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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30日 儒教是法制的天敌1/方舟周天子，家天下。周公姬旦用宗法建国，官职家族化、世袭制。 随着冶铁技术的传入，廉价的铁制工具逐渐在农业生产中普及，使得生产力得到快速的提高。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也促进了手工业和商业的快速发展，这使得许多平民出身的人成了新兴的地主和富有的商人。这些货币新贵们随着经济地位的升高，愈来愈要求受到法律保护，以保障自己的财产安全和谋求更大的发展。 于是，在春秋时代，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要求法制的斗争。 周朝是建立在宗法等级制度之上的，他的法律是由“礼”和“刑”两部分组成，其中“礼”主“刑”辅，两者的对象是不同的，“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⑴ 刑法是专门针对庶民百姓的。刑法掌握在世袭贵族官僚手中，并不公布出来，贵族官僚可以很随意地断罪量刑。新兴地主和商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要求打破贵族官僚对法律的垄断，要求将法律公布于众。代表他们利益，旗帜鲜明地要求公布成文法，进行法制的士人，就是春秋时代百家争鸣中的法家。 公元前５３６年，郑国执政子产，把刑书铸在铁鼎上，公诸于众，打破了藏刑书于官府的惯例，开创了公布成文法的先河。 公元前５１３年，晋国大臣赵鞅和荀寅将刑书铸于铁鼎之上，公诸于众。 公元前５０１年，郑国大夫邓析首次提出反对“礼治”主张“事断于法”，并起草了适应社会进步的新成文法刻在竹简上，史称竹刑。 之后，又有卫国的李悝，秦国的商鞅等法家人物纷纷反对礼治，主张“法不阿贵，不别亲疏贵贱一断于法”，废除世卿世禄的世袭制度，取消旧贵族的政治特权等。 法家对法治的要求，从一开始便遭到了旧贵族和儒生们的反对。旧贵族是为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儒生则是为了捍卫自己的价值观念。 和法家相反，儒教反对法制，竭力维护周朝的等级礼治，主张“厚古薄今”“法古无过，循礼无邪”。 在法家铸刑鼎公布成文法时，儒教鼻祖孔丘就明白无误地指责法家：“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贱无序，何以为国？”⑵ 晋国大臣叔向在给子产的信中所：“先王权衡事情的轻重来决定刑罚，不制定刑法，就是怕老百姓产生争讼之心，旧传统、旧制度是不能改变的。公布了成文法，改变了以往的旧制，老百姓知道了法律，便不敬重上司了，人人都有相争之心，都引用法律作根据来为自己辩解，而且侥幸得到成功，要想统治老百姓就很难了。……老百姓抛弃礼仪而引证刑书，一字一句都要争个明白，犯法的案件就会多起来，贿赂到处通行，恐怕在你活着的时候，郑国就要衰败了。” 面对儒生、贵族的诘问，子产竟然词穷，回答说：“我没有才能，不能考虑那么长远，我是以此来挽救当代人的。”⑶ 我们根本没有资格责备子产理屈智浅，从今天中国的法制现状来看，２５００年后的现代中国人仍没有能回答儒生对法制的质疑。 孔丘、叔向的话虽不多，但他们却提出了法制建设的两个关键问题。孔丘的话提出了平等与秩序关系的问题，叔向的话提出了法制与道德关系的问题。
人类自组成社会之日起就有了法律，但是有了法律并不等于就是法制社会，只有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才叫做法制社会。平等是法制的灵魂。 自从人类始祖偷吃了禁果，犯下了原罪，人就变得自私，就丢掉了善、丢掉了平等。 人一出生，每个个体的家庭、智力、体格、容貌之间就存在着千差万别，人由于自私而相互争夺、相互竞争，结果就形成了秩序。那些智力优秀、体格强健、容貌美丽的人就会占有多的资源、财富，位于秩序的上层，相反者就位于秩序的下层。秩序一旦形成，就会产生惰性。这不仅是因为人具有一种追求“静止”的本能，更是因为位于秩序顶端的利益既得者们，出于自私，总是靠自己的聪明和利用手中掌握的优势资源，对既成秩序进行维护，并消灭潜在的新的竞争对手。时间久了，当将军的儿子、孙子仍是将军，奴隶的儿子、孙子仍是奴隶时，当初由竞争而得到的秩序的“合理性”就不存在了，这时秩序就会崩溃，产生新的竞争，直到新的秩序出现。如此循环往复，构成了人类的历史。 从这个角度看，人对秩序合理性的追求是人类社会运动、前进的一种动力。人追求秩序的合理性，其具体的表现，就是追求竞争机会的平等。追求平等是追求秩序合理性的精神实质，因此追求平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动力。古代奴隶主可以对奴隶们的任意杀戮，而今天总统则由人民选举、并受人民批评，人类的历史正是人类不断追求平等、并不断取得成果的历史。 就象人对善的追求一样，人对自己丢失的平等有着执著的、永恒的追求。 人类种群中，智力特别优秀者和先天痴呆者其生育率都是很低的；男女在择偶时是不自觉地受着“互补”原则支配的。这都表现了人类种群发展的趋同性，这种趋同性正是平等的生理基础。社会的进步使得非遗传的、后天的因素对人的综合素质决定性所占的比例愈来愈大，这使得人们的综合素质的差距会愈来愈小而趋向平均化，个体素质的平均化正是平等的社会基础。 和善一样，平等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 平等不仅仅只是一种精神追求，人们总是将这种精神追求的成果以道德、法律等形式固定下来，形成一个社会事实，成为一个真实的存在，与秩序一起构筑人类社会。 平等和秩序不是对立的，而是相辅相成的。 平等可以使有才干的士兵当将军，可以使不称职的将军被免职。人事可以变化，但将军永远领导士兵；只有人事及时变化，才能确保将军永远领导士兵。这叫做“铁打的秩序，流水的官兵”。平等是秩序合理性的最大保障，同时也是秩序稳定性的最大保障。没有平等竞争的人事僵化，不仅会使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使秩序徒存虚表，并且还会使人们抛弃秩序本身，去追求平均主义。 秩序等级也是平等的保障。将军的能力强，做的贡献大，应该得到大的荣誉和高的薪水；士兵的能力差，做的贡献小，应该得到小的荣誉和低的薪水。这保证了士兵和将军在人格上的平等，保证了士兵和将军的关系得以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而不是打骂和体罚的基础上。平均主义只是官兵平等的假象，等级不通过外在的荣誉和物质来表达，那他就会通过士兵的人格受辱、送礼、行贿等看不见的暗渠道来表达。这种暗渠道会使所有保障平等的道德、法律成为一纸空文，从而对平等构成致命的伤害。 秩序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而社会发展的方向正是平等。 秩序是一种纵向的关系，平等是一种横向的关系，二者共存于社会中、人心中。这种纵横交错的和谐关系是“十字架”写照，也是“十字架”给人们的神秘启示。 不平等的根源是个体差异，平等的根源则是对个体差异的超越。一个整日扎在人堆儿中的人，他看到的全是人与人的差别；将他弃置荒原整日与野兽为伍，他再看到人时就会发现人和人原来是同纲同目同科的生物，人和人原来是相同的。他能看到人的相同性，是因为他站在人类社会之外。这种相同性是有局限性的，真正的百分之百的相同性、平等性只有在真正超越人类社会的一个无限高的支点上才存在，从这个支点上看，每个人都无限渺小，仅仅为一个点、一个存在，而不存在丝毫个体差异。能在这个支点上俯瞰人类的，只有上帝。 上帝是平等的“支点”，是平等的主体，唯一的主体。 一个无神论者，平等的念头是无从产生的。 周人、孔丘都是否定上帝的无神论者，他们只看到人与人的差别，并将这种差别人为地夸大，再用等级礼制、世袭制度使之永久地固定下来。孔丘将人事与秩序相混淆，并以维护秩序的名义，维护着等级礼制，维护着固定的僵化的等级人事，以使社会完全静止，停止前进。使社会处于静止状态是孔丘的真正目的。 在儒教中国，人们要维护秩序就必须维护人事，脱离人事维持秩序，必定导致混乱，因为中国没有保障良性竞争稳定存在和支撑秩序独立存在的蕴含平等精神的信仰。 孔丘将秩序与人事永久性地捆绑在一起，将秩序建立在人的基础上而不是信仰的基础上，对秩序是一种真正的伤害，它使中国人对秩序产生仇恨，渴望无秩序的平均主义，导致中国社会周期性的动乱；导致中国社会人亡政息，政策缺乏稳定性和延续性。孔丘维护僵化的人事，只能使统治集团变得专横无比，并不能真正的维护人事，专横的统治集团总是随着其寄生的秩序的混乱而毁灭。而注重秩序而不注重人事的基督教国家，不仅维护了秩序的稳定，政策的延续，并且使得许多国家传统的皇室至今仍受着人们的尊敬。 无神论的孔丘是没有丝毫平等概念的，平等在他的眼中永远是没大没小、贵贱无序、国将不国。所以他对公布成文法，对法制是刻骨仇恨的。 不是还有法家在追求法制、追求平等吗？ 是的，法家是在追求平等，但法家追求的平等仅是官僚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平等，并不包括皇帝在内。因为在无神论中国，皇帝是唯一的平等实施者、支撑点、主体。 这就是无神论者的不幸，他们要么像儒家一样彻底否认平等，要麽像法家一样，将皇帝作为平等的主体。 法家为了证明皇帝具有超越平等的特殊性，就需要将皇帝神话，就象韩非子所言：“龙颈有逆鳞三尺，触之必怒”。这为日后法家与道教的结合埋下了伏笔。 然而皇帝并不是神，他们都是有七情六欲且很充沛的凡人，他们是做不到百分之百平等、公正的，他的宠臣犯了法，他的亲属犯了法，他能做到不徇私情？他自己犯了法，他能做到自裁？让他们作平等的主体，平等是要打折扣的。 在春秋战国，法、儒关于法制斗争的时候，秦国的旧贵族、儒生们就瞄准了法家的要害，唆使太子犯法，给变法的商鞅出难题。虽然商鞅十分明白“法之不行，自上犯之”，但他毕竟不敢将太子－－秦王的儿子绳之以法，只是将太子的两个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用了刑。商鞅的执法严格、冷酷是中国第一，连他都不敢将犯法的王子法办，其他人就甭提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句话，在中国永远是一个响亮的屁！ 以上帝为平等主体的法律体现的是上帝的意志，以皇帝为平等主体的法律只能体现皇帝的意志，于是中国就有了挑筋、断足、阉割、分尸、活刮、凌迟等酷刑；就有了一人犯罪诛杀全家的连坐；就有了扼杀人身自由的使“奔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的户口、里甲制度；就有了像太监一样病态敏感的、扼杀人精神自由的文字狱……。当初要求依法治国而和儒家斗争的法家，最终也沦为了“帝王之具”。中国法家所追求的、所得到的只是法治，而不是今天西方民主国家的法制。 秦国以苛酷的法治一统天下，也因苛酷的法治而失天下。汉代，法儒合流，法家思想成为立法的主导，儒家思想成为司法的主导，法家苛酷的法治与儒家“温柔”的人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中国特有的有骨有肉的专制工具。 自汉代大儒董仲舒开创以《春秋》决狱之后，儒家经典就成了中国历代司法实践的最高原则。汉代，董仲舒退休后，朝廷有了重大案件仍要派廷尉张汤找其请教。宋代，开国功臣赵普，审案时总找不到感觉，后学习《论语》，读了一半，就能“断案如神”随心所欲了。后世誉之为“半部《论语》治天下”。……既然不知平等为何物、将人分成三六九等甚至三六九十等的儒家思想成了官吏们司法的最高指南，中国司法的不公正、黑暗也就可想而知了，可以说，中国的司法就是由不公正和冤假错案构成的。对此，中国人早就接受了现实，变的事礼通达、心平气和了：“哪个庙里没有冤死鬼呢？”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⑷（叶公对孔子说：“我家乡有一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羊而他去告发。”孔子说：“我家乡的正直人跟他不一样：父亲替儿子隐瞒，儿子替父亲隐瞒，正直就包含在里面了。”） 孟轲的弟子桃应请教孟轲，舜为天子，他的父亲瞽瞍杀了人，舜该怎么办？孟轲说：“舜会像抛弃旧草鞋一样抛弃天下，偷偷地背着父亲，逃到海边住下，一辈子快快乐乐，忘记了天下。”⑸ 这就是“圣人”对国人的教导，难怪法家、皇帝要制定“连作”的法律，难怪中国人总是要父债子还。 在中国，法本是为皇帝服务的，所以权大于法，“圣人”的教导，使情大于法，官吏的腐败，使钱大于法。法律在中国不是用来维护正义和公正的，而只是统治者手中的专制棍棒，是官吏们手中敲诈勒索的工具。中国的法官、官吏们一方面是镇压民众的冷酷打手，一方面又是精通于权法交易、钱法交易之道的商人。“官大一级压死人”“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这些俗语透露了中国司法界－－这个权、钱交易市场的一些“行情”。 唐朝开国功臣秦琼的孙子，也是皇帝的外孙－－秦英，打死了皇帝一个贵妃的爹，结果秦英的姥姥、娘跑到皇帝跟前哭哭闹闹就使得秦英安然无恙。