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红冰

 

今日之中国，正处于真理黯然蒙尘，谬误昂视阔步的时代。高贵、圣洁者被丑化，猥琐、卑鄙者却获烨烨尊崇。在思想领域，情况亦是如此。“六 . 四”惨案之后，高贵的民主革命意志受到堕落文人重重的思想围剿，伪善、无耻的改良主义竟成为“理性”的象征。这是对中国命运的雪上加霜。

高贵的思想创造高贵的命运，伪善的思想产生阴暗的历史。基于对中国未来命运的责任，必须为民主革命申辩；申辩又应当自批判当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潮始。

“六 . 四”惨案，是用中国人的血提前为中共暴政书写的死刑判决书。“六 . 四”意味着，中共暴政以不可饶恕的反人类罪行抹去了政治改革的意愿，彻底丧失了改良的政治道德基础，丧失了通过政治改良，得到历史宽恕的机会；对于中共暴政只剩下一种前途：为其反人类罪行接受正义的审判，并以反人类犯罪集团的身份，如德国纳粹党一样，永远被驱逐出历史舞台。

八九年之后，中共暴政企图用经济改革重建其已经崩溃的政治道德基础。但是，不受法治原则限制的专制权力同市场机制的婚姻，孕育出两个怪胎：一是国家权力无可遏制地在对物欲的贪婪中腐烂，一是市场经济的异化。

以腐败专制权力为轴心运转的市场经济，不仅没有形成公平竞争的机制，反而产生出专门为权贵阶层攫取社会财富提供服务的经济运作规则。这种经济运作规则必然导致社会财富和权利的两极分化；一极是由贪官污吏、奸商恶贾和御用文人构成的政治黑帮集团，即当代中共的权贵阶层，另一极则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民众。

中共官僚集团本企图通过经济发展，为专制政治再建合理性基础，但权力腐败和两极分化却雄辩地论证着暴政的不公正和罪恶。这表明中共暴政的灭亡是历史的宿命。而中共暴政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在同不可抗拒的灭亡趋势抗争。当代中国的改良主义思潮正是中共权贵阶层为这个目的精心培育出的意识形态。

当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潮的核心，就是试图让人民相信，中共暴政主导的经济改革最终会产生政治民主化、法治化的效应，因此，中共暴政的存在不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当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潮的首要特征，就在于“曲线救党”，即以“自由、民主、人权”的名义，肯定专制暴政的政治生存权；当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潮的政治价值，就表现为否定一切对中共暴政政治生存权具有现实威胁的思想和行动。

且看八九年以来，当代中国改良主义思潮的种种表演。

“六 . 四”惨案的血腥气息尚未在北京的沙尘暴中飘散，改良主义就开始散布对中共暴政的一项经典幻想：通过中共主导的经济改革，将逐渐形成中产阶级；强大的中产阶级必然提出民主政治的要求，中共为回应这种要求而进行政治改革，中国会由此“和平、理性、非暴力”地实现民主转型。

今天两极分化趋于极端的严酷现实已经使改良主义的上述观念成为笑柄，但是，当初这种观念却为中共暴政用幻想欺骗人民，渡过“六 . 四“之后的政治危机，发挥了不可取代的历史性作用。

当中共垄断的国家权力在物欲中彻底腐烂之时，改良主义放言曰，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反对腐败，就是反对改革；要牺牲几代妇女的青春，换取改革的成功，等等，不一而足。改良主义就是用此种无耻的煌煌大论，安抚人民对国家权力腐败的愤怒。

贪官与奸商勾结，假“所有制改革”之名，合法地抢掠“国有资产”，国有企业职工因此失去用自己血汗积累的财富和工作机会。改良主义为瓦解下岗职工反抗暴政的意志，又喋喋论证，国有企业民营化是改革成功的必由之路。根据这种论证，权贵阶层对“国有企业”的瓜分是社会进步的象征，而下岗工人的穷困则是历史发展逻辑的要求。

中国数千万农民功实际处于奴工状态，底层民众有病无钱医，有学无钱上，有理无处诉，有冤无处申。改良主义则宣称，人民的困难不过是改革的阵痛，是为国家的富强必须付出的代价。

“六 . 四”血洗北京使邓小平成为独夫民贼，于是，改良主义便要让人们相信江泽民会给中国带来开明政治；当江泽民逐渐裸露出专制戏子的丑陋真相之后，改良主义又欲人民相信胡锦涛可能成为中国的戈尔巴乔夫；现在，胡锦涛已经充分证明他不是中国的戈尔巴乔夫，而是中国的金正日之后，改良主义又预言，中共第五代接班之后，就会实行民主改革——改良主义对于中共暴政的期待与爱恋，真有铁杵成针之坚毅，水滴石穿之恒心。只可惜，中国的现代苦难不欣赏这种奴性入骨的坚毅与恒心。

2006 年，中国维权抗暴绝食运动风起云涌，维权运动必须冲决专制恶法限制的意志，迅速崛起如崇山峻岭。改良主义最隐密的一翼则为之痛心疾首。其狡猾诡诈者，蛇行鼠窜，暗中策划，背后下手；其愚蠢或亢奋者，则呼天抢地，捶胸顿足，公开亮相——直欲置抗暴绝食运动于死地。彷佛不受专制恶法限制的维权运动谋杀了此类改良派的衣食父母，或者暗恋终生的白马王子。

迄今为止，中共暴政虽然以国家恐怖主义和警察统治的方式，竭力压抑维权抗暴绝食运动，但其官方喉舌并未公开作出应对。这是因为，面对维权抗暴绝食运动，中共暴政已经丧失了公开应对的道德能力。而改良派们对此项运动的公开诋毁，恰恰极为默契地弥补了中共暴政的道德缺陷。因为，这些改良派们，或者由于个人命运的极端偶然性，或者由于刻意粉饰雕琢，都拥有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外形。外形虽如斯，内心实在希望“曲线救党”。改良派们正在做中共暴政不方便做的事。

纵观八九年以来改良主义思潮的所行所为，可得出结论：当代中共改良主义乃是中共暴政谄媚的思想佞臣和无耻的辩护士。不过，当代中国改良主义最凶残之处，还在于它对“民主革命”进行的思想谋杀。

民主革命是以“文艺复兴”为起点的人类历史的政治主题。

民主革命撕裂中世纪的千年黑暗，引导欧洲和北美大陆率先进入民主政治的范畴——这是人类民主革命史上令人激动的第一阶段；而令人黯然神伤的第二阶段，则是专制政治以共产主义思潮的名义借尸还魂，并主要在东欧和亚洲形成新专制主义的国家集群，即所谓社会主义阵营；令人再次充满希望的第三阶段，则表现为民主革命同共产专制主义的搏战。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东欧人民的大起义导致共产专制主义的历史性挫败；目前，民主革命正在准备与共产专政在东亚大陆做最终决战。

以上对“文艺复兴”以来人类政治历史发展逻辑的表述，忽略了近代的殖民过程，忽略了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忽略了宗教恐怖主义，等等。这种忽略显然使历史逻辑的表述缺乏完满性。但有一弊必有一利，以上表述的历史逻辑虽然没有历史事件和过程的完满性，却获得了发展进程的主题明确性——那正是人类政治历史发展的时代性主题。

当前中国民主大革命的内涵可以简要表述如左：通过人民维护基本人权，抗争暴政的运动，并最终通过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义，运用现代人类理性和良知允许的一切方式，运用必要的政治强制力，彻底否定中共极权专制，重建宪政民主，创建联邦中国。

中国民主大革命的胜利，将意味着“文艺复兴”以来的人类民主革命的盛大凯旋。因为，中共极权一旦崩溃，北韩、越南之类二流小国的专制统治势将随之败落。共产主义专制将在丧钟声中变为历史的遗迹，如风吹雾散。同时，现代宗教恐怖主义也会由于失去一个强大的专制政治盟友，而进入迅速衰败的逻辑过程。整个人类将因为最终超越专制政治，而进入另一个精神发展的时代。

中国民主大革命的胜利是中国获得自由与正义的标志，并必定为中国赢得历史的荣耀和人类的尊敬。但是，中共暴政以诡谲的政治策略精心培育出的改良主义思潮，对民主大革命的恨意可谓入骨三分。多年来，改良主义思潮对民主革命的侮蔑与歪曲性的攻击，无所不在。今必择其最主要者予以批驳，以为民主革命申辩，以为民主革命迅速形成坚硬的政治意志和强有力的历史运动扫请思想障碍。

改良派妖魔化民主革命的重要方法，就是“暴力化”民主革命。改良派的假绅士们声言，革命就意味着暴力，意味着以暴易暴，意味着暴民政治。

在此问题上，改良派完全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回顾历史，最惨烈的人权灾难都是专制政治所造成；极权专制是国家恐怖主义的策源地，是兽性化的政治暴力的策源地。民主革命的价值就在于对极权专制做根本性政治否定。

否定了极权专制，也就否定了国家恐怖主义和兽性的政治暴力的政治基础。因此，民主革命不仅不意味着暴力，而且是国家恐怖主义和政治暴力的天敌。唯有民主革命，才能一劳永逸地消灭政治暴力。

改良派不知是天真，还是弱智，似乎完全不清楚民主革命同“共产主义革命”的原则区别。他们说，“共产主义革命”用暴力夺取权力和维护权力，所以，如果通过革命否定共产党官僚的极权统治，就会导致暴力的循环。

事实上，“共产主义革命”是对“文艺复兴”以来人类自由民主大潮的反动，是复辟专制政治的历史运动。民主革命同“共产主义革命”属于“不共戴天”的不同政治范畴。前者代表了人类发展的政治方向，后者是专制政治以“共产主义”名义的借尸还魂。

