芦笛：中国为什么没有大思想家？

    一、问题的缘起

　　林先生先生曾在网上推出《中国不需要思想家》一文，引起了强烈反响，招来了长达一年多的各式各样的辱骂和讨伐。这篇惹了大祸的文章说了些什么？在我看来，它的要点如下：

　　（一）中国从来没有过思想家。

　　（二）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国人不擅长理性思维，只知感性发泄。

　　（三）中国人的这个缺点是遗传因素决定的。咱们在理性思维上比不过白人，正如在体育运动上比不过黑人一样，后者体内白肌发达，暴发力强。中国人智力落后的遗传因素是“用进废退”的结果，起因于思维上的懒惰。

　　（四）中国不需要思想家，正如狗不需要经济学家一样。

　　据我理解，林先生在这里说的所谓“思想家”，指的是康德、黑格尔、尼采那个等级的大思想家，不是在世界上根本不入流的思考者。关於“中国人怎麽怎麽”这种表达，我认为那是杂文写法，指的是中国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毛病，但不是说所有中国人都有这个毛病。杂文不是基于严格的社会调查资料上的学术论文，不可能给出准确的百分比。

　　澄清了这两点后，不难看出，林先生第一个论点是现象学上的观察，是基本正确的。虽然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文明从总体上来说并不逊于稍后的古希腊文明，但以后就再没出过思想家，更不用说能与西方思想史上的巨人比肩的伟大思想家。其实，落后的岂止是抽象思维？中国不但没有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也没有伟大的音乐家、小说家、戏剧家、画家、雕塑家、建筑师……等等。

　　我们不但没法跟鬼子比，就连隔壁的印度人都比不过。佛教哲学之深奥复杂，不仅令比孔子略早的乔达摩（释迦牟尼）成了世界三大宗教的教祖，而且使他的名字永标世界哲学史。论音乐，印度人的耳朵比西方人还灵敏，甚至发明了以四分之一度音为单位的音阶。就连咱们的十二生辰，包括咱们那了不得的“龙”在内，都是那儿进口来的。如果不是后来进口了梵文，咱们就连“反切”的音韵学的小花招都想不出来（《镜花缘》中居然花了几章的篇幅大谈“岗根公姑”，咱们的国学就是这点模样！）；不进口佛教哲学，程、朱、王等人也不会有想到“理”和“气”等抽象概念的本事。咱们这煌煌文明古国，倒底有些什麽文明可吹呢？

　　林先生的第二个论点，（即中国人不善于理性思维，只知感性发泄）是对此现象的浅层解释，其实也是现象学上的观察，也基本正确。具体的例子，我已经在前面的文章中给出了。

　　林文的毛病出在最后两点上。第四点的谬误显而易见：哪怕遗传缺陷真的决定了中国人成不了大思想家，也不能得出中国不需要思想家的结论。我的感觉是，那是林先生的愤激之词，其实也是一种中国人擅长的感性宣泄，当不得真。

　　尽管如此，林先生此文端的是如同旱天惊雷，震聋发聩，引人深思。它第一次指出了中国历史上从无大思想家、中国人不善于理性思维、只知感情宣泄的难堪事实。然而，指出病态现象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诊断出它的病因。遗憾的是，恰恰是在这个重要问题上，林先生堕入了种族主义的误区，错误地认为是遗传因素决定了中国人在智力上的落后。

　　用生物学来解释社会现象，称之为“社会生物学”或“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二十世纪初很是热闹了一阵，但后来就销声匿迹了。因为它不仅直接导致种族主义，引出希特勒的“主子种族”或日本的“神国”的结论，而且犯了类似马克思主义的毛病，将复杂的社会人文现象看成了一个“单元函数”。当年鬼子们“证明”他们是“优秀种族”的“科学理论”，如今看来不堪一哂。例如他们曾把“面角”（鼻尖与两耳形成的角度）的锐度作为智力的测量标准。所以，鬼子们的尖嘴猴腮，据说就比中华的银盆大脸来得优秀。说来滑稽，如今信奉这一套的，似乎只有当年被白人看成是“劣等种族”的有色人种。日本人不必说，连《人民日报海外版》都动不动就“凭着中国人特有的聪明才智”。最有趣的还要数非洲美国人的科学发现。老芦看过个电视科普节目，有个非洲美国人辩称，根据实验，动物的智力跟其含有的黑色素成正相关。所以黑色素越多的人种越优秀。老芦当时就想回国去买下一片海滨浴场，然后再去广告他的科学发现，让面临高考的学生们来买票晒太阳，保险能大大捞上一票。

　　林先生的“论证”，比起这些笑话来似乎也好不倒哪儿去。他那“遗传因素决定中国人不善于理性思维”的重大结论，居然是从黄人和黑人的肌肉构造差别中类推出来的。如果林先生真能证明不同种族间的大脑构造确有优劣之分，那还能算个论据，尽管他忽略了智力养成的后天因素，然而这论据却是与智力活动毫无关系的“白肌纤维”的多寡！

　　有趣的是，尽管这里的谬误是如此一目了然，普天下的讨林壮士中，竟无一人有能力看出来。除了各种辱骂外，我见到的唯一“有水平”批判却是专攻人体有没有白肌的问题，在这枝节问题上出大力气，下死功夫，广征博引，缠夹不清，声东击西，南辕北辙，越扯越远，越辩越细。弄到后来，几乎所有参与辩论的人都给那位“高手”带着漂移到了河外星系，压根儿忘了原来争论的是什么问题。仅此一端，似乎就能看出“中国人不善于理性思维”这个判断确非厚诬之词。

　　林先生用“用进废退”来解释遗传决定的智力落后就更为荒谬了。“用进废退”说来自于早已被推翻的拉马克“获得性遗传”论。现代生物学早已证明，遗传基因并不会因为使用的频度而改变，是高度稳定的。所谓“适者生存”的进化，是通过人工或自然的手段把那些随机突变的最适生存的新物种选出来，并不是一个类似健美运动员使肌肉变粗的过程。除非使用基因工程手段，遗传是无法后天获得、再一代代积累起来的。

　　与林先生的先验认定相反，咱们的天资决不比鬼子的差。最简单的证据，就是在世界中学数学奥林匹克赛中，中国队一向是捧金夺银的。如果说中国人多，无数矮子里总可以拔出个把将军来，那为什麽连香港和台湾的名次都排在英国的前后不远？而且，在西方中学里，华人学生从来受校方欢迎。这当然首先是因为家长重视孩子的教育，但他们的平均天资决不逊于任何别的种族的学生，这在西方教育界是有口皆碑的。

　　最有力的反证，还是老祖宗的辉煌表现。早在欧洲大陆大部份还处在黑暗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老祖宗们就曾缔造出思想史上的绚丽春天。诸子百家争先恐后地涌现：老子、孔子、庄子、惠施、公孙龙、邹衍、墨子、杨朱、孟子、荀子、孙子、韩非子……他们伸出智慧的触角，探索着人世与自然界，为后人留下精彩纷呈的思辩杰作：老子关于世界起源的原始猜想和对事物之间相对关系的揭示；庄子主观唯心主义的华丽铺称；孔子和孟子基于对人性和人际关系的认识勾出的理想社会蓝图、治国之道与伦理学原则；墨子的“兼爱”理论、“非攻”的和平主义思想、逻辑学萌芽以及自然科学萌芽；孙武子的军事科学理论和韩非子的政治学理论；公孙龙、邹衍代表的诡辩派的智力游戏……凡是在当时物质条件下可能想到的问题，几乎没一个不被讨论过来。有的天才猜想，诸如庄子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惠施的“今日适越而昔来”，诡辩派的“飞箭不动”、“白马非马”、“坚白石”等，让现代人都不能不叹服提出者的聪慧。

　　可惜的是，这在两千多年的中国文明史上只是昙花一现。此后中国思想界便进入永恒的冰川时期，到今天都还没有复苏模样。到现在我们拿得出来的，还是两千多年前那些发霉陈货。虽然它们在当时的世界上堪称名列前茅，在现代人眼中却不免处处透出原始、幼稚和粗陋。如果要用生物学原因来解释中国人智力活动在秦朝以后的突然堕落，那就只能假定全体中国人的“智力基因”在那时统统受到了莫名其妙的不可逆转的损伤。此中荒谬，是人都能看出。因此，造成中国人智力活动突然落后的原因，还得到生物学领域之外去寻找。

二、用彻底的“唯物史观”看中国
　　决定某一文明的特点的基本因素如果不是生物学因素，那倒底是什麽？却说当年小芦为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日夜冥思苦想。忽一日，小芦在菩提树下顿悟：社会的发展，其实根本不是只有生产力一个自变量的单元函数，而是一个变量参数极多的复合函数，这些参数包括地理、自然条件、气候、物产、社会的组织方式、……乃至社会自身创造的文明和它自身的历史。换言之，除了客观因素外，文明还被文明本身创造，历史由历史自己书写。这就是民族个性的由来。要是马克思那套“理论”成立，全世界的各种文明就只会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不同了。但在实际上，中国不但根本没有欧洲那样的“封建社会”，就连奴隶社会是否存在过也大是疑问。