被秦英打死的是国舅，尚且如此，如果被他打死的是平民百姓，又将会如何？就这样一个以情代法、践踏法律的故事在中国竟然成为千古美谈，代代传唱！中国人根本不知道世上还有正义、平等的存在。 明朝正德年间，被诬告成杀害丈夫的凶手，并屈打成招的小女子苏三，在黑暗的司法制度面前，无力回天，只能将满腔的怨恨化作一句“洪桐县里没好人”。只到过洪桐县的苏三哪会知道，全国本是一盘棋，天下的乌鸦一般黑。洪桐县在历史上有名气，一是因为苏三的一句唱词，二是因为它是中国明代由山西向中原移民的起点，许多中国人都是洪桐县的移民，因此一句“洪桐县里没好人”竟具有了某种谶言的味道。 像苏三、窦娥、杨乃武与小白菜等被搬上戏剧舞台的著名冤案，仅仅是中国冤案冰山之一角，众多的“葫芦僧”乱判的“葫芦案”都因符合儒教道德而被永远地埋没在历史的“海平面”之下了。 儒教是法制的天敌2/方舟中国虽没有公正，但中国人也渴求公正，于是中国就有了包青天。 包青天是一个虚构人物，他与真实的包拯相去甚远。中国人朗朗上口的《秦香莲》、《斩龙袍》等系列包公戏，及小说《包公案》都纯属虚构。真实的包拯断案，历史记载的只有两起。一起是包拯在安徽天长县任知县时的断牛舌案：一位农民的牛的舌头被人割掉了，包拯断定是此农民的仇人所为。当时私宰耕牛是违法的，包拯就让这个农民将牛宰了卖肉，诱使罪犯暴露自己。第二天，果然有人来县衙告发，包拯一听，勃然大怒，厉声喝道：你干的好事！你为什么偷割了人家的牛舌头又来告人家的状？这一句话将那人犯罪的真情给诈出来了，那人终于低头认了罪。另一起是包拯在开封府人知府时，有两个人在一起喝酒，一人将银子请另一个人保管，酒醒后，此人去讨回自己的银子，保管者却不认帐，于是官司打到开封府。面对包拯，保管者依然抵赖，包拯秘密派一个衙役到被告家里，诡称被告自己已经坦白，要他的家人将银子交出来，家人信以为真，交出了银子，被告只好认罪。 用今天的法制观念－－也就是西方的法制观念来看，包拯的做法是不符合法律程序的，这里就存在着危险，导致冤案、错案的危险。 中国民众所以将包拯，而不是别人当成公正、青天的化身，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宋朝儒学烂熟，病入膏盲，社会腐烂太甚，时代背景的黑暗使人对“青天”渴望最迫切，并将包拯反衬的光明、伟岸。这正应了一位历史学家的论断：清官乃不祥之物。第二，包拯敢于直言进谏，敢于弹劾高官、国戚、皇帝后妃，并且还能保确自己乌纱不丢、官运长久，始终在皇帝跟前吃得开，具有为民除害的能力。包拯是以敢于直言进谏闻名于朝的，他敢于指责皇帝仁宗“失道败德”，和仁宗当面争吵时，言辞激烈，将吐沫都溅到仁宗的脸上，但他并未因此获罪，反获得了仁宗的信任与依重。这是因为包拯牢牢地抓住了一个“忠”字，这使得仁宗皇帝在屡遭顶撞的情况下却能“感其忠恳”将其视为难得的诤臣加以重用，这不仅有益于朝廷的长久利益，更能标榜自己是个宽宏大量、从谰如流的有道明君。包拯无疑是聪明的，他很好地把握住了以忠相谏和越礼犯上之间的界限，使自己避免“忠而见谤”、“信而见疑”的悲剧。包拯所弹劾的对象总是影响恶劣且在官僚队伍中群众基础差的人，并且，包拯只对人不对事更不对制度，并不象同时代的范仲淹、欧阳修等人从改革制度入手，对腐败、弊政进行标本兼治。因此，包拯也避免了“欧阳公名满天下，谤也随之”的结局，并摆脱了当时激烈的党派之争，而成为官场上的不倒翁。表面上，包拯是个为民请命的人，实际上，他是腐败制度的真正维护者。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言：清官更具有欺骗性。 中国的百姓们将包拯视为替民作主的青天老爷，不仅是自作多情的，也是愚蠢的和无奈的。
今天，处于全球一体化时代的中国，已不可能象清朝时一样胡作非为了，在立法方面，统治者不得不考虑到人权、人道和国际公约而制定出一套像模像样的法律条文来，但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这些法律条文只是一纸空文，真正决定司法人员行为的仍是不成文的传统儒家思想。 中国人也许是世界上最习惯与不安成文法办事的民族了，他们就像不识字的氏族公社的人一样，对法律条文漠不关心，就是关心了，也没用。一个中国人在生活中遇到纠纷时，首先想到的是找熟人，而不是找律师。司法人员更是精明老道，一个个都是善于权衡利弊的政治高手，他们先看争执双方谁的权力大，谁的后台硬，再看谁和自己的关系近，再看谁出的钱多，再看谁和自己的脸熟，将来可能用得着……在他们精心算计的时候，正义、良知是不予考虑的，你要考虑，那你不是年轻，就是傻旦。 如果争执双方是权势相当的陌生人，案件本身又有油水，这对法官来说就等于买卖上门了，他们便有了施展才能的舞台。“水至清无鱼”，本来简单的纠纷，法官非将他搅混不可。官司经他们一卡、一压、再一拖，打官司的双方就会沉不住气，开始向法官行贿赂了。最终谁出的钱多，谁就会赢得官司。如果争执的双方都看到拖下去对自己不利，想吃点亏以私了方式结束官司，法官则不会轻易罢休，作为原告、被告的中间人，他们清楚地知道双方的心态，他们会像市侩、小贩一样精明地在恰当的时机，给丧失斗志的、无心纠缠的一方打打气，透露写“内幕”，许下些诺言，让他们战斗下去，直到双方的油水差不多被榨干为止。最终原告、被告成了两败俱伤的赌徒，而法官则永远是稳赚不赔的开赌场的庄家。这种现象被群众称为：“大沿帽，两头翘，吃罢原告吃被告。” 如果争执双方都是陌生人，纠纷又是小事，没有油水，执法者便会采取偷懒的态度。按合同，分明是刁一欠单二１０００元钱，可刁一找了种种籍口胡搅，执法者这时总是根据双方决心的大小、气势的高低，做个折衷处理，命令刁一打个折扣付给单二６００元或５００元了结此事。执法者只是个和稀泥的和事佬，只是个宁事息人的太平官，而不是正义、公正的维护者。他们的暧昧态度，其实是在纵容犯罪，它只能使得刁一的胆子更大，甚至借此谋生发财。 在自己的二亩地头时间长了，对自己“村儿”里的人情关系网熟悉了，执法者就会发现在这个关系网之外的外地商人油水最大，过路的外地人最好欺负。于是他们就设个关卡专宰过路行人。当然，现在是文明社会，不许喊：此路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打这儿过，留下买路财。只能说：贷款修路，过往缴费，违规冲岗，加倍处罚。或者连关卡也不用设，几个人穿上制服，戴上一本什么罚款单，就可以向过路司机要钱了，一晚下来，就会收入颇丰。 ………… 由于儒家思想的存在，由于权力、人情、金钱对法律的渗透干预，一个简单的案件在中国就会变得非常复杂。 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的主持人崔永元，他的荧屏形象被“美福乐”减肥药的厂家盗用，为自己的产品做广告，崔永元向法庭起诉该厂家。 这是一起很简单的名誉、肖像侵权案件，然而就这样一场无争议的官司竟然一拖再拖，直到三年后，崔才得到一纸胜诉的判决，并得到厂家１０万元的经济赔偿，这与崔永元索赔金额１００万元的要求相去甚远－－尽管崔在事前“心虚”地声明将索赔款项全部捐给失学儿童。而在这三年中，“美福乐”仍继续利用崔的形象赚足了钱。 这个官司在中国是再普通不过的一个民事纠纷了，它的起因和他的结果都很“适合中国国情”，是个典型的“葫芦案”。三年时间，是大多数中国人都能接受的时间；１０万元是大多数中国人都认可的赔偿金额；相反，崔的１００万到是不和国情，被相当多的人认为是漫天要价。 事后，有苦难言的崔永远在《不过如此》书中奉劝大家和有钱的企业打官司要三思。记者关于此事采访崔时，崔说：打官司，难，超出人的想象。无奈之余，他竟提到了雷锋，说人还是学雷锋好。－－可见迷茫的，不仅仅是不识字的农民。 这场官司，厂家是稳赚了，崔永元好象也没赔什么，与厂家默契的法官们更不会吃亏，这岂不是皆大欢喜？究竟是谁吃亏了呢？ 是正义，是正义吃亏了。－－别认为正义好欺负，谁伤害他，他就会惩罚谁，整个民族都伤害他，他就会惩罚整个民族。 １９９６年，在中国山西岚县裴家村，该村的乡亲们因村里小学已成危房，集资修建新教室，集资款交给政府后，新校舍却迟迟不见完工。该村１７岁的青年李松绿于是从１９９８年秋开始因校舍问题逐级上访，成了当地有名的上访户。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傍晚，李松绿在岚县县委的门口写下了“清除腐败，清除贪官污吏”等反腐标语，第二天清早，悬挂在县委门口的县委、县政府、县政协、县教育局的四块门牌匾不见了，公安局当天将李松绿作为偷牌匾的嫌疑人抓获，将李捆绑在自制的刑具上－－一个特制的门板上长达１２天之久，期间，公安人员用木棍、电棒、手脚对李进行了刑讯逼供，并在李第六次被打晕时，割断了李松绿的一截舌头。 该消息被中国十几家媒体报道后，很快又有《人民公安报》等媒体称李松绿的舌头没有断，他身上的伤是上具后不断挣扎时造成的；山西省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第二医院、山西省人民医院口腔专科专家对李的舌头作了“无明显舌体缺损”“对致伤原因不易确定”的鉴定；率先报道此案的《山西青年报》也于２０００年６月１日在头版以“本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了《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由本报失实刊登李松绿段舌报道引发的教训》一文，称“这是本报近年来刊登的一片严重的失实报道。”岚县公安局还将１２家报道此案的媒体告上了法庭。－－本来简单的践踏法制、践踏人权的案件竟然变得扑溯迷离起来。 在案情变得复杂的情况下，《南方周末》委托北京大学司法鉴定是对李的伤情作了鉴定，作出了最后的结论：“李松绿舌部创伤的成因，为锐器切割所致。” 但这个鉴定并未能使案件简单化，未能将伤人的凶手绳之以法。 就在割舌案发生后，李松绿为之上访的新校舍以出人意料的速度盖了起来。为给多处受伤的儿子看病已将房屋全部出卖的李松绿的父亲也最终以对方支付９万元的价格和岚县公安局达成和解协议，不再通过法律途径索取赔偿。 这就是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方式。 一起性质恶劣的，践踏法制、践踏人权的犯罪竟然不了了之。 －－呜呼，正义何在？！人道何在？！ －－耶稣基督－－救世主，救救我们！
２０００年，加拿大华侨，海南怡昌国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海生，在一桩房地产官司中发现海南法院系统存在一个以同学、同乡关系为纽带，权利相互勾结的“地下关系网”，还有一小批与他们关系密切的律师为他们做“收钱代理”，他们通过权力关系网谋取私利，破坏司法公正。于是，何海生作了件胆大惊人、出乎中国人所料的举动，他向中纪委、海南省委、省人大、省计委、省高院举报海南省两级法院法官们集体违法违纪行为。他在举报材料中，列举了出了１６名涉嫌腐败的司法人员的“黑名单”。两名被有关部门成为最廉洁、雷锋式的好干部，正准备被提拔为两个法庭的庭长，由于上了何的黑名单，到手的庭长泡了汤；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法官马春龙，因上了何的黑名单，被查出曾伪造数份假裁定书，与别人勾结侵吞国有资产数千万元，并接受巨额贿赂，被检察院批捕；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执行庭庭长马升，因何的举报被发现有巨额财产来历不明而被海南省计委“双规”；某集团负责人徐某与法官勾结侵吞国有资产数千万元，因何的举报，徐某逃亡……。正当海南的“反腐风暴”在有待进一步深入的关键时刻，２００２年６月２５日凌晨３点，何海生神秘猝死，年仅４９岁。海南的反腐进程受阻……。 此外，还有因举报领导腐败被免职、坐牢、妻子被杀害、自己受重伤的河南平顶山人吕净一，还有因和政府领导“较真儿”，讨要拖欠教师工资而被枪手暗杀的湖南益阳青年教师李尚平。 ………… 中国呵中国，何止一个“黑”字了得！ 这些仅仅是被中国官方媒体所报道，并引起人们关注的特殊的案例，除了他们，更多的是不具新闻效应的、较普通的案例，他们因不被媒体报道而没能进入人们的视野。在这些众多的践踏法制、践踏人权的普通案例中，那些正直的、倔强的受害者为了得到公正、为了讨得一个说法，不怕权势的恐吓、压迫，不顾亲人、朋友的劝阻，常年奔波，四处上访，执著地将官司坚持到底。但是当他们得到一纸貌似公平的判决时，他会发现他早已经得不偿失，甚至倾家荡产、妻离子散。 这些认真的人在中国社会都是失败者，他们的失败以及李松绿、何海生、吕净一、李尚平等人的悲剧并不能使中国的法制有正真的好转，他们只能使得广大的民众变得更有“自知之明”，更懂得向统治者妥协，更理解“穷死、饿死，不打官司”俗言的深刻含义……。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词，大畏民志，此谓知本。”⑹ （孔子说：审理诉讼，我同别人无差别。但我一定要使得诉讼绝迹。要使得不讲人情的人不能说话。要让老百姓从内心害怕，这才是知道统治的根本。） 同胞们，可能感到孔丘毒咒的魔力？可能听到孔丘得意的嘿嘿笑声？可能看到孔丘厚脸皮堆起的层层褶子？ 今日中国，离法制国家还很遥远，而儒家思想则是中国走向法制的拦路虎，头号大敌。 中国的百姓们对统治者一味的妥协、退让，不敢较真打官司，难道就不觉的委屈，就不觉得压抑？