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劼：京奥感叹——英国人的八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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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录：我们对伦敦，该嘲笑还是羡慕

一辆伦敦人的双层巴士（见图）静静地驶入喧嚣的北京奥运会场。于是，被电光声色和绚丽焰火营造得夸张的不能再夸张、虚假得不能再虚假的奥运闭幕式，突然出现了充满日常生活气息的真实，出现了不戴任何面具，不穿任何统一服饰的实实在在的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这辆巴士带出一个相当朴素的日常生活场景：车站以及候车的男女老少。这辆巴士由此象征性地将奥运从二○○八的北京迎接到二○一二的伦敦，随意得就像人们平日里的上下班一样，亲切得宛如赶着上下班的父母，接送幼儿园的孩子。当巴士顶层打开时，人们看到的，是一个与中国式的《东方红》和北朝鲜的《阿里郎》截然不同的舞台，一种与以虚荣掩饰自卑的夸张截然不同的朴实，一种与整齐划一和千篇一侓截然不同的文化。 审美标准可以不同，但艺术境界却不是没有高低之分的。同样是隐喻和象征，不需要特意选用虚张声势的场面，更不需要把活生生的男女变成千人一面的道具，而只是截取一个日常生活的片断，便把奥运像一个去幼儿园的孩子，轻轻松松地从北京接到了伦敦。多么的简单，多么的实在，又多么的意味深长。假如人们联想一下伦敦地铁曾经遭受过恐怖袭击，那么这辆巴士同时又显示了一种自信和顽强：伦敦交通并不因为恐怖袭击而中断，不仅照样行驶如常，而且还可以开到北京接送奥运！

英国人展示他们的喜庆，不用任何铺张。人物只有十几个，道具更是简单到了仅仅选用了一辆巴士，几把雨伞，外加一个足球。伦敦市长的信誓旦旦：我们不会浪费纳税人的一分钱，看来并非虚言。他的另一个诺言：借奥运改变伦敦东区的荒地，也非官场套话。民选出来的官长，不敢对选民打诳语。那位站在巴士顶上的女歌手丽安娜·路易斯，就是来自伦敦东区的一个象征性人物。作为伦敦的市长，根本不需要讨好英国女皇，也不需要向首相点头哈腰，他的笑脸始终向着伦敦的民众。开入京奥的那辆巴士，由此散发着浓厚的平民气息。

保留了英国皇室及其贵族传统的盎克鲁撒克逊民族，同时又受益于莎士比亚戏剧的培育。莎士比亚的幽默，连同莎士比亚的人文精神，早已根植在这个民族的灵魂深处。在战争年代，一个送牛奶的伦敦工人，会在被炸毁的房屋门前，放上一个空牛奶瓶子，然后朝着遇难的房主鞠躬默哀。这样的人文气度在迎接奥运使命时，则由一辆巴士体现得淋漓尽致。安安静静的巴士，栩栩如生的舞台，演员生动的表情，小女孩的烂漫，连同那一把把打开的雨伞。即便偶像球星大卫·贝克汉姆，也不会铁板着面孔做雕像状，演名人科。那位名扬天下的球星，在巴士上笑得像个孩子。尤其是将足球一脚踢出的神情，全然一个顽童。假如这样的球星临场退赛，不会引起任何不必要的猜疑。

一辆日常得不能再日常的巴士，一场仅八分钟的表演，让沉浸在虚假透顶的装模作样的狂欢中的人们，一下子回到了素朴的人世。开幕式加上闭幕式，几小时的绚丽，被这八分种洗尽铅华。全体中国表演者连同幕后策划和前台导演，如同一个卸了妆的女人，不无尴尬地面对这辆巴士。全世界的观众，此刻关注的不是这个擦掉脂粉后的女人漂亮不漂亮，而是有没有人的尊严可言。尊严不是耀武扬威，不是夸耀过去，更不是张扬权力，而在于权利和自由的有无。

在一个充满冤魂和冤民的城市里，由于权利和自由的长年剥夺，舞台上竟然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现千人一面的少男少女，像蚂蚁和蛆虫一般，在一个莫名其妙的塔柱上蠕动。相比于那辆充满人情味的巴士，这根灯塔不像灯榙、阳具不像阳具的柱子，充满着对人的蔑视，对人的尊严的不屑一顾。由此可见，中国文化界和影视界的爆发户们，除了知道向朝廷点头哈腰，并不把芸芸众生当回事。这倒是和当今中国官府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把民众远远赶离北京城。伦敦奥运面向民众，北京奥运把民众当垃圾。所以这闭幕式，有了蚁虫爬塔柱的丑陋场景。

有人把二○○八京奥的开幕式和闭幕式，比作一九三六的德国那部奥运纪录片《奥林匹亚》，从而把张艺谋比作莱妮·里芬斯塔尔。这实在有欠确切。至少在美学上，两者相距甚远。里芬斯塔尔的《奥林匹亚》，是一种豹子美学，可以说充满进取性；也可以说，充满侵略性。这种豹子美学，让人最不能接受的是其与生俱来的征服欲。虽然在哲学上，可以找出尼采和叔本华的论说；在音乐上的同类，乃是瓦格纳的歌剧。相形之下，张艺谋的京奥开幕式闭幕式所体现的，却是走狗和绵羊美学，以狗的效忠和羊的驯顺为特征。

表面上的夸张，掩饰不了骨子里的奴性；花里胡哨的表演，充满低声下气的谄媚。这种美学根植于家禽哲学。所谓家禽哲学，是指丧失了人的基本定义，将效忠皇权服膺朝廷作为生存本能，从而又将如何效忠作为生存策略的道德伦理。家禽哲学的庭院标本是家奴，家禽哲学的庙堂标本是太监；而家禽哲学的鼻祖，则是开幕式特意搬出的孔夫子。

自由，作为一种生命本然的品质，并非为西方世界所独有。中国人有着非常精彩的以自由为指归的人文传统，从《山海经》到《红楼梦》，渊源流长。一部未完成的《红楼梦》，相当于莎士比亚的全部戏剧。对尊严的强调，对尊严的捍卫，乃是这部小说的亮点所在。即便一个小丫环，也会为了尊严不惜一死。更不用说，《山海经》里诸多英雄；其中最为倔强的，即便断去头颅，也要抗争到底。这种以尊严为核心的人文传统，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不被列为正史，却从来不曾中断过。就连当年的革命党人，都懂得："人的身躯，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遗憾的是，如此豪言壮语的革命烈士可能至死都不会想到，在他们的政党当政之后，竟然会逼着整个民族全体钻进国家主义的狗洞，并且还由此形成走狗和绵羊的家禽美学。

与人像蚂蚁和蛆虫一般在柱塔上蠕动相应的，是少女们千篇一律的微笑。倘若笑一分钟只是让人感觉太虚假，那么笑几个小时，简直是一种无名的恐怖。这是一种由虚假组成的恐怖。焰火是假的，歌声是假的，英雄是假的，年龄是假的。更不用说，笑容是假的。甚至连多明高的嗓音，都变得十分虚假。那曲从"我爱北京天安门"演变而成的"我爱北京"，将虚假的演唱推向假做真时真也假的高潮，以致台上的所有明星，脸上全都挂着一模一样的笑容，像是一群训练有素的机器人。若干年以后的中国人，倘若一不小心，回过头来观看一下二○○八京奥开幕式和闭幕式，感觉可能会跟现在的国人翻看毛时代的大型舞台剧《东方红》一样。未来的中国人，会为自己的先人如此虚假如此愚昧，感到惊讶不已。

由此联想到那个活到一百多岁的莱妮·里芬斯塔尔，至死不改初衷。不知京奥的那位导演，在这个时代过去之后，会不会为自己的作为感到尴尬。不管人们如何的不认同里芬斯塔尔，人家毕竟也是种信仰。可是当今中国的名导演，并不是因为信仰而做出《东方红》式的大场面，而是典当了自己的灵魂，出卖了自己的自由，才获得了这份导演奥运仪式的荣耀。当众多歌星在这位导演的编排下，唱出"科技之光把爱点亮，幸福歌声唱得响亮"时，实在令人啼笑皆非。毛时代的颂歌，都没有如此拙劣。比之于当年的"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奥运歌词略输文采，稍逊风骚。还不如那个文联主席直截了当：纵做鬼，也幸福。

英国人的八分钟，给京奥会场带来了一幕挥洒自如的人文场景。因为他们不需要虚张声势。朴实的表演，从容的微笑，自信和尊严，尽在不言之中。相形之下，中国人花了那么大的人力和财力，却只是打造出了一个镀金的天空。这个天空充分凸现了后毛时代和后邓时代的虚荣和平庸。这个天空因为空前的虚假而转瞬即逝，也因为现实的困顿而随即烟消云散。这个天空如同经济的造假繁荣和股票的胡乱飚升，形同泡沫。京奥导演似乎正是按照泡沫意像，设计了一群群少男少女的统一服饰和僵硬笑容。如此的愚昧，只能印证，当年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疯狂，并非一人所为。倘若再来一次，也不是没有可能。

英国人的八分钟，对照出了中国的历史，是多么的沉重，也映照出了中国人未来的人文之路，是多么的漫长。莎士比亚已经活在英国人的心里，而中国的人文精神和人文传统，于当今的国人却是如此陌生，如此遥远。他们好像早已不在乎尊严的有无，甚至连有关尊严的记忆，都已丧失殆尽。他们因此始终处在自卑情结的苦苦纠缠里。因为没有尊严，只好努力媚笑；因为没有自信，所以使劲夸张。一场奥运，苦了民众，也苦了官家。好像全都得到了，绚丽的表演或者上百个奖牌，其实什么都没有。镀金的天空映照出的，不过是一片白茫茫大地。一场倾国之力的京奥，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口很多，但人，自由和尊严意义上的人，却很少，很少。自由和尊严是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人之所以　为人，文化之所以为文化的基本定义。可怜那位京奥导演，只知道辛辛苦苦地向人们搬出四大发明。因为那是他小时候在教科书上读到的。他误以为，这就是文化，这就是中国文化。他搞错了，从而既愚弄了中国民众，又欺骗了西方世界。人家只需要八分钟的演出，就把这个谎言全然戳穿。中国人应该感谢英国人的这八分钟，即便当今的中国人看不懂，未来的中国人也一定会看懂的。

二○○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写于纽约寓所
此文在《开放》杂志发表时，略有删节 （朱学渊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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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与法治的建立

洪予健

       「法治」（The Rule of Law）有别于「法制」，二者不可混淆。「法制」是社会中法律的制度系统；「法治」则是以法律治理社会。法治是现代民主社会得以建立和运作的基础和保障。法治社会不一定就是民主社会，但民主社会必须法治；法治是成为现代民主社会的必要条件。

       古往今来，人治（The Rule of Man）是专制社会的通病之一。三千多年来，中国人一直盼望着有好皇帝来治理他们。中国古代百姓一直想在人治的架构下找出路，不知道还有其它的出路。但谁能保证历世历代都有好皇帝来治理国家呢？在人治的社会里，人性中的喜怒无常、暴力性格、私欲的冲动等，都会在统治者身上发生扩大效应。人治没有章法，朝三暮四，朝令夕改，昨天还是好的，今天就错了。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中国百姓不明白这个真理，因此总是将盼望寄托在有罪的人身上。因此我们看见：没有上帝，人是很可怜的。苏格拉底说：「一个未经反省的观念不值得拥有。」但人的困境就是不知道如何反省。反省需要一套以绝对真理为原点的坐标系。没有这样一个参考系，你连自己有什么问题，都无法参透。这是人的困境。

       西方现代民主制度是建立在法治之上；美国起初建立麻州宪法时，总统就很明确地提出，将来所建立的国家将会是法治国家，而不是人治。由此，他们提出了三权分治的口号。法治提出来后，人们恍然大悟：原来法治的优越性是这么如实，这么明显。其显而易见的优越性，在当代社会中无人敢否定──没有人敢在民主社会中公开说人治是对的、法治是错的。现代社会中，就连专制独裁者，也声称要以法治来代替人治。

       法治的优越性是显而易见的，是人人赞同的事情。问题是：为何法治的建立如此困难呢？中国人现在也说要法治，不要人治，但为什么就无法建立起来呢？我们从以下四方面来论述：壹、建立法治所当具备的条件；贰、法治难以建立的困境；参、法律的来源与本质；肆、基督教信仰对法治建立的贡献。

壹、建立法治所当具备的条件

法治观念必须深入在社会各阶层的人心中

       所谓深入，不是一部分人要法治，而另外一部分人不要；不是知识分子要，而非知识分子不要；或者是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需要有一套制度障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而要求法治；也不是农民要保护自己的权利而要求法治；或者是某些官员为了治理的方便而要法治。而是，法治这种观念必须深植在社会每个阶层的人心中。
      
法治观念的深入有八个条件：

一、「以法律为君」

       民众必须有一个「律法拥有最高权柄」的价值定向，即拉丁文所说的Lex Rex──「以法律为君」。Lex Rex是一部名著的书名，写于1644年，作者是苏格兰牧师卢瑟福 （Samuel Rutherford）。这本书将「律法拥有最高权柄」的概念普及化了，结果英国大革命发生于1629年，当时的贵族迫使英国国王约翰订立条约，承认他的权力是有限的。

       卢瑟福是一个神职人员，他在Lex Rex这本书中讲得很清楚：“The Law is King”。他那时很大胆地阐明了神的观念、政权与神的关系，说所有的统治者都要以至高神的律法为依据。由于这本书威胁到了独裁者的权力，因此当时拥有此书者一律处死。虽然那时英国的宗教已经开始改革了，但是要实行法治，还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当时王权还是很大的。然而，由于宗教改革以及清教徒运动将圣经的价值观深植在人心中，因此英国最后终于得以施行法治。顺服圣经的人都知道，王的权柄来自于上帝的权柄。罗马书十三章说任何权柄都来自上帝，而上帝给在位者的权柄不是无限的。在位者权柄的合法性在于他遵照上帝的律法行事。

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民众普遍有以依法守法为荣的自觉精神，以此建立有尊严的民族传统──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依法守法是人起码的教养。林语堂在民国时期有一著作，题为《我所认识的中国》，原书是用英文写的。当时很多西方人根据这本书来看中国。书中提到了中国人对于「面子」的观念：如果你须要守法的话，你就是最没面子的人，因为这代表你没有本事，碰到问题就在法律面前投降了。有能力地位的人，不用守法。比如，某局长的太太驾车，北京明明规定，汽车时速不能超过30公里，她偏偏开50公里。警察过来要她停车缴罚款，她拿出一张名片。警察看到这张名片，大惊失色，这就是她的面子。警察不但没有罚她的钱，还向她立正敬礼，这面子就给足了。局长太太不觉得这是卑劣的事情，倒认为这是她的特权──超越法律的特权。这本书出来之后，西方人十分惊讶，原来中国是这样一个社会。

       难怪辛亥革命的结果也只是赶走了一个皇帝，其它一切依然照旧。辛亥革命使中国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共和国，也是亚洲最古老的民主共和国，可是整个民族传统并无改善。在整个国民传统中没有以守法为荣的观念。但守法是作人的基本素质，如果不重视这个，人就失去了尊严。

       而英国贵族的贵族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即使他落没了，没有钱，但他依旧很高贵。这高贵源出他从小的贵族训练。贵族训练包括言行举止、餐桌礼仪、刀叉使用等等，他的一举一动都那么有规矩、有教养，流露出一种高贵的气质，不得不让人尊敬。这种高贵的气质是别人夺不走的。有些暴发户虽然有钱，但随地吐痰，公众场合大声喧哗，一下子就把他原来没教养的面孔全暴露无遗。他纵然腰缠万贯，但他的所有财产在众人面前都变得一钱不值了。英国贵族以守法、守规则为荣；使用特权的贵族，被人发现时，不但被唾弃，他自己也觉得没面子。

       法治需要民众普遍有以依法守法为荣的自觉精神，在这基础上建立「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的民族尊严。

三、以宪法为众法之首

       国家须有一部（成文或不成文）以分权制衡、维护人权、旨在建立公义社会的好宪法，成为众法之首。

       一个国家须要有一部根本大法，这个根本大法就是宪法。宪法是所有法律文件的根本依据。它规定什么法律可以起草、什么法律不能起草。如果这个宪法本身不去制衡那些有权之人，就不是一部好宪法。中国的宪法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宗教自由，但这只是摆出样子给人看的，它并没有对立法、司法、行政权作出种种限定，结果就是今天的立法、司法、行政机构，天天都在违宪──例如侵犯新闻自由及出版自由、迫害宗教团体等。这些都是因为中国宪法没有明文制衡当权之人。中国古代也不是没有法制，像清朝就有大清律例，甚至还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但之所以无法摆脱人治，就是因为古代的律例没有宪法明文制衡有权力的人。

