部分主权转移”和形成“新型共同主权”的必要前提是改革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投票机制，实行“加权表决制”和“有效多数制”。

 

李慎之认为：即使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达到了，要取得世界各国的尊敬，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力量，或者如陈寅恪所说“以学问美术等之造诣胜人”。李慎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载“思想的境界”网站。费孝通提醒国人：最近二十多年发展比较顺利，有些人就以为一切都很容易，认为生产力上来了就行了，没有重视精神的方面。实际上，我们与西方比，缺了“文艺复兴”的一段，缺乏个人对理性的重视。在这个方面，我们也需要补课，这决定着人的素质。没有很好的素质，就无法适应现代化发展的要求。费孝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载2000年11月7日《光明日报》。如果没有哲学的突破、人文学术的繁荣、基础科学研究的重大进展，中国文化在21世纪仍将处在世界文明的边缘。而要取得学术上的成就，没有什么捷径可走，只有“学而后创”，先“衔接上世界性的文化”，再有所创新和突破。喻希来进而指出：西方社会现在也遇到了一系列的危机与难题，不是一切都堪称楷模、值得效仿。日益高涨的“现代性”反思，意味着文艺复兴后的“理性”权威受到了严峻挑战。中国人要争取在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生态、世态和心态问题方面做出较大贡献。胡适曾号召“再造文明”，他当时的意思是以西方为榜样再造中国文明；今天我们接过他的旗帜，则是要沿着继续现代化和反思现代化的路径，再造一个更幸福、更安全、更多样化的世界文明。喻希来在本书的最后表示相信，在21世纪末的中国思想、学术和文化领域中，将会出现人文荟萃、百家争鸣、经典迭出、八方来仪的景观。我们祈望这一好梦能够成真。

 

在上述“中国问题”研究的三种进路中，笔者的同情自然是在“共同底线论”及继续现代化的探索者们身上。但是，如果形成了一种思想交锋和学术讨论的健康氛围，“中国特殊论”者和“全球体系论”者同样可以为诠释和解答“中国问题”做出别人无法替代的一份贡献。有志于探索“中国问题”的人们应当共同努力，争取学术自由，“兼容并包”，人人都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局面早日到来。

2001年

（注）喻希来：《世纪之交的战略性思考》，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1年内部发行。

注：　　

　　1参见宋平：《蒋介石生平》第432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2李•沃内斯托：“飘扬在世界屋脊上的红旗”，载“上海红旗”网站。　　

　　3目前比较知名的“四五”一代思想家中，人在国内的有萧功秦、盛洪、朱学勤、秦晖、杨帆、汪晖……漂流海外的有刘小枫、杨小凯、胡平、陈奎德、甘阳、王绍光……此处无法一一列举。　　

　　4转引自关志钢：《新生活运动研究》第84～85页，海天出版社1999年版。　　

　　5参见王思睿：“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载“思想的境界”网站。　　

　　6参见拙文“通俗文本中的思想角逐”摘引的王山有关言论，《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　　

　　7参见《文化决定论的贫困》，载秦晖：《天平集》第133～144页，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8秦晖：“‘制度碰撞’与‘文化交融’——全球化中的两种景观（提纲）”，载“思想的境界”网站。　　

　　9{16}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第82、60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　　

　　10参见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　　

　　{11}金大中：《文化是命运吗——亚洲反民主价值观的神话》，转引自董正华等：《透视东亚“奇迹”》第428页，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　　

　　{12}王思睿：“现代化与人类文明主流”，《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2期。　　

　　{13}文林等主编：《中国新一代思想家自白》第496页，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　　

　　{14}参见沈延生：“村政的兴衰与重建”，《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6期。　　

　　{15}本节所引用的秦晖论述参见“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载《战略与管理》2000年第5期：“当代中国的‘主义’与‘问题’”，载《当代中国研究》[斯顿]2000年第4期（总第71期）；《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的理论商榷》，载《问题与主义——秦晖文选》，长春出版社1999年版；《政府与企业以外的现代化——中西公益事业史比较研究》第41～4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载《人民日报》“读书论坛”网站。引用喻希来论述均见本书。　　

　　{17}李慎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论作为思想家的陈寅恪”，载“思想的境界”网站。　　

　　{18}费孝通：“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光明日报》2000年11月7日。

施英：十博士生倡议抵制圣诞节 再掀民族主义浪潮

作者：施英    12/24/2006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471&Page=3

12月18日，也就是离圣诞节还有一个星期，中国十所著名高等院校的十名博士生联名发出呼吁：《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中国文化主体性——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这十所高等院校和十位博士研究生分别为：南京大学刘聪（后退出签名），中国政法大学刘冰雪，清华大学张连文，中国人民大学杨名，武汉大学陈乔见，北京大学周锋利，中国科学院孟欣，南开大学孟志国，中山大学范碧鸿，北京师范大学赵瑞奇。

呼吁发出后，网民潮水般帖子铺天盖地，纷纷对“十博士生”的呼吁发表评论，紧接着，海内外媒体也开始关注、跟进。就中国人过圣诞节问题，民族主义浪潮又汹涌卷来。不过，在我看来，尽管狭隘的民族主义依然占有舆论市场很大份额，但“中国人可以说‘不’”的年代已经过去，理性的中国人越来越多，《大国崛起》引发的舆论潮就是证明。

新民网统计，截止12月22日上午九点，超过十二万六千名网友参加了各门户网站组织的调查，调查显示超过60%的网友（约七万六千名）支持抵制圣诞节的倡议，仅25%的网友（约三万两千名）明确反对抵制。

我个人认为，对于圣诞节不应该抵制。中西文化应该交流，对文化的接受让人民自己来判断。春节是中国人最盛大的节日，西方人并不接受，但在东亚、东南亚许多国家都长期接受春节；圣诞节来自西方，基督教色彩固然浓厚，但过圣诞节的大多数中国人与宗教无关，更多的是喜欢圣诞节的自由气氛和商业促销。正如英国人统治香港100年，香港人年年过圣诞节，但信奉基督教的香港人还是占少数。春节与圣诞节在香港都是盛大节日，有什么关系，有什么激烈的文化对抗？如果非要说一个事实，那就是：接受西方文化，接受圣诞节的社会是一个自由社会，反之则是一个专制社会。

“十博士生”的呼吁显然是利用中国国内民族主义舆论市场所作的一种极端民族主义自我炒作。我相信，“十博士生”的炒作是一件好事，它再次引起中西文化的讨论，冲击每一个关注国家、民族命运的国人灵魂，再次让世人看到极端民族主义的狭隘，也使人们同时关注基督教与宪政、自由、民主、人权之间的关系，更深入地了解这些从西方传进中国的普世价值。

“一周新闻聚焦”将客观展示网民和专家、学者对“十博士生”呼吁的反应。网民的评论来自新民网、新浪、凯迪、天涯、网易等不同网站的部分帖子和跟帖。

● 支持“十博士生”呼吁抵制圣诞节的网友评论

▲支持！把孔子诞辰定为教师节也赞同！我们中国有着传统的古老文化，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我们要传承和挖掘。

▲支持！！耶稣诞生跟我们有什么关系！！！知道孔子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吗？知道孟子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吗？我们连自己的祖先都可以忽略，连自己的祖先都可以不去祭奠！却跑到别人的“祭台”上，三跪九叩！！耻辱啊！！

▲坚决支持中国传统的节日，一个民族没有了自己的文化，还叫什么民族呢？我从不过什么圣诞节。

▲圣诞节是耶和华的诞生之节，你们不信教的人过那门子节吗！你们中国人把美国的屁眼都当成了香饽饽，实在是叫天下人可笑，要是你们无知那也好说，在有知的情况下，还这样迷恋西方，真就是头脑简单的动物了，在西方人眼睛里，中国那些迷恋西方文明的人和家狗没有什么分别，因为东方和西方本来就是两个世界，你连自己的屁股还没有擦干净干什么来贴我们西方人的脸啊！

▲我们国家自己都在拼命消灭自己的传统文化，放着好好的中秋、端午、元宵这些传统节日不放假，放什么五一长假期。

▲向西方学习是件好事，今天的中国人应该具备开放心态，但一个开放的中国不应该是一个没有传统的中国。很多中国人都认为日本是一个没有独立创新能力的国家，它只知道引进别人的东西。但在明治维新期间，日本在经历了一段拼命引进西方制度和文化，改造传统的阶段后，立即发现，完全去掉传统的日本是不可能强大的。我们中国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是一个传统礼仪之邦，可是今天我们很难理直气壮的说中国的儒家文化和精神比日本来得更浓厚，传统文化和礼仪保存得比日本更好。今天的中国，正在成为一个越来越没有根基的国家，一个越来越唯洋是举的国家。我想这十个博士的号召正是在对这一危机认知的背景下发出的。他们的根本目的不是出于愤青的冲动要反对西方文化，反对西方先进文明成果，他们只是希望以此唤起国人对中国正在失去根基的忧患意识。

虽然形式和切入点是否妥当尚值得商榷，但就这一号召的背景而言，我支持他们的行动。希望他们的行动，不是在中国造成保守思想的回潮，而是引起我们对传统的重视，在结合中国传统和现代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创造一个独特的、先进的、能够引以为世界各国敬仰的中国文化。果能如此，十位博士将功莫大焉！

▲拜托广大国民，“圣诞节”是宗教节日，你们信教吗？再说几百年来所谓的基督教文明对中国的侵害还不够惨痛吗？？？醒来吧，同胞们，不要再盲目崇洋眉外，凑热闹了!!!!!

▲中国就有那么多贱骨头！！！看见他们戴着那鬼帽子，愚蠢，可笑，可悲。都是民族的败类，汉奸，走狗，崇洋媚外的小丑。

▲本人绝不反对过洋节，只是这个“圣诞节”是天主的节日，它百年来，在中国作恶多端，是强盗国家的间谍帮凶，所以我们坚决反对它，至今这些强盗们贼心不死，还在想方设法削弱分裂我们的国家，梵蒂冈仍要在中国恢复它的强盗权利，你过他的节日实质上就是只是它。

▲我从不过圣诞节……我们5000多年的文明史。有那么多自己的节日……为何过清明、端午、的时候没这么多人热心？国家开放了，外来文化也必然会进来，但我们也不要忘了本，我们的根就是璀璨中华文明。

▲眼看圣诞节马上要到了，很多有钱的中国人都忙里忙外的准备过圣诞节．有些人花了好多钱，去买了圣诞老人，圣诞树及各种各样有趣的东西．但他们也不回头想一想，自己花了那么多钱却帮助外国人过节日，这是为什么？也不想想生活在祖国穷困山区的哪些同胞在过着什么样的日子，他们的日子穷困潦倒，就连自己国家的节日，也没像有钱人那样去过，他们心里想的是有一天自己的日子能够好起来，祖国大地在也没有穷人．我是一名来自大西北穷困山区的普通人，现年１７岁，我们那里生活也不怎么好，好多人都背井离乡到外地去打工，我在１６岁时也跟着乡里人到外地打工，当我每次看到有钱的孩子在上学时我好羡慕．最讨厌有钱人那神气的样子，他们简直不把打工的当人看，我也只能忍气吞声啊，（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眼看圣诞节马上要到了，好多有钱人都兴致勃勃的欢聚一堂，而我们这些背井离乡之人，只能在痛心的思念着家乡的亲人．中国人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帮助外国人过节日，而不把钱拿出来捐献给祖国大地上需要阳光和温暖的人们．（祖国人民永远一条心）

● 反对“十博士生”抵制圣诞节的网友评论

▲博士有什么了不起？你不愿过,不能要求人家也不能过。攻读博士学位是从西洋引进的，你为什么要读博士呢？十博士联名完全是想出风头！！！

▲真是无知者无畏!居然还是什么博士!照此一说，连元旦都不要过了。

▲中国这几个都是什么鸟博士？都是垃圾！不懂历史！按他们这样说要保持传统文化，那大家都别学什么西方文化知识了，还是回到原来，去学四书五经。中国的教育制度、政治制度、司法体系、医疗体系、教育体系、服装、有哪个不是西化的结果？建议这些垃圾博士也别再读什么博士了，退学算了因为这也是西方的体系，还是改考秀才算了。

中国很多人就是垃圾，纵观亚洲国家，总是被迫接受西方的的思想、文化和制度体系，所以总是落后于世界，反看日本，却是积极的拥抱变化，主动接受西方的文化和制度体系，谁优谁劣一目了然。而日本反倒是保存自己文化历史最多的国家。

▲耶酥的诞生——来到我们这个欲海横流，到处充满争斗的世界，教化世人和平相处，奉献爱心，为人类的文明和平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实在是人类的幸事，我们应该纪念这样无私奉献拥有爱心的人，他的高尚精神值得西方人纪念，也值得我们东方人学习。

▲署名“永不再来”在自己的博客中写道：到底是与时俱进的年轻学者，其智慧远超前辈，他们这一次不再拿自己的民族文化说事，而是把矛头直接对准了外来户：抵制圣诞文化。

看到这则消息的时候，我正通过网络电话和一个约旦的华人朋友闲聊。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对方一声长长的叹息：中国的学者，真是无聊到了极致了，就差看蚂蚁上树了吧？我苦笑无语。

首先请允许我提出自己的一点疑惑：博士们在发出这个倡议的时候为什么非要表明自己的博士身份？是要显摆自己的尊崇地位?还是要证明中国教育又生产出一堆极品垃圾？

你们是不是在向公众传递着这么一个信息：你们是博士，掌握的知识比我们草根百姓要多，所以你们的倡议就要被社会重视，被百姓接纳？但是别忘了，一个个戴着博士帽的变态者进行恶俗的文化炒作更加危险，更容易把原本就没什么主心骨的中国百姓引导入一种偏执无序的草民情绪中去！更何况，谁又能保证那顶博士帽下面不是一堆稻草？

我们无可否认，在博士们的学术专业里，他们可能掌握了比大多数人更加丰富的知识，但在民俗观念和生活方式中，我实在看不出一个博士和一个白痴有什么区别，百姓平时吃的都是五谷杂粮，难道博士们是靠吃粪便长大的？

博士们颇有些洋洋得意的对百姓指指点点：你们很多人根本就不懂什么是圣诞节！我笑的合不拢嘴：这真是小人得志，拿着自己的无耻去嘲笑别人的无知了！

我要声明的一点是，我是中国传统的坚定卫道士，痴迷于古老文明，熟读四书五经，一直为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化深感骄傲和自豪。

我从来没有庆祝过圣诞节，但是也从来不反对圣诞树在自己生活的土地上扎根开花。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圣诞文化不属于哪一个国家，也不属于哪一个民族，而是世界第一宗教文化。其次，它不是西方文化，基督教起源于巴勒斯坦，如果非要追朔其历史根源的话，它更应该是一种正宗的亚洲文化。再次，圣诞文化的普及是全球战争促进的世界一体化的结果，并不是学者们所谓的文化扩张。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句话好象是中国学者提出的口号，基督文化，佛教文化，伊斯兰文化也好象都是经过中国专家的嘴巴在中国土地上发展繁衍的。那么今天这群博士们跳出来到底想要干什么呢？是不是要证明只有中国民族文化才是世界文明的瑰宝，其他文化全是垃圾？

▲什么屁博士?迂腐，想出风头吧？文化是无国界的，好的东西，使人积极向上的东西是全人类的财富。圣诞节，平安夜的主旨是叫人民爱好喜乐和平安，没什么不好！搞什么啊~可笑!!!可悲!!!什么博士啊？先学习做人吧~~~~~!

▲世界文化融洽是好事，要克服国人惯有的狭隘心理。听说春节在美国巳有法律规定为节日。在小肚量的国人看来可能太不可思议了。有人说你不懂基督教过什么圣诞，好象不理解屈原就不该吃棕子。其实顺其自然开心就好。排外心理是境界低的自然反应，谁不知五一节、元旦是西方进口的，西医.佛教.马克思主义也是进口的。而基督教是源于亚洲，一千多年前在现以色列国土上由犹太人创立，进入西方并发扬光大，它主张检讨自己.扶贫救弱。扶贫人人应有爱心，但与过圣诞节没关系，缩小贫富差距主要在于国家政策。

▲抵御西方文化扩张，是本国皇家一贯的基本国策，从大明万历皇帝到大清雍正、咸丰、道光、慈禧，一直到本朝泽东大帝，一直奉行不悖。让人纳闷的是，就这么一个皇帝老祖宗家法，居然被几个所谓的博士生在2006年又重新捡起来呼吁。莫非这几个人正是前朝皇家遗少，还在怨恨西方文化扩张，夺去了他们祖宗的皇位，还在梦想着张勋回来复辟，再重温一回中国文化的皇恩浩荡？

▲那个有种敢说我们不要西人的socialism了，我绝对回佩服得五体投地的。还穿着西装呢，还是PH.D.的，这些难道不是西人的吗，笑死人了。

▲十博士的行动是对时局充分评估的结果。揣摩上意，意在投机。但投机也是需要一些本钱的，文人卖身多少要有一定的学术功底，法螺才吹的响，大旗才扯的圆。不然随有博士名，也是喽罗身。本次投机活动成功率极低，不看好。“洋泾浜加奴才相”（刘晓波文）到也贴切。从十博士对时局趋势判断看，他们也不傻。

▲立志就是那么宏大、抽象、悠远，充满了强烈的历史感和忧患意识，下笔全是大词，通篇贯穿霸气，张口国家，闭口文化，但就是没有具体的人性、人情、人心，没有个体生命的细节化感受，更无现代人的气息，读上去冰冷、僵硬，犹如把一个无生命的面具抛向公众，还要摆出一副学识渊博、目光远大、盛气凌人的架势 ——这不正是宣传部门的后备人选吗？我不惮以小人之心来怀疑这出闹剧的策划者，他们是否在寻找一条“终南捷径”。

▲我喜欢过圣诞节，因为“圣诞树很美，圣诞节的夜色很美，圣诞节的礼物很美，卖火柴的小女孩也很美。”

▲去年重庆圣诞夜的解放碑，被15万狂欢市民包围。漫天“飞雪”，“棍棒”狂舞，尖叫不断，每平方米地板砖挤了五六人……圣诞钟声敲响的刹那，数以万计的充气棒和圣诞帽，被抛向解放碑上空。待到华灯点亮，狂欢人群沸腾了！街头处处传来充气棒“乒乒乓乓”的敲打声，不管认识与否，年轻人相互“棒打”追逐。“手无寸铁”的丁小姐遭一陌生男子“棒”打祝福“圣诞快乐”后，轻轻回踹一脚，并机敏地说了一句：“你也快乐！”除了充气棒，泡沫喷雾器“飞雪”也成了狂欢人群的另一“利器”。不论老少，手持“飞雪”的狂欢者瞄准他人一阵狂喷，头发和衣服上遍布雪花，有人惟恐避之不及，有人则偏偏享受着难得的“人造雪世界”。……一位连续3年在狂欢夜值勤的民警称，狂欢市民一年比一年多，狂欢方式一年比一年疯。

▲那十博士真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其使用的现行农历，也是清朝初年，由西方传教士汤若望用近代天文学成果主持制定！酸腐到了极点！百无一用是书生，难怪刘邦毛泽东等人极度讨厌文人。中国的文人，历来重经文轻理工。强烈呼吁政府严格控制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之类的博士数量。理工农医艺类的博士是多多益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的博士容易唬弄，而且是滋生买学位之类学术腐败的最主要土壤！

▲十大博士的忧心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抵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不是谈哲学么？不是谈中国人的古典哲学，那么应该懂得有顺其自然的说法，对于圣诞节，我想也应该如此吧。

圣诞节在中国已经不是什么严肃的宗教节日，它的宗教意义已经被很大程度的淡化。不过，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却已经借着因商家炒作而红火起来的圣诞节而四处播散着，即便并不是所有人甚至是大多数人不能准确说出博爱的含义，但是那欢乐热闹的氛围已经是最好的传教了。

如果说什么东西被冷漠甚至遗忘了，那么一定有它被冷漠和遗忘的缘由，如果它真的很重要，它也一定会再次被想起的。

▲存在都是有原因的，国人对圣诞节的热情反映了中国人的民族文化特性，这特性有正面性，也有负面性。

正面性：它体现了中国人不排斥且易于接受对外来文化。在这方面最差的是伊斯兰文化，如果伊斯兰文化继续保持它的强烈的排他性，那就是缺乏前途的。在这方面最开放的是日本，日本强大的很重要原因，就是吸收外来文化。中国的儒家文化具有保守性，但它中庸，历史上对外来文化宗教都不反对，和平共处。

负面性：它体现了中国人缺乏日本人对外来文化认真学习的态度，因此接受是表面的形式的，甚至于是更喜好表面的形式的，喜欢不求甚解的跟风。对圣诞节关心的是以此为乐，而对基督教却不甚了了。这同样可以体现在对佛教的态度，中国人到处拜菩萨，为的是求福、求财、求寿，这于佛教的本义不知道差到哪里去了。

● 专家、学者和报刊的评论

▲12月21日下午，新民网连线了抵制活动的发起人王达三，他表示将抵制“义无返顾、坚持到底”地进行到底。王达三称署名文章已经“平衡、中和”了其他博士和朋友的意见，他在发给新民网的“活动说明”中发表了“真实”的个人看法，他认为“拒斥西方文化是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必然命题和必要工作”。“国人自觉回归传统，承接斯文，恢弘和光大孔孟之道，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确立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在国人心目中和日用中，以及在国家政制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和主位性，这是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关键命题和基础工作”。

与此同时，他还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既要攻乎异端，更要立乎其大——关于“看法”的起草及其》。他说：“复兴中国文化自是百年大计，绝非什么“倡议”、“宣言”、“看法”之类的东西能所能解决。但是，值此中国文化主体性沉沦而国人陷入集体无意识之际，痛下一二时药，势使之然也。

作为《看法》的起草者，发起这个活动的初衷乃是基于自己一贯的文化立场，即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复兴中国文化。由于坚持这种立场，自然会对包括耶教在内的西方文化在中国大行其道表示忧虑，并对之抱以审慎和警惕的态度。直接的原因是，去年“耶诞节”前夕，我曾粗略写就《就“耶诞节”问题告国人书》发布在网络上，遭到无数网友劈头盖脸的“板砖”，由此更加坚定了我就此问题作出进一步陈述和说明的决心——国人迷失，何其重也！

《看法》上虽然是借“耶诞节”谈慎对和警惕“耶教”乃至“西洋文化”，但本身并没有直接提出“拒斥耶教”的命题。实际上，就我个人的观点而言，儒、耶不同路，特别是耶教一元论、主宰性、绝对化的“上帝观”，使得“拒斥耶教”成为复兴儒学、重建儒教的必然命题。这符合儒家的基本立场，即孔子所说的“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和孟子所说的“放淫辞邪说”。历史上的先例是：宋明儒学将中国文化复归正统和正位，和中唐时期韩愈等人的极力“辟佛”是有很大渊源的。孟子曾说：“能言拒杨墨者，圣人之徒也。”今天我们可以这样说：“能言拒耶教者，圣人之徒也。”不仅要“拒斥耶教”，“天主教”以及近来在东三省有所活动的“东正教”，都应在拒斥之列。

“拒斥耶教”是儒家和儒教的一种外部性“判教”，是复兴儒学、重建儒教的必然命题和必要工作，但不是关键命题和基础工作。孟子说：“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弗能夺也。”国人自觉回归传统，承接斯文，恢弘和光大孔孟之道，重建中国文化的主体性，确立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国文化在国人心目中和日用中，以及在国家政制和社会生活中的主体性和主位性，这才是复兴儒学、重建儒教关键命题和基础工作。

而这一工作，虽然我抱有很大的信心，但即使乐观地看，也是个上百年的事情，需要坚持不懈的努力和扎扎实实的工作。曾子有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其斯之谓乎！

▲首都师法大学副教授陈明在《新快报》上发文《我为什么声援“十位博士生联署“我们对‘耶诞节’问题的看法》。他说：十博士说的“走出文化集体无意识，挺立文化主体性”是不是就纯属无的放矢小题大做杞人忧天呢？答曰不然，因为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虽然圣诞节虽不等于基督教，但二者之间的关联却是不言而喻的，由过圣诞节到信基督教的假戏真做在现实中屡见不鲜。进一步就应该看到，宗教不只是个人身心安顿的问题。当某一宗教的信众数目递增到一定数值的时候，它就具有了超溢出个人性之外的意义，而衍生出社会、政治和文化诸问题。“骆驼是被最后一根稻草压垮的”这个警语用在这里或许不是十分准确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启发意义。例如因强烈的现实性和实践性而成为当代政治哲学中心议题的文化认同，就与宗教密切相关。事实上，从马汉到亨廷顿的基督教扩张战略并没因时代变迁而归于歇绝，约瑟夫－奈的“soft power”概念更将其赋予了战术的色彩。如果早期传教士在中国“每一个山头和每一个山谷中都设立起光辉的十字架”的美梦成真，这些战略家肯定比那些传教士更开心。

任何的节日都不只是一个自然时间单位，而总是跟特定群体的生活方式、生活经验勾连在一起。而生活方式、生活经验又总是积淀凝聚着某种记忆某种价值，作为该群体之意义保证、认同维持和历史绵延的基础与目标。什么是中国人？就是中秋团圆、除夕守岁、清明节扫墓！套用柏林的话说，丢失了这些节日也就是失去了保护人们的民族性存在、民族性精神、民族性习惯、民族性记忆和忠诚的盾牌。斯节斯教如火如荼对于这些节日究竟是一种补充还是一种消解替代？在圣诞铃声中是不是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渐渐地“只把杭州作汴州”呢？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如果承认对于神圣性的需要形成了一个精神产品的市场，如果圣诞节可以理解成基督教的产品，那么我们凭什么进入并展开竞争？这才是更加根本的关键所在。毫无疑问，《看法》谈的表面是圣诞节，实际是基督教。所以它涉及的本质上仍然是我们民族和我们文化自身的问题。我从公民宗教角度讨论儒教的复兴，实际就包含激活祠堂孔庙书院、激活传统节日中的思想情感与信仰，使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有机性得到恢复和提升的用意。

文化的生长是自下而上由内而外的，只要自己的生命顺畅日子红火了，文化自然就会流光溢彩。但我们似乎尚没意识到我们目前尚处于文化的空心状态――这是我们工作的真实起点。如果对此有了足够清醒的认识，相信十位博士对圣诞节的拿捏分析会更加细致到位，对问题的应对解决也会更加平和成熟。《论语》有言，“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刘晓波博士发表评论：《洋泾浜加奴才相的十博士生呼吁》。文章列举了网友们的不同观点后说道：看看博士生们的词汇：“集体无意识”、“价值信仰和文化形态”、“主位性缺失和主体性沉沦”、“主干性”、“百余年”、“建制性退场和整体性崩溃”、“精神支离与价值虚无”、“祛魅”、“荒漠化和混乱化”、 “软主权”、“软力量”、“软边界”、“国家安全”、“文化安全”……等等

真不愧为在名校就读的博士生，立志就是那么宏大、抽象、悠远，充满了强烈的历史感和忧患意识，下笔全是大词，通篇贯穿霸气，张口国家，闭口文化，但就是没有具体的人性、人情、人心，没有个体生命的细节化感受，更无现代人的气息，读上去冰冷、僵硬，犹如把一个无生命的面具抛向公众，还要摆出一副学识渊博、目光远大、盛气凌人的架势。

究其实质，这样的理由和词汇，除了一股民族主义的戾气之外，根本拿不出像样的理由来为鄙视圣诞和仇恨西方正名，仅仅是为仇恨而仇恨。

更可笑的是，这些学人文的博士生，中文没学好不说，西方文化也半生不熟，通篇都是不文不白、不中不洋的用词和句子，倒是有点翻译体的“后现代”味道，读起来味同嚼蜡，让人想起钱钟书笔下那些卖弄“洋泾浜”的人物。

不仅是在语言上，这些博士生受西化的影响，而且其衣食住行也西化了。君不见，呼吁书参与者之一的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周锋利，作秀也不选好行头，穿着西装接受采访，痛斥以圣诞节为代表的西方文化。而这种言行背离，正是中国知识人的典型生存方式。在今天的中国城市里，人们的日常生活已经越来越远离传统，特别是高喊“民族复兴”的中共权贵和知识精英，他们的衣食住行，他们的赚钱方式和消费方式，他们的家居用品和学术工具，早已“西化”到大多数生活细节，甚至细节化到内衣内裤。

最让人哭笑不得是，十博士生，对西洋的“圣诞节”是怒目金刚，肃然民族主义斗士，而对本国官权却媚态十足，一脸“恳请圣谕”的奴才相。在官权无所不至的中国，他们还嫌独裁衙门管得不够，居然拿出法律原则来要求行政权力的干预。这么点儿过圣诞的个人自由，竟让他们忧心如焚，扯上宪法原则、国家安全、文化安全、民族大义、传统存废，非得恳请衙门出面。

