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鹏举：倾听文化基督徒刘小枫

http://ncn.org/asp/zwgInfo/da.asp?ID=67587&ad=1/19/2006

我是在耳顺之年在美国才第一次接触到期基督教。初次参加教会活动的祷告仪式，使我直觉就像文革中的早请示、晚汇报，有一种滑稽感，虔诚不起来。也是在美国，第一次读到《圣经》，因为中文书少，我很多时候就用读《圣经》打发时间。我感到《圣经》的思想并不统一，如旧约中的耶和华强调律法和报复，相当专制；新约中的耶稣强调爱，爱人爱世界爱到死。耶稣简直就是爱的化身。我弄不懂三位一体的上帝何以这样不统一。直到读到刘小枫的几本书（《拯救与逍遥》、《走向十字架上的真》、《圣灵降临的叙事》）[1]，我才茅塞顿开：《圣经》并不是一人一时之作，从旧约到新约不同，说明上帝的思想并非一成不变，也在发展。《圣经》虽是传上帝之言，但并非每句话都是上帝之言。对《圣经》同样不能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圣经》并非句句是真理。刘小枫认为，对人类和个体生命最有价值的是新约中的上帝——耶稣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惨死和复活，是整个基督神学的中心。刘小枫的所有文字，都是在赞颂这个耶稣基督，都是在阐释十字架的真理。他认为汉语思想不经过耶稣基督精神的洗礼，就无法得到新生。因此，他的一切努力，在于在中国建成一门新学科——汉语人文神学。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谈刘小枫的汉语人文神学思想。

一，“文化基督徒”现象

“文化基督徒”这一名称是刘小枫自己认可的。他讲过一次极富刺激性的经历：1992年，德国东南部的信义神学院邀请他在一个留德学生和旅德华人聚会上演讲，听众中有基督徒、非基督徒甚至反基督徒。他刚讲完“文化基督徒”的事，就遇到基督徒的激烈抨击：“文化基督徒”根本不是“基督徒”，甚至自称“文化基督徒”也不可！随着激烈抨击而来的是反基督徒的阴冷的表态：你的观点太基督教，即使你装扮成“文化”的基督徒，还是基督徒，我们并不想与你为伍。刘小枫怎样面对这一尴尬处境？他对那些基督教徒说，如果以受洗和教派归属的尺度来衡量，我确实不是基督教徒；他对那些反基督徒者说，你们说对了，我认信耶稣基督，我确实就是基督徒。这是刘小枫面对两方面的责难所显现出的从容和急智。什么是“文化基督徒”？是指经历过个体信仰转变的而又没有教派归属的文化人。是否成为基督徒，关键在于个人的生命感觉是否因信了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的爱而发生了改变。什么是生命感觉的改变？要经历过一次灵魂的整体震颤：“从沉沦生命到神性生命的跨越，从罪感到爱感的转换，生命意向已经发生了在体性转变。人把自己的生命重新交付给上帝的神性生命，自然性的欠缺被上帝受苦的身体承负了，因此人不再欲求和希望现世的补赏。个体生命的重生，在神圣生命的身体中获得了自足、自爱、自盈的依据。[2]”有了这种生命感觉的改变，即使你没有受洗入教会，也在实际上成了基督徒，而你又从事文化学术活动，就理所当然成了“文化基督徒”。相反，没有这种生命感觉的改变，你受过洗，入了教，也只能是形式上的基督徒，而不是实质上的基督徒。刘小枫认为，在基督教研究中正在出现一种人文旨趣的基督神学，人文神学和教会神学的分化是现代性的结果。“文化基督徒”把建立汉语人文神学作为自己的历史史命，通过在汉语思想中解释基督教思想史，使汉语思想成为基督教思想[3]。这种“文化基督徒”在当今中国有如自由知识份子的出现一样，有异军突起之势。其代表人物可以列出一批，刘小枫无疑是其中的领军人物。“文化基督徒”在中国的异军突起，是时代使然，没有改革开放，没有多元文化并存共生，就不会出现“文化基督徒”现象，也可以说是在社会转型的动荡时代中，激烈的思想论争的产物。当然，“文化基督徒”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俄国早在19世纪末就已出现“文化基督徒”，薇依对受洗的迟疑和对教会建制的批评绝非寥若晨星。即便从当今欧美的信仰情况看，宗教社会学的调查表明，许多人没有教会生活，并非等于没有基督信仰。刘小枫认为：基督教的传统教义要能在现代文化语境中保其生命力和竟争力就必须转化为一种文化理论，并同其它文化理论一样，经受文化批评的检验。刘小枫还认为：基督教会只是基督精神的一个历史阶段，在现代，基督精神进入了社会生活时代，不再仅仅以教会形态作为自己的身体，而是把整个社会生活当作自己的身体。因此，基督教需要脱下刚进入世界时的教会外衣。“文化基督徒”如果可以发展信仰辩难的批判性的神学文化理论，也就不失其历史意义，汉语神学的发展样式会因此出现新的思路和言路，汉语学术的思想结构亦因此会出现重大改变。[4]

二，两种上帝观

在西方思想传统中，至少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上帝形象，一个是《圣经》中以耶稣为中心的上帝，这个上帝是通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受难，牺牲、死而复活来显现自己的；一个是形而上学的上帝，即由哲人们根据形而上学原理构造出来的上帝，也即国人说的理性上帝，它是至高存在、第一推动因，至善者。尼采说，“上帝死了”，指的就是形而上学的上帝死了。尼采对基督教的攻击并不针对真的基督性，而是针对形而上学化了的基督教义，因为这种教义遮盖了神性真实的意义和光辉。刘小讽反对形而上学的上帝观，信奉以十字架受难的耶稣为中心的上帝观。

人无法摆脱两个世界的纠缠：现世和超世、事实世界和价值世界像缠绕着拉奥孔的蛇缠绕着人。在早期基督教思想那里，神义是上帝的救恩行动，是对自然法则的超自然突破。上帝的存在自有永有，并不依据宇宙本体的自然法则。《圣经》的上帝既非自然本体的观念，亦非自然实体的本相，而是全能的父，信靠全能的父与信靠自然法则是根本不相干的两码事。但早期基督教思想后来遇到了一些哲学家的改造，这些哲学家喜爱关于自然的知识甚于爱感，认识形而上学的绝对实体成了信仰的主要目的。随着《圣经》的上帝转化成形而上学实体，海德格尔所谓本体神学一旦形成，与上帝相遇的中介（通过耶稣）必然发生转变，这就是“信仰的知识化”：“人们误以为，一息生命与上帝相遇，不是靠上帝的救恩，而是靠理智的推论和关于必然的知识。”[5]理性知识设立的理性的上帝必然受到理性的摧毁，到了康德的实践理性的出现，这一摧毁便告完成。

信仰与理性各有自己的视域，谁也不能取代谁。人信仰上帝，不是证明上帝，谁要是证明上帝，就永远离开了上帝。信仰上帝不是源于思考，不是源于爱真理，而是出于人类苦境的价值感情上的要求，出于个体生命的精神困境寻求拯救的要求。巴特指出：“上帝是绝对的他者。人没有能力和资格谈论上帝，只能接受上帝的启示，而启示是一个事件，即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受难。倘若不是上帝在十字架受难中自己向人类陈说自己，人那里会知道上帝是谁！[6]”刘小枫认为：“上帝及其天国是人及其现实社会批判的根据和基础——通过罪的设定。然而上帝对现实的批判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受难、惨死和复活来显示的。十字架事件乃是对人及其世界的审判——用我们的说法即批判。但这一神圣的审判是上帝以牺牲自己的独生子代人受过的爱的行为来完成的。这种批判人根本做不出来，甚至难以被人的理智所理解。这种批判同时是上帝对人和这个世界的爱，这种爱同样是人不能做的。这种神圣的至爱意味着，上帝并不因人和此世的罪恶而抛弃我们，所以上帝让自己的儿子来受审判，替人担罪。这种爱不仅人做不到，同样也是人难以理解的。[7]”

形而上学的上帝之死，不仅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形而上学的上帝，第一推动因的上帝，不是活生生的上帝。形而上学的上帝不会受难，不能自我牺牲，不能为人释罪，这种上帝只是人的智慧的一种幻象，一种纯粹哲学上的设定。作为人的自我认识的哲学所构造的上帝观念不可避免地会导至人的哲学宣判上帝的死亡。只有当形而上学的上帝死了，真正的上帝才能更好地显现自己。这个真实的上帝不是别的，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受难牺牲死而复活给予人间的无穷无尽的救赎之爱。

刘小枫对天堂、地狱的理解也与一般基督教徒不同。一般基督教徒认为，人要死后才能进天堂；刘小枫反对这一说法。他说：“上帝国就是神圣的现在，上帝受苦的爱中的现在：神圣的爱意使每一息生命的现世时间进入了上帝受苦的爱之中。永恒的生命不是未来时态，如果连今生的幸福都谈不上，还侈谈什么永恒和爱？上帝进入历史中受苦，恰恰是为了世人能在此时此地获得永恒的幸福。所谓‘永恒’，按福音书的含义，既非年代性的，也非历史性的，而是重生性的。福音书中经常出现一个‘现在’，表明天堂不在历史形态的终端，而在上帝为人受苦的爱心。一如地狱不在生命的另一端，面在生命的冷漠。”[8]这就是说，天堂和地狱其实都在人间。刘小枫这个看法不仅与一般基督教徒不同，与一些神学家也有区别。如著名神学家舍斯托夫和基尔克果就认为；只有当世间的希望灭尽之后，才能理解上帝。人有时喜爱受苦胜过喜爱幸福，在发疯中才能理解上帝。这就把基督信仰说得太可怕了。上帝应许揩干每一滴眼泪，难道是在死后而不是生前？我觉得还是刘小枫说得对：上帝肯定今生的福乐，进入天国不是在死后，而是在承领上帝救赎之爱中的此时此刻。“天堂地狱都在人间”，这是刘小枫基督信仰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

三，什么是基督教精神

基督教精神就是爱和自由。

耶稣给门徒有一条简朴而高超的诫命：“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你们要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彼此相爱。如果你们彼此相爱，世人就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耶稣这一诫命就成了我们判断是否基督徒的一条简单而可靠的标准，基督的品质就是爱，爱上帝、爱世人，就是基督徒。

一些人常说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这说法似是而非。乐感文化和罪感文化是不同范畴的概念，不同范畴的东西不能放在一起对比。正确的说法是：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西方文化是爱感文化；或者说中国文化是德感文化，西方文化是罪感文化。刘小枫说：“如果把罪感对应于乐感的结构位置水平，明显就搞错了。罪感意向并不是基督教精神意向结构中的显现状态，而是引发另一种心理意向（爱感）的根据和基础。在极为复杂多宗的基督教各派别中，汉有一派把罪感的精神状态确立为个体精神所应企达的境界，而是个体精神被规定的在体性意向状态。如果把罪感对应于乐感，等于说基督教精神倡言以罪感为个体生命的理想境界，罪感成了精神的目的性意向。事实上，罪感是被祈求超逾（得救）的意向状态，这正是‘救赎’的意义。”[9]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一书中，对乐感与爱感，德感与罪感有极精到的分析，我不想在此赘述，我只想指出中国文化的德感和乐感与西方文化的罪感和爱感形成了极富意义的精神冲突，这就是刘小枫概括的逍遥与拯救的精神冲突。这是两种不同价值观的冲突。德感和乐感都来源人的道德本性和自然本性，人的道德本性和自然本性无论设想得多么完美，都是靠不住的，这已为历史一再证明。罪感和爱感是神义性的概念，与上帝关系密不可分。“按基督义理，罪是人与上帝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的偏离或断裂，前一种偏离导致人与自身价值本源（上帝）关系的断裂，这就是罪；后一种偏离导致人与人的互相关联的断裂，是为恶。人与上帝关系的偏离必然导致人间关系的断裂，恶是罪的结果。”[10]罪感即是对人自身中的自然欲望的自觉意识，是对人背离上帝的自觉意识。罪感的精神意向，必然引向爱感。“由于爱感是在人的生命裂伤（罪）的在体上产生的，爱感生命力仅得自于超自然的神圣生命。神圣生命的救恩行动将真正超越性的爱带给人，使罪的人在神圣生命的救恩中得到重生。”“这种爱感把人感觉状态转化为温柔、感恩、承领、祝福的心意，人不再是漂泊于自然状态中的孤身只影。说到底，爱不植根于人，人才植根于爱，这就是基督教精神的基本品质。[11]”

基督教精神还有一个基本品质，这就是自由。我读《圣经》，很注意它和自由的关联。因为我想知道民主社会所关注的自由价值，是否也和民主法制一样，与基督教思想资源有关。读完旧约，我找不到自由的影子。一篇“出埃及记”，写尽了耶和华的公义，也写尽了耶和华的残酷。让人感觉耶和华不是所有人的上帝，而只是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要的不是自由，而是绝对的臣服。本来，按基督教的原罪说，人的自由是一种罪性，人妄用自己的自由，偷吃了智慧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但也正是这种罪性，带给人救赎的需要。经过耶稣救赎之爱的洗礼，自由就使人的精神位格禀有了神性的品质。新约中的上帝形象与旧约中的上帝形象大不一样，新约中的上帝形象不是高高在上，而是降身为人，替人受维，直至牺牲，而后复活，为的是拯救每一颗破碎的心灵。耶稣基督不仅是爱的化身，也是自由的化身。十字架是上帝自由的象征，钉在十字架上的是人的自由，耶稣是为自由而死。耶稣基督给予人最大的赠礼，就是自由。刘小枫引用梅烈日科夫斯基的研究，认为旧约与新约的差异并非只是“公义的上帝”与“爱的上帝”之别，同样，甚至更为重要的是：旧约偏重上帝的子民（人民），新约偏重“个体的神圣性”。什么是个体的神圣性？信仰从根本上说，是个体生命的事件，而个体生命的价值，只在与上帝的关系中才会得到确认。进入信仰之光，即是个体生命与上帝的挚爱同在，与上帝的自由同在，这就是个体的神圣性。有人说，近代个体自由主义的原祖就是耶稣基督的“我在”。二者确有亲缘关系。基督教的“绝对主体性权利”，个体的“无限自由的身位”已经体现了个体自由主义的原则。

按基督信仰，人的自由同爱心一样，不是出自自然本性，而是来自上帝的恩典，这是真正的天赋人权，是人经过上帝二次创生后所获得的天赋人权。所谓基督教精神，除了最根本的爱上帝、爱世人之外，就是要高扬这种承受了上帝恩典的自由精神。

四，上帝与人

按照《圣经》，宇宙万物皆由上帝创造，人也是由万物创造，因此，人既与其他生物一样，无法摆脱自然本性的限制；同时人又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创造的，他又具有自由的超越的禀赋，这是人与其他生物的不同之处。基督教的人性观，首先强调的就是人的这种双重身份。人的这种双重身份，决定了人的不同走向：发展超越禀赋，就奔向上帝；满足于自然本性，就返回生物界，至多成为高等动物。人因为是上帝创造，人的本质及其价值只能从人与上帝的关系来界定。刘小枫认为：“理智、语言、制造工具、强力意志、生存竟争等等等等，都使人与动物只有程度差别，而无本质差别。只有与上帝相系的人的位格，即奔向上帝的热切温顺的爱的动姿，才使人与动物在本质上区别开来。”[12]奔向上帝是为了进入上帝之国，上帝之国不在彼岸，而在耶稣临在的此岸，是此岸的新创造，其实质是爱、正义与和平。这既是人类的梦想，又是上帝正在建造尚未完成的伟大工程。作为一名基督徒，自然不能只分享这一伟大工程已然的成果，而不分担未然的艰幸。也就是说人的价值就体现在参与这一伟大工程的共建中，贡献愈多，价值也就愈大。按基督信仰，人虽是罪人，但也是上帝的儿女，在上帝面前，不分阶级，也不分贤愚贵践，全是兄弟姐妹，一律平等。上帝关怀个人的自由和灵魂的得救，所以，“正是基督信仰把个人从政治集团的暴政中解放出来，并使个人有一种信念：藉此个人便公然蔑视强权的命令，使国家将他纯粹当作工具的企图落空”[13]这就是基督教的人性观、价值观。

近代西方的思想史，是人本景观逐步取代神本景观的历史，人们经常说，由于人本主义的推进，人的地位和价值极大在提高了，刘小枫问道：“情形会不会刚好相反？近代人本主义的推进会不会是人的地位和价值的极大贬低？”刘小枫引用神学家舍勒的研究成果指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的人本主义不断瓦解基督教的爱的律令，建立了一种使人与人相互孤立并脱离上帝的伦理，导致以自由位格为核心的基督伦理失去社会效能，其后果是极端个人主义和全权集体主义徜徉于世。这难道是人的地位的提高？刘小枫还进一步指出人本主义的爱人学说是把基督教的“爱上帝并爱每一个人”的内在关联割裂开，宣称只爱人，其实质是把爱这一精神行为中不可见的精神、灵魂和神圣的成份撇开，只求人的肉身财富和肉身幸福，爱成了追求现世福利的手段。结果，精神最高的存在（爱本身）成了精神最低的东西（自然本性）的效用工具。这不是贬低了人的价值又是什么呢？“基督教的位格主义断然拒绝禀有精神的个人成为国家、社会、阶级、世界理性或所谓客观历史进程的工具或仆人，人人只有一个主人——爱人也被人爱的上帝，每个人都有自己本有的不受世俗形态（国家）摆布的与个人存在一同降生的天赋人权。人作为精神文明、语言活动和文化的主体首先以宗教主体和基督的骨肉的身份，无条件地高于国家和通过国家可能产生的一切干涉。国家和民族至多可强行索取个人的外在生命，却无权要求人格的存在这一上帝认可的权利。”[14]人的地位是高了还是低了，这不一清二楚吗！刘小枫还认为：人能感领到上帝宏恩般的予人神圣之爱的启示，人的地位方显出其高贵与尊荣，因为人与上帝同在。

五，上帝与文学

讲到中国文学，我们当然不能妄自菲薄，但我们的优势在古代，而非近代。在近代，与俄罗斯文学和西欧文学相比，无庸讳言，我们是明显落后了。有人说，我们有《红楼梦》和鲁迅，但《红楼梦》是残稿，鲁迅也没有堪称世界大师级的作品。我们的文学究竟缺少了什么，有什么先天不足？刘小机认为：缺少神性之维，缺少上帝之思，缺少救赎之情。我们文学使用的语言，多是奴隶语言、奴才语言、革命语言、痞子语言，唯独缺少基督语言。我们的文学新人拿得出手的只一个贾宝玉，他的思想既叛逆儒家，也与清静无为、万物皆空的道、佛有所区别，他太重情，号为“情种”，但终究没有出路，只好遁入空门，重返石头世界，因为曹雪芹没有别的思想资源。他不可能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情怀，也就写不出全身心都浸透着基督精神的梅思金公爵这样的新人物。刘小枫把中国文化的精神概括为“道德—超脱精神”，这种精神能培育出屈原、陶渊明、苏东坡、曹雪芹、鲁迅这样的大作家，而出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卡夫卡，也出不了诅咒人性的人文主义者莎士比亚。这需要救赎意识，这需要有对人的自然本性的超越情怀，这正是中国作家所缺乏的。

中国文学肯定审美，否定救赎。蔡元培主张“以美育代替宗教”，李泽厚主张“以审美代替宗教”，都有把审美看成是与宗教完全对立的东西，这是不确切的。刘小枫认为：就艺术范畴来讲，审美不排斥宗教，宗教也不排斥审美。西方文学艺术的伟大作品无不体现出圣灵与肉身的结合形式。一切伟大的艺术在本质上都是宗教性的，如果宗教之维从艺术中消失，艺术的敬慕就必然坠入对感官的肤浅崇拜，成为对自然性肉身的肤浅迷恋。如果艺术作品丧失了精神的维度，丧失了神圣的光照，艺术就会死亡。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世界观来说，宗教的态度与审美的态度确是对立的。“审美态度依凭生命的各种感官、本能和情感诗化人生，使世界转换成形式图画，灵魂由此得到恬然怡乐的安宁，在超然之中享受生命的全部激情，无需担心因卷入激情造成的毁灭。救赎的态度坦然承受此世的苦楚、不幸乃至屈辱。因为上帝的救恩使人分享神的生命，把人的欠然生命救护到神圣的生命境界，感领到救赎之爱。救赎之路肯定的不是自然生命及其种种生命的欠然，而是上帝在十字架上的不可思议的神恩和爱中的欠然生命。诗并非必然是审美信念的代言人，也可以是而且历史地曾经是救赎信念的表达。在救赎的形式中，诗不是欠然生命本身的颂扬，而是祈告神恩和至爱的呢喃。把诗说成原初就是精神的审美方式，堪称现代审美主义的谣言”。[15]

审美与救赎的精神差异，构成了中西文学的根本差异。“儒家讲求感情的平和、有序；道家精神主张清虚个体情感，与广漠无极的虚无融为一体；佛家由解脱的空观来转化自然情感，引出一种不动情的情——慈悲；基督教精神却要求情感的执着。这种执着的动力和对象是神圣的爱，通过上帝的爱，个人的自然情欲转化为神圣之爱的激情。带基督精神的音乐、绘画、诗歌与中国音乐、绘画、诗歌充分显明了这种差异。感领一下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的祷歌吧！为之而流淌的眼泪难道是‘折磨’与‘痛苦’？”[16]“中国诗歌精神恰恰因丧失在世生命的内在热情而萎缩甚至枯寂了。”[17]中国诗歌没有对人的生命论意义上的恶和欠缺的认识，因而也就不会有神性的颂歌，不会有与神性颂歌相辅相成的哀歌。神性的颂歌只有基督用血赎出的灵魂才唱得出来；神性的哀歌是感领到背离自己的故乡（天父的国度）而漂泊无衣的灵魂才唱得出来的。那是对神性生命的爱的哀恳。中国作家推崇“冷潮”，鲁迅是冷嘲大师，从文学的审美功能看，“冷嘲”确是文学中一种重要表现手法；但站在基督信仰的立场，“冷嘲”并不可取。刘小枫说：“冷嘲固然是一种自卫和反抗手段，但决非最佳，甚至连好也算不上，因为冷嘲同时也是对自我心灵的伤害，它摧残了人对存在的基本信赖感，败坏了人对珍贵的、令人感受动的神圣品质的感受力，阻止人在生存论上对爱与希望的认同。”[18]

刘小枫有篇长文[19]追问诗人为什么自杀，开列了一长串自杀者的名单，外国的有特拉克尔、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托勒、克劳斯·曼、沃尔夫、普拉斯、叶塞宁、马雅可夫斯基、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斯坦姆、法捷耶夫、亚什维亚、茨威格、芥川龙之介等等，中国的只列出两位：屈原和王国维。结论是：死于绝望，死于没有出路。道理是显然的，有信仰的诗人不会自杀，有上帝救赎之爱的诗人不会自杀，有追求终极价值的诗人不会自杀。这长串名单说明：并不是西方诗人已经完全解决了文学与上帝的关系，中西方诗人都需要追寻上帝的文学，只不过中国尤其需要罢了。所以刘小枫说：“凡没有担当起在世界的黑夜中追问终极价值的诗人，都称不上贫困时代真正的诗人。”[20]现在我们高兴的看到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作家中，已有相当数量的人看到缺少神性之维给中国文学带来的缺失了。一批新锐作家开始从基督教文化中寻找思想资源，摩罗提出要引入上帝之爱开创新的写作模式，史铁生的《病隙碎笔》和余杰的《香草山》都是这方面的可贵尝试。

六，基督教与其他宗教

这个问题分两层说；一是各宗教之间的关系，二是各宗教对恶的态度。

神学家汉斯·昆把宗教分成三种基本类型:：先知型宗教，神秘型宗教，贤者型宗教。属先知型宗教有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其特点为以先知预言为基础的信仰虔诚；属神秘型宗教有印度教和佛教；中心特点是万物合一的体验和神秘的冥思自省；属贤者型宗教的是中国的儒教和道教，其首要特点是跟随贤者的哲人宗教。在文化多元、宗教多元的语境中，各宗教自应彼此尊重，平等对话。但这决不等于说，各宗教要互相拥抱、互相融合，调和折衷。由于各宗教信仰不同，价值观不同，精神冲突恒在，思想论争难免。文化多元并不排斥思想论争，不仅不排斥，还正需要思想论论争来发展自己，突现自己的生命力。

刘小枫引用汉斯·昆关于基督教与儒教、道教相比较的一段文字很有意思，汉斯·昆先把耶稣与孔子比：孔子向后看——向往辉煌的过去，上古的王朝，耶稣向前看——来临的上帝之国；孔子的宗教视野是天，中心教义是有血缘关系的人——以人为中心，耶稣的宗教视野是上帝之国，中心教义是上帝——以上帝为中心；孔子是冷静思索伦理、政治问题的人，是博学的师长，耶稣是被热情驱动的使徒；孔子听从先人前辈而不是神谕，要求从道德上政治上重建和巩固一个仁人政权，耶稣受上帝派遣，导人何以因信释罪成义，进入上帝之国；孔子希望通过理性的反思加强人的自主意识和责任感，耶稣提倡以整个身心去爱，这种爱施及受难者、被压迫者、患病者以至罪人和敌人。汉斯·昆接着又将耶稣与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比：耶稣没有老庄的淡泊安恬，他有爱憎、有泪水、悲哀和希望；耶稣既不像孔子那样站在既成权力机构和官僚一边，又不像老子那样遁世超然或像庄子那样，在尖锐批判后逍遥了之；最重要的是，耶稣之死：耶稣之死使他不但与释迦牟尼、孔子不同，也与老子、庄子不同。耶稣做了他们竭力避免做的那种人：牺牲品！在死难面前，耶稣并没有颤栗，没有悲哀，然而他无声地牺牲了。“我们反躬自问，究竟有那一位圣人更值得崇敬和跟随。[21]”