改良派在此混淆两者的泾渭之别，并非天真，而是故作弱智。弱智的表象之下，隐藏着诡谲的逻辑：模糊了民主革命同“共产主义革命”的界限，便可以貌似公允地否定一切革命，其意则在于否定唯一能埋葬中共暴政的历史运动——民主大革命。而且在改良派设计的这个思想逻辑中，共产党官僚集团反倒由于其暴力性而得到了死于民主革命的豁免权。这是何等阴险的逻辑。

改良派在对民主革命进行思想栽赃的过程中，始终高喊“和平、理性、非暴力”，仿佛如此一来便能够“刀枪不入”。在此，改良派们又通过混淆概念，以“非暴力”的名义，否定合法的政治强制力。而事实上，没有合法的政治强制力，就没有民主制度。近现代人类历史中，有两种性质完全对立的政治强制力。一种属于极权专制，一种属于宪政民主。属于极权专制的政治强制力，是确保专制权贵阶层特权地位的国家恐怖主义和兽性化的暴力；属于宪政民主的政治强制力，则是体现主权在民原则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行为，以及符合法治精神的公正的秩序。

在创建宪政民主的民主革命过程中，合法的政治强制力至少表现为如下三项人民的权利：

一、人民用和平方式维护人权，抗争暴政时，中共暴政如果用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暴力加以镇压，人民拥有运用政治强制力，进行正当防卫的权利；

二、中共暴政剥夺和侵犯公民基本人权的国家暴力普遍严重威胁到人民有尊严的生存权时，人民拥有举行全民大反抗和全民大起义的权利；

三、宪政民主创建之初，极权专制的残余势力如果用暴力方式实施复辟活动，人民拥有使用合法政治强制力，进行回击的权利。

在此问题上我为民主革命的全部申辩，可以归结为一句必将书写于民主大革命战旗上的话语：“运用与理性和良知一致的合法的政治强制力，通过全民大反抗，彻底否定中共暴政——这个中国苦难的根源，中国悲剧的根源，中国国家罪恶的根源，中国政治暴力的根源，乃是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

属于民主的大革命的政治强制力，是重建正义之剑，也是播种宪政民主制度之犁。

否定了属于民主革命的合法的政治强制力，就否定了人民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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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存

非常感谢信总给了我这么一个跟大家交流的机会。我也非常乐意到信孚集团这样一个民办教育的重要基地来学习。穆旦有诗：“从历史的扭转的弹道里，／我是得到了二次的诞生。／无尽的阴谋：生产的痛楚是你们的，是你们教会了我鲁迅的杂文。”你们在培养人，你们教育出了人类家庭里的成员，你们也需要停下来，分享生活和思想的乐趣。现在我们一起停下来，就一些问题交流，这本身是一个双向的或说反思的过程。我想作为一个对战略发展、对教育启蒙有兴趣的人，跟你们交流可以生长出真正可以扩展的自由秩序。这种自由秩序可能就是我们的社会极度匮乏的德性、道义或说生命意义。
   
    　　一． 个体性道路
   
    　　在谈论今天的主题之一时，我想先讲讲我个人遇到的精神危机。我不知道诸位有无这种精神生病的经验，也不知道这是不是网友们所说的“郁闷”、“不爽”现象，但这种经验是值得关注的。虽然它很难以被理解。我个人在不久前的春节期间遭遇了极为严重的精神低谷。这种精神危机几乎是无法言喻的。有一种抑郁，有一种优雅，有一种锥心之痛。我的精神病在于我的焦灼不安，我是靠表达为生存经验的人，但我有很长时间没有动笔了，因为我怀疑我的笔的功能、价值。回头看我的很多言说，都太应时，太焦虑，太想明心见性。而很少做服务性的言说，做那种恢复汉语的荣誉、见证汉语的理性力量的工作。我想到的是，我本来可以做更多更好的工作。
   
    　　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很多人是不负责任的，他们或者以为自己也勇敢坚决，但那实际上对我们的时代来说，是另外一种苟且的形式；他们或者以揭露社会真相为己任，或者以传播知识、文明为天命，但那也是相当虚伪的。因为他们都没有回到人的原则上来。他们连思考人的意识都没有。
   
    　　我这次遇到的精神低谷，就是在不断问自己能做些什么。我能不能突破中国生活的“无物之阵”？我能不能仍然保有旺盛新鲜的创造力？我能不能像康德那样在孤独的生活中进行哥白尼式的革命？我能不能从现实的言路、思路、行路中突围，从学者、大师、学理、框架、良心、利害、时机等中突围，把新贵、遗老、贱民、帮闲、明星、小资、山村、宗法、网络、文明、本能等还原到一个统一的中国风景中去？
   
    　　可以说，到今天我还没有度过这一低谷期。我也想找人治病，但自家有病自家医，对精神世界的状态，我们只能自己播种自己收获。歌德有诗说：我年轻时领略过一种高尚的情操，我至今不能忘掉，这是我的烦恼。不能展开这种年轻时领略到的情操，就是一种烦恼。意识到烦恼并想解决它，就是我们精神世界的功能。
   
    　　钱钟书曾谈到过这样的问题，所谓“病蚌成珠”，生病的蚌才会产结美丽的珍珠。这个意思就是，人必须经过这种精神的炼狱，才能成长，才能进化。
   
    　　从人类的创造史上看，那些有过大创造的人，都是有这样那样的精神危机的。像鲁迅的弃医从文，像帕斯卡的死亡经验，茨威格等等，都因这种精神上的问题而成就了更大的思想贡献。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年轻时是一个社会主义者，1849年12月23日，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二十个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员被押送到彼得堡的谢苗诺夫教场执行枪决。他是第八名，每一排为三名，只要再等两三分钟，前两排的就要被枪毙，后面就轮到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一排了。突然，他听到了解除警报的声音，然后他和他的同伴们都给松了绑。他们给他宣读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宣谕，给他们罪减一等。这个事件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少年》一书中，维尔西洛夫以希腊黄金时代温柔的海浪与个体的以血做祭为意象的独白，“欧几里德心智导致死亡”，撞击历史理性主义及其所维持的和谐观念的铁墙。——然而我不知道我梦见的是什么：好像和画里一样——那是希腊群岛的一角，而且时间仿佛回到了三千年以前；那浅蓝的、温柔的海浪，那岛屿和岩礁，那鲜花盛开的海岸，那远处迷人的景色，那向我招呼着的落日……这里是人类的乐园：神从天而降，与人攀亲……啊，这里住着优秀的人物！他们起床、睡觉，幸福而天真，草地上荡漾着他们的歌声。那用之不竭的充沛精神消耗于爱情和天真的欢乐上……一个奇妙的梦，人类的一个最大的谬误！黄金时代是曾经有过的一切幻想中最不可思议的，但是人们为它献出了自己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先知为它们而死，惨遭杀害，没有它，人民不愿活下去，甚至不能死！所有这一切感觉，我仿佛在这一场梦中都体验过了；岩礁和海，还有夕阳的斜照——当我醒来，睁开了完全给泪水浸湿了的眼睛时，仿佛还看见这一切。阿辽沙在佐西马长老死后，他决定到尘世中去生活之前仆地哭吻，“有什么人在这时候走进我的心灵里去了。”他以后常常这样说。
   
    　　还有我们知道的托尔斯泰著名的“阿尔扎马斯之夜”，托尔斯泰去外省，自称突然看见了死亡。这是他思想激变的前兆，从此从“共同世界”走向“个人世界”。对像托尔斯泰这样的人来说，精神危机是多重的，比如1867年10月，在莫斯科音乐学院院长鲁宾斯坦为托尔斯泰举办的专场音乐会上，当弦乐四重奏弹出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如歌的行板”时，托尔斯泰突然哭了，柴可夫斯基本人深受震动。托尔斯泰此时正写完《安娜•卡列尼娜》后半部，从“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转向他那著名的内心危机：我懂得了，它不是偶然的病痛，而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如果这些问题不断发生，答复它们乃是必需的。问题似乎是一些愚蠢的、简单的、孩子气的，可是我一碰到它们，尝试着要解决它们，我立刻肯定了（一）它们不是孩子气的，不是简单的，而是最重要的，最深刻的人生问题；（二）我尽力试图解决，但我决不能解决它们。
   
    　　遗憾的是，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有这种精神危机的人是很少的。我们总是认为我们生活在新天新地里，每一代人都属于新的人类。历史呈现给我们的人性经验以及价值评判好像对我们并不适用。我们好像生来是追求物质舒适的。我们这个市场社会里，这种精神上的呻吟，是没事找事，是无病呻吟，是一种奢侈。社会不相信眼泪。我们没有时间关注我们的内心了。我去年在贵州遇到了何士光先生，他已经皈依佛门了，他为我说法四五个小时，最让我震惊的是，他说在他决定告别凡世时，一人在家里痛哭半天，最后在地上哭得打滚，他以这种方式解答人生于世的清明，他要了结了生命的因果。
   
    　　这样的人是很少的。至于有这种精神危机，能够有所收获的人就更少了。我相信我们生活中不少人有过这种人生的经验，但能够把握这种经验，并将其展现为人人可以分享的社会产品，就没有多少人来做这种工作了。
   