由此可见，洋泾浜加奴才相，才是十博士生呼吁书的底色。

▲《自由时报》发表社评：“圣诞前夕来自中国的简单事实”。社评指出，冬至过后，圣诞节即将到来。庆祝天主把圣子耶稣送到人间的这一节日，虽然来自西方，已经成为全球许多国家的公众假日，在未能免俗的商业气息中，圣诞节最基本的爱与和平，依旧是人类企盼的共同目标与价值。正因如此，圣诞前夕来自中国的消息，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十位博士，发起抵制圣诞节活动，令人骇异之余，也不得不对所谓和平崛起的中国社会，持以怀疑的眼光。

发起抵制圣诞节的中国博士，尽管强调基督徒及一般人可以“自由”过圣诞节，但在“大部分”中国人对圣诞文化一无所知的情况，加入聚众狂欢行列，不啻“文化上陷入集体无意识”，显现文化主体沉沦。因此，为了对抗有如狂风骤雨的西方文化，他们主张抵制圣诞节活动。从本质上说，这些中国知识分子要其同胞庆祝圣诞节之前，先了解其宗教文化意义，且抨击过度商业「营销」，或有其用心；惟将世人早已超越宗教、普天同庆的节日，视同洪水猛兽，于此全球化的时代，却凸显其狭隘与欠缺包容。圣诞节，有如英国大文豪狄更斯所说：“我愿衷心尊崇，全年如此。”其或不然，也有如美国谚语所称，“圣诞节一年一度足矣！”无论如何，不容圣诞节，犹如不准人们称呼圣诞，强要以“耶诞”代之，彷佛圣人只能有一，都徒见其小器。

事实上，不仅中国知识分子如此，其官方不容异己的程度就更为严重。就在本周四，美国国会就国际宗教自由举行听证会，美国政府即面临极大压力，要求对中国连续七年高居“严重迫害宗教自由黑名单”的事实采取制裁行动。中国自一九九九年以来，即名列美国国务院迫害宗教自由最恶名昭彰国家之列，它对天主教、基督教、回教、西藏佛教及法轮功等信徒的箝制及压迫，甚至虐待致死，令人愤慨；有如美国资深众议员史密斯（Chris Smith）所指出，中国宗教自由纪录令人“不忍卒睹”，其迫害宗教自由的情况且日益严重。如果同为敌视宗教的共产国家越南最近都已从迫害宗教自由黑名单除名，自称要和平崛起的中国，没有道理不能尊重人民信仰自由。有容乃大，中国要成为大国，应该从包容和平且崇尚真善忍的法轮功等信众做起；否则中国即令崛起，不仅“和谐社会”不易达成，亦无以获得世人尊敬。

▲北京的宪政文化学者张祖桦说，中国社会的发展必然要经过一个“多元化”的阶段。他说：“现在进行社会转型，仅仅靠外来的东西还不够。中国自己的传统当中有些好东西。我特别提倡余英时先生的既主张自由民主人权、又主张吸纳中国传统好的东西。这些东西恰恰在五四以来，特别是49年以来被迫害殆尽。”

张祖桦说，中国好的传统文化还是值得理解和支持的，但是如果像汉武帝那样罢黜百家，独尊儒家，把别人都说成是异端，要讨伐、要排斥打击，这对中国自身是非常有害的。

▲北京作家、独立中文笔会副会长余杰不认同这十位博士生的观点。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圣诞节已经成为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它的宗教的涵意并没有突显出来。它只是在商业和文化的意义上显现出来。用一种不同种族、不同区域的文化价值的冲突上来看是非常不妥的。这恰恰说明中国人缺乏自信心。只有最自卑的人才会处于这种非常敏感的状态。”

余杰说，世界上的文明是共通的，不存在完全孤立于外界的中国文明、西方文明或印度文明，它们千百年来都在互相交融之中。他说，中国的佛教也是从印度传进来的，如果汉族要保持自己的纯粹，也应该把佛教驱逐出去。

▲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也说，（十博士生）这种观点和现像并不新鲜，在中国这种要求抵制西方影响的号召已经由来以久。他说：“从五四胡适时期，当时他们一批先进思想把国外的思想引进，遭到保守派的攻击，认为中国古代文化遗产足以和任何世界优秀文化抗衡，而且是最优秀的，带有很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

夏业良说，有些中国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在历史上是个强大国家，只是近现代落后了。现在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增长，地位变化了，尤其是现在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第三大贸易国，有些人的自豪感开始强烈显现出来，认为中国并不比任何世界列强差，再给一点时间，中国就会成为世界第一大国。

北大教授夏业良说，他们认为，对国外的东西，只要进行技术上的引进，而对思想、文化、意识形态方面的东西，他们希望能固守原来自己东西。夏业良说，这种思想上的盲目自大非常可怕和危险，他们没有意识到，当今中国还存在制度性的问题，在中国发展中还存在重大障碍。

▲知名学者李文博士和知名社会学家李楯作客新浪与网友交谈，他们的观点如下：

主持人马骧：您如何看待中国人过圣诞节，52.09%是反对，中国人过洋节是西方文化入侵的结果，认为赞同的是30.83%，无所谓的是17.08%，先问问两位嘉宾的感受，是感觉意外还是正常？

李楯：我并不感到意外，其实这个事情引起这么大的反响倒是我们应该考虑的，有这么一种主张，反对过圣诞节，自己不愿意过圣诞节或者抵制圣诞节，提出这样一种说法，我觉得都不奇怪，恰恰引起我们关注的是为什么有这样一种反响？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来支持这种反对，这背后是什么？

我觉得，以我个人的观点，在一个多元的社会中，什么样的声音都可以有，而且不足为怪，那么一个声音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引起社会相当多人的关注；尤其是出现这样一种反响，把它作为一种文化入侵来看待，提出要抵制它，为什么在中国20多年来逐渐走向开放的过程中出现这种声音？我觉得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也就是说我们在经济上越来越走向开放，我们加入了WTO，我们的开放是有时间表的，我们已经快达到开放的终点了，但是我们的观念适用不适用于一个开放的社会呢？我们以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对应外界呢？我觉得这真的值得我们思考的事。

主持人马骧：听了李楯老师的说法，我们听听李文博士的想法，您的观点是什么？

李文：我有点儿惊奇，因为我觉得大部分是年轻人会上新浪网，因为年纪大的人做别的事情比较多。圣诞节是比较洋化的节日。年轻人会学外国的东西，年轻人上这个网的，我觉得应该会比较支持一些全盘西化，或者西方的物质文明或者精神文明的这种方式，所以我是觉得蛮惊奇的，会有52%的人反对。

李楯：你觉得表示这种状态的人，他们会拒绝西方的物质生活？这里面相当多的人会出国留学。

李文：我们看到周峰利的照片，他穿的西服、眼镜也是西方，皮带也是西方发明的，假如说他这么希望中国文化多一点的话，麻烦他把这个衣服脱掉，换一个中国长袍。

假如你抵制西方的东西，他的意思是多点中国的文化出来的话，特别是知识分子、大学生，那你不要全盘西化，不要看美国大片，包括新浪这么火的博客，都是学习西方的。我是觉得，我觉得爸爸讲的蛮好的，现在西方有着高度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从小马戴的眼镜到打仗用的武器都是西方来的。西方的东西越来越多了，有人意识里反对西方的，但是西方的东西越来越多，占据着我们各个方面。我们日常生活中用的东西，我们城市规划和发展的模式都是按照西方的路子来的；我们头脑中的意识和观念，思考问题的方式也会受到西方的影响的。现在的科技思想、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都是从西方来的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坏事情，等到我们全部超越了西方文明程度为止的时候，我们可以谈民族的东西、中国的东西，现在我们否定全盘西化就是否定发展和进步。

我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我也不喜欢圣诞节，因为在美国很商业化，包括在大陆，我觉得这位博士里面讲的，惟一我认同的是圣诞节太商业化，可是现在哪里不商业化。

那么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已经在主动走向开放，搞现代化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地继续一种文化传承，我这里说的是继续一种文化传承，同时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我们是不是能够接受一种多元一体合而不同的格局，我们对另一种文化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们这里在抵制圣诞节，但我知道在国外有一些城市开始提出把中国的春节作为法定的节日。为什么？考虑到那里头有一些华人移民到那里，他们尊重这些人，哪怕在社会中是少部分，那么如果在一个开放的社会我们抵制别人，别人去抵制我们，那这个社会是一种什么局面呢？

我觉得我们确实要考虑一点我们的心态，我们抵制人家的时候，我们自己底气不足，你真的有那种文化传统吗？有那种文化传承吗？就像刚才这位女士说的，她穿唐装，唐装完全是人造的假古董，我们已经失去文化传承了，尤其是当进入上个世纪末联合国开始提出人力技术工程，开始提出口头传授非物质文明遗产的时候，考虑正是这个问题，这个世界需不需要多元，需不需要丰富多彩，人类社会的丰富多彩，正是人类不断进步的。我们面对别种文化的时候我们自己底气不足，我们缺少大众的精神。

主持人马骧：所以不自信造成了这种更强烈反对的态度是吧。

李楯：最起码是原因之一。

李文：这个我同意，我觉得一个大国的公民就有大国的风范，一个国家听不得别人的批评，说明自卑感作祟，第二心胸狭窄。我劝十位博士去国外走走，照你这样的话，永远会阻碍自己的进步，社会一定要进步一定要虚心接受不同的声音，我们要做被瞧得起中国人。我是在国外出生和长大的美籍华人，为什么穿唐装，你所谓的唐装是假古董，比如我今天穿的，在国外就是中国的标志，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我走在外面，虽然我是一个美国出生的中国人，我必须要把文化的唐装穿在外面，或者穿个牛仔裤也可以，因为美国有很多不同文化，融在一个大的火锅里，很多人很喜欢中国的新年，在国外的美国人都会喜欢新年到的时候马上到唐人街跟中国同胞一起庆祝，这是好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西方来这边做商业炒作，其实我觉得，我支持网友一个观点，昨天晚上看的，我们五千年的美德，现在几乎都没有了。我觉得西方的一些文明精神，比如说为什么会有圣诞节，不是买一千块钱的套餐，是学习它的文明精神，圣诞是耶稣诞生那天，他们知不知道历史在哪里，还是拼命去商场花钱，历史在哪里？在国外是很有宗教信仰，不管基督教还是天主教，我们可以学一些国外的信仰的话，有一种寄托，有一种这种道德原则可以去学习。我觉得蛮好的。

▲署名“王伟”的作者在和讯博客写道：穿西装抵制圣诞节的博士想干什么？笔者实在不明白在以陈独秀、鲁迅为代表的先辈掀起的启蒙运动还有始无终的时刻，在封建思想遗毒没有清理殆尽、现代思想还没完全立足的现实下，这十位哲学或教育学博士发表联合署名倡议书的真正动机是什么。据他们自述，是试图“唤醒国人、抵御西方文化扩张”。众所周知，眼下的官场腐败，市场诚信丧失，各种潜规则横行，人际关系冷漠……都与传统文化涤荡不清关系莫大，也可以说，与西方的先进文化无法在我国立根有关。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唤醒国人，重建属于中国现代社会的、与市场经济相符合的现代文化，除了学习、引进西方先进文化，似乎别无二途。传统的惯性之大，只要翻翻历史，就可以知道，如，清末12大臣出国考察立宪，所获颇丰，但在守旧派一句祖宗之法不可变的呵斥下，一切皆付之东流。因此指望传统文化内部反叛，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颇具反讽意味的一幕是，十博士之一，北京大学哲学系博士研究生周锋利，穿着一身笔挺的西装，以至于不少网友发出这样的疑问：这位周博士为什么不长袍马褂来照相呢。在这里，这位周博士很有点鲁迅先生倡导的“拿来主义”风格。其实不然，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真正的拿来主义是一种理性思考的结果：要拿来的是不是对我有益。就拿圣诞节来说吧，其娱乐功能自是无须赘言的，其经济效应呢，也是十分可观的：眼下消费萎靡，国家领导人都深为忧虑，而圣诞节正大大刺激了消费，扩大了内需，这不是与国与民都十分有利的事吗？

如果说哲学博士不懂经济，自然可以原谅；学习哲学的目的，是为了能够让绝大多数的人在日光之下能够快乐地生活，相信这点博士们不会反对吧。只要看看圣诞节里高兴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快乐的圣诞老人，甜蜜的情侣，热情的商家，到处一片欣欣向荣，欢声笑语，圣诞节简直就是制造快乐和笑声的天使，你们自己不愿意快乐倒也罢了，为什么还要抵制别人的快乐呢？真叫人怀疑读书读傻了，人格有缺陷。

上述都是极其简单的道理。如果说十博士是真不明白，那自然是中国高等教育的悲哀。但似乎不是如此。从报道中，笔者还是发现了蛛丝马迹：王达山（倡议书起草人）反复强调，当务之急是先向儿童大力普及传统文化，将“读经”纳入学校教育，从国民观念入手。说到读经，再联系到倡导者的哲学博士身份，其司马昭之心，就昭然若揭了：幌子是维护传统文化的主体身份，实则是打自己的小算盘。民众要是读经了，自然需要教经人，长期以往被打倒的孔家店必将重新开张，那时候孔孟的徒子徒孙，必将又重新掌握文化大权，呼风唤雨了。此，不可不为国人警惕！

▲《苹果日报》发表陶杰文章《要普天同庆的圣诞，不要“政治正确”的“耶诞”》：年年圣诞，欧美的左翼知识分子，怀一股白人的历史罪疚感，总向这个普世同欢的节日，像中古时代天主教徒在密室中告解一样，含泪而自我鞭挞。他们提倡所谓“政治正确”，认为欧美不应该强调“文化霸权”，不可以用“圣诞”来垄断第三世界的“文化”，而应该改称“冬节”。连天主教团体也染上这等“政治正确”神经质的洁癖，认为“圣诞老人”跟耶教精神无关，只为节日带来消费的俗气，误导少年儿童，应该取缔。西方的左翼知识分子盘踞学院，他们不尽量发掘自己的“文化原罪”而发表几篇西方文明自我批判的论文，他们任教的社会系、文化研究系、传理系就不会提供资金，学院就要关门。圣诞节独步全球，普天同庆，包括北京和上海，圣诞节的喜庆气氛愈来愈浓，……是自由市场强大的力量。

大陆十名博士生联名发表宣言，……他们认为：商场酒店，摆放圣诞树，员工戴起圣诞老人的小红帽，电视电台充斥各样圣诞讯息，民间聚众狂欢。表示“中国正逐渐演变成一个准耶教国家”，此一西洋的“软力量”，在中国渗透扩张，必须阻挠截击，“亟需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和严加规范”。

这十位“博士”，包括清华大学的中国民族“精英”显示的这等“学术水平”，实在可喜可贺。这十大“状元”，疾呼中国人“文化集体无意识”的苍白，虽然后知后觉，却不能算错。但他们倒果为因，只知怪罪西方的所谓“文化渗透”，而不识反求诸己，质问造成中国的“文化集体无意识”的元凶，也就是他们在意识深层之中敬拜的“伟大导师”毛泽东先生。中国人的“文化集体无意识”的真空，是中国人自己一手造成，破坏伦理、摧毁文物、贪腐成风、拜金成狂，幸好有“改革开放”，虽然以消费主导，圣诞节日方始在中国民间催生了真正的欢欣与和谐。……这十个中国博士生说：“中国太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对西方文化并不了解，不懂圣诞节是甚么意思，却一味盲从。西方一些不好的东西学得很快，我们有义务让普通老百姓了解。”在这十个“精英”的眼中，原来圣诞节属于“不好的东西”之列，那么苏丹红的鸭蛋、孔雀石绿的海产、大头奶粉、赖昌星，应该算是中国制造的“好东西”了。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学术“精英”，其人生观和世界观原来是这个档次，对于欧美和日本，对于印度和越南，都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

如果中国政府听从这十位小宝贝的“诤言”，在大陆打压圣诞节，配合欧美左翼知识分子的反圣诞洁癖，首先是打击大陆的“内需市场”，没有人庆祝圣诞，中国的雷锋，不幸又取代不了耶稣基督，不成为中国青少年膜拜消费的对象，失业率必大幅攀升。欧美的圣诞树和圣诞装饰，多为中国制造，在左派的煽惑之下，西方庆祝圣诞的消费潮衰退，也会严重打击中国的贸易出口。圣诞节庆，为中国民间带来和谐，也为中国和世界带来利润，这十个博士生却视之为仇寇，其居心何在，令人费解。……人间有情，因为世上有圣诞节，对于一个在冷酷的社会环境中成长的国度，圣诞节普世的伟大意义，当然永远无法理解。毛泽东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却无力建设一个博爱的新世界。圣诞节的香港灯火茂盛，一片辉煌，交通到处挤塞，虽然这是一堆缤纷的泡沫，但香港人有幸避过了一个仇恨而激进的时代，因此我们在这个地球村的安乐乡，今夜拥抱而祝祷，……

▲凤凰卫视著名评论员何亮亮在《华闻大直播》中引用新民网报道时认为“拥有五千年的中华博大文化因为一个圣诞节就处于弱势地位，是荒诞的，事实上中华文化在历史中不断接受、包容其他文化，一味地抵制西方文化不仅没有必要，也抵制不了。”

 

文化义和团运动与现代极权主义

 

任不寐

   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关于义和团运动似乎已经取得了广泛共识，他们把疯狂、愚昧、极端民族主义、暴力激进主义等判词基本恰当地放在了那些与政府互相利用反对洋人、特别是反对基督教的农民身上。然而，正是批判农民义和团运动的这些知识分子，20年之后，发起了一场目的大同小异的文化义和团运动，这就是“非基运动”。这场运动为中国现代极权主义提供的全部思想渊源，它先使国民党1928年背叛了基督徒孙中山领导的民主理想，转为军事独裁政党，后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开辟了文化道路。中国知识分子因此赢得了惩罚，其后在台湾，特别是在大陆，这些非基运动的主干或其继承人，当他们疯狂、愚昧、极端、暴力地赶走上帝之后，自身首先沦为恺撒任意践踏的文字奴隶。

   一、“非基运动”是文化义和团运动

   “非基运动”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是：“世界基督教运动联盟”大会在1922年4月4日至8日在清华大学的召开第一届大会，由穆徳（JohnRMott）主持，有32个国家的146名代表参加。会前北大、清华学生于3月19日就发表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揭开“非基督教运动”序幕。该宣言宣称：现代的社会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这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有不劳而食的有产阶级，他方面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级。而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帮助前者、掠夺后者，扶持前者，压迫后者的恶魔！因此，“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是我们的仇敌，非与彼决一死战不可”。宣言最后扔出了“文革”式的“美文”或“匕首和投枪”：“我们怎能不起而反对！起！起！起！大家一同起！！！”
    

   3月21日，国共两党知名文人李石曾、陈独秀、李大钊、汪精卫、朱执信、蔡元培、戴季陶、吴稚晖等77人联名《北京各学校非宗教同人霰电》，通电抗议学联大会在清华大学召开，并宣称：“我们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便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同期国民党领袖汪精卫发表了《力斥耶教三大谬》，影响巨大。而4月4日，共产党人李大钊、邓中夏等12人在《晨报》发表《非宗教宣言》更加激烈声援学生。4月9日，在北大举行了反宗教大会，会上宣读蔡元培的演说词，要求宗教和教育分离。非基运动迅速波及全国，各地纷纷成立“反教大同盟”。今天有人不无兴奋地总结说：“长达6年的非基运动，把全国青年学生和知识精英都动员起来了，他们在科学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等社会思潮影响下……全国几乎所有有影响的党派和团体，如共产党、国民党、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以及许多著名学者、社会名流、知识精英都参与了对基督教的批评。”

    

   就象前面的名单所显示的那样，反对宗教的态度不是“无产阶级作家”特有的，它是整个时代的共同观点。“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青年接受西方反宗教作品，如笛卡尔、伏尔泰、孔德、达尔文的著作，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来自西方的学者则热衷于成为杜威和罗素的学生。留学英国的北大教授、科学家王星拱认为：宗教障碍科学发展，宗教有根本的缺陷。胡适相信只有科学方法才是探索和解决问题的唯一途径，科学万能而非上帝万能。”事实当时是进化论领导一切，因此达尔文战胜了宗教，而胡适和陈独秀联合起来有战胜了达尔文。

   “非基运动”早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就已经开始了。1920年海外“少年中国学会” （1918年李大钊、李石增、王光祈等成立）在巴黎的几名重要成员：李璜、曾琦等人向北京执委会建议开除有宗教信仰的成员，但遭遇到田汉等人反对而未果。

 

    1921年他们信询巴黎一些知名教会，讨教中国是否需要宗教。历史学家葛兰言、小说家巴巴塞等人答复：说宗教对原始人也许需要，但对现代人已经全然不需要了，现代人需要的只是科学，是理智的追求，而不是盲目的迷信。1921年《少年中国》杂志出了3期“宗教问题号”专刊，“形成了新文化运动以来讨论宗教的第一次热潮。”在这里“坚定的无神论者”恽代英的作用像李大钊一样不可忽视，这位作者先后发表了《新无神论》（1915）、《怀疑论》（1915）、《论信仰》（1917年）、《我的宗教观》（1921年）、《反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1926）等“檄文”，在这些文章中他断定：“今日已为宗教之末日矣”，“宗教已成为过去之物”。他特别激烈批判了教会在华教育：“多一个基督教徒，便是多一个洋奴。”因此，“一切对于中国人的教育，都不容任听外国人自由办理。”

   非基运动得到广泛支持不仅归功于于进化论迷信，也得益于民族主义思潮对心灵的占有。进化论和民族主义提供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正义 ——前者提供了科学合法性，后者提供了政治合法性。正因为如此，非基运动是和“收回教育权运动”联合在一起的。1921年北京政府教育部长范源濂反对教会学校强迫学生做礼拜和读《圣经》，因此，非基运动“政府成为最早的推动人”。1922年在“非基督教运动”中，蔡元培和胡适都提出了“宗教和教育分离”的目标。1923年10月，“少年中国学会”重要领导人余家菊在《中华教育界》杂志上发表《教会教育问题》的文章，最早提出了“收回教育权”的口号。

 

    1924年4月22日广州“圣三一事件”使运动从知识界变成民众运动。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创办的《中国青年》和国民党在广州创办的《民国日报》及副刊《觉悟》连篇累牍地发表大量文章支持学生。同年8月，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举行第六次代表大会，号召关闭所有外国在中国的学校，由中国政府控制全部国民教育。

 

    12月25日，广州学生在广东大学（中山大学）集会，听取了国民党元老校长邹鲁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廖仲凯的演讲，两人尖锐抨击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联系和教会学校对中国的危害。同时在长沙、上海和四川等地出现反对教会学校的风潮。1925年发生了“五卅运动”和“圣约翰大学事件”，使“收回教育权运动”进一步扩大化和激进化。当时广州政府和北京政府都支持“收回教育权运动”。在北伐战争期间，运动继续高涨，几乎所有的南方教会大学都出现了罢课和抗议活动，相当部分教会学校暂时停办，大批外籍教员撤离中国。1927年国民党取得政权后为了稳定局势，强化了对教会学校的管理，如减少宗教类课程、教会学校要向中国政府备案、增加中国人在教会学校教职员中的比例等。

   有人总结说：“收回教育权运动是中国人民和政府反对外国教会对中国教育主权侵夺的一场带有民族意识觉醒性质的正义运动，其发起人和领导者主要是资产阶级及其在政治文化上的代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以及广大工农群众也积极支持了这场运动。”这一总结从事实判断上大体是不错的。但我们也可以对这一事实做这样的阐述：当时而几乎所有的知名人士都支持这一运动，惟恐追之不及，向来文人相轻、党争惨烈的中国政治文化舞台上，终于出现了空前绝后的大团结。这是一个奇迹。不过这个奇迹表面上是通过向强大的帝国主义咆哮来完成的，而实际上是通过向软弱无力的在华教会扔石头来实现的。这一壮举事实上也是知识分子发扬了“站在大多数人一边”这一实用主义传统的结果。不过这一奇迹并不彻底，就在几乎所有的知识精英丧失独立性的非基大潮中，就在基督教知识分子也被迫发动“自立运动”和“本色化”运动以驯服于多数暴政的时候，北京大学周作人、钱玄同等五位教授发表了《主张信教自由宣言》，他们坚持信仰自由原则反对非基运动。这五位知识分子捍卫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荣誉，尽管他们的态度因恐惧是有调和倾向的。

   陈独秀在“非基运动”中态度变化特别具有代表性，它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求真”和“求善”两大问题上的尴尬处境，也说明了在战争状态中知识分子追求真理所能达到的高度。陈独秀1920年发表了《基督教与中国人》一文——它应该为这位学者赢得更多尊重——“凡是社会上有许多人相信的事体，必有他重大的理由，在社会上也必然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基督教的问题，是中国社会应该研究的重大问题，我盼望我们青年不要随着不懂事的老辈闭起眼睛瞎说。……基督教是爱的宗教，我们一天不学尼采反对人类相爱，便一天不能说基督教已经从根本上败坏了。基督教根本教义只是信与爱，别的都是枝叶。”我们“要把耶稣崇高的、伟大的人格和热烈的、深厚的情感，培养在我们的血里，将我们从堕落在冷酷、黑暗、污浊坑中救起。……支配中国人心底的最高文化，是唐虞三代以来的伦理的道义。支配西洋人心底的最高文化，是希腊以来美的情感和基督教信与爱的情感。这两种文化的源泉相同的地方，都是超物质的精神冲动。……中国底文化源泉里，缺少美的、宗教的纯情感，是我们不能否认的……这正是中国人堕落底根由。……社会上若还需要宗教，我们反对是无益的，只有提倡较好的宗教来供给这需要，来替代那较不好的宗教，才真是一件有益的事。”尽管陈把美育和宗教混同在一起表示重视，但他关于宗教的看法是难得可贵的。他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一文中说：“现在主张新文化运动的人，既不注意美术、音乐、又要反对宗教，不知道要把人类生活弄成一种什么机械的状况，这是完全不了解我们生活活动的本源，这是一桩大错，我就是首先认错的一个人。”更引人瞩目的是，他对包括庚子教难在内的非基运动作出了客观的评价：（这些事件）“平心而论，实在是中国人底错处多，外国人底错处不过一两样。他们这一两样错处，差不多已经改去了……我们中国人回顾以前的历史，实在是惭愧。我盼望尊圣卫道的先生们总得平心研究，不要一味横蛮！”（《基督教与中国人》）。当然，陈独秀不是唯一对近代教案说公道的话的人，另有人在评价1870年天津教案是说：“那次教案之起因完全是由于我国之迷信过深，我国人始终未能明了教会中人对中国所作出的贡献，以致一般民众都会相信教会中人领去收养的孩子其实都是骗了去挖眼珠以供药用和宗教礼节之用的诬陷之词。这种胡说甚至远传至广州。这种谣言在天津越传越广，以致中国人民大为愤怒，顿时集成暴众焚毁和捣毁了许多所教堂、医院和孤儿院，并杀害了好几个女教士。”（容尚谦：《创办出洋局及官学生之历史》，1939年）事实上陈不仅为自己挽回了荣誉，也为民族挽回了荣誉。但遗憾的是，随着20年代非基运动愈演愈烈，他开始转变同情宗教的立场。1922年他”开始用唯物史观解释宗教起因”，但仍较为平和。他的疑惑是属于神正论方面的疑惑：“一切世界人类，都是上帝造的，那上帝为什么又要造许多有罪的人。既要使世界和平，却又养育了许多乱世的元素，这又何苦呢！”（《宗教问题》）那时他还主张宗教讨论学术化，反对用群众运动“扫荡”宗教，只是从政治立场出发主张收回“教育权”。但正如我们看到的，他最后开始接近李大钊等激进派的思想，并站到了“非基运动”的前沿。这是一个令人深思的精神悲剧。

 

   在共产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联合反对基督教的同时，宗教界似乎更多地反对前者，要求尊重个人自由、私有财产和家庭生活，同时反对民族主义，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却没有被胡适一派所注意的现象。早在1919年11月31日，教宗本笃十五世发布《夫至大》（Maximum illud）通谕，宣布民族主义是天主教教育信仰传播的最大障碍。另一方面，当时传教士普遍认为共产主义是基督教的大敌。有传教士说《但以理书》中巨人的半铁半泥脚就是工农联盟，将来要被砸碎；《启示录》中的蝗虫和红马就是轰炸机和共产党，地上三分之一的人要被它杀戮。更重要的是，是教会最清醒地看到了政治取代宗教所造成的人类危机，并预言了乌托邦运动的灾难性前景。美国传教士龚斯德在《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一书中说：“要胜过共产主义，唯一的方法，乃是基督教的天国，先入为主。”“中国的前途，是建筑在基督教的基础上呢，还是建筑在共产主义的基础上？在中国，基督教与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竞争，其影响所及，约占人类的四分之一。……我们必须要天国主义去对抗共产主义，超过他们的主义。”也许正因为这一认识，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1946年7月任驻华大使。