这就是基督教向儒教、道教、佛教提出的挑战，这是人格风范上的挑战。还有更重要挑战，就是各宗教对恶的态度。人间的苦难和不幸（即恶）是永恒的，这点各宗教都认识到了，但态度不同。道教和佛教都采取避世的态度，惹不起，躲得起。道家是退出历史时间，返回自然母体，靠一种“意”的功夫，“得意悟道”，以达到无知无识养性保真的境界。佛家更彻底，要破除一切妄念（道家的“意”也是一种妄念，自然在破除之例），以达到“真如”之境。刘小枫说：“佛学是一种独特的理性主义，要求个体心智用清醒、冷静、理智的态度辨析一切现象，以求得正确的解悟（观空），以冷清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感受性欲求和本然情感，以达到清静无欲。佛学理性主义为破除人的生存感觉中最低限度的要素耗费了惊人的才智。”[22]禅宗又比佛教彻底。禅宗以“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法则，勾销了印度佛教的理性主义的知识论；又以“我心即佛”、“自性清静”的法则勾销了佛陀身位，解脱无需再以大慈悲的解救行动为前提。刘小枫说：“大乘佛教不舍众生的大愿、不忍独趣涅磐，虽然有义理上的困难，却最终没有离弃宗教的面对现世恶的承负感。禅宗把空义推到尽头，彻底否弃大乘佛学的承负感，‘自性清静’的个我心性凌架一切生命感觉，空虚的主体拥有绝对的自主价值。从而，禅宗把人间浊世当作天堂，美其名曰不离浊境修得正果。”[23]儒教和基督教是入世的，对现世恶，儒学主张依靠君子人格用王道政治来解决。但历史证明，君子人格和王道政治是靠不住的，庄子早就把这一套看透了，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候，诸候之门而仁义存焉”。基督教认为，恶部份源于自然（生老病死及自然灾祸），部份源于人的罪性（即人的欠然和背离上帝），所以需要上帝救赎之爱来解决。有人会说：上帝之爱有什么用，奥斯维辛惨情发生时，上帝在那里？有了上帝，西方的历史不仍然充满混乱、不幸？有一点必须明确：“上帝降临十字架爱苦，并非是来实际地解除人的爱苦，而是给受苦的人带来他的爱和认同人的受苦；上帝来此与人一起受苦，并不是使人的受苦得到正当解释或解脱，而是对人世的受苦提出抗议和指控的同时，为人的受苦提供了一种意义。这种意义意味着人的受苦和不幸是不合理的，人的受苦受难在神圣的位临者眼里是无辜的。[24]正因为上帝的神圣存在，我们才能否定现世中一切邪恶和不自由，否则我们就丧失了否定和批判的根据。刘小枫说：“有了超验的形象和超验的根据，起码使得人的欠缺和恶一再被揭露，而非被掩盖起来，使人类的幸福和公正的绝对根据一再受到询问，而不是不闻不问。索福克勒斯超逾了荷马的命定论，提出命运不可把握的观念；鲍埃蒂超逾了后希腊哲学的尘世幸福观，确立以上帝为根据的内在幸福观；莎士比亚超逾了文艺复兴人文精神的自信，看到了世界的疯狂和人性的卑鄙；荷尔德林否定启蒙精神的理性至上论；宁可在神性的黑夜中独行；尼采否定了整个本体神学传统，自己出任‘超人’担当一切；陀斯妥耶夫斯基拒绝整个近代以来的人文主义传统，坚信神道主义的信念；里克尔拒绝19世纪以来的技术理性意志，坚持倾听天地的声音……这些超越和否定都不是单纯地站在另一立场上的超越和否定，而是对历史中的信念的超越和否定。”[25]

现在可以回答奥斯维辛惨情发生时，上帝在那里的问题了：上帝一定与受难者在一起，要不然，耶稣基督就不会在十字架受难了。那里有苦难，那里就有上帝，上帝与苦难同在。刘小枫认为：上帝之子惨死在十字架上，作为神圣的审判和爱的终极肯定，不仅是要促使个体深切理解社会的悲哀和世界的痛苦，也是在促使个体参加反抗社会的不义和斗争。而耶稣的死而复活，更带给人无尽的希望：总有一天，人世会进入一个没有眼泪、没有悲哀、没有痛苦的新天新地。

七，基督教与生态危机

有论者认为当今全球的生态危机要靠中国的天人合一才能解决，因而21世纪是中国我的世纪。刘小枫在《拯救与逍遥》一书中对天人合一论作了深刻的剖析。结论是：“天与人是一码事。”[26]天不言，于是君子代天立言；天不动，于是君子代天而动。既然天是自然的自在自为的力量，对人世的主宰意志就不能是能动的，至多能使万物运行，人事还得靠人去推动。因而人应主动担当事天的使命，这就是荀子说的“制天命而用之”的意思。人可以受命于天，而自居为天命，进而像天一样有主宰一切的能力。唯意志论就这样产生了。人道就是天道。这样的天人合一，能解决生态危机？以人为中心，人成了万物的主宰，哪来与万物的亲和关系？说到底，儒学确立的只有一重世界（现世），而没有两重世界（现世与超世）、三重世界（地狱、人间、天堂）。天与人的本体同一，排斥了超验世界得以确立的任何可能。

自近代以来，科学文明背后的价值观日益在促成人之主体化，自然之客体化，直接导致驱使人类攫取和控制自然的权力。但在神学家莫尔特曼看来，最深的根源还不在人的控制欲，不在于主客体的对立分化，而在于近代基督教会的上帝观。因为，自文艺复兴以来，上帝就一直被片面理解为“全能”和绝对的主体，世界不过是其统治的消极的客体。上帝被看作独立于世界的存在，同时世界也可设想为没有上帝。这种上帝观的直接后果是，人作为上帝在大地的形象，相应地把自己理解为主体——知识和意志的主体，把世界理解为消极客体。莫尔特曼反对这种片面的上帝观。他认为：“上帝形象是一个团体形象：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个神性位格在一起生活，为了彼此、并在彼此中生活，生活在最高、最完美的爱的团体之中。”从此三位一体的互相寓居论出发，莫尔特曼又把它引伸到创造论的论域，提出与互相寓居的上帝观相应的生态创造论：“三位一体的上帝与其造物不是对立的，上帝通过永恒的圣灵进入每一造物，这意味着世界之存在的根基不是要素分离的，而是基本关联的联系。就社会领域而言，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儿童、灵与肉的存在方式都是互相寓居，为了彼此、并在彼此中生活，此即爱的存在。上帝在大地上的形象不是主体的孤立个人，而是人类的爱的相互寓居。就自然而论，万物的存在都来自上帝、通过上帝并在上帝之中，大地不是人的财富，而是上帝的财富。人没有权力盘剥、利用自然，正如人不能互相盘剥利用。人与自然的关系同样是为了彼此、在彼此中生活。”[27]这就是基督教的生态观。解决生态危机，还用得着从儒家那里寻找智慧吗？而儒家的“天人合一”，实际上是人说了算能解决生态危机吗？

八，基督教与政治

刘小枫认为：“基督教本质上是一种宗教伦理，而不是政治伦理。与犹太教和儒教不同而与佛教一样，基督教的宗教伦理根本上关注的只是个人生命的得救。然而，耶稣是基督（救世主）的认信行为本身是一个社会性、政治性的事实，这一事实构成对现世宗教、道德和政治权力的抵牾。与耶稣基督的我在信为一体，世人的我在就成了上帝的儿女，作为上帝儿女的身份不可为任何政治权力剥夺，这一不可剥夺的身份在此世中本身就是政治性的。”[27]其实，基督教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带有政治因素。作为神性事件的十字架事件的发生以及耶稣的一生和传言福音，它关涉的决非是一部份人推翻另一部份人的阶级斗争事件，而是每一人的救赎和整个人类的未来。所以，把基督教说成只是民族的、或西方的是不对的，西方的原初上帝是宙斯，而非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全人类的。作为一名基督徒，不应只专注个人的灵魂得救，而要将基督信仰实践化、生活化，任何对不义和邪恶的政治现实的冷漠都是对作为基督信仰之根基的神圣正义和神圣之爱的伤害。

基督教不相信任何主义能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但与自由主义有天然的亲和性。因为基督教有从个体人生的自主原则限制国家意志的传统，要求个体有不受国家支配的道德自由和参与公共生活的权利，因而与不认可国家本身为首要目的的自由主义相契合。这就难怪当今有一批自由主义的知识份子要纷纷转向基督教寻求思想资源了。

基督教也不相信任何政治制度能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但不等于不关心现实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基督教认为民主政体虽然不是最完善的政体，但是，民主政体毕竟是现实社会和人类历史中迄今可以发现和创建的最合理的政治形式。刘小枫说：“人固然因其有限性和罪性，不能建立绝对完善和绝对正义的社会形式，但毕竟能区分和建立较完善和有更多公正的政治形式。”[28]基督教看重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因为它毕竟是幸福、自由、和平的基本保障。但同时又认为社会的稳定和秩序，必须根据民主政治的原则来建立，在强权暴政下的秩序和稳定，并不配称之为社会的正常秩序和稳定。对一个基督徒来说，建立以民主政治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和稳定，是一个值得追求而且也可望达成的事业。

基督教不反对革命，但对革命有自己的理解。刘小枫认为：“革命，按基督思想的理解，不是一个阶级取代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不是奴隶反抗主人，使被压迫者成为新的压迫者，也不是为了一个乌托邦的未来强掠现在，不是为了未来的正义、自由和人性施行现在的非正义、专制、和非人性，而是要让神圣的正义、自由和爱成为现在。基督促的上帝既不是现存秩序的上天担保人，也不是被压迫者的复仇之神。革命不是报复、清算、翻身，而是进入一个崭新的存在——以正义、自由、和爱的现在。[29]”刘小枫引用莫尔特曼赞赏1968年德国大学生运动中的一个口号：“进行革命是每个情侣的天职，而播种爱则是每个革命者的义务。”

对革命中出现的暴力问题，基督教也不像佛教一概反对。当革命指向一种恶的势力和世界处境要求制止恶的凶残时，这就使得一般地谈论非暴力成了问题。尼布尔认为：“相信暴力是病态意志的自然而不可避免的表达，非暴力是善的意志的自然表达，进而相信暴力是本能的恶，非暴力是本能的善，乃是一个误识。”“如果暴力的运用确能建立一个正义的社会秩序和创造维护正义的可能性，就不存在一个可以拒绝暴力和革命的纯道德的根据。”[30]耶稣说过，“要爱你的敌人”又如何理解呢？刘小枫说：“对这一圣训不能也不应引伸为政治实践对不义和罪恶的容忍。”因为对不义和罪恶的容忍，必然给耶稣基督的爱带来伤害。归根到底，运用暴力只能以神的正义为终极根据——这一正义明显又是与爱连在一起的。这就是基督教的革命观和暴力观。

结语

中国自门户开放以来，对西方文化的认识有一个逐渐加深的过程，大抵经历了五个阶段：开初，觉得武器不如人，于是有洋务运动的发生；到“五四”时期，才觉得更需的是民主和科学，于是有启蒙运动的发生；这一启蒙不久就中断了，一说是被救亡中断，一说是被革命中断。总之，由于十月革命成功，大家觉得还是革命解决问题，于是引进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很多人又觉得阶级斗争太过残酷，扭曲人性，于是西方的人道主义、萨特主义、人文主义成为热门话题，随即是一批自由主义知识份子重新登台亮相；一直到世纪之交，才又有一部份学人通过奥斯维辛集中营、斯大林大清洗和文化大革命以及全球生态危机的历史反思，觉得单靠西方的科学理性、人文主义也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为这些血醒邪恶事件的发生，都是在西方文艺复兴之后，都是把人的理性或英明领袖强调到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之后，这就不能不使一些学人转向彼岸之思、转向神性之维、转向西方的基督教寻找思想资源，认识到人的罪性才是一切恶的总根源。这就是以刘小枫为代表一部份学人要极力倡导上帝救赎之爱的理由。

如果以上描述大体不错，我们就看出国人对西方思想的认识有一个从片面到逐渐全面的渐进过程，中间还有弯路，但总趋势是前进着的。也就是说，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不能只看到期科学民主和自由，还要看到基督教精神。正如刘小枫所说：“理性和宗教始终是西方精神发展所依赖的两个转轮。”[32]

刘小枫把从“五四”到现在这100年间的知识人，分为两代：“五四”一代（五四运动至70年代后期）和“四五”一代（70年代后期至今）。他认为“五四”一代知识人的特点是从反判走向确信；“四五”一代知识人的特点是从确信走向不确信。如今，这新的不确信又在寻找新的确信或新的一无所信。应该说，这个概括十分准确。他还有更精采的议论，他说：“‘五四’一代没有像‘四五’一代那样品尝过精神‘呕吐’，‘五四’一代经历的更多是外在的灾难，‘四五’一代经历的更多是内在的灾难，对精神的荒唐领受更深。‘四五’一代并不希求得到这种禀性，他们宁愿是承领的一代，只是历史把精神‘呕吐’强加给了他们，迫使他们拒绝轻易的选择和盲目的确信，审慎对待新老传统提供给自己的价值尺规。‘五四’一代有幸没有遭遇‘四五’一代被迫领受过的‘呕吐’的精神体验，未来的中国知识人也有幸错过了这一精神体验。‘四五’一代知识人在精神更生的历史时刻被迫三思而行，审慎思索。”[31]刘小枫用“精神呕吐”一词说明两代知识人的巨大差异，可谓生动贴切。什么是“精神呕吐”？就是先吃进去的许多东西，觉得不对了，突然大反其胃，一气把它吐了出来。这种精神体验，我想是很多人都有的，并非只是“四五”一代才有。有没有“精神呕吐”，是精神是否觉醒的重要标志。

刘小枫当过知青，自然属于“四五”一代，他讲的“精神呕吐”现象，也确是他这一代人特有的极为宝贵的人生体验。那么，刘小枫是否觉得“四五”一代知识人特别值得信赖呢？他对此有极清醒的认识。他说：“从盲目的确信（虚无主义）挣脱出来。为拒斥盲目的确信而走向一无所信，会不会是虚无主义的变形？事实上，危险已经出现了。”[32]什么危险，他没有说，可我们已经看到物质主义、享乐主义、犬儒主义正大行于市，这种除实惠之外的一无所信，正是当今中国的一大特色，刘小枫称之为“虚无主义的一种变形”。我看，这种“变形”，比前一种更可怕：前一种虚夫主义，还真诚地信仰一个乌托邦，有一定的价值观；这后一种虚无主义，一无所信，就更加无所顾忌，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不做。这不是更可怕吗？毕竟，这一代人中已走出一些坚实的追求终极价值的知识人，这是希望所在。刘小枫认为，中国文化经过经学时代、佛学时代，已走到了现在的基督学时代。知识人处在这样的时代，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建立汉语人文神学，就是一个需要大家共同出力的工作。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是中国文化更新的必由之路，也是重铸汉学、重振汉心的必由之路。

我必须重申：我接触基督教较晚，而神恩又可遇不可求，作一名文化基督徒，我还不够格。但刘小枫的书已使我大为折服。刘小枫的书论辩性极强，他即便是纯粹介绍一名外国学者，也都有要紧密结合汉语思想的实际，痛下针贬。他不仅对中国传统文化作了一个总清算，也对西方传统文化作了个总清算。台湾有个李敖，早就发下一个宏愿，要对迄今为止人类的思想文化遗产作一个总结，[32]我看这个总结，李敖不必作了，刘小枫已经作得很好了。

注释：[1]《拯救与逍遥》2001年7月上海三联书店第一版；《走向十字架上的真》2002年4月上海三联书店第四次印刷 ；《圣灵降临的叙事》2003年1月生活、读书、知识三联书店北京第一版。

[2] 《拯救与逍遥》152页。

[3] 《圣灵降临的叙事》75页。

[4] 同上，91页。

[5] 《拯救与逍遥》296页。

[6]《走向十字架上的真》50至51页。

[7] 同上，51至52页。

[8]《拯救与逍遥》312页。

[9] 同上，145页。

[10] 同上，146页。

[11] 同上，154页。

[12]《走向十字架上的真》96页。

[13] 同上，238页。

[14]《走向十字架的真》99页。

[15]《拯救和逍遥》33页，

[16] 同上，264页。

[17] 同上，226页。

[18] 《走向十字架上的真》203页，

[19]《拯救与逍遥》中，《诗人自杀的意义》一文。

[20] 《拯救与逍遥》71页。

[21] 《走向十字架上的真》356页。

[22] 《拯救与逍遥》218页。

[23] 同上，228页。

[24] 《真诚向十字架上的真》139页。

[25] 《拯救与逍遥》121页。

[26] 《拯救与逍遥》103页。

[27] 《圣灵降临的叙事》249页。

[28]《走向十字架上的真》237页。

[29] 同上，244页。

[30] 同上，246页。

[31]《拯救与逍遥》2页。

[32]、[33] 同上，442页。

[34] 李敖《快意恩仇录》（1998年9月台北商业周刊出版）535页。

2003年月11月4日于重庆南坪 (1/19/2006 5:15)

寻求信仰的年代

曼德 摩罗 江登兴

http://new.china-review.com/article.asp?id=4093

一、理性的自负与罪性的觉醒

二、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和灵魂关怀

三、什么样的人建立什么样的制度

四、爱、悲悯与罪性

五、现实的危机

　　一、理性的自负与罪性的觉醒

曼德：

　　读完摩罗的新书《因幸福而哭泣》、《不死的火焰》，我最大的感触是在信仰方面。摩罗写的是一个人寻找信仰的过程。正像这本书的意义还没有被读书界揭示出来一样，信仰的意义也还没有受到中国社会应有的关注。

江登兴：

　　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有一个很深的感触，中国人寻求现代化的道路是从我们近代打开国门面对西方开始的。当我们发现自己落后了以后，就意识到要向西方学习，用他们的文明再造我们的文明。

　　我们认识西方、学习西方有一个由表及里的过程，起先我们认为自己的经济不如人家好，科技不如人家发达，教育不如人家，于是在这些领域向西方学习，但是都失败了；到戊戌变法的时候认为是我们的制度不如人家；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又是五四运动，看法就更深刻了，五四提出来我们的整个文明都衰老了，中国要更新就要从文化上更新，因此中国就希望用西方的文化再造我们的文化，通过文化的再造来再造我们的社会。但是西方文明的根本是什么呢？“五四”一代就提出是"科学”与“民主”，因为“五四”先贤所看到的西方很大程度上是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之后的西方，那时候张扬理性反对宗教已经成了一种潮流，所以紧接着“五四”，中国知识分子在信仰上有一个行动就是非基督教化，极力反对基督教。

　　我觉得中国人在学习西方，即“拿来”的时候，并没有把西方看得很彻底。一个文明的核心是这个文明对人的看法：人是什么样的一种东西？人的生命有什么意义？西方文明对人的看法来自基督教，一般也公认西方文明的根源是基督教。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之间、又夹杂着马丁路德"改教运动"，那是对圣经精神和纯正基督教精神的回归。而文艺复兴、马丁路德改教和后面的启蒙运动同时是推动西方近现代发展的三个决定性的运动，而我们知识分子只关注到了他们文艺复兴和启蒙这个层面的民主、自由与科学。我觉得摩罗做得很重要的一点是他超越了我们"五四"以来我们在认识西方方面眼光的局限，看到了比"五四"更深的层次。原来"五四"只把目光关注在西方的启蒙这个层面上，他进行了反醒，看到了启蒙思潮的局限，在西方的启蒙思潮之外应该寻找一点什么东西，所以才有摩罗对信仰的这种倾诉。

曼德：

　　从启蒙传统走到基督教传统，从人文精神走到救赎意识，实际上是从对于人类理性的自负走到对于人类罪性的觉醒。这些东西在西方文化中是相互关联的整体，可是在我们的文化中他们差别非常大，彼此具有非常大的跨度。

摩罗：

　　我觉得确实有一定的跨度。我个人的学习过程中，开始接触启蒙方面的东西多一点，后来逐步走到文艺复兴的东西，无论是在借鉴启蒙运动的资源还是文艺复兴运动的资源，实际上也都是对西方文明的肢解。我跟着五四前辈一路猛跑过来，没有时间停下来喘喘气，关注一下西方文化中的信仰问题。有人说革命压倒启蒙，或者说革命压倒了其他什么东西，可是终极关怀、灵魂得救、信仰自由这个层面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压迫，它根本就没觉醒过。曼德说“对人类罪性的觉醒”，“觉醒”这个词用得好。

　　在这样一个学习的过程中，我慢慢觉得人文主义和启蒙资源不够解释我所面对的人生和世界，还需要寻找与灵魂出路有关的资源。这个时候基督教文化进入我的视野，我就想到基督教关于上帝的言说、关于人的灵魂得救的言说，是不是可以成为我的资源，帮助我更深刻地理解人的存在，解决我在人生当中所遇到的困难。于是我把它作为自己所尊敬的资源来了解。到目前为止我还处于了解阶段，还谈不上有深入的研究，更谈不上进入状态。

江登兴：

　　启蒙时代和文艺复兴时代强调理性，但是它们并没有否定神性，在这一点上欧洲历史中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根据我很肤浅的了解，欧洲整个文明在历史上可以大致分为两个流派：欧洲大陆和海洋的英美。文艺复兴是对中世纪天主教神权对人过分的压制的反动，欧洲人因此就回到希腊的传统中，它强调人的欲望的合理性。你看蒙娜丽莎的微笑，背后有人的理性的骄傲。文艺复兴特别是启蒙时代以后，欧洲大陆知识界已经基本上把神性否定掉，认为凭着人的理性可以认识一切，甚至这个理性可以预知人类的未来，可以创造人类的理想社会。他们甚至相信通过科学教育人性可以达到至善至美。

　　和欧洲大陆这一派相对的还有英美这一流派的经验主义，它认为人是有限的，因此他把心灵的这个层面留给了上帝，它有一个在上帝面前的谦卑。因为有了它在上帝面前的敬虔和谦卑，它在经验这个层面是不断试错的观念，人时刻可能会错，但是人时刻准备用我的理性来纠正它。

　　这两个思潮导致了后面欧洲大陆与英美的分化，欧洲大陆因为对理性的自信不断地试图改造人的人性，希望通过强力甚至通过暴力创造出理想的社会来，所以欧洲就处在不断的动荡中。而英美呢，因为有对上帝的敬虔和尊重，所以它的社会有信仰的看守，它就显得非常稳健。到了我们中国向欧洲学习的时候，在五四时候，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欧洲大陆理性主义的传统，认为人的理性能够理解一切，人的力量可以改造一切。

　　二、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和灵魂关怀

曼德：

　　80年代的启蒙主要是从社会制度方面进行言说，也即西方的自由民主，从洛克以来的政治自由主义，也有从文艺复兴开始的文学中的人文精神，这些都是启蒙思潮。但是这些东西是以西方宗教信仰作为背景的，当时没有发现。80年代谈宗教信仰的人有是有，但声音很微弱。摩罗这本书是对80年代的一个反思，《给陈独秀补一点微量元素》这篇文章就体现了对信仰的关注和强调。

　　信仰有一个重要的功能是指导个人的伦理价值、提供个人的生命意义。80年代知识分子通过对西方的了解，对于中国的未来，在社会制度方面已经很清晰了。但是个人的人生观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当时看萨特、尼采的书，但是个人的伦理道德的规范一直没有确立起来，学了半天到最后还是非常迷惘、凌乱。个人生命言说不同于社会制度言说，因为个人的生命、信仰言说是个人追寻生命意义的根本举动、是不得不进行的。80年代完全忽略了这一点，我当时看书时老是思考人的问题，当然也对国家政治制度比较关心，中国传统的东西我们当时都不愿去看，因为觉得它对人的关心很少。但是我后来接触宗教资源之后，才真正觉得在信仰方面大家有了一个真正的探索方向。

摩罗：

　　目前文化人最为关心的问题是个人权利和民主制度。民主制度是政治伦理问题，个人权利是社会伦理问题，大家都在关注这些地上的原则。其实这也不奇怪，在这些起码的社会伦理和政治伦理原则难以确立的情况下，有良知的文化人肯定会关注这种原则，他分不出心力来关注另一些东西。姑且不说精神上受到某种遮蔽，无法意识到，即使意识到了，他的言语中也无法关注它。我本人就有这样的体验。其实我意识到这些问题稍微早一点，江登兴比较看重的我关于毕巧林的文章《站在自己的墓碑上发问》，就是1990年写的。但是那个时候它还不能成为我思考问题的主要方式，因为还有同样迫切甚至是更加迫切的问题在我脑中转，那就构成一种遮蔽。比如我的《耻辱者手记》中所收录的文章，大多写于九十年代，所借重的资源主要还是人文主义资源，所依仗的体验主要还是政治伦理和社会伦理层面的体验。

　　《耻辱者手记》和《自由的歌谣》相继出版以后，我才慢慢地将言说转移到了信仰问题上。将个人的精神历程套用给一个民族，对民族的精神现象也许能够更好地理解。我认为当下自由主义言说受到较多关注是可以理解的。当下受到较多批评的所谓新左派言说，也有相当的合理性。如果一个社会的掠夺和不公成为了事实，那么，这个社会必定会呼唤对于不公的抗议和批判。至于掠夺与人类罪性的关系、公正与上帝之爱的关系，则是人们一时无法意识到的。一个民族关注信仰问题，我看只有两种情况是明显的时机，一是社会政治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人们急于寻找信仰，像韩国与台湾。二是社会政治问题没有讨论和用力的余地，不可能指望通过实现社会公平来体现尊严，人们绝望之后唯有信仰可谈，像俄国历史上的毕巧林时代。但愿后一种情况不要再在中国出现。

江登兴：

　　看近百年思想史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我们精神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鲁迅，鲁迅说以科技为文明，以富有为文明，或者说以议会制民主为文明，这一切都不够，根本在于立人。他看出了20世纪西方的局限性，看到他们这种经济的发展，或者说民主化以后的局限。鲁迅认为没有个人内在灵魂的拯救或超越的话，一切都是不够的。而整个中国20世纪里有鲁迅这样眼光的人非常缺少。由这个思路出发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经济的发展、政法制度的建设和心灵的重建是中国现代化的三大根本问题。所谓心灵的重建，即提供对于人生意义的解释，和由此基础上完成的道德伦理的重建。其中心灵的重建是常常被忽略的问题。

　　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并没有看到这个层面。朱学勤先生说，"五四"那一代，胡适他们认为“改造中国必须由文化入手”这个问题可能是百年假问题，朱学勤认为，英美社会的进步从具体的制度建设入手，一步一步，步步为营实现的。因此他提出，不要走五四那条路，还要走制度层面更新的路。朱先生认为只有制度层面的更新是中国现代化的根本之路，或者说是当前最迫切的一条路。

　　我的观点不是这样的，胡适认为，没有文化的更新就没法彻底实现现代化。我的理解胡适的意思是没有个体生命的更新，心灵层面的更新，就没有办法实现整个社会现代化。朱学勤先生认为制度的解决可以解决社会的根本问题，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要建立一个幸福的社会，除了好的制度之外，还需要另外一种层面就是心灵层面的保证。制度或法治有一重大功能，就是在对人性的可靠性的怀疑的基础上，对可能产生的错误和罪恶的一种消极的戒备和警惕。但是个人的信仰和个人的道德自我约束是积极的约束，所以我们在看美国的整个社会的时候，它除了有三权分立和代议制民主之外，它信仰层面也起到了维持社会运转非常重要的作用。美国制度层面的建设出于一个很基本的基督教的教义：人是有罪的，因此你把过分的权力交给他是危险的，所以需要制度对他的约束；从基督教观点看，因为人是尊贵的，所以有对生命的尊重，所以要发展造福于人的社会制度。

　　美国特别强调人的自我管理，因为从每一个人主观来说：我出于我的信仰导致愿意做一个诚实的人，我愿意做一个有爱的人，我愿意做一个自觉承担责任的人。这种自我管理与制度的维持一起，共同使它的社会发展得非常良性。现在中国自由主义者有一种倾向，似乎认为仅仅依靠制度的变革就可以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有一点片面。