    　　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虽然有着人类基因种群里最庞大的成员，可是我们给人类的精神性贡献太少了。我们的精神意识是非常薄弱的。海外的杜维明先生就说过，我们华人社会的文化状况令人担忧。他说我们的精神资源比较薄弱，我们不重视精神价值。我们突出的价值领域多半是在经济和政治。比如在海外，如果把一些中文的报纸跟日文的、英文的、甚至印度的报纸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他们的报纸所包含的文化信息量，以及他们对一些事情的评论的水平要比中文报纸高得多。日本的报纸每天都有文化评论，都有深刻的社会反思。杜维明举海外也包括香港台湾在内报纸的例子，在海外，包括香港台湾在内的报纸，讨论最多的是娱乐、电影明星，而且报纸做得非常花哨。如果剔出报纸里面的娱乐、歌星明星、还有那些没有文化意义的社会新闻，跟文化有关系的讨论就非常非常少了。
   
    　　为什么精神意识很重要？因为有没有精神性的东西是决定人是否成其为人的惟一性参照。这种精神性意识、创造使人成为生命，缺乏这种精神，人就下陷成为生物意义上的存在。这正是我今天要来谈的话题，个体性道路。我们社会里真正的个体意义的人太少了，我们有十几人，多的是群众，是盲流，是信徒，是体制中人，是有身份之人，是可以被忽略不计的人。就像我们忽略战前伊拉克、现在的朝鲜一样，但文明的眼里，那里是没有人的。我们社会里少有独立的人，少有个体的精神的生命存在。这种前现代社会里的个体生存，总是自以为活得是一个人，但在另外时空的参照里，他们，或说我们，只是历史中可悲哀的一群生物。
   
    　　实际上，我们社会从80年代开始的时候，是在寻找这种个体生成的道路的。但非常遗憾，90年代以来的社会发展，使得社会资源迅速地集聚、整合，而不是均衡地分布在全民那里，所谓藏富于民、分权于民、开智于民。社会发展出现了社会学家比如孙立平先生说的断裂现象。即行政权力主导的二元结构断裂、市场主导的二元结构断裂，以及我补充的知识主导的二元结构断裂。
   
    　　在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们看到，个体生存如果不跟一个异己的资源结合，不跟一种流行的观念，技术结合，傍官、傍款、傍学，他就难以活下来。我们的社会发展还没有发展出这样的环境，让一个人在其中能够发现他自己巨大的潜能，他自己无限的可能性。我们每年毕业的大学生们，更不用说还有更多的失业人群，农民工们，他们更多地发现，在社会环境的要求面前，他们几乎是一无所有，一无所知，一无所能。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个体性道路不通的社会。我记得19世纪的美国作家曾愤怒地谴责美国政府，忽视了对西部人民的资源开发，他强调美国人民本身就是蕴藏无穷的资源。的确，个人的生命丰富性一旦得到开发，那受惠的不仅是他自己。王力雄的例子。
   
    　　对我们社会来说，我们的教育对青少年进行过一次培训了；我们的城市对社会青年和农民进行过一次培训了。但受过这种种培训的人力仍不能成为蕴藏丰富的资源，仍只能成为身体意义上的苦力。这就只能说明我们的社会跟个体性的紧张关系。它不能容忍个体，它不能容忍差异，它不能容忍异端。
   
    　　而除了少数几个大都市外，我们非常多的城市仍缺乏足够的社会分工，用马克思的话，我们的历史仍是城市和乡村无差别的统一，仍是马克思-韦伯说的，我们的城市属于王公城市、官员城市，而不属于人的城市。以至于北大的学生回到了地方只能卖猪肉，更多的大学生毕业后不进入体制、官场，就很难在家乡生活下去。

 

这样的社会忽视、打击个体性，它放纵的是人的生物性、或社会性。它想批量满足人的欲望或生活理性，一切在可控的、已知的层面上展开。对我们身边的人、或别人看我们都一样，我们都知道他生活的目标，我们也知道他生存的手段，那也是我们的目标和手段。这种人，就是马尔库塞所说的单面人，是萨特所说的反人，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因为他把人的本质掩藏起来，这种管制下的异化使得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交流、失去了共识、失去了敬畏。
   
    　　因此，在我们社会只有群像，没有个性，只有集体、单位、体制的背景暗示，没有个人的精神气度的自由发挥。我们看明星也是如此，他们的笑好像都是程式化的；甚至他们的面相也千篇一律。我写过一篇流氓人种学的文章，提到我们社会里有一种流氓的面相，似乎是可以遗传、可以出让、可以获利。我说过，我担心超级女生，在舞台上表现一年后就完全被这个成人世界异化掉了。
   
    　　在我们的城市，仍是以地位而不是职业或人本身的姓名来称呼。我们从这种称呼里也可以看到人的本质的丧失，比如我们称别单位的人为总、为长，既说明我们这些外人的势利、虚荣、异化，更说明对方的异化，对方失去了精神感召，对方的强霸。比如我们称人为老，老赵，跟赵老就是有差别的。如果一个转型社会中的人觉得称巴金为巴老要顺口，而不是称他为老巴，那就只能说明巴金的德高望重，说明巴金先生的异化。还有费孝通费老、启功启功老，都是如此。只有赵紫阳，大家觉得称老赵有感觉，刘宾雁，大家觉得称老刘有感觉。这就说明，他们二人还活得正常一样，还没有失掉人味儿，即没有失掉人的精神。这就说明他们没有党化、没有体制化，还是坚持了某种程度的个体化，所以他们能够跟我们相通。
   
    　　没有个体性，就是没有主体性。我们社会在很多方面不如人意，就是这种主体的缺失。我们常常哀求某个知名学者、某个书记、某个老板，发发善心，或关心什么事，或想想内心的底线。我们忘记了他们是没有个性的人，是有主体资格却没有个性自觉或主体意识的人。他决不会按你的逻辑改革，哪怕你自认为是人性的逻辑；他也没有你说的良知正义底线，他也没有你所谓的平常心。我很少参加社会活动，偶尔参加一两次会，常常为我们的专家学者的水平震惊，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治理社会的办法，有调查研究，有数据分析，对城市化，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对国民教育，他们都有方案，我是很佩服的。但我最大的遗憾是，他们的方案没有主体来执行，没有具体的人、具体的部门可以托付来执行；同时，我从来听不到他们诉说自己作为主体的言行，听不到他们诉说自己作为个体的感受。他们都做到了我们社会里的政治正确、知识正确，甚至需要讽刺、批评政府、同情民众时，他们的良知正义也是众所周知的甚至不无让人敬佩的类型化。他们很少有个性的表述。
   
    　　人的生物性、社会性、个体性，是缺一不可的。如果缺少一种，那就说明人有病了。如果相当多的人都缺少一种，那就说明社会有病了。这种人的属性对应于人的是他的生存需要：欲望、理性、精神气魄和信仰；对应于社会的是人的生存环境：生态环境、世态环境、心态环境。我们今天以治理的愿望，想要治理生态环境、世态环境，却很少想到人的心态环境，很少想到要为人的个体化道路铺平道路。
   
    　　二．98年以来的时代精神
   
    　　我把时间设限在98年，其实跟设限在99年没有太大的分别，它们都是89年以后的逻辑展开，或者说是80年代的精神退潮后的大同小异的表现。
   
    　　98年发生了什么事，北大百年校庆。“自由主义浮出水面”。80年代的文化热启蒙热，其精神到了90年代有过悲壮的抵抗投降的努力，但到了98年，浮出水面，亮出旗帜后就死掉了。它是怎么死的，它是不是当时就死了，还有很多争论。但大体上可以说，随着新左派的反戈一击、随着99年大使馆事件的发生，自由主义在中国难以起到正向的作用了。
   
    　　当然，要谈自由主义衰败后的时代精神，我们还要谈在那之前的社会思潮，在那之前的中国人心。自由主义描绘的世界是一种乌托邦的世界，它是中国的一种政治诉求，它把人生的意义、价值实现放在未来的世界，或放在为争取世界的过程里。在这方面，它跟共产主义的历史观，没有太大的不同，只是自由主义在行动能力方面跟共产主义的相比，不可以道里计，也不能跟它的英国、美国、法国的先辈相比。它在中国是软弱的、是哀求的、是自我夸饰、自我导演的。但在这些思潮之外，中国人的历史观念还有根深蒂固向后看的精神结构，炎黄子孙、孔孟之道、三代大同，即使现代转型把这些东西消解了，中国人仍保留了不少维护人心安慰人心的东西，比如祖先崇拜、宗族意识、历史宗教。历史是中国人的宗教。这一点，或说这一立身处世的底线，在共产主义的神权时代，也未丧失。比如刘少奇对毛泽东说，人相食，要上书的，要写你我的。甚至毛泽东，他晚年已经不太关心哪派会继承他的事业，他念兹在兹的是自己的历史地位。他让邓小平写一下，邓不写，他只好自嘲地为后人点出他一生做的事。
   
    　　这些中国传统怎么评价它的正向意义都不过分。但是，单方面的改革开放道路切断了我们个人跟传统的有机联系。我们个人被抛到剧烈的社会变迁之中。我们当时哀叹年青人中出现了“价值真空”，甚至知识分子都在讨论人文精神的失落问题。但到90年代末以来，98年以来，没有人再关心社会的价值问题了。现在已经没有人哀叹没有人讨论精神了。现在只是通过媒体、行政手段、学术活动等方法来宣扬人应该过什么样的生活。但这种指导下的心灵或精神状态可以说是不足道的。
   