情绪定是有的，但百姓们只有自慰手段来发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君子居易以安命，小人冒险以侥幸”“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祸兮福之所依”“破财消灾”“平安是福”……顺其自然，委曲求全，全生避害的道家思想是中国人自慰的法宝，是专制者和百姓之间的缓冲器。 对儒教的礼都嫌多余的道教对法制更是敌视：“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⑺（《老子》）（人的技术高超了，奇巧之物就会多起来；法律制度明确了，盗贼就会多起来。）－－法律清楚了，只能使盗贼更多。这就是道教的逻辑。 儒教是法制的天敌3/方舟在中国，道教是站在儒教身旁破坏法制的鬼军师。 还是让我们从具体的”历史个案“中来看看道教的表现吧。 孙悟空保护唐僧西天取经，途中，唐僧被一女妖攫走，胁迫成亲。悟空侦探得知此女妖乃为托塔李天王子女。生性好斗，遇事较真儿的悟空便偷了女妖恭奉天王父亲、哪吒兄长的牌位、香炉作为证据，并写了状子径到灵霄宝殿玉皇大帝处告玉状。 玉帝看了状子，将原状批作圣旨差道士太白金星宣李天王见驾，并吩咐悟空：“原告也去”（不知是无心，还是有意。） 五百年前，孙悟空造反，李天王率兵将镇压，不想反败在草莽绿林手中，让天王丢尽脸面，所以天王一见悟空就生气。“那天王本是烦恼，听见说个‘告’字，一发雷霆大怒。……‘这猴头着实无理！且莫说我是天上元勋，封受先斩后奏之职，就是下界小民，也不可诬告’……吩咐手下：‘将缚妖索把这猴头捆了！’那庭下摆列着巨灵神、鱼肚将，药叉雄帅，一拥上前把行者捆了。……天王道：‘金星啊，似他这等诈伪告扰，怎能容他！你且坐下，待我取砍妖刀砍了这猴头，然后与你见驾回旨’。”这时太子哪吒上前劝阻，提醒天王，下界确有天王的义女，本是个老鼠精，在下届敬贡牌位，侍奉香火。“那天王却才省悟，放下宝塔，便亲手来解行者。行者就放起刁来道：‘哪个敢解我！要便连绳儿抬去见驾，老孙的官司才赢！’慌的天王手软，太子无言，众家将委委而退。那大圣打滚撒赖，只要天王去见驾。天王无计可施，哀求金星说个方便。金星道：古人云：万事从宽。你干事忒紧了些儿，就把他捆住，又要杀他。这猴子是有名的癞皮，你如今教我怎的处！若论你令郎讲起来，虽是恩女，不是亲女，却也晚亲义重，不拘怎生折辨，你也有个罪名。天王道：‘老星怎说个方便，就没罪了’。金星道：‘我也要和解你们，却只是无情可说。’天王笑道：‘你把那奏招安授官衔的事说说，他也罢了’。真个金星上前，将手摸着行者到：‘大圣，看我薄面，解了绳好去见驾’。行者道：‘老官儿，不用解，我会滚法，一路滚就滚倒也’。金星笑道：‘你这猴忒恁寡情，我昔日也曾有些恩义儿到你，你这些些事儿，就不依我？’行者道：‘你与我有甚恩义？’”金星就把五百年前悟空造反闹天空，金星力奉诏安，封悟空为弼马温、齐天大圣的事说了一回，悟空经不起他的缠磨，只好说：“‘也罢也罢，看你老人家面皮，还叫他自己来解。’天王才敢上前，解了缚，请行者上座，一一上前施礼。行者朝了金星道：‘……快催他见驾，莫误了我的师父。’金星道：‘莫忙。弄了这一会，也吃钟茶去。’行者道：‘你吃他的茶，受他的私，卖放犯人，轻慢圣旨，你得何罪？’金星道：‘不吃茶！不吃茶！连我也赖将起来了！李天王，快走！快走！’天王哪里敢去，怕他没的说有的，放起刁来，口里胡说乱道，怎生与他折辩；没奈何，又央金星，教说方便。金星道：‘我有一句话儿，你可依我？’行者道：‘绳捆刀砍之事，我也通看你面，还有甚话？你说！你说！说得好，就依你；说得不好，莫怪。’金星道：‘一日官司十日打。你告了玉状，说妖精是天王的女儿，天王说不是，你两个只管在御前折辩，反复不已。我说天上一日，下界就是一年。这一年之间，那妖精把你师父，陷在洞中，莫说成亲，若有个喜花下儿子，也生了一个小和尚儿，却不误了大事？’行者低头想到：‘是啊！我离八戒、沙僧，只说多是饭熟、少时茶滚就回；今已弄了这半会，却不迟了？老官，既依你说，这旨意如何会缴？’金星道：‘教李天王点兵，同你下去降妖我去回旨。’行者道：‘你怎么样回？’金星道：‘我只说原告逃脱，被告免提。’行者笑道：‘好啊！我倒看你面请吧了，你倒说我逃脱！教他点兵在南天门外等我，我既和你回旨缴状去。’”……“金星与行者会见玉帝道：‘陷唐僧者，乃金鼻白毛老鼠成精，假设天王父子牌位。天王知之已点兵收怪去了，望天尊赦罪。’玉帝已知此情，降天恩免究。”⑻ 在道士太白金星的调解下，孙悟空救了师父，李天王脱了罪责，玉皇大帝省了心，真个是三全其美，四面逢源，大家齐跨太白是好仙，谁个能怪金星为罪人？ 只是从此后，李天王之类的“天上元勋”的胆子更大了，地上的妖精更多了……。
再让我们来回答老头叔向的诘问。 法制和人治的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在对嫌疑人量罪判刑时，法制需要证据，而人治则不需要。 有罪推定就是假定嫌疑人就是罪犯，要证明自己的清白，嫌疑人必须拿出自己没有犯罪的证据；无罪推定就是假定嫌疑人是清白的，要证明他是罪犯，执法者必须拿出嫌疑人犯罪的证据。两者之所以大不相同，原因在于收集证据是困难的。在很多案件中由于时间、精力、技术等原因，法官既拿不出嫌疑人犯罪的证明，嫌疑人也拿不出自己不犯罪的证据，面对这种情况，无罪推定的法制就要将嫌疑人当成清白者释放，而有罪推定的人治则将嫌疑人当成罪犯判刑。 法制的原则是，宁可漏网十人。不能冤枉一人；人治的原则是，宁可冤枉十人，不能漏网一人。 法制受到举证困难的约束，会不会像叔向所预言的那样“犯法的案件就会多起来，贿赂到处通行”，导致犯罪的加剧呢？ 不会的，因为在人世间，除了法律还有道德。狡猾的犯罪分子可以因为证据问题逃脱法律的制裁，但他们却逃不脱道德的制裁。不要认为这是在说教，也别把道德的制裁不当回事，许多时候，道德的制裁比法律的制裁更严厉。这一点，相信那些犯了罪又没得到法律制裁的人是会有切身体会的。 人的能力是有限的，一个人再能明察秋毫，也不可能像上帝一样洞察所有事情的真相、内幕，也不可能拿出所有犯罪案件的证据来。人要有自知之明，一个人能够按照人力所能收集到的证据来公正无私地断案就称职了，收不到证据的，就将嫌疑人交给道德，交给上帝好了。要相信上帝是公正的，是有能力的。 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上帝都必审问。（传１２：１３） 因此，真正的法制是片刻离不开道德辅助的。究其根源，道德实为法制之基础，法制实为道德之延伸。法制的实质就是神治。 人治是无神论的必然结果。 人治的最大错误就是把人、把法官当成了神，他们可以在没有证据的条件下“片言折狱”，凭着自己的经验、感觉来断案，来决定别人的命运和生死。谁能保证他们的经验不出错？谁又能他们不怀个人私情？谁又能保证他们不受贿赂的影响？ 叔向在反对法制时说：“老百姓知道了法律，便不再尊敬上司了，人人都有向争之心，都引用法律作根据为自己辩解，而侥幸得到成功。”儒生所以有如此顾虑，是因为在他们眼中，老百姓、小人是根本不存在道德的，稍有机会他们便会钻法律的空子，占法律的便宜。 无神论的儒生们不仅没有平等概念，并且还把人与人的差距人为地扩大：君子、大人是有道德的善人，知道廉耻荣辱，能够自觉遵守礼法，不需用“刑”，单用“礼”就足可以使他们约束自己了；小人、刁民是没有道德恶人，不知廉耻荣辱，礼法对他们没有丝毫约束力，只有刑法才对他们有效。因此，刑不必上大夫，礼不必下庶人。正像东汉荀悦所说：“礼教荣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楩朴加以小人，治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乎刑胡？小人不忌刑，况乎辱乎？”⑼ 在实际生活中，那些君子大人们也常常不知廉耻荣辱，干出一些让人不齿、触犯刑法的事情，怎么办呢？这就需要为尊者隐，为尊者讳了。君子、大人们犯了“不廉”（祭贪污、受贿）之罪，不能称为“不廉”，而是称为“簠簋不饰”。“簠”“簋”均为盛食物的器皿，“簠簋不饰”就是吃了点不干净的东西。君子、大人们犯了“污秽”（男女淫乱）之罪，不能称之为“污秽”，而是称之为“帷薄不修”，“帷薄”是床上幔帐之类，“帷薄不修”就是床没有收拾整齐。……中国的儒生们所以在文字上这么下功夫，所以用心良苦地“迁就而为之讳”就是为了维护儒教自己所营造出的君子与小人之间的鸿沟。 无神论的儒生们一方面将统治阶级吹捧为完善的神，一方面又把民众贬为毫无道德的鬼；无神论儒生否认天堂、地狱，结果硬是将天堂、地狱搬到了人间。在中国，王侯将相们的“大观园”就是”人间天堂”，而酷刑充斥的监狱则是“人间活地狱”。 在追求法制的今天，中国人愈来愈认识到道德的重要性，认识到道德是法制社会必不可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很多人不明儒教真相，一头又扎进了儒教怀抱，从千年的旧纸堆中扒出祖传的道德格言，以求建筑法制的基础，以图填补法律的真空。统治阶级则别有用心，将错就错，将国人引入专制之歧途。 同样是道德，但差别大矣。追求法制的同胞们，我们究竟是要什麽样的道德呢？我们是要与法制、平等处处想悖的儒教道德呢？还是要与法制、平等相吻合的基督教道德呢？我们是信“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呢？还是信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呢？ 在中国众多的“冤死鬼”里，窦娥算是最清醒的一位了，在临刑前，她用声声血泪对儒教道德进行了控诉：“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坏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⑽ 让我们来听听上帝的教训吧！ 不可作假见证害人。 （申５：２０） 不可与恶人联手妄作见证；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作见证屈枉正直；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出２３：１） 你们施行审判，不可行不义，不可偏护穷人，也不可重看有势力的人，只要按着公义审判你的邻居。（利１９：１５） 不可屈枉正直，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收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智慧人的眼变瞎了，又能颠倒义人的话。（申１６：１８） 匪徒作见证戏笑公平，恶人的口吞下罪孽。（箴１９：１） 看人的情面，乃为不好；人引一块饼枉法，也为不好。（箴２８：２１） 儿子必不但当父亲的罪孽，父亲也不但当儿子的罪孽。（以西结１８：２０）
我们今天所见到的，所追求的，正是人家基督教国家的法制，他不过是基督这棵大树上的一颗果实。我们怎么能只见果实，不见大树呢？我们不种树，又岂能得到果实呢？ 人们总是将今日西方国家的法制归功于罗马法，这是个误区。虽然罗马法给了基督徒许多值得学习、借鉴的东西，但它并不是今日西方法制的源头。当古罗马帝国被北方的日耳曼蛮族攻陷后，罗马法也同罗马帝国一起陷落了，日耳曼蛮族所带走的，仅仅是物质财富和基督教。在他们日后所建立的欧洲诸王国中，法律，从本质上讲是基督教对蛮族古老部落法典的补充。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公元８世纪，欧洲再度出现象征基督教世界统一的加洛林王朝的兴起。作为欧洲的征服者，加洛林王朝的查理大帝在欧洲推行属于基督教世界自己的法律，这些法律涉及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并将一切事物诉诸于基督教精神这个唯一的标准。他既没有遵守日耳曼的先例，也没有遵守罗马人的先例。加洛林王朝的皇帝们以《圣经》中的列王和士师的精神，向全体基督教臣民发布法令，将上帝的律法通谕给上帝的臣民。从此，上帝的律法便统治了欧洲。 学者们将希腊哲学、罗马法、基督教并称为西方文明的三个源头，这样说也是对的，但是混淆了主次。罗马法、希腊哲学都是因基督教才得以“复兴”，得以发扬光大的。因此，罗马法、希腊哲学只能算是基督教这棵大树上的两个枝干而已。
中国同胞们，农民弟兄们，饱受官吏欺凌的人们，别再给包公磕头、上香了，没有用，人家本是一伙的。能施给我们公正、正义的只有上帝，耶和华。 祂是磐石，祂的作为完全，祂所行的无不公平，是诚实无伪的神，又公正，又正直。（《申３２：４》） 耶和华啊，你是公义的，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诗１１９：１３７》）
⑵（《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⑶（《左传·昭公六年》） ⑷（《论语·子路》） ⑸（《孟子·尽心上》） ⑹（《大学》） ⑺（《老子》） ⑻（吴承恩《西游记》） ⑼（《申鉴·政体》 ⑽（关汉卿《窦娥冤》）
今天是国殇“十.一”唐夫