       人们过去总以为法律是对付刁民的，从来就不知道其实法律的最终目的是对付那些有权的人。立法司法之人如果不遵守法律，又不受法律限制的话，他们所立的法就很难让人民遵守。所以，强调分权制衡和维护人权，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公义的社会。中国人说「上梁不正下梁歪」、「上行下效」，讲的就是上面很重要。法治之不能建立，是因上面不知道法律应该是首先用以制衡他们自己的。

       美国宪法修正案的第一条：「国会将永远不能自立法律来限制、剥夺人们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或者集会自由。」宪法开宗明义地限制了立法者的自由、保障了民众的自由。而好的宪法是十分稳定，不会轻易需要修改的。宪法在国人心中应有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任何法律如果与宪法抵触，这法律就自动失效了。因为，宪法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
      
四、由依法普选的方式来产生并定期轮换政府首脑及国会议员

       法律最重要的是政府法。如何建立政府？怎么样建立立法机构？它的权力从何而来？这些都必须讲清楚。依法治理，不能随便改，不能想什么时候召开会议就召集会议。像中国共产党开了七大，没有解决问题，就再开八大；八大之后情况不稳定，就搞了文化大革命；文革乱了，再开九大。本来五年开一次，后来变成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根本没有定期。这是十分荒谬的。

       再说普选。政府首脑和国会议员必须是依法普选产生的。国会议员是立法的，政府首脑是行政的。人民把权力交给你时，第一请你制定法律，第二请你按照制定的法律来治理国家。这两方面的权力是人民交给你的，而且还要定期轮换，少一个环节都不行。希特勒也是民选上去的，但他一上去，就永远执政下去了，而且没有一条法律能够制止他，民主就被破坏了。简言之，法治是民主制度得以建立的基础。

五、透明循序的立法过程

       立法过程第一要透明，第二要循序。如英、美等国，国会辩论都有电视直播或转播，充分向人民报告。法案是不能随便通过的，一个法案在通过以前必须经过充分辩论。执政党、反对党各方都要充分表述己见，不同的意见要充分、及时地报导，让人民能够掌握。有一段时期，加拿大国会就同性婚姻的问题进行辩论；从电视直播的国会辩论中，我们就知道谁反对同性婚姻、谁赞同同性婚姻。国会议员是公众人物，他们赞成什么、反对什么，一举一动都表现在民众面前，下一次选不选他，民众心里都会有个谱。

       循序透明度在立法过程中也是非常重要的。记得文化大革命正搞得轰轰烈烈时，突然「九大」召开了，全世界都吓了一跳，然后我们就得意地说「把帝修反吓得直发抖」。九大的召开是极其秘密的，一个执政党开个党代表大会那么鬼鬼祟祟、神神秘秘，如果透露一点消息就会犯法。而党代表大会的代表也不是选出来的，是通过上面指定而进入人民大会堂参加会议的。某某代表产生了，人民都不知道，被蒙在鼓里，党中央却把这个怪现象当作政治成果大肆宣传。这是很典型的例子，违反了透明循序的立法过程。

六、权责分明的行政施政治理

       立法不能讲究效率，讲究的是公正。有些法案如果拖了很久，不要急，也不要匆忙通过。但行政单位负责施政，施政是要讲究效率的。行政首长须要负责组阁，总理不中意的人不能当他手下的部长。这并不奇怪，因为行政效率讲求的是行政自立。政府是要向人民负责的，因此内阁必须向行政首长负责，首长必须向议会负责，而行政责任必须讲求效率。所以，内阁部长若和首长的意见不一致，部长就必须自己辞职，因为首长不可能一直与他扯下去──这是行政效率的问题。权责分明，才能有效追究责任。行政没有党派之别，只有行政权责之分。如果发生阳奉阴违、顶着不办之事，就由法律来解决。

七、独立审议的司法裁决

       有独立审议的司法裁决是很重要的，这能保障法治。立法出台后，如果司法不公，这怎么可以？所以，司法要有独立审议的裁决，以法律为依据来判，而最高的法是宪法。如果说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没有分权分立的话，大家都在一个衙门里面共事，这是很难办的。

       政府各部门都是独立的法人单位，他也要受法律的管理。在国内，民众告政府官员是不得了的事，如果告成了，就是千年来的大事。而在法治社会中就不是这样。每个人都在法律之下，每个行政部门都是独立的法人单位。如果国防部走私了，你也可以起诉国防部。

八、以拥有言论自由的民众及媒体作为监督

       如果司法、立法、行政勾结在一起，无法无天，人们还有一个途径可以解决：舆论压力。媒体反映人们的心声。这就是为什么政府不能办报纸。可悲的是，国内的报纸都是政府办的。

       为什么政府不能办报纸呢？政府办，那它就不是一个独立的新闻了。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来报导，但自己的报导总是扬长避短、粉饰是非，这是人性的弱点。BBC是国有的，资金是国家出的，但它是新闻媒体，不接受政府的指挥。政府首脑不能随便撤换BBC的总裁，因为BBC是由独立的董事会控制的。钱是国家给的，不是政府给的，政府不代表国家。国家把一部分权力交给政府，一部分交给法院，一部分交给国会，一部分交给媒体，这就是分权。不要以为从国库里拿钱，就得听政府的。政府也是从国库里拿钱。不论是政府、媒体，都是为国家及人民服务的。
      
小结

       以上这些观念从何而来？从基督信仰而来。如果宗教自由被剥夺，就完了。法治的整体是从宗教自由而来，美国宪法修正案就这么规定：在宗教信仰方面，国家不能立法将某个宗教立为国教或者拥护哪一个教，否则权力和宗教就结合在一起了；但另一方面也不能禁止宗教。宗教就是宗教，保持独立。可悲的是，法国、德国等许多西方自由主义国家开始效法共产党的落后，把政教分离等同于无神论，立法侵犯宗教自由，例如不许学生在学校穿戴十字架项链、伊斯兰教头巾等宗教标记。加拿大的自由党、美国的民主党这些左翼政党，也想走这条路，而右派政党正苦苦支撑，希望能维持真正的宗教自由。

       法治观念都是通过立法条文来句句锁定的。这就是把我们的国家建立在公义、公平的基础之上。上述的八条一条都不可少，少了一条，整个法治就要瘫痪。

       所谓以法治理，法律必须具有神圣性，深入人心，使人人都感到这是不可侵犯的，这样法治才能实施。法律条文再怎么严谨，倘若人心中不承认法律有神圣的权柄，那么法治是不可能建立的。因此法治社会要以宗教信仰自由为平台；有了信仰自由的平台，以上这八个条件才能一一成立。关于这点，以下会有更详细的说明。

贰、法治难以建立的困境

权从法出，抑或法从权出？

       法治相对于人治；拥有治人之权的人，往往是法治最大的障碍。独裁者总会辩称说法律是人定的，是靠人执行的；法律是死的，是条文，只有人执行了才能活，所以人永远在法律之上。但到底法大还是权大？这个问题在国内是不敢讨论的。我们说要法治，但是要不要彻底把党权置于法权之下呢？这种事连说都不敢，更别说做了。国内许多法学专家想要建立一套严谨的、适用于中国文化的法律制度，但完全忽视法权与党权的冲突。法治完全变成画饼充饥。问题的关键是：法从权出？还是权从法出？

       如果法律都是有权之人定的，那就变成法从权出；若法从权出，权就成了根本。法律是有权人定的，是有权人的语言，对他有利的他可以说，对他无利的他就不说。结果到底是法大还是权大？这就像家中丈夫和太太，到底谁的权力大？有些小男人会说：当我们夫妻二人的意见一致时，我的权力大；当我们有分歧时，我太太的权力大。所谓法治，不是当权者在大部分的事上依法治理就算了。如果当权者在碰到与他利益有冲突的法律条文时，他可以搁置不用，那么这就不是法治。法律变成服务当权者利益的工具。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法治永远是一个空洞的应许，腐败永远是不治之症。法制有时会变成当权者的遮羞布，有时连遮羞布也不要了。反正法律是他定的，他定的时候总是按照他的意志来定。但问题是当权者的意志总是会改变的。当他后来发现不对的时候，就不愿意接受法律约束。

       文革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只有一部法律，即婚姻法，其它的法都不存在。当时还夸耀：我们不需要法就可以治理国家了。文化大革命以后不能讲这句话了，法律制度还是要建立的。于是，有些法规、条例就出来了，但结果更悲惨，因为有法不依。你说反腐败，怎么反啊？根本没有条件反；因为现在中国的社会架构，不是权从法出，而是法从权出，法制只是人治的遮羞布。

立法的问题：法律成为统治阶级意志的表达

       在国内，法律是由有权力的机构制定的，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达。当权者辩称：「难道掌权的还要听不掌权的吗？难道让执政的听不执政的吗？当然要听执政掌权的！」其弊端就是：他自己立法、自己执法，结果他就可以为所欲为。共产党所立的法是一党之法，是共产党意志的表达。

       其实说它是一党之法，都算是很恭维的了。所谓立一党之法，意思是这法表达了全党的意志，是全体党员以民主方式产生出来的。问题是共产党立法，是否依照全党的意志呢？如果有，就应该像台湾一样，直选党主席，让全体党员投票。除非全党党员都可以投票，否则共产党所立的法，连「一党之法」都不算不上，只是少数统治阶级的意志。国内当权者辩称，不能进行民主选举的原因是国民普遍素质不够高；但党员是先进分子，他们的素质是很高的，如果连他们都不能投票的话，那事实就很明显了：当权者是以独裁的手段在立法、执法。

行政的问题：法律成为施政者使民众服从治理的工具

       在国内，所有法律条文的制定，都是针对民众；法律管理、制裁的对象是民众，而非执政者。执政者用法律来迫使民众服从执政者的意志，偶尔再惩治个官衔不大不小的贪官污吏。事实上，法律只是执政者方便治理国家、确保社会稳定的工具，而非为了伸张正义而存在。当高层执政人员犯法时，法律就变得无效了。在国内，谁敢像台湾、南韩那样提案罢免国家领导人？敢这样作的，下场就会跟(法)(L)(功)一样。倘若法律只是为了帮助执政者治理民众，那么正义就不能真正伸张，当权者也一定腐败。

司法的问题：司法、立法、行政不分，司法权无法制衡执政权

       执政者的权力必须受到司法权的制衡。在美国，司法权可以迫使尼克松总统下台。但在国内，法律最不敢得罪的就是有权制定并行使法律的人。党主席、总理、国务院等，都跟司法部同气连枝；在这种架构底下，司法单位根本无法制衡执政者。

文化的问题：「举头三尺无神明」

       在中国，法治难以建立的困境还有什么呢？今天当权者还有法学专家喜欢说中国的法律必须符合中国的国情。请问什么是中国的国情？中国国情最大的缺陷是什么？今天的法学专家很少能够正确看待这个问题，因为法治难以建立的主要困境，不在法学的范围内，而是一个神学问题。在无神论教育下长大的中国人，心中没有神；对那些迷信民间信仰的人来说，神明只是他们趋吉避凶的工具。中国人目中无神，结果就是他们看不见法律背后那套真理的神圣性。犯罪的人受到法律制裁，不会有忏悔之心，只会觉得自己倒霉或是无能。他们不觉得法律是神圣的，因此只要他们有能力钻法律漏洞或有权力不守法，就会知法犯法。我们要探讨法治产生困境的原因，就不得不谈到我们国家民众缺乏信仰的问题。

参、法律的来源与本质

古代文明：以神祇为法典来源

       在无神论兴起前，所有文化所产生的律法都是与信仰紧密相连的。在古代文明中，所有法典都是与神明连在一起的。法律就是执政，执政者是君权神授，意即：我是君王，我之所以能作君王，那是因为有我的神明在帮忙。而各国的文明都有各自的神祇。

à古巴比伦：汉慕拉比法典（The Code of Hammurabi ）

       汉慕拉比石碑是在古巴比伦遗址出土的，石碑约主前1780年铸成。汉慕拉比石碑的出土很重要，因为这以前，很多人反对圣经上说的摩西律法，认为三千八百多年前的人根本不可能有成文法的观念。没有成文法的观念，怎么可能有摩西律法？摩西律法肯定不是那个时代写下的，一定是耶稣降世前两、三百年前有人写出来，冒称是摩西律法。如果这么讲的话，圣经的可靠性就出现问题了。直到汉慕拉比石碑出土，人们才发现原来古代巴比伦在摩西以前就已经有了非常完善的成文法，这就是汉慕拉比法典。这块石碑现在在法国巴黎的罗浮宫里，碑上有一个人头，这人头是太阳神，他肩膀上有两把火焰。巴比伦王汉慕拉比从太阳神Shamash手中接过法柄，表示他的法典里有一个很高的神性的基础。他的立法权威是从太阳神那里出来的，他以这个来号召。这就是当时的特点。过去各种各样的统治都要借助部落之神的名义，用这种方式让人们顺服法律。

à古罗马：以人为神，未能解决法律对权力的制衡以及法律来源等问题

       西方文明来自三个来源：古罗马的法律和政治、希腊的艺术哲学、基督教信仰。古罗马法律是西方文明的来源之一。因此，讲到西方的法律、政治，就一定要讲到古罗马。古罗马有十二铜表法等成文法典。罗马帝国是个讲究法治的国家，也是难得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它有公民的概念，即：罗马公民。罗马帝国对罗马公民有很多优待。如果不是罗马公民，犯了罪就很有可能被钉在十字架上，而罗马公民犯了罪就不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古罗马从何建立其权威？他们也是以神明为号召。不过，当奥古斯督大帝这些人用高明的手段统治人们的时候，他们就把自己给神化了。所以，罗马皇帝到后期都被奉为神明，或者半人半神，享有神的地位，有权可以颁布法律。从整体来看，他们是用法律的手段来治理国家；罗马将法律的源头归于集权一身的半神半人的皇帝。初代教会时期，罗马政府压迫基督徒，因为基督徒不肯拜罗马皇帝为神。

       古罗马法律对西方有很大的影响，其影响是透过古罗马帝国游斯提念（Justinian）皇帝所订立的游斯提念法典（Justinian Code）。这部法典大约是主后530年完成的，后来成为拿破仑发表的拿破仑法典的基础。因此，成文法对西方的贡献应该说来自古罗马。游斯提念时代，基督教已经是罗马国教，他本人也是基督徒，因此没有自立为神明。然而，皇帝就是皇帝，终究不是民主社会的元首──当时人们对圣经的理解不够深入，教会的教义不够成熟，因此整个社会文化未能民主化。因此，游斯提念所订立的法典，仍旧是当权者意志的表达。古罗马法律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解决法律本身对权力的限制以及法律的来源等问题。法律是皇帝个人意志的表达。然而，每个皇帝各有不同的意志；如果把皇帝当成法律的来源，那法律就没有绝对真理为根基了。在罗马帝国基督化之后，法律更失去了它的神圣性，因为皇帝不再被视为神明了。因此，古罗马法律在技术上对西方法学很有启发，但在精神上就完全没有。

声称法律完全是人自己所制定的法则

à普鲁泰戈拉

       古希腊有一思想家叫普鲁泰戈拉（Protagoras，主前490 – 421 ），他有一名言：「法律和道德都是相对的（因为『人为万事之尺度』）。」国家的法律只是反映了该国文化、习俗中对道德秩序的要求。

       不同的古代国家里，有的认为这个是罪，那个不是罪。比如弃婴，有的国家就不认为是犯罪，但在有些国家认为弃婴就是犯罪。有人据此引申，认为法律只是反映了相对的道德观念。我们要问的是：持这种观念的人，有什么理由认为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是邪恶的？

à功利主义

       此外，英国有边沁（Jeremy Bentham，1748 – 1832）、密尔（John Stuart Mill，1806 – 1873）等人，是所谓的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哲学家，他们认为法律最大的原则就是追求最大的社会利益。只要法律符合这个国家大多数人最大的利益，就是好法律，反之就不是好法律。不过，这在实践中就发生了很多困难。在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利益不一致时，比如房东房客、买卖双方各自的利益不同，每个人若按自己的利益来约定，在实践中是根本办不到的。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法律只是使人方便的工具，它没有终极意义。法律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而定的，因此只要不危害他人利益，我就可以犯法。存着这种心态的人，只要有机会，一定会钻法律漏洞；只要不被抓，他根本不会尊重法律；如果犯法被抓，他只会觉得倒霉，根本不會悔改。