　　尽管这是二十岁的小芦悟出来的玩意，如今老芦仍然认为它是正确的。中华文明之所以是今天这个样子，一方面是天文、地理、物产、气候使然，另一方面更是文明自身作用于自身的结果。

　　华夏文明首先发源于乾燥少水、人口密集的北中国平原地区。因为河流稀少，森林缺乏，这块地域上的居民享受不到欧洲人那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不可能像后者那样，因居住地域的地形破碎，森林、湖泊和河流密布，易于入海，而拥有渔猎贸易之便。因此，可供他们选择的生活方式基本上只有一种：农耕。

　　因为生产力低下，靠精耕细作向贫脊的土地索取粮食便成了祖宗们的求生方式。精耕细作需要高密度使用劳力，由此产生的人口压力进而要求提高单产量，而提高单产量意味着更精细的耕作。于是人口与土地之间便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式的互相依赖。最后的结果就是在有限的土地上，密密麻麻地种下无数“植物人”。这些人的基本心态和欧洲人截然不同。他们生下来就给束缚在土地上，习惯于在“必然王国”中生活，满足于“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那种可预期的必然报酬，没有什么航海贸易、打猎甚至当海盗的冒险机会，自然也就没有侥幸心理、冒险精神和尚武风气。由于靠天吃饭，他们就不免养成“畏天命”的逆来顺受心理。每个人都被周围那错综复杂的人事关系死死捆住，自然也就不会有什么“舍自由而何求”的胡思乱想。

　　有什么样的人民，便有什么样的政府。拥挤的农耕社会如同一个蜂群，需要一个“蜂皇”──一个对子民拥有绝对权威的强势政府，来满足人民的两个需要：首先是组织、驱动和协调大规模公益工程如水利工程。如同古埃及需要专制的法老和无数驯顺的奴隶才建得起金字塔一般，生产力低下的中国社会也需要专制政府和无数贱民的无偿劳役才能进行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政府的第二个职能是协调社会各阶层间、家族间与个体之间那千头万绪的关系，仲裁他们之间的冲突。在一个高度拥挤的社会中，如果没有一个强力仲裁者，光为农忙时争夺用水权都不知要打出多少人命来。

　　有什么样的人民和政府，也就有什么样的国教。宗教或许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其基本功能有两重：首先是满足教徒们的灵性需要，其次是以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提供的道德规范。西方盛行的基督教同时满足了这两个要求。它既是“灵学”，又是伦理学。有趣的是，中国人没有发明宗教（道教根本不能算正当宗教），只能用儒家学说作为代用品。但儒“教”其实不过是伦理学，它留下的灵学空白由后来引入的佛教补充，因而形成了所谓“三教合一”的说法。

　　儒家学说原来不过是百家中的一枝，直到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才成了排斥各家学说的官定意识形态，起到了类似西方中世纪基督教的作用。它能在众多的学说中脱颖而出决非偶然。这是因为它最适合中国国情，因而也就最受统治者和人民的欢迎。

　　在我看来，基督教文明和儒家文明有两个最明显的区别：

　　第一，前者强调的对彼世权威上帝的崇拜与无条件服从，而后者强调的是对俗世权威包括君王、家长和丈夫的崇拜与无条件服从。从前者出发，可以发展出人生而平等的人权观；而后者从根本上就取消了社会成员超越俗世地位的“权利”观念。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正确地观察到儒家学说只讲责任和义务，不讲权利，导致传统的中国人毫无“权利”观念。但他没有看到，儒家学说本身就是和权利观格格不入的，而其实用性正在这一点上──一个拥挤的农耕社会，最需要的不是强调个体自由和权利，而是纪律与秩序。

　　第二，《圣经》中虽然有耶稣谴责富人的零言碎语，但基督教的终极兴趣在彼世而不在此世。教徒们的理想境界是上帝的天国，不是一个太平盛世。因此，它对俗世的事务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干扰，不会束缚生产力发展。相反，在加以灵活穿凿后，劳动致富甚至可以被新教徒们解释为死后进入天国的前提，由此导致了新大陆的繁荣和美国人玩命工作的传统。与此相反，儒家的兴趣从来就是在建立一个太平盛世。从孔孟开始直到今天的国家领导人，他们的理想都是建立一个“大治”的社会。说来滑稽，这个“治”字和其他传统观念一样，从未得到过明确的界定，需要老芦破天荒第一次来给出个明确的定义：儒家所谓“治世”，其实并不是西方人或现代中国人渴望的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而是一个君王节用爱民，百姓安贫乐道，民风淳朴，上下尊卑秩序井然，高度安定团结的社会。

　　因此，说穿了，儒家的终极理想，就是以强调社会成员严守本份，恪尽责任和义务来实现安定团结。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社会的安定团结是最高的追求目标，为了这个目标，不但应该坚决压制权利观念那种“非份之想”，而且应该毫不犹豫地抵制一切可能败坏淳朴民风的诱惑因素，包括刺激发财欲望的商业贸易和使人“玩物丧志”、贪恋安逸的科技发明等等。换言之，儒家对社会进行的改造是一种削足适履的外科手术，以割除个体的权利观念和致富欲望来牺牲政治制度和生产力的进步，进而实现在既有物质水平上的安定团结。这个理想至今影响尚存，以牺牲社会物质进步来换取子民的忠诚就是它的反映。

　　而这就正是儒家击败各个竞争对手，变成事实上的国教的最根本的原因。它同时满足了统治者和人民的需要。统治者就不用说了，即使对人民来说，它的理想也确实是他们盼望的最佳生活方式。农耕本来就不可能让人发财，遑论暴富。“平等”和“自由”的号召在一个毫无个人发展余地的拥挤社会中根本就没有什么市场。为欧洲人渴求的个体发展权，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无异于沙漠中捡到的纸币，根本就没有兑现的地方。这种社会需要的是不惜一切代价换来的和平与秩序，好让老百姓的头能长牢在颈子上，更能有碗饭吃。舍自由而何求？能吃白面馍馍的脑袋！

　　正因为此，儒家在中国实现了稳定的统一后，很快就变成了官定意识形态，一直延续到晚清。全民族需要儒家学说，而改造后的儒家学说不但给了他们动辄延续几百年的安定团结，还通过“精神自阉术”阉割了全民族的大脑。于是儒教和民族之间就形成了一种类似精耕细作与密集劳力之间的恶性依赖关系：僵死的教条只能指挥无大脑的信徒，而后者因为没有大脑，就只能靠死人大脑讨生活。于是原来不失合理成份的儒家学说便越来越走火入魔，最后堕入宋明理学那种彻底反人性的魔障。

　　通过“精神自阉术”，儒教把整个社会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负反馈的自动控制的超稳态系统，任何偏离孔孟教导的微弱信号回授到系统中去就立即被“反相”作为“反面教材”，使原有的“四个坚持”更加坚如磐石。就是这种设计从根本上取消了人们创造性的智力活动，使得我们有过一代又一代的博学鸿儒，直到近代还产生了王国维、陈寅恪、钱锺书那样的“学问家”，却从未产生过上得了台盘的思想家。

　　这个封闭系统扼杀的决不仅仅是背离圣贤教导的异端思想，商业贸易、技术或文艺上的发明一无例外地受到主流社会的摧残和压制。中国因此而奉行了几千年的农本主义，而自《盐铁论》一出，民间工商业也就从此给判了死刑。科技上又何尝不如此？“地动仪”、“指南车”、“木牛流马”从来就没传下来。毕升早就在宋代发明了活字印刷，并在朝鲜得到改良，但直到晚清引入德国人古腾堡发明的现代印刷术时，老祖宗们用的却一直是落后的雕版印刷。如果不是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记录了这件事，谁也不会知道历史上还有那麽个人、那麽件事。象沈括那样对“奇技淫巧”有兴趣的人实在是士大夫中的异数。所以，不知道有多少古代的能工巧匠的发明被湮没在历史的沙尘中！

　　与此相反，欧洲因为它的地形破碎，内陆出海便利，航海贸易发达，使人民不必组成结构严密的农耕社会便可谋生。而且各国林立，形成了一个互相竞争、永远处於不稳态的开放系统。这样，它就形成了一个正反馈的控制系统。新的发现刺激新的探索，新的探索又带来更新的发现，使文明成指数型曲线增长。技术发明一问世就受到全社会的重视，是从来不会失传的。英国普通女工发明的“珍妮纺纱机”引起了纺织工业革命，这种事能在古代中国发生麽？旧中国若不是这样一个专门压制科技发明的国家，李约瑟早就失业了。一个民族历史上的无数发明竟需要专门家（而且还是夷鬼！）来像刨文物似地发掘，这本身就是对荒谬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控诉。

　　所以，欧洲文明的先进，不是人种优秀、善于抽象思维的结果（其实人家的形象思维又何尝不优秀？我们有断臂维纳斯麽？更不用说文艺复兴三杰了），而是各种主客观因素使然。最主要的“基因工程”是儒教的精神自阉术，就是它使民族变得愚昧了，使“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成了永不再现的“失乐园”。