    　　逆城市化思路或说滞后的城市化使得农民不能有序地进城，自我打拚、自我谋生，使得黄仁宇称道的毛泽东的事业一夜之间付诸东流，农村不再是农民、田园的世界，而是土豪劣绅、老弱病残的世界。野蛮拆迁、强行征地，打破了城乡人民世代生活其中的共同体。熟人社会强行置换为陌生人社会，单位制强行置换为社区制，人的荒漠恐惧感和自由感是空前的，人的依附需要也是空前的，也因此难以发育出新的精神，难以实现人的自我完善。原先的社会结构，比如块状的、小共同体的、血缘、地缘的社会结构，无论外在的政治经济力量如何强大，这些社会细胞仍有兴废继绝、传承、自我生长的可能。但是，今天的社会结构，以资源占有为标志的阶层结构，却难以自发生长出什么。人们在其中生活，精神层面是非常荒凉的。
   
    　　但变化剧烈的社会并不使人感到精神苍白，即使有人感到精神上出了问题，他也没有精力来解答这些问题。因为他被强行推到人的生物性和社会性轨道上去了，他得依据人的生物本能生活，他得依据社会的利害算计成本。
   
    　　这样的时代精神是极为可怜的。我们在很多方面都有收获，都做出了成就。比如我们已经小康了，我们有经济增长数字，我们甚至能够不断地提出意见，不断地给社会提供新的说法儿，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等等，但我们的精神气魄却萎缩不堪。
   
    　　在对待传统上，我们完全断裂了。以至于今天我们要了解五四前后的事，也要通过《走向共和》一类的电视剧；我们要了解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也要在教科书、党的决议、自由主义学者的说法里做出选择；我们要了解传统文化，也要通过读本、选本、学者的解说，才算是在正确的年代做出的正确的选择。在历史观念领域，我们要么把西方说得极为不堪，以抬高自家的文化，要么把自家文化说成是极为黑暗的罪恶之地。这都是对欲望一知半解式的满足，对社会理性庸俗的表达，至于精神，我们没有生长出健康的产品来。海外的胡平批评吴思先生，说吴思的潜规则的历史观暗合90年代以来大陆的犬儒病，这是相当有道理的。在吴思先生的笔下，被忽略的，正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尽管潜规则在社会上无处不在，但中国人的精神信念一直在支撑我们千年以上的历史，在给予我们活在当时当世的意义。
   
    　　遗憾的是，我们今天缺乏的，被忽略的，也是这种人的精神，我们的人格力量被侮辱损害到一个难堪的地方，以至于没有人愿意呈现他的精神状态，没有人愿意发挥他的人格力量。没有了精神的自由空间，我们就只能向外求得一点儿可怜的生存平台，但我们却把这一点平台，这个小小的螺丝壳，当作极大的平台，做成了极大的道场。
   
    　　有人说，今天的中国人有太多的个性，没有我说的精神衰败问题。但我们知道，真正的个性精神有着普遍可传达的能力，有着自我扩展一呼百应的潜能，有着可以示范可以发扬的机制。以此参照，我们社会的精神状况是不容乐观的。用我的话说，我们早该撰写我们时代的精神病人一类的课题了。
   
    　　有人说，今天的社会有极大的个人自由，比如网络，比如博客，等等，它给了人们自由表达的空间。但我们知道，马桶上的自由言论不是真正的言论自由，网络上的自由表达也不是负责任的、有效的表达自由。
   
    　　有人说，今天的社会有了极大的物质进步，这是任何人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我们知道，物质进步不再是生活的惟一参照。而且，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我知道，就在广东地区，今天广东人的生存状态，跟一百年前，跟鸦片战争以前的十三行，没有本质的差别，大同小异，人们生活的政治经济形式有一些变化，但人们的精神结构、人们的交往方式没有太大的变化。
   
    　　我们最严重的精神匮乏在于，我们对人本身的把握出现了偏差，我们完全成了势利、目光短浅的民族。我们的精神要有所突破，不得不已变态的面目出现。比如一些表现个性的青年，一些希望维权的民间政治家，他们难以生活在一个较为健康的社会秩序里。而这样的精神跟时代社会的关系，就只是成为现眼的人物，成为后者眼里示众的材料。
   
    　　这种时代精神是非常危险的。它在个案上的表现倒无足道，比如它的势利虚荣，它对人性缺乏真正的尊重，或者说，人们对自己人性缺乏尊重，以至于他们面对别人时，很少从容地跟别人共建一种可扩展的生活世界，而是迫不及待地推销自己，或者迫不及待的查探别人对资源的占有等级和占有规模。这种现象成为社会的普遍状况时，情况就非常严重了，这种现象破坏了我们的自然环境，也败坏了我们的社会环境。人们没有共识，人们无法交流，因为人们不知道交流可以获得精神智慧、可以生成或刷新我们的生活世界。

 

在今天的中国，除了流行，人们没有个性，人们的精神难以扩展为公共的东西。人们失去了严肃感，从而也失去了真正的快乐和幽默。在这样一个原子个人又是社会结构显得超级稳定的社会里，人们不再关心中国未来，人们不再关心中国精神。98年以来，我们乌托邦式的理想也失去了。社会分成有资源和没有资源的人，有资源的人在享受小康，在全面建设小康；没有资源的人则把有资源者的生活当作榜样。没有人追问，明天是什么，或今天本来应该是什么样子，没有人问，人的伦理德性是什么，同样没有人问，中国精神对文明世界的作用是什么。
   
    　　我在去年的文章里说，中国知识多年来在做现实政治的圆谎者。最近五十多年来的中国，前三十年的阶级斗争话语、后二十多年的经济建设话语，都是由政治家提倡，而由知识分子进行解释进行论证的。中国知识一直没有突破中国政治，没有反身教训中国政治，反而一直在中国政治面前低头。“尽管邓小平在阐述他的“理论”核心时明确说，改革是一场革命；但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知识思想表现，在诠释注解邓小平理论的时候，更多地在稳定、渐进、改良的思路上卖力。说一句邓小平理论笼罩了、影响了中国知识二十多年，虽然夸饰，却也离事实不远。邓小平理论在哲学上的实用主义、常识感和短浅用心，大大影响了当代中国知识的立德、立功、立言的意志。在哲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等领域，本来应该进行百科全书式立言立法的知识活动，完全成为了历史人物阴影下的一己苟安。”
   
    　　除此政治话语的喧闹，中国人一直受各种观念的支配生活着。但这所有的观念，不曾突破这政治话语的范畴。自由主义的、新左派、文化保守主义的、法学或政治学的、专家治国的话语，都没有突破我们社会的政治话语。新的国民精神、新的人、自由的创造没有出现。
   
    　　在这个时代，最难堪的是知识，人们一方面需要它作为跳板或装饰，一方面轻视它。我们很少把知识的表现当作一个重大的问题，这也是因此我们很少有严肃的文化讨论，很少有全民的有效的对于知识的审判。这也是杜维明教授观察到的一个事实。我们缺乏对精神的好奇、缺乏对精神的尊重。这一点在其他民族里是很少见的。比如其他民族在发展中都是逐渐祛除神圣，走向世俗，都是让民族的个体成员面对政府、权威时有平常心、有想象力，有批评精神。法国、俄国的知识分子甚至写下“法兰西病”，讨论俄国道路，美国、日本的作家们甚至多次设想日本沉没、外星人入侵的问题，他们在这种精神的自由中保证了人性的健康发展。也因此，他们对知识、文化、精神的尊重也是极为正常的。而我们这里很少有质疑那种看似神圣之物，比如温铁军最近说：“我们曾经关门讨论了一次，当时提出，执政党转型期间要加强执政能力，要格外防范政治风险。什么政治风险呢？现在要想推进民主化改革，缺乏起码的健康力量。一是我们的官员恐怕相当部份都有收入支出不相符的问题，越是权力部门的官员越有此问题，能全揪出来吗？不能。能指望有问题的官员公正地执行政策吗？也不能。二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大部分有非税收入问题，大家都满天飞地走穴讲课，拿的钱难道都报税了吗？越是大腕学者，越是可能有大额的非税收入，比较普遍地有偷漏税问题。其三是我们的企业家很多有非法经营的问题。而既然中产阶级主要是官员、企业家、知识分子这三部份。在这种三部份都有问题的条件下，能搞出一个良性政治吗？不能，那怎么办呢？目前只能加强执政党的一元化领导。中央政治改革的唯一目标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加强执政党的地位。否则这么大个中国，这么多人口，又没法像西方国家那样走出去，矛盾只能内部消化，不靠执政能力的加强，是要出事的。不论大家心中的自由化理念多么强烈，只能先把它压住，先服从一下中华民族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的需要，执政党在转型时期，社会需要稳定。”
   
    　　像温铁军的想法儿能够这么堂而皇之地在中国传播，只能说明我们知识阶层没有什么良性的力量，说明我们中国人可能确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要为这有问题的官产学三部分人买单。这在其他的民族是不可想象的。在俄国，1847年，当果戈理发表一本称颂沙皇统治，激烈反自由、反西方的小册子，号召俄国人重返古老的家长政治时，别林斯基写信痛斥果戈里“散发出来的，不是基督教的真理，而是对死亡、魔鬼和地狱的屈从！”别林斯基唤起的是俄国人对良知的感觉，他说：“只有我们的文学（在野蛮的检查制度下）仍然露出生命与前进运动的信号。此所以我们这般尊崇作家的志向，此所以小小的文学禀赋也能成器，此所以文学职业使炫目的徽章与俗丽的制服黯然失色，此所以一个自由作家即或才力微薄，也激起广大的瞩目，而出卖天资以服事正教、独裁与民族主义的大诗人，很快丧失众望。……俄国民族是对的，看出俄国作家是它仅有的领袖、辩护者，以及将它由俄国的君主专制、东正教义与民族至上的昏天暗地里解放出来的救星。俄国民族可以原谅一本劣书，但不能原谅一本有害的书。”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叫嚷崛起，实在是可怜的，是一种“合群自大”式的。我有时候觉得别人的反省反倒切合我们这个时代，比如，在1826年到1850年二十五年里关于俄国历史性质大辩论中起了触媒作用的彼得•恰达耶夫，我们可以把他关于俄国的反省换上当代中国二字——俄国历史没有任何高尚的或鼓舞人心的东西，“我们从不知道在这个民族中有过象其他民族一样的一个精力充沛的活动和道义力量发挥崇高作用的时代。我们的这个时代是以黯淡而枯燥的生活为特点的，我们的社会只是由于受凌辱才振作一下，只是由于受奴役才宁静下来。在我们的记忆中没有吸引人的回忆，也没有优美的形象，在我们的民族传统中没有不朽的教益。世界上一切民族中只有我们才对世界毫无贡献，我们对人类精神和进步从来没有任何贡献，我们一直玷污了它。”
   