à尊法反儒

       春秋时代时，韩非子、商鞅是法家重要的代表人物。文革期间一直说中国整个历史是尊法反儒，把中国历史两分化了；到了四人帮时，尊法反儒更是搞得如火如荼，认为法家是先进的。可是，法家是什么呢？法家是针对儒家礼治、德治而建立的，反对儒家孔夫子讲的仁义礼智。当然孔子的礼治、德治有它的限制，但法家把儒家的价值一概抹杀，因此提出的只是法治。法家的法治来源完全是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策划的统治术，只讨论法、术、势，而不讨论法律的来源是正当还是不正当。用利益使人民为统治阶级效力，把人民牵制住；用严刑迫使人民就范，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术」，也就是统治人民的具体技术。而「势」，就是它背后所使用的工具，如军队站在法律的背后，使人民不得不害怕。至于「法」，就是你心目中要把这个国家变成什么样，就订立什么样的法，为统治阶级出谋划策。中国的法家并不很重视法律，即使重视法制，也都是为了权力，整个法就是为了巩固权力而运行的，没有真正的法治精神可言。当权力没有了，法也就随之完蛋。支持商鞅变法的是秦孝公；秦孝公死后，商鞅就被车裂处死。法本身不能保护他，因为他的法实际上只是权术的使用而已。

à辩证唯物史观

       黑格尔说：「法律是国家意志的表达。」马克思说：「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达。」到了列宁写《国家与革命》时，他就说：「国家是暴力的机器。」林彪则进一步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马克思主义认为，法律属于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所决定；法律没有绝对的意义，只有表达统治阶级意志的意义。如果是私有制的国家，所有财产由有权人拥有，那么法律就是为资产阶级说话的；而资产阶级不会保护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则认为，你资产阶级可以这样做，我也可以这样做，因此就理直气壮地要打破你的虚伪，要光明正大地使用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把法律阶级化了。既然阶级概念、经济基础不断地变化，法律就是不稳定的；它永远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法律要常常随着统治者的阶级利益来修订。这就是中国的现状。许多人以为改革开放先改善经济，最后就能带来法治──这是作梦！因为依照辩证唯物史观的思维，法律只会成为经济的奴隶，不可能超然独立。而我们今天在中国清楚地看见，人治与经济可以是不相冲突的，徒凭经济的改善，不可能推翻人治、带来法治。

寻求法律的永恒正当性

       在基督教文化中，自然法（Natural Law）就是人对上帝普遍启示的响应，这种响应在罗马书上讲得很清楚。罗二14-15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这段经文对我们解释为什么人人都有一颗是非之心──这是神的普遍启示。当人无缘无故地打了你一巴掌，你可以跟他讲理，因为你把他当人看；但当狗咬你一口时，你不可能问狗为什么咬你，因为狗不懂。每个人都知道基本的是非观念，而在相对的文化领域里，每一个人的基本是非观却都找到统一的、共同的格式。无论在哪一个文化情境中，所有人都认为诚实是好的，说谎不好；勇敢是好的，胆小不好；忠诚是好的，虚伪不好；善良是好的，暴虐不好。古希腊斯多亚学派（Stoics）就说：「法律的本质是自然理性的永久法则，并且适用于每个自然人。」斯多亚学派认为，大自然有它的理性，在看一个人的时候，先不要看他属于哪个国家文化，应先视其为一个「自然人」。所以，他们最早发展了「世界公民」的意识。在他们眼中，律法是普世的，适用于所有人。这就好像儒家讲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犹如天长地久、海枯石烂，「自然人」心中的是非也永不改变。大自然有它的根基，律法也有它的永恒性和普世性。律法不只是人的意志的表达，它有更高的来源。

       康德（Kant）是德国的哲学家，他认为在纯粹理性的讨论中，神是无从证明的，所以他把中世纪经院哲学里面的五大证明全推翻了。你不能理性地把我们的上帝证明出来。这对不对呢？对！如果可以将上帝理性地证明，那就是自然神论。自然神论就出现了问题，因为我们的上帝好像比人的理性还小。其实，上帝是通过祂的启示让我们认识祂的，而这一点康德虽不承认，却无从反驳。很多人不了解，读了一点书，特别是读了一点哲学，就认为基督教被康德否定了，好像康德就真的能否定一样。康德实际上自己就很矛盾，他在纯粹理性的讨论中只是说无法证明神，把原来的证明摧毁；但是他另外一种说法叫实践理性：在实践理性的讨论中，他承认必须要有神。他提到了一种观念，叫上帝的绝对意识。上帝的绝对意识是适用于每个人的。如果你不想作的事情，你也不要人家去作，这就是绝对意识。你不想上当受骗，你就不要去骗人。这说明了有种命令是绝对的，人根本无从逃避；你不能说这个道理适用于某些人，却不适用于另一些人。也因此，杜斯妥也夫斯基从反面说：「如果没有上帝，人要干什么都可以。」

       奥古斯丁这位最伟大的正统神学思想家也没有否定自然法。但是，不同于康德、斯多亚派的是，他进一步说明，「自然法」的来源并非自然，而是超自然的；是神的作为，将普遍启示放在人心中。加尔文也正是这么说的。奥古斯丁与加尔文都说，自然法并不足以使人认识神、明白神的心意、让人在本质上顺服神。凭着自然法，人们还是不知道上帝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祂至高的旨意是什么。当一个人不从圣经那无误的特殊启示来认识神时，他就只能凭着自己的喜好来为自己造神。如果没有一本无误的直接启示作为绝对权威，来告诉人神的心意是什么，那么人就可以自己决定神的心意是什么。这就是新派神学的谬误：每个新派神学家都有一个不同的「神」，而这神其实是他按着自己的形像造的。他宣告神所喜悦的事情，其实那是他自己所喜悦的。因为，不要忘记，人是全然堕落的，而人的良知也因理性、情感、意志的堕落而被蒙蔽。因此自然法是无法使人行善的，因为人会凭着堕落的理性、情感、意志，依着自己的喜好来决定善恶。这就是为什么斯多亚派无法说明不同的文化为何有如此明显不同的道德标准。人若不接受圣经为无误的绝对权威，那么他最终就必须接受道德相对主义，然后落入马克思、普鲁泰戈拉、功利主义的密尔等人的理论陷阱中。而刚才我们已经看见，道德相对主义与法治是背道而驰的。所以我们要回到基督教信仰当中，才能建立真正的法治。那么，基督教信仰对法治的建立有什么具体的贡献呢？

肆、基督教对法治建立的贡献

圣经的启示

       在圣经中，上帝将自己启示为立法者、审判者、施政者。赛三十三22：「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祂必拯救我们。」

       「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说明上帝掌握司法大权；「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说明上帝掌握立法大权；「耶和华是我们的王」，说明上帝掌握行政、治理的统治大权。三句话代表了三种权。上帝是立法者、司法者、行政者。在祂那里，三权全部集合在一起。罗马书十三章说地上所有的权柄都源于上帝，上帝至高的权柄是人间法治之三权的源头。古时候，中国人没读过圣经，根本不知道法治有这三方面。过去的县太爷坐在大堂上，独揽三权，所以只有人治而无法治。法治分三权──这么先进的观念，是人想不出来的。除了圣经告诉我们这三权的分别，任何哲学家、法学家都没有自己想出来过。所以，今日我们讲三权分立、相互制衡，若不追溯到圣经的话，那是很无知的。

       我们中国人为什么对法律没有敬畏呢？因为我们在法律背后，只看到人，却没有看到神。若法律只是抽象的条文，没有面孔的话，谁会尊重它呢？我们必须明白，律法的背后是一位有位格的至高神在治理我们。律法不但是祂旨意的表达，更是祂良善本性的表达，否则人永远不会尊重律法。加尔文说「神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意思是，连上帝自己都不能违背自己良善的本性。律法的源头是神良善的本性──要认识到这点，人才能明白律法的神圣性。法律所表达的是上帝的智慧、权能、圣洁、公义、恩慈、信实、永恒不变的本性。法律有它的永恒性，是因为上帝的本性是永恒不变的。我们人常常撒谎、抵赖、反复无常，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上帝完全清楚，知道自己在干什么，祂永恒的目的绝不改变。诗篇说，公义和公平是宝座的根基。上帝的宝座立定在公义和公平之上。祂的权柄若不是建立在公义和公平之上，祂怎么可能发号施令，怎么审判人呢？上帝的公义和公平不在上帝之外，是祂自己的本性；祂坐在自己的本性上面，祂是绝对公义的、公平的。因此上帝能独揽三权，而人不能。

公义与公平

       申一16-17，上帝对以色列人说：「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是与同居的外人（外邦人）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审判的时候，不可看人的外貌；听讼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

       听讼、审判不能凭外貌，不可以因小姑娘长得漂亮，就偏袒她；也不可以分贵贱，不能因某人特别贫穷而可怜就不治罪，或因他很有钱，就袒护他；也不可以种族歧视，不能因某人不是以色列人，就欺负他。在法律公义面前，你不可以偏袒穷人，更不能蔑视穷人；不能抬高富人，也不能因为他是资产阶级就打压他；不可欺负外邦人，也不可以因为他是外国人就礼遇他。法律不是讲经济、人情，而是讲公义。这处经文还说「不可惧怕人」。很多时候正义无法伸张，是因为执法者惧怕法律应当制裁的对象。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上帝就是如此将公义公平交到以色列以及我们的面前。古代法典中，从来就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概念。虽然古罗马有蒙着双眼的正义女神，但我们看到，就连古罗马的法律都明文袒护贵族、公民，歧视平民、外邦人。中国虽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但在人治体系当中，这句话是否有效，完全取决于当权者的意愿。只有圣经告诉我们，司法必须平等对待本国人及外邦人、富人及穷人、王族与平民。犹太教可悲的地方就是，他们没有明白旧约律法的精神，以致犹太主义中有一种十分病态的种族意识。真正推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废除阶级歧视及种族歧视的，是受加尔文主义影响的一群西方人，例如英国的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他们从新约的亮光来明白旧约律法的根本精神，因此他们掌握了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很多人以为这三个观念来自于法国大革命，殊不知法国大革命在这三个口号后面还加了一个「无神论」──“Liberty, Equality, Fraternity, Atheism”；而法国的这种民主观深深影响了德国，结果我们看见，在法国、德国的近代史上找不到真正的自由、平等、博爱，只看见了血腥的阶级歧视、种族主义。最近法国口口声声反战，其实只是反美情绪作祟；当恐怖主义威胁到法国时，法国元首就恐吓伊斯兰教国家，说法国不惜以核子攻击作为报复手段。这些都是法国大革命第四个口号的后遗症。真正的自由、博爱、平等是离不开基督教的。

律法的内容及精义

       和合本圣经的翻译很聪明。英文圣经译本翻成 “Law” 的那个名词，中文圣经没有翻成「法律」，而是「律法」。中国人一讲「法律」，马上就想到法律是人制定的，于是翻译圣经的学者就把它改成「律法」。如此，「律法」就变成了专有名词，专指上帝所立定的Law。摩西的十诫是律法的一个大纲，确立了人与神、人与人的关系。

人与神的四大关系：
一、不可有别的神
二、不可将神偶像化
三、不可妄称神的名
四、遵守神所定的安息圣日
（出廿3-11）

这四大关系是我们与神交往的基础。如果我们在这四大关系中忽略了任何一条，我们就在神面前犯了罪，破坏了与神的关系。

人与人的六大关系：
一、孝敬父母
二、不可杀人
三、不可奸淫
四、不可偷盗
五、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六、不可贪恋人一切所有的
（出廿12 – 17）

       孝敬父母是最重要的人伦关系。中国的孝道有它积极正面的作用和意义。「百善孝为先」，把孝敬父母的伦理关系肯定下来，这是圣经完全赞同的。在人伦所有关系中，你与父母的关系是关键；如果你连父母都不尊重的话，你怎么可能尊重他人呢？如果不尊重父母的家规，怎么可能尊重国家的法律？这种尊重都是从孝里面出来的。中国古代社会相对的稳定、强大，在于中国人对家庭的重视。当中国的政治、法律都还很不健全的时候，单凭「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么一种基本关系的观念，也给了中国人延续几千年的安身之道。但是，如果没有神，孝会被高举成无条件的最高原则，这也会产生悲剧。

       不可杀人，是保护人的生命权；不可奸淫，是保护家庭婚姻权；不可偷盗，是保护人的财产权；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是保护人的名誉权；不可贪恋邻舍的一切，是保护人所有的权利。

       十诫保护人的一切权利──这代表私有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上帝造人，给予人Life（生命）、 Liberty（自由）、Property（财产）──这是古典自由主义的用语。如果你的财产全部被剥夺精光，你就不能作一个独立的人，就成了奴隶。当人民没有私有财产，只有政府有的时候，人民就变成了政府的奴隶，就失去了独立的人格。财产权是圣经充分肯定的。如果没有搞清楚这些权利，那么当人们贪恋他人的财产时，就会高喊「打土豪，分田地」了。可是，上帝是公义的；当人们将他人的财产拿到手时，上帝就叫他全部吐出来，送到「社会主义的公社」里去。最后人民什么都没有了，这才发现上了当。社会主义公社化后，财产要重新分配，谁有权就多分一点。

       为什么哪个地方一搞大规模的集体化，饥荒就自然伴随？因为这违反了上帝律法的基本精神。列宁时代搞社会主义，闹出大饥荒；斯大林又搞，又是大饥荒；中国也大搞社会主义，结果也闹个大饥荒；现在北朝鲜还在大饥荒。好像人们就是不会接受这个教训。中国碰到了邓小平这样聪明的实际工作者，他晓得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没有了饭吃，还讲什么共产主义的苗、资产阶级的草呢？邓小平的精神是一种务实精神，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实际精神。于是分产到户，粮食打上来了，这是好的。但是如果思想意识精神上引导坏了，人只会更惨；没有信仰上的追求，只剩下一个现实利益──抓在手里就是硬的，那就造成了另外一种黑暗。总之不在神里面，就出现了各种问题。

       律法的终极作用，说到底就是达到爱神和爱人。上帝为什么给人立法？因为我们既作不到爱神，也作不到爱人。只要这个世界达不到爱神爱人，我们就永远在律法之下。律法告诉我们，我们缺乏爱。我们不爱神，所以背叛神；我们不爱人，就会在各个方面去害人。害人就是犯罪。真正爱神爱人，就不会犯罪了。有人说，只要我不犯法就可以。其实，你不去爱人，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

       「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罗十三10）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太廿二37-40）所以旧约律法不仅说要平等对待外邦人，还说「和你们同居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一样，并要爱他如己」（利十九34）。如果一个社会文化中缺乏爱，那么任何的法律条文都没有用；就像在美国某些文化较落后的白人区，虽有严谨的法律禁止歧视行为，但种族歧视的问题依然十分严重。

律法颁布的目的

à阻赫罪恶，维护公义与秩序

       申五33说：「耶和华你们的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不维护公义和秩序，就变成了无政府主义。「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罚，也是因为良心。」（罗十三5）这句话也是讲给基督徒听的。从世人的角度来讲，刑法是吓阻罪恶；很多人不敢犯罪，是因为怕受处罚。但对基督徒来说，因为良心敬畏神的缘故，所以要爱神的律法、恨罪恶。

à照出人的罪，使人可寻求恩典

       罗三20说：「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

       神的律法和人的法律不一样；人的法律没有说：人不可贪婪。人的法律不能限制人的心思意念。但神说：你不可贪财。在神的律法中，当你爱自己胜过爱别人的时候，就是犯罪；想侵犯别人的利益时，就犯了偷盗罪。如此，神的律法让我们晓得，我们都是罪人。「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加拉太书3：24）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知道我们不能靠律法行义；而这就让我们明白，我们需要基督的恩典。因此，律法颁布的第二个目的就是：照出人的罪，使人寻求恩典。

à在神的恩典中，律法最终得以成就

       基督说，祂来不是要废掉律法，而是要成全律法。所以，「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祂的都得着义」（罗十4）。我们不是靠律法称义，但是我们不能逃过上帝严厉的审判。我们怎么才能称义啊？我们若要成为义人，就必须借着信耶稣。所有律法的总结就是祂。祂作为人，没有犯任何罪；祂作为神，把神的公义和慈爱、所有的圣洁本质表现出来。「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太五18）