三、其他原因
　　造成华夏文明的落后，当然还有别的原因。其中，中国人使用的模糊文字与模糊思维，直接妨碍了大思想家的产生，对这个问题，我已在别的文章里谈过。这里只想谈三个问题：死记硬背的应试教育；鼠目寸光的功利主义，以及盲目自欺的夜郎心态。

　　首先要谈的是死记硬背的教育。古代的教育制度的不合理似乎没有必要再去提它，除非卫道士们连“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都要认为是什麽了不得的东西。当然，应该肯定的是，如果一个人志在成为传统的“学问家”，那麽旧式教育显然优于现代教育。要成为博闻强记的人，最有效的办法，还是在幼小时生吞活剥地背下一大堆古书，等成年后有了理解力后再像牛反刍一样回出来消化。遗憾的是，无论我们的志士们是怎样爱国，恐怕也没有哪只“爱家贫的狗”愿意让他（她）的孩子受那个罪。

　　尽管我们的教育制度从晚清起就极为可耻地“全盘西化”了，两千年的革命传统可不是那麽容易扔掉的。咱们的教育的中心目标从来是“学以致用”。过去是用学来的知识应付科举考试，“售与帝王家”后再用它来“治国平天下”。现在是用学来的知识去应付各级升学考试以及毕业后工作中的一系列“考试”。从头到尾，学习不是为了获得一种独立地进行开创性思维的能力，而是为了应用。在这方面，伟大领袖和敬爱的林副统帅都有明确的指示：“精通的目的全在於应用。”“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所谓优秀生，就是那些能在考场上立竿见影的人。而所谓优秀的知识分子，就是那些能在具体工作中灵活应用学来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人。我们的大学，其实只会成批制造手艺精熟的“知识匠”。佼佼者们哪怕是到了哈佛也能独当一面，然而多数人撑死了也只能是二流人物。老芦在国外混了许久，国产的本行的世界大师级人物到现在也无幸碰见。这当然不是因为我们比鬼子蠢笨，而是因为当初教育咱们的人从来就没有想让我们成为大师。

　　却说当年小芦风魔上了力学，课外参考书看了无数。所有的书都是教你怎样灵活应用力学的原理和公式去解决难题，却从来没有任何人告诉你：为什麽当初人们会想到去寻找那些原理和公式，而这些公式、原理又是怎麽想出来的。直到某日看了一本爱因斯坦写的科普，才知道伽利略是怎样发现惯性定律的。与我原来设想的相反，他根本就不是去试图解决生产上的什麽问题，也没有做大量的实验。最主要的实验还是在脑袋里作的（称为“理想实验”）。他发现小球滚下坡后，路面越滑滚得就越远。於是他设想如果路面的摩擦力为零，小球的速度就将保持刚下坡时的速度不变。就这样，人家就有本事在自然界根本不存在“无摩擦”的理想状态的情况下，发现了惯性定律。

　　同样地，老伽爬上比萨斜塔去作那个著名的实验前，早就知道结果会是怎麽回事。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经典说法，物体下落的速度正比于它的重量。要是老亚是咱们的“亚圣”，恐怕此说要让咱们供在神龛上，磕头如捣蒜地拜到今天。然而老伽却长了一个不光是用来磕的头。他想：如果把一个十斤重的东西和一个一斤重的东西连在一起，就可能导出两个互相矛盾的结果：一个是：新物体有十一斤重，所以下落的速度应是一斤的十一倍；另一个是：一斤重的物体落得慢，必然要拖落得快的十斤重的物体的后腿，因此新物体的速度应比一斤快，比十斤慢。这两个互相矛盾的结论在推导过程中没有任何逻辑错误。所以，必然是前提出了毛病。要避免这种矛盾结论的产生，只能假定不同重量的物体的下落速度是一样的。所以，老伽去爬塔，其实是去验证他靠思辩早已发现了的定律。

　　奇怪的是，没有哪个中学生不知道老伽和他那大名鼎鼎的塔，却没有一本教科书、没有一个老师教过学生他当年的思路是甚麽。如果老芦没有看到老爱的那本书，到今天还不知道他究竟是中了什麽邪，自己又不是公主，下头也没有唇红齿白的唐僧等着，没来由爬那儿去扔什麽绣球。更不知道他为什麽就不怕当场出彩，邀请那麽多人去看他老人家献丑。

这种皮匠教育，反映的是咱们急功近利的鼠目寸光。对任何一个科学上的新发现，咱们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玩意儿有什麽用？”有什麽用？当然什麽用都没有！爬塔扔球除了能锻炼身体（如果老伽没有痛风病的话），运气好了能打上个公主之外，又有什麽用？十斤重的物体从高处往下掉，只要不砸在咱们的天灵盖上，跟国计民生又有什麽相干？难道十斤重的物体下落速度和一斤的一样快，胖子就跟瘦子一样，用不着减肥了？只有吃错了药的人，才会去琢磨那些没用的事，还要神经兮兮地拉上一群跟着他一道疯的人去看那马戏不是马戏，魔术不是魔术、毫不逗乐解闷的杂耍。
　　当年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到中国传道，将欧洲正在吵得火冒的“日心说”、“地心说”介绍给中国的天文学家们。孰料对方却毫不关心。在他们看来，一个称职的天文学家，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准确预言日蚀和月蚀。只要编得一部好黄历，管它是日心还是地心。日心也好，地心也好，在咱们这儿从来比不上冠生园的点心，只有后者，才是“民之天”。

　　国外有个笑话：北极落下了一个陨石。一个英国人上那儿去研究了一年，回家写了一本厚厚的书，推出了一种崭新的宇宙演化学说。美国人上那儿去研究了一月，发现了该物质在工业上的潜在用途。日本人把美国人的发现买过来，上那儿去把陨石搬回来，做成了一种新式录音机的磁头，垄断了全球市场。这个故事其实说错了。还没等日本人下手，咱们就捷足先登把它搬了回来，拿来当菜入药，隆重推出了“外星健康长寿自然美味食品系列”以及“第四维时空宇宙太极气场帝王富豪大款酷仔亮妹壮阳滋阴动情长交助孕保胎延年益寿减肥降压戒烟护发防皱万全大补丸”。

　　对万事万物，咱们从来就没有一种要探索个究竟的好奇心。像王阳明当年那样去“格物致知”，“格”庭前的竹子“格”到几乎精神错乱的人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哪怕是王阳明，去格竹子也并不是想格出个光合作用的原理来。他甚至也不是想知道为什麽“竹子开花，家破人亡”，而是想格出个治国平天下、当忠臣、做孝子的“理”来。这般格法，当然只会格到疯人院里去。所幸一般人决不会那麽愚蠢。格物人人会格，各有巧妙不同。西方人格物，格出博物馆、植物园，中国人格物，格出水陆八珍的满汉全席和琳琅满目的中药柜。在万物的“可食性”与“可入药性”研究上，咱们领先世界的地位是永远不可动摇的。无论植物学再发达，西方夷鬼决没有在这方面赶上咱们的李时珍的那一天。

　　这种利欲熏心的功利主义，决定了咱们永远不可能赶上西方。连对民主、自由这些西货，咱们也用看潜在食物药物的眼光兴致盎然地打量它们。当年晚清决定立宪，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是立宪国家，俄国不是，而日本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由此可见“立宪”是立竿见影的“伟哥”，令我朝野食指大动矣。先贤们追求西方民主自由，有哪一个不把它们当成“富国强兵”的手段？就在前不久网上还有人指出，西方的民主自由咱们已经试着吃了一个世纪，只吃得上吐下泄，还是转回去吃咱们的驴肉比较有滋味些，浑忘了咱们除了毛“思想”，菜单上再也没有第二味。


　　不把民主当成一种信念，当成一种宗教，而是把它当成美味可口的西餐大菜或是壮阳药，民主制度就永远不会在中国实现。要致富，只需走资就行，何必要民主？二战前的德国、日本和不久前的亚洲四小龙，有哪一个是民主国家？实行社会主义的印度，尽管是亚洲最大的民主国家，比中国又富到哪儿去？咱们最好还是先想清楚，要怀着“吃民主”的盘算，还不如就像现在这样“和平恶变”下去。

　　这种急功近利，毁掉了一代又一代本来可以作牛顿、爱因斯坦的人。青少年们填高考志愿，不是根据自己的爱好，而是根据命中概率，由此还发展出咱们中华独有的“报名学”来。哪怕是熬到出了国，一看风头不妙立即就跳槽。这结果，是许多人都成了包办婚姻的童养媳，被迫与那个不喜欢的丈夫日日做爱。工作时间对付对付，八小时之外就如同放风的囚徒，杀了头也不想再看专业书一眼。既不能“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又怎指望“众里觅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从根本上断送我们改掉上述恶习的一切可能的，是咱们那日甚一日的夜郎心态。咱们这个顽症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到如今似乎已成绝症。