    　　二． 文明重建中的社会运动
   
    　　有人对时代精神的状况不怎么关心，似乎那种东西跟自己无关。但事实上，没有人能够逃脱时代精神的割伤或说污染。这种报应几乎是及时的。比如最有力的报应在于，我们无法面对我们的孩子。
   
    　　由于精神的空虚，使得整整一代人无法面对自己的孩子。他们可以在社会上做秀、表演自己的成功，他们可以掩饰自己的精神病，但他们无法面对自己的孩子。四五一代人不知道如何跟自己的孩子对话，除了金钱、教育、工作机会等等，他们不知道自己能给予孩子什么东西。人生的责任、自信、达观、道义，等等，他们完全无能向孩子传授。他们不知道把自己人生的收获传授给孩子，不知道让自己孩子的起点站在自己的终点上。而既然当代的教育似乎在方方面面都为孩子考虑过了，他们也就听任孩子去接受老师的教育。
   
    　　因此，这一代人就是没有家教、家风的，也就是没有个性的。家长只会要求孩子听学校的、听老师的，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他们也会在孩子面前消解学校教育，揭露当代教育的腐败无能。他们却既不能给孩子选择，也不会给孩子以指导。孩子跟他们的关系，除了血亲外，完全成了债务、义务的关系。最终，孩子在当代学校教育和社会流行的培育下，成为和谐社会的工具。在他们思考人生的意义时，他们可能仍要从零开始起步。
   
    　　这种报应的及时性，还在于，我们总以为自己发展得可以跟文明社会对话了，比如我们总以为自己可以获诺贝尔奖，可以得奥斯卡奖了，但实际上，这些人的产品在国人的眼里都是一个个笑话。温铁军和像温铁军一样侥幸的中国人，他们惟一庆幸的是，中国太大，中国目前有他们活跃的舞台。
   
    　　中国确实需要自己的文明重建，需要自己的文艺复兴。这种文明重建，必须有共识才有可能。没有这种全民性的社会运动，我们的民族就很难有什么长进。就像俄国的斯托雷平说的：先立规矩，再谈改革。单方面的改革，只能是改革者受益的监守自盗。单方面宣布的规则、法令，只是一纸空文。单方面宣布的读经、国学复兴运动，只是一种做秀而已。如果精英集团不放下身段，不谈出一种规矩、共识，不遵守这种规矩，那么，中国的转型，更不用说，中国的崛起还是遥遥无期的事。
   
    　　今天的中国，受到威胁的不是民粹主义，不是民众的生存和发展，而是精英集团的腐败，用温铁军的话，是官员、知识分子、企业家三部分都有问题了。但他们不是寻求现实而彻底的解决之道，而是用瞒骗打压的手段来拖延问题的解决，这就是温铁军论证的强化执政能力。这是最没有出息的、也是最无耻的一种办法。这是公开地绑架全体人民的办法，也是公开地威胁精英们的办法。这是一种东方式的流氓。
   
    　　在这种算计之下，今天的中国是难以出现健康的社会运动的。民众的生存也成了问题，同样成问题的是，精英集团不愿做任何让步，就直接对民众发动战争。广东的林涛先生曾经问：“如果政府不喜欢人民，为什么不解散人民，再造一群人民呢？”但实际上，这话也是书生气的，精英集团虽然不喜欢人民，却是需要人民为他们买单的。
   
    　　现实令人忧虑，前景不容乐观。如果社会运动迟迟不来，那么，我们能做什么工作呢？我想，还是努力做一个人应该做的事业，像我前面说的，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主体。而不是像学者们那样去帮忙帮闲帮凶，也不是像明星们那样孤芳自赏粉墨登场，不是像官员们那样混日子。我们需要成全我们自己，让我们的亲友、我们的后人、我们的同胞感受到生活的充实和可能的力量。
   
    　　在今天的中国，民间的发育、民间的教育都是极有意义的事。民间不是体制的补充，而是对体制的技术理性的校正，是对体制的流氓特色的审判，民间是生命道义和价值的源泉。我们需要维护、尊重民间的力量。要有这种信心，比方说，我在这里，中国思想就在这里。就像德国人说，我到哪里，德国文化就到哪里。我们在讲台上、在跟青年朋友的交流中，也应该体现出人的精气神来。我们谈论的不是死的知识，不是工具技术。我们传达的是一种生活的信念。我们谈论的不是人云亦云的东西，而是我们自己经验思考的东西。
   
    发布日期：2006-04-07　
(个人危机和时代的精神状况 全文完

余世存

——１２月１８日在少数人俱乐部的演讲

很荣幸占用诸位的时间，跟诸位交流我们的人生经验和认知世界。今天的题目是应主办者的要求定的，上次在北大讲知识分子状况的时候，研究生会的同学就希望我讲一讲中国的现状，那次没有讲，这一次你们说想听一听这方面的问题，我就不好再推下去了。老实说，我很愿意讲讲我个人这几年的生活状态，我自己的兴趣、爱好。我对中国转型问题已经没有什么兴趣了。你们介绍我的时候忘了介绍我是一个写诗的，我其实对两个人以上的事不感兴趣，我只愿意过一种个人沉思的生活。

中国的社会转型，其问题是任何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的。除非一个人有毛病，太弱智，或者太天真，才会感觉良好，才会一边倒地歌颂中国的成就，认同中国的崛起，才会把自己眼前的占有形式，自己在三年五年的资源占有当作有意义的人生成功。我们今天最常说的社会成功人士，其成功范围不出大陆，时间长度不出十年八年，因为他们依附的体制碎片或归属的社会结构处于剧烈的变动之中；体制碎片或社会结构看似稳定了，但它处于严重的内耗之中。何况即使他们一时成功了，但依附体制或社会结构给予的人生满足，跟社会正义、跟合法、跟善或说合文明性是两回事。他们是一种自我导演的成功。他们不是善、正义、德性的人格形式。

我可以举例子证实这种成功人士或精英人士的虚妄。２０多年前，大陆中国正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时候，报纸宣传得轰轰烈烈，政治局委员胡乔木的家人一个电话，中办就派人去给他们家清洗地毯，干完活儿后，工人们在一起休息，聊天，有工人就说，要是我也有这么大的房子，这么多的地毯，别说要我讲四个坚持，就讲八个坚持，我也干。这种情况在今天的中国更是普遍，今天的中国人在大谈三个代表、和谐社会，民间社会也在讽刺代三个表、和谐社会，但如果你是处长局长，你是系主任、校长，别说声称代三个表，就是让你说你代了八个表，让你讲先进性体会，你也会同意的。

中国的问题，一句话，感觉是很糟糕的。用鲁迅的话说，一方面是荒淫无耻，一方面是庄严地献身。或者说，一方面是悲惨世界、停滞世界、贱民世界，一方面是都市时尚生活，是精英世界、是富贵世界。用社会学家的话，这种中国社会结构已经改革之手牢固地定型了，它先于制度改革定型，将是中国进行民主制度革命的最大障碍之一。

中国的问题是瞎子都看得出来的。但为什么还是需要说，因为言说、交流有作用，可以取得共识，可以使我们各自的生活趋向完善。说话在今天是越来越困难了。中国要实现民主转型的另一个大障碍是目前的执政党本身，中共一党专政几十年，既无制度安排也没有雅量接受批评，总把批评现实的话当作要推翻它的话，我以前对它的这一点还很不以为然，但今天的我已经无所谓了，我已经对它不抱希望了。用储安平的话，他在四十年代末办《观察》杂志，批评国民政府，结果政府把他的杂志查封了；储安平说，政府害怕我们批评，可是今天我们连批评的兴趣都没有了。

真是这样，就是中共求我批评，我也没兴趣给它一个字。它了不起要进入我的描述范围。我自己很惭愧，既不像一些知识分子朋友那样批评它，又不像一些实干家比如维权者、志愿者那样身体力行地改造它。我一直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只是出于智力的兴趣而观察它而已。因为我们不想活得糊里糊涂的，我们得做一个明白人。我们得对我们生存的世界有所解释，这就要求我们认清中国的现状。我跟生活、社会现实、热闹的都市有着很长的距离，这种旁观对社会变革可能没什么用，但可能更客观、更中立。