 

    1948年全国协进会发表《致全国信徒书》，称“教会不愿承认任何政治制度是绝对的和永不错误的。”

 

    基督教“承认每个人有绝对的价值，教会应当对剥夺人自由的政治行动提出抗议，对牺牲个人以维护阶级利益的任何残暴提出反抗。”，这里，教会几乎说出了“当代自由主义”的全部经典观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和中国内战爆发之后，美国加紧了在华传教的努力，如1948一1949年美国增派大量传教士，“以使中国社会增加与共产主义不相合的精神因素”。中华圣经公会1949年动用了12架次飞机，将总重100吨的圣经运往即将解放的华中和西南地区。为了便于分散隐蔽，传教士提出教会的中心由城市转入农村，教会进入家庭——这事实上是“家庭教会”产生的最早根据。

   也许正因为如此，彻底实现“非基运动”目标是在1949年以后。1950年5月北京、天津部分新教人士拜访了周恩来，提出发起“三自革新运动”（后改为“三自爱国运动”）。随后吴耀宗负责起草《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文件（“三自宣言”），1950年9月23日，《人民日报》登载了该宣言及1500多人的签名名单。 1951——1953年，中国公安部把外国传教士陆续递解出境。1954年，“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成立，吴耀宗任主席，吴贻芳等为副主席。

 

    1950年四川广元天主教神甫王良佐等500余天主教徒发表《广元天主教自立革新宣言》，各地“纷纷响应”。1957年中国天主教在北京召开第一代表会议，通过《坚决摆脱梵蒂冈的控制，实现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决议，“中国天主教爱国会”成立，皮漱石为主席，李维光等8人为副主席。1949年后，梵蒂冈不承认中国政府。公使黎培理在南京反对无神论，1951年9月4日，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将其驱逐出境。1952年梵蒂冈与台湾建立外交关系。1952年1月18日教宗庇护十二世发表公函《开端，我们切愿声明》，称中国发生教难，要求中国信徒信从罗马。1954年10月7日，教宗庇护十二世《致中国天主教会通谕》，谴责中国政府干涉宗教信仰自由。与此同时上海主教龚品梅发言“反对总路线”，他说“政府号召总路线，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是要建设一个人间天堂。这是不可能的，这是暂时的，社会主义是不会实现的，我们不能拥护总路线。”1953年全国逮捕数十起天主教“间谍案”。1955年龚品梅在上海被捕，“龚品梅反革命集团被摧毁”，“许多教友都起来纷纷揭发以他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种种罪行（1951年控诉运动）”（《中国天主教简史》）。官方学者接着说：此后，中国教会“在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上迈进”，但这位作者没有告诉我们，在“三自运动”中，在“镇反”、“反右”和“文革”中，以及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改革年代的恢复中，那些“宗教爱国人士”和“不爱国宗教人士”是如何迈进监狱和劳改营的。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宗教历史一直空缺，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基督教史上的一个巨大遗憾。

   “非基运动”到这里取得了彻底胜利：政治取代了宗教。但与此同时，制度主义也葬送了自身——公正和自由同时丧失。换句话说，“非基运动”最大的政治后果是消灭宗教的同时也消灭了自由。但结果是政治激进主义归来，威权主义以最鄙俗的方式站在上帝的位置。因此也许这个时代要对其后的无神论专政负责：“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Act 3:14）中国人民自己争取到了专制，也许不该抱怨。

   二、鲁讯和胡适，尼采与杜威

   蘇文峰先生在《中國基督教會史》中谈到，非基运动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基督教存在以下几个有代表性的观点：第一是消灭论，第二是取代论（尤以蔡元培“美育代宗教”为代表），第三是选取论（如陈独秀主张吸取基督教中爱的文化因素），第四的二元论（世纪上是在宗教上采取相对主义、主观主义）。到今天为止，这些观点仍然统治着中国知识人的心灵。不过我以为，总的来说，中国知识分子在当代关于基督教的集体表象是非基督教的，这可以从中国现代最有影响的两位知识分子 ——鲁迅与胡适——所代表的思想上得到验证。当下中国知识分子，如果不是国学的遗老遗少，就不同程度地是鲁迅与胡适的传人。有趣的是，人们几乎不约而同地强调鲁迅与胡适是反对专制、崇尚自由的文化巨人，甚至连国学最近也站出来扮演“自由引导人民”的文化旗手的角色。然而，人们可能没有注意到，在非基督教这方面，以上三种思潮是共同一致的。如果基督信仰是民主之根和护理者，那么，与人们所信奉的正相反，鲁迅与胡适及其传人，不过是中国反自由思潮的文化奠基人。国学、鲁迅与胡适，他们从不同的方向上，培育了毛泽东主义及其对中国心灵的统治。

   基督教的神是无所不在的全能的神，祂是至善而公义的，超越世界又在历史当中。这种历史观弃绝了把历史视为偶然性神秘作访的那种存在主义观点，也弃绝了把历史视为经济决定论的唯物史观—它也超越了汤因比的挑战应战模式，汤因比的理论无法看见挑战应战的起源、其背后的制约因素及其限度。这种神导历史观当然不是主观主义的随意解说，而是建立在客观真理—即神通过圣经这一特殊启示清晰明白地展示给人类。这本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书，通过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人”耶稣，启示人类面对所谓挑战的时候，必须对自己的“应战”方式承担责任。顺应神的人或邦国将得荣耀，弃绝神的将被弃绝。基督信仰确立了人的自由和责任，并为人类指明了通向解放和永福的“反应”方式（这里我们不谈神秘的预定）。这种简单清楚的启示丝毫不差地印证在古代以色列的历史上，而我们用之来审视世界和中国的近现代史，你会发现神是信实的，祂从不说谎。

   在世界范围内，十八、十九世纪是人类理性胜利的世纪，启蒙主义、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从不同方向上宣布上上帝死了，于是巴别塔事件在人类历史上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重新上演。启蒙主义把人视为神，这些世俗神祉在砸碎教会的同时将法国置于革命的恐怖之中，之后赢得了前所未有的专制统治。达尔文把生命问题转化为“一个临床问题”，人的价值仅仅是昆虫价值的某种放大。马克思、尼采和希特勒在启蒙之神和达尔文的无翅昆虫中发现一群优秀的品种或个体，他们可以通过杀人的方式建立此岸天国。对于存在主义者来说，这个天国是内在的，人的价值在这内在“价值”的目标之下是无意义的，或者只是相对主义的。

 

   希特勒和共产党人是18、19世纪“非基运动”在20世纪的具体实践者。希特勒是尼采的传人。尼采认为“巨人”应该是“一群掠夺的兽，为一征服和支配人的人种。”根据尼采和希特勒的说法，日耳曼民族是被基督教所腐化的，“这辉煌的统治种族之所以腐化的原因，第一是被天主教对女性美德的赞扬，第二是被清教徒和改革派的平民典范，第叁是因与劣等的民族通婚而造成的。”尼采悲哀的说：“如果耶稣从未来过，我们‘奴隶道德’的腐败就不曾进入人类当中了。”希特勒说∶就历史来说，基督教不过是一个犹太人的宗派。耶路撒冷被毁之后，按逻辑来说，基督教那种如奴役一般的伦理也必须被灭绝才是。为了德国人民和世人，我一定要知道何时该用一些自由人和像神之人的图画，去面对这个来自中亚奴隶式的伦理。它不仅只是基督教和犹太教的问题，更是全人类的大事。我们在对抗的是人类所带给自己的最古老咒诅；更是在对抗人类被扭曲的最正确本能。啊！这位沙漠之神、这位发狂、愚拙、充满复仇的亚洲暴君，竟敢用他的权谋来制定律法。……犹太人和基督徒都中了那毒，而那毒泻除了人类自由和奇妙的本能，并且将它们降低至像狗般的丑陋层次。”

   希特勒给人类带来的结果是，大约一千六百万的人民丧失生命（六百万犹太人和九百万至一千万其它的人。其中大部份是基督徒）。在苏联东欧和中国，类似的悲剧同样发生了——在中国，有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人们都纷纷抱怨说，20世纪是人类遭遇战争和屠杀最残酷的世纪。这种惩罚也许可以在19世纪的“非基运动”中找到根源。美国一位著名的牧师说：现代人拒绝神才是20世纪凶残特质的主因。他转引一位哲人的话说：“十八世纪圣经被扼杀；十九世纪神被辱杀；廿世纪人被残杀。”二个世纪以前，在所谓的启蒙时代，人对圣经的信心开始瓦解。接着一世纪之后，人对神的信心也瓦解；到了廿世纪，这种错误的思想达到顶峰，终于导致恶果——人类遭致前所未有的大屠杀。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那位美国牧师说：当你贬低上帝时，你就是贬低了人类的生命。对于无神论者来说，杀一只蟑螂和杀一个人或百万人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差别。没有对神的敬畏就不可能有对生命的敬畏。人类是什么？“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祂的形像造男造女。”（创1：27）人是至高神的孩子；他的生命赋有上帝所命定的目的与任务；他注定要与造物者永远同居天堂。但非基运动的人则认为：人是复杂的动物，和猩猩有关，从最原始的流液，经过分子和氨基酸偶然串联，而从古老的深海中冒了出来，爬上树，然后再从上面下来，人是猩猩的表亲，和天竺鼠、老鼠也有远亲的关系。另外一种观点正相反，他们认为人就是神，其逻辑结果必然是某些人是神，而这些神拥有杀人的正当性。

 

   我现在正在一个福音团契里侍奉，有一次我给这些慕道的朋友讲克拉玛伊大火烧死几百名儿童的悲剧。一位朋友很不理解，她反对我讲这些已经过去那么多年的旧事，而且显然有损“民族尊严”。我相信这位朋友以后会改变她的想法。一个对基督教真理缺乏全面了解的人不可能理解生命的价值并明白爱人如己的教训。在教会中，有一些“信徒”声称爱神，却不爱人，“民族主义”等偶像在他们那里高于个体生命的价值。我在网络上每天记录中国非正常死亡案例，目的并不是要把中国的丑恶公布给世界，而是把基督教尊重生命的观念展示给国人。今天，中国几乎每天都发生一些矿难，无数家庭遭受灭顶之灾。整个国家对此似乎无动于衷（从官方的相关报道就看得出来），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对生命的敬畏。一个世纪之前，一位法国的工程师问他的学生说：“什么是矿坑中最宝贵的东西？”在学生们列举了各式各样的矿物之后，他修正他们说：“矿坑中最宝贵的是矿工。”这一种对人类生命的观点，是只有当人被耶稣基督的福音深深打动之后，才可能具有的。今天，当普通中国人抱怨数不胜数的生命灾难的时候，是否想起20世纪初那两场灭神运动了呢？谁不在其中呢？我相信这种判断：在基督出生之前，这星球上的人命是极为不值钱的。在受基督教影响之前，人的生命是可以被牺牲的。即使是今天，在末被基督或基督教打动的世界各地，生命都仍是极不值钱的。在信仰基督的社会，杀婴和弃婴的事件基本消失了。是教会在这地球上和中国开始设立弃婴之家、孤儿院、托儿所。基督教响应耶稣的教训（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马太福音19章14节）让孩子在人的心中重新获得重视。透过祂的教会，耶稣终于了结了杀婴之事。祂解放了奴隶、尊重囚犯、残障者和妇女。祂在这世界上建立了医院、学校，慈善机构、和秩序。在受到基督教影响之前，女人的生命也是相当没有价值的。这些人是谁呢？她们就是我们的母亲、姐妹和女儿。可悲的是，今日拥护女权的人并不将之归功于基督和基督教，或者她们对此完全无知。中国人和日本人是比较尊敬老年人的民族，不过也是在基督教传入后，才开始有为老人家盖养老院的观念。在“黑暗”的中世纪，整个社会都在帮助穷人。1855年，“纽约观察者”(the New York Observer)报导道：“无信仰者大声疾呼它的博爱主义，但是却是由宗教在执行这项工作。”

   是的，在基督来临之前，人命是十分卑贱的！没有基督就没有良善可言。

   因此我们在鲁迅和胡适身上看不到爱。他们拥有的是深刻的仇恨和逻辑力量。鲁迅是中国的尼采，他与毛泽东在精神上是血脉相连的，这一点毛没有夸大或者说谎。“巨人”观念是一种精神病，但它是为人的骄傲服务的。它需要给人仰视超过需要别人的解放。他甚至可以贩卖抒情和苦难来赢得骄傲，但当这一切不能成就的时候则转化为巨人的孤独和仇恨。我们今天在鲁学的传人中都能看见这种精神病症。这种巨人妄想症从老子和孔子时代就成为中国心灵最大的精神枷锁。胡适代表了中国精神另外一种极端，其本质同样是骄傲，或致命的道德自负。胡适所为的“不朽”只有在有神论的基础上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只能解释为“我想不朽，我想故我在”这种语言游戏。胡适对中国非基运动的“贡献”不低于鲁迅，而且近年有愈演愈烈的趋势，因此值得稍加分析。

   尼采之于鲁迅，无过于杜威之于胡适。从杜威那里，胡适给中国人介绍了一个不真实或者歪曲的美国，而这种美国观念，今天仍然统治着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思想。如果这个世界仍然是美国中心的，如果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政治理想仍然是建立美国式民主，那么胡适对中国心灵的影响要远超过只是到过日本的鲁迅。杜威是美国人文主义者协会的第一位会长。他是签署第一份人文主义者宣言的人，他不信基督；事实上，他觉得基督教是美国公立教育制度中最需要解决的一大困难。杜威的影响是很大的，他通过胡适等人对中国的影响更大。这有历史上的原因。杜威发挥影响的时候，正是中国第一轮“改革开放”的时候，在他之前和之后，中国人没有机会了解更多的与杜威思想完全对立的美国精神。人们也只知道杜威对教育的贡献。但他们不知道，在杜威之前，美国在二百多年间的基督化教育之下，全国只有百分之四的文盲比率，而今日公立和渐增的世俗化教育下，文盲比例是百分之卅二。杜威的美国，更准确地说，胡适的美国，不是真实的。或者不是主要的美国。

   另外一位影响中国非基运动领袖人物的是罗素。罗素是一位反基督教人士，也是当代杰出的哲学家。他写了《为什么我不是一个基督徒》(WhyIAmNotaChristian?)一书被非基人士反复引证。但是，人们可能不知道，罗素曾说：当你接受进化论科学思想时，生命就是无意义的。那么到底他为什么不相信神呢？是因为科学和哲学证明神的不存在吗？不，乃是因为神的道德观念和他的罪相抵触的缘故。罗素结过数次婚，也离了数次婚。一位判决允准他妻子求去的法官说，他是一名无赖，没有一个通奸者会做出那种通奸的行为。他不要成为一个基督徒——他拒绝悔改，而神的道德观念和他的罪抵触。

    但人们必须明白，那种专制主义心灵，或者说儒家传统给人的“致命的道德自负”，无论在鲁迅身上，还是在胡适身上，或者在“国学”身上，是完全一致的。在西方，政治自由的逻辑起源是人的的普遍原罪，有趣的是，在中国，各方非基人士反而把自由的根基建立在人的完善或者尊严上，这对于胡适等欧美派知识分子来说尤其让人难以理解。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鲁学、胡学和国学最近的争吵，这场文化界的三国演义通过“郑家栋事件”而颇具影响。

    首先我们看到，郑家栋出事了，文化人兴奋了。换句话说，一个文化人出事了，千百个文化人站出来，这种现象一直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质——“儒者气象”除了通过自我陶醉来表象以外，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对“堕落性事件”的高谈阔论和见猎心喜来显示自己的道德优越感和智力优越感——谦卑及宽容，或者意识自己不过也是一个罪人（甚至在法律上或所谓舆论上），这种基本的宗教看见是从来没有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仅与人民群众一样兴奋乐于用石头把抹大拉的玛利亚砸扁，她还要利用这种痛击或参与群众暴政，同时使自己在别人的尸体上跳舞，或者借着别人下落上升——我与群众比起来是多么的高屋建瓴，特别是我与那个墙倒众人推的可怜虫比起来多么的圣洁无暇。

   “郑家栋事件”首先当然是国学派的丑闻，但知识分子的反应尤其耐人寻味。徐友渔先生可以视为胡适一派的代表人物。他及时发表了《“郑家栋事件”与儒学无关》一文（原载世纪中国）。但这一评论属于“看上去很美”，想起来却可爱的那类。徐先生正确地告诉读者说，郑家栋事件本来不值得成为事件，因为个体性的事件或“私人问题”与学术批评无关。然而，对于这个不值得成为事件的事件，徐有渔先生还是把它写成了事件。只能说明，徐有渔先生是高度重视“郑家栋事件”的“工具价值”的。在这种虚己的重视中，“私人郑家栋”与“私人徐友渔”被黑白分明地分割开了，“私人徐友渔”与“私人郑家栋”不仅在道德上高下立判，而且“公共知识分子徐友渔”还要告诉公共领域，对“郑家栋”这样道德堕落的私人（或者道德阶级敌人）进行关注，完全是不值得的。

   相对来说，崔卫平的道德文章（《把儒学从儒学家手中解放出来》，原载《新京报》）可能属于鲁学范围内的文字（当然她自己肯定反对）。崔女士通篇文章重复了以哈维尔的名义鼓吹毛式“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这一习惯，那种道德上欲置人于死地、又踏上一只脚叫人永世不的翻身的气概，实在令人恐惧。当然，脚踏郑家栋是“不值得重视”的次问题，值得重视的主问题是，“我脚踏郑家栋”。换句话说，让评论家重视的永远不是郑家栋有多坏，而是崔卫平们有多好。

   崔卫平们有多好”是中国文人千古不变的理想，是儒家思想真正的利益追求。这种文人精神一方面需要通过文学抒情把自己想象为多好，因此它坚决反对基督教人人有罪，按本性人都该下地狱这种深刻的内省；另一方面，她有“道德堕落事件饥渴症”。也就是说，她需要甚至制造放大道德败坏事件，通过并只能通过把这些不道德事件对象化从而确证自身。儒家道德的荒谬之处在这个地方，为了证明自己是君子，就必须把别人论证为小人，或者说，它为了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目标特别需要小人的存在，而并非象她自己所标榜的那样，它是为了培养君子的。儒家实在是制造他人道德丑闻的小人之学，而这种深刻的道德败坏又坚定地根植于资源的竞争，道德上的征战是为了捍卫食物利益和敌人意识的。

   因此，“郑家栋事件”可以视为“郑家栋现象”，它确实显示了儒家文明在内的逻辑悲剧，只不过这种文化悲剧主要不是通过郑家栋们显示出来的，而主要是通过“徐友渔崔卫平”们表现出来的。这种现象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具有普遍性。文学派和自由派以道德文章毁人立身，这表明“三国”实为一族。是为非基一族。

   如果中国的心灵仍然为非基主义的鲁迅精神和胡适思想占据的话，中国遭遇各种苦难、纷争和互相践踏，无法摆脱专制是不奇怪的。如果说西方正在为19世纪的非基运动在20世纪接受惩罚，那么中国正在为20世纪的非基运动在20世纪和21世纪接受惩罚。中国革命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与法国革命之后所发生的一切，何其相似。中国知识分子在今天理直气壮的无神论呼喊，与十九世纪那些理性主义或非理性主义喧嚣何其相似。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神在历史中，不仅表现在中国非基运动大潮兴起的现代，也主管着中国古代的历史。人们应该记得，康熙开始的百年禁教，这一百年，正是中国与西方进一步拉大差距的一百年，中国在禁止福音的同时也禁止了科学和民主，整个国家处于全面危机之中。中国的历史就是不信者被惩罚的历史。最近网络上有一并篇被广泛转载的文章，《中国历史上的15次人口灭杀》，作者不清楚是何人。有意思的是，他在开篇处“复制”了《灾变论》中的一段话：

   中国历史上几乎每一个日子都在血雨腥风中飘摇，每一个心灵在皮鞭和饥饿的恐惧中颤抖---于是，每一个救世主先后揭干而起了。中国的专制主义诞生于中国的灾乱之中。仅以战争为例,在商朝的《卜辞》中就记载了各种战争61次。而据《春秋》记载，在春秋时期242年间各种战争448次。到了战国时期，仅大规模的战争就有222次。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谈到，秦“统一大业”攻魏杀8万人，战五国联军杀8万2千人，伐韩杀1万人，击楚杀8万人，攻韩杀6万人，伐楚杀2万人，伐韩，魏杀 24万人，攻魏杀4万人，击魏杀10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前262年击赵白起杀尽42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又攻赵杀9万人。秦皇既殁，后宫姬妾凡没有儿子的，全部殉葬。修造墓地的工匠，在葬礼完毕之後，20多万役卒全部封在墓里，死于非命；以后凡修皇陵的民工都是同样悲惨的下场。

   之后，作者谈到中国十五次大规模杀人：（1）秦末十年战争，消灭了原来人口的70%。（2）汉武帝伐匈奴，50%的人死亡。（3）西汉末年混战，人口死亡65%。（4）黄巾起义和三国鏖战，98.3%的人口死亡。（5）西晋八王之乱（数字不详）。（6）南北朝混战，朝的齐代有2000万人，到北周时人口仅900万；南朝宋代有469万人，到南陈灭亡时只有200万人，损失率达60%。（7）隋朝，人口由公元606年4602万人，减到639年1235万，损失率73%。（8）安史之乱，公元755年有5292万人，到760年人口1699万。损失率68%。（9）唐末宋初，唐武宗（841一846年）时有496万户，后周世宗（955-960年）仅120万户，到宋初为200万户。损失率76%。（10）金、元灭两宋，1122年全国人口9347万，到元初1274年，人口887万。损失率高达91%。（11）元末混战（未详）。（12）明末混战从李自成起义到吴三桂灭亡，满清入关，混战五十四年。明末人口为一亿，到清世祖时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锐减了80%多，损失人口8000多万。（13）清代的白莲教起义（1796-1805），1786年人口3亿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人口为2亿7566万人，相互屠杀损失了1亿1千万人口。（14）太平天国。太平天国爆发（1851年）前夕中国人口4.3亿，太平天国失败（1863年）后，中国只有2.3亿人，中国2亿人4000万人死于战争中。（15）抗日战争与中国内战，日本人屠杀3000多万中国人。1946-1949年国共内战，国军死亡341万，共军死亡150万，三年共有491万人战死。需要补充的是，最后这一统计不包括平民死亡，包括这一数据，中国至少有1100万人丧生。另外，人们普遍相信，中共建政以来，“非正常关系死亡人口”为8000万。

   我们怎样理解这一灾变历史的血腥记录呢？以色列的伟大先知以賽亞曾预言说：
   天哪、要聽、地阿、側耳而聽。因為耶和華說、我養育兒女、將他們養大、他們竟悖逆我。（賽1：2）

   犯罪的国民、擔著罪孽的百姓、行惡的種類、敗壞的兒女。他們離棄耶和華、藐視以色列的聖者、與他生疏、往後退步。你們為甚麼屢次悖逆、還要受責打麼。你們已經滿頭疼痛、全心發昏。從腳掌到頭頂、沒有一處完全的。盡是傷口、青腫、與新打的傷痕。都沒有收口、沒有纏裹、也沒有用膏滋潤。你們的地土已經荒涼。你們的城邑被火焚燬。你們的田地、在你們眼前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傾覆、就成為荒涼。（賽1：4-7）

   你們這所多瑪的官長阿、要聽耶和華的話。你們這蛾摩拉的百姓阿、要側耳聽我們神的訓誨。

若不聽從、反倒悖逆、必被刀劍吞滅。這是耶和華親口說的 。（賽1：10 、20 ）

   你可以否认，说，耶和華只是以色列的神。但每个人都是上帝的儿女。“他必在列國中施行審判、為許多國民斷定是非。”（賽2：4）

   三、没有信仰就没有自由——告诉你一个真实的美国

   更新胡适的美国观念应该是中国当下“启蒙运动”的核心任务之一。这点不仅对无神论知识分子是重要的，对一些信徒同样重要，因为双方以不同的立场在曲解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而两者同时在片面理解耶稣关于“上帝和凯撒”的二元论。基督教是高度关注社会生活的，“上帝和凯撒”的二元论首先是耶稣本人教导的，正如“我的国不在这世界上”，这一真理是由“我”这个绝对主体向世人宣告的那样。其次它统一于上帝是上帝、而上帝无所不在这一基本信仰之上。

   关于基督教与政治自由之间的联系，人们可能过于关注经验领域，即政教分离的欧洲历史给政治提供了多元框架。事实上这是极为次要的方面。信仰对自由的支持主要表现在心灵方面。第一，原罪观念使宪政安排成为必要。第二、顺服神不顺服人的观念，一方面高扬个体自由，另一方面使人敬畏秩序。没有信仰，社会没有能力在自由和秩序之间获得均衡，能够制定善法并敬守之。美国宪法签署人之一，麦亨利(James McHeny)说：圣经“可以独立保障社会秩序和和平，并给予我们公正的法院、政府的宪法一份纯洁、安定和有所助益的安全感。没有圣经，我们只会徒劳无功地在宪法之外制订越来越多的法律规章。”第三、上帝就是爱，它使理性自由主义获得了生命根基。没有爱，个人理性或利益选择更可能支持专制主义。这一点正是中国自由派所面临的理论困境。一方面，他们苦口婆心地在理论上批评中国的专制权力按理性是不合法的，而另一方面，中国的政客们在实践中，正在一丝不苟地按经济人理性维护着他们的利益最大化。

   没有信仰就没有自由，这个命题是我犹豫多年今天可以公开宣布的。人们以台湾和韩国（甚至日本）的例子来反驳我。但那里的自由正是基督教自由影响的结果（两个地方的信徒比例都很高），而其民主缺陷，也正是因为基督化的程度还不高。至少对于美国式民主来说，这一判断是成立的。如果没有耶稣，永远不会有这样一个美国。华伦（Earl Warren），1954年时的加州州长，后来还担任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说：我认为一个人若不明白圣经和救主从一开始就是我们的守护神，他就无法明白我们国家的历史。不论是维吉尼亚的宪章或新英格兰的宪章，都在说明同样的目标，无疑地，这是一块蒙受基督教达见所赐福的土地。

   这个国家真正的立基者是耶稣基督和祂的教训。德国历史学家兰克（Leopold von Ranke）说：“加尔文是美国真正的立基者。”法国历史学家论到加尔文派的教徒时说道：“这些人是英国真正的英雄。……他们建立了苏格兰；他们建立了美国。”另一位法国学者和历史学家杜奇尼(D'Augibne)说：“加尔文是最伟大的共和国家的立基者。”他把美国列为是共和国家之一。十九世纪美国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称加尔文就是“美国之父”，并补述道：“不尊敬这份回忆和尊重加尔文之影响的人，就是不知道美国自由之来源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加尔文不仅影响了长老会的信徒，还有所有的天路客，如英国国教或圣公会、公理教会、浸信会、清教徒、改革的荷兰、德国、瑞士和法国的胡格诺派(Huguenot)教徒。而这些信徒，是美国大陆的第一批居民和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者。

   美国共和制首先直接得益于长老制教会。在美国独立战争时，军队里超过半数以上的士兵和军官都是长老教会的。长老教会反对独裁与所有形式的君主制度。就如詹姆斯一世说过：“长老会反对君主制度，就如神对魔鬼的态度一样。”长老教会扩展到的每一个角落，便随即产生一个共和国。世上存在的每一个共和政府，都是受到长老教会和加尔文主义影响所产生的。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形成美国精神的那些法律文件，其次，我们重新认识一下那些作为美国理想的代言人的一些伟大人物。我相信人们会惊讶地发现，两百多年来，我们认识的美国是一个被精心策划过的“去基督化”的美国。

   一个美国人这样记述美国的自由历史：

   哥伦布视他的航行是为了成就以赛亚预言到有关异教徒将转向真神的事情。他在远征大约十年后写道：“是神把航行到印度群岛的心意放在我心里的（我能感受到祂的手在我的身上）。所有听到我计划的人都嗤之以鼻地嘲笑我。但无疑地，这是圣灵的启示，因为祂用圣经的话语奇妙地安慰了我……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渴望在驶往印度群岛的航行上，施行一个非常明显的神迹。”如果没有耶稣，美国人极有可能永远不会来到这块大陆。

   当第一批人在登陆普利茅斯之前，曾一同坐在舰长室所写下的五月花号公约(May flower Compact)，这份著名的文件同时被称为是“美国的出生证明”。他们断言是为了“荣耀神和拓展基督教的信仰”而前来的，是出于对这份信念的了解才出发的。这就是「开国祖宗」(Pilgrims，又译「天路客」)远走他乡的原因。