今天、今天是国殇日！ 让我们在夜半起来，为五十五个每年的今天而默哀。 历史在今天的中国，无奈而悲哀的长长凄嚎。因为今天，屠刀已磨得闪闪发亮，屠夫在屠场哈哈狞笑，阎王的红本本翻得匆忙；因为今天，瘟神给亿万同胞戴上了无形的枷锁镣铐，魔鬼的盘算在最得意的面孔让冤魂出窍，谎言已经编织为圣经，像一股脓血，注入了每人个的灵魂；刑场已经有了高音喇叭，糊涂的人们在聆听和欣赏行刑的刀枪。因为有了今天，中国不再有礼仪廉耻，圣洁高尚。铁幕在今天落下，铁蹄在今天践踏，布告纷飞，牢狱繁忙。 半个多世纪了，多少顾准被逐出官场，多少李九莲（钟海源）被活取肾脏，多少林昭的母亲被迫缴纳五毛（钱）子弹费，多少张志新的喉咙被血淋淋的割掉，还有多少遇罗克的文章写出愤懑，多少刘少奇的荒谬死亡，多少彭德怀的惆怅成为鬼叫，胡耀邦的下台，赵紫阳的囚禁...，还有，还有……，永远数不清的冤鬼，在共和国招展的名义下做了罪犯的罪犯，敌人的敌人，歹徒的歹徒。中国没有觉醒，晨曦还在远方，杀手和厉鬼依然狂笑。 因为今天，祖国的版土失去了多少？中华的国宝流失了多少？民众的人格堕落到何等地步？为什么要赞美那八十四年前的上海，一只载满苏俄病毒的小船，荡起慑胆觞魂的硝烟，从流血的瑞金到枪刺的遵义，从毒品的延安到叛变的西安；谁最先扣响了卢沟桥的枪声，引来东洋的狂飚？从此，华夏神州疮痍满目，哀鸿遍野，是谁把朝鲜弄成地狱，把越南弄成坟场，把中印边界线退让10万平方（公里）？为什么要赞美那群被苏联释放的人渣，把一付绞绳套上民族颈项，还有一本本迷魂药方。因为今天，儿子开始杀害父母，妻子从此揭发丈夫，下属不择手段讨好上司，人骗人，乡骗乡，一直骗骗到党中央。于是，同室操戈，祸起萧墙，没完没了的内乱，又受权给房地产商。今天、今天只有悲怆和仰天长啸！ 五十五年年前的今天，谁以为战火熄灭，离开了深渊，谁以为告别魔鬼，找到了神仙，谁把善良的赞美献给了魔王，谁把自己的头颅做了红色广告，有的在欢叫，有的手舞足蹈，有的把恶梦藏得惟肖微秒。于是，蛇蝎心肠；是非小人，危迷诡脸，都扮成相反的模样。今天啊今天，中国没有了自然的生态，河流没有了荡漾的碧波，天空没有了清朗的云霄，强盗在觥酬交错的霓虹灯里哈哈大笑，百姓在阴暗潮湿的小屋里悄悄哭泣，多少啼饥号寒的夜晚，多少流落街头的乞丐，多少飞来横祸的百姓，可曾知道？这一切的一切，因为今天。同胞分裂，人性分裂，人权、人生、自由、民主的分裂，为宫廷而报销。 让我们为今天默哀吧，为这个灾难深重的国殇日――今天！ 现在起立………！ 9月24日 专家谈中国经济正步入拉美化绝境越来越多得人开始担心中国经济会不会重蹈拉美经济的覆辙,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放的实际成绩和效果怎样？是否带来了预期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国经济存在“拉美化之忧”吗？对此，本台记者蔡红采访了著名政治、经济评论家伍凡先生和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Johnny 苏先生。伍凡指出，中国经济已步入拉美化，中国经济全靠外资不是靠自身，它说崩溃就崩溃. Johnny认为，中国已是拉美化国家.现在是内外危机重重、资源耗尽、生态破坏，没有了自己的传统工业，没有了自己的科学技术，也没有了自己的科技人才。 何清涟在“中国改革的得与失”一文里，对比拉美一些国家，总结了中国正在“拉美化”的五大症状：第一，政府的高度软政权化，腐败已经成了当局无法克制的政治之癌；第二，农业经济陷入破产半破产境地，大量无地农民涌入城市，附着在城市边缘，成为犯罪群体的后备军。第三，地下经济勃兴，黑社会组织泛滥成灾，并与政府官员合流。第四、贫富差距继续拉大，极少数人占有社会总财富的绝大部份。第五、政治利益集团、经济利益集团与一些外商相结合，联合对广大中下层人民进行统治。 Johnny认为，在一党专制，独裁的体制下，人们连思想，说话和知道的权利都没有的这种情景下，每个人都没束缚得紧紧地，人的想象力创造力又在哪里。没有了想象力创造力的一群人却创造出了经济奇迹，甚至还引起了举世的瞩目，而且还强调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实在让我哭笑不得。这个谎撒的也太大了，这个玩笑也开得太过分了。中共建政五十几年，政令、政策朝令夕改，从没有一个连续的持久的治国之策。从一开始的化私为公，搞得全民一片赤贫开始，以致文化大革命中后期的经济大崩溃，有急急忙忙地提出学习南斯拉夫的经济模式，不成功。于是又提出了学习新加坡的经济模式，又不成功。关键问题就是这两个国家都是独裁专制的国家，中共舍不得放弃独裁专制，可又不得不要搞好经济，否则那个政权马上就要倒台了。出于维护其一党专制独裁统治的需要，中共不得不搞改革开放，但又一直强调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至今也没人知道。早在二十多前年，我们在北大，在社科院就曾经讨论过：让一群头脑僵化，被捆住手脚的人去把经济搞活，这是什么逻辑？怎么搞活？ 伍凡分析说，现在已经有迹象外资已经在转移了。外资转移的原因有几个方面，一个是中国劳工的工资增加，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量越来越多。可是货物量没有增多, 等于人民币在贬值。所以就要增加工人的工资, 一增加工人的工资，外资就不愿意了,外资就转移了。现在外资大部分转移到印度、越南。外资在中国的投资规模缩小，或者大幅度降低的话,中国的经济马上就转不过来了。这对中国经济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据我观察，这个过程已经开始了。 Johnny指出，中共政权搞的是权钱资本主义，权贵资本主义。具体正在做的是外贸出口加工型的经济。这就是拉美的经济模式。为什么中共不宣传，闭口不谈这种经济模式呢？就是因为这已经曾经引起过举世瞩目，又使全世界从中吸取了足够经验教训的，自杀似的，而且影响本国人民子孙后代，生活在贫苦中，仰仗的世界投资救济的最糟糕的经济模式。这就是拉美国家现在为什么这么穷的原因之一，也是为什么富国的大财团们再也不在拉美投资的原因。大陆现在依靠外贸和生产加工型的经济已经占到了GDP的百分之七十。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大陆的经济命脉已经不是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了，而是指望着外商们的投资，利用大陆廉价的劳动力，比较低的能源价格，随便使用的资源，破坏根本没有宪法保护的自然生态环境。不少人自豪的对我讲：你看看在西方的市场上，什么不是中国制造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无处不在的中国商品，充斥着世界的市场。我痛心的是，这些都是什么商品？摆在一元店卖的，低质量的廉价商品。近几年都是假冒伪劣商品充斥着世界的市场。 伍凡进一步分析说，中国如果本身不能自创产品,为自己赚钱,而是靠外来投资来赚钱,这个过程就会遇到很多麻烦。这些麻烦已经开始了，如果速度加快的话,中国经济就会说崩溃就崩溃了，拉丁美洲就是这样。关键就在于目前中国经济全是靠外资而不是靠本身。中国的内需市场一直建立不起来。如果靠内需市场自己养自己，生产的东西少出口,留在国内自己用,钱就留在国内，资金就慢慢开始生长，这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可至今国内市场形成不起来，工人、农民工资太低。光靠提高军队、 干部工资来提高购买力还是极为有限的。不能说我有两部车子, 我还要买三部车子，没有必要。我有了两套房子, 再去买个三、五套房子, 更没必要。所以生产的东西卖不掉了，只有靠出口。随着中国工资的提高，出口的竞争力降低，外资一定会转移。 那这个出口经济的循环就中断了,就要出问题了。这个问题的宏观的趋向已经明显了。 Johnny进一步指出，中国对外贸易，占到了每年财政收入的70％，这太可怕了。我们看不到中国制造的汽车在海外抢手、中国造的飞机在天上飞，也没有人买中国造的船，连中国的手表、电视机、收音机、电脑也看不到，也没有人买，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了中国大陆已经不具备自己的技术力量了，非但如此，反而成为一个只进口二、三流技术，只生产加工出口的无能的国家了。中国的科技人员都到哪里去了？中国人的勤劳智慧又到哪里去了？中国人的创造力又在哪里？什么又是中国制造的名牌走俏商品？ 伍凡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靠两种力量。一是靠高外资投入。第二是靠高劳动力高物资的投入。高物资高劳动力和外资的投入这两个是互相影响的。外资为什么高投入在中国呢? 中国大陆有很多廉价劳动力,廉价的物资和廉价的土地。一旦外资投入的第一个条件廉价劳动力这个因素不存在了, 第二个条件可利用的土地价格越来越高的话，外资就不进来了。这两个条件不存在的话, 经济发展的动力就没有了。现在大门打开吸收外资已有30年了, 也吸收了很多资金了，很多的技术。可引进来的不是第一流的技术, 关键的技术。而只是加工的技术，不是真正的关键部分。附加值最高，最能赚钱的部分没有。所以，没有自我经济发展的动力。 Johnny认为，外商投资的项目大多是由于在本国对环境的污染、对能源、对原材料的过度耗费和使用、对雇工的身体健康和福利的巨大开支、对工业垃圾的倾倒处理程序等等的规定和限制。中国从来就不是个资源丰富的国家，根本经受不住对资源的乱砍乱采，经不住对能源的不受节制的消耗，经不住对地下矿产、水的毁灭性的挖掘和抽取。大陆人口稠密，更经不住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到了今天，在一片迅猛发展腾飞举世瞩目的锣鼓声中，中国已经是苍夷满目了。江河湖海的70％已被严重污染，两亿人民在喝着毒水，地下矿藏将在30年后所存无几，储存量最大的煤，也将在70年后不存在了。1949年时的22％的森林覆盖面积，现在剩下不足5％；1949年的人均4亩耕地，现在是人均0.8亩；1949年的220万平方公里的沙漠，现在增加了340多万平方公里。 伍凡最后指出，现在越南和印度正在成为国际投资看好的市场。中国的就业问题怎么办？中国生产的产品市场去那里找？我想很多人都在观察研究这个问题。我想中国走到这一步，根本的问题一开始的目标方向就没有走对，走到个岔路，一直走，走下去就走到了死胡同里。我很担心中国就会变成拉美。但中国跟拉美还不一样，拉美有很多资源，人口还没有中国这么多。中国的资源不够自己消耗。中国的水和石油是两个大问题。人家利用你廉价的资源。以后资源用光了怎么办？资源不是无限的。所以中国的生产模式始终改变不了。现在看不出有改变的迹象来。不过这个模式是对那些共产党的官员是最方便的，把土地廉价卖出去，把钱收进来。不要做动脑筋的事情，现成的资源拿去卖就是了。 Johnny引用最近的一份调查报告说，大陆中国目前每年生态破坏的损失占GDP总数的6 %。以12万亿的GDP计算，生态损失为7400个亿。每年财政收入统共为20000多个亿。这也就是说占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拉丁美洲国家也曾经耀眼于国际舞台上，但仅仅十几年的时间便到了几近国破家亡之地步，现在还有几个外商往拉美国家投资的？拉美国家现在都是内外危机重重、资源耗尽、生态破坏，没有了自己的传统工业，没有了自己的科学技术，也没有了自己的科技人才。连二、三流的技术也再也不再进口了。依靠着国际救援组织和富国的援助在过着日子。这样的国家在今后一百年内再发展起来机会是极渺茫的。受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限制，中国大陆现在的这种外贸型和加工出口型的经济已经走到了尽头，正在步入拉美国家目前的绝境。 当代中国杂志主编程晓农认为，拉美化社会的许多特点中国都已经具备，权利和金钱相勾结的腐败现象有目共睹，贫富差别的严重程度已经远远超出国际公认的警戒线。 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亚洲问题资深研究员赫金伯瑟姆认为：“拉美化社会指的是类似拉丁美洲国家普遍存在的财富和社会资源两极分化的现象。但是拉美化同时也包含政治含义，意味着城市中的富人和特权阶层与贫民和穷人之间的尖锐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对立局面。中国城市千百万农民工问题如果处理不当，将使中国不可避免地染上这种‘拉美病’。”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中国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代价与问题——全球化的大国迷路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袁剑 2005年12月25日 经过学者和ZF官员十数年诲人不倦的启蒙之后，“竞争”一词，终于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核心词汇、经济哲学。一般的理解中，竞争是一个比谁更优异的竞优过程，其刺激创新、激励进步的作用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理解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例外，相当多的情况下，竞争可能导致正好相反的结果。