　　摩罗认为我们所面临是整个社会的全面的危机，因此人们首先关注的是经济的发展制度的建设这一些社会层面的东西，没有精力来关注内在的精神生活。我的想法恰恰相反，我觉得就是因为中国的这种危机的普遍性和深刻性，才更加需要精神层面的寻求。我近日在与著名记者卢跃刚先生的接触中，发现他由于对现实长期深入的了解和调查，知道我们的社会处在一种深重的危机当中。而卢先生已经有一种看法，就是这一些危机的深层是伦理的危机，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社会伦理受到彻底颠覆之后产生的危机。

　　摩罗1990年写的《站在自己墓碑上发问》中，毕巧林在十二月党人进行社会变革失败之后，他回归到个人，回归到对生命的存在意义的绝望以后，他开始新的灵魂层面的寻求。我在回想我的人生道路的时候也是如此，我起初以为我只要投身一场革命、促进中国实现民主化，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摩罗：

　　80年代我也是这样想的，那时候很有一点革命热情。当然，今天我们谈论信仰问题，跟以前的人生热情还是有着内在的关联，就像我们的言说跟学界那些制度言说有着内在的关联一样。

　　三、什么样的人建立什么样的制度

江登兴：

　　我发现革命这条路走不通以后，我走到了对个人生命绝望的状态，我觉得我不能回答我的存在。对于我来说，回答一个人的存在有什么价值比变革一个社会是更迫切的任务，由此我开始走向信仰的这条路。所以我在想，面对中国的问题时，是不是说我们要把视角变换一下，我们是否可以来寻求一下在内在心灵的意义上、在存在的意义上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这个问题是比制度层面更深刻的问题，更根本的问题。当很多自由主义者在进行制度变革的探索的时候，或者说对个人独立性的价值进行强调的时候，我觉得我们更要尊敬他们，他们思考的结果也是我们走向现代化非常重要的资源，那我们能不能试着在人和心灵这个层面，或者说在信仰这个层面进行一些探索，由此来为我们个人心灵的饥渴提供另一些资源。

摩罗：

　　我觉得对人的理解直接关系到对政治制度、社会制度的理解，刚才江登兴转述了朱学勤对制度的强调，我想在制度建立之前，我们如何想象这个制度，如何创造这个制度，制作这个制度，还是要以特定的文化和特定的信仰作为背景依托。比如启蒙时代，孟德斯鸠想象出三权分立的政治结构，这本身就是基于对人的有限性的一种理解，有了这种背景他才能想象出三权分立。卢梭强调“公意”，也表明了他对个人意志的不信任，实际上也是对人的罪性具有深刻体验的结果。杰斐逊为什么起草这样一部美国宪法，而华盛顿为什么大家让他继续担任总统的时候他要退下来，他们的行为和选择全都受到世界观、人性观、文化观、上帝观的深刻规定。毛泽东在推翻国民党政权的过程中，他怎么样想象一个新的政权？共产党集体怎么样想象一个属于自己的新政权，这些想象也是由背后的文化理念和精神素质决定的。为什么毛泽东认为自己有能力建立一个尽善尽美的政权，为什么他相信凭着自己建立的政权，可以按照理想的模式对世界重新安排，不但可以重新安排全中国还可以重新安排全世界？他对政权的这种想象实际上是他对人和自己的一种理解，他认为自己是万能的、人是万能的。于是他的现实选择正好与别人相反，华盛顿是人家拥戴他继续做总统他自己要退下来，毛泽东是谁要他退下来他就搞死谁。毛泽东为他的后人树立了很不好的榜样。

　　华盛顿和毛泽东奠定的制度竟然如此天壤之别，说明什么样的人就只能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以后我们究竟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制度，实际上还是取决于建立这些制度的人有什么样的宇宙观、人性观和宗教观，取决于一个民族的文化素质在整体上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比如宋教仁主张建立议会制，陈炯明主张放弃中央集权、实行地方自治，可是民族不选择他们。所以我觉得制度言说无疑重要，但是仅仅在制度层面言说制度、设计制度、建立制度，令人担忧之处太多。还必须同时在人的宇宙观和人性观层面多做工作。

　　许多人认为在黑暗面前只有暴力才最有力量，这几乎是历史规律。中国历史上很多纷争，正是在这样的逻辑支配下展开的。大家都自觉地遵守着这样的游戏规则。可是，我们为什么对历史不可以有另外一种理解、对现实不可以有另外一种选择？为什么托尔斯泰心中能够生长出另一种理解和另一种选择？托尔斯泰就是用对每个个体生命的尊重来否定这种以暴易暴的历史规律和历史逻辑的。有了这种立足点之后，他才是一种真正强大的人。他有一次听说火车站的装卸工连续工作37个小时，他感到无比惊讶，马上亲自去访问他们，亲身感受他们遭受的奴役和摧残。他不能容忍对人的这种摧残。如果仅仅热衷于理论层面的东西，可能很容易忽略一个人连续工作37小时这样具体的事件。有了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一个人看问题的眼光，以及他的言说都会比较纯正。这样的人进行制度想像、制度设计时，一定会真正体现对人的权利的尊重和对人的劣根性的遏制。

　　四、爱、悲悯与罪性

曼德：

　　有些人读了摩罗的新书之后，觉得摩罗开始宣扬爱和宽容，和以前的风格不一样。因为《耻辱者手记》大家读得非常痛快，它对黑暗的颇具颠覆性，说出了别人不敢说的话。现在人们说摩罗开始谈论爱，认为摩罗软弱了，没力量了、妥协了，实际上爱是很有力量的，而且比那种一味的批判更有力量，更有成效。很多人觉得信仰基督教好像与中国道家成仙成道差不多。他们觉得找到信仰就是遁世，就是走进个人的小天地了。

江登兴：

　　我们坐在这里谈爱的时候，确实显得比较苍白。在苦难当中去爱他人并且为爱付出代价，这时候我们对爱可能有更深的体会。我们中国在道德性的寻求方面有一个前提：你不侵犯我的时候,我可以爱你。但是当对方作为我们的敌人的时候，付出爱才是让人震撼的，才是十字架的爱。

　　爱是对个人生命很具体的关心和帮助，在过去的很多人对社会进行批判的时候，他有一个整体性的关怀。但是摩罗更强调对个人性的关怀，他首先关怀每个人的存在的困境。摩罗强调这种爱的时候，并不是退缩了，而是方向改变了，他原来是对整个社会层面的批判，现在是强调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摩罗写过北京两个捡垃圾的老人，他们收留了五个被遗弃的孩子，摩罗写这个故事时很强调我们应该对困苦的人付出一点什么。他由此产生一种社会责任，这是个人所应该承担的责任。这种责任感跟我们原来说的"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是两回事，"以天下兴亡为己任"涉及的问题是对社会总体性的关怀，更多的是政治和社会层面的问题。爱是信仰问题，就是认为我们没有能力以天下为己任，就只能从你身边的一个个的个人开始关注，去爱每一个人，去尽责任。如果我们每个人都以个体为单位出发，对别人付出爱和关怀，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不断向良性发展。

　　我们中国人历来的传统是待人严，待己宽，而摩罗在看到社会和别人的不足的同时和更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他看到罪恶的同时他更调自己在这样的罪恶中应承担的责任。因此怜悯是比批判更深刻的情怀，怜悯的观点认为我自己并不比自己批判的对象更强，我自己也有很多的缺点，或者说当别人表现出邪恶的时候、不公平的时候，我不只是看到这种不公平的现象，我同时看出背后是人性的可怜处境，因此他可以产生出对对方的爱和宽容。所以摩罗强调由批判到怜悯，这句话给我特别深的感触。我现在回想耶稣基督在临死的时候说的一句话："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赦免他们"的“赦免”是一种宽容，我过去只认识到这一点，通过摩罗这本书我更加理解圣经的这句话，因为耶稣面对这些钉他的人，他知道这些人是在一种可怜的处境中，"他们不知道"，这是一种怜悯。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要赦免他们、宽容他们，因为人在罪中而不自知。回想我自己的过去，我过去有太多对人的批判，而缺少对他作为一个人的存在的深刻的怜悯，我觉得怜悯是一个非常高贵的情怀。

曼德：

　　读书界可能很难意识到书中所涉及的爱与怜悯的命题，对于信仰问题大家都很冷漠，我们能不能针对这种情况问问为什么？

摩罗：

　　中国文化跟信仰接触和交融起来比较难。佛教传入中国这么多年，实际上一直很隔膜。在信仰状态上，出家修行的僧人和一般香客的区别，远远大于基督教中神父和信徒的区别。香客的状态一般比较功利，信仰成分比较少。基督教的言说方式对中国人来说更加陌生，比如讲到上帝、爱、悲悯、宽容时，中国人都不但陌生而且常常觉得别扭。即使不从信仰状态而是仅仅从文化理念的角度，中国人也不大容易接受这些理念，有时甚至会产生本能的敌意。所以我们整个社会跟基督教还是处于比较隔膜的状态，跟别的宗教信仰也亲近不到哪里去。

　　也许我们根本缺乏宗教信仰这一维，我们抵制的可能不只是哪一种信仰而是信仰本身。前不久我碰到一位前辈学者，他一见到我就匆匆说“听说你现在在搞宗教。”我说："不是搞宗教，只是对信仰问题比较关注。"他马上急切地说"那你赶紧澄清一下。"说完他就走了。我站在那里傻傻地感到不好理解，我要澄清什么呢？难道我关注宗教信仰就说明我是一个卑劣的人吗？为什么关注宗教就像道德堕落一样令人不能容忍，就值得一个前辈学者这样同情我，这样急切地让我出面澄清事实？这本身就说明我们对宗教有很大的误解。我们老是把宗教看作一个负面的东西。至少1949年以来我们都是这样看的。宗教里的那些理念也被人家看作是走火入魔，这些东西本来是人的精神里面拥有的东西，大家反而觉得谈论爱和悲悯就是走火入魔。

　　另外我也意识到了一个问题，基督教的这套言说方式，在一个非基督教的国家不光是因为大家感到陌生而被误解，还有一个原因，这套话语言说起来显得比较崇高，很可能被一些伪君子用来装扮自己，成为一种很虚伪很罪恶的东西。这种以基督教名义欺世盗名的现象，更加激起对基督教的抵触。只要有那么一个满口基督教话语的骗子被大家所了解，大家对基督教的警惕和误解就是顺理成章的。

江登兴：

　　除了“爱”这些很神圣的词被利用之外，在中国今天纯粹的基督的理念它没有办法公开地讲，不让我们说出来。我们的教科书上，对宗教进行了丑化。

曼德：

　　中国人对爱的理解不一样，比如北大爱心社用爱来装点门面，就像国家领导人抱着小孩亲一口，这是用爱来作秀。基督教的另外一些概念比如“罪”“人的有限性”“末日审判”等等，我们更加陌生，我觉得关键是要把罪这个概念揭示出来，让中国人了解。我们所面对现实危机除了制度层面的原因外，还应该看到人性层面的原因。认识到人的罪性是防止和克服罪性的前提。

　　五、现实的危机

江登兴：

　　精神生活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就是从有限的绝望，从对现实的绝望走向对存在的绝望，对人生意义的追问，从这角度来说一个富足安逸的社会对信仰的需求往往不大，因为现实的一切都能满足人，现实的富足顺利给了人一种虚假的安全感；而处在苦难的社会人就需要信仰。所以当代中国人追求信仰的主要是在底层，而一些比较富裕的中产阶级他们不太去寻找这些东西，而更多的年青人他们正在追求人生的价值的时候，他们认为只要你把技术学好了就会有完满的人生，但是我想这一切都是暂时性的，因为一个社会是不能长期没有精神价值的依托的。摩罗在新书里面提到估计在中国以后的十年，信仰问题会成为中国文化界重点关注的一个问题。你自己做出这样一个估计是出于自己一个什么样的理念？

摩罗：

　　我也是感觉到中国危机四伏，现在大多数人处于一种比较具体的目标当中，把精力放在社会目标之中，一个是遮蔽了社会自身的矛盾、危机，同时也遮蔽了人们在精神层面的需求。可是，社会危机有爆发的时候，而那些精神上的需求也有呈现的时候，特别是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整个宗教的背景就会呈现出来。我老是有这么一种感觉，觉得中国社会随时都有可能出现比较大的比较悲惨的事情。一旦遇到这样的语境，底层人显然没有能力关注社会制度的言说，他只能向精神方面发展。对人文知识分子来说，关于制度的言说又一次遇到巨大挫折，甚至会感到制度言说本身是无效的，这样也就逼着他向精神方面更多地投入他的注意力。所以这个时候可能是这个民族对宗教信仰更加关注的时候。

江登兴：

　　你这个问题引起我很大的感想，我记得朱学勤先生在分析法国大革命的时候，提出法国大革命是三种危机的共振，一个是社会的危机、生存的危机、还有一个就是制度的、政治的危机。另外一个就是道德的危机，因为法国经过启蒙运动把上帝给否定掉了，它整个社会面临一个道德的饥渴。而我们今天的中国不仅有社会的危机、制度性的危机而且有信仰危机，而这些危机现在都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上，如果这些都一起爆发起来的话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在想中国社会的现状很像法国大革命前的法国。

摩罗：

　　这些危机构成了我们的内在压力，也许这是我们感到需要寻找信仰的原因之一。如果社会没有诚意和能力处理这些危机，弱势群体就只能用恐怖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声音。

江登兴：

　　前不久天津出现扎针事件，艾滋病患者抽出自己身上的血通过扎针试图把艾滋病传染给别人，对社会进行报复。很多人纷纷说这些人“应当灭掉”或主张国家用集中营把他们关起来。但我们有没有反过来想一想，如果得了艾滋病的能够得到补偿，或合理的救助的话，这些“扎针”的艾滋病患者还会走到这一步吗？

摩罗：

　　首先要认定他走到这一步是反应式的，而不是原生式的，他的罪恶是他受到社会伤害之后的反应。我昨天在《南方周末》上看到一个故事，一个打工者被老板扣工资，怎么也要不回来。他饿了七天七夜，万般无奈，就趁老板不在家的时候，跑到老板娘那里，用一个刀子挟持老板的小孩。他对老板娘说，你拿两千元工资来我就不伤害他，否则你等着。老板娘和他周旋，等着警察来将这个人抓走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批评他以暴易暴完全没有力量，因为他的权利受到了完全的剥夺，我们在强调这个老板的私有财产的神圣性的时候，决不能忘记了这个民工的劳动价值的神圣性。老板所克扣的工资，就是这个民工的私有财产。首先是那个老板侵犯了民工财产的神圣性，逼得孤立无援的民工拿起了刀子。老板娘对警察说这个人没有任何凶暴之处，他对孩子非常温和。他如果能够看到任何一丝公正的曙光，都不会这样铤而走险。他所要的不过是他的工资，可是，这个社会只会给他治罪，加给他更多的伤害，这个人很可能就在这样的伤害中毁灭掉。中国社会只有伤害人的能力，没有关怀人的能力，这样的状况现在越来越严重。

曼德：

　　而且这种伤害不是加给某个人，而是对整个社会的伤害。

摩罗：

　　这些伤害显然会留下后患。可是强势群体只陶醉在当下掠夺的成就感和释放罪性的快感之中，而无暇顾及后患。面对这样的现实，我们关于爱、宽容、和平以及关于权利的言说可能很空洞。当这些弱势群体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没有为捍卫他们的权利和尊严说过一句话，当他们起来以暴易暴的时候，我们还有发言权吗？刚才讲的那个工人用刀子挟持老板的小孩，索要他的两千元工钱的时候，我觉得我没有权利批评这个人，因为在这个人拿起刀子之前，我没有为他仗义执言，而且，社会以沉默的方式认可了老板对于工人的伤害。如果我们没有为捍卫弱者的权利付出过任何努力，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为弱者主持公道的起码机制，那么，当我们批判弱者以暴易暴的行为时，这种批判本身会不会也是一种暴力行为？

　　所以我觉得自己现在困境重重，当我们言说爱、宽容、不以暴易暴的时候，许多很现实、很确切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如果我们不去做更加具体的工作，我们的言说只能越来越空洞，因此我自己的内心很空虚。

曼德：

　　反对以暴易暴的话应该是讲给权力者听的，主要的目的是促进强势群体主动化解危机，化解矛盾。否则社会矛盾会越来越激化，灾难会越来越严重。

江登兴：

　　那个工人用武力威胁这个小孩，按公义的规则必须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我们可以从另外一方面看到这个工人面对的困境，在中国的今天，如果一个工厂不给工人工资的话，他很难通过法律来捍卫自己的权利，他已经走投无路，被逼上了这条恐怖之路。

摩罗：

　　零星的暴力叫做恐怖活动，成规模的暴力叫做革命，暴力达到革命就有了合法性。同样，零星的掠夺叫做抢劫，成规模的掠夺叫做制度，掠夺形成了制度就有了合法性。革命总是由弱者发起，制度总是由强者控制。弱势群体的暴力动因是捍卫维持生存所必需的最后一点财富和维持人的尊严所必需的最后一点权利，这与维持掠夺者特权的制度暴力是有区别的。所以，弱者的暴力从起因上说总是值得同情的。在法国大革命和辛亥革命爆发以前，如果法国王室和清朝宫廷能够审时度势，放弃一部分特权，这两次革命也许都可以避免。武昌起义的枪声响起来以后，宫廷马上一百八十度大转弯，答应交出一部分特权，实行一系列政治制度变革和社会变革，可是，时间已经太晚。我能够理解现代人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和批评，但我同样能够理解那些被剥夺者拍案而起的无奈选择。如果弱势群体还有一条活路，如果一个社会为公平和正义留有了一定的空间，谁还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从事恐怖活动和革命活动呢。令人遗憾的是，在革命爆发之前，掠夺者的掠夺和制度暴力往往是没有止境的，革命一旦爆发，弱势群体的革命暴力同样是没有止境的。这正是令人为难的地方。

（根据2002年2月1日谈话录音整理。引起话题的摩罗著作《因幸福而哭泣》《不死的火焰》由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1月出版，本文曾部分刊载于《海外校园》，后全文刊于加拿大《文化中国》。）

中国文化与基督精神

作者：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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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文化教我们对任何东西的价值都追问：“有什麽用？”

前言

基督教在中国得到系统传播，是近一百多年的事。研究中国教会历史素有专精的林治平教授说：“时至今日，我们很遗憾地说，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仍滞留在排拒的阶段中。基督教仍然是欧美的基督教，我们几乎找不到什麽能在文化上解决歧见的方法，使基督教思想在中国生根，且成为中国人的基督教。”

基督教在中国遇到的阻力，本质上来自于文化。因而，这种阻力比政治压力更潜在，更有韧性。这是文化的冲突。为什麽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就这麽难呢？这就涉及到中国文化与基督精神的差异。

一、中国文化一直缺乏宗教精神

中国文化特色中最突出的一点是：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化一直缺乏信仰、缺乏宗教精神。

信仰是文化的核心肯定。信仰的指向是“意义”，“意义”的背後是“价值”。信仰是一个文化的价值系统。信仰是文化中那个“万变不离其宗”的宗，是纲，是根本。

人的存在是需要意义的。“因为我活著，所以我活著”，这只能是猫狗的存在状态。人活著，一定要找出活著的意义。若没有意义，人是活不下去的。信仰给人的生命以意义。正因为信仰这样重要，所以耶稣提出的最大诫命才会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马太福音》22：37-38）就是说，耶稣明确告诉世人，最重要的信仰，就是对上帝的爱。

在中国文化中，思想的高度却从来没有达到对上帝的追求，也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宗教。我们不但没有对上帝的信仰，甚至，我们什麽信仰都没有，连信仰的能力都不具备。

中国不是有佛教、道教吗？那麽，我们来看看佛教与道教的情况。

先说道教。道教算是自己的土产，上面打著“Made in China”（中国制造）的标记。

但道教不是自然而然生长起来的，它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後，在这个外来宗教的刺激和启发下，仿造出来的。它是中国文化与异族文化相抗衡的结果。

公元初年，佛教传进中国。一百四十年多後，东汉张道陵创立了道教。这个人造的道教，没有自己的教义。它开头是向孔子的儒家找根据，找立足点，但被儒家抵制──《论语》说：“子不语怪力神乱”。不得已，又转过来向老子庄子的道家，找理论支撑（参看范文澜《中国通史》）。

道家是在野的学说，自然形不成儒家那样的抵制。于是，道教就封了老子为“太上真人”，封了庄子为“南华真人”。又把民间传说的玉皇大帝、王母娘娘拉来作神仙。道教因而十分混杂，道教的八仙，整个是一个大杂烩，把不同朝代的历史人物与传说人物凑在一起，差不多相当于关公战秦琼。

而且，与世界其它成熟的宗教相比，它完全没有其它宗教所具有的对彼岸的追求精神，它有的只是无信仰的实用文化中，对现实人生的渴望和追求：鹤发童颜、长生不老；它的追求方式，也不是对自己内心的谨守，而是炼丹、服药，甚至御女等手段。

所以，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从来都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宗教，这个仿造品，造得并不逼真。

佛教在中国这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土地上，也经过了漫长的从抗拒到适应的过程，是从东汉初年一直延续到宋代，大约一千年。可见文化的抵制非常强大。就像器官移植，排异反应非常强烈。

由于佛教的力量也很强大，所以，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就特别激烈，反反复复地建庙，毁庙。

到唐朝中期，斗争还很激烈。到了宋朝，佛教在近千年的与中国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与中国道家老庄哲学结合，形成了以辩证思维为特徵的禅宗，从此才开始与中国文化和平共处。

《红楼梦》里，我们看到，一僧一道，茫茫大士、渺渺真人，并肩出行，成夥伴了。到了这个地步，佛教也中国化了，失去了它自己的本来面目。禅宗，说白了，是中国特色的佛教。佛教禅宗对中国人的口味来说，已经变得十分可口可乐了。

中国人真的信玉皇大帝吗？中国人真的信观音菩萨吗？表面看，中国一些老百姓信佛信得也很虔诚。许多地方，庙里的香火鼎盛，商店里都供著佛像。但这种信，是一种中国式的信，是求平安，求健康，求生儿子（送子观音的香火特旺），求发财，求升官，求子孙鸿运高照……哪个庙最灵验，那个庙人气就最盛。

许愿、还愿，这是最典型的功利心态，是一种“投资行为”，一种交易心态。不是去信奉，而是去跟神讨价还价，去讨好处，而且还得先得了好处，後还帐——包赚不赔。

这里展现的是功利的态度，实用的精神。每一声祈祷，都包藏著个人的私欲；每一把香，都燃烧著人间的愿望。佛成了受贿赂的对象和排忧解难的帮手。唐崇荣牧师说，中国现在就剩了一个信仰了——“钱”。信钱，为什麽？钱实用啊，钱是最有用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呀。

我们看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祈祷时说的是什麽：“天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愿你的旨意成全”。这是完全没有私利的祈祷。耶稣祷告的，是成全“上帝的美意”、“上帝的安排”。是为上帝，不是为人，更不为自我。主祷文更是这样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二、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反思

由于没有信仰，我们对自己文化的反思，也很难上升到应有的高度。

中国人对中国文化的反思，是鸦片战争时开始的。这是中国第一次在文化上遇见了对手，中国文化脆弱性的一面彻底暴露了。自我感觉良好的中国，居然是一触即溃，不堪一击；一向非常OK的中国，不OK了。这让中国人惊醒了，中国人开始想，我们哪里出了问题？

作为一个世俗性文化的民族，这个反思，自然最先从实用的角度看问题，从物质形态上看到差距：我们没有坚船利舰，我们没有洋枪大炮。于是，搞“洋务运动”。但甲午战争中，有著极大舰队优势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单纯引进西方技术破产了。

于是反思进入到第二个阶段，就是制度反思。我们有了坚船利炮还是打不过人家，原来是我们的制度不行。于是，有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

但虽然制度变了，我们还是失败了。于是接下来就反思到文化层面，就有了五四运动。反思的内容是科学与民主！原来，我们除了要有工业、共和制度之外，还要有科学与民主这两样文化精神。

五四的反思，并没能进行到底，就被抗日战争打断了。後来中国八十年代的文化热，实质上是接著五四运动对科学与民主的反思继续往下走的。直到九十年代後，中国文化界的反思，才进入到了更高的层次：价值层面。

这时发现，西方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的背後，其实是基督教文化。也就是说，科学民主的背後，是全能的上帝。没有上帝的光照，科学与民主并不能真正降临。

科学与民主之所以发生在西方文化圈中，而中国自己之所以长不出来这两样东西，正是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与民主的土壤，没有上帝的光照，没有基督教存在。这就是今天中国的文化精英学者们，从1860年鸦片战争苦思冥索了一百三十多年後才发现的真理。

这个真理就是——最高的真理，其实是上帝。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约翰福音》14：6）。这短短的三句话，中国学者们找了一百多年，才找到。诗人舒婷有一句诗道：“那条很短很短的来路，我们走了很长很长的岁月。”的确，在缺乏信仰的中国，追寻上帝的路何等艰难！

学者们终于痛苦地认识到，单纯的科学与民主，也不能彻底拯救中国。因为无论是科学也罢，民主也罢，都是人的文化形态，都是有限的。

在科学与民主之上，是上帝。如果你找不到上帝，只找到了科学和民主，是不行的。科学，是人与物的关系，民主是人与人的关系，都是此岸的存在。而基督教让我们找到了人与上帝的关系，让我们与彼岸、与永恒建立起了联系，也让人类的精神上升到了至高点。遗憾的是，这，恰是我们文化中关键的盲区。

三、“自然主义”和实用主义

“自然主义”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色。中国的传统经济，是以小农经济为主的“自然经济”，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这就使人在生存上的联系不够紧密。所以，中国人之间呈现一盘散沙的特点。

老子的理想就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不相往来，没有公共的活动领域，因此，中国人的公共意识无法培养出来。公德不够，乱吐痰、损坏公共设施、假冒伪劣、哄抢公物，这些事就比较多。

在中国人与人的关系中，也同样呈现这样一种自然关系。人们之间最基本的自然关系是血缘关系，这就是中国文化的人际关系的基础。于是，政治关系也比照来推。

在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种关系中，父子、夫妻、兄弟不说了，它本来就在血缘关系之内。但君臣、朋友关系里，没有血缘的自然因素吧？我们也把它转换成自然关系。

君臣关系是以父子关系来设计的，对君的忠相当于对父的孝；朋友关系是按兄弟关系来设计的。你看看古代的哥们，不都是称兄道弟吗？刘备是大哥，张飞是三弟。在古代中国，地方官被称为父母官，言外之意，老百姓都是他儿子。老百姓管当官的称什麽？“老爷”！用的是个亲属称呼。

与“自然主义”相联系，中国文化的实用主义很突出。我们对价值的判断典型的方式就是：“这有什麽用”？当年有人呼吁民主，不是就有高官怒问：“民主能当饭吃吗？！”问得多麽具体！得有用到了能当饭吃的地步，摆著当画看都不行。我们文化教我们对任何东西的价值都追问:“有什麽用”。学习有什麽用？“学而优则仕”。读书有什麽用？“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