   在1636年他们又用此作为根基订立了一套完整而详尽的宪法。以此形成1776年时一百个根据圣经所立的约、协议和宪法，为这个拥有独特自由和基督化的美国奠定了根基。

   1730年至40年间，一个重大的复兴横扫了许多的殖民地，这场大觉醒帮忙把这些不同的殖民地连系在一起，并使他们合而为一。

    美国独立宣言的书面宣言是“没有王，只有耶稣是王！”(No Kings but King Jesus!)。当时五十五个聚集在费城制宪大会撰写美国宪法的人士中，其中有五十名，或是五十二名无疑是基督徒。在那个时候，百分之九十八的美国人是新教徒；百分之一点八是天主教教徒；百分之零点二是犹太教教徒。

    历史学家威尔斯（H.G.Wells）宣称美国的宪法“无疑是基督化的”，因为绝大部份立宪者是基督徒，他们的政治哲学来自圣经和其它的基督教来源。宪法是基于依据法律，而不是人的政府；是基于公民和代表公民的公共官员们必须受到一个基本的，并合乎神的律法之管理概念。宪法是基于法律之下人人平等而制定的。圣经说：“神不偏待人。”（徒10章34节）所有的人都“被造物主赐予某些不能夺取的权利”。这些权利最早在那里表明的呢？就在十诫里。宪法被赋予保护个人自由的义务。身为基督徒，立宪者相信：“主的灵在那里，那里得以自由。”（林后3章17节）。宪法是基于开国者了解人是有罪的而制定。因此，他们分散权力，行政和立法分开，立法和司法分开，以致没有一个团体在另一个之上。麦迪逊在联邦党章五十一条中写道：“什么才是最能反映人本质的政府呢？如果人们是天使，就不需要有政府了。如果天使来管理人，那么从内或从外来控制政府亦都无所需要，在形成人来管理人的政府，其最大的困难存于：你必须先使政府控制管理者；其次再强迫它控制它自己。”基督教里有关人的罪性的教训是导致美国宪法权利分立的主因。

   《美国的神和国家》(America's God and Country)的编辑费德拉(William Federer)对撰写宪法的人作了一番统计：“属于圣公会的人有廿九名，属于加尔文派约有十六到十八名，两名是循道会，两名是路德派，两名罗马天主教徒，一名游走在贵格会和圣公会之间，一名是公开的自然神论派——这位是富兰克林博士，他参加各式各样的基督徒崇拜，当众公开祷告，并对所有的教派做出许多贡献。”   

 

    关于宪法第一修正案。第一修正案就宗教方面规定：“国会不应制订任何有关设立或禁止某个宗教的法律。”该修正案存在很多误解。一方面，教会和国家的功能是分开的，但这不意谓着要把神或基督教和国家分开。另一方面，第一修正案真正的目的不是用来鼓励推翻基督教，更不是为了促进回教或犹太教或不信者的兴盛；而是要排除（当时）基督教教派之间的对抗，并防止任何教会国家化所引发的成就，以免造成教会国家化所带出的排他阶级制度的产生。十九世纪最高法院法官斯托里指出“第一修正案”能够解决几世纪迫害基督徒的问题，“它(第一修正案)因此除去了宗教迫害的手段，以及从使徒时代至今都被践踏的宗教意识权利。”

   　事实上被自由主义视为人类第一部人权法案的英国《自由大宪章》，首先是一份基督教文献。1215年总主教兰顿（Stephen Langton）使用以圣经为基础的英国法律，拟成了英国大宪章——也就是美国宪法的始祖，它维护了神所赋予英国百姓以及基督教会的权利，在今日它则被记念为是一本对促进法律保护下之自由有极大贡献的著作。从摩西到查士丁尼(Justinian)，从阿尔弗烈德大帝(AlfredtheGreat)到布莱克史东(William Blackstone)和格老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DeJureBellietPacis)。在法律的历史中，圣经思想一直是所有法律的基础。

   路兹和韩门（Donald S. Lutz & Charles S.Hyneman）两位教授回顾了1760和1805年之间大约一万五千件政治文献，他们发现，最常被开国元祖们引用的是圣经，占所有引文的百分之卅四。最常被引证的思想家不是自然神教信仰者和哲学家，而是保守的法律和政治思想家，他们全都是基督徒。

   自由的历史向人们证实的正相反，并不是所谓政教分离或无神论能保障自由，而是只有在正确地把信仰放在政治之上，才能拥有自由。对美国人来说，“抵挡专制就是顺服神” 。接下来我们看看美国的一些著名人物是怎样说的——他们与杜威不同，但显然，他们更有理由成为美国理想的解释者。

   美国革命之父亚当斯(Samuel Adams)是一位基督徒。他写道：“乃是借着阅读和仔细查考伟大的律法颁布者，和基督教会的头所颁布的理论而有的，而这些都清楚地记载并公布在新约里，人们可以从当中了解到这些权利。”当1776年签署独立宣言时，亚当斯宣告道：“我们把这一天交还给掌权者，所有的人都应该顺服祂。祂掌管天地，从日出到日落，愿祂的国度降临。”“独立宣言第一次以救赎主在世上的使命为基础，组织了社会的协议，也是将人类政府的房角石立基于基督教的训言上。”
   

    派崔克.亨利（Patrick Henry）宣告说：“不自由，毋宁死！”作为一位基督徒，亨利说：“我们不可能不强调这个伟大国家的建基，乃是根源耶稣基督的信仰，是因着福音而兴盛的！为了这个原因，其它那些没有信仰的人，亦能在这里享受被保护和敬拜的自由。”

   约翰威瑟斯庞牧师是《独立宣言》的签署者，曾任纽泽西大学(现在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他对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编按：美国第四届总统，美国宪法主要起草人)有很大影响。麦迪逊在立宪运动中说：“我们没有把美国文明的未来下注在政府的权利上，而是在我们每一个人根据神的十诫管理我们自己的能力上。”

   美国的国父乔治华盛顿是一位被“遗忘”的基督徒。华盛顿是一位在圣公会地位很高的教区代表，他以他属神的情操和他热切的祷告生活出名。华盛顿在1778年8月20日写信给纳尔逊（Thomas Nelson）时说道：“全能者的手对这一切的带领是这么地显著，如果人们不够感恩到知道自己的责任的话，他一定比缺乏信心的异教徒更糟、更邪恶。”当华盛顿离职时，他在告别辞中说：所有导致政治兴盛的性质和习惯之因素，宗教和道德是不可或缺的其中支柱。如果某人企图推翻这些，而认为人类仍能获得伟大和快乐的支柱，那么这人自称爱国是徒然的……。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耽迷于某种以为离了宗教和道德还能维持的假设里面。”

   约翰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亚当斯之子，美国第六届总统）说：“美国革命的最高荣誉，是它连结了一项永远不变的原则，亦即公民政府连结基督教的原则。”这与所谓的「政教分离」相差了十万八千里远。

   林肯总统是美国精神另一位代表人物。他说：“邦国和人的责任是要依靠神掌管的大能……，并认识圣经所宣告与历史所证明的崇高真理，那就是认识耶和华是神的，那邦国是有福的。”林肯对圣经作了一项令人难忘的告白：“关于这本伟大的书，无庸我再置喙了！它是神赐给人类最好的礼物。救主给予这个世界所有的美事尽在于斯，没有它，人类将浑然不知是非对错。”

 

   “我们认为，在这位被触犯的全能者面前谦卑我们自己。坦承我们国家有罪，以及祈求仁慈和赦免是恰当的。”他所下达的最后一个法案是，硬币上必须刻着“我们相信神”(In God We Trust)的字样。被暗杀那一夜，他和他的妻子玛丽前往福特戏院(Ford'sTheater)。他向前靠近，对玛丽说出了他在世间最后的留言：“你知道我现在想做什么吗？我想带你到中东去旅行。」”“我们要去祂诞生的伯利恒。”当凶手布斯静静地走进总统包厢时，林肯继续说：“我们要拜访伯大尼，随着那条圣洁脚踪所行过的路途走。”布斯举起枪，朝着林肯的头部——林肯的话在继续： “然后我们上耶路……”

    在美国始终有一群基督徒反对蓄奴。威伯福士(WilliamWilberiorcc)终生反对奴隶制度，并坚决反对大英帝国贩卖奴隶，其主要动机根源来自圣经。1835年废奴社团的成员里，有三分之二的会员是牧师。《黑奴吁天录》(UncleTom's Cabin)的作者斯托小姐(Harriet Beecher Stowe)是一位牧师之女，斯托在整个故事结尾时说：“不管是南方或是北方，每个人都在神的面前有罪；教会对于响应这个问题，已是责无旁贷！”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是另外一位著名的基督徒。

   富兰克林在起草美国宪法的时候，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说：“阁下，我已年迈，但当我活得越久，我越相信一项真理——神掌管人类的事务。如同麻雀一般，若没有祂的许可是绝对不会落地的，一个国家的兴起能够缺少祂的帮助吗？阁下，我们坚信圣经所言：‘非耶和华建造，建造的人便枉然劳力。’”

   爱因斯坦说，相对论应该是用在物理世界中，而非伦理情境里。人不能活在道德或文化相对论中。在二次大战后的纽伦堡大审中，纳粹领袖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说“我们并没有作错任何事情，我们只是按照我们的文化、道德和法律行事，他们说犹太人该杀。而你们是谁，胆敢从另一个文化、社会的角度把你们的道德强加在我们身上？”爱因斯坦说：“科学只能确定怎样，而不能确定该怎样。其范畴之外，各种价值的判断仍是必需的。最美丽的东西是神秘的。它是艺术与科学的根源。我们对生命只有两种看法：全非神迹，或都是神迹。我相信后者。”
   ……

 

   四、不知道感恩和内省的评论

   最后我们可以谈谈谈所谓政教分离的问题，并简单分析一下基督教历史上的罪恶。

   有些无神论知识分子坚持他们的二元论，他们认为宗教无权越界讨论政治。我不知道他们这样说是根据康德的壁垒还是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如果是后者，他们误读了美国宪法。如果是前者，他们不了解康德是怎样在休谟的绝境中为宗教划出地盘，并勉为其难地阐述他的实践理性的。康德的实践理性是“不理性”的，它的绝对命令不过是自然神论中的的上帝的哲学化装而已。没有上帝的命令，康德的实践理性一步也走不动。这种二元论的逻辑也不能面对这样的质问：你不要批评北京的专制，因为他们也不信仰你所信仰的自由。没有绝对标准就不存在任何对话的可能性。所以说，相对主义是一种精神自杀。他们宣称，所有的事情都是相对的。但同时又说，所有的事情都是相对的，这一判断是绝对的。

   坚决要民主和科学却拒绝上帝的观念，是一种不知道感恩的观念。一方面，他们不清楚美国式民主或科学是基督教之根上结出的果实，另一方面，他们在拒绝上帝的同时也必然将拒绝民主和科学。中国20世纪没有证明别的，不过是一个只想享受福利却不想倾听福音的民族再次跌到的记录而已。他们在自由中，在妇女解放中，在儿童中心主义中，大学教育中，却不纪念这一切是怎样来的。他们妄想，这一切现在没有基督也行。事实否定了这种傲慢。

   反对宗教和政治的相关性，更主要是一些信徒的观点。著名的甘－雅各(D.JamesKennedy）牧师的就此批评说：有人认为，圣经和基督教只谈属灵的事务。吉斯特梅克(SimonKistemaker)曾指出，教会体制里只能讨论某些议题，然而圣经所谈论的范围却是无限，其中政治正是范围之内的课题之一。加尔文强调，三位一体的真神超越普天之下万事万物以及所有人间王国一不仅是教会，也涵盖生命中每一个层面。政治更是不能自外于基督了，因为神是一切政治力量的来源。圣经上说，所有的权能来自神。人所行使的权力是神所委托于人的。了解这一点是相当要紧的，因为历史明白地告诉我们，任何独揽大权，管理国家、人民的人本主义国家，或是非基督教国家，最终的结局便是极权主义。从神是政治权力来源的角度，神限定了国家的权威和权力。限制意味着一旦执政掌权者逾越他们的权限时，基督徒自有义务予以抵抗。如果国家命令基督徒从事和神话语教导相反的事情时，基督徒所要顺从的是神，不是人(徒五29)。“我相信教会和国家之间必须有所区隔，如同加尔文所教导的那样。但是，教会和国家的区隔并不意味着，神和国家分开……圣经清楚地指出，‘忘记神的国家，都必归到阴间(诗九17)’。美国建国者无意建立一个与神分离的国家。独立宣言承认神赋予人类不可剥夺的人权。”主张信徒远离政治的人，实际上是真正的私意解经，而且狂妄地给神的无所不在划定了一个界限，那个界限是他们给法老留下的自治领地。

   关于基督教历史上的罪恶，已经是一个老生常谈了。前不久刘晓波先生在《民主中国》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基督教历史上的迫害异端》。坦率地说，除了一些神学概念上的错误（如“基督教对人文主义的贡献”等词语），他所罗列的一些案例并非不是事实。不过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评论与刘晓波先生一贯的立场有一种矛盾。刘的政论文章很多具有论战性，论战的主要对象是“爱国贼”，论战的主要内容是批判“美国也有缺点”这种犬儒论调。晓波在这个问题上是正确的。他常说：“美国当然有缺点，但这用不着你说，美国的媒体天天在说！相对来说，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它更值得中国学习和尊敬！”“不能利用美国也有缺点拒绝美国式民主”。“中国尤其没有资格指责美国，美国有缺点，而中国的缺点则是罪恶了。”（大意）然而，我们发现，晓波在美国式民主和美国式宗教信仰的问题上“采取了两个标准”。

 

   我们首先必须说明，关于基督教历史的罪恶，教会自己做了最充分的反省。刘晓波所引用的材料，相当部分是教会作家公布的。当然，另一方面，中共的历史学家关于教会的罪恶，材料更是“充分”。其次，所有指责教会历史上罪恶的人，他们所秉承的正义观念，无一不是基督教提供的理念。换言之，他们不过是在用基督教贡献给人类的观念在批评教会。最后，关于基督教历史的罪恶，这些批评完全缺乏历史感，他把当代的人权观念用来指责历史上发生的事情，而在同样的历史时期，没有一个团体有教会那样进步，那样文明，那样为人类作出过如此巨大的贡献（当我们阅读下文教会的罪恶的时候，请想想同一时间，当时整个世界、特别是中国的国家和人民在干什么。我们不能对人提出超越时空的天使般的要求）。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套用上面的话，无神论知识分子根本没有资格指责教会历史上的缺点。你当然可以批评特蕾莎修女的缺点，而且她肯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我觉得这种指责（尽管同时也赞美了特蕾莎的优点），让人感到是非常不公平和诚实的。

    但是，基督徒将欢迎这种批评。这种批评是一种祝福。他们非常清楚有形教会和无形教会的不同，这点世俗论者不明白。信徒犯罪不等于他所信的是错的，正如犹大不能代表后来的十二使徒一样。基督教的信仰是基督，不是基督徒。教会的一些罪恰恰反证了基督教关于“没有义人，一个都没有”、“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并因着信”这些真理。没有人是无罪的，没有神人完全没有指望。英国史学家保罗强森(Paul Johnson)说：“在这样的历史中，每一页都可见到基督教领袖的愚行和邪恶，但是在我阅读这些资料的过程中我渐渐地了解到，人们不是因为他们信了基督教才去做恶事，而是应该说，尽管他们有基督教信仰，可是仍旧在犯罪。基督教不是犯罪的源头，反倒是约束人们犯罪的最高力量（且往往是唯一的力量）。‘有’基督教的约束，人类的记录就已经是那么可怕了；更何况若‘没有’基督教的约束力，那么过去2000年的历史一定是更加恐怖了！”

 

  “过去2000年的历史一定是更加恐怖了！”这一更加恐怖的历史，我们已经领教过了。

   甘－雅各说：“我们反倒是一再地被提醒（到了近乎令人受不了的地步）有关教会的一些丑行——如十字军东征、异教裁判所(Inquisition)、滥杀巫师等等——仿佛这些恶行就是整个基督教的历史。我认为说这话的这人实在很无知，有太多人根本搞不清楚历史真象。其实是传福音的基督徒受到了异教裁判所的迫害，而不是他们去迫害别人。”这位牧教简单疏理了世俗论者所不厌其烦地批判基督教的几个著名的“事实”：

   1、十字军。十字军的形成是为了对抗回教。七世纪时，穆罕默德的信仰被用刀剑大力地广传，成千上万的基督徒被迫改信宗教，或者被杀。属基督教国度的拜占庭王亚历克赛(Alexius)试图驱逐突厥人，却末能成功，于是向教皇请求协助。1095年法国的乌尔班二世(UrbanⅡ)发表了历史上最动人的演说之一，成千上万的战士、武士便动员起来组成了大军，前往驱逐圣城的异教徒。“十字架士兵”到达耶路撒冷后，就大开杀诫屠杀了当地居民，当时的战争都是如此野蛮。五十年后，第二次的十字军东征。这次的征召的成员除了少数例外，绝大多数是极其邪恶、不敬虔的人，还有亵渎神的人、杀人犯、作伪证者等，他们根本不是基督徒。后来的十字军东征更糟糕。好战的回教徒有可兰经的支持与认可——可以用武力传教(可兰经第九章29节)，但是基督徒用作战传教则与基督信仰不符。

   2、异教裁判所。异教裁判所成立于1233年，其作用就是达到法庭的效用；目的是为判决被控为异端的基督徒是否真的有罪。亨利李博士(Dr.HenryCharlesLea)在1888年写了一套三册的书，书名是《中古世纪异教裁判史》(A History of the Inquisition of the MiddleAges)。他说，要认识异教裁判所就得先知道当时教会的腐败情形；圣职买卖盛行，主教、神父，有时甚至连教皇的职位都是买卖得来的。简而言之，在那时候，教会的各个阶级有许多“不神圣”的人。巴瑞特(DavidBarrett)博士说在西班牙异教裁判所就烧死了一万二千人。拉克尔(HerbertLockyer)估算在各国异教裁判所被判死刑的总人数有三万人。异教裁判所的作为绝对是错误的，找不到任何为它辩护的理由，至今仍无人为这段基督教史上最残酷黑暗的一页撰文作为辩解。但是，异教裁判所的成员不是真正的基督徒，它所迫害的绝大部分是真正的基督徒。西班牙异教裁判所尤其值得一提，在十五世纪末，腓德南国王(King Ferdinand)和伊莎贝拉皇后(QueenIsabella)正忙着把四分五裂的土地(当今的西班牙)统合起来，西班牙异教裁判所之建立，目的之一“是为了推动国家的统一”。

   3、塞勒姆女巫的审判。中古世纪时期，有许多人以基督之名将成千上万的女巫冠上罪名处死。但这种歇斯底里的现象最后是在教会的协助下才终止的。马特 (Increase Mather)和他的儿子科顿(Cotton)带领时的清教徒牧师们出面公然反对。马赛写了一本小册子叫《良心的个案》(Cases of Conscience)，文中极力呼求众人回归圣经的教导，如此才将这种以扣帽子杀人的情形止住。诚如学者贝理米勒(Perry Miller)所作的结论：“马塞——独自地——结束了这场谋杀事件。”我很欣赏刘晓波为美国虐囚事件的辩护，他说，那毕竟是美国记者披露的，是美国自由的表现。我以为这个逻辑也可以用在上面的事件上。与此相关，包括刘晓波在内的中国知识分子关于加尔文的概念，基本上都受茨威格《异端的权利》一书的影响。一方面，这本书同样没有考虑加尔文时代的历史背景和当时的宗教法律状况，而用当代的人权观念苛求历史; 另一方面，对加尔文这位美国的精神之父缺乏了解。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基督教在历史上的贡献无与伦比。我们可以这样说，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有罪的，但基督徒相对来说贡献最大。我们不能在这世界上找到天使和鬼魔的对立，只能在较小的恶和较大的恶之间作出划分。当那些较大的恶攻击较小的恶的时候，对于小恶是一种祝福，以便让他们做得更好。但这种批评对于大恶来说，则是伪善的，因为他们所犯下的罪恶，其罪滔天，并因从不反省而未能止息。在一世纪以前，洛威尔（James Russell Lowell）代表美国国务院出使英国，在一个晚宴上，有一些人嘲笑攻击基督教（特别是宣教工作），他大声说：“我挑战任何一位怀疑论者，让他在这地球上找出一个十平方哩的地方，在那儿人们可以平安而有尊严地生活，妇女受重视，婴儿和老人受尊敬，人们可以在那儿教育子女；而这个地方尚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先去铺路开先锋。如果怀疑论者可以找到这么一个地方，我鼓励他移民过去，到那儿去传讲他们的‘不信’”。

   五、教会的种子

   中国知识分子精英人物还没有从文化义和团中彻底出走。他们所说的上帝不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他们所说的美国也不是华盛顿、林肯和布什的美国。他们说的科学不是牛顿和帕斯卡尔的科学，他们说的民主不是托克维尔和阿克顿所说的民主。被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正确地奉为自由主义大师级人物的托克维尔在考察过美国民主之后说：“当一个民族还缺乏宗教所熏陶出来的自我驾驽能力的时候，这个民族就还没有为自由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另外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阿克顿说：“除了依靠法律，自由还需要宗教和良心的支持。那些对神或对人格神或对哪怕是恶魔一样的神缺乏信仰的民族，那些有着严格的等级制度特征，财产权观念不发达的民族，都是自由生长的障碍。”在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词典里，孟德斯鸠、柏克、洛克等自由派大师也受到了同等的尊重，尽管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说过同样的教训。所以我不知道中国知识分子倒底尊敬他们什么。

   中国仍然是非基的政府、非基的知识分子和非基的人民的政治联合体，尽管他们也彼此为仇。这种对立从来没有超越过上个世纪文化义和团运动建立的共同基础。相对来说，似乎政府方面对自由的宗教根基更为敏感，他们将蔡卓华等仆人投入监狱，有它深刻的政治上的焦虑。当然，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已经开始诚实地、激烈地寻求自由，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民族就还没有为自由的到来做好充分准备。”但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变化，而这一点，先知以塞亚早就预言了——“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济助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作众民的中保〔中保：原文是约〕；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净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怜恤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原文是希尼〕国来。诸天哪，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哪，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怜恤他困苦之民。”（赛 49:8-13）

   这些变化的信息特别通过蔡卓华等人的遭遇显示出来了，中国正处于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福音复兴运动之中。因为，“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而教会，是整个社会文明的种子，信徒是社会的光和盐。

   遗憾的是，世俗统治者并不真正不了解自由，更不了解信仰。自由的历史，首先是基督徒追求心灵自由的历史，是苦难和逼迫中蒙恩的历史。根据使徒行传记载，苦难的经历与圣灵的经历是不可分离的。有教牧说：在使徒行传中，二章五旬节圣灵充满降临马可楼，在三章使徒受官府的逼迫，而在四章又重新得到圣灵充满。在五章因亚拿尼亚和撒非喇欺哄圣灵一事而受试炼，在六章选出七位被圣灵充满的执事，而后发展成为坚强的教会组织，又在七章出现了司提反执事殉道事件。初期教会从一世纪开始到四世纪 ——再具体说就是到主历313年的米兰赦令(教会解放宣言)，圣灵的能力在迫害、试炼和痛苦中强有力地表现出来了。通过亲自经历耶稣的十字架，亲自体验充满活力的信仰，教会得以活泼地成长发展起来。因此，初期教会的神学家德尔图良(Tertul lian)教父说：“殉道者的鲜血是教会的种子”。在教会成长中发挥种子作用的正是殉道式的信仰。

   国家为什么迫害基督徒呢？罗马帝国的皇帝迫害基督教和基督徒的直接动机是政治上的原因。基督徒认为除耶稣以外，不能称任何人为主，惟有耶稣基督是他们的主(

Κυριο?)，他们无法称罗马皇帝为主，无法尊敬和敬拜他。基督徒被迫害，也是因为他们的生活对当时的社会制度构成威胁。例如基督徒信主后，将他们拥有的奴隶释放；这行动在当时的人看来，真是大逆不道。而且，未经政府批准而释放奴隶，是可以被处死的。但基督徒却遵行爱弟兄的命令，冒死释放奴隶，这样更造成其他人对他们的敌视。这种情况在20世纪是一脉相承的，卡尔巴特在第三帝国中公开宣布，上帝是上帝，这是希特勒所不能容忍的。这种状况可以解释635年以来，中国信徒在任何历史时期所遭遇迫害的主要理由。基督徒强烈抗议把人视为神，而把（某些）人视为神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精髓。

 

   现在法轮功正在中国遭遇迫害。基督徒当然同情他们。但是，无论是在中国（从唐朝景教明清到今天），还是在欧洲，基督徒所遭遇的迫害要更加残酷。在农民义和团运动时期，中国至少23200多信主的人被杀害，在一些教案中，中国的“正统裁判所”不经审判就将他们投入监狱或处死。在文革中，中国教会至少在表面上全军覆没，信徒的生命被杀害和凌辱，财产被抢劫。而他们的反应方式与法轮功存在根本的区别。基督教受逼迫的历史永远是世俗权力和暴民甚至知识精英合作的历史，也永远是在逼迫中更茁壮成长的历史。让我们稍微回顾一下这段历史，而这段历史让很多人感到陌生，至少远远没有“基督徒教历史上的罪恶”更让他们记忆犹新。正是在这些惨绝人寰的苦难中，孕育出了西方社会的人道精神、自由民主和科学。
   基督教在最初的二百多年中，经历了无数次政府颁谕的禁制、逼迫与及民众暴力的对待，不少基督徒因此而殉道。主历64年，尼禄皇帝（Nero，约3768A.D.）在罗马城纵火，却向基督徒追究责任。按当时罗马史学家塔西图(Tacitus,约56-120A.D.)的记述，在罗马城大火之后，罗马的居民普遍相信是尼禄皇帝纵火，为了消除百姓对他的怀疑，他便将纵火的罪推到基督徒的身上，并用极残忍的方法来惩治他们。在竞技场内，不少基督徒被迫穿上兽皮，使他们看起来像野兽一样，然后放出一群猎犬，将他们活生生地撕裂咬死。这一群在竞技场殉道的，已算是比较幸运的一群；其余的，尼禄皇帝吩咐部下把他们与干草捆在一起，制成火把，排列在花园中，然后在入夜时燃烧，以照亮尼禄皇帝的园游会。按教父革利免的记述，保罗与彼得便是在尼禄的迫害中殉道的。

   多米提安皇帝(Domitian: A.D.81-96)要求他人称自己为“主和神”(Κυριο? καιΔευ?)，他把拒绝如此称呼他的基督徒当做国家的判逆者或无神论者。庇推尼(Bithynia)总督普林尼(Pliny)上谕皇帝说：“这偶像宗教(基督教)在迅速发展，不仅充斥城市，甚至发展到小亚西亚村落各个阶层的男女老少，导致圣殿(向罗马神敬拜的地方)衰败，牺牲的祭物滞销”。为了阻止这种情况，普林尼向皇帝呼吁处死基督徒。皇帝下令处死基督徒，但若有人否认自己是基督徒并向罗马神献祭则被释放。一百二十岁高龄的耶路撒冷主教西门(Symeon)被钉十字架(A.D.107)。同年，著名的安提阿主教依纳爵(Ignatius)被押送到罗马，在圆形大剧场(竞技场)的众观众面前死于狮子之口。瞬时间狮子将他血肉吞噬，只剩几块残骨。

   哈德良皇帝(Hadrian:A.D.117-138)作为献身于罗马国家宗教的皇帝，对基督教和犹太教同时进行逼迫。他在犹太教圣殿遗址建希腊之神丘比特神庙，在十字架受苦之地高高树立希腊神比诺斯之像来侮辱犹太教徒和基督徒。
   

    主后一百六十一年奥勒留流皇帝（MarcusAurelius）在位。按史学家沙夫（Schaff）的描述："殉道者的尸首，满布街头；那些尸首被肢解后焚烧，余下的骨灰则散入河中，以免这些“神的仇敌”沾污大地。

   戴克里先皇帝(Diocletian:A.D.284一305)要求他人称他为神，他还自称为世界的主人(Masterand Lord)，无论何人都必须在他面前下跪，还要磕头触地。他在原形剧场把信徒投入狮子之口。
   

   那么在这种大逼迫中，基督徒是如何“迎战”的呢？

   当时小亚西亚的总督卡德拉特斯(StatiusQuadratus)对士每拿著名的主教波利卡普(Polycarp)的信仰进行考验。裁判官说若他指着皇帝的名起誓咒诅基督就释放他，但波利卡普告白说：“八十年来，我侍奉我的王、我的救世主耶稣基督，他从来没有丢弃过我，我又岂能否认拯救我、爱我、满有慈悲怜悯的我的主呢？”。巡抚严厉的说：“那我便不能不将你丢给野兽吃。”波利卡普回答说：“放你的野兽来吧！”巡抚说：“你若轻视野兽，那我把你焚烧。”波利卡普平静地回答说：“你想以火吓我，那火充其量不过燃烧一小时罢了，你却忘记那永不熄灭的地狱的火。”巡抚大声的向群众说：“波利卡普说他是基督徒！”暴民于是一涌而上，将他烧死。波利卡普以喜乐的心登上了火刑场，在烈火中他高声赞美主说：“赞美主，感谢主，因您使我被纳入殉道者的行列，使我尝耶稣苦难的杯，使我借圣灵得永不朽坏的灵魂与身体而享永生”。