你们可能看过四五年前我在丹佛大学的一个演讲，“当代中国的现状及中国精英的态度”。那个演讲基本上把我对改革以来的社会现象的观察讲出来了，当然，我当时讲得太感性化，对很多现象没有给予概念定义。时间又过了几年，社会有了新的变化，需要新的解释，我原来的观察也该有一些概念性的结论。但由于我个人的原因，我对有些问题已经不太有研究了。我在那次演讲里说：特定含义上的西方文明精神的影响在中国大陆已经结束。我们可以说它是以闹剧结束的，因为中特理论、德治、三个代表、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和左派思潮已将他们劫掠而去。我说自由主义被劫掠走了，西方精神在中国终结了。这几年，读经热、国学热、文化保守主义登上中国舞台，部分证实了我的那个判断，但我没有研究当年的自由主义是如何变异的，比如吴敬琏先生、周其仁先生、朱学勤先生们有没有变异，如何变异。
我在那个演讲里还说了，由于转型使利益的分布并不均匀，官吏选拔制度的约束造成精英之间的流动不太通畅，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向历史的回归时还打上了新的印记，即精英同质化的现象还不太明显。我预言精英们趋同。后来康晓光也提出了精英联盟的说法儿。但从当下的事实来看，我的这个预言是失败了。精英的联盟也是虚妄的。因为精英血统早已衰败，我们社会已不存在精英，他们最多比斧头帮的混混儿们多一重公开的身份地位。

当然，除开这些细节，我们对当代中国仍可以进行一些粗略的描述。对相当多的中国人来说，堪称伟大的中国当代转型有自己的起点和终点，它的起点是毛泽东时代的总体性社会或说极权社会，它的终点，或者说我们希望是也应该是的终点，是一种民主社会。但我们的转型显然跟西方的俗语所说的一样，我们种下了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

我们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西方知识的谱系，这使得我们在描述中国现实时，不得不借用西方知识里已有的概念，比如毛泽东时代叫极权社会、邓小平时代叫后极权社会，这么说很方便，但它有两个问题。一，它虽然方便却没有力量。语言、概念是有力量的，有生命的，它的力量强大到可以杀人。比如一个警察知道我是社会闲杂人员、三无人员就可以不把我当人看，可以任意侮辱我甚至打杀我。闲杂、三无、盲流，这种概念可以杀人，而且它已经害死了不少人。这是很可怕的。但相当多的西方名词到了中国就失去了这种力量，比如你说胡锦涛是个独裁者就没有力量，他不会在意你说他是独裁者，独裁一词不构成对他的制约、威权，当年毛泽东是欣然接受了的：“先生们，你们说对了，我们就是独裁。”你说科学发展观也没有用，这就跟在中国说科学一样，是纸糊的架子，没有用的。有几年民间社会流行公民一说，好像我们一下子又发现了出海口，通向公民社会。但公民这个字眼也没有生命力。你说一个人不是公民，你对他说，他应该做公民，这也不会刺激他，激起他向上向善的人性力量。有些知识分子或知识的信徒们不了解这一点，总是偷懒、图方便把复杂的社会套在一个大家听惯了的概念里，还以为自己说出了一个天大的真理。后极权社会是东欧的一些知识分子叫开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就把它拿过来用，已经很取巧很权宜了，或说已经不太合适了；但有些人还把它用到现在来指当下的中国社会，这就太不负责了。你还以为你用它，是在骂这个社会，骂这个政府，你还以为你在警示人家江山不稳，迟早要发生苏东式的民主革命；但人家根本不当回事，人家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这是很可笑的。

用西方术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方便省事导致知识界不思进取，思维的惰性使得我们的思想产品落后于社会发展。比如，苏东革命，最应该有研究的是我们，但我们不去研究它的发生机理，不去研究它民主革命后民主的阶段性、民主的幼稚过程，反而以吏为师，跟着官话叫“苏东事变”、“苏东风波”。听说我们的一些大知识分子还从苏东事变后的艰难，来嘲笑人家，来庆幸中国的发展。这种认知障碍已经没法子解决。但满足、庆幸现状的知识努力能努力到哪里去呢，他们不赞美执政者就已经不错了。至于说解释中国的转型自然更成问题，除了官话，我们缺乏社会转型的总体性解释，我们观察、分析中国社会缺乏足够的思想资源、缺乏工具和方法。我在前年底认定这是一个次法西斯社会，算是一个个人说法儿，但因为我个人的原因，我也没有对这个说法儿进行展开。

就我观察到的中国社会转型，假如把毛泽东时代叫做极权社会，８９年前的邓小平时代叫做后极权社会，８９年后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次法西斯社会。关于次法西斯社会的描述，你们可以看我的两篇文章，“次法西斯时代的国家、社会和个人”，以及“国丧被囚有所思”。我今天就不多重复了。

可以说的是，后极权社会的政治控制机制是“集权而不觉专制”，次法西斯社会的政治控制机制可以说是“专制而难以集权”。你们可以想想这二者的差别。当然还有很多差别，比如后极权社会是意识形态式的左翼专政，次法西斯社会是利益集团的右翼专政；后极权社会的二元结构断裂是行政主导的，次法西斯社会的二元结构断裂则加入了市场主导和知识主导的力量；后极权社会更多是哄骗式、诱导式的统治，次法西斯社会是抢劫式、打压式的统治。从这个角度看，我同意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说法儿，六四后第一次大规模地公开枪杀平民的广东汕尾事件，跟六四是有差别的。六四事件是领导人的决定，是选择的；汕尾事件是这个次法西斯社会必然的、经常的表现形式。
因此，那些仍停留在后极权思维框架中的人是可笑的，他们视而不见今天社会断裂的现实，视而不见中国崛起的说法儿，大国战略、巨国效应、强国梦想的说法儿。我们今天把７０年代出生的人８０年代出生的人叫新人类或新新人类。这个８９后的次法西斯社会，已经有１６岁了，真的像有些文学批评家称道的，当得起“新新中国”的称谓了。

但这个新新中国跟新中国是不是完全不一样的国家呢，就像新新人类是否跟人类不一样呢？这也是瞎子也看得出来的，他们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他们是一个家族的不同变种。那些停留在后极权思维中的人就难以研究他们的异同，也就不能认知毛泽东时代以来的社会一贯性。即极权、后极权、次法西斯三个时代在本质上是没有差别的。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没有变天，没有民主革命，这个社会的统治术或治理之道就没有本质的变化，人们的生存本质即我说的类人孩状态也没有变化，我们都是被国家机器这个大家长看管的孩子。离开这一点，去看中南海的新主人们，去看第三代核心或第四代班集体，去猜测他们的行事逻辑，就极容易一厢情愿、自作多情。

而我们之所以要用后极权、次法西斯来称呼我们的社会，是因为我们的社会在变动，在转型，我们需要认知新的动向，我们需要找到力的方向，需要找到时代的精神出路。它是变得更积极了，还是更颓废了；是变得更原子个人了，还是变得更集体依附了。权力运行是变得更温情了，还是更肆无忌惮了；变得更隐晦了，还是更赤裸裸了。我用次法西斯社会，也是想了解这个社会要“坎陷”到什么地步，要了解各个阶层在社会中的利益构成及保证形式。

那么这个次法西斯社会有多长时间？从８９年算起，它有１６年了，它还有多少年寿命？它的终结形式是什么样子的，是动乱、社会阶层分裂，是清算、审判还是赦免实行精英式民主？在这些问题上我想得不多，因为这是大家的事，取决于大家的努力。如果我们不努力，这就是一个长期的历史，次法西斯社会是一个长期停滞的社会。台湾的柏杨先生曾在监狱里研究中国历史，提出了王朝瓶颈一说，他认为一个王朝过了二代三代，就度过了危机期，就进入了一个长期停滞的时期。我在想柏杨这一假说时，主要想到了士大夫阶层的精神心智，他们要么在进化的阶梯上停滞，因为有孔孟之道高高在上使他们看不到别的路，要么一根筋地维护孔孟之道，即做了专制的帮忙帮闲，甚至帮凶。今天的我们如果不愿帮专制的话，如果我们既不能清算，也不愿赦免，那么我们就得寻找精神上的出路，寻找现实中的出路。

说实话，今天中国的问题已非一人之力所能改变。由于士大夫或说知识精英的帮忙，中国特色的专制，皇帝四十年不上朝，社会继续维持下去。今天的中国，有没有中南海，其实也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可叹的是，我们中间号称最敏锐的人，总把中南海当作念兹在兹的对象；就像王朝时代的士大夫把一天都没见面的皇帝当梦中情人一样。假如胡锦涛先生听劝，我们劝他像蒋经国先生一样，也是不可能了。蒋经国先生意志顽强地说过，只要他在位，他就不允许台湾岛上有流血。但胡当政三年，大陆官民冲突已有不少流血了。何况胡即使有心他也无力。很多人因此同情胡锦涛，以为他处境艰难，形格势禁，很多事由不得他。这也不对。我一再批评唐德刚黄仁宇的历史观是一种决定论式历史观，我们当代的精神底色也在很大程度上是这种撞大运式的，是宿命的。但如果要我给胡锦涛，这个清华大学毕业的人送几句话，我可能会说，后人看历史是决定的，历史在当下是选择的。

我们谈了这么多关于转型社会的问题，那么个人在其中生活有什么意义？这里就涉及到我今天演讲题目中的一个概念：个人伦理。个人伦理是什么意思，其实就是个体自身存在的方式，我们个人的生活方式，我们个人跟世界的关系。我们如何自处、慎独并与外界相处。个人伦理涉及很多问题，你自己向内反省要做什么样的人，你自己向外努力要求什么样的机会。有的人会说我要内圣外王，有的人内心充满仇恨外在表现就可能是强烈的反社会反人类，有的人内心迷茫外在表现可能就是破坏性的。

但对一个社会而言，个人伦理最终要跟时代社会的发展保持某种关系。从人类文明史的角度看，人类应该实现自己的梦想，这种理想不是仇恨的、破坏的，而是一种和谐，是恩格斯说的人同自然的和谐以及人类自身的和谐。可是光说这一梦想光说你要和谐是没有用的。中共提出和谐社会没错，但没有用处，因为它没实现和谐社会的办法。