à基督教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带入社会

       旧约有一处讲述了亚哈王贪拿八葡萄园的事（王上廿一）。拿八是个普通老百姓，他的葡萄园靠近亚哈王的王宫。这在中国是件不可思议的事，老百姓的葡萄园怎么可能在紫禁城旁边呢？老百姓离紫禁城都是远远的。可是，在圣经中所说的这个葡萄园是先人所定的，是先人留下来的，不可挪移，因为申十九14说：「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承受为业之地，不可挪移你邻舍的地界，那是先人所定的。」。亚哈王想拿金银跟拿八换这块葡萄园。可是，拿八对亚哈王说：「我敬畏耶和华，万不敢将我先人留下的产业给你。」「我敬畏耶和华」这句话说得亚哈王哑口无言。他虽然是王，但在以色列人眼中，耶和华是万王之王。亚哈王愁眉苦脸、闷闷不乐、不吃不喝。他的妻子耶洗别是从另外一个国家来的公主，她对亚哈说：「你还算是王吗？居然老百姓不换葡萄园，你就没有办法了！别忘了你是王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你想要什么就可以得什么！」她这种观念完全是属世的。最后，她设计害死了拿八，亚哈王硬是把那葡萄园给抢了去。但是，他自己也死在那地上了。耶和华如此说：「狗在何处舔拿八的血，也必在何处舔你的血！」上帝怜悯那些被欺压的人。上帝的律法是不可藐视的。列王记的这个例子是旷古绝有的。一个老百姓敢因一块地和王抗争，而王一点办法都没有。这种「人人平等」的观念，是人自主的理性想不出来的，只有神来启示给我们，我们才晓得。这里就有一个真理：律法权大于皇权。

       法权大于皇权这个观念在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中根本就没有；古代各派的哲学也没有。佛教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对皇权却没有造成具有神圣性的律法的约束。

在教会历史中

à基督教以法律的形式保障基本人权并保护弱小

       法律须要保护弱者的权利，并制衡强者的权力，这样才能施行公义；因为人的罪性就是有了权力就要扩充自己的利益，而弱小者总会因此受到欺负。所以，「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申冤，当为困苦和贫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贫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诗八十二3-4）圣经教导人不可分贵贱，对于弱势群体，要立法保护他们。

       教会历史上最好的例子，就是十九世纪英国以威伯福斯（Wilberforce）为首的基督徒政治联盟。他们不屈不挠，在议会上推动通过了「禁止贩卖奴隶议案」，使英国及其殖民地的七十五万名奴隶得到自由。这是伟大的议案。奴隶的自由，不是通过暴力或造反完成的，不是什么「反动分子你不打他就不倒」，也不是什么「扫帚不到，灰尘不掉」，而完全是通过议会立法的途径，使七十五万名奴隶获得自由。我们之所以在国内对此毫无知晓，是因为这些东西不能写进教材里去。我们听过美国的内战，好像找出了美国内战的理由，即：北方机器发达，资本主义的发展需要工人，而南方则有奴隶；因此，我们就以为这是美国解放奴隶的经济理由。可是，十九世纪的英国没有经济上的理由：大英帝国最强盛的时候，奴隶的贩卖正带给他们财富，然而英国却解放了他们的奴隶。这和他们的利益是完全冲突的。英国政府为此还拿出了好几百万英镑赔偿各个奴隶主，并没有以暴力强迫他们放走奴隶。当时奴隶是奴隶主买下来的，政府来赔偿损失；所以，奴隶主就放掉了奴隶。他们采取了和平的方式解决了贩卖奴隶的问题。

       当时的基督徒政治联盟还借着立法作了很多事情，如「死尸法案」。过去在英国，犯人被枪毙或被杀头之后，他的尸体是可以被凌辱的。而基督徒政治联盟认为这是不仁道的行为。一个坏人得到了严厉的审判，但他的尸体不能随便受到凌辱，因此就制定了防止尸体被凌辱的「死尸法案」。该法案1786年提出，1849年通过。接着，又提出了「监狱改良方案」。英国本来用罗马的严刑方法来治理监狱。每一个犯人关进来后，单独关押，一间间隔离。监狱对犯人的虐待很不人道。因此，基督徒政治联盟就推动监狱改良。

       他们还废除了人头税法。过去，税是按人头算，叫做「人头税」。后来改为所得税，即：按照收入缴税。多收入多缴税，少收入就少缴税。所得税按百分比，跟圣经讲的一样，是按比例分。现代的税法，原来是受基督教的影响，才启发出来的。这也是由威伯福斯的基督徒政治联盟于1798年推动的。

       马克思讲过，资本主义的早期原始资本积累很残酷，资本家为了利润就不断地剥削工人。于是，他就鼓动工人起来暴动。其实，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法律方式来解决。后来，英国通过了几个法：一个是工厂法，就是政府有权到工厂里进行突击检查。如果工人的卫生、工厂的生产条件不好的话，工厂主要受到很重的罚款。另外一个就是童工法──不能雇用十五岁以下的孩子作工；假使一定要作工的，一周不能超过一定的时数。还有济贫法──政府每年必须拿出一定的预算，来救济贫困线底下的人。

       英国还推出了反垄断法。马克思主义认为，将来的资本家会越来越垄断市场，搞托拉斯化，因为他们要不断地垄断，才能保护住他们的商业利益。但是不要忘记，政府不是资本家的代言人，它代表的是国民。因此，英国政府推出反垄断法，立法说明任何行业不能由一家企业垄断，必须分出至少两家，一定要有自由竞争的机制在市场出现。

       这样，英国法律一一推出以后，对社会有很大的改善。因为是个法治社会，效果便立竿见影。英国的法律对整个世界都有很大的启发，因此，世界各国也都跟着一一立法。这就是教会历史中，怎么样以立法的方式保护弱者、限制强者。

基督徒明白律法出自于神；对神的敬畏是法治的最大保障

       伏尔泰是个有名的法国文化思想家。他有两难：他作为一个精英知识分子，肯定不承认神的存在。他说：「这是我们知识分子的秘密，不能告诉老百姓的。但是，我不希望我的面包师、裁缝、医生、药剂师跟我一样不信神。」伏尔泰自己可以不信神，他不信是因为他认为自己很高贵；他不信神，但他仍然可以自觉地遵守律法。可是，那些没知识的人不信神就完了。面包师会用假奶粉做营养面包、裁缝师做出伪劣服装、医生会开假药。没有上帝就没有约束力了。这就是伏尔泰的两难：无神论应当是知识分子的秘密，但对云云众生则应造一个当受敬畏的神，否则，他们就无法无天了。这句话的错误在于他太自高自大；不过他也有说得对的地方，就是人民是不可缺少上帝的。

       伏尔泰知道社会没有权威就垮了，他因此还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没有上帝也要造一个上帝。」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是从毛泽东和斯诺的谈话中得知的。斯诺访问毛泽东时对他说：「哇，你不得了啊，所有的人都喊你的口号。」毛回答说：「没有上帝也要造出一个上帝。」我们那时却都还跟着傻，不知道上帝一定是有的，不承认真上帝，那假上帝就会来占据在我们的心中。毛泽东把所有的权威都扫倒了，社会还不垮，那是因为他有权威，他的权威跟上帝一样高。但伏尔泰、毛泽东这些目中无神之人，他们真的自觉地遵守了心中的律法吗？在毛泽东政权底下受逼迫而死的多达四千万人，远超过日军二战期间在中国屠杀的人数！唐崇荣牧师曾说：「乡下人会犯的最大的罪就是偷隔壁一只鸡；但那些高级知识分子能够犯下滔天大罪，却逃过法律的制裁。」事实是：不论人民知识水平多高，假如不敬畏神，法律的作用就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基督徒明白律法出自于神，对神的敬畏是法治得以实行的最大保障；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第二任总统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会指着美国宪法说：「这宪法是为有信仰的人制定的，否则只是一张纸。」

结 论

       基督教是西方法治的根基，而今天西方法治的危机，在于西方文化离弃了基督教。其结果是：

à立法过程失去真理的指引

       举个例子：同性婚姻法是绝对违背上帝旨意的。在西方，过去人们连讲同性婚姻都不敢讲，现在不但敢讲，还敢立法通过。因为西方的法律界已经把法律看成是人的文化意识的表达，并且还是进化论的表达。他们认为：随着人们各种意识的不断进化，法律也要不断地改变，因为法律、道德都是相对的。因此，议员们强行改变传统婚姻的定义，这不是出自于对神的敬畏，而是出自于他们那种政客的投机心理。政客看势头，看社会潮流往哪里摆；为了表明自己的开明和进步，所以一定要提出同性婚姻法案。但既然法律都是相对的，背后没有神圣的真理，那么人就不会尊重法律；只要逮到机会，就会为自己的利益钻法律漏洞。加拿大自由党许多高层的人士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很多都是立法的人，后来被逮到，也不觉得羞愧，只觉得倒霉。

à媒体混淆视听、人民是非不分

       新闻媒体本来应当公正无私地表达民众的心声。但新闻业在西方历史上就一直有左派的倾向；而现在新闻业者心中没有了真理，更开始大肆混淆视听。现在西方整个新闻媒体都在同情、支持同性婚姻，包括所有北美的华人报纸，都不敢公开地提出批评，只是利用教会的声音来提出批评，但还不敢放在头版。前段时间，加拿大大温哥华地区的基督教联祷会开了一个大会，一百多个教会派代表出席，当地的报导也只放在了小区版；温哥华举行反同性恋游行时，警方发出的新闻稿还把实际的人数减低了七、八成。西班牙五十多万人到马德里游行反对同性婚姻，世界许多大媒体却故意不报导。但这些媒体却经常报导一些七七八八的小型同性恋游行。人民真是很可怜的。所有的媒体都被垄断了，他们也只能是非不分，除非他们到教会来听道。

基督徒的责任

à祷告悔改

       在这败坏的社会中，我们基督徒忽略了太多的责任。中国文化的败坏导致法治无法建立；西方文化的堕落导致法治失去其绝对性及神圣性。在这罪恶的世界上，基督徒本应作光作盐，但我们却忽视了我们的文化使命。我们不但不懂世间的法学，甚至对圣经的律法都十分无知。我们要悔改，并求主帮助我们、装备我们，使我们知道如何把上帝的公义和慈爱藉由法治体现出来。

à勇敢宣讲

       基督徒蒙召，不是关起门来在教会做礼拜，也不是自己在家读经祷告。圣经真理是普世真理，而基督教信仰是对圣经的响应，因此基督教信仰必须门户大开、向普世宣告圣经真理。基督教信仰不可以被私人化，不是「我个人与上帝的关系」而已，是个人与整个教会、整个社会、还有上帝之间的关系。

       加拿大前任总理马田是天主教徒。但是他说，信仰是我个人的事情，而我同时还是国家的总理，是为众人办事的，所以，不能将私人的信仰拿过来用于国家的治理。这话听起来振振有词，很容易误导人，以为他这态度叫政教分离。其实，这是隘化了真理，是没有弄清楚何谓政教分离。任何的施政都离不开价值的判断，而价值是由信仰所决定的，就连无神论本身都是一种价值判断的信仰。倘若施政者不凭着他的信仰来做价值判断，那么他就是个没有信念、没有理想的人，这种人必然是投机分子。从事立法、司法工作的人也一样，若不凭着坚定的信念来行事，那么他就不值得人民信赖。政教分离不是价值中立；价值中立的政治只会带来社会混乱。

       政教要分离，但不可分家。敬虔的基督徒并不是脱离现实的社会与政治，在真空中生活的。基督叫我们不要把灯放在台下，而是将灯放在台上，做台上的灯，照亮四周。

à参与行动，等候仰望

       中国的基督徒应当勇敢站出来从事法律、政治的工作，以圣经的价值观在中国建立法治。我们要勇敢宣讲，更要参与行动。我们需要有基督徒的牧者在这里宣讲法治的神学基础，也需要有专业工作者把这些神学理念应用在实际的立法、司法上。我们需要专攻法律的人才，在这败坏的社会中建立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法治。

       虽然我们的努力常常看起来没有什么果效，世界愈来愈败坏；但是别忘了，即使大洪水来了，上帝依然作王掌权。所以我们要等候仰望。但等候仰望并不意味着什么事情都不作。上帝会问你，当世界败坏时，你说了些什么、作了些什么？你说了有没有用、做了有没有用，那是上帝的事；你说了没有、做了没有，那是你的责任。到将来的那一天，上帝会要你交帐的。

任不寐：中国教会的最大试探

http://blog.ifeng.com/article/1653120.html

下面这些言论是根据上周末我在多伦多几次讨论上的发言整理出来的。在发表的时候，做了一些文字上的修饰和内容上的补充。我在这里特别感谢那里所有弟兄姐妹充足的爱心和对真理的热情。求神洁净这些文字，以便使它不是为了显示我正确，而被悦纳为弟兄姐妹共同的献祭，尽管我因“版权”的缘故不能在这里充分展示他们的真知灼见。需要说明的是：任何将这段文字解读为“作者主张利用教会改造社会”的意图，都与作者的原意背道而驰。也许正相反，此文的目的之一在于怎样在真理的基础上重建中国教会。这段文字后面的图片是从多伦多归途中经千岛湖拍摄的，这些作品表达我“回过头来”为一切怜悯和祝福献上的感恩——又见长河落日博客谨识，2008年8月18日。

（一）

约书亚记2：1-3实际上描述了两个世界的撞击，神的国度和世界在耶利哥城接壤，切点是那堵城墙（2：15），住着喇合。神的使者从东向西进入，耶利哥国王的使者从向西向东迎面堵截。喇合的卓越之处不仅在她的信心，还在她靠信心胜过了“最大的试探”：国王。国王是今天整个教会“最大的试探”，因为它垄断了各种资源，金钱、名誉以及百姓，无论是出于利害算计，还是因为恐惧，这使教会涌现出无数年轻的名利之徒，一些福音机构为迎合旧世界与国王同仇敌忾，结果而四分五裂。喇合就是真正的教会，她站在两个世界的交叉点上，一边是天国，一边是世界。她没有缺席神的筵席，她拒绝了民族的盛会。她没有选择国王，她冒险接待了神的使者。她因此没有成为旧世界的一个常设机构，成为国王文化水果拼盘的一部分，她成了旧世界通往自由的门户。

（二）

中国教会的民族主义情绪根源于“最大的试探”，对国王的恐惧和对进入王国宣道的渴望转化为一种民族主义的敏感。这种情况即使在海外也尤其明显。信徒成为民族主义者是对基督教信仰最大的讽刺。在旧约时代，先知文学展示的最多仅仅是“否定的民族主义”——他们对本族人的批判和反省是极其严厉的，他们未能因此荣获卖国贼或“犹奸”的桂冠，他们因此更是神的仆人。在新约时代，教会在继承否定的民族主义精神之后，已经成为彻底的反民族主义的世界主义者——正是由于这种普世主义（当然更因真理上的原因），耶稣和保罗先后成为犹太民族主义者的敌人。中国信徒之所以被神找到，一个“历史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信仰在起初，在地中海区域，彻底粉碎了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的狭隘和愚蠢。然而悖谬的是，今天，否定的民族主义者成为中国教会某些信众的敌人，而普世主义成为某些属灵派的异端，甚至成为他们投靠国王必须排斥和践踏的牺牲品。福音机构屏蔽自己“不爱国”的弟兄或国王视为异己的姐妹，相当于教会将信徒经火献于国家摩洛，这种堕落在教会历史上是空前的丑闻。

（三）

信徒成为民族主义者是对基督教信仰最大的讽刺，一个更重要的理由是：教会的事工中心是传讲“悔改重生”的真理，不对自己的民族讲悔改的教会根本不是教会，而悔改的道理是从带领本民族认识罪开始的。有人说，我们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及和平变迁充满着乐观，然而耶稣说：“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这真理对一个人成立，对由很多个人组成的民族也成立。让人悔改或让一个民族悔改，前提是带领每个人认识自己的罪，带领民族学习忏悔。这正是先知和使徒共同示范的，基督传道的第一句话是：“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这里的“你们”首先是耶稣的同胞。遗憾的是，当年因此拿石头砸我们主的人，今天竟然是那些认耶稣为主的人。一个民族的罪当然首先并主要是信仰意义上的罪，但属世的罪同样也是“原罪”的外在结果。教会如果不敢站在国王和民族面前谈论罪和悔改，或者公然拒绝反省和忏悔，反而比世界更不容批评，更善于歌功颂德并打击批评者，这样的教会已经不是神的教会，而仅仅是王国里一个机构，或者为成为王国里的一个机构因此成为国王的辩护士，而不再是神的仆人。这种爱国主义实际上是机会主义的为一己之私，出卖了整个民族的重生。为此他们做假先知，说平安了，然而没有平安。