耶稣却教导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要处处讲实用。圣经中记载耶稣行了三十五次神蹟，没有一次是为自己行的。耶稣受试探的时候，面对的诱惑是“万国和万国的荣华”，他毫不动心。

受实用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我们与西方文化的接触中，有用的部分就最容易接受。五四时拿来的“科学”、“民主”这两项，就是科学好接受，民主就不好接受。

就连我们对科学的接受，也是在技术方面接受得容易。在科学观念、科学思想上，接受的还是不够的。在中国人的理解中，一说到科学，就看到科学是先进的、科学是进步的，因为“科学养猪”，猪就肥；科学种粮，就高产。

这是对科学庸俗化的解释。只看到好处，只看到利益，没看到科学的文化精神。科学精神中的实证主义，容易被中国人接受；但科学思想中“形而上”的一面，在中国没能全面接受。

在今天的中国，不是把科学纯粹当成是知识与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吗？但科学更深刻之处在于，它是一种世界观、人文素养、心灵的境界。

科学精神是以分析精神，用推理方法，去寻找事物的原因。上帝是世界的原因，上帝构成宇宙因果链条的顶点。所以，科学的本质，尤其是理论科学、基础科学，是为了解读上帝的奥秘。

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科学的真正了解，实际上与对上帝的信仰是一致的。科学作为人在此岸世界的一种探寻努力，是人接近上帝的一种方式。科学永远不可能完全地解读上帝的奥秘，“科学无止境”，这一观念的背後，是人的有限性与上帝的无限。

中国的实用文化，还体现在这样一句口号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什麽？实践是人的社会活动。人作为有限的存在，人的实践怎麽能检验真理呢？

牛顿说时空是绝对的，万有引力是客观存在的力；爱因斯坦发现，时空是物质的存在形式，万有引力是表象，是物质引起了空间的弯曲；玻尔又以测不准原理，反驳了爱因斯坦……今後，还会有发展。哪个实践能检验出真理呢？实践只是可以让我们接近真理罢了。

无论如何，科学总能带来直接的好处，跟实用文化能接壤，中国接受得容易。实用的东西，中国引进得很方便。到中国大城市看看，外国有的，我们都有了，甚至比他们还多呢！北京比多伦多看上去还豪华呢！

求好处，求发达，求富贵，这是我们急功近利之心所对准的目标。尤其在现在中国的经济大潮下，追求财富之心，特别强。豪宅、汽车、发大财，几乎人人都渴望暴富，每个人都有一颗滚烫的发财心。

这种求物求利之心，使人们基本上仍然是用实用文化的眼光来理解现代化：现代化，富裕、强盛而已。这真的是一种很短视的眼光。

对于我们这个实用文化，接受西方文化时，非实用的、不能直接看到好处的，接受起来就难了。民主就很难进口。因为，民主跟这个实用的文化不容易接壤。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民主这玩意，我们不玩这个。

老百姓见了当官的叫老爷，哪敢想到跟官民主一回？阿Q脑袋一热，说了一句“我和赵太爷是本家”，就挨了两个耳光。

中国历代农民到了实在过不下日子时，就造反。他们喊的是什麽？不是民主，不是平等，他们喊的是“均田地”，是《好汉歌》里唱的：“你有我有全都有。”我们历史上所有的革命与运动，从来不把民主作为口号提出来（至少1989年以前是如此）。传统的农民起义所提出的最有号召力的口号是“平均”。平均是我们的强烈愿望。均田免粮是一种，打土豪、分田地是一种，吃大锅饭是一种，论资排辈也是一种，我们的平均之心很强。在中国文化中，大家就把这个平均，看作是“公平”。再细看下去，这个平均，也是以自己不吃亏为平均。要是自己的好处比别人多，就不吭声了，也就不去大叫不公平了。

圣经的原则是什麽？不是平均，而是“公正，公义”。公正、公义的原则，不是“大家都一样”。《马太福音》第二十章记载了耶稣所讲的“葡萄园工人”的比喻：家主清早出去，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一天一钱银子，10点出去，又雇了一批；12点出去、4点出去、甚至6点再出去，又雇了不同的几批。算账的时候，都是给一钱银子。

那清早就被雇的就报怨。家主说：“朋友，我不亏负你，你与我讲定的，不是一钱银子吗？我给那後来的和给你一样，这是我愿意的。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因为我作好人，你就红了眼吗？”上帝的公义，并不是人所谓的人人平均、人人一样。

上帝真的很奇妙，当你不追求实用的时候，实用的效果会降给你；当你一心追求实用的时候，你可能什麽实用也追求不来。爱因斯坦搞相对论，他没想到这东西能用上，他只是想通过这个研究，来了解宇宙的本质和奥秘。结果，相对论改变了世界，现在的核技术，就来自于他著名的质能转化公式E＝MC 。

莱特兄弟搞飞机试验的时候，没想到飞机能运人运货，成为世界一种重要的运输工具。也没想过要把这个专利弄到手，发大财。他们渴望的是人能像鸟一样自由飞翔，他们简直是为了玩。

我们追求了半天实用，追到了什麽？数数看，从电灯、电话、计算机、电视机，可以一直数到抽水马桶，全都实用，没一样是中国人发明的。

没有高远的境界，最终会一事无成。正像耶稣说的：“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你越追求实用，越是什麽也追不著；你不求实用，一心追求上帝的真道，什麽都会加给你。千真万确！

　　水泊梁山的英雄们，投奔梁山，实现了大家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愿望。但他们建立起山寨的第一件事，就是排座次，分出大小高低来，完全按封建的等级文化来办事。

四、中国文化中的人

前些年有的学者说，中国文化好，二十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因为中国文化最讲以人为本。

的确，孔子说“仁者爱人＂。但他所爱的，是什么人呢？是在等级制度之下的人。这里的“人＂，是不平等的，是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等级规范之下的人。

等级中的人还算人吗？农民子弟孙志刚到广州去打工，上街没带“暂住证＂，就被活活打死了。他没有人权，基本的生存权都没有。他算人吗？他不是城里人，他只能算下等人，是可以被任意收容、拘留，甚至打死的。

中国文化就是这样一种等级文化。在这种等级文化中，没有平等心，没有平等感。父子之间，君臣之间，师生之间，百姓与官之间，都是不平等的。“百姓＂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弱势群体。这个词汇与“公民＂所表达的内涵，是完全不一样的。

与皇帝的一姓相对照，是“百姓＂。所以，百姓这个词本身，就含有低等人的意思。我们中国现在报刊上仍然以“百姓＂这个词来代称民众，从来不用“公民＂这个词，这其实表现了当前中国社会，仍然是不平等的等级社会。

中国人在社会上不平等，那么在家庭内怎么样呢？照样不平等。在家庭内，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弟兄之间，都没有平等可言。

既然在等级社会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人＂。那么，“仁者爱人＂的“爱＂，就带有欺骗性。中国这种所谓的“人本文化＂，不但没有实现真正的以人为本，反而是失去了人，否定了人。结果是，在中国文化中，从来没有重视过“人＂ “个人＂。

蚁民，草民，这些提法最为典型。死掉一个人跟死掉一个蚂蚁没什么差别。中国每年仅煤矿事故，就死伤数以万计的矿工，而且年复一年。

中国的等级社会，没有公民，只有臣民，从大陆出来的人恐怕都有体会。你在领导面前有平等感吗？你可以跟他要平等、要平起平坐吗？水泊梁山的英雄们，投奔梁山，实现了大家一起“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愿望。但他们建立起山寨的第一件事，就是排座次，分出大小高低来，完全按封建的等级文化来办事。

在野的梁山与朝廷，他们在文化本质上是一样的。就算是把皇帝拉下马了，那也不过是要自己翻身上马去当皇帝，让其他人当自己的奴才，换一个朝代接着再来。项羽说得明白，“彼可取而代之＂，意思就是我可以替了他。文化没变，换个人而已。

可是你看耶稣，他是犹太人的王，是世界的主，他却为门徒洗脚。他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佣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马可福音》10：43-45）不但没有一点作威作福的意思，反过来，是要为天下的人舍命。

五、“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民主的基础是人的平等。平等这思想，是耶稣带给世界的。人为什么是平等的？人为什么能够平等？因为，每个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最典型的表述就是：“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是平等的基础。

你站在海边看，海是无风三尺浪。你站在高山上看海呢，你会觉得海平如镜。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面对高山，小小的三尺浪是可以忽略不计的。要是站在太空中看，那地球特别圆，珠峰那个八千八百多公尺的尖都可以忽略不计了。人在上帝面前，还能分得出谁高谁低吗？上帝无限，上帝永恒，上帝全能全善。而人是那么有限，每个人都是罪人；当我们共同面对上帝的时候，我们只能是同一个层次的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人都是一样的，人人都是平等的。这才是平等的真正起源。离开上帝这个绝对的参照，仅仅是在人与人之间相比，就会有不平等。

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是民主的源头，上帝是科学的源头。如果深入地去寻找的话，将会发现，上帝是一切的源头。上帝是艺术的源头，上帝是智慧的源头，上帝是道德的源头，上帝是理性的源头，上帝也是快乐的源头。

真的，无论从哪个角度去追寻，一直追寻到底的话，就会发现，在一切的终极之处，上帝在微笑。

六、没有信仰就没有爱

等级性的中国文化里没有平等，而没有平等就没有爱，所以，在中国的文化中，也缺少爱。我们没有博爱，没有耶稣那种伟大的震撼人心的爱。耶稣面对那些呼喊着“钉他十字架＂的人，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他的爱就到了这样的程度：你杀了我，我还爱你！

《约翰一书》写道：“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上帝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并且认识上帝。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爱。＂（《约翰一书》4：8）

而没有上帝呢？今天，我们大家都熟悉国内这样的报导：一人落水，成百上千的人在岸上围观，没人去救。家属跪下祈求，有人却问给多少钱。汽车撞了人以后，把半死的受伤者扔到山沟里，任其死掉。这别说爱了，连良心，连人性都没有。

没有信仰就没有爱！不认识上帝，就不会懂什么是真正的爱。顶多，是有条件的爱。

正因为以条件为爱的前提，这爱，就难免靠不住。老婆老了丑了，就想离婚换一个。大陆民谣说，“中年男人三大幸，升官、发财、死老婆＂。男人升官发财之后，想换个年轻美貌的。这时，糟糠之妻突然死掉了，多好，免了离婚要付出的巨大代价和社会压力。

反右和文革中，多少人离婚，多少家庭破裂？在“大义灭亲＂的名义下，多少亲人反目成仇，互相揭发，互相陷害，造出了多少可怕的人间悲剧？谁敢担保，如果现在中国再出现文革式的运动，这些事不会重演？当条件决定爱的时候，条件的转变，就注定了爱的存亡。

在中国古汉语中，“爱＂的本意是指小气（例如，《孟子》：“百姓皆以王为爱也＂）。我以为这特别能反映中国文化中“爱＂的本来面貌。这个爱字，就反映了一种私心，一种计较，一种盘算。

所以，怎么上算，怎么来。在平时情况下，爱是有好处的，就爱。遇了风浪，一盘算，再爱下去就不上算了。怎么办？识时务者为俊杰，保下自己最重要，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于是，不爱了。

我觉得“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话，俗气冲天，特别实用主义，甚至有点不择手段。战国时，苏秦去秦国游说失败，穷困潦倒地回来，妻子、嫂子都不答理。他一气之下，头悬梁，锥刺骨，苦学一番。到六国去游说，大胜，挂六国的相印回来。他嫂子跪着走到他面前。苏秦很坏，恶心他嫂子：“何前踞而后恭（原先为什么那么傲慢，现在为什么那么卑下）？＂他嫂子倒也实在，直言不讳地说：“因为子位高而多金啊（因为你地位高又有钱啊）！＂这个故事，特能说明中国文化中的“爱＂的本质：爱的是“条件＂。

电视片《十字架》中，大陆基督徒学者任不寐说：在布什总统演讲时提到九一一事件时，眼里满含着泪，但清华学子们，没人注意这一点。在对话的时候，没人问候一句九一一事件的遇难者。任不寐说，“他们根本没有这种意识。心中没有神，没有把别人的苦难当成自己的苦难＂。

的确，在我们的社会里，没有爱，没有这种博爱，这种超越条件的爱。我记得在纪念九一一一周年时，那时九一一遇难者已经统计出来并确认了身分，布什在纪念大会上，一个一个读出这些人的名字，一直读了近两个小时。他绝不是给出个总数七千或八千就算了。因为，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是上帝所造的，都有着独立的生命，每个人都是不可忽略不可替代的。他读的时候，充满了爱，这是来自信仰的爱，这是来自上帝的爱。

在中国文化中，爱是虚的，恨则是实的。上帝说：“申冤在我，我必报应。＂这就意味着，人不必去讨恶报冤，有上帝作最后的审判。这样，申冤的权利交给上帝，就不会出现冤冤相报，世世代代仇恨不解了。

在我们的文化中，没有上帝，人自己为自己申冤，就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不共戴天＂等等说法。你杀了我的父亲，这是杀父之仇，不得不报，必须杀他。他被杀，他儿子又不得不报，再来杀你。你的儿子又面临杀父之仇，还得接着杀，没完没了。

一个西方人临死，可能会对牧师说：“我宽恕以前得罪我的人＂。而一个中国人死前，可能会对儿子说：“记住，谁是害了咱家的仇人。＂这就是中国特色。报了这个仇，就算是拉平了，就公平了。

国内最流行的金庸的武侠小说，主题基本是：报仇。金庸的武侠小说中，经常表现这样的意思：“此仇不报，誓不为人＂。你看，报仇简直成了做人的理由！

七、自由，来自于上帝

在世俗性、功利性、等级性的中国，从来没有平等与爱，更没有自由。中国文化里，没有自由精神。中国自古以来，从来没喊过“要自由＂的口号。到今天依旧是这样。

自由，与我们无关。“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你还能自由么？今天的中国人依然没有充分的迁徙自由，没有充分的调动自由，没有充分的言论自由，没有充分获得信息的自由，没有结社组党的自由……

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由的前提，是存在多种选择的可能性与客观条件。有多少可供选择的条件，决定自由的程度、自主的程度。“或上吊，或服毒，你选吧＂，这种条件下，你自由吗？怎么选都是死路一条！

在没有充足选择条件的文化里，人们没有事实上的自由。而且，这种无自由状态长期存在，使人们的不自由成了常态，人们的奴隶状态成了常态。就像鲁迅说的，我们只有两种情况：做稳了的奴隶的时代，和想作奴隶而不得的时候。长此以往，奴性就训练有素。人们失去了渴望自由的意志，失去了自由的愿望，于是不再追求自由。这是最可怕的。

在中国的历史上，我们没有伊索那样为自由而死的英雄，有的倒是为不自由而死的英雄。墨子不承认君王的绝对权威，孟子就骂他：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一副“若自由毋宁死＂的态度。头上一定要有个天子国君管着，没这个天子国君，那还叫什么世道！中国古代为昏君死的英雄很多！屈原为楚怀王而死，楚怀王就昏得一塌糊涂。岳飞为宋高宗而死，高宗也昏愦邪恶。

在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没什么选择，或者入仕，或隐居。入仕的路也只有一条：科举，考进士，入仕途。仕途充满风险，弄不好被贬官，被杀头，甚至诛连全家。若当隐士，一辈子默默于乡野，永远不能展开自己，不能发展自己，也很痛苦。左右不逢源，没有出路。这种选择条件非常单一化的社会环境，使得中国人的活法很单一。古诗里说“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夜半赶科场＂。这边当官当怕了，辞了官逃回老家；那边有人正从老家出来，赶着去考进士当官呢。来来回回，其实是走在一条路上。

我们从来没有别的选择。这种选择的单一化造成的影响，以至于有了自由生活的权利的时候，我们也不会使用这一自由，我们仍然死守着原来的那一条路。

中国人在海外，就是挣钱，买大房子，买车，过日子。跟在中国差不多，无非是房子好点，有了车而已。虽然海外有政治自由，海外华人的政治热情如何？立志从政的人的比例如何？全加拿大没有一个省议员是华人。多伦多华人的政治诉求，得请一个意大利的议员协助，我们给人家拉选票。

在多元文化的加拿大，华人与其它少数族裔相比，明显有差距。我觉得，最严重的问题就在这里，封建文化把中国人对自由的渴望扼杀了，我们都没这个功能了。

自由，来自于上帝，自由是上帝赋予人的。所谓天赋人权，天，就是上帝。人，生而自由。这自由就体现在能够尽可能自由地选择自己所渴望的生活。选择决定自由。那么，上帝给了我们多少选择条件呢？圣经说：“凡事都可行＂。你看看，何等自由！

圣经的全句是：“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你看上帝多么关心世人，给了你自由不说，还细心地叮嘱人们：你可以任意去选，但并不是所有选择都对你合适，都对你好。你选择的时候可要考虑周到、要慎重呀！

在这两句话中，前一句，上帝讲了人的自由性；第二句，上帝告诉人要为自己的自由负责，为自己的选择负责。这就是真正的自由的真义。

近代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不能救中国，社会主义也不能救中国。当代的中国，正处于世道人心旁徨无所依傍的境地，维系中国原有文化体系的传统儒家思想已经崩溃，新的还没有建立，正是信仰的空白状态。

没有信仰的时代，必然是人心空虚的时代，是道德沦丧的时代。看中国遍地贪官，到处假冒伪劣，环境恶化，人的罪性大爆发，就能知道远离上帝的恶果。

认识上帝，这是个人的希望与福分所在，也是一个民族的希望与福分所在。我为我们的民族祈福。

人不是一根消化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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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7/12 12:43   新浪文化

　　作者：谢有顺

　　多年前，林语堂曾经有一段精辟的话，说现在的思想世界中，只有四个或五个有独创思想的心。包括科学家在内，有佛、康德、弗洛伊德、叔本华及斯宾诺莎。当然，还有耶稣。不过，在林语堂的心目中，耶稣所企及的是比上述几人都超越的境界。他说：“耶稣的世界和任何国家的圣人、哲学家及一切学者比较起来，是阳光之下的世界。”“在耶稣的世界

中包含有力量及某些其他的东西——光的绝对明朗，在这里没有孔子的自制，佛家的心智分析，或庄子的神秘主义。耶稣说出对神最圆满的认识及爱心。……他的教训是属于一个和已往的教训不同的等级。”林语堂还引用法国学者雷南的话说：“比耶稣更伟大的人将永不会产生。”

　　除这几人之外其余的心，都只是在复述别人所曾想过的，而“有独创思想的心”，是指那些为人类的思想开辟未知的领域，那些思想飞翔到其他人以前所未到的地方的思想者。康德用德国式的寻根问底的方式，探测所谓人类知识真正意义上的界限；佛进一步探测及发现一种逃出康德一切纯粹理性之外的方法——当然，佛看见一种庄严的灵感的美，尽量接近神界思想的知识的美；叔本华发现一切动物及人类生命的基础，在于求生存、求繁殖的意志，这意味着来自集体的种族本能多过个人本能——这种本能能够解释鸟类的迁徙，鲑鱼回到原地产卵，尖牙、角、鳍及爪的生长，以及各种生物学事实。按照叔本华的说法，“一只公牛不是因为它有角而抵触，而是因为它想抵触而有角。”斯宾诺莎像庄子一样，发现一切事物的合一，且只看见那个无限的实体，对于它，那些有限的存在不过是样式或缺憾。但斯宾诺莎的“对神的知识的爱”是只为人文主义者及知识分子而设的。最奇特的角色是弗洛伊德。“他把图书馆设在厕所里面，而可以分析关于人的许多事情。现在任何这样做的人，都不能不尽量接近关于人的某些生物学的事实。……他发现‘灵魂’一字被滥用，便非常聪明地用‘精神’一词来代替。于是他进而谈及本能的冲动、本我、自我，及超自我。最伟大的字当然是‘潜意识’。他开辟了人类知识的一条新路线。大体说来，潜意识的世界主要是原始的‘本能’的世界；但由于把它和意识的世界及有意识的理性的活动相对立，显示出了深藏不露的合理化、自卫机构、愿望完成，及自卑的情结等等新景色。这样，我们对于心智的进行，意识及潜意识的知识，变得敏锐。”

　　这些伟大的思想者，为我们提供了新的精神路径，使人类对自身的生命真相，对自我及其局限性的认知有了重大进展。有一个问题开始变得尖锐，那就是罪恶与欲望的事实，时刻都在折磨每个人的生活，中断每个人对理想的追求。自我的解放不仅是指从限制和不自由中解放出来，也是从欲望和罪恶中解放出来，这个过程现代人远没有完成。上述几人都发现人里面有一些东西可以起来节制罪恶和欲望，这暗指人不必在本能的暴力面前屈膝。所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有“本我”(本能活动力的泉源)与“超我”(道德的监察者)之分；佛及叔本华都提倡欲望的抑制及苦行主义；康德则追溯“良知”是像罪本身一样为造物主所赐。从这些近代学者身上，我们对人性潜藏的黑暗及其限制法则有了更内在的了解，而解析人里这个复杂的精神结构，有助于洞悉人是什么、人如何更好地成为人自己的亘古难题。

　　维克多·雨果说：“人不是一根消化管道。”完满的人生不是臣服于自己的肚腹，也不是成为欲望逻辑的奴隶，它渴望获得属于人自己的尊严和价值光辉。简单的禁欲主义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它有了一个虚假的前提——欲望是罪恶的。这不能叫我们的良心信服。轻言欲望是罪恶的，对于欲望的解决并无助益，要害在于人有欲望，且欲望常常越过它的底线，泛滥成为灾难，战争的，商业的，性的，暴力的，种种灾难，都是欲望做原动力。

　　佛选择了克制，但事实证明，对大多数人来说，克制并不成功，往往在克制的背后，是更大规模的爆发。克制依靠的是自我的力量，而当自我没有得到更有力的精神援助时，它在欲望面前的脆弱性是不言而喻的。真正的困难在于我们无法逃避欲望的中心——肉体，也无法逃避充满欲望的现世生活，惟有正视它，才能找到对欲望的满意解释。

　　有一段时间，人类有一种极端的生存实践，以性解放为主导的欲望放纵，盛行于六十年代之后的欧美，“谁欲火中烧却不敢付诸行动，谁就会酿下可怕的灾祸。”弗洛伊德的理论在几十年后派上了大的用场。人以为在欲望的沉浮中可以找到生命的价值，人性的自由，但好景不长，没过多久，整个世界就笼罩在艾滋病的可怕阴影当中，许多人认为放纵的性革命是对爱的全面异化。“把性成功地分离出来，性成了人们主要关切的事情。爱被性所取代，于是导致性的放纵，爱的压抑和人与人的冷漠。”这次革命涉及的不仅是性，它其实是人灵魂的一次历险，让我们看到，不受约束的欲望与罪恶只有一墙之隔。性革命最初是出于寻找自由的目的，至终，人类不仅没有获得新的自由，反而在固有的不幸生存中再多了道枷锁：性的奴役。《纽约时报》对每个在性的奴役下显得疲倦的面容呼吁说：“让我们回到过去的岁月吧！家庭、伦理、道德——多么温馨与和谐。”

　　性的受挫所喻示的其实是存在的受挫，它使人类重新思考何为正确的生存。人性的栅栏在哪里？每个人应如何处置内心潜藏的欲望风暴？一系列问题把人推向了痛苦与绝望的边缘，每个试图对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穷根问底的人，都备感幸福已远在天涯，痛苦却近在咫尺。此后的一切文化，都显露出了躁动、激进、苦闷、茫然、虚无、绝望的品质，总之，充满紧张和不安。这种状况还可以在大量的思想家、哲学家身上看出来，他们的著作除了将一大堆痛苦的事实和没有出路的思想迷津留给我们外，对人类精神现状的救治并无其他的作为。萨特、加缪、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等人都是如此。

　　但问题依然存在。只要我们不把人看作是一根消化管道，而试图在此之外质询人之为人的存在理由，就一定会对人所走过的道路表示怀疑，也许，我们真的到了该是返回内心，听从内心召唤的时候了。我想起史怀哲博士，他看到了现代生活缺乏人生的目的和方向后，提出“尊重生命”的原则，他告诉我们，必须找到某种“充分体现我们人性”的方式：“尊重生命这一原则要求我们不管按照什么方式生活，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要尽力做到像人那样为人生活。……你应该到充分体现你人性的地方去寻找人。”对于有强烈失败感的现代人而言，我以为这样的劝诫非常重要，因为只有引进真正的人性标准，我们的内心才会重新响起理想的声音。其实，无论现状怎么糟糕，人的高贵性就体现在人有做梦的权利，有企及更完美的人生的愿望。

　　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每个人的内心都曾发出这样的呼喊，它与康德、叔本华、弗洛伊德、加缪、海德格尔等人在哲学上所发出的诘问是一致的。哲学家早就作出结论，人的存在是有缺陷的，而《圣经》则很肯定地说，人有罪。缺陷与罪的之说，在现代生活中已不证自明，它在本质上是指人的存在一旦跨出理性与道德的本位，就必定成为缺陷与罪的奴隶。接踵而来的痛苦，不是因为缺陷和罪的本身，而是起源于人心中原初那渴望美好的本质对罪和缺陷的定罪，这就有了内在的自我矛盾和自我分裂，如卡夫卡所说，我说的与我想的不一样，我想的又与我所愿意想的不一样。英国诗人和戏剧家约翰·梅斯菲尔德的诗中，曾写到一位相信基督的醉汉寻求宽恕，他说，因为“我使自己成为醉汉就意味着一种对人的伤害”。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说法，表明任何一种偏离正常人本位的方式，都是对人自身的伤害，而现代人已非偏离的问题，他们干脆选择非人的方式生活，公然放弃人的尊严与价值，如群居、吸毒、用迷幻药，以及一切在道德上放浪形骸的行为。自卡夫卡之后，人的形象在文学艺术中一落千丈，成了甲虫、稻草人、活死尸、割裂的方块……

　　不能无视这些有关人精神溃败的事实。文艺复兴时期建立起来的以雄伟的大卫像为代表的意气风发的人已不存在，现在的状况是，“我们身上存在着一种道德的无能和罪的盲目力量，这使我们的精神变得粗俗卑下，使我们的道德眼光变得朦胧不清。”(詹姆士·里德语)道德的无能和罪的盲目力量，可能是现代人所面临的两个最重要的敌人，它直接瓦解人的生存信心，使人沦入一种非人的境遇。史怀哲所说的“尽力做到像人那样为人生活”，也成了一个困难的理想。我们最大的障碍就是，是人却无法像人那样活着。

　　哲学家马克斯·舍勒尔说，人相对他自己已经完全彻底成问题了。更悲哀的是，许多人不认为这是一个问题，而能意识到人相对他自己已经完全彻底成问题了，则是一个福音，因为明白失败从哪里开始，一种拯救必定从哪里准备出来。帕斯卡尔也说：“哪里有堕落，哪里就有拯救。”在今天人性日渐走向低谷的时候，有关拯救的思虑已显得极为需要，它可以取消一些人心中没有来由的自大和盲目的乐观，真正触及现代人灵魂中的阴影。如果我们对自己诚实，就得承认，灵魂阴影的扩大，正在有力地破坏我们心中残存的希望和信心，是它，使我们在道德和行动上变得无能，至终成了自私、冷漠、罪和欲望的俘虏。