要实现人的理想，个人伦理中最重要的一点，即必须确立起人的主体意识，在试错中走向健全的社会关系。有的人可能不想获得成人的主体资格，他说我宁愿依附别人、依附体制，一辈子做乖孩子，一辈子装孙子；有的人有了主体意识，却又总处于利害的算计之中，这种个人伦理就是无意义的、犬儒的。

确立健全的个人伦理很重要。如果我们都不是独立的主体，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原子个人式的，就是一个弱肉强食式的丛林社会。当然，个人的心智成熟和外在关系的完善健全不是一下实现的，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更确切地讲，对一个民族社会的个体而言，它应该是一次伟大的运动。在这方面，我个人是乐观过头了。我在五年前《关于九十年代的汉语思想》里曾经说过，８０年代的中国人是以人道主义消解极权主义，９０年代是以自由主义消解专制主义，我预言新的千年世纪，在它的第一个十年里是以个人主义消解集体伦理。但这个十年已经过了一半，我们社会里没有个性运动，没有出现巨大的精神个体，没有出现特立独行的人格。

我希望能有很多机会和场合承认我的预言的失败，并检讨其原因。从这一个案中可以看出，８０年代的中国人努力、以及９０年代的中国人努力，其成就是要大打折扣的。就是说，８０年代的启蒙运动、人道主义思潮，９０年代的自由主义努力都是不彻底的，所以导致中国人至今没有出现个性解放运动。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思想过于匮乏的结果。当然我们已经不能对知识精英抱希望了，他们的意志在后极权社会表现得最高，在次法西斯社会就只一年不如一年地混了。说他们全面帮凶帮忙地专制，是有点刻毒；为顾面子，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全面保守了。

生活在我们这种社会里，人是不能抱希望的。你如果不介入，你如果不付诸行动，你对这个社会的希望就是没有意义的。你希望后极权社会能转型到民主社会里，但它偏偏不满足你的希望，它转型到次法西斯社会里了；你希望胡温新政，但胡温治理的社会较之从前更多恐怖、血腥，你希望个性解放、个人伦理消解集体主义，但那么多人要考公务员，要挤进体制，要依附某个单位；你希望中国社会由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型，市民有个觉醒，有一个波澜壮阔的市民运动，但社会没向这方面转型，而是越来越冷漠，走向原子个人主义。

尽管中国社会的转型从宏观层面看，从表象上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这种原子个人主义之上的成就就像沙土上建筑，极为脆弱。十万人的骚乱就可以让一个县城倒退回十年以前；一个政策或地方政府的措施就可以让一个繁华的小镇萧条至极，这在今天的中国已经出现了很多个案。费孝通生前曾说，中国最近２０多年发展比较顺利，有些人就以为一切都很容易，认为生产力上来了就行了，没有重视精神的方面，他说与西方比，我们缺“文艺复兴”一段。费先生说的其实也是个人伦理的重要性。在中国生活，你想求得什么样的机遇，你想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你跟他人相处有没有“共同的人性”。没有共同的人性，对方可能是狼，你的存在也可能是对方眼里的地狱。

在西方现代转型数百年期间，历经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现代派运动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个人伦理的完善，个人必须在生存世界的关系中确立起某种最低限度的伦理共识。比如莎士比亚、歌德、雨果们那种空前的人类自信、乐观精神，克尔凯廓尔、陀思妥也夫斯基、卡夫卡那种空前的人类迷茫、悲观、深思精神。这些人文主义运动都产生了极为丰富的公共知识产品，满足了社会转型的需要。但我们当代的社会转型中，上至执政党领袖，下至平民百姓，想要的公共知识产品却迟迟产生不出来。我们既不能实证某种空前的人性或中国人的自信、理想、乐观，又不能彻底地悲观、失望，我们因此难以有效地参与社会公共制度、公共空间的拓展建设。

比如现在流行的宗教信仰、市场热销的个人励志一类的图书并不是我们社会的公共知识产品。人们希望自己的心灵有所寄托，这很好，这是意识到个人的有限性，但一个社会要表达有限性不是借助于形式宗教，而是公共知识的开智启蒙。比如朱学勤先生在读书人中间影响很大，他有一个“狼奶说”，说是６０年代出生的人是喝狼奶长大的，有毒，现在应该把狼奶吐出来。这个比喻很好，但很可惜没有成为我们社会的公共品。朱先生本来应该由此进一步往深里思考，从而能对社会各阶层演绎他的“有限说”，但他只是对圈内人说话了。这就不够，这一事实也证明我刚才讲到的８０年代、９０年代思想界的不彻底性。这种成就真的是要打折扣的。对有些想内圣外王想做救世主想一言而为天下法的人来，朱先生的思想是很好的。更为重要的是，不同年龄、不同阶层的人都应该意识到自己是有限的。很可惜，在这方面，我们提供的思想资源和知识产品不够。这样就使得我们社会的个体陷入分立对立的状态，而难以和谐共处。一部分人仍是狂妄自大，一部分则绝望自卑得去信仰了。

个人伦理含有三个层次：人的生物性、社会性、个体性，对应的生存要求是欲望、理性、精神气魄或信仰，对应的生存状态是生态环境、世态环境、心态环境。

海外的胡平先生批评吴思的历史写作暗含９０年代以来的社会思潮，即只顾欲望和理性算计的犬儒思想，而忽视人的精神气魄，这是很有道理的。

因为缺乏我们说的人文主义运动，缺乏个人伦理的呼应、声援，我们当代中国的个人生存质量在文明眼里是较为低下的。你们可能不理解这一点，好像一到北京王府井一到上海的外滩就觉得我们是在文明的中心，或觉得我们站在文明的前沿了。这不对。你想像一下中东地区，那些靠石油起家的阿拉伯国家，他们那里的城市建设也美仑美奂，但你认为他们跟文明站在一起吗？无论我们怎么做样子，我们中国人的个人伦理不能完善，我们在文明眼里就是低等的生物。

我们的生态环境是不用说了，山河大地在流血供养中国人，中国人反过来作践了大自然，生态环境破坏、污染严重。我们的社会，世态环境，可以说是世态炎凉，丛林法则使得有人认为，在我们这里大概只有血缘关系才是善的延续形式。至于心态环境更不容乐观。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富起来的人都不知道怎么打发光阴，中关村的企业家说羡慕比尔-盖茨，深圳的大款无所事事只好去把攀登珠峰当作人生挑战和享受了。更多人的心态在精神气魄方面严重萎缩，反而以为自己在寻找真理，自己有了信仰，越来越多的人信仰佛教、上帝、真主、李老师，这些行为并无太大差别，也没有太大意义。用历史学家的话说：流行于罗马帝国的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在一般人民看来，同样应验，明哲之士看来，同样荒诞，统治阶级看来，同样有效。

我的话也就讲到这里，要说明的是，我说了这么多，不是要你们对中国转型悲观失望，我们描述了我们的世界，但我们的精神不应停留在跟它同样的高度，何况解释中国转型会有另外一种形式，一种轻松的、喜剧的形式，我会再找机会跟你们分享；第二，我的意思是，个人伦理对社会转型的意义极大，只要你的精神气魄还在，你的理想志向没有动摇，只要少数人仍在努力，这个社会就有希望，就是值得我们生活下去的。今天的中国已经有了像姚立法、郭飞熊、高智晟这样一流的民间政治家，我们的转型可能比历史学家预想的还要快一些。

(中国的转型和个人伦理 全文完)

转贴者CAOGEN附记：

原作者看来比较欣赏“善、正义、德性”这类个人伦理取向，这也正是理想主义的中国共产党曾长期声嘶力竭大力倡导的东西。就是否有利于人类意识形态文明整体的进化来说，理想主义的个人伦理似乎不是坏东西，至少不会比功利犬儒主义个人伦理的效果差。

另一方面，理想主义也好，功利主义也罢，一旦被人类中的强权精英作为工具，来禁制或强制社会中的凡俗大多数，任何个人伦理对社会可能的任何正向意义，就大都被抵消了。抵消的可能原因之一是逆反现象：强制理想主义引出功利主义，极端功利主义引出理想主义。

                       李柏


"刑天舞干戚，猛士固常在"；"风潇潇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真的猛士，敢于直视淋漓的鲜血"。凌晨四点半，当我终于读完电脑中袁红冰长篇自传体小说《文殇》最后一行文字时，我的头脑中涌出了上面的几行中华自古至今的有关英雄的名句。我坐在电脑前，不作任何理性的思考，只任由意识之流自由地流出大脑的回沟，又复流向不知何处是终点的地方：

这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一部感人的小说，一部能够抓住人的眼球与人的思维与心灵的小说。

一个在人生之路上不断地探求真理、正义的人；一个自少年时代起即已确立卓尔不凡的反抗野蛮专制体制的理念并一直为此理念之实行而猛力奋斗的人；一个痛苦地以血书写以生命的全部之力投入伟大不朽的文学创作事业的中国文人；一个特立独行、行为刚正而又不乏人生机警机智的思想者兼行动者，一个堪称伟大的现代"野蛮人" —那个本质上文明却在外观上呈现出某些野蛮征象的思想与性格均极为复杂的现代中国人。