（四）

教会和戈陪尔一起，人云亦云地发明了几个有代表性的辩护。第一，中国有跳蚤，但加拿大也有臭虫。这种讨论最后就沉陷于“交战两国”负面案例的统计能力上，而结果只能红头涨脸而不欢而散。谁更坏根本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是正视自己最坏乃是信徒以及一切人的尊严所在。保罗自称罪魁，一个人、一个民族只有正视自己的“跳蚤”才有得救的希望。世界在认罪真理上幼稚可笑，教会也是如此无知吗？第二、否定中国的人必然拿了美元。这个逻辑直接指向自身：赞美国王的人必然收取了国王的卢布。这种动机分析同样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形式正义——给每种不同观点平等的表达自由，这是唯一可能公义的。第三、以“搞政治”为大棒毁灭所有反省的声音，以便与“讲政治”保持政治一致。有人因此甚至自夸为保罗，“为福音不顾一切”。保罗被国王和民族主义者四处迫害，到今天，则被国王和民族主义者疯狂利用。一方面，教会不是避世的庵庙，另一方面，民族反省以及爱人如己不等同于搞政治，此外，教会极端的、表演性反政治，更是一种谄媚型的搞政治，若说项依刘尤其如是。第四、“顺服掌权者”。一方面，爱国教会并不顺服海外的掌权者，另一方面，他们把顺服这“以善胜恶”的美德改造为与恶同流合污、对罪视而不见甚至为罪辩护的“妥协”。某些爱国贼“顺服掌权者”，实质是“顺服自己的私欲”。

（五）

民族主义是中性的，是一种生物学意义上的本能，而不是道德意义上的善。爱自己（扩张为爱自己的民族）并非道德上的善，而基督教则强调否定自己（舍己）。然而由于中国古代史和近代史上的原因，很多中国信徒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爱国者——外国人就是敌人，以犬毛旁待之。又由于中国当代史上的原因，中国教会在文化上处于非常落后的状况——“自己人”成为一切原则的总原则。在欧洲历史上，无论在真理上还是在知识上，无论是山上高园还是世俗小学，教会都是世界的光和盐。然而在中国，很多教会甚至比社会更愚昧，成为最黑暗的力量或黑暗力量的同谋。民族主义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经成为人类价值观教育的反面教材，然而在中国，甚至在海外的华人教会里，竟然仍然成为一种正面价值，甚至成为某些教会兴旺发达、弟兄“彼此相爱”的纽带。反过来，在民族偶像之下，任何对中国的批评和反省，成为教会不和睦、甚至成为某些信徒一走了之的主要试探。一个不能尊重批评和反省的国度恰恰是最缺乏尊严的，而一切消灭批评只保留赞歌的和谐一致，仅仅是厚颜无耻而已。中国教会的文化启蒙工作任重而道远。

（六）

海外移民爱国主义者构成反讽的第三座高峰。如果我们拥有足够的诚实，我们必须承认，加拿大在总体上确实比较好，否则我们不可能不远万里，在“种族歧视”的“炮火”之下“赖”在这里。人都是用脚来投票的，不该再用嘴来矫情。“海外爱国华人”是世界上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他们爱国，却不择手段地逃离自己的国家; 他们因为普世主义而得以移民异国他乡，而普世主义反而成为他们的文化之敌;他们明明已经成为他国的公民，却视爱这个国为卖国——这是一群永远不知道感恩的白眼狼，这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养熟他们，他们在生活上背叛了自己的第一祖国，然后在精神上以向第二祖国撒尿而自以为义。然而他们的爱国主义与任何道德感无关，甚至与勇敢这种最庸俗的价值都背道而驰。在祖国反美不需要任何勇气，在允许反美自由的美国反美同样不需要任何勇气。事实上一些极端爱国信徒仅仅是一些精明的人，他们知道怎样讨好国王以获取好处和安宁。爱国主义的勇敢仅仅表现为勇敢地、并在多数暴政下践踏“先知”，他们对国王只是“顺服”。他们为能争先恐后的出席希罗底女儿的party而故意在各各他山上缺席。十字架道路上抱头鼠窜的教会，他们的脚根没有伤。那脚印光滑而高雅，信仰成为虚假的匠心图案。

（七）

精明已经成为一些教会和福音机构与世界相处的原则。由于门户半开半放，与巴力亲嘴成为进入广阔天地的政治门票。近年来我目睹了越来越多的亲嘴派，他们不仅完全置基督教的反省精神和民族自觉意识于不顾，而且竟然相信是自己的“策略”这类善工大有能力，靠人的算计和妥协可以打开耶利哥。中国教会还没有自己的勃兰特，更不用说先知拿单那样的信徒。他们对信仰的尊严和人的价值完全无知。这样的文明对他们仍然是陌生的：一个小女孩羊羊羊的价值超过整个民族巨大的化装舞会的价值——因为神爱100分之1的羊，而不是把虚幻的99之大义名份视为救赎的对象。有人抱怨中国教会仍然缺乏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这种抱怨恰恰忘记了：正是由于放弃了关于“悔改”的勇敢见证，教会已经成为社会的一部分而自我消灭了。教会必须是民族自觉精神的灯火，而不是歌功颂德为民族罪恶极尽涂脂抹粉之能事的宣传队和文工团。教会和义和团堂会永远是针锋相对的。教会纷纷堕落为拳会，标志着中国教会需要一场自己的宗教改革。

回顾历史：纳粹德国成功举办奥运会的背后
(博讯北京时间2008年8月24日 转载)

    
    纳粹德国成功举办奥运会的背后，简直是对人类文明的摧残：
     （1）

    1936年奥运会会址选在柏林，是个历史错误，是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发展中的一场悲剧。
    柏林，也曾被定为1916年奥运会的举办地，因为它成了战争的策源地，使那届奥运会变为空白。战后，德国军国主义受到了惩罚，直到1928年方获得参加奥运会的权利。1924年德国的特奥多尔.莱瓦尔当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1927年1月29日，莱瓦尔德领导的德国奥委会致函国际奥委会，希望由德国主办第十一届奥运会，并提出柏林、科隆、纽伦堡和法兰克福四地作为候选城市。与此同时，申请主办这届奥委会的还有埃及的亚历山大，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匈牙利的布达佩斯，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爱尔兰的都柏林意大利的罗马和芬兰的赫尔辛基。
    
    1932年（一说1931年）国际奥委会将会址选在柏林。当时纳粹尚未上台，但已在蠢蠢欲动，气焰十分嚣张。纳粹是十分仇视和反对奥运会的，他们认为这是"犹太人和和平主义者搞的花样"。纳粹分子还斥责德国运动员在1932年奥运会上与黑人一起比赛，有损日耳曼民族的尊严。1933年以阿道夫.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夺取了德国政权，德国政局发生了严重变化。鉴于当时的德国政治形势，1934年国际奥委会讨论了是否仍在柏林举行奥运会的问题，并专门成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前往德国实地调查。负责这次调查的是当时国际奥委会委员、一贯玩弄"体育与政治"分开的美国人艾布伦戴奇。调查委员会一行到达德国后，耳闻目暑一些纳粹排斥犹太人、扩军备战等法西斯罪行，并觉察到粹上台后由反对奥地转为积极支持的真实意图，但其负责人布伦戴奇仍说柏林具有举办奥运会的条件。国际奥委会因受希特勒宣传和表面现象的蒙骗，以及当时欧洲推行绥靖政策的影响，最后仍级持了原议，在柏林举行第十一届奥运会。布伦戴奇的态度，也影响了对参加柏林奥运会存在着分歧意见的美国奥委会，美国决定参加又对其他国家起了作用。1933年1月24日，好心的莱瓦尔德被推选为柏林奥运会筹备委员会主任。这个半犹太人对运动会能否顺利举行此时已是忧心忡忡。1936年3月16日，莱瓦尔德会见了1933年2月9日即充任柏林奥运会大会总裁的希特勒，出乎意外的是，莱瓦尔德从这位总裁那里得到了"全力支持"的诺言。这使他稍感宽慰。但是不久便厄运降临，以戈培尔为首的纳粹党徒接管了全部筹备工作，莱瓦尔德被排挤于外。纳粹甚至扬言，要撤消莱瓦尔德在国际奥委会的委员职务。这下触怒了国际奥委会。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耶－－拉图尔申言，如果那样，国际奥委会将取消伯林的主办权。美国也发表声明，以不参加奥运会相威胁。这样，纳粹才算屈服了。纳粹党徒上台后，对奥运会的态度来了一个180度大转变，其目的是想利用奥运会，给法西斯德国蒙上一层和平的面纱。他们印了成吨宣传德国"繁荣与昌盛"的材料，耗费了巨额资金，用花岗石、大理石等兴建了一座能容10万人的大型运动场，一个有两万个看台的游泳池，以及体操馆、篮球场等，还修建了一个比洛杉矶奥运会更豪华的奥运会村。当国际奥委会要希特勒保证能让犹太人参加奥运会时，希特勒也被迫同意了，并故作姿态，邀请了侨居美国的德国犹太女击剑手、1928年奥运会金牌获得者海伦娜.迈尔回国参赛。迈尔曾犹豫不决。但顾及到她留在德的母亲和两个兄弟的安全，毅然踏上了征途。后来她在击剑赛中，得了1枚银牌。但是，德国法西斯所玩弄的蒙骗手腕，仍被许多正直人士所识破。1936年6月，在法国巴黎召开了"保卫奥林匹克思想大会，"与会的有法国、西班牙、美国、英国、捷克斯洛伐克双利时、瑞典、丹麦、荷兰等国人士。大会号召人们反对在柏林举行奥运会，积极争取将会址改在巴塞罗那。抗议浪潮席卷世界各地，纽约成立了一个斗争委员会，欧洲一些国家明确表态，不参加柏林奥运会，并积极支持筹办巴塞罗那奥运会。7月，法、英、美、瑞士、瑞典、希腊等20个国家的运动员，云集巴塞罗那，准备参加7月18日举行的运动会，可惜，由于开幕前夕法西斯分子捣乱，运动会流产了。令人遗憾的是，这一切未能使国际奥委会改变初衷，运动会仍如期在柏林举行。
    （2）
    先来说说《奥林匹亚》的导演。一部传奇的电影就会有一个传奇的导演，这句话显然非常适合莱妮•里芬斯塔尔。1902年8月22日生于德国柏林，2003年9月8日逝世于德国。对于一个百岁老人来说，一般都会赢得社会的尊敬，但是莱妮•里芬斯塔尔却没有得到这份应有敬意。许许多多的媒体仍然对她进行着批判，其原因就是那段可以称得上是传奇的过去。在纳粹德国渐渐强大的时候，她成为了希特勒最欣赏的首席摄影师和导演，希特勒对她的赞誉毫不掩饰，甚至称呼她是“德意志第三帝国最才华横溢的女人”！她在1934年拍摄的《意志的胜利》和1936年的《奥林匹亚》创造了当时摄影艺术的巅峰，但在同时，也把自己永远的打上了宣传纳粹的耻辱历史烙印。
    
    生于一个德国柏林商人家庭的莱妮•里芬斯塔尔先是在柏林学习了跳舞，随后就因为其出色的舞蹈演出而名声大振，并因此认识了导演阿诺德.范克。莱妮•里芬斯塔尔出演了她的第一部影片《神圣的山》。在之后又拍摄了范克的一系列电影，她成功的转型并成为了当时魏玛共和国时代的电影天后。之后纳粹党上台，莱妮•里芬斯塔尔被同样是她影迷的希特勒的纳粹思想所迷惑，莱妮•里芬斯塔尔开始了她堕落的历程，成为了纳粹党的首席电影指挥，在同时莱妮•里芬斯塔尔也借着这个机会成为了电影天才和纳粹美学的宣传者。1934年里芬斯塔尔拍摄了纳粹纽伦堡党大会的纪录片《意志的胜利》。在影片中，里芬斯塔尔将希特勒塑造成了一个所谓的“神”。她将大会现场的那种法西斯狂热升华为了一种法西斯主义的视觉美学。这部纪录片中里芬斯塔尔首创了电影史上的很多摄影技巧，对于所有的画面都要求尽善尽美，她曾经为了拍摄一个场景，首创了同是用几十台摄影机从各种角度来拍摄的手法，这些创新的摄影手段使得这部电影成为了电影艺术上的一部登峰之作。在大场面的把握上，至今没有一个导演可以超越她。《意志的胜利》在当时一举夺得威尼斯电影节金奖、巴黎电影节大奖等四个电影大奖，被当时世界影评界称为：“摄影机的胜利，银幕的史诗。”
    
    如果说《意志的胜利》是在给纳粹上台造势宣传，那么1936年的《奥林匹亚》就是对纳粹进行的国际形象包装。1936年第九届奥运会决定在德国柏林举行。历史上柏林本应该在1916年就举办奥运会的。但是因为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而未能成功举办。一战德国战败，被国际制裁，被取消了德国参加奥运会的资格。一直到1928年魏玛共和国经济危机爆发时德国才恢复了参加和举办奥运会的资格。1932年德国又重新取得了1936 年奥运会的举办资格。同每一届的奥运会都会拍摄纪录片一样，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也不例外，这次莱妮•里芬斯塔尔被希特勒选中，成为了奥运纪录片的总导演。
    
    在当时，德国依然在严重的经济危机中针扎徘徊，沉重的一战战败赔偿压的德国人民喘不过气来。通货膨胀，物质极度匮乏，全国有多达5分之1的人口失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宣扬经济发展和民族振新的纳粹党上了台。1933年本来指责奥运会是“犹太人与共济会的发明”的希特勒发现了举办奥运会中巨大宣传能量，他发现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来宣扬他所主张的纳粹主义，同时这也是一个证明自己政府合法性的机会。“与政治无关”就像这句被所有欧美政治家挂在嘴边的话一样，希特勒看到了柏林奥运蕴含的政治机会，用来解决当时德国的失业危机和改变当时德国的政治形象。就是在这种背景下，1936年柏林奥运会开幕了。同样那部传奇而富有争议的《奥林匹亚》也同时开拍了。
    
    《奥林匹亚》分为上下两部，由《国家的节日》和《美的节日》组成。《国家的节日》从回顾古希腊的神庙和雕塑开始：一轮太阳穿过厚厚的云层，照射在雅典巴特农神庙前的神柱上，投下了巨大的阴影。然后镜头缓缓地移过圆形剧场和雅典娜神庙的断壁残垣，还有疯长的草丛中的一块块巨石，然后那些和奥运有关的著名雕塑出现了：《掷铁饼者》、《持矛者》等等等等。赤裸的运动员雕像中表达着古代希腊奥林匹克精神的实质：“健康的躯体中蕴藏着健康的灵魂。”接下来，是圣火传递仪式。在圣火到达柏林奥运会主会场的时候，影片展示了奥林匹克运动所有参与者的如同神话般的景象。里芬斯塔尔成功的运用强调全景和对称的镜头赋予了柏林体育场一种宗教的内涵—希特勒的纳粹主义。下集则是以纳粹法西斯主义的电影语言表现了从奥运村的生活到最后闭幕式的整个过程。但所有的运动项目都不是以纪录片的形式拍摄的，而是经过后期加工，运用了大量慢动作叠化方式处理，并带有明显的表演性质。里芬斯塔尔通过艺术手法把运动员表现成为艺术家，是运动艺术的实践者。通过里芬斯塔尔的镜头可以看到一种运动之美，竞争的刺激以及纳粹的理想主义，影片着力的表现了运动的力与美，有着英雄史诗般气势恢弘。现在来看这部影片就会发现那种纳粹美学的幼稚与可笑，个人觉得有些类似一种同性恋式的变态美学。如影片中重点描写的几个裸体德国男女运动员手持各种运动器械的活动镜头和“掷铁饼者”等等。
    