　　拯救，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罪和欲望的问题。它也许并不能使它们在时间里消失，但至少可以给它们提供一个边界，一个限制的边界。如同海越过它的边界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一样，罪和欲望若越过它的边界，灾难将更加可怕。佛在此有深邃的见解，称它为“业”，即孽障或“罪的重担”，是指人所负的累赘。“孽”为罪，而“障”则表明罪成了障碍物，妨碍我们看见真理。这样，生命成了一种束缚，充满着痛苦，受制于忧愁、恐惧、痛苦和死亡。人在这个空幻的世界里，沉溺于不正当的欲望及精神上种种形式的卑琐，注定要堕入轮回。佛对于这种世界性的束缚深为关切，教导每个人可藉一种心智或一种直觉的努力，以获得自由——使他的本心支配他的一切感觉、知识和辨别力，达到无限制的、不受任何条件束缚的涅槃境界。而叔本华也得出用苦行主义及克服自我来逃避的同样结论。

　　叔本华的许多思想是披上欧洲衣服的佛教，而佛教能够征服整个远东，确实有它独特的认识世界的方法与深度。但我不能相信佛，也不能相信叔本华，因为他们的理论只对付了思想和心智方面的难题，完全忽略了良心(或者说每个人内心的道德律)——这不符合公义的标准。业，罪，不正当的欲望，经由一种非道德的心智分析就可以获得圆满解决吗？我表示深深的怀疑。人与动物的区别，就在于人有对错、善恶、义和不义的观念，我把它统称为良心的声音，它深藏于每个人的内部，是谁也抹杀不了的，即使是强盗和小偷，作案后也会有恐惧和不安，它其实就是一种良心的作用。心智分析或者遗忘，并不能消除良心的控告，因为思想的问题可以在心智分析的范围里解决，良心的问题却只能在道德的范围里解决。正确的人，应该是有理性、有道德的。

　　耶稣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出他比任何人都伟大。他是人类文明史上真正认识罪、解决罪的人。这不单是指他自己为世人钉十字架流血赦罪，还在于他给了罪一个正确的态度——罪得赦免以前，人必须认自己的罪。认罪的意思是说人要为他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不是遗忘)，且能对这种灵魂的阴影生出自我谴责和羞愧感——在道德感日渐稀薄的今天，自我谴责和羞愧感表明人还有自知，还有对自身缺陷的敏感，它是维护人的尊严不可忽视的力量。“当我们要求把我们从我们内心的谴责中解脱出来时，实际上我们真正的目的是在要求一种宽恕。这种宽恕将我们的自我尊严归还给我们，或者说，能够使我们保持我们做人的信心。我们不能容忍我们自己去接受这样一个使我们感到羞辱的事实，即我们永远是那种做了使我们感到羞辱之事的人。”(詹姆士·里德语)

　　作为神学家的里德还说，自我谴责许多时候成了我们内心的伤痛，而“正是因为伤痛才能使我们在面对邪恶的诱惑时、在面对拯救我们的爱时，保持住我们的谦卑、服从和道德上的敏感”。自我谴责用耶稣的话说是“否认己”，即一种自我否定，承认自我的生命里有罪与污染，必须被更新，才能满足良心中尊严和义的要求。自我否定可能使我们一直处于持续的内心伤痛中，但由伤痛而致的对生命本身的敏感，才能保证我们最充分地成为我们自己。也就是说，耶稣所教导的“否认己”，并非一种简单的自我厌弃和对个体生命价值的取消，它的真实目的在于，把我们分散的生命力集中起来。好比水库把无数条分散的河水集中起来，再灌入到狭窄的水渠中，这不是真正在限制河水的自由，而是在保存河水的力量。里德在《基督的人生观》一书中还有一个比喻，说世界好比一个棋盘，有人把它叫做附带着白方形的黑方形，有人则把它叫做附带着黑方形的白方形。有人把世界看作一个邪恶的场所，只是附带着一点善来作点缀。这些人越是盯着世界的黑暗面，他们的这种观点就越是根深蒂固，以致他们会认为生活本身就是一桩令人沮丧的充满危险的事情。在这种生活中，他们随时随地都可能会遭到不幸。另一些人则把世界看作是一个爱的场所，他们看到的是世界的光明面，黑暗只是分布在这个光明世界周围的不是显眼的黑点。他们越是看着充满希望的事情，他们就越是能看到世界上到处都充满着希望。这种观点使他们生活的基础总是沐浴在爱与善的光辉之中。

　　基督的拯救就是要把人心里善的、爱的、光明的碎片聚拢起来，以对付同样潜藏在人心里的黑暗与邪恶，罪与欲望。不过，这中间必须经过认罪与赦免的过程，通过否定自己的方式来更好地成为自己。这好像是一种解决问题很奇怪的方法，但这种方法的背后却隐藏着真理。“我们真正的自由不是意味着我们能够自由地做我们想做的事情，而是意味着我们聚集了我们生命的全部力量，能够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前者与后者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跨越的路标就是基督的十字架，有了十字架这一神圣的事实，基督的拯救方式就比佛的心智分析、直觉努力要实在超越得多。既公正地解决了罪与欲望的问题，又赐以人新的生命和爱，这其中的精神秘密，因我们的无知而被长期忽略了。我又想起《约翰福音》八章那个著名的故事：一位行淫的妇人，被法利赛人抓住了，带到耶稣跟前，控告她触犯了摩西的律法，要用石头打死她，问耶稣怎么处理。他们说这话，目的是试探耶稣，好得着告他的权柄。耶稣一声不吭，只弯腰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法利赛人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她。”结果，法利赛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她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她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这个故事至少回答了以下几个问题：谁是罪人？谁没有罪？谁可以定人的罪？谁有赦罪的权柄？谁有能力叫人以后不再犯罪？——我真的感到震惊，这么一个简单的故事，却将人的处境、人的性质和人获救的希望描述得这么清楚而有力。比起蕴含在这故事里的简明的神的智慧，人说任何的话，都像是毫无意义的聒噪。或许，人所有的绝望与希望都在于此了。

　　1999年5月17日

中国人为什么缺乏忏悔意识？

http://china-week.com/html/02126.htm

　　王晓华 　

在经历了１９４９年以后数次社会灾变后，中国人是否应该忏悔的问题于二十世纪末被纳入知识分子的思考空间。但尽管有关忏悔的话题反复被提出，真正愿意忏悔的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却几乎没有。现在问题的关键已不再是某些人是否应该忏悔的问题，而是我们的民族为什么如此缺乏忏悔意识。事实上，中国人自古至今就绝少有忏悔的习惯，《忏悔录》这样的作品在中国文化史上是空缺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人特别善于控诉，每当社会灾难过后，我们的民族中就会涌现出无数的控诉者，向世界倾诉自己的委屈和哀怨。控诉意识发达而忏悔意识近乎于无是中国人的集体特征。 　　现在我想追问：为什么中国人习惯于控诉而拒绝忏悔呢？这种民族心理是如何形成的？ 　　为了这个问题，我们必须绕个弯子，追问：忏悔是何以可能的？有关忏悔的典型文本恰好摆在我的面前，这就是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奥古斯丁的《忏悔录》。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奥古斯丁是向上帝即无限者进行忏悔的，目的是在坦白自己的欠缺的同时倾听上帝的启示，因此它是人作为有限者和无限者（上帝）最亲密、最强烈、最真诚的对话。上帝作为无限者是奥古斯丁唯一可能的忏悔对象：１、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因此，人有理由向上帝袒露自己的欠缺；２、上帝是人类最早和最后的关怀者，他的存在保证了人的忏悔会获得倾听和理解。不设定上帝或类似于上帝的存在，奥古斯丁的忏悔就无从谈起。只有在一种以无限者为终极理想的文化中，忏悔才有存在的心理学动机和动力。也许有人会说：如果上帝不存在，奥古斯丁可以向他人忏悔。但向他人忏悔在本质上是可能的吗？不可能：其一，他人是有限的存在，与奥古斯丁一样犯有不完善罪，向一个有欠缺的存在袒露自己的欠缺必然缺乏足够的动力和激情，它的意义也自然含混和暧昧；其二，他人作为有死的存在不可能像上帝一样永远注视、倾听、关怀我们，向一种具有瞬间性、脆弱性、易变性的存在忏悔是不可靠的。所以，奥古斯丁只能向一个无限者忏悔，并通过向无限者忏悔最大限度地扩大自己的心灵空间，提升自己的生命高度。人与无限者的对话有多种形式，忏悔是最虔诚的一种：首先承认自己的欠缺，然后祈求获得提升。忏悔的意志就是向上的意志，它只有通过与无限者建立联系才有可能。我不可能向有限者忏悔，因为有限者的有限性不能满足我向上的意志。所以，忏悔的对象必然是超人类的：这是我们从上述推理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但是无限者的存在仅仅是忏悔得以可能的必要条件：没有忏悔者，忏悔就无从谈起。是不是任何人都能成为忏悔的对象呢？不是：忏悔实际上是在内心法庭中对自己进行追问和审判，它所表达的是忏悔者向上的意志，因此，只有主体才能进行真正的忏悔。这看起来是个悖论：忏悔以承认忏悔者的欠缺为前提，但忏悔意识本身是一种主体意识。事实上，承认欠缺与人的主体性并不矛盾：人只有在有勇气承认自己的欠缺时，才更有决心超越自己，进一步实现自己的主体性。由此可以得出第二个结论：忏悔者必须是主体。忏悔就是作为主体的个体向无限者袒露自己的欠缺，立志要在无限者的引导下不断提升自己，使自己的主体性获得最大限度的实现。写到这里，我似乎听到了反驳的声音：西欧社会在中世纪的黑暗不证明以上帝为中心的文化会导致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吗？奥古斯丁的忏悔不意味着他处于自我压抑的状态吗？这种反驳虽然好象有具体的历史事实作为其支撑，但忽略了一个微妙而至关重要的问题：中世纪的黑暗并不是以上帝为信仰对象造成的，而是某些有限者（如宗教领袖）成为信仰的直接对象的结果；中世纪以前的西方文化也是以神或上帝为信仰对象的，并未产生类似于中世纪的黑暗，正说明以无限者为信仰对象不会压抑人性——无限者的无限性为人提供了至大无外的想象空间，因而与其说它造成了人的压抑，毋宁说它给人以解放的机缘和激情；有限者是人世的直接领导者，他的话语是其信徒必须服从的绝对命令，凡是不服从者都会受到严酷的惩罚，因此，有限者的有限性就成为对他人的奴役，所谓中世纪的黑暗恰恰源于对有限者的信仰。从根本上说，在任何时代、任何地域、任何文化体系中，对于有限者的信仰最终都会导致灾难。信仰无限者与信仰有限者的区别是本质性的：前者可以提升人的精神，后者只能使人沦为奴隶。奥古斯丁受中世纪语境的制约不可能不为当时的宗教制度辩护，但他在忏悔时是在与上帝对话，所探讨的许多问题具有普遍的意义（如时间问题和身心问题）。对无限者的信仰之所以能在文艺复兴以后成为西方人创造奇迹的精神动力，就是因为改革后的基督教弱化乃至取消了对有限者的信仰而强调人可以直接与无限者建立联系——“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马丁·路德语）。信仰成为人作为主体与无限者的直接对话。这种意义上的信仰不但不会压抑人的主体性，反倒使人在欠缺意识和向上意识的双重推动下日益严肃、坚毅、纯洁、开放。 　　我们可以在中国文化的许多层面寻找忏悔意识匮乏的原因，譬如，１、中国文化是“乐感文化”，人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是无欠缺的存在，并未犯有不完善罪，无需忏悔；２、中国文化在主流上是非宗教的，不设定一个超越的、终极的、无限的存在为人的信仰对象，因而忏悔的对象从根本上说是缺席的。但是这些原因并不是最根本的——任何健全的成年个体在犯了罪错后都应该忏悔，只有孩子和精神不健全者才有不忏悔的特权，因为他们缺乏对自己行为负责的能力。说中国人普遍精神不健全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所以，中国人缺乏忏悔意识的最根本原因只能是：中国人尚未普遍地成为个体，缺乏在内心法庭中审判自己的能力，向无限者忏悔对中国人来说是尚待学习的功课。中国文化的当下状况决定了中国人善于认错而不善于忏悔：认错是向某个有限者承认自己的过错，忏悔则是面对无限者进行自我追问；前者是被动的，是未成主体者的常规行动，后者是主动的，以人已经成为个体—主体为前提。产生这种状态的原因是中国文化的家长式体系：由于缺乏同一的超越的信仰对象而人又必须有所信仰，中国文化采取了将某些特殊人物神化的信仰策略；被神化者是曾经存在过或正在存在着的政治、军事、文化领袖，是以国为家的精神家长；对于他们，中国人的主导意识是服从；服从者对于家长来说是孩子，是尚未成为个体者，他们可能会认错或控诉，但不会向无限者忏悔（对有限者的“忏悔”实际上是认错）。忏悔意识是人面对无限者时的罪责意识，能够为自己负责的人才会有罪责，所以，未成为个体—主体者缺乏忏悔意识乃是必然的事。未成为个体—主体的人在面对灾变时总是觉得应该负责任的他人，自己则是受害者、无辜者、旁观者。这使得他们具有强烈的控诉意识：别人犯了错，家长应该惩罚别人。如果自己受到惩罚，他们常常会感到委屈：我还是孩子，是不完全民事主体，为什么让我负责呢？每当一场社会大灾变过后，中国人中就会涌现出无数的控诉者。他们像孩子一样控诉自己所遭受的苦难，要求家长惩罚别人，安慰自己。在控诉之后受到安慰是他们最为欣慰之事。控诉未遂则会使他们感到委屈，生出哀怨之情。中国文化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控诉史。在屈原的诗、《窦娥冤》之类的戏曲、伤痕文学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强烈的控诉意识。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像《俄狄浦斯王》、《忏悔录》、《存在与虚无》这种要求人为自己、历史、无限者负责的作品在中国主流文化史中几乎没有。控诉意识的最大特点是它忽略了控诉者自身的罪责问题，仿佛自己总是置身于局外，有权成为逍遥者。这是典型的未成年人的思维方式。从上个角度看，中国知识分子大部分是未成年人。因此，提倡忏悔意识对于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中国人至少有一个好处：让我们知道自己应该长大成人，以主体的身份为自己和历史负责，在犯有罪责时对自己进行自我追问和自我惩罚，在为历史立下功绩时为自己颁奖。一言以蔽之，学习忏悔就是学习成为个体，学习成为历史的主体。这意味着学习忏悔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必修课。但我们不能强制别人忏悔，正如我们不能强迫别人成为个体。强迫别人忏悔而自己不忏悔所表现的依然是一种控诉意识。忏悔只能是自发、自愿、自为、自由的，也就是说，它是只能从“我”出发的。中国人是否应该忏悔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我”是否应该忏悔的问题。“我”的忏悔是有前提的：“我”必须已经或正在成为个体，具有向上的意志，所以，提倡忏悔意识与提倡个体意识和超越意识是一回事。有关忏悔的问题涉及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完成这个工程乃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中国知识分子与其忙着追问某个他人是否应该忏悔，不如沉默地投入到这个文化工程中去。 　　行文至此，我仿佛听到了飘摇不定的嘲笑声：都已经进入后现代了，还谈什么忏悔？后现代文化是全球性的乐感文化，现在的时尚是尽情享受一次性的生命，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花费时间忏悔是对生命的浪费。我本人无意于全面否定这种乐感文化，但我认为下面的问题是无人能够逃避的：既然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过错和灾难频发的世界上，而我们又对这个世界负有责任，那么，忏悔就是绝对必要的。忏悔意味着你与无限者建立了联系，证明你对历史负有罪责意识，证明你已经成为个体。这都是绝对具有正面价值之事。所以，以忏悔意识取代控诉意识对于中国人来说意义重大，它有助于完成我们期待已久的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折。

发布日期：二○○四年六月十日

中国文学的根本性缺陷与文学的灵魂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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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再复 林岗

　　最近笔者读到潘知常教授的文章《为信仰而绝望，为爱而痛苦：美学新千年的追问》，他从美学领域提出应该接续上世纪初由王国维、鲁迅开创的生命美学的“一线血脉”，并且反思这“一线血脉”被中断之后给美学进一步发展造成的困境；为开解这个困境，只有引入西方信仰之维、爱之维，才能完成美学新的“凤凰涅磐”。他的看法非常有见地，切中问题的要害。他的论文，与笔者多年的看法，不谋而合；从不同的问题出发，竟然得到相近的结论。笔者极其希望这种有益的学术探讨带来更大的收获。

　　文学也许有其他使命，但是，伟大的文学的根本使命却是展开生命个体的灵魂冲突。文学是探究个体生命的，而个体生命天生是属灵的。如果不探个体生命，文学就不能透彻，就有“隔”。在人类意识发展史上，生命个体的成熟是和追问“不朽”联系在一起的，这就产生了对灵魂的思索。人对神的崇拜，事实上是对灵魂永生的崇拜。有了永生的追问与渴望，才有生与死的冲突，灵与肉的冲突，本我与超我的冲突，此岸与彼岸的冲突，也才有对灵魂的叩问，对天堂与地狱的叩问，对神秘世界与超验世界的叩问，以及对命运与存在意义的叩问。这种叩问是个体生命与神秘世界的对话，其问题不是属于社会，而是属于个人。换句话说，其灵魂对话的内容是个体化的，而不是群体化与社会化的。对文学这种本性的认识一直只是涓涓细流，中国文学多在感时伤世，背负国家、民族、社会巨大包袱的传统下发展过来。尤其在上个世纪，这传统几乎笼罩一切。今天正是适当其时，重提文学的个体生命本质，并以此来批评中国文学的根本性缺陷，为文学、美学探讨的深入进一新解。

　　中国古代文化缺乏灵魂叩问的资源。中国文化的主脉——儒家，不关注和讨论灵魂的问题。孔子“祭神如神在”和“敬鬼神而远之”这种含糊的、疏远的、大而化之的对神的态度，反映出他对彼岸世界不感兴趣。“未知生，焉知死”，在他看来，全部问题都是生的问题即此岸世界的问题，而死的问题是生的问题所派生的。因此，他极端重视人的现实生活，所思所想都是人在艰难困苦的现实人生中如何仰仗自己的力量（不是依靠上帝的力量和其他神的力量）努力奋斗，自强不息。他只确认一个世界，一个此岸的人的世界，不确认还有另一个彼岸的神的世界。此岸世界是群体的人际世界，这个世界的和谐是人的幸福之源，维护这个世界的和谐是人的全部责任。无论是仁是礼还是乐，都是致力于建设一个美好的道德秩序。但是，这种秩序下的人，并不是充分发展的个体，它只是秩序中的固定点，而不是可超越秩序的自由点，它缺乏个体的自我意识，因此也缺乏灵魂的思考与灵魂的活力。儒家思想体系下的反省，只是就范既定的道德秩序的自我修正与调整，其中没有灵魂的挣扎和叩问。孟子的“吾日三省吾身”，是一种君子式的反省，其反省的目标是远离小人，端正处世姿态，并不是灵魂的拯救。相应的，其反省的特点则是静态的，即以既定的道德秩序与圣贤指示检讨自身的处世行为和做人记录，而不是灵魂的苏醒与论辩，反省中只有在固定参照系之下的小心翼翼的修正与调整，并没有彼岸世界远处的呼唤，也没有内心的大动荡与大呼叫。从古到今的中国作家，可以从儒家思想中获得某些现实感情力量，但不可能获得灵魂的内在资源。

　　从个体生命解脱的角度上说，庄子道家思想倒是给中国作家很大的帮助与启迪。庄子是中国第一个叩问人的存在意义与人生真实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对人生充满怀疑。身为物役，心为形役，人的生命被自己制造出来的物质世界所压迫、所窒息，制造出来的东西愈多，生命的负担就愈是沉重，那么，人类辛辛苦苦地以有限的生命追逐无限的知识并用这些知识创造一个物欲世界到底有什么意义？人类吞食了智慧果之后学会了分辨生死、祸福、是非、善恶等等，可是，祸为福所依，福为祸所伏，表面上是你在梦蝴蝶，说不定是蝴蝶在梦你，你无穷无尽地追求名声、地位、权势、实际上恰恰被名声、地位、权势所摆布，荣辱、生死的界限到底在哪里？人如何摆脱自己制造的概念、名称、机械和物质世界而作逍遥游？庄子这种怀疑精神和逍遥精神启迪了中国作家、诗人，助长和滋润了中国两千多年的隐逸文学和其他类型的个性生命文学，意义非常。然而，庄子对存在意义的叩问是一种消极性的否定性的叩问，叩问之中打破了生死、祸福、是非等界限，取消了对立，但同时也失去了关注，失去了密切。所谓失去了关注，是在他的思想世界里再也没有现实情感和现实精神创造的关怀；所谓失去了密切，是再也不理会人内心世界不同价值观念的冲突与紧张，更谈不上灵魂的挣扎与呼喊。道家思想后来发展出一套“贵生”、“心斋”、“坐忘”的修炼模式，更是淘空了内心的矛盾与对立，只让肉身伸延到不死不灭不忧不愁的神仙世界里，那里只有世俗之城，可一点也没有精神之城的影子。受道家思想影响的诗人作家，会有潇洒，会有怀疑，会有对现世人生的叩问，但不会有对灵魂的叩问和灵肉的根本紧张。

　　也许正是中国文化缺乏叩问灵魂的资源，因此，和拥有宗教背景的西方文学（特别是俄罗斯文学）相比，中国数千年的文学便显示出一个根本的空缺：缺少灵魂论辩的维度，或者说，灵魂的维度相当薄弱。我们迫切需要的工作，就是探讨文学的灵魂维度与灵魂深度，探讨它们与文学的密切关系。

　　在这里我们特别借用一下俄国的杰出思想家舍斯托夫的“旷野呼告”的思想意象。舍斯托夫著写过《在约伯的天平上》、《雅典与耶路撒冷》等名著，还写下《旷野呼号》这一宗教哲学论著。这一意象来源于《圣经》，说的是一个希伯来的先知向来自荒漠的犹太人发出号召削山填壑，为上帝开出一条路来，但是犹太人没有听从先知的呼唤，于是，先知的呼号成为旷野无人理睬的呼号。舍斯托夫借此意象展开他的思想。在他看来，旷野上无人理睬的呼号，正是灵魂的呼号。也正是这种呼号，（而不是思辩哲学）为人们开辟了走向真理、走向担负人间苦难的道路。舍斯托夫在此书中通过对陀思妥也夫斯基和克尔凯郭尔的阐释，批评了历代思辩哲学家对必然性和理性原则的崇拜和对人间苦难、不幸、眼泪、绝望的漠视，整部著作本身就是对灵魂的叩问。舍斯托夫在论述中，发现与“灵魂呼号”相对应的概念是“思辩哲学”，这一对立也可以描述为“旷野呼号”与“学院理性”的对立。而我们则发现，中国文学缺乏的正是“旷野呼号”，而与之相对立的是“乡村情怀”。中国数千年来，一直处于乡村时代，所有的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作家，尤其是正宗的诗歌、散文作家，其作品的基调都是乡村大背景下的人生感叹。无论是被视为“现实主义”还是被视为“浪漫主义”，也无论是被命名为“载道派”还是“言志派”，都没有越出关怀世道人心和感慨天地人生的范围，基本上是现实生活的咏叹调。而咏叹之中或咏叹之外，我们都很难找到旷野的呼叫——灵魂的叩问。即使是屈原的“天问”，也只是对大自然与某些政治历史问题的叩问，并不是灵魂的叩问。屈原对大宇宙的呼叫不是灵魂深处的冲突与呐喊，而是现实困境中的大呻吟。他的质疑，是对自然之天和现世权力之天的质疑，不是灵魂的对话与争辩，因此，也难以说得上具有灵魂的深度。屈原的《离骚》，更明显是现实人生的感叹。在长诗中，有现实人生的“法庭”，没有灵魂的“法庭”。中国两千多年的诗歌，其主流都是《离骚》的伸延与变奏，因此，表层的牢骚怨恨很多，深层的内心呼叫对话少。

　　中国的小说，在《红楼梦》之前，也缺乏灵魂的维度。从唐传奇到“三言二拍”，其中虽有轮回、转世之说，用的是世间因缘法，却没有个体生命内部灵魂的紧张。即使是影响最大的文言小说《聊斋志异》以及广为流传的《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其中的人物，无论是大奸大恶、大忠大贤还是才子佳人、精魂孤女，都缺乏内心的紧张。“宁教我负天下人，决不让天下人负我”，曹操这种“豪杰”性格与两极决断的心态实际上是普遍的心态，这里没有内心的冲突。而有些人物在重大行为抉择之前虽有内心的紧张，但也没有严格意义的灵魂冲突，例如宋江、卢俊义的“上山”，几乎完全是被逼的，即是环境与他人逼迫他们选择，并非他们本身灵魂论辩的结果。《水浒传》写得最成功的人物林冲，他虽然也有犹豫，但其“反叛”与“不反叛”之间的冲突，也只是现实选择的利害权衡，作者并没有赋予林冲的犹豫以形而上的意义。

　　与哈姆雷特、麦克白这些西方文学中的戏剧人物相比，我们可看到在相似的行为犹豫中，其内心矛盾的内涵有着巨大的差别，一边有灵魂的搏斗，一边则没有。麦克白在谋杀国王之后也“谋杀了自己的睡眠”，他的灵魂进入了惨烈的动荡与挣扎，罪恶的阴影笼罩着他。他沾着国王鲜血的手，一再去洗，但总觉得洗不干净，因为关键是他感到自己的灵魂也沾满了鲜血。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另一个悲剧人物奥赛罗在中了他人的阴谋之后，杀死了自己的妻子苔丝德梦娜。可是，当真相大白，他发现妻子的无辜与自己的罪孽时，立即审判自己，拔剑自刎。他最后的自刎是通过最惨烈的行为语言表达自己最深的罪感，是承担全部良心罪责的忏悔情感。莎士比亚笔下这种忏悔行为与忏悔情感在西方文学的源头上就已动人地表现过。希腊悲剧《俄底浦斯王》中，俄底浦斯发现自己无意的杀父娶母的罪孽后，（尽管他得到先知的预言而极力逃避这一罪孽，绝对没有犯罪的动机，杀父娶母完全是命运的摆布，）整个灵魂经受了一个地震，他毫不犹豫地拔剑刺瞎自己的眼睛。生为儿子，竟然不认识自己的母亲，也不认识自己的父亲，仅此一点，良知上就有不可逃避的罪责。