   迦太基(

Carthage)主教奚普里安(Cyprian)的殉道同样震撼人心。他在众多的观众面前，自己脱下衣服，遮住双眼，让一位平信徒长老把双手捆绑，付给执行官黄金二十五两作为让他得到永不朽坏的黄金冠冕的酬金，而后慷慨就义。奚普里安高喊“慈爱的神”，直到断气前也不忘祷告。历史学家吉本(Gibbon)评价说：“他的殉道是最有礼节，最郑重的一次”。

   波朗迪娜(Blandina)是位奴隶出身的少女，在最残酷的拷打中显现出超人的毅力和非人的坚强。最终，她被掷入网，成为狮子的食物(A.D.177)。普塔米爱娜(Potamiaena)是位纯洁的绝妙美女，她受到的比死更残忍的、更可怕的猛兽的威胁，又在严刑拷打后，与她母亲一同被煮死于沸滚的铁锅里(A.D.202)。给这母女执刑的军人叫波希利德斯(Basilides)，他被这一美丽的殉道场面所深深地感动，怜悯之极最终成为一名基督徒，后来他也被斩首，成了馨香的祭物。据说他临死之前普塔米爱娜(Potamiaena)在夜晚与基督一起显现，给他戴上殉道者的冠冕。奴隶腓利西塔斯(Felicitas)和她的孩子一同被下在监里，但她怀着在天国见面的盼望，与孩子热吻而别，最终被猛兽撕碎吞噬。

   有作者总结说：基督徒们在三个世纪期间，没有采取任何暴动和革命活动，始终保持着政治上的被动，单单以殉道来厮守真理、保持信仰。然而殉道是比暴动、比革命更有价值的，是更大的挑战。基督徒在历史当中不仅获得了超越历史的胜利，而且也经历了最后胜利。他们在苦难之中创造了荣耀，因着与基督同行坚险苦难的路，也与基督一同在历史中享受荣耀。大概在二百五十多年之久的漫长的逼迫当中，初期教会的圣徒们将信仰的气节坚持到底，保持了教会的生命力，并且在苦难中宣扬福音。终于在A.D.313年，君士坦丁(Constantinus)颁布的米兰赦令，使基督徒从地下走出了地面。在两千年教会历史中，再也找不到象这一时期教会如此有生命力又充满活力的教会形象。那些逼迫教会、逼人喊万岁和主的皇帝都死了，而耶稣仍然活着——这个在世界上只拥有一套外衣并在钉十字架是被抓阄瓜分的拿撒勒木匠，今天在全世界拥有20亿信徒，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死和复活，将整个世界都更新了。

   当代中国基督徒遭遇的逼迫，不过是罗马帝国时期那些灾难的重演。我们有充分的圣经根据相信，中国的福音复兴运动，也将加倍的重复出现。这必是上帝对中国教会的特别祝福，并通过这些苦难怜悯和呼召“秦国”的人民。神以自己的计划在从事拆毁和重建的工作。在这一福音复兴运动中，我们有理由期待自由的中国，将从各种形式的义和团运动中被释放出来，并慢慢地，坚固地降临。

   2005年7月20日

   注：本文一些资料转自《如果没有圣经》（甘耀嘉译）、《如果没有耶稣》（林怡俐/王小玲等译）两书，甘-雅各(D.James Kennedy）:、杰利-纽康(Jerry Newcombe）著， 橄榄出版社 2000年3月出版。 特此说明并向中国读者推荐。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圣诞这一天

——2006年蒙城移民团契圣诞讲章

 任不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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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经：路加福音第二章1-7节

 

        1 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士督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  2 这是居里扭作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 3 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4 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5 要和他所聘之妻马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马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 6 他们在那里的时候，马利亚的产期到了。7 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一、“当那些日子”

 

        各位弟兄姐妹，感谢主今天借着祂的降生再一次将我们从世界呼招出来，我们也祈求主将我们今天的聚会分别为圣。路加福音第二章这段经文，借着无数牧羊人的口，照亮了两千多个圣诞之夜。今天我们也祈祷主特别恩待我们，使这福音的每一个字在今天夜里穿透我们内心残留的黑暗，并在这末日的时代，大大使用今夜特别预备给我们的感动。

 

 

        路加福音2章1-3节首先告诉我们圣诞前夕的时代背景，换句话说，他告诉我们这样一个重大信息：人类的救主是在什么情况下降临到人间的。“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士督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2 这是居里扭作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 3 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

 

        “当那些日子”，这句话首先说明，神的儿子的降生，首先是按着神的救赎计划和神的时间进行的。圣诞是神对人类世界的拯救行动，这一天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它是人类世界以外的力量直接进入人类世界的时刻，它是亚当被驱逐之后我们的天父回来寻找祂的儿女回家的时刻，它是所有该隐家族遗传下来的无神论迷信彻底破产的时刻，它是罪和死亡捆绑之下的奴隶重获自由的时刻。然而这一时刻不仅是神学的，也是历史的。路加极其具体的告诉我们“当那些日子”，历史上发生了什么。因此圣诞不仅是神国的计划，也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它是两个世界的撞击和交叉点，我们的救主就诞生在这两个世界切线上——所以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耶稣也不仅降生在这两个世界的边界上，祂也降生在当时人类几大文明的十字路口：巴勒斯坦首先是犹太文明、希腊文明和罗马文明的交汇点，然后是亚洲、欧洲和非洲的共同边界——我们可以想象这一共同边界仿佛是文化上的一个高台，直接通过基督与天国贯通，使这绝境、荒谬和死亡的世界通向道路、真理和生命。也正因为如此，耶稣也是全人类的救主，一如世界在钉死祂的时候，用各大文明的语文在十字架上签上了他们的名姓。

 

        不仅如此，耶稣的降临也正是人类处于绝境的时刻，人类救主这个称呼（耶稣、基督、以马内利）因此才是千真万确的。那是一个什么时代呢？“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士督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 这是居里扭作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 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

 

        熟悉《启示录》的弟兄姐妹应该记得，约翰在那里讲到罪恶之城巴比仑最后被审判，而教会历史上基本相信巴比仑就是罗马帝国的隐喻；而“我们知道我们是属　神的、全世界都卧在那恶者手下”（1Jn 5:19）。因此，从属灵的意义上，“奥古士督” （Caius Octavis）的统治象征着罪对人类的统治，象征着“空中掌权者”篡夺神的主权对人的奴役。奥古士督在拉丁文中就是可尊可敬，崇高神聖的意思，人类的骄傲在这位皇帝身上章显无疑。解经家摩根谈到奥古士督时说：

 

        当他成为罗马帝王的时候，曾和人讨论他的头衔应该是甚么。他不愿意被称为“执政者”，因为那暗示他的职位是短暂的。他也拒绝被称为“国王”，他觉得意义还不够广。罗马元老院和他商量的结果，为他创造了一个头衔“亚古士督”，是从“亚古”（Agur占卜官）这字演变来的，指明他享有宗教的制裁权。随後他就朝著这个方向前进，就是声明罗马帝国的最高统治者具有神权。……他成了罗马第一个皇帝，第一个大将军。罗马共和政体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该撒亚古士督统治下的罗马帝国。罗马共和国转换成罗马帝国，罗马人和全世界都在一个暴君的统治下。（Morgan, G. Campbell.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Luke. New York: Flemming H. Revell Company, 1931.）

 

        摩根总结说：“那是有史以来最黑暗的时刻”。我们的主在黑夜降临，如同光进入这黑暗。奥古士督不是唯一的，每个人都想成为奥古士督是圣诞前人类世界的普遍状况。人自以为神最现实的后果就是将犯罪合理化，并首先将他人看成敌人，视为奴役和压榨的对象。我们看到，奥古士督的旨意取代了神的旨意，他对“天下”（罗马世界，oikoumenh）具有绝对的支配权，而所有的人都是他这奴役秩序之中的石头和砖块。“报名上册”相当于现在的户口登记或人口普查，其目的是为征税提供统计根据。因此路加告诉我们，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这苛捐杂税的压迫之下，而罗马政府的统治根本没有合法性，犹太人为了反抗这种压迫不断进行起义，但每一次都被血腥镇压。这是人类走投无路的时代，没有人是自由的，没有一个人能逃避这种罪恶的捆绑。这一点我们读英文或者希腊文也许更清楚一些，圣经怎么说呢？all the world should be taxed（1B），And all went to be taxed, every one into his own city（3）（King James）。黑暗作王，all，every one（paV,a）都生活在绝境之中。

 

        人类的普遍败坏和彻底沦丧构成了基督降生的时代背景。在东方情况同样如此。当时统治巴勒斯坦的是以东人希律，他同样是人类败坏的一个象征性人物。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怎样残杀了伯利恒的婴儿，然而这撒但之子的败坏远远不仅如此。由于嫉妒和恐惧，他杀害了自己的内弟、叔叔、妻子的祖父、岳母，最后杀害了自己的妻子和自己的两个儿子。因此希律的朋友，就是前面那位奥古士督皇帝有一句经典的评价：“我宁愿做希律的猪，也不愿做他的儿子”。奥古士督知道犹太人很讨厌猪，他实际上等于在说：没有基督的世界，人对人就是狼，人的命运还不如猪。魔鬼起初就是杀人的，借着希律，我们看见杀人怎样征服了世界和人心。撒但不仅在西方和中东地区实施这种统治，它同样在远东作王。巴勒斯坦北边是叙利亚，叙利亚的中心城市是大马士革，大马士革一度是丝绸之路在西方的起点站。今天让我们沿着丝绸之路向东进入中国的长安，看看主耶稣诞生前夕，中国发生了什么。

 

        当时正是中国的西汉末年，中国的奥古士督是漢哀帝劉欣（前27年—前1年），他是漢朝的第十三位皇帝。当时汉朝的盛世早已成昨日黄花，人民饥寒交迫，社会动荡不安。然而这位人民的代表漢哀帝貪色縱情，政治更加腐败。漢哀帝還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同性戀皇帝，“斷袖之癖”这个成语就是从他而来。他寵愛美男子董賢，甚至一度要將皇位禪讓給董賢。儒教世界的政治败坏不过是心灵败坏的极端表现而已， 漢哀帝劉欣也不过是中华文明走向日暮徒穷的征程的最后一环。西汉王朝（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始于汉高祖刘邦，终于孺子婴，共12帝。几乎每个皇帝都有男宠作为性爱对象，如高祖的籍孺，惠帝的闳孺，文帝的邓通、赵谈、北宫伯子，景帝的周仁，昭帝的金赏，武帝的韩嫣、韩说、李延年，宣帝的张彭祖，元帝的弘慕、石显，成帝的张放、淳于长，以及哀帝的董贤。在这些皇帝“分桃”“断袖”的历史中，儒教从先秦的百家一言走向独尊国教，然而中国帝王的荒淫史同样象征着这一国教逐渐在文化上走向破产。换言之，中国心灵在基督降生前夕，陷入一种荒漠状态，周孔之道再也不能给精神带来安慰，必须寻找新的精神资源。用现在的话来说，中国社会陷入了真正的精神危机。

 

        特别有趣的是，就是在这种末日情境中，中国人突然开始把头转向西方，而在这之前，中国的出世理想和彼岸世界是向东的，东海与长生幻想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就在耶稣诞生这几年，中国社会在信仰路向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是从儒家的现实主义转向宗教的形而上学，与此同时，中国强烈地感受到了西方的影响。纪元初同样是中国精神真正的转折点，人类开始厌倦了该隐无神论文化，开始寻找精神家园，开始寻找神。第一起信仰骚乱是西王母崇拜，最后形成了一次席卷26郡国，又直至京师的声势浩大的流民运动。

 

        《汉书·哀帝纪》：（建平）四年春，大旱。关东民传行西王母筹，经历郡国，西入关至京师。民又会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击鼓号呼相惊恐。《汉书·天文志》：（建平）四年正月、二月、三月，民相惊动，讙譁奔走，传行诏筹祠西王母，又曰“从目人当来”。 《汉书·五行志下之上》：哀帝建平四年（前三年）正月，民惊走，持稾或棷一枚，传相付与，曰“行诏筹”。道中相过逢多至千数，或被发徒践，或夜折关，或逾墙入，或乘车骑奔驰，以置驿传行，经历郡国二十六，至京师。其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仟佰，设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传书曰：“母告百姓，佩此书者不死。不信我言，视门枢下，当有白发。”至秋止。

 

        有学者称：西王母在汉代人的意识中，可以看作西方神秘世界的一种典型象征。另外一起宗教事件则对纪元后的中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就是佛教的引入。佛教研究者普遍相信，根据确凿可证的历史记载，佛教正是在汉哀帝时传入中国的（鱼豢《魏略·西戎传》：昔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 士弟子景卢，受大月支王使伊存口授《浮图经》。《三国志·魏书》卷三十裴 松之注）。到了东汉初年，几乎是在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复活升天那些日子里，汉明帝刘庄（公元27年～公元75年）遣人去西方寻找他的梦中之神，结果到了印度迎取佛经，并在洛阳城建造了中国第一座佛教寺庙，就是白马寺。

 

        我愿意相信刘庄特使的第一次“西游记”是“错把杭州做汴州”，至少事实表明，圣诞在全世界产生了一种神秘性的震撼，它确实是人类有史以来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佛教进入中国等于宣告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和传统宗教已经失败，中国人同样是神的儿女，他要寻找心灵的故乡。当然我知道我这一判断很多传统文化的爱好者会不以为然。事实上当年中国知识分子面对佛教的时候，就不以为然。于是在佛教进入中国以后，中国文化就开始与之争战，先是通过释道合禅来同化吸收佛教，然后则通过宋明理学挖掘儒学传统里面的形而上学。宋明理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成是汉语文化面对佛教冲击进行的自卫和自我调适，然而这一唯心主义运动，或者“肉身成道”的翻版，从未真正战胜过佛教，因为新儒学更无法为心灵找到终极信靠。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理学的彻底清算可以视为激进的，但是，也同样可以理解为，这也是中国心灵对新儒学提供的精神危机解决方案的总结性不满和抗议。

 

        现在让我们趁着东方的夜色，跟随几位东方的博士和那颗“伯利恒之星”返回耶路撒冷。人类的救主就是在普天下的人被罪恶奴役，心灵走投无路的时候降临的。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时刻呢？还是让我们返回圣经：

 

        第一，圣诞节是神从无中创造世界或者拯救世界的时刻。借着圣灵感孕，光来到黑暗的世界，要带领人类出黑暗进入光明。“1 起初神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3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创1）这也正是基督降临的世界，我们已经看到，这世界正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而“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话今天让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看见呢？路加福音1：35： 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 “因此所要生的圣者” 这话今天让我们有什么特别的看见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这圣者就是那光，神就是光，耶稣基督就是这光。“神说”是什么意思呢？“道成肉身”乃是神的话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从圣诞开始，神的话通过基督住在我们里面，因为这话就是基督。“1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2 这道太初与神同在。3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 4 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5 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约翰福音1）感谢主，今天，神要借着这道重新创造我们，尽管黑暗不接受光，但光仍然照耀。

 

        第二、圣诞是亚当犯罪躲避神，而神来找人了的时刻。那时，“8 天起了凉风，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 9 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创3）这同样是该隐正在犯罪的时刻。“8 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 9 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创4）今天，神在基督里追问我们，“你在哪里”，“你兄弟亚伯在哪里？”这话同样“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叫我们无可推委。不仅如此，神的儿子的降生不仅带来了怜悯的追问，更带来了自己的答案，这答案在十字架上，在那里，基督就是答案——这得胜的答案早就预言了：“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创3：15）从圣诞这一刻起，连续失败的人类历史终结了，圣诞是人类开始得胜的时刻，尽管蛇每天仍然要伤我们的脚跟，但我们的主已经伤了它的头；尽管世界仍然黑暗，但我们的主已经胜过了世界。

 

        第三、这是人类犯罪，按罪当被洪水惩罚的前夕。“当那些日子”，“5 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 6 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  7 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创6）“当那些日子”，“11 世界在神面前败坏，地上满了强暴。 12 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的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 ”然而，从圣诞到各各他，神的儿子用十字架的道路熄了洪水，而耶稣就是那方舟。圣诞是这方舟进入世界的时刻，就是我们在死亡之海走投无路突然看见希望的时刻。

 

        第四、那时候，整个世界陷入了所多玛、蛾摩拉倾覆的前夜。“当那些日子”，“ 耶和华说，所多玛和蛾摩拉的罪恶甚重，声闻于我。（创18：20）然而，我们的大祭司降生，受死、复活，为我们免于灭亡而代求。我们幸免于难并非因为我们善，乃是因为神的儿子的代赎。不仅如此，“圣诞”也意味着曾经呼喊罗得逃生的那“道”如今住在我们中间，吩咐我们进入祂为我们准备的安息。“当那些日子”，“15 天明了，天使催逼罗得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恶同被剿灭。16 但罗得迟延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怜恤罗得，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 17 领他们出来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被剿灭。（创19）哪里是平原？我们就站在这属灵的平原上。哪里是山上，那山就是登山宝训的的山，就是登山变相的山，就是钉十字架的那山，就是复活生天的那山。

 

 

        第五、圣诞前夕，人类正经历着又一个“四百年”的漫漫长夜，那正是埃及奴隶们苦难和哀号的岁月。“当那些日子”，“7 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 8 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就是到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之地。”（出3）“当那些日子”，从玛拉基到施洗约翰，又一个四百年的黑暗时代。在这400年的起头，先知玛拉基喊出了整个人类的哀号：“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 ” （玛1:2），世界陷入无神论的狂妄和狂欢：“公义的神在哪里呢？ ” （玛2:17B）然而神是怎么说的呢？“1 你们这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当听我言。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  2 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与他，使他人数增多。  3 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锡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囿。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赛53）圣诞节是磐石奠基在锡安的日子，然而，除了“岩穴”以外，神子在这世界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世界唯一能够接纳神的地方就是十字架。无神论者总是宣布没有神，然而真相是，人类根本不能容忍圣经所启示的那样的神，圣诞节向死而生的那样的神。

 

 

二、“客店里没有地方”

 

路加福音这段经文首先告诉我们，神救赎计划的信实性，神怎样谦卑地进入世界，以及先知语预言的准确性：首先童女怀孕，然后是约瑟和马利亚从遭人歧视的拿撒勒村庄长途跋涉到小城伯利恒，最后是主“如约”降生在伯利恒的“马槽”里（弥迦书5:2）。然而今天我们将看见这段福音另外方面的信息，这信息集中在“客店里没有地方”这句经文上：第一，不给神留一点地方，表明始祖以来人类与神的敌对状态，这世界已经颠倒了，人们以善为恶，以恶为善，而圣诞意味着至善者进入世界必然成为世界公敌；第二，因此，它同时预告了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受死的必然命运，圣诞节不过是拉开了人类救主最后竟然成为人类公敌并被人类杀害的奇特故事的序幕；第三、尽管如此，神仍然将祂的独生子降落到人间为罪人而死，这就是神的大爱了，这爱在敌人世界开辟出一条新路，先从拿撒勒到伯利恒，后从黑门山到耶路撒冷，耶稣出从生到受死在人类的中心地域和人类的心灵世界，划了另外一个十字——这个十字首先是对黑暗世界的“不”，然后更是“我是”，是黑暗世界里一扇重新打开的门。

 

 

        （一）他在人类的时间里没有地方

 

        人类历史上所有的伟大人物，几乎都拥有一个时间坐标，他们的出生年月日不断精确，以显示他们对别人的重要。然而，人类的救主，尽管祂在世界的出生日期开辟了人类的新纪元，尽管圣诞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公共事件，然而，“圣诞”的准确时间从开始（恐怕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到现在一直埋藏在奥秘之中。历史学家可以相对准确地记得同时代的奥古士督、希律和刘欣们的生卒年月，但是，没有人知道耶稣什么时候来到这个世界。因此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说，在人类的时间里面，基本上没有耶稣的位置，或者说，耶稣只能在时间王国的某个角落里，在时间王国的“马槽”里。

 

        随着教会的发展，神学家不断想求证耶稣诞生的准确时间，但仍然只能廓定一个七年之久的范围，却无法进一步告诉我们，耶稣到底降生在这七年的哪一年，以及什么季节，什么样的时辰。那么这七年的时间跨度是怎样确定的呢？

 

    考古挖掘出来的古代蒲草文獻顯示，罗马在埃及每十四年舉行一次“報名上冊”。最早的記錄是西元二十年的那一次（最后一次记载到270年），所以可以推測使徒行傳的那一次是西元6年（徒五37），再往前推，應該在西元前八年舉行过一次“報名上冊”，因此，耶稣应该诞生在这一年。（William Barclay,The Daily Study Bible Gospel of Luke, 1985。又，Kingsley Davis，Encyclopedia Britannica 14th ed，5：168）。然而这只是推测，因为这个推理目前为止并没有直接的考古学证据。另外有神学家则根据路三：1 “该撒提庇留在位第十五年……那时，撒迦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来推断，耶稣应该是在主前6 - 5降生。更广为接受的圣诞时间是公元前6年，最迟不晚于公元前4年，因为大希律死于公元前4年（The Census of Quirinius in the time of Herod the Great Baker 1994）。然而晚近的历史文献又推翻了大希律的死亡时间，这些文献宣布大希律可能死于公元前1年。这样一来，从公元前8年到公元前1年，圣诞时间有大约7年的空白或神秘地带。

 

        另外因此争论的是耶稣降生是在什么季节？如在冬天，那么何以牧羊人会在野地里看羊？关于这一点，解经家莫衷一是。传统的观点是：伯利恒是在亚热带与热带之间，稣降生如果是在十二月，乃是旱季（八月到一月之间），与香港的十二月相似，牧羊人在郊外仍可牧羊。纪元后337年在罗马任圣职的主教犹流，开始以十二月廿五日为主降生的日子，他与当时的学者根据罗马历朝的历书去研究和寻找线索，获得下面的结论：“以利沙伯怀约翰的胎是在九月的秋分日，天使报信给马利亚是在次年的春分日，约翰出生是在六月的夏至日，而主那稣生则在十二月的冬至日”。然而这也只能是一家之言。

 

        今天我们分享这些信息，绝非要鼓励弟兄姐妹参与这些讨论，正相反，我的意见是鼓励大家远离这些争论。首先，我相信这样的神学观点：神不把主降生的日子写在圣经中，证明人所辩论与争吵的问题，在神眼中不值得重视。神要人知道也相信主那稣降生这件事实，而不需要人知道主那稣何时降生。这就是说，主降生的事实比主降生的日子更重要。其次，神从另外的时空进入我们的时空，这也是两个时空之间的撞击，这一撞击会造成我们时间和空间的某种“弯曲”甚至静止，而人类的时间和空间将会对神的时间和空间产生排斥性的反应。所以我更愿意相信这是时间静止的七年，一如神用七天创造了世界，又如“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日头停在基遍，月亮止在亚雅仑谷”。约书亚记 （10：12-14）圣诞是神重建世界的起头，也是女人的后裔征服那古蛇或者亚摩利人的起头。因此，我更愿意相信这七年的时间恰恰是神国的奥秘，因此我们正确对待它的原则就是申命记  29:29：“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惟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最后，这七年的空白恰恰反应了人类对神和圣诞的拒绝态度，这片精神空地比现在窗外的商业圣诞节和休闲圣诞节更真实地展示了人与神的关系。这七年因此是一个见证：它表明：人类怎样从圣诞开始，一直到定意不认识神、拒绝神、杀害神，最后将神“赶出”世界。这七年也因此见证着我们人类对神的亏欠，它比现在圣诞节狂欢利用神的伪信仰更值得重视。因为圣诞狂欢并不把神当成救主来崇拜，而是人类的自我崇拜和自我解放，他们不过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拒绝圣诞而已。

 

        一个有神论的七年空白，到如今无神论的12-5狂欢，人的背叛一直在等候主的再来。在这个时间里，人类试图彻底在时间中铲除圣诞的痕迹的反叛行动从未停滞。其中最著名的一起事件正关涉到路加福音这段经文：“这是居里扭作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路2：2）。黑暗的世界试图利用这块石头组织反击，以便宣布“耶稣降生”在时间里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圣诞完全是神话和虚构。他们急不可待的宣布路加错了，并以此宣布圣经无误说已经推翻，因此基督教的信仰也土崩瓦解。这场“路2：2风波”是怎样掀起来的呢？

 

        猶太歷史家Joseph ben Matthias（西元37/38--100; 又名為Flavius Josephus） 撰寫的《猶太戰爭》， 此書完成於公元70年──耶路撒冷淪亡後不久。另一個來源是同一作者的 《Jewish Antiquities》，約在公元93/94年左右完稿。而根据家约瑟夫的记载：居里扭进行人口登记，当时是主后六年，希律亚基老被革职之后。约瑟夫写道：“居里扭（Quirinius；希腊文写成Kyrenius，因为古希腊无字母Q）曾任巡抚，该撒派他往叙利亚核算人民的财产，并卖掉亚基老的官邸。”而其他相关文献甚至显示，在大希律死前，居里扭根本没有做过叙利亚的“巡抚”，因此，路加不仅记错了，且与马太福音的相关记载“互相矛盾”。这一争吵一直持续到网络时代。长期以来，教会在捍卫这个时间盲点的时候几乎处于守势。甚至有的神学家承认“路加记载错误”，William Barclay附和说：“因居里纽主后六年才当上了叙利亚巡抚。主前10年到7年，在叙利亚拥有官职。（另，R.Brown, The Birth of the messiah,547-56）其他神学家采取了如下两个论证策略。第一：重新解释希腊文“巡抚”（ηγεμονευοντος; root: hegemon）这个词，他们认为，希腊文圣经没有称居里扭为legatus（这是罗马政府官衔，指某地的巡抚），却用上一个分词，hegemoneuontos，这个词可以理解为一般的管理者。

        hegemoneuontos (ηγεμονευοντος; root: hegemon), was used in ancient Greek to refer to varying forms of "governing", and could apply to other contexts of wielding authority besides the specific office of provincial governor, contexts fitting for Quirinius throughout his notable career.

       然而，这一解释在文法上并不是完美的。第二中办法是重新解释另外一个希腊词prwtoV,a  {pro'-tos}，他们认为这个词除了第一次（first），以外，还有“在……以前”（before）的意思，因此路2：2应“正确”翻译为：

 

        Luke 2:2: This census was before the census taken when Quirinius was governor （Turner, Grammatical Insights into the New Testament, pages 23-24.