    再来看里芬斯塔尔的拍摄手段。里芬斯塔尔在拍摄《奥林匹亚》的时候得到希特勒的全力支持，动用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可以说空前空前绝后。无限制的经费，100多人的摄制组，仅专职摄影师就多达40人，每个摄影师配备一个助手，36架以上的摄影机同时开拍，再加上无数的聚光灯听候调配。以高速摄影机、水下摄影师、长焦镜头等当时的高科技装备为依托。这些无与伦比的拍摄条件让芬施塔尔首创了电影史上的很多摄影技巧，很多称的上是体育转播和体育纪录片的鼻祖。比如为了获得表现动态的新颖角度，里芬斯塔尔在跳远比赛的沙坑旁边挖了一个坑，把摄影机埋入地下，从而通过仰视的角度来拍摄跳远运动员。一艘齐柏林飞艇更是成为了里芬斯塔尔用来航拍特与场馆的专用坐骑。对大场面的掌握和对于细节，旋律，节奏等的充分理解和衔接使得这部电影达到了一种让人陶醉的艺术视觉美感。如里芬斯塔尔就通过多个镜头描绘了传奇田径运动员杰西•欧文斯打破多项世界记录，永夺4面金牌的经典场景。《奥林匹亚》的拍摄制作一共用了两年之久，光是电影胶片就有 40万米长，可见耗费之大。
    （3）
    奥运不仅是人类表达和平与友谊的盛会，奥运圣火也是当今世界最具有象征意义，传递人类美好愿望的不灭之火！遗憾的是，奥运会同时也成了最有钱的商人垄断全球体育用品市场的超级广告，那些围绕奥运的项目和设施，其“含金量”远远的超过了运动员们通过拼搏所获的金牌价值；至于是哪些人不费吹灰之力便笑纳了诸多看不见的“金牌”就不值一提了。因为那些事的背后不至于隐藏更大的罪恶，不会导致法西斯主义的崛起，威胁人类的和平。只有在政治寡头们利用了奥运会的效应抬高形象，将民族情结诱导成极端盲目的爱国主义的时候；奥运才会走向反面----孕育出恐怖与战争来！奥运史上最不光彩的一页，就是1931年国际奥委会将1936年的夏季奥运会举办权给了柏林.这个选择的理由是帮助德国恢复经济，医治战争创伤！并标志着德国自一战失败后的隔离中回到国际社会的怀抱！也就是说，奥委会的委员们在百分之百的善良愿望之下，无意中使奥运会充当了法西斯的帮凶。
    1936年2月6日，希特勒很有礼貌的主持了冬季奥运会的开幕式。不到一个月，3月2日，他就命令3个营的德军越过莱因河，向非军事区挺进。这是世界军事历上一个罕见的玩笑，希特勒将一个密封的绝密信件交给军官，命令他：惟有遇到敌军时才许打开。违者枪毙！其实里面仅有八个字：“如遇法军，立即撤退！”结果，法国人没有任何的动静。赌博成功了！希特勒这才向全体国会议员宣布：德国士兵已经开过了莱因河！议员们惊呆了！因为当时法国有100个师的绝对优势，却不敢面对德国的3个营。希特勒的军事天才立刻赢得了议员们的无限崇拜！他们狂热地向这个魔鬼欢呼起来。本来非常厌恶希特勒匪徒统治的德国人，如今发现他所领导的纳粹党是德国的希望，希特勒是带领民族走向复兴的唯一领袖！法西斯主义是德意志民族生存的需要，希特勒是民族的骄傲！他是真正的民族英雄！
    另一方面，希特勒公然挑衅的行为非但没有遭到法国的抵制，国际社会的谴责与奥委会撤销其奥运会举办权的制裁，反而赢得了世界的普遍认同与尊重。这真是人类性格的悲哀！是人类不以道德标准来捍卫和平的奥运精神所造成的世纪大灾难！是人们喜欢迎合、追随主流意识的教训，血淋淋的教训！是违背天良和天意的代价！，是激起了天怒的结果！把一股本来可以遏制的邪恶势力、一群嗜血成性的刽子手扶上了恐怖主义的战车。有人会问，当时就没人出来大喝一声吗！？有，肯定有。就像今天一样，人们不听啊！因为主流说：那只能代表极少数人的偏见、偏激，或是不可告人别有用心等等，扫兴！而绝大多数的人是善良的，是爱好和平的。怎么样，谁敢再言语一声？谁要成为善良与和平的敌人？
    人类为了追求幸福，使记忆自动选择，记住那些愉快的，忘掉一切痛苦。这是好受一点，但毕竟不是解决痛苦的办法，或者说根本不是办法。因为新的痛苦会不请自来，且往往是更大的，招架不住的。根本办法是制止和消除痛苦的来源----罪恶。就是人人要勇敢的站起来捍卫人类的良知，坚持最基本的道德准则，谴责和不以任何方式参与犯罪；这才是消除痛苦的根本办法。事实说明光靠人“没记性”，毫无用处。人不记得，神记得。种瓜的得瓜，种豆的得豆，这是神定的律，凭人的聪明或意志无法改变这个千古不变的事实。你们想，人类若没有报应的律遏止了一些罪恶，这个世界会成个什么样子？人若执意违背良知，选择罪恶，就当有承受后果的准备。我们不知道那些兴高采烈地在卍字旗下奋勇拼搏的运动员，有多少在随后的战争中死在这面旗帜之下；但我们知道凡是敢反对纳粹恐怖的都会被处决。而活下来的，本来很单纯的运动员便成了纳粹的宣传工具。
    曾记得，德国凭借奥运会的和平广告效应成功地欺骗了世界，在各国政府和投机商的经济资源下发动了人类历史上最惨绝人寰的屠杀。1936年8月1日，巨大的卍字旗在柏林奥运会会场上迎风飘扬，希特勒全副武装的（连臂章也是卍字标志）主持了奥运会的开幕式。至此，这个使几千万人丧生的二战元凶，魔鬼的化身，竟以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主持了两届奥运会的开幕式。他公然将奥运会作为其炫耀武力欺世盗名的舞台，显示德国在他的领导下越来越强大。为此，举行了盛况空前的阅兵式，其威武之师至今也无国可敌。当时，高举火炬的运动员不仅从柏林街头荷枪实弹的纳粹士兵中穿过，且在布满了纳粹罪恶标记的会场上，在法西斯军队庞大的方阵前点燃了奥运圣火。这标志着国际社会对希特勒元首的普遍认同与崇敬！从此，反法西斯力量更加孤立，几乎陷入绝境。连普通的老百姓都开始拥护那些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的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而反法西斯的勇士们则成了过街的老鼠。可见，奥运会确实是法西斯恐怖主义者们迷惑世界的一大法宝，谁该为这段悲哀的历史，人类最大的灾难负责呢？！
    当然，我们不必为盲目支持了德国奥运，帮助希特勒创造条件发动二战负责。然而，对恐怖势力的扩张及其可能发动的“三战”则负有无可推诿的责任；特别是基督徒，因为魔鬼正在苦待你们的弟兄和姊妹！末了，主必然会问你是怎么看顾祂那最小的一个弟兄的（请见马太福音第25章31-46节）。若没有信仰，我们仍然违背了人的良知，明知邪恶势力正在利用奥运效应来巩固和“升华”其恐怖主义，我们则由于种种的需要还是昧着良心选择了沉默。 _(博讯自由发稿区发稿)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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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按：这是我三年前的文章。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一些同胞的愤怒，其中还包括过去的朋友。在这些反应中，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徐钦琦的观点：“中国龙字在英语中应该翻译为long，以便与英文中的dragon有所区别。”因为“英语中的dragon是一个贬义词，指的是传说中的一种怪物。而龙在中华文化中是一个褒义词，是鹿、马、兔、虎、牛等哺乳动物组成的，龙的主体也应该是哺乳动物”（见2006年3月1日“千龙网”）。坦率地说，long和dragon在“生物学特征”方面并没有区别，而“鹿、马、兔、虎、牛等哺乳动物组成”，同样没有任何逻辑上的理由反驳龙不是怪物，更没有办法反贬为褒。我今天将这篇旧文重发在这里，文字上做了一些调整，也请评论家以此文为准。需要强调的是，我未将龙文化和中国文化完全等同，因为这整个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但我愿意，也有根据“首先”将中国视为临床对象，因为我自己在其中。我实在不愿意反复面对那个愚蠢的问题：因为你是中国人所以不能批评中国人。常识理性的回答正相反。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如这话是真理，连圣经都不存在了，更不用说人类各样的文明成果。最后，在爱国贼朋友气冲斗牛之前，我只是邀请您注释这两幅画，并诚实地回答我的问题（照照镜子对比一下更好）：你真是那个东西（怪物，动物）的传人吗？你是按它的形象造的吗？你相信你就是它的儿女吗？——2008年4月10日  

    （原文开始） 一个幽灵在中国徘徊，其名龙，其形怪兽，其民为龙的传人。明清以降，有得启示者出，对中国人沦为怪兽后裔，且以耻为荣的文化倒错扼腕不已。然而，龙文化“博大精深”者，未加稍改，于今更烈。前年，余在温州等地证道，释疑时说龙乃“杂种”（意味各种动物器官杂拼而成），吾辈既非猿后，又焉成兽种？一时群起而攻之。后反复质证于《圣经》，更惊心动魄者多矣——所谓龙的传人，实为鬼魔儿女。这一看见令我终日惶恐不已，遂有此文。 

    
     一、“龙的传人”
   
     近年来反省龙文化的作品开始出现了，这些反省最有力量的来自基督徒学者。除拙著《灾变论》以外，我也看见国内一些基督徒作者撰文批判龙文化，并直截了当地将龙归结为圣经中的撒但。在这些作品中，远志明先生的《神州》电视片影响甚巨，它感动了很多人，起到了真正的启蒙作用。当然，它也引起了一些世俗“爱国主义”者的反感，更引起了那个宗派的反应。那篇题为《褒姒故事與龍文化》的文章称：
        
     龍的出現，比專制帝王要早得多，遼寧查海已發現距今八千年的龍，距今七千年到六千年的龍也先後在陝西、內蒙古、河南等地發現。這也就是說，早在石器時代，原始先民就開始以多元的方式創造龍，進而崇拜龍、敬畏龍了——在先民的心目中，龍是自然力的代表，是“天”的形象化。而專制帝王的出現則是春秋戰國以後的事情。……隨著專制制度最終被歷史拋棄，龍也必將失去象徵帝王皇權的意義，回復其作為神物、吉祥物的本來面目。……龍族中有惡龍、歹龍，也有善龍、祥龍。……至於“龍的傳人”一說，實源自中國人對自己遠祖的尊敬和神化。伏羲女媧被稱作“龍祖”、“龍源”，炎帝黃帝呈“龍顏”、“龍相”，捨其代表專制皇權的惰性部分，取其象徵多元集納、兼容創新、開拓奮進、造福眾生、與天和諧的精神底蘊，從而作為中華民族的一個圖徽和象徵，又有何不可呢？ 

    
     那么，远志明先生在《神州忏悔录-上帝与五千年中国》这篇电视解说词中是怎样谈论龙文化的呢？
    
     西周以先，中华民族有一个敬虔道统，孔子称为“大道之行”。那时“人神不 杂”，人将神当作神来敬畏，深知自己为有罪有限的人，不失恭谨谦卑。……智慧时代：传说禹的儿子启继承帝位之後，曾三次乘龙上天，盗取天帝九歌，在千仞峰巅为自己演奏。这是从“人神不杂”到“人神同位”……据《史记》载， 到周幽王时，龙涎怪胎褒姒“一笑倾国”，从此天下大乱，血泪春秋。……从那时起，敬拜人，远离神，父传子，家天下，欲与天公试比高，就在神州开了先河……曾几何时，神州竟落入了恶龙之手？曾几何时，我们竟成了龙的传人？
   
   
     事实上，“事实”更可能站在前者一边， 而不是远志明一边。对于基督徒来说，龙作为撒但的形象有圣经上的根据；而对于修性者来说，龙要分好坏，好龙这种观念与他们的信仰体系存在母文化上的亲缘关系。不过从理性上说，好龙无非是说好兽，正如好狗仍然是狗一样，这一动物图腾作为人的祖先偶像或信仰崇拜的对象，无论如何是令人费解的。然而在事实层面，远志明先生的论证过程显然没有他的批评者更有说服力，抒情的急迫往往会阻挡求问真相的学术耐心。事实至少在三个方面是反驳远志明的：第一、中国的龙崇拜从有中华民族开始就存在，而不是从夏启或龙涎褒姒开始的。如果中国各部落从士拿平原被遣散并辗转东来，当时撒但就尾随而至；第二、因此所谓“敬虔时代”可能是一种虚构，而所谓“神州”并非是真神之国，而一直是“空中掌权者”的国度，未己“电视熏得兄弟醉，错把鬼域作神州”；第三、与此同时，那个“敬虔时代”绝不是“大道之行”的时代，而是如夏以后的时代一样人神混同，战乱纷纷——“敬拜人，远离神，父传子，家天下”，这不是从夏启开始的，而是从黄帝甚至更早就开始了，禅让文明不过是一个插曲。如果舜为尧婿，那么这个插曲也与“大道”关系不大了。结论是，中华民族从“起初”就是“龙的传人”，尽管这个民族同样在集体记忆中残存着示拿以前的诸般记忆。
   
     为了说明这一点，回到史料中寻找线索是非常必要的。当然，上古史被更多人视为传说和神话领域，但这些有文字的记载毕竟仍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其中，司马迁《史记-五帝本记》可以成为考据的主要来源。
   
     按《史记 五帝本纪》和《大戴礼记》 ，并参考其他记录，中国人始祖称为“三皇五帝”。至于具体所指，史书有不同说法，较为流行的版本是：三皇为伏羲，神农（炎帝），黄帝；五帝为少昊，颛顼，帝喾，尧，舜。有的把女娲也放在三皇之中。至于盘古，若是北魏郦道元从南方少数民族中传入，则不需要给予更多注意。当然，目前也没有更多资料证实盘古传说是否代表了亚洲民族对《传世纪》的模糊记忆。黄帝迄今仍然广泛被视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司马迁说黄帝姓公孙，居轩辕之丘，故号轩辕氏；国于有熊，亦称有熊氏。黄帝为西北游牧部首领。至于，颛顼，乃黄帝之孙，帝喾，黄帝曾孙——黄帝先后将“共主”之位传与他们（不是通过禅让）。五帝皆称为黄帝子孙，因此，考察三皇的来历就更为重要。
   
     令人震惊的是，三皇加上女娲皆为“龙种”。
   
     伏羲被视为中华民族第一位代表。按晋王嘉《拾遗记》卷１记载：伏羲氏之母华胥氏，感履苍帝灵威仰之迹，有虹绕之而生伏羲。《诗含神雾》、《孝经钩命诀》等典籍也将伏羲说成是雷神的儿子，是其母华胥氏踩踏了雷神在雷泽留下的“大迹”而孕生的。因此有研究者如此推理：雷电是龙的重要的取材对象之一，闪电为龙之形，虹也是龙的取材对象，雷声为龙之音，雷神就是龙神，雷神的儿子也就是龙神的儿子，龙神的儿子当然是龙。这些推辞为古书不断印证。《拾遗记》称伏羲“长头修目，龟齿龙唇”；《春秋元命苞》称伏羲“龙颜”；《春秋合诚图》言其“龙身牛首”、“龙唇龟齿”；《白虎通》说伏羲“鼻龙状”；《云中记》则言“伏羲龙身”。《三皇本纪》说伏羲降生的时候，有“龙瑞”出现，故“以龙纪官，号曰龙师”。《三坟》称伏羲任命飞龙氏造六书，潜龙氏做甲历，水龙氏平治水土，火龙氏炮治器用，降龙氏倡率万民。始作八卦是伏羲的重要功绩，这一功绩也被认为与龙有关。所谓伏羲“受龙图，画八卦”（《宋书符瑞志》）；“上古伏羲时，龙马负图出河”，伏羲参照此图，“以画八卦”（《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
   
     再看女娲。毫无疑问，女娲就是一条龙（蛇）。《山海经》中记载的女娲是“人面蛇身”。《楚辞•天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王逸注：“传言女娲人头蛇身，一日七十化。”其子王延寿《鲁灵光殿赋》亦云“伏羲鳞身，女娲蛇躯”。还有，《帝王世纪》讲女娲氏“蛇身人首”，《列子•黄帝篇》言女娲氏蛇身人面，曹植《女娲画赞》云伏羲女娲“人首蛇形”。关于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太平御览》卷78引《风俗通》载：“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絙于泥中，举以为人。”对于基督徒来说，女娲抟黄土作人显然是撒但更改神造人的一个谎话。屈原质问“女娲有体，孰制匠之？”，已经将这一谎话戳穿了；而所谓“力不暇供”，足以证明此蛇非神。此外，《绎史》还引用的《风俗通》说：“女娲祷神祠，祈而为女谋，因置昏姻”——按这种说法，女娲氏不但造了中国人，还是中国人的婚姻之神。然而，这位婚姻之神却不禁止婚姻的混乱，这与《创世纪》和《出埃及记》中神定的一夫一妻制形成明显冲突。这种冲突显示了“古蛇”在世界各地如何阻挡神的律法。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汉画、特别是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这位东方女神的形象都是人首蛇身。
   