　　中国文学发展到《红楼梦》，才有一个划时代的突破。其主要人物贾宝玉是一个有灵魂的人物。他的灵魂的世界是一个双音的世界，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儒家式的崇尚道德秩序的价值观与崇尚生命的自然性情的价值观，在他的灵魂世界里，形成了一个矛盾的张力场。两种价值观的声音一直在展开辩论。小说中的两个女性主人公负载着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林黛玉崇尚的是生命自然与生命自由，而薛宝钗则崇尚道德秩序的与人际和谐。贾宝玉的灵魂指向与林黛玉相通，但也受到薛宝钗的牵制。他并不是简单地和薛宝钗所代表的传统“决裂”，而是在两种价值观中思索。我们可以把林黛玉与薛宝钗视为贾宝玉灵魂的悖论：木石前盟符合充分理由律，金玉良缘也符合充分理由律，只是贾宝玉的灵魂最深处屹立的绝对是爱哭爱闹、真情真性的林黛玉。贾宝玉经常处于精神迷惘的状态中，在他发呆而无法言说的时候，恰恰是他的灵魂处于困境之中，他的迷惘，是对灵魂无声的叩问。这种迷惘，很像哈姆雷特式的迷惘。

　　对于中国文学缺少忏悔意识，即缺乏灵魂维度这一根本缺陷，五四新文学的先行者已经朦胧地发觉。其中周作人在论述俄国文学时，以俄国文学为镜子就发现了中国文学这一缺陷。他在《文学中的俄国与中国》一文中说：“俄国文学上还有一种特色，便是富于自己谴责的精神。法国罗兰在《超出战争之上》这部书里，评论大日耳曼主义与俄国沙文主义的优劣，说还是俄国较好，因为他有许多文人攻击本国的坏处，不像德国的强辩。自克里米亚战争以来，反映在文学里的战争，几乎没有一次可以说是义战。描写国内社会情状的，其目的也不单在陈列丑恶，多含有忏悔的性质，在思契契特林（ShtshedrinSaltykov）、托尔斯泰的著作中，这个特色很是明显。在中国这自己谴责的精神似乎极为缺乏：写社会的黑暗，好像攻讦别人的阴私，说自己的过去，又似乎炫耀好汉的行径了。这个缘因大抵由于旧文人的习气，以轻薄放诞为风流，流传至今没有改法，便变成这样的情形了。”（1）周作人批评的“自我谴责精神”的集体性欠缺，的确是中国文学的大弱点，五四时期鲁迅等作家对国民性的反省与批判，正是对这种欠缺的一种弥补。周作人还注意到，除了民族文学精神中缺乏自我谴责精神之外，中国作家还缺少托尔斯泰式的个体的忏悔意识，轻薄风流倒是不少，缺少的是对灵魂的深刻的解剖。周作人意识到这一点，所以，他特地翻译英国特里狄斯（W.B.Trites）的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评论（发表于1918年1月号的《新青年》），说明每一个人，包括处于社会底层的被奴役的人，都有灵魂的双音与灵魂的搏斗。特里狄斯认为，陀思妥也夫斯基善于写出“抹布的灵魂”。所谓抹布，就是被人踩在脚下的不干净的工具，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就像抹布，但是，在陀思妥也夫斯基看来，这一块不干净的抹布，又是非平常的、通感情、通性灵的抹布，也就是说，它是有灵魂的。陀思妥也夫斯基的本领正是揭示出抹布灵魂的深邃。周作人译出评论的主旨：“陀氏著作，就善能写出这抹布的灵魂，给我辈看。使我辈听见最下等最秽恶最无耻的人所发的悲痛声音，醉汉睡在烂泥中的呼唤，乏人躲在漆黑地方说话。窃贼、谋杀老姬的凶手、娼妓、靠娼妓吃饭的人，亦都说话，他们的声音却都极美，悲哀而且美。他们堕落的灵魂，原同尔我一样。同尔我一样，他们也爱道德，也恶罪恶。他们陷在泥陷里，悲叹他们不意的堕落，正同尔我一样的悲哀-----。”（2）周作人翻译的这篇评论告诉读者：陀思妥也夫斯基作品的精义在于说明被世俗社会视为下层的堕落的人，其灵魂的内涵并不是单一的，在恶中也蕴含着善和美，其灵魂也在挣扎，也在论辩，也同其他“高贵的人”一样，具有灵魂的对话与论辩。文学作品只要看到犯人身上灵魂的苦痛与悲哀，才具有深度。五四时期，能察觉到俄罗斯文学的灵魂之深和中国文学的欠缺的，恐怕只有周氏兄弟。周作人发表这篇译文的时间是1918年。这之后几年，鲁迅也连续发表了几篇对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评论，他也看到了陀氏的深刻处，并发表了一段著名的话：

　　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审问者在堂上举劾着他的恶，犯人在堂下陈述着他自己的善，审问者在灵魂中揭发污秽，犯人在所揭发的污秽中阐明他埋藏的光辉。------这样，就显示出灵魂的深。在甚深的灵魂中，无所谓“残酷”，更无所谓慈悲；但将这灵魂显示于人的，是在“高的意义上的写实主义者”。（3）

　　鲁迅凭借自己的天才直觉，发现俄国这位“残酷的天才”对灵魂的审判是何等深刻。鲁迅已走到陀思妥也夫斯基灵魂的门口，可惜他没有走进去。他只是自己设置了一个叩问民族劣根性的精神法庭，而没有设置另一个叩问个体灵魂的陀氏法庭。所以，阿Q只能视为中华民族古旧灵魂——集体无意识的图腾，而不能视为个体生命的图景，在阿Q身上，没有明显的灵魂的对话与论辩。鲁迅在陀思妥也夫斯基的灵魂法庭门前站住，然后退出，这可以看作是一种象征现象：在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中国现代文学，有它先天的弱点，和最伟大的文学相比终究存在隔膜。鲁迅的退出说明了即使是具有巨大思想深度并解剖过国民集体灵魂的最伟大的中国现代作家，也没有向灵魂的最深处挺进，明知“灵魂的伟大审判者须同时也是伟大的犯人”，但终究没有兼任这两个伟大的角色。于是，尽管发出呼叫，但终究没有发出动人心魄的论辩。鲁迅尚且如此，更毋庸论及其他。

　　中国现代文学虽然受到西方文学的巨大影响，但仍然缺乏叩问灵魂的维度。现代作家一开始就背上一个其他国家的作家不必背的包袱，这就是国家兴亡、社会制度更替的包袱。几乎所有主流作家都把眼睛投向社会的合理性问题（社会正义），在“启蒙”与“救亡”上耗尽大部分精力，无法探究自身的灵魂。我们认为，文学不是“反社会”的，但它却是“非社会”的，它既不给社会设计提供蓝图与方案，也不要求作家带着一个方案去修正和改造他人的灵魂。怎么办问题不属于作家。“灵魂的工程师”的称号对于作家更不相宜。这一沉重的桂冠应当由作家掷还给那些企图利用文学的别有用心之人，要求作家充当灵魂的设计者与组织者，这不仅不可能，而且会给作家带来“灵魂权威”的幻像。作家不是灵魂的权威，也不是良心的权威。文学不是按照某种灵魂的蓝图去塑造灵魂，而是展示灵魂的幽暗、深邃、伟大和渺小，并发出灵魂的呼喊。

　　注释：

　　（1）《周作人文类编希腊之余光》，钟叔河编，第427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

　　（2）《周作人文类编希腊之余光》，钟叔河编，第411页。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

（3）《鲁迅全集》第7卷，第95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

　　（刘再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文学研究所所长。后旅居美国，现为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客座教授 林岗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 博士导师）

教会与世界--读齐克果的《抨击“基督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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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

　　齐克果（Soren Kierkegaard, 1813-55）是丹麦的神学家和哲学家。他对后世存在主义哲学与神学的影响最为人知。其实，他也是一位十分关心教会生活与事工的基督徒。他有时在教会中讲道，并且一度期望在教会中受按立。他看到教会中种种与“新约”原则背道而驰的现象，因而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中写下一系列短文予以揭露和批评。这些短文汇集成书，即为《抨击“基督教世界”》(Attack Upon" Christendo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8)。 

　　齐克果时代的丹麦实行政教合一，路德宗是国教，与国家政权和民族文化结为一体。神职人员由国家授薪，凡在丹麦出生者皆自动成为路德宗教徒，只有加入国教会才能获得社会的承认与尊敬。教会与政权的长期溶合使基督教的信仰为世俗的观念所侵蚀，神职人员和教徒的信仰扭曲、淡薄，教会生活流于形式。齐克果对这种情形深恶痛绝。在他看来，这种把基督信仰与国家和民族相结合而形成的所谓“基督教世界”实际上是对“新约”时代基督教的背叛。 

　　他指出，按照“新约”的异象，基督徒与世界基本上处于对立的关系之中。“‘新约’中情形如下，主基督耶稣向世界发出坚决的抗议，而他所处的世界坚决反对他和他的教训。”（27页）福音的信息是对世界的价值观的否定，基督徒必须与属世的生活和行为方式断绝关系；正因为如此，基督徒必然要遭到世界的反对，为信仰付出重价。他说：“根据‘新约’的基督教，基督徒必须承受弃绝世界和自我的一切征战、冲突和痛苦，同时他会因与他人的对立而受难。所以‘新约’一再提到遭别人痛恨，为教义而遭迫害，等等。”（149页）基督教的真理会使世人震惊与不悦，在属世价值观的支配下，许多人不愿放弃世界的欢愉。但对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来说，“即使真理多么使人不悦，他仍会对其坚定不移，…仍会为其献身。”（151页）为这真理他愿意摆上一切，甚至自己的家庭。所以，“作一个‘新约’的基督徒是一个极其根本的变化，以至从人的角度来看，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对其家庭而言无异于最严重的试炼。对这样的基督徒来说，与神的关系如此重要…以至他可能失去一切与家庭有关的东西。…作一个‘新约’的基督徒意味著一个人脱离他平生的所执所爱。”（221页）作基督徒是从世界中死去，在基督中复活。这决非一个甜甜蜜蜜的过程。相反，“如果你与神的关系愈深，如果神越爱你…则你越会对此世的这种生活感到不快，你越会在此世受苦。”（189页）本著“新约”对基督徒生活所提出的这种彻底原则，齐克果对当时丹麦路德会的教会生活进行了尖锐的揭露和批判。在他看来，所谓“基督教世界”的根本问题在于教会向世界及其价值观妥协，讨好世界，从而消弥了基督教与世界之间的对立。基督徒生活的代价也逐渐被冲淡，世上快乐和追求竟可以成为基督徒生活中的重要甚至中心的部分。教会的国教地位使教会中的事奉和参与变为个人事业成功的捷径。一方面教会号召会众献身基督，另一方“基督徒的称号却沦为个人求得平安和摆脱麻烦与痛苦的手段。一个人可以凭此手段获得世界的财物、舒适和利益。”（27页）由于会众无法接受基督门徒道路的艰辛，所以教士们便“顶著基督教的名义发明了香喷喷的蜜糖，而人们便满心欢喜地捐出金钱来交换。”（47页）因为绝大部分的丹麦公民自然而然地成为教会成员，作基督徒真是轻而易举，不费吹灰之力，教会与世界打成了一片。结果诚如齐克果所言：“在基督教世界中，我们都是基督徒鸏鸏因此（二者之间的）对立的关系便消失了。他们毫无意义地把所有的人都变作基督徒，所有的事物都基督化鸏鸏然而我们却（顶著基督教的名义）过著异教徒般的生活。”（149页）更可怕的是，信徒灵性生活的废弛使其对信仰的热忱低落，许多人成了图有虚名、冷冰冰的基督徒。齐克果把这种状况看作“最危险的一种冷淡”，比没有宗教信仰还糟。（185页）他对当时教会这种种现象痛心疾首，毫不客气地责之为一种“叛教”和虚情假意的“做戏”。他尖锐地问道，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会找到多少真正的门徒呢？他的答案是，不多。他不否认信仰的大门对每个人都是敞开的，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但是他坚决反对当时教会那种放弃原则，把全体国民都自然而然地算作基督徒、并且以政治特权为荣的心态和作法。他认为：“‘新约’的基督教无与伦比地使世人震惊和不快。每当它被真切地传布开来的时候，它既不会赢得成千上万的人，也不会获得任何利益与奖赏。”（151页）基督信仰的真理性不是靠人多势众、地位显赫来证实的。他说：“基督教与数量有著不同的关系：只要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便足以证明基督教的存在。”（127页）齐克果对“基督教世界”的批评可谓鞭辟入理、毫不留情。不足为奇，他的这些批评在当时招致了不少非议。不过，他这样做的动机不是尼采式的虚无主义的狂妄，而是出于对教会的关怀，目的是要把“基督教重新引进基督教世界”，恢复基督教的真义，所以他一向以“时代的矫正者”自称。时至今日，我们的社会环境已和齐克果的时代大不相同。随著近代以来社会的世俗化，“政教分离”的制度已经在大多数民主国家确立，基督教在许多西方国家已经失去了往日那种政体和法律上的国教地位与特权。但是，基督教在许多社会中并没有完全失去文化上的国教地位。正如某学者在论述北美基督教时所言：“我们在这个大陆的国教地位是文化性的，而非法律性的。就是说，基督教已经与社会主流阶层的文化价值和范畴结合在一起。”(DouglasJohn Hall , The End of Christendom and the Future of Christianity, Trinity PressInternational, 1997, Page 35)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我认为齐克果在《抨击“基督教世界”》中所提出的许多观点仍然值得我们深思。 

　　无论是法律上、还是文化上的国教都有一个最明显的共同之处，即力求把基督信仰与当时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文化价值和思想观念沟通、融和起来，或者说强调基督教与世界的一致，其目标都是达成或维持基督教在某个特定社会与文化中的多数、主流地位，所谓“基督教国家和文明”或者说“基督教世界”是二者所追求的共同理想。齐克果提醒我们，这样一种调和福音与世界的心态与作法其实并不符合“新约”的精神。基督教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抗拒和批判世界所宣扬的价值，就与世界处于一种张力(Tension)之中。福音的真理永远是社会和文化的批判者、引导者，而不可能与文化融洽地结合成一种所谓“基督教文明”，福音只有把自己的真理性打折扣才能达成这种结合。我们不能一方面对历史上存在过的某些谓“基督教文明”（例如美国）啧啧称羡，一方面却对其黑暗面视而不见或著一笔带过。任何文明都体现著人的罪性，因此不会完全符合“新约”的异象。魔鬼曾要把全世界给耶稣，耶稣断然拒绝。耶稣还一再告诫他的门徒：“只因你们不属世界，…所以世界就恨你们”（约翰福音15:19）。一旦教会向世界妥协，它就会丧失福音普世的真理和异象，而把某个时代或民族的文化价值神圣化，把上帝变为某种文化或民族的守护神（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基督信仰的“巴尔干化”(Balkanization)），其社会后果只要看看中古的西欧和当代的北爱尔兰就清楚了。当然，福音不可能存在于文化和社会的真空之中，教会从来不主张消极遁世，也不应该把自己与社会和文化隔离开来，因为只有在社会的参与中它才能发挥光和盐的作用。但是，教会一定要在与文化和社会的碰撞和互动的过程中，始终警惕福音的独特性被世界所阉割的危险性。在大谈特谈“使中国文化和社会基督化”以及基督教对现代化的贡献的时候，我们要切记福音的真理不可能与人创的文化和思想体系完全吻合，千万不要太匆忙地为让基督教挤进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主流而使福音的精髓不知不觉地被中国传统文化和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所改造，不要让基督的真理不知不觉地被世界的价值所俘虏。 

　　我们当然要把福音传给普天下的万民，然而我们要时刻准备我们会被世界所拒斥，不要幻想世界最终会真心诚意地归顺神，不要笃定只有使基督教成为某某文化和社会中的主流和多数才算荣耀神，不要总是热衷于清点信主的人数以及追求信徒人数增长的速度而忽视信仰的品质，不要津津乐道于社会中有权有势有名者的皈依而轻看了“没有学问的小民”（徒4：13）。教会的使命是要宣告神对世界的审判在即、劝人悔改，而不是要维系或再造什么“基督教世界”。教会不应是世界的征服者、拥有者和统治者，而是世界的矫正者，是时代的中流砥柱和先知的声音。从“旧约”时代起，先知从来就不是社会中的多数，相反，先知所传递的信息倒常常被社会中的多数所拒绝。当基督徒成为一个国家和社会中的多数和主流时，也是教会最容易失去其真正的异象和使命的时候，齐克果时代的丹麦教会便是明证；当真正的基督徒只是少数的时候，他们倒可以为神作出惊天动地的真见证。在希腊罗马的世界中，早期的教会是绝对的少数，却用先知式的品格和信息使世界翻天覆地。齐克果说得不错，基督教的真理不是靠信徒的人数、地位来显示的。神的大能毕竟是在人的软弱中才显的完全。对基督教自身的健康来说，在一个社会中的多数的地位未必一定就是好事，少数的地位未必一定就是坏事。历史的经验一再证明，教会与社会权力和文化影响的核心太接近、甚至合为一体往往导致福音异象的流失；而当教会是受逼害、受排斥的少数时，却满有“新约”的异象。社会的权势、地位会使人腐败，也会使教会腐败。我们固然应当为福音的广传和更多的人信主而欢欣鼓舞，但同时也不要失去了冷静的头脑，要随时反思教会的真正使命以及所传的独特信息的含义是什么。尤其在基督徒成为某个社会中人口的多数时更应如此。现实地讲，复兴的热潮过后，始终真心跟随主的人依然是少数，这样的事情不是已经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了吗？教会要甘心、也要懂得作社会中的少数。我们不能完全脱离社会与文化，同时又要对社会与文化有所超越。我们不要作与世隔绝的少数派，而要作冲击社会的少数派。实现这种角色的关键在于使我们的灵命深深扎根于圣经的教训中。只有我们灵命的根扎得深，我们才能对社会和文化作出独特的指导与回应，而又不会被社会潮流卷走。对于教会的宣教事工而言，这种灵命的深造其实也是使信徒人数的增加不致流于虚浮的保证。 

　　齐克果对教会的批评，还揭示了基督教吸收世界的价值观会给教会的生活和信徒个人的灵性造成何等的伤害。他像潘霍华一样强调作基督门徒要付的重价，强调作基督徒意味著彻底改变一个人的生命，背起十字架。十字架的道路与世俗的价值观根本抵触，会使许多人感到犹如芒刺在背，会使许多人望而却步。如果不是圣灵打开我们的心门，照亮我们的心房，我们根本无心也无力走上这条路。当教会为讨好大众或出于其它的原因而磨钝福音的锋芒时，当教会的信息不再震聋发聩却无关痛痒的时候，当教会只能提供令人们舒舒服服的心理安慰的时候，当教会只讲信仰对人们现世成功的帮助时，教会就在将基督徒的名分廉价出售，作基督徒就很可能意味著每周一次去教堂例行公事，基督徒的真义就丧失了，教会就成了失去了咸味的盐，教会的生命力就开始低落了。一旦教会内的信息与教会外的信息没有了本质的区别，教会真的还对世界中心灵空虚的人们有吸引力吗？人们还有什么必要来这种教会呢？在齐克果时代的丹麦，人们除了国教会大概没有什么太多的选择。在今日各种信仰和学说纷列杂陈的多元化社会中，一个以刻意向世界及其价值靠拢来促进教会成长的基督教可能会成功于一时，但最终反而会被人们所冷落。近几十年来美国所谓主流教会的衰落多肇因于此。重温齐克果一百多年前对教会发出的警告，正可以引导我们回到圣经的教训，防止教会在各种社会潮流的交互冲击下迷失了方向。

中国人如一盘散沙，这几乎已成定论。前面我还讨论了“中国人的文明合力为什么长期以来等于零”。我今天要分析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即：中国文人永远都只会互相拆台。中国文人的永远互相拆台，从漫长的中国历史来说，这几乎就是造成中国人如一盘散沙的既历史又现实的最核心、最根本的原因，更是造成中国人文明合力等于零的既历史又现实的最核心、最根本的原因。注意，中国的统治者也多半都是文人。

关于中国文人，过去已有很多说法。如：文人相轻，文人无行，文人无用，文人卑鄙，文人窝里斗，文人窝里反，文人窝里残，文人忌妒杀人，文人挑拨离间，文人当面说得好听，后面毁谤伤人，等等等等。但这些骂中国文人的说法，对具体的文人来说或许并不公平。因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他们也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严重的受害者。

事实上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言论罪、文字狱的发生，几乎都是文人害文人。包括在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大量的文人被冤、被斗、被杀，冤人者、打人者、杀人者，实际上也都是文人，或至少因文人而引起。

中国文人的品质基本上决定了中国文明的品质。中国文明尽管号称有五千多年悠久的历史，但是真正能够与其他文明较一短长的时期，基本上只在两千多年以前，尤其在先秦春秋战国时期的大约五百年之间。而在近两千多年里，中国文明却基本上已经无法与西方文明相比，而且越是接近现代越是无法比。人家始终在蒸蒸日上，而我们却始终在堕落下垂。尤其到了近二百年，中国文明实际上已经堕落到了全人类文明的谷底。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我认定，根本的原因即从汉代开始的独尊儒术。正是因为独尊儒术，造就了两千多年来中国文人永远互相拆台的恶劣的文化品质，进一步更造成了中国人如一盘散沙的中国文化和文明的长远的败局。

中国的伟人全都只出现在先秦，秦汉之后的中国，基本上是一大人类思想文化的荒漠。除了一代一代的皇帝，就是一代一代互相拆台的中国儒家文人，以及为他们供给吃、穿、住、行以及奢侈品等等而充当奴隶的中国老百姓，其中的大部分都只能是属于文盲的农民。

今天文章的任务，即是要分析中国儒家文人之所以永远都只会互相拆台的根本原因。

按照孔夫子及其儒家的教导，中国文人最高的人生追求，即当官（所谓“学而优则仕”），如果遇上天机，则称帝，登上最高“独夫”的宝座，更可获得江山独有的子孙永继。中国文人还有更高的追求吗？没有了，已经到顶了。即使《大学》中说得最好听，也不过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真“平天下”了，又如何呢？天下人都有吃有喝，有操有生，于是天下便“大同”了。“大同”于谁呢？“大同”于他一人，最多“大同”于他一家，他一群。这就是中国文人，乃至全部中国人作为“人”的价值的最高儒家“意识形态”的“出息”。正是这种最高儒家“意识形态”的“出息”，不仅害了中国文人，害了全部中国人，更害了中国的文明。

说白了，之所以中国文人永远都在互相拆台，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即因为他们全都是从儒家的“独食”中豢养出来的文人，他们全都是一心一意只想当官的儒家文人。儒家文人全都只把“当官”看作是人生最高的追求，而这，正就是他们彼此不能不永远互相拆台的根本原因。

文人们永远互相拆台，究竟对谁有利呢？惟一只对既任极权专制的“独夫”有利，他永远可以分而治之，分而制之，他永远可以高枕无忧，而不必担心有任何人可能阴谋篡权。但显然，这种情形简直就是对整个中国文明的无穷无尽的灾难。然而这种灾难究竟谁是祸首呢？究竟是谁为历代的“独夫”们设想了如此绝妙的恶毒计谋呢？正是孔夫子及其儒家的长期以来已获得了“独尊”的“意识形态”。他们教导人们如何把话说得尽量最好听（就像孔夫子在《论语》中所说的那样），他们教导人们如何尽最大的努力自我表白“忠心”（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却不必操心能否真正履行；他们教导人们一心只追求“入仕”，却不必要有任何真实的本领，更不必要有任何“形上”（他们也根本不知道有任何“形上”真理的存在）精神的追求。儒家讲“爱人”，纯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完全是说给别人听的虚言，根本就不入心。他们真正的“心”，只一心想当官。一但当了官，他们就将应有尽有，只惟一没有了对他人的“爱”。儒家文人们懂得什么是真爱吗？他们根本不懂。关于这一点，漫长的中国历史已经作出了最好最权威也最令人痛苦和愤恨的证明。请问：历来的“圣人”、大儒，谁是真正的爱人者？有吗？中国人为什么永远都在盲目轻信，为什么永远都在自欺欺人？

互相拆台的中国文人，加上彼此如一盘散沙的中国老百姓，他们共同摧毁、抵消了中国文化和文明前进的动力。两千多年来，中国老百姓只为了吃饭而活着，中国文人只为了做官而活着，然后是打打杀杀，王朝凌替，农民起义，翻来覆去。在这漫长的历史时间里，中国人究竟为全人类创造了什么样高尚的文明呢？说来可悲，除了产生了几个大名鼎鼎动了真情哀号的诗人，如李白、杜甫、苏东坡等等（也包括司马迁的《史记》以及所谓四大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等的哀号）之外，中国人到底为全人类创造了多少值得现在的中国人骄傲的思想领域的丰功伟绩呢？没有，根本就没有。说得非常不好听一点，两千多年来，在孔夫子及其儒家“意识形态”的严密垄断和控制之下，中国人几乎就像是做了一场长达两千多年之久黑暗之中的“白楼梦”，相比于西方文明，中国人思想的“文明”，真正是“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而今天，我们之中居然还又有那么多人，仍然在继续崇拜孔夫子及其儒家“意识形态”的垄断控制，还继续又想回到过去黑暗之中的“白楼梦”中去，这真是中华民族何等的悲哀？？？！！！

比较一下中西方文人。西方文人不仅有对无限先验上帝（自然、宇宙）的信仰，更有对无限超验真理的追求；而中国儒家文人在儒家“意识形态”的教唆之下惟一只有当官的追求，其他一切都只不过是手段，包括“孝悌忠恕”，乃至“爱”，也均是虚话，或仅仅限于家庭血缘内部的冠冕堂皇的假话，而并不具备宗教或形上真理的真正神圣普世的高尚。

当官的路是极有限的，更是一条窄到不能再窄的“独木桥”，千万人竞争渡过“独木桥”，无怪一心一意只想当官的中国儒家文人们只能你推我搡，互相拆台，甚而更等而下之，玩弄人世间最卑鄙龌龊的手段，以挤垮乃至置他人于死地而后快。可以说，整部中国的历史，所记录的内容，全都是中国文人彼此挤渡“独木桥”的丑态表演，而毫无一丝一毫作为真正“人”的追求真理、追求智慧、追求人类真爱的影子。

西方文人（在过去多数是教士，在近代，多数是自由职业者，如思想家、科学家、教师、律师、医生、记者、作家等等）在信仰上有共同“上帝”（自然、宇宙）的无限，在追求上有共同真理的无限。共同的上帝（自然、宇宙）信仰，共同的真理追求，构成了西方文人在不同的领域，甚至相反的领域，为实现共同文明的目标而可能进行合作的基础。他们之间即使依然存在着严重的对立，甚至你死我活激烈的对抗，但他们所从事的事业，总可能在最后“真理”的意义上达到共建文明之塔的奇效。关于这一点，亚当．斯密认为存在着一只“无形的手”，黑格尔则认为存在着“理性的狡计”。然而在中国的文人中，在中国人之中，却不可能存在这只“无形的手”和“理性的狡计”，因为中国文人（包括中国人）既无共同上帝（自然、宇宙）信仰的无限，也无共同真理追求的无限。中国人活着只为了吃饭，中国文人活着只为了当官。中国文人除了互相拆台，不可能形成整体文明的正合力，或只能使文明合力等于零，甚至等于负值。这就是中国人的历史，这就是中国人两千多年来的文明“捣蛋”史。而这一切，全都来自孔夫子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的“谆谆教导”。而今天的中国人还在对孔夫子及其儒家感恩戴德，崇拜倍至。可以断言，中国人继续崇拜孔夫子及其儒家，其实就是继续准备从事对自身历史文明的“捣蛋”。我请同胞们认真听一听我的忠告。醒一醒吧！