　　满清一开头闭眼不承认鬼子们的先进，不是说人家只知奇技淫巧，不知圣贤之道，异于禽兽者几希，就是说“西学东源”，连“千里镜”、“自行船”都是“得见中国古书”，照着诸葛军师的木牛流马仿造的。然而后来吃足苦头后，到了性命交关之际，祖先们还是痛苦地睁开了重如泰山的眼睑。晚清宪政运动时期，西学成了时髦，朝野上下一致怀着变法救亡的紧迫感急起直追。虽然慈禧太後废除科举、改办学堂的上谕一举断送了士大夫们飞黄腾达的千年梦想，然而没有多少人为此抱怨。人们都知道相忍为国，穷则变，变则通，国家是到了非变通不可的紧急时刻了。老芦看过来人的回忆录，看到当年那些饱学宿儒和学童们一道，抱着一本托人从上海千里迢迢买回去的“算学”，日夜钻研怎样开平方和解一元一次方程时，不禁热泪盈眶。这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经世济民的优秀传统！正是在这种传统的鼓舞下，从点了翰林的蔡元培到后来的老儒徐特立都负笈海外，去把西方的先进文明学回来。

　　时至今日，我们却迎来了中国知识分子最堕落、最无耻的光辉纪元。国内沉渣泛起，污流四溢，从《发现黄帝内经》、《大气功师》、《素女经》、《厚黑学》、《晚清狭邪小说》、《推背图》、《麻衣神相》、《易经占卜学》、《风水入门》，直到《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一面突然嗜痂成癖，对风水、命理等千年陈糟表现了无穷的兴趣，一面对西方民主、自由、法治、人权却避之犹恐不及，一致认定那是只能招来冤鬼祸祟的东西。在国外，精英们运用充分的言论自由，痛诋西方民主的虚伪、西方传媒如何愚弄人民。有中国以来，恐怕只有今天的知识分子们，能够无耻到将“民主”贬为“民猪”。谁说咱们没气魄？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欧洲文明的来源是多方面的，埃及、古希腊不必说，其在数学、天文上得益于阿拉伯这个“劣等民族”之多也不可估量。正因为人家有气魄、有容量、敢学习、会学习，人家的文明才生生不已，朝气蓬勃。欧洲的许多皇宫里有“中国厅”，我们的“人民大会堂”里敢有“法兰西厅”麽？时代到了二十一世纪，提倡向西方学习的人如老芦还成了千夫所指、无疾不终的“汉奸”和“嫌家贫的狗”，这种毫无自我完善能力的民族，有什麽未来？有什麽希望？还配谈什麽“现代化”？还发什麽大国强国的春梦？！

　　所以，我同意林先生最后的结论。中国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大思想家。这种国家，其实根本也用不着什麽思想家。人家已经把一切都想好了，我们去学过来的本事都还没有，你说有治没治？如果下下个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水平能够进步到了法国大革命前的启蒙时代，那就实在是列祖列宗在天之灵保佑了。没准到那时还比现在不如也说不定，咱们现在不就是不如晚清吗？说来令人断肠的是，晚清那些献身改革的志士，当年一定畅想过一个世纪后中国将会怎样怎样，倘若他们今日在泉下见到了咱们这副英俊模样，只怕要气得再死一次！不管怎样，在目前，咱们这种只知疯狂好战、不知大厦将倾的、心智犹如三岁儿童的民族，需要的不是没地方搁的思想，而是成年人起码的常识，例如打仗会死人，而一般来说，死了的人是再也活不转来的；核弹不是过年买来的鞭炮，最低当量级的随便放一个都要死上百万人；仇外只会搞垮中国百病丛生的经济，碰不掉鬼子的一根毫毛；“敌人”和“战士”都是在战争中才有的东西，并不像四川民工那样到处都是，等等，等等。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全文完）