     至于炎帝，相传由其母感龙而生，生下来却是“人面鱼身”，亦说“人身中首”。有研究者称：古时，鱼、龙是混用的，即说炎帝象龙一样。另外据《山海经-大荒西经》云：“在互人之国，人面鱼身。炎帝之孙名曰灵契，灵契生互人，是能上下于天。” 《绛书》卷４引《帝王世纪》说炎帝“神农氏之母任姒（女登、安登），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于常羊，而生神农。”
   
     黄帝以降，皆为“龙的传人”。《竹书纪年》云黄帝母附宝，见电光绕北斗，枢星光照野，感而孕生之；《帝王世纪》曰庆都“感三河之赤龙负图而出，与之合，昏而生舜。”其他诸如少昊氏之母娥皇（女节）感太白之精而生少昊，颛顼氏之母女枢（高阳）见瑶光之星，如虹贯日，感己于幽房，而生颛顼于若水，禹之母女狄（女嬉、女志、修己）于水中得月精，神珠如薏苡，爱而吞含之，遂生夏禹……
   
     当然，儒家中有学者（如徐复观先生）对“龙的子孙”、“龙的传人”的说法觉得“很痛心”，然而他不可能在儒家的分析框架内看见龙崇拜的根源。因为儒家对人的尊严的执着，反而赞助了龙文化对力量的崇拜。圣人君子说与龙的传人之间存在不可分割的文化连接，这个连接点就是以人为神。对于儒家之外的人，这个人神是力量之神；对于儒家来说，这个人神就是道德之神。罪的概念在在孔子的“大道”中是没有价值的，而缺乏罪的概念的所谓大道，最多是对普遍启示的记忆，但更多则是人对神的心灵背叛。这种矛盾在闻一多的相关研究中也得到证实。闻一多在他的三篇作品《伏羲考》、《龙凤》和《端午考》带着矛盾的心情解释说：龙以蛇身为主体，“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毛，鬣的尾，鹿的脚，狗的爪，鱼的鳞和领。”总之龙是一个本来不存在的各种动物的混合体。然而，闻一多对把这一“杂种”上升为民族图腾似乎完全心悦诚服。到了今天，闻一多的研究仍然为北京龙文化的倡导者引为助力。
   
    
     二、龙就是魔鬼
    
      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第三章谈到人类在魔鬼的诱惑下背叛了神，而魔鬼则取了蛇的形象：
        
     耶和华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 惟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 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 
         
     圣经最后一卷《启示录》第12章则谈到，龙就是那古蛇，而那古蛇即是魔鬼：
        
     天上又现出异象来。有一条大红龙，七头十角，七头上戴着七个冠冕。它的尾巴拖拉着天上星辰的三分之一，摔在地上。龙就站在那将要生产的妇人面前，等她生产之后，要吞吃她的孩子。…… 在天上就有了争战。米迦勒同他的使者与龙争战。龙也同它的使者去争战。……大龙就是那古蛇，名叫魔鬼，又叫撒但，是迷惑普天下的。它被摔在地上，它的使者也一同被摔下去。 …… 
    
         一般圣经学者分别从以赛亚书和以西结书中查靠撒但的来源。以赛亚书 14章所说的“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就是魔鬼：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阿，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攻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
   
   
     以西结书 28章则说：
    
     人子阿，你对推罗君王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因你心里高傲，说，我是神。我在海中坐神之位。你虽然居心自比神，也不过是人，并不是神。人子阿，你为推罗王作起哀歌，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璧玺，金钢石，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鼓笛在你那里，都是在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受膏遮掩约柜的基路伯。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间往来。你从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又察出不义。因你贸易很多，就被强暴的事充满，以致犯罪，所以我因你亵渎圣地，就从神的山驱逐你。遮掩约柜的基路伯阿，我已将你从发光如火的宝石中除灭。 你因美丽心中高傲，又因荣光败坏智慧，我已将你摔倒在地，使你倒在君王面前，好叫他们目睹眼见。你因罪孽众多，贸易不公，就亵渎你那里的圣所。故此，我使火从你中间发出，烧灭你，使你在所有观看的人眼前变为地上的炉灰。 各国民中，凡认识你的，都必为你惊奇。你令人惊恐，不再存留于世，直到永远。
   
   
     以西结书提到了对推罗的审判。然而这里先知所谈到的“推罗王”指的不再是国君，而是对在背后控制这个国君的魔鬼的审判，因为撒旦是通过人来做他的工作的——“在许多情况下，他会借助政府的掌权者来达成他的目的。”（《认清你的仇敌——魔鬼》，Dwight Pentecost牧师）。
   
     撒旦的起先叫做路西弗（Lucifer），即“明亮之星”或“早晨之子”的意思。它本是神创造的完备的天使或基路伯，但因骄傲（请注意上面以塞亚书中的五个“我要”）背叛了神。 它抛开了受造之物的位置，要篡夺造物主的位置。这个堕落的撒旦，带领三分之一的天使从此背叛神、与所有良善为敌、与神作对。它的结局在启示录中，就是被摔在火湖中承受永罚。路加福10:18 耶稣更说：我曾看见撒但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 
     
     圣经除了启示龙就是古蛇、古蛇就是撒但之外，也谈到魔鬼本是“明亮之星”，却象“闪电”一样从空中坠落。而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先祖的出生几乎全部与受星感孕有关，或者与闪电缠绕有关。我们不需要更多强调那三份之一的天使从天而降如何与人的女儿通婚，但我们可以相信，撒但仍然以龙的形象出现在远离加利利海的远东，试图在那里构筑抵抗神最后、最强大的防线。神早已定旨要福音传遍地极，而撒但是知道神的，“撒但也信，却是战兢”。

    
     如果说《圣经》中关于堕落的星和闪电与中国古书中的相关记载有巧合之嫌的话，我们更可在撒但的品质与龙文化的品质之间，寻找共同点，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看见魔鬼如何通过龙文化在历史中做王的。
   
     撒但或龙的文化品质至少包括以下几点：
   
     1、骄傲，以人为神。甚至以动物等偶像为神。
   
     骄傲是撒但的第一特征，也是它堕落的原因。这种骄傲主要表现就是以自己为神，不认识罪，更不顺服神。对于属于撒但的人来说，他们就象他们的父魔鬼一样，以人自己为神，或者通过拜假神来背叛神。在世俗世界，这种骄傲非常明显，它的主要表现是无神论背景下的所谓人本主义和专制主义。撒但诱惑人拥有神的地位（“象神一样可以论断善恶”），因此，人当然乐意跟随撒但的意志。这正是人类始祖和后来人堕落的根源。“撒但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历代志上 21:1 ）撒但出于骄傲，而用骄傲捆绑人。所以使徒保落说：“恐怕他们自高自大，就落在魔鬼所受的刑罚里。”（提摩太前书3:6）
   
     2、杀人与仇恨，力量崇拜
   
     约翰福音 8:44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撒但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在撒但掌权的国度，杀人是应当的，仇恨取代爱成为原则，尸体成为胜利者的丰碑。在这里，人们只敬畏力量，并奉行彻底的道德相对主义。在这里，力量是上帝，上帝不是力量。“从此就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凡不行义的，就不属神。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 （约翰一书 3:10 ）这个世界反而嘲笑爱，极力抵挡宽恕和拯救。“耶和华向撒但说，撒但哪，耶和华责备你，就是拣选耶路撒冷的耶和华责备你。这不是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吗？ ”（撒迦利亚 3：2）流人血的必被人流血，在这血仇正义主宰的历史中，凶手是一种民族身份。

    
     3、说谎，以无耻为智慧
   
     在创世记第3章里，撒旦就撒谎骗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 既然撒但是“说谎之人的父”，它就鼓动它的臣民以说谎为原则，甚至以说谎和诡诈为智慧。这些年来很多朋友愿意重复我十九年前的话：最大的绝望不是麻木和说谎，而是以麻木为成熟，以说谎为智慧。“这样的智慧，不是从上头来的，乃是属地的，属情欲的，属鬼魔的。”（雅各书 3:15） 使徒行传 13:10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 ”通过《孙子兵法》、《三国演义》、《资治通鉴》等，一部中国诡诈史带着作者和读者称羡的表情跃然纸上。这一表情普遍存在于政治领袖和普通百姓在骗人之后那种满足感和优越感中。圣经上说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有祸了。
    
     4、诱惑人，包括功利主义、以食为天，以耻为荣。
   
     撒旦如何诱惑人呢？马太福音4:1-11 谈到撒旦在旷野里试探耶稣，就是通过“肉体、自我与世界“三个方面试探神。人伏在肉体、自我和世界之下，离弃神而成为撒但的儿女。自我就是虚荣和骄傲，世界就是权力和财富，就是彻底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至于肉体，就是叫人做食欲和性欲的奴仆，并以此互相炫耀。腓立比书 3:19 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 约翰福音8:44中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龙文化”与“以食为天”的“食文化”之间从开始就是一体两面的，而圣经上多处记载，魔鬼败坏人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让人成为食物的奴隶，而福音永远高扬“生命胜于饮食”、“人活着靠主口中的话，而不单单靠食物”这一真理。始祖起初受魔鬼诱惑犯罪，就是因为“以食为天”，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撒但对的人的败坏手段从未没有超出这一“传统”。
   
     5、控告者，用世俗道德论断人，假冒伪善
   
     撒但也被称为控告者，就是通过道德上的论断离间人与神的关系，而它论断人最重要的方式有两个，一是通过“动机分析”在神面前控告人，称人不配得救，甚至用重生者的过去控告重生者。行为称义和功利主义动机还原，是这种控告常用的手段。另一种方法则是在人面前控告神，暗示神是不爱人的，教唆人与神为敌。圣经上最著名的“撒但的控告”在《约伯记》中。撒但在上帝面前这样控告约伯：“约伯敬畏神岂是无故呢？”（约伯记1:9）“你且伸手，毁他一切所有的；他必当面弃掉你。（约伯记1:11）”。撒但也会装成“光明的天使”，人道主义者，以体贴人的方式阻挡真理和救恩。所以马太福音 16:23中说：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但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撒但的控告在龙文化中就是通过大批判、杂文、檄文等话语方式大行其道，也通过各种互相谄媚和吹捧俘获人。它更把“什么都不相信”这种观念放到人里面，使唯物主义和虚无主义成为民族的哲学。
   
     6、假冒先知，篡改神的真道
   
     异教和异端往往是撒但抵挡神的工具。所以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一切的灵（每个师傅都宣称自己是奉神的名来的），你们不可都信，总要试验那些灵是出于神的不是，因为世上有许多假先知已经出来了。凡灵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就是出于神的，从此你们可以认出神的灵来。凡灵不认耶稣，就不是出于神，这是那敌基督者的灵。你们从前听见他要来，现在已经在世上了…” （约翰壹书）这些假先知都会讲一套 “鬼魔的道理”，而他们往往特别愿意通过曲解圣经、混乱和利用圣经来帮助自己。事实上为了让亚当和夏娃顺服，撒旦就通过引用神的话曲解、篡改了神的用意。“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新，叫他们信从虚妄”。（帖撒罗尼迦后书）撒但在旷野里对耶稣的试探，也是通过错误引用圣经进行的。毫无疑问，那些不相信基督为唯一真神却总是引用圣经为自己服务的做法，都是属撒但的。
   
     7、在世界做王，没有人能逃脱
   
     撒但是无孔不入的。所以彼得说：“务要谨守、儆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彼得前书5:8）。耶稣起先对彼得说过：“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筛你们如同筛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去了信心……”（路加福音22:31）在中国历史上，岂有一人不按撒但的原则存活吗？是非功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这是中国心灵面对撒但绝对统治的悲叹。在这种历史结构中，良心除了死灭没有任何结局，生命除了死亡没有任何指望。撒但在这国家里不仅通过权力掌权，也通过每一个人，特别是通过多数暴政在人心里做王。马可福音5章里记着基督曾经遇到过一个被鬼附的人。基督问附在那人身上的污鬼说，“你名叫什么？回答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就再三的求耶稣，不要叫他们离开那地方。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要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耶稣准了他们，污鬼就出来，进入猪里去。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二千。”龙文化和基督文化的对立，就是2000：1的对立。
    
    
     三、魔鬼的儿女
   
     在魔鬼的统治之下，龙吞噬了无数生命。龙崇拜使中华民族的历史沦为杀人史、控诉史、诡诈史、食色史和专制史。中国诡诈史可以在常识层面得到印证。这个最会说谎的民族，这个把说谎当成生存本能和生存智慧的民族，早已经因此扬名中外。他们因为什么都不信，只相信“实用理性“，这种精神状态与说谎习性互相援助。控告则是杀害灵魂的，任何领域，每个改朝换代普遍发生了各种形式的“控诉运动”，狗仔和贫下中农都披着“道德”的外衣成为愤怒的“网民”。控诉永远不是为了真理问题，而是为了谋取世俗利益。这个否定的民族是决不忏悔的，龙就是人上人，可以上天入地，口含天宪，成王败寇，并以改造别人的灵魂为己任。专制不过是否定人格在公共领域的完成，这个国家几千年来从未出现过一个民主国家。其问题远不是权力的傲慢与专横，而在于“四万万人都想当皇帝”。它的名字叫“群”。
    
     然而无论是杀人、控告、诡诈、物欲横流、“彼可取而代之也”，皆是因为人的骄傲和背叛。每个人都想成为真龙天子，可以在别人肉体和灵魂上作王，在物质世界上拥有绝对主权。由于心中无神，每个人都自以为是神，或者通过自以为无神任性而为，杀人越货，卧薪尝胆，并以此自我荣耀。

    
     1、中国杀人史
   
     魔鬼起初就是杀人的——中国杀人历史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是战争杀人，第二是通过刑罚合法杀人，第三则是自杀。有史以来，中国人杀了多少中国人，也意味着那从起初就杀人的龙，在中国历史中一直受到怎样的献祭。
   
     被远志明先生错误当作敬虔时代的黄帝时代，就是一个杀人的时代。黄帝通过53场战役打败了蚩尤，统一了三大部落、72个小部落。然而就是炎黄火拼，盟军内战，决战于阪泉之野。大败炎帝之后，黄帝四处征讨。事实上五帝与周边部落战争从未中断。
   
     有夏（前2033-1562）一代，权力内战和周边战争仍然不断（《史记-夏本纪》）。商采兄终弟及制，有“九世之乱”，仲丁开始，其后五代九王皆为王位杀伐，屡次迁都，并不断与周边部族征战。西周（前1066-771）内乱不止，外患频仍，如武庚之乱，南讨楚国，征伐犬戎。春秋（前770-476）242年间，36位君主被杀，52个诸侯国被灭，大小战事480多起。战国（前476-221）：250年间，大小战事230次。很遗憾，这些战争到底杀死了多少普通人口，没有确切的记载。龙通过遗忘死亡成功地统治着中国。
   