 Evans, Luke, page 43; Ben Witherington, New Testament History, page 65-66; William Temple, Readings in St. John's Gospel, page 16; Paul Barnett, Jesus and the Rise of Early Christianity, page 98 99）

 

        然而，这样的翻译在文法上仍然是蹩脚的。何况路加是希腊人，他应该比其它福音书的作者更精通希腊文。最后，神借着考古学家进一步向教会启示了祂进入人类时间的真实性。数年前，考古学家在彼西底的安提阿(Antioch in Pisidia)找到一块碑文，上面刻着差派居里扭任巡抚职“Praefect of the Governor and P. Sulpicius Quirinius”。蓝赛爵士(Sir William Ramsay)估计这块碑文是属于主前11 - 8 。考古学家Jerry Varaman 也发现了一枚钱币，上面刻有居里扭是叙利亚和Cicicia 的巡抚(Proconsul)，时为主前约11年。也就是说，居里扭两度做过叙利亚的总督。这样一来真相大白，圣经没有错。Researcher Randall Price writes: "Some recent archaeological evidence has provided new insights into the time and place of the birth of Jesus. The Gospel of Luke gives the time of birth with a specific reference to a census decreed by Quirinius, the governor of Syria (Luke 2:2). While inscriptional evidence reveals that there was more than one ruler with this name, a Quirinius within the time frame of Jesus' birth has been found on a coin placing him as proconsul of Syria and Cilicia from 11 B.C. until after 4 B.C." (The Stones Cry Out, 1997, p. 299). “路2：2风波”没有说明别的，仅仅说明了黑暗权势继续在时间王国里驱赶光明的那种顽固罪性。然而，神已经胜过了世界，这是真实可信的。更值得反省的是，那些被这攻击摇动的神学家们对主的信心——在他们的心里，圣诞也许同样“没有地方”。

        （二）他在世界的空间里没有地方

 

       在空间里，世界同样拒绝给圣诞一个地方。主在母腹内，就随母亲颠沛流离，从拿撒勒到伯利恒路程有80英里，而大部分路程都是山地崎岖不平。为了躲避希律的杀害，婴儿时期的耶稣又随同父母逃亡埃及。而在马利亚分娩时刻，只能将孩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随后看到，从出生到受死，“人子”在世界上的确没有枕头的地方。

 

       我们先看这两节经文：“4 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5 要和他所聘之妻马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马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

 

        在这里，世界给圣诞提出了第二个难题，试图将耶稣从世界空间里面驱逐出去——他们宣布，神子在这世界降落的着陆点根本不存在，或者是可疑的。这个问题就是“拿撒勒难题”。严格地说，“拿撒勒难题”不是路加福音的，而是马太福音的。太2：23说：“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定居在那里。这是要应验那藉着众申言者所说的，祂必称为拿撒勒人。”然而，在全部旧约中根本找不到这一句预言。换句话说，旧约似乎根本就“没有地方”给“拿撒勒”。教会辩护说：第一，这是先知“口头的预言”，第二，这是应验先知以赛亚书十一章1节的预言。该节说：“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第三、认为“拿撒勒人”与“拿细耳人”有相关之处（民6：1-5）。

 

        坦率地说，上述三种解释都有牵强附会之嫌。我以为我们不如吸收“路2：2风波”的教训。在神进一步启示之前，将之放在奥秘领域，强解圣经是很危险的。我们知道，上述解释中第二种解释比较流行，这是从Eusebius（A.D. 260?–340?）时代传下来的解经传统。倪柝声完全接受了这个传统（《天国的福音--马太福音》），因此今天中国教会受其影响基本上也持这种观点。即赛11：1是太2：23的“预表”：从耶西的本（原文作"墩"）必发一条，从他生的枝子必结果实。（And there shall come forth a rod out of the stem of Jesse, and a Branch shall grow out of his roots）我想强调的是，这种解经方法仍然仅仅是一家之言，可以参考，但不要当作唯一真理，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直接证据来支持这一理论。

 

        我们确切应该知道的不是这些问题，而是拿撒勒（נָצְרַת，Nazareth）及拿撒勒人在新约里面传递出来的准确信息——这些信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整个世界排斥和敌视拿撒勒及拿撒勒人，后者包括拿撒勒人耶稣和祂的门徒——拿撒勒教党（the sect of the Nazarenes），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来自拿撒勒镇，这也是今天我们基督徒的最早称呼。当时世界是怎么看拿撒勒（连同加利利）的呢？约1-46：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太26:71   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尼哥底母与法利赛人争辩时，法利赛人问他：“你也是出于加利利么？”（约七52。）加利利是外邦人的区域；圣经说到“外邦人的加利利。”（太四15。）使徒行传24：5 说得最为清楚：“我们看这个人，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党里的一个头目。”人类的救主降临却被视为“如同瘟疫一般”，在这“瘟疫”面前，连以前是敌人的希律和彼拉多都成了朋友，这正是圣灵借着“拿撒勒”这个词给我们看见的信息。更重要的信息则表明神的道路与人的道路的不同，神就是要在这个遭人蔑视的地方为人类举起救主，它也意味着神恰恰是在绝对被奴役的地方宣告了绝对的自由。

 

        神的道路也是从拿撒勒到伯利恒的道路。我们可以在脑海里想象一下约瑟和马利亚奔波在这条路上的剪影。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到犹大的伯利恒，中间要穿越外邦之地撒玛利亚。我们可以想象福音神秘地进入世界，先临到外邦人，后以色列全家得救这一预言（罗11：26）。我们也可以想象前面关于方舟的隐喻。创49：13说：“西布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我告诉大家，拿撒勒就在西布伦境内，而今天，新的方舟正是从那里启航的。当然，透过这对被拣选的夫妻，你们是否看见了圣约起头另外两对风尘仆仆的夫妻。创3：23：人类犯罪，结果“耶和华神便打发他出伊甸园去，耕种他所自出之土。 24 于是把他赶出去了。又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创3）。今天，我们看见亚当和夏娃的身影继续奔波在路上，然而，情况已经决然不同。那时候，他们是被神赶出乐园，而罪也因一人背叛进入世界和历史，而他们第一个孩子就是一个杀人凶手；今天，这对夫妻却是被神拣选的，他们是离开世界的边缘拿撒勒，进入应许的伯利恒，进入锡安，而那个即将诞生的婴孩将因祂“一人”顺服全地被拯救。那时候，天使挥剑驱赶那对夫妇，人类的前程一片灰暗，那是由光明进入黑暗的时代；今天，天使报喜给这对夫妇，人类因此被祝福，历史开始从黑暗中迎来光明。那时候，除了乐园以外，人类可以飘零在全世界任何地方，而今天，除了乐园以外，神所拣选的人在全世界没有一块地方。我们还应该看见另外一对夫妇，就是约瑟和马利亚的先祖亚伯兰与撒莱。“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创12：1）。”亚伯兰将他妻子撒莱和侄儿罗得，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去。他们就到了迦南地。”（创12：5）亚伯兰与撒莱当然可以视为约瑟和马利亚的预表——一如被献祭的以撒和代罪羔羊预表基督一样——他们从大河之东，从沙漠之东启动了重返乐园的长途路程，而约瑟和马利亚从拿撒勒到伯利恒的跋涉，不过是这一道路或神的计划的最后完成。然而撒莱并不是马利亚——正如中间死于伯利恒的拉结和后来返回这里的路得不是一样——只是在马利亚身上，我们才发现圣灵的完全充满——于是，女人的后裔所立的新约时代，终于出现在地平线上。

 

“伯利恒”仅仅是新约的准备，因为正式的新约时代是在最后的晚餐上宣告的。然而，在这个准备期，“伯利恒”必然成为世界阻止人子降落的最后战场。“伯利恒”又称以法（Ephrath），以法他（Ephatah），位于耶路撒冷以南约十公里（六英里），是大卫的出生地（撒上17:12, 58）。这一大卫之城竟然拒绝给大卫的神落脚的地方，这本身就具有巨大的神学意义：“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约1:11）。耶稣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入世界的。我们已经描述过，圣诞之前的世界不仅政治黑暗，而且人类精神也处于绝对的饥荒状态。用我的话来说，整个人类彻底沦落为文化灾民，属灵的贫困如瘟疫一般败坏了世界。于是神拣选了伯利恒这“粮食之家”（希伯来语：בית לחם，意思是面包屋）开始投放真正的“吗哪”和生命的活水，这就是圣诞节的真正意义了。然而，以色列人“终日终夜”欢喜迎接“吗哪”的热情不见了，今天，他们为“天上降下的粮”（约6：35）准备的只有“马槽”和十字架。

 

        然而，到目前为止，人类世界给神的儿子提供的地方，只有十字架是唯一准确的，连“马槽”那个可怜的地方都是模糊不清的。两千年来，大部分的学者都同意伯利恒的主诞堂（Church of Nativity ）就是主耶稣诞生的地方，然而，这同样没有直接证据。这间主诞堂是罗马天主教所建立的。耶柔米（Jerome，公元340-420年）等拉丁教父说主诞堂下面有一个洞，就是当年耶稣降生的地方，第二世纪的游斯丁(Justin Martyr 100 - 165AD)也说这里是耶稣降生的地方。第四世纪初期，罗马帝国第一位基督徒皇帝康士坦丁（Constantine）和他的母亲Helena 在这里建造一间大教堂。现在的主诞堂是由拜占庭（Byzantine）皇帝Justinian（527 - 565 AD） 所建。这些信息只能说明耶稣诞生于伯利恒的一个山洞中（Dialogue with Trypho,78,304）。赛 51:1关于“岩穴”的预言可以注解在这里。但不能完全说明耶稣就诞生在这一个山洞中。现在神学家门相信，伯利恒位于石山坡上，居民在房屋下面有个洞供牲畜住。其次，尤其不能证实耶稣诞生在“马槽”里。可以这样认为，那个“槽”非常可能不是“马槽”，因为“伯利恒不是罗马政府驻兵的地方，不会有马，普通以色列人出门不骑马，四福音从来不提骑马的事”。“同样的槽字也出现在路13：15，说的是“槽上的牛驴”。

 

        被翻译成“马槽”希腊文是fatnh，英文注解有两个词：1）a crib；2）a manger（食槽）。这两个词严格来说都不能等同与“马槽”。特别有趣的是，crib可以有如下9种解释，这9个意义几乎都会引起对圣诞的神学想象。

 

1、有栏的小卧床。无论世界怎样抵挡，神子仍然平安着陆。

2、粮仓。耶稣是天上降下的生命的粮。

3、饲料槽。世界没有地方给神，只给神一个卑微的“出身”。或者神恰恰以谦卑进入世界。

4牛栏。民19:2所说的赎罪的“红母牛”预表基督。

5棚屋，小而简陋的屋子或房间。喻意可参3。另，主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约18：36）

6、井壁基架。基督“是园中的泉 ，活水的井，从利巴嫩流下来的溪水。”（歌 4:15 ）。别忘了，那撒勒就在利巴嫩南部。另外可参考如下经文：民 21:17、申 6:11、王下 19:24、约 4:6-12。

7、柳条筐（a wicker basket）。我们首先想起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怎样放在“蒲草箱”里，然后可参考这一经文：利 23:40。

8、小偷（a petty theft）。是的，主说，他来的时候“象贼”一样。帖前 5:4、彼后 3:10、启 3:3、、启 16:15。

        9、克里比奇牌游戏中被玩牌者丢弃的一组牌。主在世界上，从出生到受难，一再被人类离弃，最后被父神“弃绝”在十字架上……

 

        我要说明，上面的解经是个人性的，是见证性的，所以求主的灵在每个人的心里动工，将我的意思和神的意思彻底分别出来。我个人确实愿意相信，这个不规则的“九边形”，“外太空方舟”在我们世界降落的那个未知地点，正是天国与世界相遇产生的特殊变形。我更想与诸位分享的是这样两个结论：第一，不要把精力耗费在“主诞堂”这样的神学地理项目上，因为这放在奥秘领域更符合福音的真意。耶穌说：“6 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7 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希奇。8 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约3）耶穌首先是从圣灵生的，因此圣诞本身就是彻底的属灵事件，按人的理性，我们应该服从主的教训“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当然我知道，这段福音还有别的意思，乃是说我们这些被归正的人如何在基督里获得新的生命。但我想这重生的道理同样也是属灵的——信主的个人见证只能把我们“重生”经过中属世的一面倾诉出来，但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被主得着，有更多神秘的经历是我们不清楚的，至少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第二、这世界在空间上不给耶穌一个地方，甚至不给圣诞一个准确的地点，我们反而应该把这一点本身视为一种启示，它一方面说明了了世界人心与神的关系，另一方面则说明了神爱世界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而神对世界的胜利是何等的荣耀。

 

 

    三、“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圣诞是神进入世界的重大事件。这个事件包括前后相关的三个过程：神在人类最黑暗的时候进入世界来拯救人类；人类世界没有地方接待救主反而将救主杀害，人类的救主以死为人类赎罪，并复活后在天国里为人类预备地方。我们仍然生活在这一重大事件当中，我们仍然是这一重大事件的一方当事人。

 

        我们不仅在谈圣诞的历史，而是同时在描述我们自己的时代和我们自己的情况。首先，现在的世界仍然是罗马的世界，现在的蒙特利尔或者北京就如当初的那撒勒和伯利恒。其次，我们自己的心灵世界同样就是罗马，就是拿撒勒和伯利恒。这世界和这时代，以及我们自己的生活和心灵，同样空虚混顿，渊面黑暗，同样是这样走投无路却自以为是的日子，福音从天降临，而同样，我们外面的世界和我们里面的世界没有地方，只能把耶稣放在“马槽”里，把福音放在“岩穴”中，把救主钉在十字架上。换言之，我们仍然在弃绝我们最需要的光。

 

        耶稣在人类的时间和空间里没有地方，根源于祂在人的心里没有地方。无论这世界怎样狡辩，怎样宣称自己喜爱真理、自由、光、爱和生命，但从本质上说，人心已经败坏，我们实际上恰恰是真理、自由、光、爱和生命的敌人。由于空中掌权者的统治，更由于我们对自由的滥用，“无缘无故”地仇恨神一直是我们世界的共同意识形态。大家可能知道这两天有中国的十位博士发起所谓抵抗圣诞节的公开呼吁，这件事情引起国际舆论一定程度的关注。这场小风波不过代表了世界仇恨“圣诞”那种力量不断增长而已。我常常遇到一些知识分子朋友，我很惊诧他们对基督教难以抑制的敌视和厌恶。我知道其中小部分原因是能看见的，就是教会的一些正当作为以及某些可检讨之处引起了世界的反感，另外的原因只能归于那种“无援无故的恨”。所以主说：“这要应验他们律法上所写的话说，他们无故恨我。”（约15:25）诗篇多次说到：无故恨我的，比我头发还多。无理与我为仇，要把我剪除的甚为强盛。我没有抢夺的，要叫我偿还（诗 69:4 ）。“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又无故地攻打我。”（诗109:3）所以这时候我们不要恐惧战兢，因为我们知道，这种思潮背后有灵界的背景，那空中掌权者无非想把每个人心里的信仰种子再度埋藏在马槽里和岩洞中，无论是以“启蒙”的名义，还是以“国学”的名义。

 

        然而，神是怎样面对世界的呢？

 

        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祂怎样在世界千方百计拒绝祂的时候仍然进入了世界并胜过了世界。我们的主今天仍然与我们同在，圣灵的火从伯利恒已经照亮了整个世界。我们看见抵抗耶稣的风潮怎样以“现代性”的名义席卷了美国，我们也正在注意类似的风潮怎样开始在远东、在我们的祖国以“民族性”的名义构建防御工事。然而我们更注意到，就是在这诸多拦阻中，福音不断的发展，教会的血连同喷射到身上的各种口水，都成为教会发展的种子，因为圣诞那天所带来的好消息，世界可以反对，但再也无法阻挡，直到世界的末了。人类历史同样应验了先知的话：

 

        1 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2 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敌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3 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4 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5 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6 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7 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8 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9 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10 现在你们君王应当省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11 当存畏惧事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12 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诗2）

 

        我们自己就是世界的一部分，至少曾经是世界的一部分，是神的仇敌。即使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了，我们也当知道，在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在我们的每一天，我们仍然继续犯罪。换句话说，我们的里面仍然没有地方，所以只能把主放在“马槽”里。我们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报名上册”方面，就是怎样进入世界的压迫性秩序，怎样在那秩序中找到一个位置，怎样在那捆绑中谋取一根更粗大的绳锁，这绳锁的名字可能是金钱、地位、权力、名誉、美色和食物。但我们几乎没有时间给马槽里那位救主，更不愿意跟随十字架上那位救主。我们已经忘记了自己怎样在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绝境中被主赎买出来的，我们受苦如此之多，几乎都是枉然的。

 

        然而神是怎样面对我们的呢？

       

        圣诞必须发生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无法自我拯救。救世主的拯救行动不是一般的拯救行动，乃是神对敌神的人类的拯救，这种拯救只能发生在神与人之间。人类没有地方给神，但神仍然可以进入世界，这是圣的大能。人类没有地方给神，但神却来为人在天国里预备地方，这只能是神的大爱。这个被我们人类在时间和空间、从家乡到外邦、从胎儿到成年，四处围剿攻击坚决不给一席之地的神的儿子，祂怎样对待我们呢？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 （约14:2）。圣诞是神对人的拯救，是神对罪人的拯救，是神对敌人的拯救，是神对死人的拯救，是神对每个人的拯救。所以基督教信仰为什么主张因信称义，是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都是敌对神的，我们的心里根本没有地方容纳神，即使在我们最渴望神的时候，也是出于利用神满足自己私欲的目的。这样的人类不可能主动寻找神，只能被神来寻找，这样的人类不可能跟随神，只能通过被恩赐的信心获得重生。

 

        所以我们不仅不要绝望和忧愁，反而要喜乐，因为救恩就是救恩，恩典同样是无法抗拒的。神不仅爱我们，也有能力拯救我们。圣诞是神的自我彰显：虽然我们如此敌视神，祂仍然来拯救我们了，而且祂已经败坏了撒但的统治，为我们开辟了一条成圣的道路。神说，要有光，我们里面就有了光，我们的路上就有了光，我们的城市就有了光，我们的世界就有了光。我们今天的不同并非我们里面不再有黑暗，而是我们里面在有黑暗的同时也有了光。伯利恒仍然是伯利恒，但救主毕竟已经降临在那里了，而且我们蒙恩已经来到祂的面前。是的，我们已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看见了圣诞的晨光，这是我们从未有过的心灵震撼。这震撼的风，是我们亲自经历过的；我们今天聚集在这里，正是为这重生做见证。

 

        圣诞这一天我们再一次进入伯利恒现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夜晚，我们再次看见神在我们心中的地点，以及我们在这夜、这城市里真实的位置。所以让我们先为两件事情祷告：第一求神将因信称义的信坚固在我们里面；其次感谢赞美，因为祂在泥土里、在荆棘中，在我们的仇恨中拣选了我们，用那十字架上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又把我们迁到祂爱子的国度里。所以这圣诞之夜是祈祷之夜，更是赞美之夜——愿我们在黑暗里仰望光明，让我们的心和旷野里的牧羊人，和万千天使，一起感谢赞美神！

 

        圣诞这一天更是神自我启示的一天，更是神来找我们的一天。所有向撒但“报名上册”而劳苦叹息的人们，可以在这一天选择生命册上签署自己的名字。而在这一天，我们不需要与任何无神论者辩论，因为神就在那里，此时此刻我们仍旧没有地方给他，此时此刻他正在为我们预备地方。在这以前，世界不断追问我们：你们的神在哪里，或者，我们受苦的时候你们的神在哪里？这个追问在今天显得如此的虚伪和反讽——他们坚决不相信圣诞却正在欢度圣诞节，一如正在享受日光浴的企鹅却全部根本没有太阳我就是太阳一样。而正是追问“神在哪里“的人类，因为自己根本没有地方留给神，所以坚决地、普天下一致地将神挤进岩洞，抛进马槽，打出家乡，钉上十字架，甚至当神的儿子在十字架受死的最后关头，还要分光他的衣服，再向他的身体扎一枪，以确证把神彻底消灭没有——我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希律给我们。就是这样刚刚“彻底”消灭了圣洁公义者的人类，反过来追问：他在哪儿？这是什么情境呢？本来该被诉追的凶手却以原告的身份在宣判：那受害者不存在。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约1:18）。我们却把祂杀了，而他的降生、蒙难和复活，不过是一连传的自我启示和拯救计划。所以圣诞恰恰是神追问人拯救人类的时刻，而不是人追问神的时刻——或者说，这是神与人两个追问的撞击；求神让我们看见，这满天下灯火辉煌的圣诞树此时此刻不过是一千千万万个闪耀的问号：那人，你在哪里？

 

       2006年12月22日

 

 

 

 

 

 

附录：路加福音2：1-7

 

 

 

 

        英文King James版

 

        1 And it came to pass in those days, that there went out a decree from Caesar Augustus, that all the world should be taxed.  2 (And this taxing was first made when Cyrenius was governor of Syria.) 3 And all went to be taxed, every one into his own city. 4 And Joseph also went up from Galilee, out of the city of Nazareth, into Judaea, unto the city of David, which is called Bethlehem; (because he was of the house and lineage of David   5 To be taxed with Mary his espoused wife, being great with child. 6 And so it was, that, while they were there, the days were accomplished that she should be delivered.7 And she brought forth her firstborn son, and wrapped him in swaddling clothes, and laid him in a manger; because there was no room for them in the inn.

中国，是谁在说谎？/茉莉

——读索尔孟的《谎言帝国》

 

茉莉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6/12/18/n1560776.htm   
    
     这本书的封面有点奇特，像血一样鲜红的底色上，用中国古代皇帝专用的明黄色，醒目地印着书名：《谎言帝国——中国鸡年纪行》。书的右上角是一个黑色眼睛圆圆脸的中国胖娃娃，这个可爱的孩子却伸出一根长长的鼻子，令人想起意大利作家科洛迪笔下的童话，只要一说谎，童话里小木偶的鼻子就会伸得长长。
    
     在台湾“允晨文化”出版的这本新书里，法国学者索尔孟(Guy Sorman)揭露中国在惊人经济增长率的背后，隐藏着的大量谎言，从而告诫西方朝野：中国仍然是一个独裁国家，中共仍然拒绝民主侵犯人权，他们具有哄骗西方的非凡才能，西方不能再面对暴君心存幻想，因而惨遭覆辙。
    
    
     纪德传人戳破中国神话
    
    
     今天，西方元首及商人络绎不绝前往北京，在享受中华美食的同时，获取大批订单与贸易合同。于是，他们不觉得有必要去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而是照单全收中共宣传部门给他们提供的观点。除了称赞中国社会的繁荣与和谐，他们还相信了这种说法：中国人和西方人有所不同，中国人不需要民主和自由。
    
     在中国的鸡年——2005年，索尔孟动身去中国，花了一整年的事件，从城市到乡村，进行广泛而深入的采访。这位先生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游客，而是在法国学界具有领导地位的著名学者。在巴黎政治学院读过博士，在各国担任过教授，学术著作累累的他，不仅仅是书生论政。在索尔孟的履历中，有一系列国际人权活动的实践记录，例如，他曾参与创建非政府组织——国际抗饥饿行动组织并任主席，还曾任法国外交部长顾问、法国全国人权咨询委员等职务。
    
     以如此丰富的资历和学识，加上三十年来云游中国之经历，一般西方人看不到的真相，逃不过索尔孟的眼睛。2005年，中国各地发生数不胜数的反抗事件：农民暴动、宗教造反、工人罢工、民运份子请愿、环保运动等等。共产党制度的不公不义，权力贪腐，对新闻的箝制，对异议人士无时不在的监视和镇压，……这一切，都让索尔孟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用自己的耳朵倾听到了。
    
     因此，索尔孟揭露出来的内容令人触目惊心。对于丑恶现实的批判，他的态度坚定，用词辛辣，笔力雄健并充满了讥讽，令人想起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一位在东西方掀起轩然大波的法国作家——纪德。
    
     那是法国左派知识分子纷纷朝拜斯大林的时代，应苏联政府之邀，纪德于1936年6月开始了为时两个多月的苏联之行。回到法国之后，他顶着压力，出版了《访苏联归来》。这部作品诚实地揭发了苏联的贫穷、浪费、特权、屠杀、压制和扼杀自由，展示了专制社会的黑暗本质，打破了人们关于苏联天堂的梦幻。伟大的纪德因此名垂史册。
    
     在不少西方人迅速忘记天安门屠杀，争相与屠夫握手言欢以求商机之时，新一代法国知识分子索尔孟作为纪德的传人，坚守普世价值，戳破专制中国的神话，体现了富有良知和智慧的法兰西精神。
    
    
     异议分子是中华民族代言人
    
    
     在这本书的扉页上，索尔孟写着：“谨将此书献给天安门母亲丁子霖及政治犯师涛。”该书一开篇，就描写魏京生在华府中国城的快餐餐厅吃汤饺的情景，然后回顾这位“中国最知名及最坚贞的异议民运分子”过去所经历的炼狱。
    
     为什么索尔孟要以魏京生为起始，来撰写他的鸡年专书？在前言《虚构的中国》中，索尔孟这样阐述他的认识：
    
     “西方将这些民运分子称为‘异议分子’。此一词汇实过于简略；这些异议分子并非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少数人，而是中华民族的代言人。自从中国遭共产党宰制以来，这些民主使者便代代相传下去。共产党的传声筒竭尽所能要覆盖他们的声音，但我们在这里建议倾听他们的心声：他们是中国的荣耀，可能也是中国的未来！”
    
     如此高度评价中国的异议分子，可能要令一些自以为更具代表性的人不高兴了。但索尔孟逻辑是如此清晰，他认为：概括性论述中国并无意义。中国人民无声无息，惶惶终日过活，其处境史无前例的艰辛，要想预测中国的未来，就应该在中共朝野两造对立的辩论中，倾听具有代表性的声音。与那些坚强不屈的中国人面谈，对索尔孟来说，是“最起码的义务”。
    
     索尔孟对异议人士的认识，和西方著名哲学家阿伦特论述的“知识分子的反抗”是一致的。阿伦特认为，知识分子的反叛性介入，构成了对现有意识形态权威的质疑和挑战，提供了一种与现有政治观不同的政治观，这种政治观是与强制和暴力性政治针锋相对的，是高尚政治的本质。
    
     在此书中，索尔孟向西方人介绍的中国“民主使者”，除了上述几位之外，还有一串长长的名单：20岁时即跟随毛泽东到延安、后来与共产主义决裂的冯兰瑞；救助众生的医生高耀洁；信奉佛教，从事民主运动纪录辉煌的胡佳；中国最具洞察力的经济学者茅于轼；山东盲眼的农民律师陈光诚；形单影只地为废除死刑理想而奋斗的大学教授贺卫方；……。
    
     了解中国现代史的索尔孟，把上述异议人士戏称为“毒草”。在回顾了毛泽东铲除毒草清洗异己的的名言之后，索尔孟说：“毒草无穷无尽，只会愈锄愈多。”
    
     
     痛斥西方“恋中癖”
    
    
     这是一本具有强烈针对性的书。作者例举中国社会大量确凿的事实，严厉批判西方政府及中国问题专家，指责他们目光短视，急功近利，谄媚中国共产党，姑息恶势力，纵容中国变成一个穷兵黩武，剥削劳工，压榨农民的野蛮国度。
    
     为什么索尔孟会认定西方目前对中国的态度是错误的？这是源于他对中国问题的深刻思考。索尔孟认为，中国不能再来一次血腥革命，世界各国也不能听任中国崩溃破产，一个军事政权的中国将给世界带来更多祸害，那么，唯一可行的方针是，让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同时进行政治改革。为此，西方应该将人权政策与贸易政策结合起来，协助中国人民获得民主和自由。
    
     指责西方人士的“恋中癖”，索尔孟的辛辣嘲讽入木三分。例如，在谈到法国亲中的代表团及其他人士去中国时，说他们“在大啖中国美食的同时，亦接受其意识形态，而共产党屠杀几千万中国人的事实，也没令他们觉得难以下咽。”
    
     为何具有民主精神的法国人，会热衷于逢迎一个东方专制政权？索尔孟的分析体现了他的深厚学养，他把法国“恋中癖”的根源追溯到几百年前，追究早年的耶稣会教士及伏尔泰等人的盲目无知。他说：“我们的这些前辈探险家，在中国之所以什么都看不到，究其原因根本是不愿意用心看！”
    
     对古代中国的美化和现实的利益诱惑，导致西方目前的绥靖政策。索尔孟在书中一一历数西方的失误，其中包括：法国总统席哈克的漂亮话，给中共提供“以拖待变”的借口；福特及卡特等两家美国基金会支持中国的村庄选举活动，实是上当之举，因为中共根本无意迈向民主之路。
    
     
     在抨击中展示人道关怀
    
    
     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森认为，人文因素是比经济成长更为重要的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在《谎言帝国》一书中，索尔孟不是像其他的西方研究者一样，对中国问题摆出一副超然中立的理论架势，而是以介入现实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良心，在抨击专制和及其西方支持者的同时，对被蹂躏和伤害的中国人表示出深切的人道关怀。
    
     他以同情的目光，注视那些遭到羞辱和蔑视的中国农民，倨傲的城市市民鄙视农民，就像欧洲人鄙视非洲黑人一样。他研究那些遭剥削的劳工，指出中国“奇迹式”的经济增长，比欧洲的工业革命要残酷得多，因为那时的欧洲，早就有“社会缓冲机制”存在。索尔孟注视的，还有更多的社会问题，例如盲流流窜、人伦悲剧、传染疾病、出卖灵肉、……。
    
     在谈到一些法轮功学员的悲惨处境时，索尔孟不讳言他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复杂心情，说：“我也无法接受中共迫害法轮功的动机。但支持非理性的法轮功，亦让同为支持人权的理性捍卫者的我，内心百感交集；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就算有人痴言妄语，也要支持保有另类思考的权利吧！”
    
     凡是读了索尔孟这本书的中国人，都不能不为这样一个表面繁华内里千疮百孔的中国而悲哀。但是，在指出中国有一根说谎长鼻子的同时，索尔孟的书也给予我们一种信念：人类有一种共同需要的普世价值，我们中国人也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中共高层对此书的回应
    
    
     在此书中文本出版之际，法文本已出版一年了，并已译成其他欧亚文字。由于索尔孟在此书中描述中国的悲惨现状，和中共自己吹嘘的成功对比过于强烈，因此在各国掀起不同意见论战的汹涌波涛。
    
     索尔孟乐于和读者分享北京共产党高层对此书的准官方回应态度。在中文版的《序言》里，他告知我们说：
    
     “中共高层透过私下管道向我表示，该书所描述的一切，‘虽属正确，但并非全面。’说得更坦白些，中共看过我的书后坦承，我在该书中所描述的中国经济困境、医卫贫乏及道德沦丧等窘境，正确无误，且确实存在。但我却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居然不相信共产党有解决以上问题的能力！’”
    