为了继续证明我的观点，我请网友们随便拿来两本西方和中国的《思想史》，尽管到今天为止，中国还没有出现过一本像样的《中国思想史》。网友们一定可以发现，自古到今，虽然西方人之间思想斗争不断，甚至严重对立，例如唯实论与唯名论，唯心论与唯物论，经验论与唯理论，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等等等等，但它们在总体上，却为整个西方文明之塔，我又另外称之逻辑之塔，或思维之塔（或树），作出了自己各自不可忽视的贡献。正是因此，西方文人们所做的总的工作形成了巨大的正向进步的文明合力（合作之力，互相补台之力），从而大大地推动了西方文明的发展和进化。

再来看中国的《思想史》，整个都是支离破碎，互不搭界，你敲你的鼓，我打我的锣，很多人其实说的是梦话，根本谈不上有“思想”，从而中国文人们永远都只会互相拆台，而根本产生不了任何整体文明进化的实质性的合作。不说别人，就说孔夫子。孔夫子表面上对老子尊崇，说老子是人中之龙，却完全篡改了老子的“道德”观念。对于老子的“道德”，既不说好，也不说坏，完全丢掉，自己另搞一套，既要用“道德”二字，意义却完全被篡改了。这不是中国文人的互相拆台是什么？你不同意老子，你可以批判啦，批判之后，再进行补充啊。有了批判，反倒可以有合作。孔夫子就是后来历代中国文人阳奉阴违、拆别人台的最早最坏的榜样。

我同样欢迎网友们的批判，但我真为那些开口只会咒骂，而且是极其下流龌龊的咒骂的人们感到可鄙，孔夫子及其儒家的拥护者之中竟然还有如此把自己当作畜牲的人渣。连起码的人话都不会说。你有理你批判啦！即使骂，也请骂出道理来，我欢迎。

（２００７，５，１２。）
(6/17/2007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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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号称有五千年的文明，可是中国的这个文明，与世界各大文明相比，尤其与西方文明相比，究竟有多高呢？

我请网友们一起来做如下的两个思想实验：

设想１９世纪，包括直到今天，西方人和西方文明从来都没有来过中国； 设想某天早晨我们从梦中醒来，一切从西方来的观念、思想、知识、发现、发明、创造、器物，等等等等，全都在刹那间消失，而惟一只留下属于中国传统和我们自己的东西。

请问，我们的周围以及我们自己将会是怎样一种状态呢？

先谈谈我的关于思想实验的回答：

１，相应于第一种设想，我们今天大概还在继续跪拜皇帝；我们的青年学子还在继续进京赶考，把“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看作是自己人生最高的理想，为此而继续发愤攻读孔孟之书；我们的农民仍然继续在为自己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人生理想辛勤地劳碌……。

２，相应于第二种设想，我们的遭遇就非常惨了，如同碰上了一场千年未遇的大洪水，甚至还更突然患上了一场严重健忘的精神病，不仅是周围的一切实物，还更包括脑海中的大量知识的记忆，全都在刹那间变成了空无。相比于第一种“设想”的后果，我们这时的情景，恐怕连活下去都成问题了。

我们现在来回答，中国五千年的文明究竟有多高？我想，每一位网友通过上述的思想实验，你们自己也就已经知道答案了。这也正是我今天的文章想要探讨的。

第一个“设想”的思想实验可以告诉我们的，正是我们中国五千年文明的“绝对值”高度；

第二个“设想”的思想实验可以告诉我们的，则是我们中国文明与当今世界先进文明相比之下的“相对值”高度。

虽然上面所说的只不过是两个思想的实验，但是通过思想实验大家共同得出的答案，却是一个十分明确而严酷的现实。

在上述的“绝对值”和“相对值”的两个文明高度之间，显然反映了中国文明长期以来发展陷于停滞的一个既历史而又现实的问题，而这也正是本文提出的问题：中国人的文明合力为什么长期以来等于零，甚或是一个负值？

首先让我们来确认一下这个问题。

我们的政治文明。两千多年前是惟一人治、专制的政治体制，现在依然；
我们的经济文明。两千多年前是农耕的体力劳动经济，今天，我们虽然借助于西方人的科学、技术专利，有了工业，也有了某些服务业，但是我们的绝大部分产值，依然是来自中国人的体力劳动经济；
我们的文化文明。两千多年来我们根本就没有建立起来过任何一门真正仅属于我们自己的具有自组织、自检讨、自生成、自创造（理论）能力的学说体系。儒学，根本就没有资格说得上是一门学说。因为，它除了一味要求中国人完全放弃自己能动的思维探索追求之外（例如它所提倡的“君子三畏”和四个“非礼勿＊”），它的知识累积值基本上等于零。现在的中国，事实上依然没有建立起来真正仅仅只属于自己的具有自我创造的理论能力的学说体系。
由上可知，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文明停滞问题基本上属实。确认这个问题只是第一步，重

要的是第二步：弄清楚其中的根本原因；以及更重要的第三步：彻底破解中国文明停滞的问题，提出真实有效的理论和实践措施，形成全体中国人的共识，从此，使中国人的文明合力变为正值，并使之与日俱增。

今天我的文章正旨在达到第二步，指出造成中国人的文明合力之所以等于零的最根本的原因。我的回答很明确，最根本的原因即在，两千多年来，我们把对文明发展最具有相反动力（事实上是最具有阻力）的孔夫子及其儒家的儒学（其实根本就不成为“学”），当成了中国人长期以来几乎惟一坚持的“学说”或意识形态，它不仅毒害了中国的每一个人，使之永远丧失了开发、实现每一个中国人自己的作为“人”的潜能的任何一点可能，更同时伤害了整个中华民族，致使整个民族的智慧潜能的实现，永远都只能处于人类儿童时期的低能状态。正因为我严重地发现了这一点，所以我极力呐喊：《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我的这本书，希望每一个年轻人都能认真地去读一读，请不要首先即带有敌对的情绪，以为我只是一味“骂”中国人，“骂”自己的祖宗。请相信我，我对中国、对祖宗的爱绝对不下于任何人，而且我在书中没有半点“骂”的成分，只有说理。）

我发誓，要以自己毕生的力量，去抗击这种“愚蠢”，去打碎这种“愚蠢”。我坚信，一旦中华民族啄破了这个封闭了自己两千多年的“愚蠢”的“蛋壳”之后，中华文明就将突飞猛进，并终将有一日，成为全人类文明的中流砥柱。

下面开始我对第二步，也即对孔夫子及其儒家之所以严重阻碍中国文明进步的根本原因的分析。

关于文明进步，西方近代经济学的开山之祖亚当．斯密曾有一个绝妙的发现：在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世界，将会呈现出一只“无形的手”。即是说，只要人们完全自由地去从事“私利”的“追求”，并激烈地相互竞争，那么，就一定会出现一只“无形的手”，出来调整并促进整体社会公共权益事业的进步和发展。

关于文明进步，西方近代还有一位哲学家黑格尔，他也曾有一个绝妙的发现：在一个完全自由竞争的世界，将会呈现“理性的狡计”现象。即是说，从局部看明明是人性本恶，然而整体上却鬼使神差地达到了人性向善进化发展的效果；人人明明均旨在谋得个人的私利，却在历史的整体上无意识地也为公共福利做出了贡献。

在我看来，无论是亚当．斯密的“无形的手”，还是黑格尔的“理性的狡计”，他们都只看到了事态的表面，而我的理论，将把其中的奥妙全都加以展示。请看我如下的分析：

第一，无论亚当．斯密，还是黑格尔，他们指的都是在“完全自由竞争”的状态之下发生的事情。真正“无形的手”、“理性的狡计”的奥妙，全都在“自由”二字，而且还应是“理性”的自由，而决不是其他的自由。设想，如果是在一个可以“自由”杀人、骗人、谎人的世界，上述的一切还可能发生吗？

第二，理性发生于自然，是自然的延伸。世界上，凡是顺应自然的事物，都是具有发生、发展、进化动力的事物，而凡是逆自然而动的事物则完全相反，都只能是没有前途，不可能获得发生、发展、进化动力的事物。西方人的“理性”源自“二希”文化，而这两种文化全都具有浓厚的“自然”气息。例如“上帝”，即密切抽象于自然；又例如古希腊哲学，则更是首先发源于对自然的观察和探索。

第三，西方人从信仰上帝到信仰真理，到后来无止境地追求真理，这一切为西方人的人生观，既奠定了“信仰”的几乎绝对不变的坚实可信的出发点、基础，又展示了终极无穷的追求目标——可以无限逼近的真理，绝对真理本身。正是这种出发点和追求目标的两“头”的无“私”性和无限性，构成了西方人理性“自由”的保证，所以，虽然西方人在具体的任何事物的竞争之中均不乏“你死我活”，“绝对对立”的严酷的现象、现实，但最终总有可能发生对整体有利的促进事物全面“进化”的总的后果。

回到中国的文明问题。在中国，却不存在上述的幸运。中国人既缺乏“自由”，也缺乏发生于自然的“理性”，而且还缺乏坚实可信的“信仰”，更糟糕的是，中国人至今都不知道什么叫做“真理”，以及如何追求“真理”。而这一切，全都是孔夫子及其儒家长期以来牢牢控制中国人意识形态的必然结果。

“君子三畏”杜绝了中国人一切“自由”的可能；“仁义”的信仰，其实是天下最不可信的伪信仰，是反自然的信仰，它既导致中国人隔绝于“自然”，造成自然“理性”的不可能成长，更又让中国人丧失了对任何“真理”进行追求的可能。事实上，中国人一生最高的愿望，也不过是在权力的阶梯上尽可能爬得最高。这样的人类尽管可以作出最“仁义”的自我表白，但内心却绝对是极其阴暗，极其冷酷，甚至极其残忍。最终是更加极端地反“仁义”。事实上，在孔夫子及其儒家的反自然的价值观的影响下，中国人也早就已经不可能具有共同的追求真理的目标。由此可见，在信仰的出发点和追求的目标点这两“头”，中国人全都缺乏上述西方人所具有的“无“私”性”和“无限性”，而且更相反，完全被儒家的虚伪的教条所限定、所“固死”，中国人的人生从根本上就已经丧失了任何一点“形而上学”的希望。说白了，中国人根本就没有任何符合自然的“理想”。正是因此，中国人的所有的竞争，除了完全内耗、人生的能量相互完全抵消之外，根本就产生不了推动整体发展、进化的任何一丝一毫“无形的手”和“理性的狡计”的总的有效动力的可能。

说得比较极端一点，在孔夫子及其儒家的意识形态的长期的作弄之下，不仅每一代中国人中的每一个人基本上是等于“白活”，整个中华民族在两千多年的漫长的历史中也基本上是等于“白活”。

谓予不信，那么请问，我们两千多年来的中国文明为自己子孙的福祉，为全人类的福祉，究竟创造了一些什么呢？中国人在孔夫子及其儒家的“教导”之下，除了“内斗”、“内耗”，以及全部中国人的能量被完全互相“抵消”之外，我们究竟还做出了多少对后代子孙、对全人类文明具有真实“正价值”的东西呢？我们有“无形的手”吗？我们有“理性的狡计”吗？没有，一点都没有！我们惟一只有孔夫子及其儒家为中国人所制造的永远“人治”和“专制”的“有形的手”和“非理性的矫情”。而我们的今天，居然还有那么多人在对孔夫子及其儒家为中华民族所制造的这只“有形的手”和“非理性的矫情”高唱颂歌，还在继续准备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地对他们进行无限的膜拜，准备永远地匍匐在孔夫子的跨下做他们所认为最符合“中国传统”的奴性的愚昧的“中国人”。这样的“中国人”、这样的“中华民族”也真是太可悲了。

（２００７，５，８。）
(6/11/2007 1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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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起-万、蒋、赵、任、燕、冯、纪、俞
    
    50年前的“反右派运动”是从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开始的，在这一社论发表50周年之际，18位已成耄耋老人的反右派运动幸存者，严厉谴责这个反人道、反文明的社论，要求彻底推翻反右冤案，发还22年的工资和赔偿损失。5月12日，其中8位老人在北京市远郊区的农舍里聚首讨论。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起整顿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三大坏作风的运动——整风运动，广泛号召并组织社会各界人士帮助中共整风，许多人纷纷响应，积极热情地提出不少意见和建议。6月8日《人民日报》突然发表社论（以下简称《社论》），开始了反右派斗争的严打行动，致使全国55万人成了右派分子，30多万人成了反社会主义分子，揪出反党右派集团、地方民族主义集团等20多个。这些新中国建设的生力军、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大都被开除公职、党籍、军籍、团籍、学籍以及降职、降薪、停薪等各种极为严厉的处分，被劳改、劳教、监督劳动而沦为贱民，绝大部分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苦苦挣扎在社会最底层达22年。
    
    这是由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以发动大鸣大放，“引蛇出洞”的所谓“阳谋”，使无数人误入圈套，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期达到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领域树立毛泽东及其思想的绝对权威统治和个人专制独裁为目的的一场政治运动。直至毛泽东去世两年之后的1978年，广大右派分子被“改正”，但却不彻底，留下“反右派没有错，只是扩大化”的尾巴；又至29年之后的今日，中共仍未推翻反右派运动冤案，仍不发还20余年的工资并赔偿损失，使其危害直至今日。
    
    《社论》的大意是，有些人借口帮助中共整风，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把社会主义事业打翻。其中还捏造了一封匿名信中说：“卢郁文（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在帮助中共整风时，没有说共产党不好，而是说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卢郁文认为不应学资产阶级民主，应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就有人写匿名信恐吓卢郁文，骂其是无耻之徒，为虎作伥，如不回头，人民不会饶恕他！从而得出必须进行”反右派斗争“，保卫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把匿名信作者的意愿当作所有向共产党提出意见和建议的人的意愿，并开始进行残酷打击。
    
    与会者指出：假如真有这封匿名信，人民日报为什么不公布其全文的原件？公安机关为什么对如此重大的政治案件不立案侦察？退一万步说，即使有人写了如此拙劣卑鄙的恐吓信，又怎能抹煞生动活泼的民主局面？怎能改变共产党整治官僚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决心？怎能以此而把上百万精英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这完全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贼喊捉贼的伎俩。
    
    与会者认为，反右运动的实质是毛泽东要避免斯大林死后被否定的命运，用暴力巩固自己的专制独裁霸权，剥夺人民的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反右派运动不是孤立的，与其后的“文革”和其前的肃反、反胡风、镇压反革命运动，甚至更前的延安整风运动，红军时代肃反杀人，杀AB团等等，是一脉相承的各个环节。毛泽东用不停的政治运动来整人、杀人，消灭异见，以巩固其独裁专政。
    
    大家强烈要求：人民日报社必须公布历史真相，承担责任，对自己的造谣惑众，严重危害社会的非法行为向全国人民道歉，向55万反右的受害者谢罪！否则，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从上午10时至下午5时，大家在陈旧简陋的农舍里，大碗喝酒，大碗吃肉，时而怒发冲冠，时而谈笑风生，斗志昂扬，青春焕发，大都还留下了发言稿，未能前来者寄来书面发言，尤其是热情洋溢的86岁刘衡女士邀请其资深革命的右派难友老同志们积极参与书面发言。傍晚时分，大家余意未尽，依依惜别之际，在院子里拉起横幅合影留念。
    
    这一聚会原定6月6日在市区某餐馆，由于考虑到当局的监控和打压的力度将会增加，临时提前改在40公里以外的远郊区农村右派老人的家中。8位右派老人不顾古稀之年，置监控于无所谓，不畏高温，步履蹒跚地辗转公交车往返5、6个小时（其中刘钿湘因事先离）。他们为了捍卫真理，为了推进我国的民主与法治进程，留下历史以鉴后人。他们饱经凌辱与磨难，到如今，不变的正直，不倒的精神，挺拔的气慨，无私无畏，一往无前，可谓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俗话说，迟到的公平根本就不是什么公平。不知中共中央和人民日报还有什么理由继续坚持《社论》及其反右派运动没有错，这一皇帝的新衣，对广大右派分子及其家庭持续至今的深重苦难，仍然置若罔闻，拒绝还给他们乃至还给整个社会一个迟到50年的公道，更使我国迟迟未能走上民主法治之路。
    
    ▲成都右派6月8日聚会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
    
    6月8日上午9点，30多名57年被打成右派的老人到大慈寺聚会，纪念反右斗争50周年。在会议过程中，这些老人们均踊跃发言。他们回顾了历史，并希望不要忘记历史，不要重复历史。
    
    

    
    老右派朱国干引领大家悼念被迫害致死的右派人士：
    
    我们是五十年前因为读书识字心口如一敢说真话而被共产党毛泽东定罪打入人间十九层地狱的右派分子。
    
    在汗水、眼泪、人血、尸骨构建成的集中营里，我们经受了无数量的皮肉折磨、灵魂摧残，从南瓜山、埋人坑、听用坟里九死一生、奄奄一息爬出来的幸存者们。今天在这里怀着无尽的哀思来祭奠故去的难友。
    
    我们从心中默默呼唤：春闺梦中思念的游魂，从农场、矿山、筑路队、建筑队、铁厂、纸厂、石棉矿、硫磺矿，从夹边沟、新坟沟、十大股、打锣坪，从雷波马边、峨边沙坪，从一切尸骨不存的地方。归来吧！归来吧！
    
    我们的心超越天人的阻隔和你们在一起！
    
    我请大家一齐低头默哀。
    
    默毕
    
    今天是2007年六月八日，整整五十年前的今天，那个毛泽东、毛泽东、毛泽东，大笔挥就“这是为什么”五个大字，我们的厄运降临了，中华民族被推向奴役之门打开了。
    
    他一生信奉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
    
    他将斯土斯民玩弄于股掌之中，执着于“和尚打伞”、“马克思加秦始皇”，以金字塔尖上的独夫民贼、纵横恣睢、喜怒恩威定夺哀哀黔首、社会，国家的生死存亡与兴废安危。
    
    他再一、再二、再三、再四，向日本人诚心诚意表白“感谢你们皇军侵略中国”，
    
    漫长的五十年过去了，穿透了漫漫长夜的时间迷雾，血写的事实冲洗了墨写的谎言，夫今世何世，由于信息技术的推广普及，前辈人的梦想——“朝发一言而晨暄赢海，暮倡一说而夕遍全球”，已逐步成为日常现实，时移事异。魔鬼铁掌指缝间漏光越来越大，柏林墙轰然倒塌，苏东波巨变，当年御用文人赵某秉承圣意，写下《某公三哭》、哭东尼、哭西尼，再哭自己，极尽喜怒笑骂之能事，曾几何时三尼的故国，美国、俄罗斯、印度均已成为今世民主大国，真不知当年的哭丧者是哭别人还是哭自己。
    
    “万国蒸蒸大势相逼，变亦变不变亦变”，试看今日之域中。
    
    内斗不停、上下脱节、各行其是、左右变脸，这个统治集团一贯奉行的两手——戈培尔式的愚民封锁，格杀打扑的血腥镇压，早已不灵了。试举一例，去年十一月五日从友人处获得张戎女士的大作〈毛不为人知的故事〉，十一月十日各位热心的朋友用各种方式复印传播出去了，现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巴蜀大地上不知有多少人在阅读、在传播。
    
    这个现代奴隶型的社会在发酵、在解体。
    
    这既是一个乱世，又是一个非常之世，非常之世呼唤非常之人来挽狂澜于既倒。
    
    从2005年9月，山东大学史若平，李昌玉，两先生发起要求平反右派冤案赔偿损失征集签名以来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各地的右派，以多种形式上书，要求平反赔偿今年三月三日，北京61名右派以真姓名、真地址、真单位上书最高当局，吁请中央总结历史教训，认错改错，开放言禁，这封公开信被有识之士评为“这些一直战战兢兢受辱偷生苟活于世的知识人，终于从匍匐中爬了起来，站直了腰，挺起了胸，昂起了头，发出了天籁之声：”尊重事实，总结历史教训。“作为对这一公开信的支持和认同，我和几位热心的右派征集到了206位幸存和已故者的名单，送交了公开信的联系人任众先生。
    
    这封公开信既表达了右派的心愿，但我们又觉得意犹有未尽之处。
    
    我们是堂堂正正顶天立地的右派，戴帽时是戴帽右派，摘帽时是摘帽右派，判刑时是判刑右派，改正时是改正右派，名片墓碑上的头衔也是右派。1957年必将以名主对集权，自由对奴役的抗争搏斗而载入史册。
    
    我们是现代的公民，对任何统治者绝不表现臣奴、臣仆、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潜意识，也不要自喻为愚忠的焦大，或者逢人就唠叨的祥林嫂。我们是恢复历史真相，保存历史记忆、传播历史教训的人。
    
    我们是堂堂正正的右派，绝不仅仅是要求平反赔偿之类，我们最根本的第一要务是经过自身的努力来实现言论自由。1957年的因言获罪者天生就应前者扑后者继去实现言论自由。
    
    布什总统有一段名言：“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那我们最后还有梦想：愿上帝赐我们智慧和力量，建造一只牢牢的大笼子。把本性为恶的统治者，全都关进去。
    
    ▲6月6号到7号，反右运动五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大学举行。这次会议由中国信息中心和劳改基金会主办，50多位专家学者与会。一些当年的“右派”克服重重困难从大陆赶来参加。下面是本台特约记者紫荆发自普林斯顿的报导。
    
    会议第一天讨论了反右运动的背景和发展阶段、右派的典型案例和心路历程。 著名右派林希翎说，对反右运动的研究，应该尽可能在当代恢复真相，因为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林希翎：“反右运动以后，接下来的，大字报运动，四五运动，文化大革命，一直到‘八九民运’，一直接下去的，镇压法轮功啊，当前对国内维权律师和人士的镇压，都是一脉相承。”
    
    林希翎说共产党别的能耐没有，却会创造新名词，什么“改正”，“摘帽子”，“平反”，等级不同。她曾被关押15年坚持不认罪、因而拒绝“摘帽。”
    
    林希翎：“李锐跟我讲，哎呀，林希翎，你要它平反干什么！不要它平反更好。我就觉得现在确实是，谁给谁平反哪？啊？它们有什么资格给我们平反？”　（掌声）
    
    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业生产力研究室主任姚监复说：赫鲁晓夫要在20大揭露斯大林的时候，很多人反对，他说了一段精彩的话：“现在我们承认错误，是请求人民宽恕。如果到21大就晚了。如果人民提出来控诉，我们是接受审判。”
    
    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的邢晓群说，反右运动的特点是，中央集权意见是高度一致的。有关方面的人看到档案资料，中共高层最高领导人决定搞这场运动时，在统一思想的讨论会中，有人说，我们就是要钓大鱼，我们就是要有害人之心。中共建政初期朱德就说过，打败了蒋介石，下一步我们就收拾民主党派。
    
    来自澳大利亚的学者张鹤慈说，反右是有效率的逆向淘汰，弃金留沙。改写了皇帝新装的结尾，不仅把说真话的孩子批斗死，而且让群众对他义愤填膺。
    
    文革期间，张鹤慈的祖父和父亲都被关在秦城监狱，祖父就死在那里，父亲被逼疯，两个叔叔和一个婶婶自杀。他自己在劳改农场待了16年，他的堂兄弟被关了10年。
    
    这次参加会议的还有“右派”的后代章乃器的儿子章立凡，黄炎培的孙女、黄万里的女儿黄肖路。黄炎培曾是中共大力统战对象，利用他赢得知识分子的信赖。但是他7位子女中有5位被打成右派，其中两位被逼自杀。
    
    来自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独立中文笔会作家齐家贞说，1949年，毛泽东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其实是中国人民一起跪下来了。
    
    与会的还有普林斯顿大学著名汉学家余英时教授，他说中共第一次正式整知识人，是反右。
    
    余英时：“1949年（中共）一进了城，看你知识人就是次等人，或者是潜在的敌人。　所以它绝对不会相信的，你怎么投降也没有用。它认为你口是心非，它认为你心没有交出来。所以后来一再要挖心，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他提到共产党现在对付知识人的另一个办法是腐化你。只要不谈政治，不推翻我政权，做什么都可以。
    
    余英时：“所以它现在就是稍微有点头面的、有点信用的知识分子，它就用钱来收买你。就是我要搞一个工程，你参加，我就拿很多钱。慢慢的我何必反对呢？我要养家，养儿子，有家有室。那就整个社会腐烂下去就是了。没有精神力量了。”
    
    他说中国的前途要每个人担负起来才行，不能眼睛看着共产党改革，那是幻想。
    
    参加会议的还有从中国大陆赶来的“右派”张先痴、任众、陆清福、程庆名、郭东海、张轶东、铁流等。
    
    ▲6月8日，独立中文笔会关于“反右”五十周年的声明：不能容许“反右”文字狱贻害至今。声明回顾反右运动始末，指出，反右运动中抓右派的依据，无一例外是“右派言论”，是再典型不过的“以言治罪”。不仅是公开的言论要治罪（在会议上的发言和公开发表的文章），而且是私下的言论也要治罪（被揭发的私人谈话、私人信件、私人日记和造谣诬陷），已经达到“腹诽罪”的荒谬程度。
    
    反右运动也是一场反法治的迫害运动，可以不经任何司法程序就剥夺上百万人的基本自由。没有检察院起诉、没有律师辩护、也没有法庭判决，而只有群众控诉、会议揭发、背后小报告、领导划圈和组织宣布。
    
    正如《浙江部分反右受害者及其家属敬致全国人大的公开信》所言：“1957年的反右斗争是中国历史上冤者最多、株连最广、历时最长、手段最毒、胜过秦始皇焚书坑儒千百倍的大冤案。”绝大多数右派备受凌辱煎熬达20余年，其家人也都要遭遇程度不同的株连。
    
    1957年的反右运动，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文字狱灾难，前承“反胡风集团”的文字狱，后启全国“舆论一律”的谎言“大跃进”，从而导致非正常死亡达数千万人的“大饥荒”，也是“文革”更大规模的疯狂政治迫害的预演。
    
    尽管1979年中共中央作出为55万右派平反的决定，但是由于当时的最高决策者邓小平是反右运动的前台总指挥，对这场旷古文字狱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邓小平对右派平反做了极为荒谬的辩解：“反右斗争是正确的，错误只在于扩大化。”为此还特意不给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彭文应、陈仁炳等“大右派”平反。
    
    邓小平的定性使为右派平反的举措半途而废，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后果。时至今日，反右运动的罪错仍然得不到根本纠正。一方面，中共政权没有向受害者公开道歉，也没有给与受害者以合理的国家赔偿；另一方面，反右运动的真相无法还原，官方档案不见天日，民间的记忆和反思被压制。正因为反右这场旷古文字狱的制度根源没有得到根除，中国“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仍然是文字狱遍及全国。
    