这部七十余万字的巨著留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甚至是永难忘怀的。我没有发现中国当代文学中有这样思想超卓情感丰沛艺术精湛的小说作品，她是独特的，是一座业已形成的高大苍翠的山峰，在复兴中的中国文学之中在中国文学史上直至在世界文学史上，她都将是一部彩光闪耀作用持久魅力感人的伟大作品。这部书让我想起《离骚》，想起《史记》，想起太白诗篇，想起荷马史诗，想起《神曲》，想起莎士比亚，想起歌德《浮士德》，想起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 —那是贝多芬隐藏于其内的伟大小说，这部书还让我想起其它许许多多中国及世界范围内的伟大的文学名著，我认为她就是属于那一范畴的伟大珍贵的书籍。我感到欣慰的是这样的一部书是出于一个中国人之手，书的作者依据这部书及他的其它几部小说杰作所取得的真正登峰造极的文学成就参与拯救了奄奄一息的当代中国文学，在中国漫长的文学史上书写下新的荣耀。

这本小说的篇幅是巨大的，但读来却不令人厌倦。我以年轻时代读悬念侦探与武侠小说时那样的入迷情态读着这部小说。为什么呢？我想这主要是由于小说杰出的思想与卓越的叙事手段在起着作用。小说向读者提供了巨量令人感兴趣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人物命运 —小说中有许多的人物，这些信息还包括政治、哲学思考，包括中国民主运动的实况录象，比如小说中关于六四的描述与作者在专制监狱之中的观感，这些信息还包括自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始至今的中国社会的一些生活场景与事件，等等。伟大的小说是百科全书，至少是包罗万象的世界。

小说的主人公即作者自已，但是小说却一反常规地没有采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手法，而是用了第三人称叙事手法，这是十分独特罕见的，至少我没有读到过这样的作品。一般传记小说中的"我"成了一个他者"袁红冰"。作者将他自已视为一个外在的观察对象加以描述，而且，看来他是成功了。由是，作者在作品中更多地诉诸于他自外向内的描述、阐发，而不是自内向外的主观抒情、议论。这种将自已作为小说主人公并加以叙述、描画的小说写法必须依赖于作者强大的观察能力与自控能力，作者将自已的过去生活与实时态的自已分离开来，置于过去时态的社会场景中去描画、刻写、雕塑，要做到这一点没有严格的理性、冷静的头脑是不行的，事实证明作者具有那样的理性与头脑。然后作者却又不缺炽热的情感，这是真正异乎寻常的事情。对此，我们只能将之称作为一种人类独特的艺术现象。

这个人，这个有意味的野蛮人，多么富有强大的吸引力呵！首先，他是一个思想者，而且是一个具有强烈现代自由民主思想的思想者，就他思想的前瞻性与深湛性而言，无疑，他是我们时代伟大的思想先知。他在小说中说出的那些有关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所思所想是多么有价值的远见卓识。其次，实际上应是同时，他是一个行动者，他是一个将自已的思想带出在外面随时准备将思想付诸实践的斗士。他从没有将自已的思想关在书房里，象康德一样只知道站在壮丽的星空下去发掘与慨叹真理。他很早就将自已定位为一个现代中国共产主义专制体制的反抗者，他事实上也一直将此角色灌注在他的全部生命活动中。他总在想着如何改变中国的专制体制，当然，这是对的，中国的专制体制是必须改变的，由此，他的思想与行动都具有了显明的正义性质。他不是一个职业的政治家，他是一个政治活动家。炽烈的参政激情有时候会受到思想者、文化人常有的弱点限制，这些弱点包括因专注于思想与创作而忽略了行动。他所采取的一脉相承的政治举动正表明他强烈的民主政治信念。虽然，在一个阶段性的意义上，他是失败了。在这本伟大的书写出之前，他的所有的政治活动，除了在中国的民运史上留下了不俗的痕迹外，尚未能取得重大的成果，但是，这个野蛮人的奋斗却不无意义，并且，他将他的奋斗他的苦难他的痛苦与快乐化成了诗 — 伟大的小说也是诗。

现实的社会价值成了更具深久影响力的精神价值，这是一个思想者、文化人的"命运" —几乎天定的生活形态。

当他在流浪生活中与野狼搏击时，他是野蛮的；当他在躁动的青春时代因为深刻的对专制社会的不满情绪而将生命之力用于街头看似无聊的械斗时，他是野蛮的；当他身为一个学者却在北大附近酒店里寻衅滋事时，他是野蛮的；当他发起一次次与专制政权的搏击行动时，他是野蛮的。

这个雷电之子，太阳之子，当代反抗中国共产主义专制体制的"撒旦"，血管里流淌着的纯然是红透的血液，这血液时常汹涌冲动，想要在大地的血管中翻腾起滚滚惊涛大浪。当他搏击的血的浪涛不得不暂时止息下来时，那血的浪涛便在缪斯女神的引领下凝成美艳华丽的文学红冰 ——这是他的名字，也是他的宿命。

(博讯2006年3月04日)

   新华网消息，美国《纽约时报》网站发表记者戴维•巴尔沃萨发自深圳的文章，指出看上去中国好像从贸易中获得了更大的回报，实际上真正的利润被美国等外国公司所得；没有留下全球化带的利润。中国“中国制造”的芭比娃娃单价20美元，但中国只能获得其中的35美分。文章说：

贸易数字扭曲使中国构成的贸易威胁显得越来越大

(博讯 boxun.com)

    在日本日立公司建在深圳的一家工厂内，几百名工人正在制作电脑光盘，并把这些光盘用箔纸包装起来。这些产品将运往美国，并和其它大量产品一样标上“中国制造”的标签。但是，通常情况下，大多数标有“中国制造”的产品事实上都是在其它地方生产的，而且这些产品的生产厂家基本上是日本、韩国和美国的跨国公司，它们只是把中国作为其庞大的全球生产体系中的最后组装地。

    分析家说，这种不断发展的全球供应链正日益扭曲全球的贸易数字，并让中国构成的贸易威胁显得越来越大，而事实并非如此。2月10日，当商务部宣布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时，这种形式的扭曲很可能再次出现。据估计，去年美中贸易逆差激增至创纪录的2000亿美元。

    看上去中国好像从贸易中获得了更大的回报。但是，从整体上来说，最大的赢家是美国和其它发达国家的消费者。玩具、服装、家用电子产品和其它产品从亚洲其它地方转移到中国生产让这些发达国家的消费者获益匪浅。

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国

    美国的大型跨国公司和其它外国公司，其中包括零售商，是生产这些廉价产品的中国工厂背后看不见的手。这些公司从贸易中获得了大部分的利润。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教授黄亚生解释说：“上个世纪90年代，总部设在美国、欧洲、日本和亚洲其它地方的外国公司基本上都将生产转移到中国进行。但是，控制权以及这些生产带来的利润都牢牢掌握在外国公司手中。尽管中国从全球化中获得了工资上的好处，但它没有留下全球化带来的利润。”

    真正的输家基本上是其它地方的一些低收入工人，像日立公司在日本的失业工人，以及亚洲其它地方的一些工人。当雇主把工厂建到中国后，受害的是这些工人。美国的蓝领工人也是输家。

    事实上，据中国的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大约60%的出口产品都是由外国公司控制的。分析家们说，在电脑部件和电子产品等领域，外国公司在出口上拥有更大的控制权。

    随着生产供应链越来越复杂，外国的专门技术一直都是至关重要的。在这种供应链中，各个零部件由不同的国家生产，最后都运到中国进行组装。这样一种体系使得全球的贸易统计数字具有误导性，一些专家说一个更恰当的标签应当是“中国组装”。

    瑞士银行的经济学家董涛说：“所有这一切的最大受益者是美国。一个芭比娃娃的售价是20美元，但中国只能获得其中的35美分。”

    他说，由于生产一件产品需要不同地方的许多人来共同完成，因此最好把贸易数字抛开。董涛说：“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上，双边贸易数字是毫无意义的。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平衡就像纽约州和明尼苏达州之间的贸易平衡一样毫无意义。”

    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以及其被普遍认为是人为低估的货币使得1995—2004年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达到了大约4650亿美元。这也使中国成为外国投资最热门的目的地之一。

    在电子产业中，迁到中国的工厂的数量也大大增加。日本和韩国的公司在这里很有规模。松下电器产业公司在中国有7万员工；东芝公司将最大的信息技术生产线建在了杭州。韩国三星物产公司在中国有23家工厂，5万员工，并将整个笔记本电脑的生产设在了中国。去年它在韩国的最后一家生产笔记本电脑的工厂关闭。

    成千上万的工厂的出现为中国低工资的外来民工带来了数百万的就业机会。他们的工资大约为每小时75美分。但一般说来，这些行业的中国公司迄今还无法从从事基本生产提升到从事设计以上工作的水平。

    尽管如此，中国崛起成为世界贸易的动力与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在发挥这样作用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的日本人创建了自己的品牌，如丰田、本田和索尼。除了联想和海尔以外，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叫得响的全球品牌。

    中国官员不失时机地说，反映巨大顺差的贸易统计数字使人误以为中国非常繁荣。

    中国商务部研究院人士说：“中国在过去几年中得到的只是一些漂亮的数字，而美国和外国公司得到了真正的利润。” (博讯 boxun.com)

  评论：此文只是讲了表面和眼前的得失，从长远讲，以这样的经贸路线加入全球化，最大的输家是中国。其实，现时拿到美国存入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中国高额外汇储备中的大部分本应用在两个方面：其一、改善工农大众薪酬、受教育和医疗的状态。其二，培植本国的高技术产业。这是中国实现长治久安和成为真正强国的基础。但现实的中国经济结构却是将本国工人的工资压到最低，使他们买不起房，看不起病，子女上不起大学。用这种廉价劳动力生产出来的曰用品每天源源不断送到外国，积累出一笔越来越大的外汇储备却成为越来越大的压力去购买外国的高技术产品，因而本国弱小的高技术行业的生存空间不断被挤占、压迫。这是一种恶性循环。这条路走下去必然是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和高技术产业受外人操控。谁是蠃家谁是输家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