它不仅不能使竞争参与者变得更优异，而且会使他们放宽自己的道德约束，不择手段，从而取得竞争优势。个人、团体间的竞争如此，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同样如此。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 (race to the bottom)，即打到底线的竞争。顾名思义，在竞次的游戏中，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次，更糟糕、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其内里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复归。 好一个打到底线的竞争，似乎正是90年代后中国的全球化实践的最佳隐喻。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一直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与美国和日本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相当于它们的4%。对这样悬殊的劳动力价格差距，人们一般是将其当做与发达国家的某种天然差距坦然加以接受的，不仅如此，有些ZF官员甚至还为此相当庆幸，似乎中国也终于有了某种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不过，仔细追究起来，这个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就并非那么天然和正常了。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之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 (在中国，在体制内人员工资出现刚性增长的同时，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却在表现出罕见的粘性)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50年到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78-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印度快速增长的历史比中国晚了10多年)。这实在相当让人费解。更让人费解的则是，从90年代初期到现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10年没有上涨。这不但对中国独步全球的经济增长构成了刺耳的嘲笑，也确证了中国工资增长的某种不自然性。 如今这种工资与经济增长反向运动的现象，已经开始从中国最下层的民工那里蔓延到所谓的知识阶层。这几年，在中国经济过热的同时，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出现了明显的下降，05年初，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经被打到了每月500-600元的超低水平。一位在人才市场焦急寻找工作的河南财经大学的毕业生无奈地表示：这让人怎么活？。按照这种劳动力价格趋势，再经过一个30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恐怕只会越来越大。而中国世纪可能只是一段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所留下的历史笑柄。将经济不断增长、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不断降低)的现象简单归咎于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禀赋是非常容易的，然而疑问在于，为什么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内部市场潜力远小于中国的日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呢？同样的疑问还有，如果由数量惊人的农民直接转换而来的农民工确实存在某种过剩的话，难道在中国人口比例中小得微不足道的大学生也存在无限供给吗？很显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说法只是一套似是而非，根本无法让人信服的肤浅说辞，是有人故意强加给大众的一种学术蒙昧。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也并不是由什么自然禀赋所决定的，而是由一种人为的制度在起作用。其中，政治制度的作用相当关键。 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众口一词的简单的市场过程。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在中国经济全速增长的整个过程中，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的毫无保留的惨败。所以，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当有人突然发现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这个秘密，并将这个秘密当做中国的某种天然禀赋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不钦佩他们不求甚解、倒果为因的本领了。将一种政治过程的冷酷后果(劳动力价格)当做一种自然禀赋并作为可资炫耀的比较优势欣然加以接受，当然早已不只是一种学术上的无能。应当坦率承认，有人已在公众意识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而实际情况是，中国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一个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较价格优势，也可以因为外汇储备的扩张、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但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来换取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竞次。难怪有西方评论家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 显然，他并不是惊奇于中国的竞争力，而是惊奇于我们竟然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逾越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底线，向着野蛮、冷酷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倒退。 对这个结论，只要看一看工厂中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工伤死亡率、远远超过正常水平的工作时间，就丝毫也不会怀疑了。或许，正是凭借这种野蛮的力量，我们才能让它的老牌资本主义对手不寒而栗。然而，野蛮的力量毕竟是野蛮的，它不可能与文明的力量做长久的赛跑。人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一个国家将人力资源打压至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像一个工厂不提折旧费用一样荒谬。它纵然可以创造短期超常的产出，但决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中国虽然有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但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而如果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比韩国还高20%。这意味着，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 1/25的微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这个优势随时可能被其他因素所抵消。 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中国采取的竞次姿态是全方位的，这在FDI上也表现得同样突出。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中国已吸收的FDI达到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战后50年间日本吸收FDI的10倍。与此同时，中国自02年之后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冠军。有人宣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FDI一个巨大的磁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短时间中超越世界资本主义的首都美国，的确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将此看成中国势如破竹的全球竞争力的一个明证而甘之如饴的。但正如我们在低工资中所发现的秘密一样，中国傲视全球的FDI 之中也同样隐藏着巨大的代价。除了低工资的吸引之外，全球FDI蜂拥而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各地方ZF以竞次方式对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甚至是ZF 税收的甩卖。 了解了中国FDI的真实内容，就不会对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感到惊讶了：在中国所有城市中，FDI雄踞首位、 GDP 排名全国第四的苏州市，在多项衡量居民富裕水平的指标上竟然落后于远处中国内陆的成都市。中国FDI在增进本国人民福利水平上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更加重要的是，FDI在未来影响本国居民收入上的负效应可能还远远没有显示出来。因为土地、自然资源可能在未来产生的现金流收益都在通过GDP在源源不断地外流。把财富带走，把GDP留给中国，这就是竞次逻辑下FDI的另外一面。学者曾对FDI的效果做出过某种宏观估计，如果假定FDI的投资收益为10%，主要由FDI形成的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为，那么中间这7个百分点的投资收益率差距，将意味着资本效率的重大损失。 中国与日本一样，是储蓄率奇高，资本相当丰富的国家，但中国在改革开放26年当中吸收的FDI不仅相当于日本战后50年的10倍，而且还在年度数字上超过储蓄率低得可怜的美国，这实在是一个相当让人诧异的事实。这除了证明中国存在惊人的资本浪费之外，证明的另外一个事实是：中国节节升高的FDI是一个政治选择，是一个非理性的体制做出的非理性的经济选择(虽然它对官僚体系的利益来说是一种理性选择)。可笑的是，这种政治选择仅仅制造出了一些可以唬人，可以炫耀的FDI数据，而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福利的净损失。既然是体制的选择，那么，只要这个体制不变，这种竞次战略不走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就很难回头。学者在研究了一些地方ZF05年的经济计划之后发现，引进外资被普遍提升到经济发展生命线的高度。在改革时期，向中央ZF争取项目、投资，一直是地方ZF 官员发展经济首要的议事日程，90年代中期之后，FDI为这种传统思路开辟了另外一条捷径。如果说前一条路导致巨大的投资浪费的话，那么后者则是洞开了财富的输出之门。 我们不能怪国际资本太狡猾，太贪婪，只能怪自己太愚蠢。这个体制的独特优势仅在于，它可以未经国民允许就慷慨地牺牲本国国民的福利，这显然不是一种荣耀。而资本总是流向那些劳动力价格最低廉、ZF保证剥削力度最高的地方(包括对自然环境的剥削)。