     对此，索尔孟的回答直率而深刻，他说他的确不相信中共有解决该等问题的能力，因为中共本身就是制造这些问题的本源，这是专制政体的特性决定的。尽管如此，索尔孟还是请大家都衷心祝愿中共，希望他们真能解决中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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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载香港《开放》杂志2006年12月号

刘晓波：《单刃毒剑》狂热到精明的爱国主义
(博讯2006年12月23日)
二 狂热到精明的爱国主义
     日本游客在珠海集体买春事件，照中国目前的法律，至多是违法卖淫嫖娼，对买卖双方依法处罚就是了，决不应该因人数的多寡或国籍的不同而区别对待。如果还要往深里追究责任，那就不仅要追到酒店主管的失职，更要追究当地主管旅游业的官员和执法部门的渎职。

 

 然而，由于此事发生在敏感的时间和群体反日狂热之中，继日本遗毒伤人事件后，再次引起国内舆论的大哗。不但惊动了几乎所有重要媒体和众多爱国民众，也惊动了广东当局乃至中央。中共外交部也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但是，像近年来的任何一次民族主义情绪大爆发一样，虽然官方经常利用民间的爱国主义，但在如何处理某件具体事件上，官民之间并不一致，常常是民间高调而官方低调。此次事件也不例外。比如，中共外交部言论低调温和，以强调中日友好为主。唯一有点严厉的地方是，要求日本政府加强对国民进行中日友好的教育。
    
    民间的反应远比官方强烈得多，网民们的怒吼致使各大门户网站的BBS被“涨爆”，又一轮爱国反日思潮高涨。痛心疾首者恨不得马上阉了日本嫖客并取其人头，怒火中烧者兴奋得有点语无伦次，信口胡说。最为荒谬的是，他们不但大骂日本人，也殃及接待日本游客的妓女，有人甚至要她们也跟着日本游客滚出中国，去日本卖春或当二奶。这让我想起赵薇误穿日本军旗装的事件。当时，赵薇在网上受到的语言强暴，简直就是流氓爱国相。他们大骂赵薇本人是“志愿慰安妇”或“志愿军妓”还不过瘾，一定要上溯她家的三代，侮蔑赵薇家从其高外祖母开始，就给日本占领军提供性服务。这种骂法，用中国俗语说，就叫“操她八辈祖宗！”
    
    从道德的角度讲，即便集体买春是人性堕落，那也是日本嫖客们的耻辱，而与中国妓女无关。妓女是卖春，提供性服务是她们的谋生之道。至于9·18这个日子，我相信许多妓女并不知道，如同当年女影星赵薇并不认识日本军旗一样。而且，中国的色情业又不是一天两天了，高档妓女出入高级酒店，专门接待外国嫖客，也曾是时尚之一，有些妓女还因此嫁给了老外，与黄土地拜拜了。另外，从港台商人包二奶到大陆权贵包二奶，“二奶热”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了。若非官方睁眼闭眼，中国也决不会发展出600万妓女的庞大卖淫业。何况，无论出身贫富，妓女都是靠自己的肉体挣钱，这与官员们靠权力牟取银两的腐败相比，不知要体面干净多少倍。
    
    另一中国特色是：在涉及中国的对外关系时，大陆的民间和官方皆表现出内外有别的双重标准。比如，中共官方在处理中美冲突时，对外务实低调，力求维护中美关系的稳定；而对内则高举爱国主义旗帜，通过全力妖魔化美国来煽动民间的反美情绪。
    
    再看爱国愤青的们的表现，无论对美对日，在向外喊话时，尽情倾泄仇恨愤怒和呼唤正义和平，也把同等份量的语言暴力加诸于中国的“一夜美国人”和“对日新思维”上，然而，当他们与中共政权打交道时，却显得低调克制和遵纪守法。反美反日的愤青们，都曾搞了声势浩大的网络签名，并得到了当局的默许。然而，他们准备在两国驻京使馆前举行规模极小的示威游行，却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理由取缔，他们便没有任何抗议地偃旗息鼓了。现在，愤青们又故伎重演，把充斥BBS的污言秽语同时泼向日本嫖客和中国妓女，惟独在呼吁中国政府出面警告日本时，肆无忌惮的语言几乎没有。
    
    如此看来，说爱国愤青们将日本人在中国买春，上升到“爱国”、“国耻”、“民族自尊”加“历史反思”的高度，是“弱智、狂热”的表现，但他们的弱智中却透着精明，狂热中显出理智，他们太知道：对谁可以肆意漫骂、火药味十足，而对谁只能理性克制、绅士文雅。
    可见，某些国人的流氓化爱国主义已经到了成精的化境了。
     2003年10月1日于北京家中
    
三 反美是“新左”的面具
    
    今天，在网上看到一份《反对美国政府对伊拉克战争计划的声明》，签名的前几位都是中国的著名“新左派”。“声明”所陈述的反对武力倒萨的理由，初看上去，远比那些网络上的反美愤青的口无遮拦讲理得多。然而，细究起来，不过是貌似理性罢了。
    
    他们的理性武器，无非是“民主”、“法治”与“和平”。但是，他们所高唱的民主，绝非人人可以享受的权利，而是专门用来指责美国霸道的“国际民主”。自然地，他们也成为了铁干的“国际民主派”，在涉及到美国的国际行为上，几乎总是要求美国遵守国际民主的规则。然而，联合国内的民主，大都是类似联合国人权大会上的苏丹当选而美国落选的民主，是独裁国家结成无赖多数的同盟来对抗自由国家的杀手锏。要不然，他们为什么不发表声明向独裁中共要民主？干吗从来不呼吁萨达姆政权让伊拉克的老百姓也享受民主？不问问那些伊拉克的政治反对派，为什么那么欢迎霸道美国的武力倒萨？
    
    他们也惯以“国际法治派”自居，喜欢搬出“联合国宪章”来指责美国的“无法无天”，指责美国无视联合国的权威和尊严。而伊拉克发动侵略科威特的战争，落败后的12年来屡屡违反联合国决议，欺世盗名地玩弄国际法的行为，非但不是“无法无天”，反而成了独裁国家受难的证明。甚至联合国对伊拉克的制裁，也成了伊拉克人民的苦难根源。难道联合国的制裁决议不具有国际法的效力？而且，在暴君加流氓的萨达姆眼中，联合国何曾有过尊严和权威？当四年前武检团被萨达姆赶出伊拉克之时，联合国的尊严和权威早已丧尽。如果不是美国的大兵压境，别说武检团回不了伊拉克，就是那些打着联合国招牌反对倒萨的各色人等，连与美国理论伊拉克问题的话题都不会有。其实，以新左派在面对国内问题上的表现，根本不必问他们为什么不指责萨达姆对联合国决议的肆无忌惮的违反，因为我从未见过他们对每天发生在身边的权力霸道置一词，也从来没有听到他们对自家政府的“无法无天”发出呐喊式的质问。
    
    至于他们的“和平主义”高调，专制国家的子民也好，自由国家的左派也罢，甚至动不动抬着棺材上街的原教旨主义者……全世界的反美者都是一个调门：战争将会造成大量平民伤亡的人道主义灾难。那么，萨达姆、金正日等邪恶暴君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呢？这样问题，和平主义者决不会去问伊拉克本国的政治反对派和异见人士，不会问大量逃出北韩的难民，更不会问被暴君杀戮的冤魂和监禁的良心犯及其亲人。就像他们不会问中共政权：凭什么进行六四大屠杀？凭什么镇压法轮功？凭什么……一样。当邪恶、暴力镇压和践踏人权等国家恐怖主义行为就发生在眼前的时候，那些转过脸去故意装作看不见的人，怎么就好意思以中国的名义，更以正义和平的爱好者和人权的关注者的名义，反对大洋彼岸的自由国家即将对邪恶政权发动的正义之战！
    
    我不相信萨达姆：他能够诚实地遵守过联合国决议，与武检团诚实地合作，彻底销毁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经不对地区和世界的和平构成威胁。
    
    我不相信这样的西方左派是真正人道主义者，如：支持过斯大林的罗曼·罗兰、为卡斯特罗站台的沙特、称赞胡志明的北越是最文明国家的乔姆斯基……
    
    基于同样的理由，我更不相信：那些对中共迫害人权的累累罪行保持沉默的中国新左派，是“出于对正义的和平的爱好，出于对人的普遍权利的关注”而反对倒萨之战。
    
    我只相信，那不过是犬儒们作秀的面具而已。
    2003年2月11日于北京家中
    
四 不是“潜流” 而是“泡沫”——推荐《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
    
    在大陆中国，当民族主义思潮变得越来越“政治正确”、也越来越走向好战化流氓化无赖化之时，《潜流——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与反思》一书的出现，实在是恰逢其时。尽管，限于国内的龌龊语境，该书对民族主义的批判，还要冠以“潜流”和“狭隘”的定语，也做不到言说的直来直去，更无法在媒体上高调炒作，但在民族主义的癫狂之声充斥媒体和书市之时，这本批判民族主义的书，能够在学术类图书的排行榜上连续九周占据一席之地，多少说明了大陆人的价值取向的日趋多元化：在新左派对全球化的诅咒中，还有自由派对普世价值的珍惜；在国家主义者对主权的崇拜中，还有个人主义者对人权高于主权的选择；在当局把中西冲突歪曲为纯粹的民族之争、每日用“亡我之心不死”来吓唬愤青之时，还有正视自由与独裁之间的制度之争的睿智之士在不断发言；在愤青愤中们对义和团式排外的陶醉中，还有明辨是非之眼对反西方思潮的清醒透视；在半吊子军事专家对恐怖主义超限战的鼓噪中，还有学识扎实的国际问题专家对文明与野蛮之分野的明确意识。
    
    当下中国的民族主义，在言词上依赖于对西方、对全球化、对自由价值的无赖式说“不”，在现实上依赖于信息封闭制度和官方的意识形态纵容，更依赖于对近在咫尺的一党霸权的沉默和献媚；而当下中国的自由主义，在言词上诉诸于对西方文明、对全球化、自由价值的肯定，在现实中依赖于对言论自由的追求、对文字狱的抗议和对底层维权的支持。也就是说，民族主义依赖于对美国的对外霸权说“不”，而自由主义依赖于对中共的对内霸权说“不”。
    
    其实，用“狭隘”来描述中国民族主义，实在是对和平的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主义思潮的恭维。在我看来，除了在抵抗外来的侵略和欺压之时，民族主义还具有正当性之外，而在其他情况下，民族主义往往成为政客弄权的意识形态工具，何时不狭隘过？非但狭隘，而且癫狂，癫狂得日趋好战化、流氓化和无赖化：千万爱国愤青把爱国主义当作性虐待的皮鞭，在互联网上对女影星赵薇做意淫式强暴；把民族主义和反霸权当作声援恐怖主义的扩音器，奉恐怖大鳄拉登为圣战英雄，尊恐怖组织哈马斯的头目亚辛以及阿拉法特为自由战士。
    
    一个曾自视为“天下中心”和习惯于接受“万邦来朝”的老大帝国，一个自以为唯一的“文明古国”而视其他民族为“夷狄”的家天下王国，突然被外来文明逼出连战连败的内在懦弱和诸事不如人的自身落伍，如何能不陷于时而自轻自贱、时而自傲自大的颠三倒四？
    比如，有极端民族主义者居然提出“光荣孤立论”。这样的独辟蹊径，大概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其不着四六，甚至比同时对抗美苏两强的毛时代还要癫狂。毛尚且知道收买第三世界的无赖小国，在挺不住时也要联美抗苏，何况在极权主义已经日薄西山的全球化时代，就连死硬的金正日都要参加六方会谈，中国已加入WTO且中国经济的国际依赖度日益提高，中共党魁也巴不得被西方大国接纳，新左派们也要四处炫耀自己接受过西方大学的邀请，无数愤青更要依靠互联网来倾泻仇恨……如何“孤立”且“光荣”？
    
    用“潜流”来描述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我以为并不准确。事实上，在曾经具有强大的“华夏中心”传统的中国，一百多年的现代化过程，始终伴随着强大的民族主义诉求：洋务派的“中体西用”，维新派的“立宪救国”，孙中山的“驱逐鞑虏”，毛泽东的“反帝反修”，民族主义思潮从来不是什么“潜流”，而一直是由屈辱和自傲的口水煽起“浪峰”。20世纪初，“西化”和“反传统”的新文化启蒙运动的“五四”，其影响远不如“抵抗外辱”和“反帝”的爱国主义运动的“五四”。改革开放以来，八十年代的文化大论战中，《河殇》掀起的“蓝色”波澜，远不如女排五连冠掀起的“振兴中华”之巨浪。也就是说，民族主义思潮的泛滥，并不完全是六四后的变化，八十年代已经开始兴起并渗透到所有领域，比如：文化界的“寻根热”和大众中的“气功热”，还有“女排热”在大学生中煽起的民族复兴的激情。在初露峥嵘的大众文化领域，民族主义狂热的表现决不次于九十年代，“雄狮猛醒”和“巨龙腾飞”成为最流行大众文化的主题。甚至八九运动中的各派政治力量，也都用“爱国主义”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
    
    可以说，迄今为止的中国现代化过程有多长，爱国主义在公共道义上的霸权历史就有多长。
    
    然而，吊诡的是，不断煽起 “浪峰”的民族主义思潮，一遭遇真枪真刀的现实，马上露出口水泡沫的“小”来：传统家国一体和现代党国一体，使中国式民族主义最终皆要落实为爱政权。“爱皇帝及其家天下”和“爱领袖及其党天下”，就是最大的爱国。所以，无论成吉思汗的马踏中原还是清兵直破山海关，也无论是列强火烧圆明园还是日本人建立满洲国，越是遭遇外强入侵而需要同仇敌忾之时，国人的爱国就越犬儒化和阴谋化，口头上的爱国巨人转眼就变成小小“良民”。更关键的是，那些有野心的政客大都趁机挑起内乱并乱中夺权。所以，“攘外必先安内”也必然变成政权的一贯选择。看看中国爱国教育中列举的爱国名将，有被奸臣杀掉的抗金英雄岳飞，也有扣押抗日领袖的败将张学良。素有帝王之志的枭雄毛泽东，之所以从延安油灯变成普照中华的红太阳，就在于他很善于玩弄对外敌保存实力而对内敌穷追猛打的夺权策略，美国可以在二战中帮助中国赶走日寇，却无力在内战中帮助蒋介石战胜毛泽东。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力军力的持续增强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以国家主义为导向的民族主义也随之日益高涨，已经由防御性的怨妇诉苦发展为进攻性的泼妇骂街，反美反日反台独成为民族主义的三大发泄口；大国外交、赶超美国和伟大复兴成为民族主义的三大目标。于是，境内外都有人不无担心地指出：当下的中国似乎具备了变成法西斯国家的全部因素：高速发展的经济、日益增强的国力军力、权贵资本主义、独裁政权……都在纵容着愈演愈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中国正走向法西斯主义。
    
    然而，我并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能够发展为行动上的法西斯。因为，在独裁制度之下，民族主义思潮发展为法西斯主义，需要硬实力和软魔力的双重支撑：硬实力是迅速攀升的国力军力和国际地位；软魔力不光是民族主义本身的致幻作用，还必须满足如下条件：1，绝大多数国民抛弃小集团的和个人的利益，而无条件地认同国家利益或民族利益的优先性。2，通过意识形态灌输来持续强化称霸世界的野心，使国民陷于终将成为世界霸主的神话之中。3，魅力型救世主的出现，他是具有足以左右人们大脑和行为的极权者，同时被塑造成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化身，最后变成全社会的图腾，对民众具有梦幻般的麻醉性，能够赢得全民族的狂热效忠。只有这样，他才能自上而下地煽动起极为危险和富于侵略性的群体意识。
    
    同时，民众对以上三者的自发相信要达到中魔化的程度，中魔到把民族主义幻觉就当成现实来接受和认同。救世主为了民族复兴的每一次出场，皆能带来盛典般的狂热欢呼，营造出一种民族主义的集体幻想，使全民陷于中魔化癫狂，仿佛整个国家是在上帝化身的带领下，正在创造一个千年不遇的复兴神话。也只有在独裁救世主的蛊惑下，国家利益和民族复兴才能变成全体国民的神圣图腾，民族主义才能变成人人争相吸食的精神毒品；只有整个国家驯顺于魅力领袖的梦幻般的命令和指挥，在思想上变成弱智，在视野上变成井底之蛙，民众才能变成瞪起血红眼睛的好战分子，才有可能产生一种自愿为国捐躯的崇高感，完全抛开具体的个人利益而投身于抽象的国家利益，投入到国家统一和民族复兴的圣战之中。
    
    虽然，当下中国的硬实力确实有较大的提升，但与外部世界的对比，中国的实力还无法支撑起一个法西斯主义，而且还差得很远。何况，中国经济发展的极端畸形，本身就包含着众多不确定的深层危机，政权及其官僚们又患上普遍腐败和全无诚信的精神癌症，非但无法赢得民众的自发效忠，反而其合法性正在民意中日渐流失。
    
    更重要的是，中共政权在软魔力方面已经一塌糊涂，国人在价值选择上的泛滥成灾的偏好，既不是压倒性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更没有对希特勒式或毛泽东式救主的狂热崇拜，而只有已经膨胀到畸形的经纪人理性——个人利益至上。国家和个人的行为方式已经变得越来越机会主义。从最高决策层的大国外交，到精英层的国家主义、新左派的毛主义或保守派的儒教王道，再到底层愤青的仇恨心理，民族自尊和爱国狂热仅仅是国民意识的表层，而真正主导国人行动的利益权衡，决非为党为祖国为民族这类抽象的整体利益，而是个人私利最大化和为达目的而不择手段的厚黑哲学。这种对世俗化个人利益的压倒性偏爱，必然导致国人对一切神圣价值的蔑视。在国人的心中，已经没有任何神圣之物了：宗教信仰不是，国家利益不是，政治领袖就更不是。无论是死的还是活的，中共历任党魁非但不再神圣，反而早已沦为“新民谣”和“政治笑话”中的丑角。
    
    从中共决策层来说，权贵们关心的最大利益是维护独裁权力的稳定，维护稳定的核心利益是维护权贵们的既得利益，不仅要保住已经暴得的既得利益，也要为继续扩大既得利益而保驾护航。事实上，中共现政权鼓吹的爱国主义和纵容民间的民族主义狂热，更多是对内的宣传和灌输，即出于弥补合法性匮乏的需要，否则的话，便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共在对外关系上，始终保持着现实的克制和低调。为什么一当民间的民族主义狂热可能影响到政权稳定之时，当局就要坚决压制，而决不会任其泛滥。
    
    无论如何，中共都不希望与美国闹僵，更不希望台海开战。即便假定美国不会武力介入，仅仅后院起火的巨大隐患和国际社会的经济制裁，也将造成对现政权稳定的致命威胁，威胁政权稳定必定威胁权贵利益。现行当权者也的确很怕台独，台独将把中共逼入“打也是死”和“不打也是死”的死胡同：打，在当下的国内外局势下，肯定打不起；不打，将在国内外信誉丧尽。所以，中共对台对美政策的核心，绝非一定要统一而是尽量“维持现状”。而少数整天喊打的鹰派，不过是“末班车”焦虑烧红了眼，生怕赶不上“最后的晚餐”，急不可耐地挤进分赃游戏，不择手段地多抢一些份额。攸关“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两岸统一，正好作为牟取小集团及其个人的私利的口实。
    
    从精英层和大众层的角度看，公开发言与私下言行相分裂的犬儒化生存方式，也必然左右着大陆的民族主义。满口民族大义和一肚子个人计算的分裂，使国人的爱国更多地变成口惠而实不至的作秀。在不危及私人利益的前提下，尽可以高喊爱国口号和宣泄对美对日对台独的仇恨，尽可以在官方的默许下去日本、美国的驻北京使馆前喊几句口号，尽可以大骂陈水扁、布什、小泉，尽可以把语言暴力加诸于“一夜美国人”和“对日新思维”，尽可以对女影星赵薇实施网络意淫和语言强暴，尽可以发誓不惜血洗台湾，甚至尽可以弄一艘简陋的小船登登钓鱼岛……而一旦涉及到自身利益，爱国的精英和愤青就决不会考虑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不会为了爱国而向怕美媚美的现政权挑战。有太多的权贵家族早已把、正在把亲属和大量资产转移到美国，也有太多的爱国愤青早已登陆美国，正在准备赴美的愤青也不在少数，北京秀水东街美国使馆前排队申请赴美签证的队伍长龙依旧。当然，谁也不能阻止他们拿到绿卡或美国护照后再回来爱国，正如没人能够阻止自称三次拒绝美国护照而最终还是拿了美国护照的阮次山先生成天在凤凰卫视大谈他的“爱中国主义”一样，似乎他早就忘记了自己已经是宣誓效忠星条旗的美国公民。
    
    对那些管不着中国愤青们的国家，愤青们的喧哗和骚动似乎足以搅动太平洋；而当爱国狂热涉及到与中南海之间的关系时，愤青们就显得低调克制和遵纪守法，狂热的狮子在瞬间变成温驯的羔羊。伊拉克战争期间，反美愤青们曾发起被当局默许的声势浩大的网络签名信，然而，他们准备在美国驻京使馆前举行上千人的示威游行，却被当局以莫须有的理由取缔，他们便没有任何抗议地偃旗息鼓了。在保钓运动中，七名登上过钓鱼岛的爱国者，曾经在出发前、航行中、登岛后、被日本警方带走时……一路高昂着视死如归的头颅，但当他们被从日本遣送回国时，一下飞机就被上海警方带走，他们那高昂了一路的头颅便无声地垂下。原来准备的再次登岛被取消，献给爱国英雄的盛大欢迎会也没举行，七位登岛勇士更是无声无息。
    
    中国的民族主义狂热，在伸张神圣的民族大义时，也没有内在的自信和内心的明亮，反而尽透着阴暗的精明、理智和计算。一边爱国一边移民，一边反美一边转移资产，爱国已经爱到心口不一、言行背离的乖巧，也算是一种成精的爱国化境了！美国籍的凤凰卫视首席时事评论员阮次山，已经多次用自己的现身说法，为国内愤青树立了犬儒化爱国的榜样。
    
    换言之，中国最容易走上法西斯道路的时期是毛泽东时代，尽管那时的国力很弱，但国人在精神上已经深度中魔；而非后毛泽东时代，尽管国力在逐渐增强，但国人大都变成精明的犬儒。何况，官方媒体对民族主义的纵容和对自由主义的封杀，与境外的“中国威胁论”一起，放大了中国的民族主义。所以，民族主义狂热在言辞上正在走向法西斯主义，固然值得警惕，但也要认清这种狂热的泡沫化对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误导。
    2004年11月14日于北京家中 (博讯 boxun.com)

德汉学家:为什么说棉棉卫慧等人作品是垃圾
(博讯2006年12月23日)

    

    德国汉学家顾彬:“我还是相信人的。”
    
    “关心我的中国朋友都告诫我，不要再和媒体见面了，当心成为被人利用的工具，这对我没有好处，对中国也没有好处。但我，还是相信人。”灰白头发的老先生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为我们打开书柜连天的办公室的门。一段时期以来，德国汉学家顾彬俨然成了“中国当代文学垃圾论”的肇事者。“解铃还须系铃人”——他还是愿意坐下来和我们谈谈。
    
    德国之声：大约三周前，您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发表了一些批评中国当代文学的言论，引起了中国媒体及文学界的强烈反响。对于这样的一种反应，您是否感到惊讶？
    
    顾彬：是的，我非常惊讶。因为我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提出来的问题基本上没有什么新的内容。我还记得2004年，大概是五六月份，我在上海和中国人一起开了一个座谈会，专门谈“21世纪的中国文学状况”。今年3月31号我在人民大学也做过同样的报告。我的对象都是中国人，不包括什么外国人，但是无论我说什么，没有什么人注意到我提出来的问题。那个时候给我的感觉是，他们都同意我的看法和立场。另外上次在上海做的那个报告，去年已经在德国用英文发表了。现在《Shanghai Daily》要发表这篇文章的一部分。他们会选哪一部分我不清楚。原来《读书》也要发表，但不知道为什么老拖，可能里面有一些所谓的敏感的地方。我知道在中国不能提两个人的名字：高行健，黄贝岭。他们原先都是我的好朋友，但是如果一个朋友犯了错误，我也会公开地说。我也许是汉学界唯一的人，老公开批判高行健和黄贝岭。很多外国汉学家为此不太高兴，要求我保持沉默。
    
    德国之声：我们所收到的大多数读者来信都表示认同您的观点。国内一家门户网站的调查结果显示，有超过85％的网民投了赞同票。就您收到的反馈来看，也是支持者占多数吗？
    
    顾彬：是的，但是我也觉得有些可怕。因为Max Weber说过，一个真正的学者应该失去他自己，所以他的观点和立场应该是少数人能够接受的。如果现在有这么多的人都赞成我的提法，我要反问我自己，你真的是一个学者吗？另外，不少中国作家在听到报社报道的消息后也有些不高兴，开始评判我，这也是正确的，我不会因此而报一些不友好的态度。我们应该互相沟通。如果我的记忆是对的，我肯定没有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但是我说过“棉棉、卫慧等人的东西是垃圾”。但是，为什么这么多人到现在还要把我和这句话联系起来？也许他们是想把我当成一个传声筒。到今年三四月份，中国大陆不少学者——非常重要的学者，都说过这类的话。
    
    德国之声：为什么说棉棉、卫慧等人的作品是垃圾，您有没有完整地阅读过一本她们的作品？
    
    顾彬：我很早就注意到她们。现在我培养的一批翻译家，为了赚钱，专门翻译一批庸俗的、通俗的作品。棉棉她们这一代非常聪明，她们在欧洲出书以前，专门跑到美国去找什么经理，经理从她们那里买好了版权之后，再卖给德国。之前，她们的书会先行在美国上市。德国出版社会也会同意在德国为她们出书。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灾难，因为我的学生都在翻译一些从我这里来看水平低下的中国作品。由于他们的德语非常地好，所以德文版的棉棉、卫慧、虹影要比中文版的好看得多。如果他们把她们原本非常破的中文照样翻成非常破的德文，那么出版社就会拒绝接收，翻译家也根本无法在德国过日子。
    
    德国之声：可是卫慧、棉棉的作品在中国也一度非常火爆，如果她们的中文很破，文字不好，为什么也能在中国有市场呢？
    
    顾彬：市场不一定要求一个作家的语言水平很高。这不光是一个中国的问题，这同样也是一个世界的问题。出版社基本上是从内容的角度来审视文学作品。如果内容有意思，他们会说“好”；如果内容没意思，但是语言美得不得了，他们会说“不发表”。我不否认棉棉、卫慧写到了一些别人没有写过的东西，我也不否认她们的作品有一部分有可读性，但是她们的基础不对。一个作家的基础是语言，这和一个足球运动员要掌握脚下的球一个样。
    
    德国之声：那么，相对于“垃圾”作品来说，一本“精品”或者“好”的文学作品应该由谁来评判？由市场、读者还是文学泰斗、业界权威？标准是什么？
    
    顾彬：你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自己也在这个方面非常困惑。怎么回答，我也并不太清楚。我们的标准是什么？有关中国20世纪的文学，我的标准还是1949年以前的思想水平和语言水平。如果一个读者不同意我的话，他可能也有他的道理。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还要求一位作家的语言水平应该是非常高的。如果对比49年以前的中国文学和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那么后者基本无法媲美。茅盾早期的文学创作、丁玲42年前后在延安写的东西、鲁迅20年代的作品，沈从文三、四十年代的文字到现在都没有什么作家可以超越。但是有一个例外。特别是八十年代前后，一批诗人可以说是完成了中国现代诗的使命。不光是北岛，还有很多其他的八九十年代以后的诗人，如翟永明、西川等，他们代表了世界上第一流的水平。现在不光是我一个人，汉学界的人、搞文学的人、德国的文人和作家们都承认这一点。所以我当时不可能说过“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
    
    德国之声：那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中国当代文学单单是诗歌这一小部分有所建树，而小说、散文等都比不上49年以前的水平？
    
    顾彬：孔子说过：“君子固穷；小人斯滥矣。”也就是说，君子虽然穷困，但还是坚持着。诗人，无论是在中国、德国还是美国，都知道写诗赚不了什么钱，但还是应该追求自己的理想。中国诗人七八十年代的时候情况特别不好，但还是拼命地写，发表他们的诗歌。所以，诗人不一定考虑到钱的问题，但是小说家的意识不一样，他们会在写作的时候有所谋求。所以，为什么92年以后，这么多的小说家下海，包括张贤亮等人，但基本上没有诗人。因为诗人知道，他们的生活是会有困难的，而小说家基本上不会选择这样一种贫穷的生活方式。
    