附
林思云原文：中国不需要思想家

人的思维可以分为两部分∶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感性思维是“爱”、“恨”、“愉快”、“悲伤”等感情部分，理性思维则是“演绎”、“归纳”、“推理”、“论证”等理性思考部分。动物也有感情，也会“喜怒哀乐”的感性表现，但绝对不会使用“演绎归纳”等理性思考方法。地球上只有一种生物具有理性思维的能力，这就是“人”。从感性思维到理性思维的进步，是地球上几十亿年来生物进化的最高结晶。
　　进入近代后，人们发现大脑是人体中负责思维的器官，大脑的右半球负责感性思维，左半球负责理性思维。现代医学已经发现男人的大脑结构和女人有所不同，男人大脑的左半球更发达一些，所以男人比女人更善于理性思维，这也是男性在人类社会中占据支配地位的生物学原因。从遗传学的角度来看，黄种中国人与白种欧洲人在遗传基因上的差别，比同种的男女之间遗传基因的差别更大。因此不难类推中国人与欧洲人在大脑结构上有很大不同。
　　与欧洲人相比，中国人的感性思维能力很发达，而理性思维的能力却相当欠缺。中华民族有5000年的历史，却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位思想家。有人也许指出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都是思想家，但按照欧洲人的标准，思想家是指具有最高理性思维水平的人。而诸子百家的学说，基本上都是关于伦理道德等感性思维方面的学说，与慎密严谨的西方哲学相比，显得十分粗糙而肤浅。比如作为中华思想代表的儒学，其核心思想的“仁”、“礼”等，都是教导人们怎样立世为人的学说，而不是教导人们怎样进行理性思考的学说。
　　对于中国最大级的哲学家孔子的学说，黑格尔是这样评价的∶“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
　　中国人每每引以自豪的四大发明，都是属于经验上的发明或发现，而不是来自理性的推理与思辨。中国有几位华裔在美国获得过诺贝尔奖，但他们的功绩也都是属于发明或发现，而不是象达尔文、爱因斯坦那样提出新理论、新学说。面对西方众多的思想家，很多中国人总是抱著不服气的态度∶“你们有的我们也一定有”。但是由于缺乏思想家的候选人，中国人只得再次发扬“矮子里面拔将军”的传统，把鲁迅破格提拔为中国近代最伟大的思想家。
　　其实鲁迅只是一个文学家，根本没有关于理性思维的研究和著作。鲁迅的代表作《阿Q正传》、《狂人日记》都是纯粹的小说，根本不是什么哲学著作。鲁迅的杂文都是想到哪里写到哪里的随想，根本没有任何严密的理论体系，谁能说出鲁迅思想的核心是什么呢？有人也许要争辩说∶鲁迅的小说中包含了非常深刻的哲学思想，塑造了阿Q这样典型的中国人形象。如果按照这个推理，法国的巴尔扎克、俄国的托尔斯泰的小说中，也非常深刻地描述了人物形象，也应该称为思想家。这样一来，世界上的思想家真是多如牛毛了。
　　文学家靠感性思维进行文学创作，文学作品是感性思维的结晶。哲学家则靠理性思维进行哲学思考，哲学论文是理性思维的结晶。西方人之所以只把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人称为文学家而不称为思想家，是因为他们的贡献主要在感性思维方面，而不是理性思维的代表人物。如果说中国人的大脑，在生物学结构上与欧洲人完全一样的话，中国这么长历史又有这么多人口，产生思想家的几率应比西方大得多，无论如何也应该出几个思想家了。中华民族产生不了思想家，不能不让人怀疑到中国人在大脑结构上的“硬件”问题。
　　尽管西方的理性科学早在明代就已传到中国，但中国人对这些理性的东西完全没有兴趣，极少数中国人翻译出来的介绍西方科学的著作被人们扔进了垃圾桶。中国人对科学的态度就象小学生，不被先生打一顿手心，就不可能主动地去学习理性的科学。直到靠理性科学武装起来的西方人，用超过中国人想象的洋枪洋炮打到中国来，中国人在挨了痛打之后，才想到要向西方学习理性的科学。
　　中国人对西方的自然科学还大致可以理解，但对理性思维更强的人文科学却无论如何无法理解。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过理性的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宗教学、军事学。只有一个历史学，但也还是不能称之为完全理性的科学。司马迁首开了用文学的方法来写历史的先例，以至于把《史记》作为文学著作还是作为历史文献这一问题上，常常引起争论。中国的历史被严重地文学化和人格化了。
　　文学是人们用来表达感情的手段，科学则是人们用来表现理性的方式。文学所要的就是渲染和煽情，如果我们看完一部文学作品时，感到周身热血沸腾，眼泪夺眶而出，说明这部作品是非常成功的。而科学却要求人们冷静的思考，如果我们看完一篇科学论文，激动得热泪盈眶的话，我们怎么可能进行冷静的理性思考呢？所以西方人论述政治、历史等社会科学方面的文章，绝不用文学上煽情的手法，而是用平静客观的科学论文语气，让读者能够静下心来进行理性的思考。
　　可是中国人却喜欢用文学的渲染手法来讲述政治、历史等严肃问题。读完中国人写的关于抗日战争的历史文章时，经常让人心中燃起无名怒火三千丈，把日本人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立刻捉来一个日本人碎尸万段。在这种满胸怒火焚烧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冷静地反思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中国人一提起抗日战争就破口大骂日本人残忍野蛮，但问到抗日战争的经验教训时，却没有几个人能给出冷静的回答。中国人对抗日战争的理解就是一个感性的“恨”，而几乎没有理性的反思。中国人这种对历史的感情化理解，使中国人无法从历史中学到应有的经验教训，在历史上惊人地一犯再犯前人已经犯过的相同错误，成为一个不会进行理性反省的民族。
　　西方人写政论文章时极少用主观色彩浓厚的形容词，更不用牵强附会的比喻手法。但中国人写政论文章时，却很喜欢用主观色彩浓厚的形容词和牵强附会的比喻手法。赞美共产党时，并不是具体说共产党好在哪里，而是用文学的比喻手法来形容∶“共产党象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党的恩情比山高比海深，比爹亲比娘亲”。说到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生活艰苦时，又用“水深火热”这样没有任何具体内容的形容词，这也是中国政治宣传的特色。
　　中国人还特别独创了一种用文学的手法来论述政治问题的“杂文”，代表人物就是鲁迅。中国人也常常为鲁迅的杂文应该算作“文学作品”，还是应该算作“政论文章”而苦恼。但在西方，文学作品和政论文章泾渭分明，见不到这种非驴非马的杂交品种。倒不是西方人不会用文学的手法来论述政治问题，而是西方人不喜欢用感性思维的方式来讨论理性的问题。如果有人在西方写了鲁迅那样的骂人杂文，必然会被认为是轻浮和庸俗，不可能得到读者的好评。中国把鲁迅捧为近代第一的思想家文学家，更把鲁迅的骂文视为习作的典范，也正是因为鲁迅的骂文特别对中国人的口味。看来鲁迅生在中国真是极大的幸运，如果鲁迅生在英国法国，谁会欣赏他的骂人天才，大概只能到中学当个愤愤不平的厌世教头而已。
　　翻翻鲁迅全集就会发现，鲁迅早期的文章还是很理性冷静的，但却读者寥寥。鲁迅在1918年写了《狂人日记》这样煽情偏激的文章后，才一举成名，成为引人注目的作家。以后鲁迅的文章越煽情，读者的反响声就越大，进而鲁迅的文章越发煽情，读者的反响就跟著越发上劲，如此循环。现在看来，鲁迅比较好的代表作《阿Q正传》等都是1930年以前写的。到1930年以后，鲁迅的文章已偏激煽情到走火入魔的地步，尽写一些《资本家的乏走狗》之类的骂文，开创了中国的“骂派文学”。
　　日本人写了一本《丑陋的日本人》，根本没有什么反响。中国的柏杨写了一本《丑陋的中国人》，立即成为中国的大作家。《中国可以说不》、《妖魔化中国》之类的煽情走极端文章，也只有在中国才可能成为畅销书。这些书里作者表现出来的理性和见识尚不及中学生水平，而作者的狂热感情渲染，把严肃的政治问题情绪化，才是这些书在中国得以畅销的秘诀。如果你写一篇理性的文章，说中国人的爱国有“只说不动”的倾向，大致没有什么中国人会认真读这篇文章。如果你用感性的文学手法来讲述同样的事情，说∶“阿拉伯人爱国用的是最宝贵的鲜血，中国人爱国用的却是最廉价的吐沫”，就一下会吸引到大量的读者。
　　中国人用感性的文学手法来论述理性的科学，西方人却相反把理性的科学应用于感性的文学，创造了“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等理性化的文学作品。人们看完福尔摩斯的侦探小说时，感情非常平静，既不会兴奋也不会流泪，这是典型西方流的理性文学。中国人却喜欢看那种令人大悲大喜的催情文学，“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等理性文学在中国几乎没有市场虽然有一些作家试图模仿西方，创作了一些“科幻小说”、“侦探小说”，但均以失败而告终，在中国搞理性文学大致不会有什么出路。
　　近年来因特网的发达，给予了人们平等发言的机会。然而在因特网上的大众发言，也更加暴露出中国人的非理性本质。比较一下因特网上中国人论坛和西方人论坛的发言就会明白，中国人的理性也就相当于西方未成年中学生的水平。中文论坛上99％的帖子都是感情的宣泄，只有1％左右的发言试图进行一些理性的思考，但这些理性的发言又很快被感性的叫嚣所包围，使中文论坛上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理性的讨论。比如在台湾独立这样严肃的问题上，绝大部分帖子都是非理性的叫骂，不可能想象受过高等教育的成年人会写出这样没有理性的文字。
　　人一生下来就会哭，就会笑，就有了感性思维。但理性思维却是随著年龄的增长慢慢建立起来的，成人就是理性思维成熟的标志。西方对未成人的少年犯罪要从轻判处，就是考虑到未成年少年缺乏理性思维的能力。中国人的肉体成长速度虽然不比西方人慢，但中国人的大脑成长速度却显得异常缓慢，20岁中国人的理性思维能力，还不及10岁西方儿童的水平。如果一个成人的理性思维能力仍然停留在少儿的水平上，在医学上就被称为精神障碍者。按照西方的标准，大部分中国人都应该算作轻度精神病患者。
　　以前西方人嘲笑中国人为“东亚病夫”，并非说中国人身体有病，而是说中国人精神有玻很多中国人却误以为西方人是说中国人身体有病，硬是拍著胸脯说∶明明中国人身体好得很，谁敢胡说中国人有病？不过但凡精神病患者对自己的判断总是异常自信，哪有精神病患者承认自己有病的？面对12亿准精神病患者的中国人，西方人不得不采取惹不起躲得起的态度，动不动就说∶“不要刺激中国人”。弦外之音就是说∶那位精神可是有点不正常，和他打交道时要特别谨慎，千万别刺激他发起疯病来，整个世界都要被他搅乱了。
　　现在中国人虽然学到了一些西方的科学知识，却怎么也学不到西方人的理性思维方法。也许老祖宗遗传给我们的遗传因子中，根本就没有“理性”这根弦。要中国人学会理性思考，似乎就象让猴子学会说话一样，在生物学原理上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科学家已经发现凶恶的杀人犯都具有相同的遗传子特征，如果请科学家们分析一下中国人的遗传子特征，说不定能够找到中国人缺少理性的遗传学缺陷。
　　随著生物学的发展，科学家只要从一个未出生的胎儿身上取一个遗传子，就可以确定该人的相貌体形、性格才能。很希望将来科学家能够认真分析一下中国人的遗传子特征，看看中国人的遗传子中，是否先天就缺少理性思维的基因，是否在生物学上就不具备理性思考的能力。如果中国人真的在生物学上被判定为缺少理性思维的遗传基因的话，中国人就该省省心，不要再为不可能实现的现代化之梦而瞎忙了。因为缺少理性基因的民族不会有发达的理性科学，当然也不会实现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现代化。
　　根据达尔文进化论的“用进退废”原理，越是进行理性思维，大脑的理性思维部分就越发达。对于很少进行理性思维的中国人来说，大脑的理性思维部分发生退化，也是不难想象的事。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的哲学尽管比较肤浅粗糙，但总还能算得上哲学家。可是从此以后哲学家在中国竟然断了香火，再也找不出一个称得上哲学家的人，这也是中国人的理性思维能力日渐退化的旁证。近代中国人的理性思维能力愈发低下，从鸦片战争、义和团、到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中，中国人什么时候表现过一个成熟民族应有的理性？
　　从生物学原理来看，就象牛不需要音乐家，狗不需要经济学家，老鼠不需要哲学家一样，中国不需要思想家。  

五、“引用《可兰经》赞美耶稣”

东海先生教导我们：

“对一个庞大复杂的学术体系，要对它整个体系根柢疏析清楚，从而提纲握领，抓住它的中心、主旨和要点，而不宜抓住它具体历史环境中一些具体的规范进行无限上纲，更不能摘其具有针对性和特殊性的片言只语进行恶意歪曲，象芦笛所做的那样。”

这段话的主旨其实是从我的旧作《从“大同世界”看最常见的国学陷阱》中抄袭来的，可惜没完全对，需要纠正几点：

１、孔子的学说根本称不上什么“庞大复杂的学术体系”，不过是一堆零言碎语而已。东海的毛病，乃是既不知道将原始儒家和后世儒教相区别，也不知道在原始儒家中将孔孟荀相区别。

２、孔子学说易招致误解或曲解，乃是因为他“述而不作”，没有什么对其基本思想的介绍和系统论证，与战国时代的学者完全是两回事，并不是因为他有什么“博大精深”的思想。即使如此，孔子思想的主旨还是可以把握的，但那必须在通读《四书》和《春秋》的基础上，以他的语录互相印证，如下文所举对“君子和而不同” “孔子圣之时者”的理解然。

３、上引东海语录，只需将最后一句话改为“……更不能摘其具有针对性和特殊性的片言只语，用现代观念进行蓄意歪曲，肆意吹捧，象东海所做的那样”，就“尽美矣，又尽善也”。

的确，东海先生唯一的本事就是专打“语录战”，特点是“动机先行，活学活用”，不是从某个具体的个人目的出发，去寻找圣人语录吹嘘自己，或给自己壮胆（例如他多次自吹：“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便是愣把现代文明概念塞给古圣人，把专制理论的发明人说成是民主思想家，简直是“用‘东海版可兰经’歌颂孔丘”。