毫无疑问，闻利起早的国际资本是非常欢迎这种体制的，所以，他们乐于用最廉价的赞扬满足我们炽烈的虚荣心。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竞次手段，远不止于人为压低的工资价格，也远不止于土地收益、财政收益的赠送。对环境破坏的容忍，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性开发，对本国市场的让渡，对本土经济的歧视等等，都是这种竞次方式的体现。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在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中国的环境破坏、能源消耗率、自然资源消耗率都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而这，正是世界工厂得以奠定的基础。 在这个星球上，人们可能只见过赖账不还的发展中国家，却很少见到像中国这样奢侈和大方的穷国。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以赔本赚吆喝的方式大肆支援第三世界，在今天，中国以同样的方式无私地补贴着国际资本。这真是一种绝妙的历史雷同。在这种历史雷同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某种核心体制和文化的历史延续---一种一贯歧视、压抑本土自主民间力量的体制和一种ZF中心主义的战略文化。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企业所具有的竞争力上，作为一种游离于ZF之外的力量，企业比ZF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跨国企业巨头在全球化中越来越显赫的作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90年代，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一种ZF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 ZF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ZF中心主义，作为中国内部全能ZF体制的延伸，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 ZF，以形成某种调控能力和塑造某种名不副实的指标形象，中国以ZF控制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所形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以ZF廉价出卖资源为手段所获得超高的 FDI，以压低人力工资和财政补贴所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在ZF投资为主强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等等，都是这种ZF中心主义战略的结果。毋庸置疑，所有这些的确都为中国创造一个完美国际形象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本土企业的衰弱和人民的贫困为代价的。 如果仅仅是国家好像具有了某种竞争力，而企业变得衰弱，人民变得贫困，那么这种所谓国家竞争力就只能是一种昙花一现的假相。经济发展的本来目的是让人变得昂贵起来，而伴随着中国高速增长，人却变得越来越贱，越来越廉价，这种事实显然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扭曲。或许，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于一个经济人似的国家官僚体系来说，要想获得了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就是它们所必须做的。与其他国家相反，中国不仅没有保护本国市场尽量只面向本土企业开放，反而利用各种手段抑制本土尤其是本土民间企业。这使得本土企业无法充分利用本土市场所给予的宝贵的成长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号称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在长达26年的时间中却没有成长出一家国际巨头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国苏州，这个与全球化融合得最为彻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四家曾经在80年代中国市场上非常知名的本土家电企业(被称为四小名旦)，如今已经悉数销声匿迹，其中最为知名的一家如今在靠门面房出租苦苦度日。中国商务部0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承认：中国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没有达到，跨国公司在中国已显露垄断苗头。但中国商务部显然不会承认，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是中国官僚体系蓄意削弱本土民间企业竞争力的结果。全球化的经济力量不过是主动利用了中国体制的这个天然缺陷罢了。或者说，这是全球化力量利用各国的体制禀赋(而非自然禀赋)主动进行的一次全球配置。显然，跨国资本全球化配置在中国的试验是一次成功的经典之作。很难想象，在全球化的激烈角逐中，由不满的劳工+低技术为主要构成要素的中国企业能够具备什么真正的竞争力。以这样原始的竞争力，中国恐怕只有能力向非洲出口资本主义。事实上，这种竞争力的匮乏已经充分地表现在中国的贸易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贸易总额迅速攀升，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到 03年，中国的进出口额已经跃升为世界第四，世界第三。但伴随着贸易总额超高速增长的一个奇怪现象是：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不断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不断上升。进口产品价格上升而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被认为是贸易条件恶化的典型症状。有统计表明，02年，日本对华出口产品价格比90年上升了3%，而对华进口产品价格则大幅下降了18.4%。 仅此一项，日本每年从对华贸易中节省将近200亿美元。与此形成对比的一个景象是，在中国华南的一家出口工厂中，电扇、榨汁机、烤面包机的平均批发价格从10年前的7美元下降到03年的4美元。该厂的一位负责人感叹到，只有最廉价者才能生存下来。 中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事实，在表面上看，仅仅是中国从不断增长的贸易中获得了越来越少的利益，而深层所表现的则是这样一个相当符合逻辑但却令人不安的现实：中国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上升，而是在不断下降。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全球化力量对中国转轨的深度卷入，在中国塑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格局。一方面，跨国资本利用品牌和文化影响力占据中国少数富人和中产阶级的绝大部分消费能力。富人和中产阶级是中国最具有消费能力的一个群体，而跨国资本的产品中所包含的某种文化内容，是最能够满足他们的品牌追求以及身份确认要求的。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意识形态，消费主义首先是从意识上，然后才是从经济上将中产阶级从民族国家内部分离出去，从而成为世界的中产阶级。所以，跨国资本一旦占据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就将中国的市场从民族国家的内部转移出去，变成了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本土技术简单、生产率低下的制造业，由于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所导致的激烈竞争被跨国资本成功地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提供简单的组装、加工、零部件生产等。于是，中国的底层劳动者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底层。 很清楚，中国的阶层分化已经与世界性的阶层分化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借助于本国政治体制和国际资本的双重力量，中国庞大劳动者的底层地位也将更加稳固。这样，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由于全球化力量的嵌入而遭到了裂解。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对应的是国际资本的供给，而本土制造业却由于无法掌握最终的销售渠道被变成了跨国资本的组装车间。对跨国资本来说，这样的组装车间世界各地到处都可以找到，他们随时可以挑选他们认为成本最低廉的地方。这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的不仅是本国同行的竞争，而且也面临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为跨国资本最大限度压缩这些组装车间的利润提供了借口和现实的可能。当本土最大的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本土产业的合理利润的时候，产业的竞争力的升级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换言之，他们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并被固定在世界经济体系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向上游移动半步。 然而，这并不是这种格局最为严重的后果。更加严重的后果在于，这些为中国提供了最多就业机会的本土制造业(也包括其他产业)，由于生存艰难、利润微薄而无法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陷阱。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经常表现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内需不足就必须扩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须和其他穷国竞争，这种竞争又导致不断压低工资以及其他成本，而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导致内需的萎靡。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自拔的需求陷阱。 从社会结构上看，全球化力量的涉入，在二元结构上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中国已经无法通过本土产业结构转型的传导作用推动社会结构的整合和转型。一个消费不能渐次向下层移动的断裂社会，其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个合理的推断是，蜂拥而至的全球化力量可能促进了中国的短期经济增长，但却阻断了中国的长期发展之路。改革开放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官僚体系就一直奉行着抑制本土经济尤其是本土民间经济发展的政策。在无法平等分享金融、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情况下，中国大量的本土企业要么与官僚体系结盟，形成一种多元化、短期化的战略文化，要么持续挖掘廉价劳动力这个惟一的优势并将其发挥到极致。