    德国之声：前不久，中国媒体发布了一个“中国作家富豪榜”，其中，余秋雨以1400万人民币的资产高踞榜首。这样的一笔个人财富对于作家来说是算高还是恰如其分？
    
    顾彬：在中国当然算高，在德国也算不错。余秋雨对我来说是一个矛盾的作家。他会写，他会提问，但是他缺少勇气，最后不敢面对他所提出来的问题。我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他现在好像是中国作家当中最会赚钱的。因为不少中国人告诉我，“根本不喜欢看他的散文，因为这个人太油。”他太油？我不知道。是他们这么说的，不是我说的。我们在波恩也发表过他的散文，当我修改德文，翻看原文的时候，发现他真的很会写，但最后总不忘加上一个金黄的尾巴。这个我不喜欢。
    
    德国之声：作家本身也是一种职业，难道不应该以此来谋生，以此来赚钱吗？为什么世界各地，比如德国就有很多不错的小说家都能生活得富裕而安定？而中国小说一走上市场，质量就下降了呢？
    
    顾彬：你提出了一个太复杂的问题。如果我记得对的话，在德国也不是所有的小说家都能好好过日子。我也是作家，我也是本州南方作协的主席。我们这个协会大约70位作家中大部分都是小说家，他们不能够依赖写小说过日子（笑）。我也写小说。我发现卖我的小说比卖我的诗歌还困难。但是我认识一些比较成功的作家，他们告诉我，一个月赚5000欧元没有问题。这在德国还算不错。虽然他们靠写小说、散文、评论养家糊口，但是他们的质量不会跟着市场走。所以这一点可能跟中国不太一样。中国现在有一批非常有名的作家，他们知道怎么写，知道市场会接受什么，所以我在看他们作品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种模式。如果离开这个模式，他们就不会这样成功。
    
    德国之声：您还批评说，中国作家的胆子特别小，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这样说的原因？
    
    顾彬：我应该承认，这个问题我是面对德国媒体来提的。所以我现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会碰到一些困难。上一次，我还记得那个记者问我是不是因为政治原因，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我那个时候没有回答。因为特别是外国记者，他们太想把文学、艺术和政治结合起来。我自己觉得，政治和文学应该是分开的，应该是两回事儿。二战以后，德国一些作家敢于公开批评政府——包括总理、总统在内，包括资本家、工厂代表、业界权威等等，到现在依然如此。虽然我不一定同意他们的观点和立场，但是承认他们的勇气。比方说海因里希。伯尔、君特。格拉斯，我并不喜欢他们的作品，但是对我来说，他们是伟大的道德家，我们需要这样的一批人。德国有过可怕的过去——30年代、40年代的过去，我们的父母敢于面对他们的过去吗？到了68年，他们好像已经忘了纳粹时代。如果那个时候没有那些勇敢的作家，我们德国政府现在可能和日本政府一样，把过去忘得一干二净。林语堂在20年代曾经说过一句话，到现在都很有借鉴意义，他说：“这么多中国学者，他们有话想说，这么多中国文人，他们有话想说，他们都不敢说。”这句话，我觉得直到今天依然有时效性。
    
    德国之声：您刚才说文学和政治是两回事儿，可是文学和政治分得了家吗？
    
    顾彬：我同意，是很有困难的。我主张作家要有他独立的声音，他应该公开地为老百姓说话，他基本上没办法避开政治。所以我的那个说法是矛盾的。我同意。但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我目前也不知道。
    
    德国之声：所谓中国作家对外国作品“理解很差”是从何谈起？中德之间的书籍交流不是一直都处于逆差状况吗？甚至文学界有批评说，青年作家对于欧美文学的顶膜礼拜远远多于他们对于古典文学的借鉴。
    
    顾彬：翻译的问题我觉得有点不公平。我知道德文是复杂的，中文也是复杂的，但为什么现在有成千上万个德国人在学中文，折磨自己，基本上都学得不错。中国也肯定有不少中国人在拼命地学德文，但是在翻译方面，中国人认为他们把我们所有的重要作品早就翻成了中文，这其实是不对的。如果一个德国人想要了解49年以后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他到处都能看到一本。有些中国当代诗人包括杨炼、顾城、北岛等在内，在德国会有5到7本诗集。八十年代末，德国也有世界一流的诗人，但是在中国却找不到一本关于他的中文译本。当然，我同意，中国学者把我们的一些非文学作品也翻成了中文，所以在书籍总数上，介绍到中国去的德文书可能要更多一些。至于中国青年作家不爱看古典文学，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我在20岁的时候也只看当代文学作品。这可能是一个年龄的问题。也许等他们老了，就会发现古典文学的美妙。
    
    德国之声：中国作家的外语水平很差吗？用中文写作和掌握外语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顾彬：我在人民大学做报告的时候，曾经谈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应该谈半个到一个小时左右。我也写过不少这个方面的东西。到现在为止，如果我记得不错，只有两位中国作家真正掌握了外语。（我说中国作家，这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一个是高行健，他的法语是一流的。但是高行健是法国人，不是中国人。最近老有人问我，你看白先勇，他的英语不好吗？但他是美国人，不是中国人。所以如果我说中国作家，是指还保留中国籍、住在中国大陆的作家。因此，我还可以这样说，中国作家的外语是很有问题的。如果他们会英文的话，他们的英文不是一流的。可能，跟读者见见面，跟作家对对话没有问题，但是好的英文是非常复杂的——如果你看19世纪、20世纪的英文作品的话，你就会非常惊讶。这是其一。其二，一位好的德语作家才只掌握一门外语吗？不可能。就拿汉学家来说，如果他没有把三到五门语言掌握得比较流利，如果他不能通过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等其他的外语来看中文，就不是一个好的汉学家。
    
    中国作家都是通过汉学家来同外国读者见面。现在的中国作家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不同于曹雪芹时代，不可能还有什么民族性的文学。所以当代作家们应该了解外国同行是怎么写的。应该了解翻译的问题。不少中国作家批评我们汉学家把他们的作品翻成这么差的德文、英文等等，那是因为他们不会外语，不了解翻译的苦衷。如果他们的外语好，就能帮助汉学家保持自己的原文风貌。
    
    一位老去中国的德国作家Schult曾经说过，如果一个作家只掌握了他的母语，就等于什么语言都不会。如果你掌握了一门外语，就能从另一个语言、文化系统看到你自己的母语。台湾的柏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理论，他说你把一部外文翻成中文，就好比把外国作品放在一瓶酱油里面，出来的东西一定是中国的而不是外国的。很多中国当代作家是在按照外国模式写作。如果没有外国文学，也许90%的中国当代文学都不会存在，因为没有东西可以模仿。我们外国汉学家为了提高自己的翻译能力，不惜费劲地学习古代汉语，否则根本看不懂什么孔孟老庄。可是中国大陆学者中除了刘小枫之外，又有哪一位学过拉丁文？学过古希腊文？如果他们想要了解罗马，都只能看译文，但是真正的学者是不能依赖译文搞研究工作的。
    
    德国之声：对于一位中国作家来讲，是外文更重要，还是古文更重要？
    
    顾彬：（笑）这个问题太有意思了。中国当代文学（我说大陆，不说台湾、香港）和中国古典文学是两回事儿，完全是分开的。所以一位中国当代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基本不站在传统之上。国际上有一批人说中国当代作家缺少某种东西。我估计他们缺少的是中国的传统。中国的传统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如果我没有机会研究中国传统的话，我可能会碰到一个很深刻的生活上面的危机。我也是诗人，我也写散文、小说，我经常会把传统写进我的作品里去。所以在我个人看来，我会希望中国作家先学好古文，再去学外语。
    
    德国之声：您还公开地批评过《狼图腾》，说它是法西斯主义，能不能再解释一下儿？
    
    顾彬：作为一个德国人，我觉得我们的过去是丢脸的，是太可怕的，所以我非常敏感。不要忘记我是45年以后出生的，从那个时候开始，美国人给我们带来一种再教育。所以到现在我们说话的时候，应该特别注意用词。有些词汇我们不能用，否则肯定会有人站出来说：你是纳粹分子。比方说“血”、“土”。原来中国还有一位作家叫做张承志，他跟《狼图腾》作者一个样，主张强者，土、血，对于我们德国人来说，这是纳粹用语。但是可能一个法国人、美国人、日本人，可能不会从这个角度来看这部作品。
    
    德国之声：现在我们处于一个全球化时代，国门渐渐打开了，您觉得一个国家的文化地位与它的经济实力是否相关？
    
    顾彬：（笑），你看，奥地利文学什么时候开始伟大的呢？奥匈帝国差不多完蛋的时候，出了一批了不起的作家、哲学家、心理学家等等。古代希腊也是这么一回事儿，罗马帝国也是如此。所以，一个国家经济、政治上发达，不一定会出文学艺术上的杰作，所以经常听到的这样一种说法不一定站得住脚，还要多思考。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您认为作家反而是在忧患时期会有成就？就像二三十年代内忧外患的中国？
    
    顾彬：你说的很对，国家非常弱，但是人民还不弱的时候，也可能作家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力量。他们会公开地爆发出他们的力量。但是我为什么反对《狼图腾》主张的强者概念呢？一位德裔奥地利作家曾经把诗人、作家和狗做比较，他说一个作家到了一个现代性的社会以后，不可能还是处于社会的中央，他的地位一定低下。如果他不是居于社会边缘而在社会中心，这个作家一定会有问题。
    
     来源：DW ＊ (博讯 boxun.com)

 

转载：中国当代文学是一堆垃圾

波恩大学汉学教授顾宾（WolfgangKubin）是德国最著名的汉学家之一，尤其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介绍和研究方面堪称权威。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他对中国作协﹑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中国作家的问题﹑中国文学如何走向世界，以及一些具体作家和作品谈了他的看法。欢迎大家对此展开讨论。

德国之声：顾宾教授您好。最近在北京召开了中国作协大会，选出铁凝担任主席，这是继茅盾和巴金之后的第三位中国作协主席。听说您那时正在中国。您对这件事情是怎么看的？

顾宾：我那时是在中国。我对这事不太清楚。反正，可以这么说，所有我认识的中国作家都看不起作协。对我们汉学家来说，作协有一个新的主席无所谓。

德国之声：那就是说，作协新的主席不需要象以前的茅盾或者巴金那样一定要是最有名的，或者说声望最高的人，是吗？

顾宾：这个作协一点用处一点好处都没有。你在中国大陆可以问所有的作家，没有人会主动说到作协，没有人，一个也没有。如果是真正的中国作家，他肯定不要入那个作协。如果他入了以后才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的话，他是很有问题的。一般来说，好的作家不可能跟作协保持什么联系。

德国之声：听说您最近作了一个报告，关于21世纪中国文学存在的问题。您能不能大体上归纳一下您报告里的内容，也就是说，中国文学现在这几年存在哪些问题。

顾宾：我只能提到一些我自己觉得20世纪中国文学存在的问题。比方说，如果我们要分49年以前49年以后的中国作家的话，我们会发现，中国49年以前的那些作家，他们的外语都不错。张爱玲﹑林语堂﹑胡适，他们都能够用外语写作。有些作家两种外语都没问题，比方说鲁迅。49年以后基本上你找不到一个会说外语的中国作家。所以他不能够从另外一个语言系统看自己的作品。另外他根本没办法看外文版的作品。他只能看翻译成中文以后的外国作品。所以中国作家对外国文学的理解和了解是非常差的，差得很。49年以前不少作家认为，我们学外语会丰富我们自己的写作。但是，你问一个（现在的）中国作家为什么不学外语，他会说，外语只能够破坏我的母语。我估计是这样，为什么49年以后没有什么伟大的作家，为什么这些作家肯定比不上49年以前的作家呢，问题就在这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德国之声：您认为这是唯一的问题或者是主要的问题吗？

顾宾：这是最大的问题。中国作家到国外来完全依赖我们汉学家，他们连一句外语也说不出来。完全依赖我们。他们的作品是我们要翻成中文等等。

德国之声：您对中国最近一些年出的作品是否有一定的了解，比如说"狼图腾"？

顾宾："狼图腾"对我们德国人来说是法西斯主义。这本书让中国丢脸。

德国之声：还有一些其它作家的作品，比如说所谓的"美女作家"，象棉棉啊，卫慧啊。

顾宾：开玩笑。这不是文学，这是垃圾。

德国之声：那么您认为这几年在中国还有没有比较象样一点的文学？

顾宾：在中国诗的方面还有。中国诗歌方面还有一些不错的，了不起的作家。比方说欧阳江河，西川和翟永明等等。还有很多其它的。这是肯定的。

德国之声：但是中国现在在讨论一个问题。有人说"诗歌已经死了".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呢？

顾宾：诗歌怎么可能死了呢？如果在中国死了，那好吧，让它在中国死吧，在德国（它）还"活".如果有一个中国诗人来德国的话，我们给他开朗诵会，肯定会来50个人，100个人，我们肯定会出他们的诗集。中国当代作家在德国，用德文出的诗集多得要命。中国诗歌在德国不可能会死。

德国之声：现在的中国诗歌，您觉得比80年代的时候，北岛，杨炼等，怎么样？

顾宾：这个很难比，但是我觉得无论是80还是90年代的诗人，他们都不错，他们都有他们的视野，有他们自己的语言，等等。我个人当然还是特别喜欢北岛他们一批人。但是我比较老，所以我也应该考虑到年轻读者。年轻读者可能更喜欢看90年代的代表。比方说王家新，欧阳江河，翟永明等等等等。

德国之声：现在中国作协推出一个计划，说是要推出100本中国作品，翻译成外文，让中国文学更大步地走向世界。您是怎么看这个计划的，它有意义吗？

顾宾：这个可能对美国有意义，对德国基本上没有意义。因为我们基本上把中国文学作品已经都翻成德文了。基本上，中国作家，无论是哪一个时代，哪一个作者，肯定有什么德文版本。所以我们不需要这个帮助。但是美国是很有问题的，他们肯定会需要，因为他们翻译得比较少。

德国之声：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很多人说，中国在三﹑四十年后在经济上可能会取代美国的地位。美国在上个世纪繁荣起来，我们知道，不光是在经济上，在文艺上，电影啊，流行歌曲啊等等很多方面，都很发达，对世界影响很大。您觉得中国在文学方面也会高度发展起来，符合它的经济地位吗？

顾宾：这个要看中国人，因为最看不起中国文化中国文学的不是我们外国人，是中国人自己。问题就在中国本身，中国人根本不给他们自己的文化和文学什么地位。

德国之声：这应该怎么理解呢？为什么说中国人不给他们的文学以地位？

顾宾：我给你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好吗？我去年在德国发表了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中国知识分子，我所有的朋友，也包括作家们在内，听到我在写这么一个文学史，他们说，你别写，没有什么好的东西，都是垃圾。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他们自己看不起自己，或者说，互相看不起。

顾宾：对，你说得非常对，互相看不起。

德国之声：当初比如说高行健拿了诺贝尔文学奖，中国的反响是负面的比较多。是不是这个意思？您觉得中国还有可能拿诺贝尔文学奖吗？

顾宾：诺贝尔文学奖是次要的。谁写得不好，谁才能够获得。如果谁能够写作，一辈子没有什么希望。所以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也是垃圾。

德国之声：如果要您跟中国作家说几句话，您想说什么呢？

顾宾：他们先应该好好掌握他们的母语。中国作家大部分的中文非常不好。另外，他们应该先学好，用哪一种方法来写作。在这个方面，中国作家的问题太大了。但是，也可能最基本的问题是，他们的意识是很有问题的，他们的视野是非常有问题的。好象他们还是卡在一个小房子里头，不敢打开他们的眼睛来看世界。所以中国到现在为止没有什么它自己的声音，从文学来看，没有。德国到处都有作家，他们代表德国，代表德国人说话。所以我们有一个德国的声音。但是中国的声音在哪里呢？没有。不存在。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基本上没有。

德国之声：也就是说，象鲁迅这样的人现在没有。

顾宾：是，你说得非常对。鲁迅原来很有代表性。现在你给我看看有这么一个中国作家吗？没有。

德国之声：那么是不是跟中国的环境有关系呢？也就是说，对意识形态的控制。

顾宾：也可能。但是不要老说是外在的条件不允许我。我觉得一个中国作家不应该老是说历史的条件不允许我这样或者那样，我觉得这是开玩笑。因为，如果一个作家是一个真正的作家的话，他不要考虑他将来会碰到什么困难，他应该跟当时的林语堂和鲁迅一样地说话。

德国之声：从20世纪到21世纪，您认为中国作家里有哪几个可以称为是伟大的呢？

顾宾：（说）这个太早了。你需要一个至少50年的距离，才能够回顾，看一看，说谁比较伟大，如果真的有的话。鲁迅肯定是伟大的。49年前还有其它的人。49年以后到现在肯定没有。

德国之声：北岛﹑高行健也不是？

顾宾：高行健，开玩笑。北岛可以考虑，因为他是勇敢的。但是，你别忘了他才50岁。

沃尔夫冈。库宾（WolfgangKubin），中文名顾宾（一作顾彬），于1945年生于德国Celle市，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教授，"MiniamaSinica－中国精神和方向杂志－亚洲文化杂志"主编。他研究和翻译的重点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主要作品和译着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和六卷本的鲁迅小说散文集等。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这是继《2001年的股市历史高点指日可破》一文之后，仲先生写的第二篇经济分析文章，内容非常重要，欢迎报刊杂志刊载，但必须支付稿费。

股市暴涨与通胀压力驱动的关系

----中国股市的性质与选择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军

2006年12月20日

    12月初，当沪指跃上2100点时，网易财经约我写文章判断一下这一波牛市能否冲破2001年6月的历史高点2245点。我当时给了他们一篇文章，题目是：《2001年的股市历史高点指日可破》，结果文章发出来的一个星期之后，大盘便越过了历史高点。在我写文章那几天，尽管连续几天出现了阴线，尽管沪深两市成交额都放出了天量，但股指上涨的步伐并未停止，没有几天股指便站到2370点之上。

    我为什么肯定地说这一波上涨会超过历史高点？沪深两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表现？最大的理由是当前我国可用来投机的富余资金太多了，也就是说我国经济在经过一番发展之后已经有了较大的投机容度。当然这一波股市上涨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但我认为从宏观上看，还要注意资产通胀因素。

    事到如今，该对我国股市进行系统而理性的分析了。如果不从宏观上看问题，如果不把股市的性质分析清楚，便难以把握股市的走向。

一、 这一轮股市大涨的背景是通货膨胀压力驱动！

股市上涨的实质是中国企业的资产升值！

    这一次股票价格上涨，决不是一次波段性的或技术性的股市波动，而是由宏观经济形势影响的一次  中国企业资产升值。换句话讲，是在通货膨胀的压力下进行的一次资金大转移。

    从货币总量上看，我国广义货币M2的增长幅度连续几年都保持在18%左右，大大高过GDP增幅与通胀率的总和，使实物产出与货币供给之间拉开了较大的差距。突出的表现是银行存款连年高增长，银行的存差不断扩大，国家外汇储备高速增长。

    这种货币供给状况不可能不反映到物价上来，不可能不使我国经济隐藏着一定的通胀压力。但在一个生产过剩、供大于求的市场状况下，富余的资金很难涌到日用消费品中兴风作浪，因此，这些年来，富余资金主要进入的是投机性市场，最突出的是房地产市场，由此带动出的是中国一波轰轰烈烈的不动产升值。

    我国房价连续几年的大幅上涨，是资产升值的最突出表现。这或许是我国通胀的第一步，先从资产类商品开始，随后波及消费品。由于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遏制房价上涨，特别是遏制房地产业的投机行为，因此，涌入房地产市场的投机资金得到了一定的收敛。

    于是，当不动产资产升值之后，以股票表现的企业资产接着开始升值。这就是自今年开始的沪深股价上涨。 

二、充分发挥股市容纳剩余资金的能力

    股票价格的真实含义是企业资产的价值。如何衡量企业资产？企业资产的价值由什么因素来决定？当然是由整个国家大的物价环境来决定。当消费物价已经涨起来了之后，股票价格也要跟着涨，也就是说资产也要涨价。目前，许多股票购买者是在购买未来。

    在剩余资金多起来的时候，摆在我国宏观调控者面前的问题就是：让消费物价涨，还是让资产价格涨？如果让消费品价格上涨，便会出现社会问题。这是因为消费品与大批的低收入者生活密切相关，物价一涨，马上就会影响到广大群众的生存问题。因此，如其涨穷人购买的产品，不如涨富人购买的产品。股票的购买者基本上是社会的富裕群体，其价格高点低点对这一群体的基本生活无关大碍。因此，政府应当意识到这一点，适当放宽股市波动的幅度。

    从宏观角度看，股市是调节货币流松紧的重要场所，是剩余资金的储水池。中国经济正是有了诸多的投机空间，才使基本消费品物价保持在一个平稳的状态。这些年里，资产的升值幅度远远高于消费品，这与资产类物品的特性有关，凡是耐用消费品都具有较长的使用时间和保值升值空间，股票的价值与价格之间有着较大的变动空间，也具有比一般消费品大得多的投机性，正是这种投机性可以使大量的剩余资金进入这个领域。目前许多人购买股票都是冲着股票的升值潜力和保值潜力去的。因此，当富余资金多起来的时候，中国应当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

    另外，股市上涨的幅度也与我国经济的投机程度有关。所谓投机程度，主要是指一个国家的资金剩余程度。当一国经济还处在实物经济状态时，肯定不会有投机空间。而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了，有了大量的剩余资金，特别是有了一批富裕人口，这个国家可以用来投机的经济能力就具备了。具体到个人，如果这个家庭的收入状况仅仅可以维持温饱，那么这个家庭很难有闲钱从事任何投机活动。如果这个家庭收入的80%都储蓄起来，那么这个家庭便具有了投机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目前我国的情况便是这样，社会上已经有了大量的剩余资金，一部分人又有了较高的抗风险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股市这一投机市场便有了新的转机。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社会的投机能力也是需要节制的。譬如这一波股市上涨，目前已经跃上2380点，看样子还要向2500点冲击。如果这样运行下去，我国的股市性质便要发生变化。当一个市场只剩下投机性，而不具备投资性的时候，股市便要垮下去。

    因此，我国的资本市场要节约弹药，将宝贵的金融资源用在刀刃上。

中国股市的性质与选择

    总起来说，中国股市的主要功能是为企业融资，容纳剩余资金应当是次要功能。为了发挥股市的融资功能，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加大新股上市节奏，使有限的资金尽量用在新股发行上，而不是用在旧股炒做上。

    总起来看，我国股市建立16年来，由于大的环境问题，基本上未取得理想的结果。股市的融资功能和服务对象只限于大企业，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基本于股市无缘。连一些较好的中大型的民营企业也被排斥在门外，致使大批的优质企业到海外上市，使国内大量的优质资产外流。这不是国内资金短缺的原因，而是股市设计和设置问题。

    改革开方20多年来，我们建起了强大的工业制造部门，第二产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金融服务业特别是资本市场，一直处在裹足不前的状态。这种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发展失衡的状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如果中国今后不在金融服务业领域占领制高点，大批的金融业务流入外人之手，中国就真正成了制造业大国、金融服务业小国了。

    所以，从战略角度看，中国必须强占金融业阵地，趁着投机资金雄厚的宏观局面，不失时机地打开大门，降低门槛，让更多的企业股票上市，扩大直接融资的比例，抑制股市的多度投机与炒做。使中国的股市成为一个真正为宏观经济服务的证券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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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10-63071372，传真：66079391，信箱：zdjun@263.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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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网址：www.dajun.com.cn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中心编者按：面对我国日益严重的制度官僚化和技术官僚化，本网近日集中发表一些有关政府权势越来越强的文章，汪丁丁教授这篇文章就从根源上分析了中国日益严重的官僚化的原因。中国的改革已经越来越远离了毛泽东时代的平民化和大众化，走上一条传统的东方官僚专制道路。这既是科技社会发展的需要和管理的需要，也是对传统的重新延续。中国的这种变化到底对这个国家有什么好处和坏处？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中国社会的官僚化与“公务员热”

北京大学教授  汪丁丁

2006年12月19日

    1944年，卡尔.博兰尼在《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译本标题为“大转变”，似不妥）中指出，一个原本嵌入在社会之内的市场经济可以凭借其力量逐渐重塑它由之而生的那个母体社会，使社会最终丧失对市场的制约力从而任由市场疯狂撕扯母体社会并导致社会解体。这样的社会，他称为“市场社会”。晚近的观察告诉我们，市场社会可能演化出恢复自身健康的机制，故而，市场社会可能避免卡尔.博兰尼预言的悲剧命运。

    1949年，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的结尾预言：新的政权将很难克服它由之而生的那个母体社会已经延续了千年之久的官僚化的传统。注意，他所说的官僚化传统，是所谓“东方专制主义传统”内的官僚化过程而不是韦伯所说的“欧洲理性传统”内的官僚化过程。后来的事态表明，我们社会背负的这一官僚化传统果然很沉重，或许，至少部分地是由于不堪官僚重负，我们社会的精英群体曾发动过一场历时十年、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思想政治运动，试图寻回几十年前这一精英群体风华正茂时的清纯。

    这一“史无前例”并确实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思想政治运动戏剧性地告终之后的第三十年，费正清的预言仍挥之不去。与欧洲的“市场社会”相对而言，我们的社会似乎应被定义为“官僚社会”——嵌入在这一社会内的市场经济似乎正逐渐被它由之而生的那个母体社会内的远为强大的官僚化传统重塑为一种非依附于官僚体制而不能生存的市场经济。

    所谓“公务员热”，只是上述“非依附于官僚体制而不能生存”的社会演化趋势的千百种表层现象之一种而已。虽如此，我们仍可借讨论这一现象来剖析我们的社会。

    基于常识，概括而言，“公务员”这一社会阶层享有下列生存优势：

    （1）公务员阶层与权势集团保持着密切且不必合一的关系。此处“不必合一”至关重要，惟其如此，“文官制度”才可能为社会提供不随政治情形变动的公共服务。又，不必合一并非不能合一。惟其合一，才导致腐败丛生，并且导致文官制度失效。在常态下，因其社会职能而必须与不论何种权势集团保持着的这种密切关系，使公务员阶层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2）基于超常增长的政府岁入，公务员阶层的物质生活正在迅速改善。虽然，在探讨了政府岁入超常增长的各种可能原因之后，一位明智的观察者或许会认为，几乎不受立法权和司法权制约的执法权（即政府权力）的“利维坦倾向”和同样地没有受到前两项权力制约的赋税政策，伴随着恰好处于迅速扩展阶段的市场经济，才可能支撑政府岁入和公务员薪酬的“恶性膨胀”。换句话说，明智的观察者不会不同意，已经维持了若干年的“岁入膨胀”，绝非长期可续的；

    （3）与转型期社会的其它阶层的处境相比，部分地由于文官制度的内在性质，部分地由于我们社会的政治文化（稍后再解释），公务员阶层的生活方式具有更高的稳定性。转型期社会生活越是支离破碎和变幻莫测，稳定性本身就越成为值得追求的价值之一；

    （4）最后，借着想象中的“布尔乔亚”情调与“东亚精英”理想的某种混合，我们倾向于把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香港的公务员阶层视为我们自己的公务员阶层的摹本。这样一种阶级意识，既不同于西方社会的中产阶级意识，也不同于我们传统社会的“仕”这一精英阶级的意识。但正是这一意识提供的或显或隐的满足感甚至“自我实现感”，使我们的政府确实吸引了相当多的人才，尽管这绝不意味着它不以同样的速度毁灭这些人才。

    既便抽离所谓“东方专制主义”的文化因素，一个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的政府，仍不可避免地要承担双重职能——既要提供与旧制度相维系的公共服务又要提供与新制度相维系的公共服务。注意，不同的制度可以有十分不同的“公共服务”类型，更何况，不同制度所要求的政府服务之间还存在许多冲突从而倾向于抵消政府服务的总效果。所以，不难想象，这样一个政府的权力不仅保持了权力扩张的本性，而且为使相互冲突的政府服务达到“道德合法性”（legitimacy）所要求的足够显着的净效果，它还必须产生超过权力本性的那种扩张冲动。

    于是，从经济学的“明智的自利”角度看，唯一的出路在于——这仅仅是可能性：我们政府的精英们最终意识到，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在远未产生足够的来自立法权和司法权的制衡力量的时期，政府必须主动限制自己的权力，尤其是限制征税权。我们说这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因为滥征税相当于滥伐森林——开采速率远大于资源更新速率故使资源耗竭，从而诸如森林、土地、和水产品这些“可再生资源”的最优开采策略对应于使政府长期利益最大化的对税收的最优限制。

    最后，当然还有一个无法回避且迫在眉睫的政治经济学问题，是由“公务员热”引出来的，那就是休谟曾经描述过的：与其接受单一的恶不如接受多种的恶，借助恶与恶之间的对抗关系，社会获得善的后果。既然不能不有权力，那就应当有多种权力的制衡关系。这一权力制衡关系要求立法权或司法权的权力来源真正独立于执法权的权力来源。

（本文转自九鼎公民观察所办的《选择》周刊第11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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