前者不过是私德问题，不足评论，后者倒有着普遍的警示意义。此类错误在不懂国学者中颇常见，有必要讲解一番，则他人庶几可以避免其文盲覆辙。倘若此，那便是东海先生的网络存在意义的圆满实现。

我在旧作中反复强调指出，古汉语的单字乃是一种“沉积岩”，同一个汉字，历几千年传到现在，形式基本一样，内容却沧海桑田，变了无数次，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内涵。因此，要理解古籍，先得稍知所谓“小学”，也就是知道阅读的那段古文中使用的关键词的原初文义。

例如“集大成”乃是现代汉语的常见成语之一，可那儿的“成”，原义指的乃是乐曲的休止符，孟子借用这音乐术语赞扬孔子，强调的是传承始终关系，根本也就不是后人理解的意思。

那“金声玉振”更容易引起误解，现代人常以为那是用玉杵去敲击金子作的打击乐器，却不知道古文中的“金”含义极度模糊混乱，既可以泛指金属（亦即古人知道的五金），又可以指金银（所谓黄金和白金），而此处指的其实是铜铸的大钟发出的钟声引起了玉磬的共振。

古人早就明白了这个道理，所以程子才会说：“凡看文字，须先晓其文义，然后可以求其意。未有不晓文义而见意者也。”

然而东海先生就是这种“不晓文义而见意者”。他和宋儒的区别，是那些人还真有学问，精通小学，作的注解因而具有了语义学价值，而东海先生用现代字义去穿凿古文，则绝对只有娱乐作用。

第一个笑话便是“君子和而不同”。孔子说：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据东海先生，此话反映了孔子提倡多元的言论自由。

我当即告诉他，不能这么用现代汉语的字义去穿凿孤零零的一句话，那“同”字并不是现代人理解的“同意”、“意见一致”的意思，否则无法解释“小人同而不和”：小人之间没有什么意见分歧，却毫无和平可言，这到底算是什么白痴话语？

其实朱熹早就把这话解释明白了，他说“同者，有阿比之意”。据此，原话的意思其实是“君子礼让不争，但并不结党营私，而小人虽结党营私，却争权夺利”。作此理解，则文义圆满自洽。

证之以整部《论语》，这理解完全成立，类似的意思孔子几次重复过：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

可见这的确是正解。这“和而不同”乃是孔子提出的个人行为准则，与他以礼乐统一臣民思想言行的政治理想毫不矛盾。只有东海才会以为那“和而不同”便是“具有孔教特色的民主”。

我还告诉这大思想家，“和而不同”的“同”乃是动词，而“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道不同，不相为谋” 与“鸟兽不可与同群”的“同”是形容词，等句，后儒伪托的“大同”的“同”字则是名词，它们的意思根本就不一样。连词性都弄不明白就胡说一气，岂有不闹笑话的？

此例充分反映了西方文明盲们的先天视野缺损，任何一个懂点外文的同志都知道，在西语中，不同性质的词汇形式一般都不相同，形容词有形容词的形式，动词有动词的形式，名词有名词的形式，从外表上一看即知。英文算是最不严密的，但也只有小部分动词和名词具有相同形式，形容词与动词或名词在形式上是明确分开的。不幸，这恰恰是中文的一个严重缺陷。现代中文还由先贤尽可能作了点人为区分，古文里这问题就更严重了。所有的古代字书都不知道作词性区分。初学者若不知道这个陷阱，就注定只会变成东海一木鸟，与他的至圣先师“木铎”先后辉映。

最精彩的东海奸孔案，还是 “孔子圣之时者”的绝大笑话。

我多次指出，孔子乃是等级制度的死硬维护者，其基本精神与现代民主南辕北辙。东海先生不同意，吹嘘孔子“与时俱进” ，所以当然孔教也能“与时俱进”，不会形成中国民主化的文化障碍。如此严重的立论，根据却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孟子曾说老孔是“圣之时者”。

可惜这只暴露了这位21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东海自诩）连该怎么思维都没摸到边。凡是受过正规初中教育的学童都该知道，这儿要澄清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那“圣之时者”到底是什么意思：是指圣人的为人处世，还是指他的政治主张？这完全是两回事。一个极乖觉圆滑的人照样可以提出一种非常保守僵死的政治主张，而孔子恰是这种人。

所以，就算孔子本人为人处世通权达变，也不等于他在政治上也主张通权达变，就算他的著作真的通权达变，也不等于后来才形成的儒教教义通权达变（其实使得儒教变成事实国教的“教父”董仲舒的著名主张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更何况用孟子这话来证明孔教不会成为中国文明化的障碍，完全是愚蠢而暴烈地强奸老孟。

孟子的原话是：“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

老孟这儿是将孔子与伯夷、伊尹、柳下惠三个儒家供奉的圣人相比较而作出的结论。他认为伯夷是清高的圣人，伊尹是负责任的圣人，而柳下惠是中和的圣人，而孔子则是集这些圣人大成的通权达变者。如果处在伯夷的位置，他一样会清高；处于伊尹的位置，他一样会对天下负起责任；处于柳下惠的位置，他也一样会态度中和。他是那种从智力判断开始，以德的成就告终的有始有终者，其道一以贯之，就像用金属铸的大钟发出的响声引起玉磬的共鸣一样。钟声是乐道之始，共鸣是乐道之终。

谁都能看出，孟子这儿说的完全是老孔的人生态度，并非他的学说性质。宋儒对此倒是完全理解了，例如程子就说：

“孟子曰：‘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圣之时者也。’故知《易》者莫如孟子。”

这意思是说，可以做官就做，应该去职就去，可以长做就长做，应该短做就短做。这就是《易经》的道理，而孟子就最懂这道理。

朱熹也没有误解，解释说：

“此言孔子集三圣之事，而为一大圣之事；犹作乐者，集众音之小成，而为一大成也。成者，乐之一终，《书》所谓‘箫《韶》九成’是也。”

这意思是说，孔子把三位圣人的行为合起来，达到了一个大圣人的成就（儒家的“三位一体”，嘿嘿），这就跟奏乐一样，把众音的小成集为大成，而所谓“成”就是乐曲终止。《书经》说的“箫《韶》九成”就是“九终”的意思。

因此，“孔子圣之时者”，翻译成难听的大白话，就是孔子其实是个老滑头，虽然大唱无比迂阔的道德高调，但自己为人处世则知道审时度势，能做官就做，能做多久就做多久，不能做就拉倒，决不像后代那些听信了他的教唆的忠臣孝子那样傻傻地搞“文死谏”，断送了卿卿性命。

这理解可以从《论语》、《春秋》或其他典籍中找到大量证据，例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等等，可见孔子非常精通活命哲学。

不仅如此，他甚至还精通怎么逃避道德责任。例如他虽然为了维护君臣大义，维持了“赵盾弑君”的冤狱，但在感情上还是同情赵盾的，这才会说：

“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

在老孔看来，老赵若逃出晋国国境去，就没有道德责任，也就不会背上弑君的黑锅了。他没有这么做，真可惜！圣人这不是教人逃避道德责任么？谁都想得出来，如果孔子这位“圣之时者”遇到这种事，肯定是逃之夭夭。既不敢违反君臣大义，支持赵穿弑君，又不敢维护君臣大义，要求赵盾讨伐弑君犯赵穿，能做的事就是逃出国境去回避这道德难题。至于百姓臣子们如何在暴君下受罪，他是根本不管的！

由此可见，所谓“孔子圣之时者”，并不是说他的政治主张有什么灵活性或随时代改造的可能，也不是鲁迅穿凿的“摩登圣人”的意思，而是“孔子是个极度善于明哲保身的圣人”。从这点上看，东海先生倒真得了真传。

这里只想重申给东海先生的忠告：若您真有无法戒断的“奸圣癖”，建议您还是避实击虚，专门强奸零言碎语的孔丘算了，不要弄到论述相当详尽、“可奸度”相对甚小的孟子身上去。


六、“克己复礼”是“限制君权”么？


正因为东海先生长就了一双见叶不见林（还不是“见木不见林”）的高聚焦隧道眼，这才会不但看了我对孔学的精辟介绍后一无所获，反而“下士闻道，大笑之”，胡说什么：“孔子的‘克己复礼’，孟子的‘道尊于势’，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宋儒的‘天理’说，其实都是儒家限制君权的一种努力”！

现在来看“克己复礼”到底是什么意思。原话是：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任何一个有点正常清晰思维能力（亦即养成了西式逻辑思维习惯）的人，看到这段话，都该作出如下理解：

１、“克己复礼”乃是孔子“平天下”的宏观政治纲领。一旦实现了这个纲领，则“天下归仁焉”。

２、该纲领的具体操作内容亦即所谓的“目”，是著名的“四不准”，亦即不许视、听、言、动一切不符合礼教规定的事物。

３、这宏观的政治纲领是通过微观的个人努力来实现的，这从“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的反问句中可以看出来。用现代话语来表述，也就是实现“仁”的境界，得靠每个社会成员自觉的主观努力。颜渊明白了这意思，当即向老师表示他将身体力行这一教导。