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形成长期的企业竞争力。 除了抑制本土经济之外，中国对外资却给予了税收超国民待遇，这也使得本土企业长期处于极其不利的竞争位置。中国对本土草根企业的歧视之深与对外资企业的优待之多，形成了非常显明的反差。一个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外资的税收优惠在延续了20多年之后，仍然无法取消。 对此，中国的财政部长金人庆深感无奈。在一次会议上，他明确表示了他的不满：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不到15%，而中资企业为33%，这完全是不平等嘛， WTO框架下，不说给中资企业优惠，至少要一视同仁，这才是国民待遇。我觉得，现在为中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少了，而为外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多了。但金人庆可能不明白，在这种独厚于外资企业的怪现象背后，是全球化官僚在中国的崛起。全球化官僚是那些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全球化视野，在意识上与跨国公司有着深刻认同的民族国家的官僚。如果范围更加宽泛一些，全球化官僚还应该包括那些对中国官僚系统有着深刻影响的学术团体。这些官僚未必与跨国公司有着直接的利益牵涉，但是与跨国资本家阶层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和意识上的认同，全球化官僚会不知不觉地偏袒国际资本，而这才是全球化真正的力量所在。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力量，更是一种文化力量。隐性的文化力量要比外显的经济力量强大得多。01年，主管中国证券事务的中国证监会，竟然要求IPO、再融资时，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补充审计。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固然造假成风，不堪信任，但四大(国际会计事务所)也同样可能造假。将制度建设的失败归罪于国内会计事务所并加以歧视性政策，当然是相当荒谬的。而其中反映的则是中国全球化官僚骨子里的一种文化自觉。早就有美国学者观察到，多数国家和城市中，具有全球意识的官僚和政界人士的力量已超过提倡民族经济的一方，这种正在中国充分浮现出来的力量，就是金人庆感受的那种(替外资说话)的无形力量。 有迹象表明，跨国资本为了经济利益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卷入了中国的政治腐败案件。中国政治级别很高的建行行长张恩照的腐败丑闻即是其中一例。完全可以预计，这种合谋在中国将会变得越来越频繁。格外令人担心的是，只要他们愿意，跨国资本的ZF俘获能力要比中国本土企业强大得多。如果这种系统性的勾结真的成为现实，那么，中国的官僚企业利用国家权力入股可能还能分得一杯羹，而中国本土的草根企业就将被置于一种完全失去话语权的危险的依附地位。 这意味着，中国本土企业将被彻底固定在利润最微薄的价值链的最底层。下面的数据可以直观告诉我们价值链最底层企业的依附境遇究竟是怎么回事：03年中国出口了53亿双鞋(相当于为世界上每个人生产一双鞋)，但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20%，其余 80%的利润都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按照摩根士丹利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就是，中国仅仅得到了一点面包屑而已。在中国本土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逐渐被逼至了附加值极低的世界价值链低端的同时，外资却占据了中国附加值极高的价值链的出口高端。93年之后10年中，工业机械的出口总额增长了20倍，而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35%跃升到接近80%。同时，在最能体现附加值的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出口中，外资企业占据的比例更是达到92%的绝对比例。其他高新技术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外资在中国出口中的超高比例，与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如韩国、泰国等国的情况相比，相当的不寻常。 有研究者由此认定，中国已经出现了外资替代效应。即正规制造业被外资取代的情况。如此看来，中国不过是一个为外资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有着超低环保标准、超低社会责任标准的生产基地。总之，90年代之后，由于在全球化浪潮中选择了激进的竞次战略，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正在构建的全球经济体系中一个最廉价、最庞大的中转站。这大概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经济体但外贸依存度却奇高无比的背后原因。 然而，正当许多不求甚解的经济学家为中国的自由贸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陶醉的时候，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却给他们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穷国的贫困并非由于缺乏自由贸易，因为贫穷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已超过 40%---远远高于富裕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等于说，外贸依存度奇高所表明的，可能并不是这个国家贸易的发达程度，而是这个国家的贫穷程度。 中国独特体制有这样一种功能：它可以将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向内转移并转移给它的底层人民，而在国家层面上维持一种强大的形象。个中奥妙，是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所以，在中国凭借各种强劲的指标引得观者如云，并博得阵阵惊叹的时候，它实际上可能是在表演一套魔术。不过，在一通让人眼花缭乱的东方功夫之后，我们也开始渐渐露出了最大的破绽，那就是：我们有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底层人口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本土企业。这正是是我们在全球化图景背后，看到的另外一个中国。 民意调查击败爱国主义
谁是美国人?你很可能错过了上周的这条新闻，有报道说，在巴基斯坦有人在报纸上悬赏杀死美国人，任何美国人。 因此我想我该写点什么，以便让他们知道美国人是什么，这样他们碰到的时候可以知道：这是个美国人。 “美国人”可能是英国人，法国人，意大利人，爱尔兰人，德国人，西班牙人，波兰人，俄国人或者希腊人。他也可能是非洲人，印度人，中国人，日本人，南韩人，澳大利亚人，伊朗人，或其他亚洲人，还有可能是阿拉伯人，巴基斯坦人或阿富汗人。 “美国人”可能是一位基督徒，犹太教徒，佛教徒，或穆斯林。事实上，在美国的穆斯林比在阿富汗的穆斯林还多，不同的是，在美国他们有选择敬拜谁的自由。 “美国人”还有不信任何宗教的自由。他可以只听神的话，而不是政府，或那些自称既代表政府又代表神的武装暴徒。 “美国人”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繁荣的国度，其繁荣源自于“独立宣言”（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该宣言确认：神把追求幸福的权力赐给每一个人。 “美国人”是慷慨的，他帮助过几乎世界上所有其他国家，当他们有需要的时候。20年前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美国人”给阿富汗送去武器和供给，使他们赢回了自己的家园。计至“9.11”那天早晨，“美国人”给阿富汗的穷人送去的资助，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 “美国人”不需要听从愚昧无知而且残忍无道的老家伙的胡言乱语。美国男人不会被谎言愚弄以至于用自己的生命去杀死无辜的同类，从而让那些愚蠢的老家伙继续掌权。而美国女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自由的对世界展示她们的美丽面容。 “美国人”可以自由的批评政府官员，当他从个人角度觉得官员出错的时候。之后他可以选择替换这些官员，通过多数票。 “美国人”欢迎各个地域，各色文化，各种宗教，因为他们没有恐惧。他们不怕自己的历史、自己的宗教、自己的信念会被摧毁，或遗忘。原因在于他们知道，他们可以根据个人意愿自由的坚持自己的宗教、自己的信念，自己的历史。 在“美国人”欢迎大家的同时，他们享受从全世界来的每个人提供的最好的东西：最好的科学，最好的技术，最好的产品，最好的书籍，最好的音乐，最好的食物，最好的运动员。 “美国人”欢迎最美好的，可他们也接纳最不幸的。自由女神像是美国的标志。上面雕刻着： 美国欢迎疲惫的你， 欢迎贫穷的你， 欢迎不幸被丰饶的彼岸拒绝的你， 欢迎无家可归的你， 欢迎受暴风雨驱赶的你。 而事实上，正是这些人创建了美国的奇迹。其中的一些人，在2001年9月11日那天早晨，正怀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在双子塔里工作着。 如果你觉得非做不可，那么你就试着去杀美国人吧。希特勒试过，东条英机试过，斯大林试过，毛泽东试过，世界上其他嗜血的暴君也都试过。 但是，一旦杀了美国人，你可能也在杀死你自己。因为，美国人不是一群来自某一特定地区或特定种族的人。他们是人类自由精神的化身。任何坚持自由精神的人，无论他们身处何处，都是美国人。 你看看自己周围。你会意外的发现，在你的土地上有那么多的美国人。终有一天他们会行动起来，推翻那些给那么多土地带来麻烦的又老、又无知、又疲倦的独裁者。这样那些地方也会加入自由和繁荣的国家的行列。 美国将欢迎他们。（原作者：Peter Ferrara；翻译：东子，承原） 英文原文：What Is An American? You probably missed it in the rush of news last week, but there was actually a report that someone in Pakistan had published in a newspaper there an offer of a reward to anyone who killed an American, any American. So I just thought I would write to let them know what an American is, so they would know when they found one. An American is English…or French, or Italian, Irish, German, Spanish, Polish, Russian or Greek. An American may also be African, Indian, Chinese, Japanese, Australian, Iranian, Asian, or Arab, or Pakistani, or Afghan. An American is Christian, or he could be Jewish, or Buddhist, or Muslim. In fact, there are more Muslims in America than in Afghanistan.