    声明特别注意到，今日中国的民间不再愚昧和怯弱，当年的右派们也不愿再沉默下去，近年来民间不断发出重新评估反右运动诉求，时值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之际，民间的呼声已经汇成不容小视的潮流——
    
    2005年9月10日，重庆的116名右派及其亲属发出《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公开信》；
    
    2005年9月18日，全国182名右派及其亲属发出《要求平反右派大冤案 补偿物质和精神损失——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
    
    2007年2月28日，上海21名右派及其亲属发出《给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的申诉信——要求国家对右派分子正式道歉并给予经济补偿》；
    
    2007年3月3日，全国61名右派发出《为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
    
    2007年3月8日，浙江41名右派及其家属发出《给全国人大的公开信》；
    
    2007年3月9 日，新疆37名右派发出《致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
    
    2007年4月21日，3名右派和1名右派后代联名上书国家主席胡锦涛，要求必须彻底否定“反右派斗争”的错误政治运动；
    
    2007年5月19日，北大10名右派发出《致北大校长的公开信》；
    
    签名联署以上公开信的右派及其亲属和支持者至今已近四万人（见签名网：http://127.0.0.1：8567/dmirror/http/www.qian-ming.net/gb/default.aspx？dir=scp&cid=53）。
    
    与此同时，关于反右运动的回忆、研究和反思的文章大量出现在互联网上。把“反右”检索引擎，在“百度”上是482，000条，在“谷歌”上是249，000条。
    
    值此反右运动五十周年之际，独立中文笔会作为以捍卫言论自由为宗旨的民间写作者组织，鉴于“反右运动”是践踏言论自由的旷古文字狱，鉴于大陆民间关于反右运动的诉求的合法合理合情，鉴于积极参与民间纪念反右五十年的人士正受到迫害，为此声明如下：
    
    一、支持右派及其亲属的诉求：1、要求中国政府开放言禁，允许人们用多种方式反思、总结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找出和挖掉产生错误政治运动的根子，用制度来保障中国的民主进程；2、要求中国政府纠正“反右是正确的，必要的，缺点是扩大化”的错误结论，郑重宣布反右运动是完全违反中国宪法的错误的政治运动，向反右运动的受害者公开道歉；3、要求中国政府给与反右运动中的受害者给与必要的经济赔偿，特别是对于那些遭受开除公职、强制劳改、家破人亡等摧残而至今仍处于困境的知识分子和干部，至少使他们能够得到安度晚年的合法权利。
    
    二、敦促中国政府停止对民间进行公开研究、介绍、讨论、纪念“反右”活动人士的跟踪、骚扰和迫害。本会在此特别关注笔会会员李昌玉先生的个案（参见附录）。李昌玉先生是50年前反右文字狱的受害者，至今仍然遭受着因言治罪的迫害，此案正是文字狱贻害至今的一个缩影和典型。
    
    本会在此强烈抗议济南市有关当局对李昌玉先生的政治迫害，并呼吁：1，立即解除对李昌玉先生的监控与打压，恢复李昌玉先生的人身自由和旅行自由；2，停止用“非法出版”来构陷李昌玉先生，还李昌玉先生以写作自由；3，立即归还李昌玉先生的护照、电脑、手稿、作品等所有扣押的物品；4，追究政治迫害者的责任，不能容许“反右”文字狱贻害至今。
    
    最后，我们呼吁中国政府落实“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履行宪法中保障国民的言论自由的条款，依法处理包括反右在内的历史遗留问题，作为启动今日中国的政治改革的第一步。
    
    ▲温哥华侨界部分人士在西蒙.弗雷泽大学（SFU）举办“反右”50周年暨“六四”18周年座谈会。与会人士诉说切身经历，揭露反右和六四真相，呼吁人们牢记历史，放弃幻想，抛弃中共。
    
    座谈会在烛光中拉开了序幕。为了纪念并告慰“反右”和“六四”中死难者的灵魂，同时也照亮后人前进的道路，反右运动及六四的幸存者万松纯先生、赵老先生等点燃了蜡烛。
    
    温哥华著名专栏作家施化，原北京公安干部著名右派任众，六四亲历者戴立，老右派万松纯，一级作家、老右派赵先生，座谈会组织者之一、林昭精神携进会的黄河边先生，关心中国民主运动的爱国华人陈先生、柳先生等先后发言，揭露中共暴政历史，并倡议：“坚守良知、拒绝遗忘、远离恐惧、爱国爱民”。
    
    温哥华著名专栏作家、素有“民间思想家”之称的施化先生，剖析了中共不敢开放言论自由，只有人们远离恐惧，不怕中共，才能争取自由。
    　　
    出身高干家庭的施化，是他的笔名，取谐音“实话”（即，要讲实话，敢讲实话）。在发言中他说，作为一名记者，他力所能及的想帮助百姓，但是，在共产党体制内根本没有言论自由。
    　　
    他举例说，在大陆某地有一个开山灌水的“龙潭工程”，由于新上任领导要政绩，盲目上马，令当地百姓苦不堪言，最后项目做到三分之一，进行不下去了。根据民众的反映，他采访写了一篇深入报导，提出“有了大跃进的教训，不能再有小跃进了”。主编也准备将它作为重头文章推出。但不久，施化被报社总编找去谈话，说市长下令不能见报，报导被压了下去。
    
    他说，在大陆的生活条件很好，但之所以来到加拿大，是因为感到在共产党体制内太压抑。他说：“动物学家研究得出，昆虫都有选择自由的倾向，我们人怎能没有自由？”
    
    在回答听众的提问时，施化先生提到，“共产党害怕自由，我们不要怕它。我们越强，它（共产党）越害怕。” 他呼吁：“保卫我们的自由，用我们的言论拓宽我们的自由！”
    
    万松纯是一位80多岁的老人，也是广东省的第一个右派。他1947年参军投身共产党的革命，历次得到了许多勋章，1957年，仅仅因为直言要求“人民有选举权”，被打成了右派。
    
    “右派很光荣！”他一上台就讲到：“我很喜欢右派这个名字，右派不是强奸犯，右派不是贪污犯，右派有什么不好？”“共产党要摘帽，我不要！我们全家都为右派感到光荣！”
    
    他说，共产党杀人如麻，并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共产党屠杀宗教人士。中国百姓烧香拜佛，是几千年的传统，他当时所在的军队，看到老百姓家有香炉，今天抓走，明天就枪毙，每天都有十几个平民被杀！
    
    另一个例子是淮海战役。刘邓大军把老百姓当炮灰，让他们走在解放军的前面，一路对国民党的部队喊“都是一家人，不要打自己人”，结果倒下去一批又一批，国民党部队的机关枪都打红了，军人都打的手发软，共产党部队才冲了上去……
    
    继而，他说，1999年，温哥华中领馆的人要搞统战，邀请他回国当什么代表，上天安门观礼，他断然拒绝。他说“共产党说别人是反动派，其实，共产党自己才是天下最大的反动派，反宇宙规律而动的反动派。”“要把共产党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座谈会现场，发言人畅所欲言，听众反映热烈。赵先生，是一位从山东来的老右派，一级作家。他说，反右标志了一个谎言帝国的建立。
    
    期间，座谈会主持人与国内连线，现场采访了目前在国内的“老右派”任众先生。这位今年3月牵头中国61位著名“右派”上书中央的原北京公安干部，在电话里说，“反右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冤案，并呼吁共产党开放言禁，允许人们用多种方式反思、总结反右运动的历史教训，找出和挖掉产生错误政治运动的根子，用制度来保障中国的民主进程。”
    
    最后，座谈会由卑斯大学（UBC）的在读博士生柳先生宣读了《致海外中国人的呼吁书》，并发出倡议：“坚守良知、拒绝遗忘、远离恐惧、爱国爱民”。
    
    呼吁书中写到：“黑暗的亲历者，你不能沉默。苦难的知情人，你无法遗忘。血泪堆砌的屈辱，是一道道历史的伤口。坚守良知、拒绝忘记，不仅仅是警示后人，而是对太平洋对岸那片土地爱得深沉！”
    
    本次由中国问题研究会、温哥华未来中国论坛、以及林昭精神携进会等团体发起的座谈会，由于气氛热烈，原定四点结束的座谈会，延了半个多小时。
    
    ●当年“右派”话“反右”
    
    ▲林希翎：在1980年6月《给邓小平的万言书》中评价反右派斗争时指出：“按理来说1957年应该是把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整风运动搞起来，那在实质上应该是开展一次反‘左’运动，才能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贯彻下去，从而也就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按照1956年制定的《论十大关系》的方针走下去，这才是正确的和必要的，可是突然搞了这么一场反右运动，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的大倒退和大复辟。”
    
    林希翎在回忆当年的整风反右是的情况时继续说道：很多人还不知道，当年整风反右的时候，我在北大演讲的时候，北大有些留学生，就是有些印度留学生，他们亲自听到我的演讲，经历过那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右的经历。他们回到国内去，他们写文章、出书。这是第一次在世界上介绍中国的内情，关于反右的资料外面什么都没有，我跑遍了外国许多图书馆，哈佛大学的图书馆，一直到东京的最大的中文图书馆里面，连人民日报都没有。唯一后来就是有人偷渡去了北京市，右派的言论作为反面批判的东西带出来了，后来胡佛研究所把他翻译成英文，就有这么一片资料。最早最实际的写的是印度的留学生，印度知道这个情况之后，跟你讲，如果当时1956年的，如果不是有1957年的反右啊，真正按照56年的那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发展科学，这么样国家就进步了。现在落后到什么程度？光赚一些臭钱，这些钱是靠什么来的？邓小平上台，江泽民这些人二十年的改革。靠的是劫贫济富，少数人富起来，富的流油，现在所有奢侈品最大的市场是在中国。中国这些的暴富，这些富人，哪个不是靠官僚勾结的？现在新的三座大山压得中国人民，弱势集团，有一亿多的贫困人民，好可怜啊。
    
    林希翎说道：所有这些问题，应该开放。让老百姓，让海内外的学者，公开来讨论这五十年，回顾历史，把档案敞开来。我在监狱里写了那么多东西，诗词、政见的文章，有八十四公斤的档案，统统给我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我回去怎么找怎么找都没有。79年的时候以为我的问题可以平反了，因为胡耀邦三次批示。中国新闻社给我拍了一个电影《林希翎在北京》。那个纪录片里面，很多重要的历史名人都在里面。结果呢，后来托人去找，说没了。结果，去年九月九号，纪念毛诞辰的时候，法国的电视第五台，关于毛，两个晚上连着放映。其中有一个镜头，谈到反右，因为有我的一个镜头，我正在挨批的时候把我记录上去了。在法国好多人是我的人啊，还有我的儿子说，妈妈妈妈，电视里看到你年轻的时候了。你想想看啊，这么封锁，你还封杀不住。那么为什么中国人没权利看到这些史料资料呢？把我这些东西千方百计的，统统的给你检查，给你没收，给你弄到哪里去。我认为从反右以来的，全部历史档案，公开。反右这个档案为什么不可以解密呢？
    
    林希翎以人民大学的档案为例说道：我前两天还和李逸三的儿子李零通了电话，他的爸爸，人民大学的一个老干部，90多岁，为了我的冤案奔走啊。当时的纪律委员会检查的主席，当时打我的时候，他举手，后来一直良心不安，20多年为我的冤案奔波，找我去啊，给江泽民写了多少信啊。最后死前，他的遗嘱写着：林希翎不平反，我不进八宝山。他的子女、孙子都找我，希望我把他平反了，让他爷爷进八宝山。结果好了从那次几年过去连个影都没有。前不久，干脆把他骨灰撒在昆明湖，是他生前经常去逛的地方，都绝望到这种程度。他的儿子，李零，是北京大学的教授，孙子兵法这个畅销书的（作者），到处请他演讲。人民大学要请他去当教授，给他二十万年薪。他提出来一个要求，我要看林希翎的档案，结果他们就不干，后来他不去了。你想想看，我林希翎的档案变成了最高国家机密啊，比那外交机密都更机密啊，是什么东西？
    
    ▲任众说：毛泽东以“这是某些人利用党的整风运动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的信号”为由，把刚发出的“整风运动”号召，转瞬变成“反右派运动”。人们被假意的动员和一系列诸如“知无不言，言者无罪”之类的承诺所打动，出于对中共的轻信和对国家命运的责任，表达自己的意见，却都陷入毛泽东的“引蛇出洞”的“阳谋”陷阱，因言治罪的何止百万人！历史在前进，人民在觉醒，我们不能再沉默了！如今，正值胡主席和温总理大力倡导“构建和谐社会”，我们要求当局正视历史遗留的严重现实问题，承担起解决的责任，彻底推翻一切冤案。在毛泽东死了30余年的今日，广大敢怒而不敢言的受难者心里的积怨，日益发泄出来，且越发强烈，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巨轮。（任众，73岁，北京市公安局的23岁右派分子，1945年参加八路军；现退休。）
    
    ▲燕遯符：《社论》一派谎言，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1957年7月1日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自己供认：“5月8日至6月7日，一切党报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只放不驳……。”（毛选五卷，P.436）。10月13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的讲话中，他又供认：“要让他们放，不要驳，6月8日以前，我们一概不驳……。”（毛选五卷，P.488）。可见，反右是毛泽东蓄谋已久的，连6月8日这天都是预先设定的。决不是如《社论》所言，是由5月25日卢郁文收到匿名恐吓信，从而产生“这究竟是为什么？”的问题，从而得出“少数右派分子利用帮共产党整风的机会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拉历史倒退，企图把中国人民重新放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动统治之下。”于是，开展反右派运动。
    
    她指出：所谓“人民大救星”实际上却是反人民的。由野心家，而阴谋家，而专制独裁者，是必然逻辑。当今国家领导人提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如何落实呢？必不可少的一步就是要扔掉毛泽东这个历史包袱。“保毛”其实是保毛留下的特权体制：1，特权与市场相结合是“坐天下”者们再便宜不过的捞钱致富绝招，是当前各种严峻社会问题的总根源；2，推倒毛＝推倒特权＝才能真正构建公平公正的和谐社会。（燕遯符，69岁，北京大学的19 岁学生右派分子，在工厂劳动改造20余年，现退休。）
    
    ▲万耀球：早在1957年1月，毛泽东在省、市委书记会议上说：“去年下半年以来，（即1956年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揭露斯大林暴政，批判个人崇拜等），有一股右倾主义的风，在地面之上，云层之下流动。党内外有一股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他又说：“你要大民主，我就照你的办，有屁让你放，不放对我不利，放出来大家鉴别香臭”。“百家争鸣有好处，让那些牛头蛇身、鬼子王八都出来。……对有些要采取后发制人”。其实，在“反右派斗争”行动的半年多之前，毛泽东就己断定“右倾机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要搞垮共产党，便鼓励大鸣大放，引蛇出洞，网而歼之。毛还说：“右派分子是特殊类型的反革命”，“右派帽子是终身制”。（万耀球，76岁，北京大学生物系的干部右派分子，现为离休处级干部。）
    
    ▲蒋绥敏：《社论》借口有人向卢郁文发了恐吓信，从而要“反右”。所谓“这是为什么？”是藉口！这与日本鬼子借口发动的卢沟桥七七事变；纳粹德国借口 “国会纵火案”发动军事行动，异曲同工。1949年以来的一系列运动，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毛泽东动员大家鸣放，称之为帮助共产党整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及官僚主义，要求大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多么诚恳，多么宽宏！但当你讲出真话，则成为条条罪状，被”引蛇出洞“而成了革命的对立面，成了专政的对象。从秦始皇焚书坑儒几千年来，人们的嘴仍未被封住。历史证明，要封堵思想自由、言论自由是愚蠢的，物不平则鸣，水不平则流，自然规律，谁也阻挡不了！（蒋绥敏，73岁，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技术员右派分子，改正后入党，担任本单位中共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当选职工代表大会主席，现退休。）
    
    ▲冯志轩：50年后，重读《社论》感怀颇多，使我欣慰的是，经过22年的关押“改造”，我由一个假右派变成了真右派！其实，被取名为“右派”者，乃是一批有社会良知、能独立思考、秉承中华人文精神的自由知识分子。如果不经过这场铁与血的炼狱折磨（党文化叫“思想改造”），我可能要浑浑噩噩懵懵懂懂地过一生，只被一种学说或被一种势力蒙骗，那才是最大的悲哀！我怀疑是否真有此匿名信，即使有，也不至于是《社论》说的“它的意义十分严重”、“有人叫共产党下台”、“阶级斗争还在进行着”。《社论》反复强调：“把共产党人比作可怕的吃人的'老虎'，共产党当然就是写信者们心目中的'老虎'了”。看来是害怕别人说自己是吃人的“老虎”。然而，50年后看事实，共产党为折腾百姓而掀起的历次所谓“政治运动”，既制造仇恨，又制造“敌人”并加以残酷打击，可见其果真是吃人的“老虎”！共产党乃是极权专制，不但专政治，还要专经济，专文化，专教育，专思想，将文字狱发展成为思想狱，反右派运动使其留下万古恶名。《社论》还说：“要想使历史倒退，最广大的人民是决不许可的”，其实，历史在当时就已倒退，且至今仍然拒绝推翻反右冤案而不得前进，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自由、民主、法治与人权。（冯志轩，75岁，1947年参加革命，在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整风时说，要依法治国，不能总是搞政治运动，因此成为极右分子，被关押22年；改正后，在北京机床研究所任副总经济师，现离休。）
    
    ▲纪由：《社论》首先是对中共造成了极其巨大的损害，其次才是给全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中共原本号召大家“知无不言”，却翻脸而成“引蛇出洞”，作为执政党竟公然说瞎话，党的各级组织上行下效，中共从此失去信用。捍卫国法受惩，缺德害人升官，往事不再算，思想只能混乱，混乱混乱，历史人人借鉴。这又进一步地造成全社会广泛的道德败坏。如今，社会上的虚假广告泛滥，就是这么来的。我原来无限忠于共产党，被一棍子打醒了。（纪由，79岁，1948年参加革命，北京市丰台区工会的干部右派分子，现离休。）
    
    ▲赵世秀：反右运动是人类历史上最深刻的灾难。（赵世秀，84岁，北京市西城区玉桃园小学女教师右派分子，现退休。）
    
    ▲刘衡：我没想到，1957年6月8日以后，党妈妈竟成狼外婆，吃掉了自己的儿女。我在劳动改造的22年里，痴痴地等，轻轻地劝，给党妈妈写了数不清的汇报；我更没想到，55万右派分子的深重苦难，在“改正”的皇恩浩荡欢呼声中，竟轻描淡写地过去了。“向前看”竟成“抹煞过去”。这要比我们付出的惨痛代价更为可悲！尽管我们的青春、事业、家庭、生命等许多损失已无法补偿，但是诸如补发工资等能够补偿的损失却也被拒绝。党如果不敢正视自己走过的艰险曲折之路，能够变得伟大、光荣、正确吗？只会使“伟光正”成了人们嘴上的笑谈、讽刺、咒语。如果连对百万人造成严重伤害的错误与罪行都不肯承认、道歉与补偿，对历史造成的社会极为不和谐的事实都要否认，怎么可能化解日益沸腾的民怨，怎么带领全国人民去构建现在和未来的和谐社会呢？（刘衡，86岁，1939年加入中共，在延安参加新闻工作；人民日报的女记者右派分子，因一直不服而被劳动改造22年。1981年当选为人民日报社好党员，1982年当选为中央直属机关先进工作者，1983年当选为全国妇联5届执行委员，被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现离休；因年事已高，未能聚会，书面发言。）
    
    ▲王工：毛泽东有预谋、有组织、有计划地发动反右派运动，《社论》只是其中的一个环节。在50周年之际，应责成有关部门退还在1968年枪杀北京大学的学生右派分子林昭时，向其母亲收取的子弹费，这在古今中外闻所未闻；林昭案卷包括其劳动教养决定书、提起公诉书、几次判决书等所有的法律文书和林昭在押期间的所有“血著”，应解密公开。（王工，79岁，1949年5月参军，海军报记者；1957年转业至蚌埠市委宣传部成右派分子；改正后从业律师，七届全国人大代表，致力于对日本侵华战争索赔；现离休。他因事未能聚会而书面发言。）
    
    ▲铁流：人民日报又以同样手法，隐去葛佩琦的老共产党员的真实身份，诬他是国民党少将参谋，把其在人民大学“整风”座谈会上的善意发言，断章取义又添枝加叶而成为“要杀共产党人”。他多次要求人民日报社澄清事实给予更正而不被理睬。《社论》以造谣中伤捏造事实来为毛泽东悍然发动“反右斗争”制造借口，致使多少人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至今也未愈合历史的创伤。到如今，有关部门还不准人们反思历史，为毛泽东掩盖罪恶，不知是何居心？（铁流，本名黄泽荣，72岁，《成都日报》的记者右派分子，劳改23年，现退休，书面发言。）
    
    ▲杜光：反右运动是集颠倒是非荒唐之大成的历史悲剧，独裁者把反对封建专制的意见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把善意的批评建议看作是恶意攻击。一党专政、一人独裁给中华民族造成无穷的灾难。广大知识分子提出的批评建议，是对封建专制的抨击和挑战，是对民主自由的呼唤和期待，是继续民主革命的要求和希望。它代表了社会前进的方向，体现了民主革命的本质，是反专制反封建的革命派。在反右50年之际，要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只有拨其乱，反其正，才能揭开所谓社会主义的封建专制本质，推动民主革命的高潮早日到来。（杜光，79岁，1948年参加革命，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时成为右派分子；现为该校离休教授，书面发言。）
    
    ▲胡崇真：当年我在整风鸣放中对厂领导以修草房办公为名，打着“勤俭建厂”的旗号，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欺骗省市及中央而骗取国家拨款的非法行径提出意见而被斗批，成右派分子，被押送农村监督劳动改造。我的同事刘德宇因支持我的观点也成右派分子，他后来又痛失爱子，其子刘以林是15岁的中学生，虽成绩拔尖却因父亲是右派分子而受到老师和同学的岐视和侮辱，悲愤之极而卧轨自杀。当年我们以赤子之心为共产党整风提出意见，实践证明条条在理，但至今仍不得平反，天理何在？目前，本厂28位右派分子老弱病残者居多，生活大都穷困潦倒，能够唤起民众的同情和支持是我们最大的心愿。（胡崇真，73岁，成都市量具刃具厂的职工右派分子，现为该厂退休高级经济师，书面发言。）
    
    ▲高野：当时我根据中共号召鸣放的“三大主义”（主观、官僚、宗派）问题找根源认为，只有多一点民主才能被杜绝，因此而成了极右份子，被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父母为保住饭碗而登报与我脱离关系，未婚妻的党员被除名并与我解除婚约。我痛不欲生，咯血不止，还患了精神病。1979年被改正至今，又深受各种歧视待遇：1，工资不足千元，比同等条件者低好几级；2，没有任何职称；3，离休未落实；4，没有教龄（工龄），1949至1999年整整50年的教龄一风吹；5，医疗保险有名无实；6，劳保福利分配严重不公被侵权；7，到中共中央、国务院、中组部、统战部、民政部、国家旅游局等10个部门多次上访，不仅白花时间和旅费，申诉状却被转到我所在单位，又平添告状恶名而被报复。在6月8日的50周年纪念之际，我从数万言材料中摘其提要，写成几句送北京难友，乃“油干灯灭”时尚留一线微弱希望，也未可知！提起往事，心如刀绞，老病复发，无以自持，真是一把抹不掉的心酸泪。（高野，75岁，1949年7月参加革命，陕西省凤翔师范学校的美术教师极右分子，现在陕西旅游学校退休；发表诗歌散文百余篇，被编入《21世纪中国诗人大辞典》，他为6月8日赋诗附后）
    
    ▲王志勇：当年我任邵阳市祁剧团团长，1958年4月，因本市文化领域尚未完成10%的反右指标而被凑数成为右派分子，其灭顶之灾有诗为证：“腥风恶雨起燕京，革命斗争岂有情；罪过漫天该万死，烽烟遍地幸一生；任凭污水连天泼，那怕皮鞭动地刑；高帽黒牌游闹市，熊熊烈火骨铮铮。”1979年被改正，我天真地以为苦尽甘来而诗曰：“阵阵春雷落九天，三中全会雪奇冤；风摧碧草容难改，雨打青松志更坚；城社盗名终有报，英雄平反自无愆；年华虚度东流去，苦尽甜来再着鞭。”但如今，我依然在贫困之中，2006年我上访省委，才算领到870元的养老金。毛泽东曾说：“如果鲁迅活着，要么他不说话，要么关在监狱里。”毛泽东是排除异己，翻脸不认，连鲁迅说话都要坐牢，何况其它人呢？对这场历史悲剧的是非功过，国内外很多人不理解，后辈人不清楚，在50周年之际，该是真相大白于天下的时候了，该是彻底平反冤案的时候了，也该是超度冤魂的时侯了。尽管我来日无多，且对索赔不抱希望，但为讨还公道，必须将罪魁祸首毛泽东批倒批臭，以鉴后人。在我们即将离开人世之前，为实现真正的民主自由，公平和正义的和谐社会而奋斗吧！我们的后代更要继续努力。
    
    他指出，1999年北京《中华世纪钟》铭刻了“全国共划右派55万余人，基本上均为错案”。均者，完全也。这个经中共中央审定的留传千古，昭示后人的历史结论，虽有不够准确和完善之嫌，但已经明确指出其基本上完全搞错了。既然如此，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平反，方能取信于民，不然“改正”只是空话。1947年，台湾爆发了“2.28”爱国民主运动，是武装暴动，被国民党当局镇压。1995年，事隔48年，国民党当局对此彻底平反，800余名受害者及家属普遍得到数百万新台币的赔偿，建立了纪念馆，国民党能做到，为什么共产党却做不到。（王志勇，75岁，现在湖南省邵阳市花鼓剧团退休，书面发言。）
    
    ▲王若松：当年我为了追求真理，放弃了优裕生活，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加入中共，历任区委、县委干事，区委书记、柳林市长，第一野战军四纵队政治干事。1949年以后，任陕西省民政厅副处长，负责复转军人安置工作，1957年我因对民政厅负责人的男女关系问题提出意见而遭到打击报复，被划为右派分子而遣送原籍农村劳动改造；株连我妻子退职，在农村贫病交加，投水自溢，呜呼！悲哉！我16岁入党，出生入死，历经艰辛，革命成功后，又响应整风号召，仅对单位党组负责人的个人问题提出了意见却受惨无人道的迫害，搭上母亲和妻子两条人命，还使子女备受政治歧视和打击折磨。在九死一生之际，幸遇有胆有识的一代伟人邓小平同志，挽狂澜于即倒，挽救了国家和人民，在那一刻我感激党，人民有救了，我也走出那睲风血雨的22年而获得新生。但是，我们在被改正至今30年来，被错扣的22年工资和身心所受的摧残，折磨，至今没有一个说法，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