     前不久，网络上流传甚广的一篇文章编辑了“中国历史上的15次人口灭杀”（参考网易“文化频道”）。文章说：秦人嗜好战争，他们左手提着人头，右胳膊下夹着俘虏，追杀自己的对手。司马迁记载：秦国攻魏杀8万人，战五国联军杀8万2千人，伐韩杀1万人，击楚杀8万人，攻韩杀6万人，伐楚杀2万人，伐韩，魏杀24万人，攻魏杀4万人，击魏杀10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前262年击赵白起杀尽42万人，又攻韩杀4万人，又攻赵杀9万人……前207年项羽坑秦降兵20万。从公元前195到公元前205年西汉建国初期，共历十年“农民战争”。秦朝末年有2000多万人，到汉初，原来的万户大邑只剩下两三千户，消灭了原来人口的70%。大城市人口剩下十分之二三。甚至出现了“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的现象(《史记•平准书》)。汉武帝在位五十多年（前140-前87年），几度讨伐匈奴，海内虚耗，人口减半，50%的人死亡。公元2年全国人口5959万，经过西汉末年的混战，到东汉初的公元57年，人口2100万。损失率65%。公元156年人口5007万，经过黄巾起义和三国混战，公元208年赤壁大战后的全国人口为140万，公元221年人口下降到90万；损失了98.3%。公元208年赤壁之战曹操说汉末三国大动荡活下来的人只是原来人口的1%！一直到公元265年，三国人口总计才767万。从公元291年开始，先后有汝南王亮、楚王玮、赵王伦、齐王、长沙王、河间王、东海王越及成都王颖八王为争夺皇位，在洛阳相互攻杀，战乱历时十六年之久，死亡人口达数十万人，许多城镇均被焚毁，史称“八王之乱”。北朝的齐代有2000万人，到北周时人口仅900万；南朝宋代有469万人，到南陈灭亡时只有200万人，损失率达60%。从公元611到628年18年间，兵变、民变和宫廷政变共136次，有50多位称帝称王者，均统兵15万以上，各据一方，相互混战。全国户数由890万减至290万，人口由公元606年4602万人，减到639年1235万，损失率73%。唐安史之乱历时九年的残杀，中国人口从九百万户锐减至二百万户，四分之三惨死，残存者以纸为衣。公元755年有5292万人，到760年人口1699万。损失率68%。 唐末“黄巢起义”，五代，前后八十年，中国内外一片混战，亿万生灵涂炭。前后58个皇帝，有42个死于非命。唐武宗（841-846年）时有496万户，后周世宗（955-960年）仅120万户，到宋初为200万户。损失率76%。 金、元灭两宋，1122年全国人口9347万，到元初1274年，人口887万。损失率高达91%。忽必烈屠杀了中国人1800万人，中国北方90%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在蒙古人杀戮和统治下，中国丧失了7000多万人口。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作为世界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1985年版。 元末混战中明朝开国，朱元璋仅胡惟庸、李善长、蓝玉三案总共杀人十万之多。在位三十年，杀了二十万，并象秦始皇一样推行妃妾、宫女殉葬制度。明末从李自成起义到吴三桂灭亡，混战五十四年。明末人口为一亿，到清世祖时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锐减了80%多，损失人口8000多万。 其中满人和张献忠屠蜀，惨绝人寰。满族征服汉族，先在辽东地区共杀辽民300多万，掠济南，城中积尸13万。 扬州城破，死者达80余万。江阴一县，就杀了17万人，全城仅50人幸存。嘉定三屠杀了50多万。1649年占领湖南湘潭后屠城；同年平定大同的反清运动，大同全城军民被屠尽，“附逆抗拒”州县及汾州全城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攻破广州时屠城，“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 清代的白莲教起义（1796-1805） ：1786年人口3亿9110万人，起义失败后，人口为2亿7566万人，相互屠杀损失了1亿1千万人口。太平天国爆发（1851年）前夕中国人口4.3亿，太平天国失败（1863年）后，中国只有2.3亿人，中国损失了2亿人（4000万人死于战争中）。抗日战争八年，日军屠杀3000多万中国人民。1946-1949年国共两党打了三年，国民党一方死了341万，共产党一方死了150万，三年共有491万人战死。最后，中共建政以来，非正常关系死亡人口为8000万人……
   
     关于中国刑罚，其残忍程度它确实集中了魔鬼的智慧。虽然历史没有办法公布死于这人间地狱中的受害者名单，但关于中国最恐怖的酷刑，则可以罗列出来。这些酷刑最能体现人对人的仇恨，它表明，起初就是杀人的魔鬼，如何全面占领了人的灵魂。
   
     凌迟。这一刑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最早是把人杀死之后再剁成肉酱，称为“醢”，俗称“千刀万剐”。有研究者说：受过此刑的记得有子路，还有周文 王的长子伯邑考。后来发展更加精细，目的还是要让犯人受最大的痛苦，因此不但是活的时候 施刑，还要求受刑人必须身受多少刀以后才死。据说发展到后来，每次凌迟要由两个人执行，从脚开始割，一共要割一千刀，也就是要割下一千片肉片才准犯人断气。而据说犯人若未割满一千刀就断了气，执行人也要受刑。发展成”死刑的艺术” 。而受此刑最有名的人就是大太监刘谨，听说一共割了三天才让他断气。而最惨的是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因为崇桢皇帝中了反间计，误以为他通敌卖国， 判他凌迟处死，行刑前以鱼网覆身（让肌肉突出以便下刀），游街示众，被北京城 无知的民众冲上前去，把他的肉一块一块咬下来。
   
     此外有梳洗。用铁刷 子把人身上的肉一下一下地抓梳下来，直至肉尽骨露，最终咽气。剥皮：剥的时候由脊椎下刀，一刀把背部皮肤分成两半，慢慢用刀分开皮肤跟肌肉，像蝴蝶展翅一样的撕开来..最难的是胖子，因为皮肤和肌肉之间还有一堆油，不好分开。皮剥下来之后制成两面鼓，挂在衙门口，以昭炯戒。最早的剥皮是死后才剥，后来发展成活剥。俱五刑：把砍头、刖、割手、挖眼、割耳合一，即“大卸八块”。 汉高祖死后，吕后把他的宠妾如意夫人抓来，剁去手脚，割掉鼻子耳朵舌头，眼睛挖出，丢在猪圈里喂养，取名“人彘”，结果吕后自己的儿子看到，给活活吓死。烹煮：找个大瓮，把人塞进去， 然后在瓮下面用柴火加热。车裂：即五马分尸，就是把受刑人的头跟四肢套上绳子，由五匹快马拉着向五个方 向急奔，把人撕成六块。刖刑：有人说是把膝盖以下都砍掉，也有人说是把膝盖骨削掉，以后者比较可信。还有宫刑与幽闭、腰斩、缢首等。
    
     在这些残酷的杀人艺术之外，“连坐”“株连”制成为补充规定。中国自秦代起就开始采取连坐政策，不仅本人要被诛杀，而且要株连九族。明初方孝儒因反对朱棣在午门内被凌迟处死，并将其九族加上他的朋友、门生共873人全部处死，行刑就达7日之久。 这种情况在1949年变相复活。
   
     关于中国自杀问题，晚明以来的传教士就注意到这一独特的中国悲剧。不过历史上自杀人口无法统计，我们可以通过今天的相关数据想象一下，几千年来，有多少中国人在逼迫中自己杀害了自己。前不久，据《中国青年报》报道，中国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总的自杀率为10万分之23，而国际平均自杀率仅为10万分之10，中国自杀率是国际平均数的2.3倍。每年自杀死亡人数近30万人。这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四分之一人口数。除了自杀成功者，每年还有约250万的自杀未遂者。有研究者据此分析，实际自杀数要比公布的高3～5倍，由此推算，中国自杀人数可能达每年60万人以上。每天约有685名中国人自杀。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5，自杀人数占世界自杀人数的1/4。平均每两分钟就有1人死于自杀，并有8人自杀未遂。自杀者平均年龄32岁。
   
     2、中国食色史
    
     以食为天，或者以食为上帝，是撒但动员人性背叛神最著名的方式。亚当犯罪是因为吃，撒但在旷野里试探耶稣首先也是用“吃”。马太福音第四章记载： 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对于撒但的工作，保罗在罗马书 16:18中说：“因为这样的人不服事我们的主基督，只服事自己的肚腹。用花言巧语，诱惑那些老实人的心。” 歌林多前书 6:13说：“食物是为肚腹，肚腹是为食物。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腓立比书 3:19中说：“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肚腹，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罗马书 14:17说：“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
   
     撒但的儿女是以肚腹为上帝的。孙中山说：我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中国所发明之食物，固大盛于欧美；而中国烹调法之精良，又非欧美所可并驾。我在《灾变论》集中讨论了中国人以吃为神文化的起源，现在需要补充的是，那些天灾人祸在超验意义上，显然是神的手临到了这百姓身上。中国人的食文化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吃是一般等价物、无所不吃、吃人。关于吃人，比较权威的著作是韩国人黃文雄的《中國食人史》（出版社：前衛，出版日期：2005 年 04 月 01 日），该书從中國“二十六史”及諸多重要官方文獻考證，自西元前二O五年至西元一九三O年為止的兩千多年間，中國歷史上共有一百一十八個年代發生過人吃人的記載。平均每十八年就有一次大規模的人吃人。這還僅限於有官方文獻可考的官方紀錄，(不包括地方誌、野史雜記)，也僅限於太飢荒時的人吃人，若至於戰亂時的人吃人，平常時的吃人肉……那就更無計其數了。这本书的出版介绍中还说：實則我們從中國史書上常可以讀到諸如“易子而食”、“人相食”、“啖肉”、“癵肉”、“肉刑”、“割股事親”、“割肝炒菜”、“弱肉強食”、“人市”、“人肉包子”、“人肉市場”、“人肉筵席”、“殺妻宴客”、“吃人禮教”，甚至“乾屍”、“鹽屍”、“人彘”等駭人的字眼，可見中國不僅太飢荒時人吃人，戰亂時人吃人，即使平時，也常以人肉當美食，生病時以人肉當藥補，並發展出一套全世界獨一無二的人肉料理學。亦即，中國的食人文化，已從單純逞口腹之慾的生理次元，“精進”到洩恨報仇、宗教祭祀、貴族饗宴、官場酬酢……的精神心理次元了。
   
     与食相关的就是色。中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一夫多妻制国家（古兰经中关于四妻制的规定，特别是关于保护女婴的内容，也让中国人惭愧），千年治乱轮回，但多妻制则超稳定不变。中国也以妇女缠足和溺弃女婴闻名于世。魔鬼把人变成工具，人也把人变成工具。各种权力（君权、夫权，父权甚至民权）由此自然把弱者变为工具。女人和孩子不仅是传宗接代的工具，也是发泄性欲、显示尊贵的工具。中国真正的一妇一妻制，正是在传教士到中国之后才逐渐开始的。耶稣不仅解放了孩子们的脚，也解放了中国妇女——然而，有多少中国人回头去感谢赞美神呢？更多的人回去向龙顶礼摩拜。有很多知识妇女今天声称热爱中国文化，她们根本不知道她所热爱的中国文化原是妇女的祭坛。
   
     这个龙在周朝时，借着皇帝可以合法地拥有一百二十一个妻子。《礼记》载：“女御八十一人，当九夕。世妇二十七人，当三夕。九嫔九人，当一夕。三夫人，当一夕。后。当一夕。十五日而遍。”刘向在《说苑•反质》中记载：秦始皇掠天下妇女倡优共达“数巨万人，钟鼓之乐，流漫无穷”。汉武帝时嫔妃级别增至十四等。而相应地，人数也从秦始皇的上万人增加到了汉武帝时期的一万八千人。《旧唐书•食货志》道：“汉武帝后宫数万人，外讨戎夷，内兴宫室。” 历史上拥有宫女最多的皇帝是唐玄宗，其长期拥有的宫女数量超过四万个。到宋元明清时的宫女比汉唐要少，平均在２－３千人。因此有评论者感慨：在波旁王朝的历代帝王中，被称为“太阳王”的路易十四是其中最为淫逸的人之一。而他的妻妾有多少个呢？有几十个。但和中国帝王一比，也不过是小菜一碟……（参见“中国帝王与食色性也”一文， 作者：叶康乐，出处：议报社区网站之真理论坛）
   
     然而，多妻制决不是专制皇权的特权，它是龙文化中普遍的人民意志。在中国，多妻制是全社会奉行的婚姻制度，正如太监虽然是龙的仆从，却也是一种大众心理一样。这种性倒错在今天仍然威胁着神给人所确立的婚姻制度。2005年10月22日，在重庆召开的“中国首届性医学论坛”上，中国性学会性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马晓年对去年中国人性健康状况网上调查结果作了介绍。其结论被概括为：在男性已婚者中，有过婚外性关系的占47.4%，经常保持的占13.5%。2004年杜蕾斯全球性调查报告曾显示，说中国人平均有19.3个性伙伴。受调查者中有5人竟然表示，如果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会把艾滋病传开……
    
    
      
     我并不想诅咒我的同胞。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以弗所书6:12）。
    
    
     2005年10月26日星期三

人殉与开墓仪式

任不寐

http://blog.ifeng.com/1247038.html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榆树屯的老张头带着村长和榔头，将古老而巨大的棺墓打开了。是夜，悬浮微粒高到378微克（国际标准值是50微克），于是伸手不见五指，为百年良机，可尽全村之物力，足邻居之不亦乐乎。当下物事不堪待客，不挖祖坟不足以平民愤。一方面，时代精神的绝对贫困，仅余文化盗墓一途；另一方面，民族自卑的彻底变态，非炫耀排场不足以报复列强。然而，开棺验尸皆第八奇迹，史名秦俑，跪为孔门，学称人殉。而参于者你和我，我和你，挤入村委会干部两翼，一同编入另外一种文化人牲。

谋者谋之：就是要把人牲（性）展示出来，信哉斯言。人殉历史源远流长。起于制度，成于文化，达于列国。

初，榆树屯殷墟墓葬区1001号大墓葬164人，殉者多为少年甚至幼童；殷墟武官村“中”形大墓殉79人，安阳屯有近两千余人牲，王陵区被杀者1178具，18号坑，用人牲达千人之多，一次祭祀杀人最多为339人。晚商大墓几都殉人。杀殉仪式整齐而操练，开现代大型政治体操之先河。已掘商墓共殉近四千余人。有文字可载历史之序幕，成了堆积尸骨的万人坑，或“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启示录18:2）。周代人殉风行，《墨子·节丧》云：“天子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寡者数人”。延于春秋，秦穆殉葬177人，跌至秦末，二世因“‘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从死，死者甚众。” 汉唐宋元，不绝如缕。及灾民极端专政之明朝，殉风大作。《明史·后妃传》：“太祖崩，宫人多从死者”；46名宫女 “纵作鬼，也幸福” （38人皆为勒令从死），随朱元璋入殓孝陵。此例后代皇室大臣与先皇保持一致，如成祖朱棣的长陵有从殉妃嫔30余人，其他事例散见《明史》，尸骨未寒，续于康熙。

然而始作俑者，秦始皇也。将人殉文而化之，精而华之，推入世界奇迹之极，为村人仰羡，外夷惊艳。文化人殉分左右两翼。

左为文学。人成文字奴妣，我为符号之提线木偶。长城象形而出文字狱，夜行黑衣人怀匕首与投枪。无真理，无爱，无原则，“和”谎迷天，乡愿成疾，终于院墙崩溃，妖人出水。礼乐诗画，自以为神，自我感动，无耻无畏。惨剧未止为后庭花开，原罪未知而喜从悲来。灵魂淹没于表情扁平之宫阙，精神崩溃于体态风骚之太极。效颦于科技图案之功夫，个体牺牲，在龙文化黑暗而巨大的铁蹄之下，所有人当场被踩平。上媚于小市民荣耀，下悦于大多数暴力。于是掌声雷动，震及巴蜀，69222人，死者情绪稳定；又每年矿难逝者20000人，强颜娱乐为2008。笑脸根于一种纯粹生物学优势：率土之滨，我们最能生，普天之下，我们最能活，废墟之上，我们幸存者最健忘、最理性、并最毫无心肝。

右为政治。人成为一统偶像之献祭。全民借兵，全民为器，整齐化一，千人一面。东追鲜北大型人海体操，西回我的奋斗，蠢泪横飞而愤青林立。于是体育精神堕落为杂技艺术和人体积木，文字长城排泄出拳匪堂会，内部文工团汇演扩张为面向世界的春节晚会。既为国葬，于是穷奢极欲，七年之痒，挥霍430亿美元于一空。前有雅典仅销150亿美元，后有鄙村，仅烧钱燃放烟花逞历届万国之最，为所往二十八届总数之四倍，第九奇迹位极吉尼斯。《孟子·梁惠王上》有云：“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後乎！”

世界一同参加了21世纪第一场人殉仪式。当众村长摩肩接踵步入鸟巢，乘欢迎而荒淫，80位村干部和80位外村元首完成了文化统一。这一同谋从9.1万现场观众及40亿电视观众连为一体，香水一炉，共同牺牲。名利在哪里，人们的心就在哪里。教会都趋之若鹜，争先恐后，尽态极颜，为进入牺牲现场否认基督、排斥弟兄，丑态百出，奈世界何。从希腊广场到西洋白房子，毕恭毕敬，天良丧尽，唯龙首是瞻，与偶像行淫（以西结书23:37），如同雀鸟急入网罗（箴言  7:23）。《易经》有云：“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耄之嗟，凶”。“日昃之离”，开墓之时，一语道破“天机”——魔鬼起初就是杀人的，剧院失火，于是血溅中轴，刀起边陲；而那古蛇从起初就是说谎的：开幕时间即假骇人听闻，假唱登峰造极，假脚印炉火纯青，假一致说好在消灭一切说不好之后寡廉鲜耻而举世无双。说谎族性昭然揭墓，这是最后的人牲——时老张头二楞子三大妈墓地凯旋，喝彩声起，遍地沐猴弹冠之际也。

夜已央，小李子作鸟人状，两个又黑又粗的钢筋将提线木偶文化浓缩在假太阳惨白的面孔里。二踢脚近了，世界一起被提起，被玩弄于空中掌权者的脚掌之下；在第29号墓地，神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2008年8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