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in America they are free to worship as each of them choose. An American is also free to believe in no religion. For that he will answer only to God, not to the government, or to armed thugs claiming to speak for the government and for God. An American is from the most prosperous land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The root of that prosperity can be found in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which recognizes the God-given right of each man and woman to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An American is generous. Americans have helped out just about every other nation in the world in their time of need. When Afghanistan was overrun by the Soviet army 20 years ago, Americans came with arms and supplies to enable the people to win back their country. As of the morning of September 11, Americans had given more than any other nation to the poor in Afghanistan. An American does not have to obey the mad ravings of ignorant, ungodly cruel, old men. American men will not be fooled into giving up their lives to kill innocent people, so that these foolish old men may hold on to power. American women are free to show their beautiful faces to the world, as each of them choose. An American is free to criticize his government's officials when they are wrong, in his or her own opinion. Then he is free to replace them, by majority vote. Americans welcome people from all lands, all cultures, all religions, because they are not afraid. They are not afraid that their history, their religion, their beliefs, will be overrun, or forgotten. That is because they know they are free to hold to their religion, their beliefs, their history, as each of them choose. And just as Americans welcome all, they enjoy the best that everyone has to bring,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 best science, the best technology, the best products, the best books, the best music, the best food, the best athletes. Americans welcome the best, but they also welcome the least. The nation symbol of America welcomes your tired and your poor, the wretched refuse of your teeming shores, the homeless, tempest tossed. These in fact are the people who built America. Many of them were working in the twin towers on the morning of September 11, earning a better life for their families. So you can try to kill an American if you must. Hitler did. So did General Tojo and Stalin and Mao Tse-Tung, and every bloodthirsty tyrant in the history of the world. But in doing so you would just be killing yourself. Because Americans are not a particular people from a particular place. They are the embodiment of the human spirit of freedom. Everyone who holds to that spirit, everywhere, is an American. So look around you. You may find more Americans in your land than you thought were there. One day they will rise up and overthrow the old, ignorant, tired tyrants that trouble too many lands. Then those lands too will join the community of free and prosperous nations. And America will welcome them. （By Peter Ferrara,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law at the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September 25, http://www.nationalreview.com/comment/comment-ferrara092501.shtml ） 9月7日 不死的幽灵
病入膏肓的中国当代文学
9月2日 揭露朝鲜战争内幕:中苏支持的金日成才是侵略者
揭露朝鲜战争内幕:中苏支持的金日成才是侵略者
(博讯2006年9月02日)
一直以来，抗美援朝是弘扬国际主义、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直到许多年后才知道，这场战争并不是美帝挑起、李承晚发动的侵略战，而是由金日成发起、斯大林默许的侵略战。在这场仅次于二战死亡人数的朝鲜之战中，中国战士阵亡确切数目从来没有公开过，而中国志愿军在这场战争中所处的地位、价值及其作用，也随着战争的结束永远留在了战场…… 这场战争在爆发前其内幕，政府最高领导人应该是知情的。就象商家从不对消费者公布完全信息一样，我们所知道的是被过滤甚至是被修饰的事实与真相。1949年，金日成企图发动“解放”南韩之战（当时朝鲜与韩国已经是两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金日成明白，以自己实力无法攻占南韩，便求助于苏联与中国。两国领导为了巩固红色联盟，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抗衡，苏联出钱出武器，中国出人出力。在这种情势下，金日成发动了侵略南韩之战，迅速攻占汉城。在二战刚刚结束，世界迫切呼唤和平之际，却被金日成的暴戾独裁震惊了。 迄今为止，我们所受的教育、教材上全部记载着美帝国主义下令南韩总统李承晚发动战争，事实上，战争的真相完全相反。中苏两国政府是知道金日成出兵，挑起这场战争的。这场拖了3年的战争，中国军队死亡人数是联合国军队的14倍，据悉，整个50年代，政府超过一半的开支用在朝鲜战场。直到60年代末，中国还在偿还苏联军资。战争结束后，联合国谴责中国是侵略者，中国在西方世界受到孤立，遭遇经济封锁与制裁。 朝鲜战争结束后，中国军队没有立即撤兵。当时朝鲜军队分为两派，一是亲苏派，一是亲中派，即中共在延安培训的干部。延安派企图发动政变，推翻金日成，建立亲中政权，结果兵变失败，延安派遭到满门清洗。在苏联强硬干涉下，不得不无条件撤军。这场轰轰烈烈历时3年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之战，就这样落下帷幕。之后不久，金日成无礼请求要在中国长白山等地驻军，这不能不说是对这场援朝战争的讽刺。 其实在抗战结束时，美国已对蒋介石失望透顶，准备放弃国民党，如果当时毛泽东出兵，台湾一定会打回来，可因为一场朝鲜之战，丧失了大好机会，造成今天的国土分离。从这点上说，金日成是中国的罪人。 国内的教课书，几十年来在谴责美国的侵略，并且以美国高级将领的忏悔“我们在错误的时间，发动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作为反面素材，其实有些断章取义。时任美军参谋长、五星上将的布莱德尔，其原话如下：“假如因为朝鲜战争，我们就打入中国的话，那么，我们将在一个错误的时间、一个错误的地点，与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 当然，我并不是说美国是一个多么高尚的国家，对于国与国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美国也是出于自己的利益才出兵朝鲜，但美国是一个民主宪政国家，在这样一个体制下，政府很难向国民隐瞒真相。到过美国的人都知道，在首都华盛顿矗立着两座著名的纪念碑：越战与朝鲜之战。 “我们的国家以它的儿女为荣，他们响应召唤，去保卫一个他们从未见过的国家、去保卫他们素不相识的人民。”这是碑文的直译。“自由不是免费的。”是纪念碑的主题。 从我们所知道的朝鲜战争来理解，无论如何也解释不通碑文：难道美国人民坚信，半个世纪之前，他们进行的是一场正义之战吗？看看上面记载着阵亡士兵的确切数字：美军54246人，联合国军628833人。我相信，在言论充分自由的美国，没有什么是可以隐瞒和欺骗的，而在以德治国、以儒家思想为河床的中国，好象更喜欢模糊哲学，难怪有人曾把世纪之交的2000年，定为数字真实年。只要报刊、新闻中的数字真实即可，别无他求。 好在今日中国，经历改革开放，经济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民主与自由有了自己的土壤，我们可以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判断。事实大于雄辩，意识形态好象已经不重要了，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就说过那句划时代的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耗子就是好猫吗！对于这场真相被隐瞒几十年的战争，迟早也会重新定位，重新审视，重新评价吧。 回头来看，我们所援助的金日成对中国如何？其实，文化大革命期间，毛、金就已正式决裂，并将朝鲜定位“苏修派”，在平壤的朝鲜学生响应号召，高呼打倒“苏修狗腿子――金日成”，金日成一怒之下，砸了包括毛岸英在内的所有中国烈士纪念碑，将志愿军在朝鲜教材上删去。 这场我们引以自豪、以保家卫国的名义悍然出兵的抗美之战，就这样划上了句号。真不知那些牺牲在他乡异国的数百万生命，他们的家人做何感想。还有那些本应用于发展生产、却流向战争的巨额经费。我们一直在谴责美国侵略南韩，可战争结束后，美国并没有驻兵，韩国仍是主权国家，而中国与朝鲜在互干内政而无果的情况下撕破脸皮。在上一篇《太极旗飘扬质疑抗美援朝》一文中，一位匿名者留言说，如果说这场战争对中国有什么收益的话，就是毛岸英的战死，否则，中国保不准就是第二个朝鲜，成为毛氏天下。对此，我不敢苟同。因为，历史不能假设，但可以反省，成为明镜。美国之所以有今天，雄霸世界，并不是他们从不犯错误，而是他们善于反省，善于从错误中寻找真埋。他们曾为越战正式向国民道歉，他们曾在墓碑上刻下“自由不是免费的”。付学费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学到东西。 出处:中文博客/作者:林夕大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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