４、根据“四不准”可以看出，那“克己”乃是“战胜自己”的意思，换言之，“复礼”的前提乃是战胜自己的不符合礼教规定的贪欲。

对思维训练有素的同志来说，下一个问题就是澄清“复礼”的内容，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什么是礼”？在这点上最能体现受西方清晰思维习惯影响的读者与习惯于捣中式模糊浆糊的木鸟的区别。例如某网友就曾问我，到底什么是“礼”？是不是英文里的ethics（伦理）？这种问题，东海先生便下辈子也不会问他自己。这就是黄仁宇先生的治学方式和东海式黑板报文宣的本质差别。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去通读《春秋》、《论语》，若有余力，再去看看《礼记》，如此则不难发现，如“仁”一样，“礼”乃是一个模糊概念集群，其中既包括古代文物典章制度，又含有延用至今的“礼貌”、“礼仪”、“礼节”的意思。但无论如何，可以作出这么一个大致不差的西式逻辑定义：

“所谓‘礼’，就是由社会强加给社会成员的旨在强调社会不同等级尊卑的外在区别特征以及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这些外在区别标志和行为标准涵盖了社会成员的言、行（行为）、衣、食、住、行（交通）等一切方面。”

凡中国人都该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吧？某拥共网友曾警告我，只有帝王才能出文选，芦笛没有资格，否则就是犯上作乱。忽略这儿的文盲笑话亦即“只有帝王才能出文选”，他这警告其实深得礼教要旨。而这礼教一直延续到毛中国：行政13级以上才是高干，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表现出其地位与中干、低干和民众的区别：具有看《大参考》、吃小灶、出差坐软卧等等的资格，而这些资格是平民绝对无权享受的。

所以，张戎她母亲小产前腹痛如绞，请她父亲用小车把她送回家去，却被她父亲断然拒绝了。那倒不是因为她父亲天生心狠，而是因为他坚持“礼教”的原则。在他看来，张戎的母亲不具备坐小车的资格，当然就不该坐，否则就违反了神圣的“组织原则”。

类似地，改革开放之初，最先发起来的个体户大款们打破了毛共神圣的新礼教，靠财大气粗，住进了原来根本没资格住的高级宾馆，坐上了原来没资格坐的软卧，也在老干部、老工人之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懑。我自己就听见过许多这种抱怨，那跟溥仪发现他弟弟溥杰偷穿“明黄色”内衣而大发雷霆也差不多。

而这就是孔子的正义的愤怒。时至春秋，西周当初那套严格的身份制度完全被打破了，各国诸侯由自然人性支配，成了弱肉强食的丛林中的猛兽。孔子拒绝接受这“礼崩乐坏”的无情现实，多次对那些僭越的行为发出了愤怒的指责：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 ”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在第一例中，季孙享用了只有天子才能享受的待遇，使用了八列舞女跳舞娱乐。在第二例中，这季孙放肆到竟然去祭祀诸侯才能祭祀的境内的泰山。在第三例中，季某的财富竟然超过了西周的功臣周公，而在第四例中，管仲身为相国，竟然和齐国国君一样，在家里使用了屏风以及同样的献酬礼节。

在孔子看来，这些都是大逆不道的罪行，应该恢复西周的那套严格礼教规定，使得全民建立牢固的尊卑上下观念，知道敬重国君，他将实行礼教的政治目的说得明明白白：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上好礼，则民易使也。”

可见实行礼治的目的是使得“民莫敢不敬”、“民莫敢不服”、“臣事君以忠”、“民易使也”，而使用刑罚并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只能使“民免而无耻”──虽然不犯罪，但也没有羞耻心，只有使用礼治才能使人民“有耻且格”，也就是让人民建立对统治者有利的耻荣观：

“有恶：恶称人之恶者，恶居下流而讪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

所以，如果中国真要复兴这套把戏，大众最先要唾弃的就是“居下流而讪上”的东海先生。这里哪有一个字暗示过克己复礼“是儒家限制君权的一种努力”？！

孔子克己复礼的心事，完全被后儒理解了，孟子本人就作过连白痴都不会误解的解释：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这里说得明明白白，春秋乱世频频出现的臣弑君、子弑父引起了孔子的恐惧，他为此编篡了《春秋》，是为天子效劳，震慑潜在的乱臣贼子。

荀子更是说得直截了当：

“知夫為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
管下也，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胜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
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錭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

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后眾人徒，備官職，漸慶
賞，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屬，皆知己之所愿欲之舉在
是于也，故其賞行；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是于也，故其罰威。賞
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
也。若是則万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
則財貨渾渾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臧
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

司马迁也说得明明白白：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故易曰‘失之豪厘，差以千里’ 。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 。……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

就连千年后的宋儒都没有误解，例如朱熹就说：

“愚谓政者，为治之具。刑者，辅治之法。德礼则所以出治之本，而德又礼之本也。此其相为终始，虽不可以偏废，然政刑能使民远罪而已，德礼之效，则有以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故治民者不可徒恃其末，又当深探其本也。”

这意思无非是说，德治和礼治才是治国的根本，因为它能用统治者的伦理道德去为百姓洗脑，使百姓在不知不觉之间“改恶从善”，这才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根本途径，而政令刑罚不过是辅助手段而已。

必须承认，这一套确实很高明，比主张严刑峻罚的法家高明多了，但两者的目的都是要臣民敬畏君主，区别只在于手段的软硬不同导致的效果不同而已，法家用的只是严刑峻罚的恐吓威慑，亦即革命的硬的那手；儒家主要用的是洗脑改造的革命的软的那手，辅以刑法威慑。这仍然是毛共的治国方针，而现代中国的形势倒有点像当年春秋战国时代：人欲横流，礼崩乐坏，使得我党彻底失去了洗脑的软的那手，只留下法家的狼牙棒。

这或许就是当代大儒东海先生应运而生，出来复兴儒教的时代需要所在吧？只是这位“大儒”的绝技乃是专把驴唇缝到马嘴上，竟然力破成说，连“克己复礼”都有本事说成是什么“限制君权”！强奸孔子不足奇，强奸到这种南辕北辙、彻底翻转君臣大义的地步，那就应该去申请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了。

就是这种“动机先行，断章取义，蓄意吹捧”的作法，使得东海先生一而再，再而三地强奸他家至圣先师。我在旧作中引用了《论语乡党篇》中门人对孔子待人接物的忠实描绘，告诉大家孔丘乃是专制制度的卫道士，翻转运用东海的市侩毒骂来说，便是“丧家的专制制度的劲走狗”：

“朝， 與下大 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
如也。與與如也。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入公門，鞠躬
如也，如不容。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
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
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
授。勃如戰色，足縮縮，如有循。”

东海先生在引用时故意略去“入公门”以后的文字，然后振振有词地质问：

“在不同的场合对待不同的人，态度神态都有所不同。在乡有在乡的样子，
在朝有在朝的样子，外交有外交的样子，开会有开会的样子，没有什么不对
呀？”

还说什么：

“‘君命召，不俟驾行矣。’是《乡党》中最受垢病的一章。如果国君召见，
孔子不等车马驾好就先步行走去了。似乎一付奴性十足的模样。其实这里指
的是孔子有官职在身的时候忠于职守、负责任、有时间观念的表现。要么不
干，要干就兢兢业业干好。孔子为了施行仁政、追求王道而跑官，故行藏出
处以道之能行与否为标准，强调在朝为官应‘以道事君’，对君主勿欺而犯、
直言而谏。孔子是怎样出仕、为何求官的，其出处去留表现得何等尊贵，一
枭在《跑官原有道，出仕岂为私》一文中已有介绍，不赘。”

这说明此人死也不会开窍。其实《乡党》之所以让现代人肉麻，还不是它暴露了孔子那副肉麻丑态──中国历史上专拍君王马屁的无耻小人还少么？多一个孔丘算什么？

问题恰在于孔子并非这种无耻小人。明眼人一望即知，《乡党》和《春秋》一正一反，相辅相成。《春秋》是贬刺那些不守礼法的乱臣贼子，从反面强调了君王那不容质疑的绝对权威，而《乡党》则是由孔子本人作个样子给大家看看，臣子应该如何严守旨在尊崇君王的礼法，从正面强调君王的绝对权威。孔子那些做作，并非“为私”而是“为公”──不是为了他自己干谒利禄，而是垂范千古，为千秋万代的臣子作崇君的表率，而正是这点才最让人痛恨。此所以我要说他是“丧家的专制制度的劲走狗”，那真是实至名归。

这点孔子自己已经说得明明白白了，可惜东海先生就是有眼如盲看不见：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我已经在旧作中解释过了，孔子那些肉麻表演，即使在当时也倒了大众胃口，时人讥之为马屁精；孔子于是解释道：我不是拍马屁，是严格按照礼法服事君主。说到底，还是出自那“克己复礼”的政治纲领的要求，那目的就是前节已经讲过的，使得“民莫敢不敬”、“民莫敢不服”、“臣事君以忠”、“民易使也”、“民有耻且格”。

对此苦衷，古人一向看得明明白白。如上所述，孟子就直接指出了“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引起了“孔子惧，作《春秋》”。因此，孔子本人在《乡党篇》中作的“事君尽礼”的具体示范，和他编辑《春秋》的动机完全一致，就是被当时层出不穷的臣弑君、子弑父、强人崛起夺人之国的现实吓坏了，想用恢复礼教的迂腐办法“拨乱世反之正”，恢复维护绝对君权，而这番苦心确实被后儒理解了，才会出了那么多在乱世为了维护君臣大义冤枉送命的糊涂虫。

最可笑的是，宋儒明明在《乡党》总注中把这意思说得明明白白，而东海先生也竟然引用了：

“关于《乡党》的主题思想，朱熹《论语集注》作了总结：杨氏曰：‘圣人之所谓道者，不离乎日用之间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动一静，门人皆审视而详记之。’尹氏曰：‘甚矣孔门诸子之嗜学也！于圣人之容色言动，无不谨书而备录之，以贻后世。今读其书，即其事，宛然如圣人之在目也。虽然，圣人岂拘拘而为之者哉？盖盛德之至，动容周旋，自中乎礼耳。学者欲潜心于圣人，宜于此求焉。’”

这前面还有至关重要的一句话：“杨氏曰：‘圣人之所谓道者，不离乎日用之间也。故夫子之平日，一动一静，门人皆审视而详记之。’”这就是说，孔子日常生活中的所有举措，都体现了他的 “道”。而尹氏更强调指出，学者必须严格进行思想改造，使得按礼法规定行事成为本能。这说明这些人完全明白孔门弟子把孔子的日常生活行为举止记录下来的苦心，那就是身体力行他的政治主张“道”和“礼”。

可就是这昭如日月的话语，东海先生就是看不见，您说，这位当代大儒到底出了什么毛病？！


七、千年沉渣泛起


方今之世，类似春秋战国时代，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所以，如今国内什么蒋庆先生出来拨乱反正，我完全理解，这才是真正的孔教传人，也就是出自对礼崩乐坏的的恐惧，挺身出来“补天”，如同孟子那样：

“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

如果东海先生是那种人，则那也不足为怪，奇是奇在此人竟然号称“民主自由斗士”！“民主大儒”这种类似“火热的冰”的怪物问世，而且竟然能在网上招摇撞骗多年，这一无情现实，构成了对国人智力的严峻拷问：热衷于谈论政治的许多现代中国人，到底有无能力理解中国文化遗产？到底有无能力理解包括民主理论和实践在内的西方文明？

从东海先生的答卷来看，这两个答案都是否定的。“东海现象”的出现，表明了自程朱开了滥觞后，由徐桐和毛泽东们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文化狂妄以及由此导致的积极反智主义已经成了国民的“集体无意识”，以致就连东海先生那样一个粗通文墨的人都能无师自通，无比娴熟地将这功夫使出来，竟然说什么：

“从政治角度理解儒学，芦笛的能力不仅离五四反儒健将们差得远，比起
文革批孔小将们来也有所不如，肆口妄言，不值识者一哂；至于儒学高明
圆融的宇宙论、本体论、人生论，芦笛连它们的边都没摸著。如熊十力根
据孔子编创的《易经》所阐发的心物不二、体用不二、天人不二等观念，
致广大而尽精微，比起基教高设全知全能之上帝为一超越存在的宗教迷情，
比起西方形而上学‘第一因’说以及单一幼稚的唯物唯心论，高明先进到
不可以道里计。敢说出‘孔文盲再说也没什么鸟意思，反正如今除了专业
人士和沽名钓誉之徒，没谁去看那些烂玩意儿’诸如此类p话来，不仅文
盲，而且德盲心盲。可笑不自量！”

窃以为，没有什么比这段话更典型地代表一代又一代的那些抱残守缺的守旧派的井蛙心态了。而这种井蛙心态大发作，其实是国民自信心面临全面崩溃的曲折反映。从心理学来说，它是所谓的“自卑情结”（inferiority complex），唯其如此，这才会在表观上以惊人的无知、浅薄、狂妄、傲慢、轻狂为醒目特征，正如徐桐大师在上世纪之初为咱们表演过的那样。

东海先生以绝对哲学盲、科学盲、国学盲之身，闹出第一惊天笑话来，愣把毫无哲学成分的孔子政治伦理学理论当成“哲学”，进而认为这就是什么了不得的“大智慧”，哪怕到了今天也能作为国民精神指南，这种无知导致的狂妄渊源有自。我早在旧作中指出了，那就是孔教堕落为程朱理学后出现的积极反智主义，朱熹把这点说得非常明白：

““三代之隆，其法浸备，然后王宫、国都以及闾巷，莫不有学。人生八岁，则
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
乐、射御、书数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则自天子之元子、众子，以至公、卿、大
夫、元士之适子，与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学，而教之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
之道。此又学校之教、大小之节所以分也。

自是以来，俗儒记诵词章之习，其功倍于小学而无用；异端虚无寂灭之教，其高
过于大学而无实。其它权谋术数，一切以就功名之说，与夫百家众技之流，所以
惑世诬民、充塞仁义者，又纷然杂出乎其闲。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闻大道之要，
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泽，晦盲否塞，反复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坏乱极
矣！”

如我在近作中指出的，它就是毛泽东的“政治是灵魂，政治是统帅”的来源，也是他的“哲学狂妄”症病因何在，马列毛的一个通病，就是以为哲学是“万王之王”，“科学的科学”，一旦掌握了“真正的哲学”亦即所谓辩证唯物主义，也就“纲举目张”，抓住了牛鼻子，洞察了宇宙间万事万物的根本规律，能够以外行之身去胡乱领导内行，而就是这种无知导致的极度狂妄，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难无从描述的巨大灾难，有如说毛中国是毁于邪恶，倒不如说是毁于大老粗的愚昧与狂妄。

如今东海先生鼓吹的根本不存在的孔教“大智慧”，不管他本人意识到了没有，本质上就是从程朱而徐桐再到毛泽东的千年沉渣泛起，完全是反文明、反智慧的逆流。

我早在《试论孔孟之道对人性认识的偏离和流弊》中指出，孔子“克己复礼”的政治学理论，即使用当时的眼光来看，在道义上也是反动的（虽则在功利上或许是必要的），盖他在理论上把“克己”的任务平均分摊给了“君臣父子”，而具体操作重点却极不公平地指向了“乱臣贼子”，完全是捧上压下的护院狗腿子。幸亏孟子出世，才改变了这种作法，认识到“君君”才是重中之重，把“克己”的思想改造主要当成了君臣的共同道德责任，并把“爱民”当成了“君君”的具体内容，由此增加了孔子学说中原来根本阙如的民本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内容，引出了由后世优秀儒生继承的“君君爱民”的宝贵传统。但宋儒却再度去捏软柿子，“克己”再次成了臣民的事，“君君”被“清流们”方便地忽略了，而且臣民的“克己”竟然蜕变为彻底违反人性的“存天理灭人欲”，由此引起了有宋以降的文明堕落，而这种禁欲自虐狂倾向到毛中国竟然达到最高峰，给全民带来了巨大灾难。

因此，就原始儒家而言，唯有孟子给后人留下了最宝贵、最优秀的文化遗产，至今仍可借鉴，某些语录甚至可采入宪法（例如我曾建议应该把“民为贵，国家次之，党派为轻”、“党之视民如草芥，则民之视党如寇雠”等语写进宪法去），但从整体而言，整个儒教相对于西方文明是反动的，宋明理学尤其如此。中国要现代化，要成功融入世界先进文明，需要的不是不通村夫出来叫卖吹嘘陈年旧货，需要的是完成五四先贤的未竟大业，将西方先进价值观念和思维方法全面系统地引入中国。在这过程中作深入的文化比较研究，以便在充分照顾到国情民俗的前提下，建立能持久存活的新文明传统。

这就是我为何在本文第二节干脆说白了：方今之世，对草民而言，除了专业人士、文学家、艺术家们之外，不懂毫无用处的国学毫无关系，更非耻辱，但不懂西学则寸步难行。从政治上来说，百姓越不懂孔子那套“春秋大义”，便越利于中国顺利完成向民主社会的转型。

而对于真正有志于和平改造中国的政治家来说，儒教的唯一意义只在于起到反面提醒作用，告诉他们现代化中需要警惕什么传统陷阱和雷区。对这些人来说，特别需要掌握的，乃是最起码的现代文明常识特别是科学常识。否则就一定要像毛泽东那样给全国人民带来灾难。比较后毛时代的小知领袖们和毛时代文盲领袖的政绩，立刻就能看出这一点。如果毛当年不是在长沙第一师范如东海先生那样，所有的自然科学科目都是零蛋，毕生只会看线装书，则大跃进那千古闹剧也就不可能出台。

2006年9月12日－19日初稿
2007年1月23日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