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民族主义逆流管窥

袁伟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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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伟时/文

　　现在传统文化很热。我认为这有好，有不好。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要把它放到历史经验里去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多好的地方，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最丰富的典籍，没有任何国家有像中国这样多的典籍。另一方面，中国也创造了很多珍宝，包括各种各样的艺术品和思想遗产；有一些东西到现在还在发挥作用，比如中医。

　　和任何事物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不足，不足在哪里？

　　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

　　世界各国都要从传统社会转型变为现代社会；有些国家很顺利，有些国家则迂回曲折。在后发展国家里面，中国是丧失掉很多机会的一个国家。

　　600年前——1405-1433年郑和七次下西洋，首航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12.96,0.27,2.13%)早87年。为什么他没有成为中国的哥伦布？很简单，他的活动不求利，远航是为了宣扬国威，全部经费都靠财政拨款，数额太大，支撑不下去，被迫停止。他第一次下西洋的人数高达28000人，而哥伦布的团队最多也就1100多人。当时正值所谓“地理大发现”时期，航海和远洋贸易推动世界前进；这一次机会中国丧失掉了。

　　第二次机会是16、17世纪明末清初，东西文化交流出现高潮。以利玛窦为代表，他于1582年到达澳门，1601年来到北京，在北京整整生活了10年，带来很多西方的科学技术。举一个例子，中国自己的历法在元明时代一再出现测算失误，吸收伊斯兰历法也解决不了。利玛窦和他的同伴和后继者龙华民、汤若望等传教士带来的西方天文历算，解决了这些问题。沿用至今的阴历(农历)就是这些传教士及其学生的工作成果。利玛窦还带来一幅世界地图，让中国人知道中国在世界的东方，而不是世界的中央。康熙皇帝很喜欢西方的科学技术。他与彼得大帝是同一时期的，都是17世纪末18世纪初。彼得大帝学西方，建立了俄罗斯科学院；他死后没有多久，莫斯科大学也办起来了。康熙皇帝则把西方的科学技术当作个人的爱好、宫廷的消遣，既没有建立起中国的科学院，更没有想到要在北京办西方式的大学。机会又一次丧失掉了。

　　1793、1795、1816年，从乾隆到嘉庆时期，英国分别派出使者到中国，英国使团里的人观察、分析后得出结论，中国是一个很腐朽的国家。中国再次丧失了和平融入世界的大好机会。现在有些文章宣扬，18世纪中国占世界1/3人口，经济上也占世界1/3，是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这个说法恐怕要考察，他们使用的统计数字不一定可靠。中国当时的制造业固然比不上产业革命中的英国，15、16世纪英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等于19世纪中国的2.8倍；至于制度环境更加无可比拟。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了，但是英国不是用铁甲舰将中国打败的，那个时候它的军舰还是木头造的。而15世纪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中国的造船技术已经是世界一流的；到了19世纪，却被别人打得一败涂地。中国传统文化是优秀的，有很多珍宝，然而为什么社会转型这么困难，没有产生出现代经济？为什么没有产生现代科学？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19世纪中国付出了代价，割地赔款大家都知道，但我认为应该特别重视的一点是，中国光人口就损失了1亿多。从1851年到1865年，也就是太平天国造反期间，中国人口从4亿3千多万降到3亿2千万，减少了26%。太平天国闹得最厉害的江苏、浙江等地区，人口一直到20世纪初才恢复过来。这些冤魂基本上是中国人自己杀死或者饿死的。这又是为什么？跟我们的文化有没有关系？20世纪会不会好一点？照样不行。内外战争、运动和灾荒，也有1亿左右的中国人非正常死亡，原因在哪里？中国文化那么优秀，为什么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这就是我要讲的第一个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的缺失与不足

　　今天要讲的第二个问题，中国文化究竟有哪些不足和缺失？

　　第一个就是政治体制领域，儒学带来一系列问题。

　　如果你要了解一个国家的状况，最好的办法之一是看它的法典。当时的社会关系、文化状况、国家管理状况都体现在那里了。1810年，中国的法典(《大清律例》)第一次翻译成英文出版，英国的一份报纸《爱丁堡评论》说，中国人在很多方面的知识都是不足的，我们发展很快的东西，他们都不知道。

　　中国的法典有什么特点呢？民法内容很少，基本内容是刑法，甚至连民事纠纷也作为刑事案件来处理。这里面体现儒家政治的三个基本特征：

　　第一，伦理与政治的统一。中国传统文化的骨干是儒学，而儒学讲伦理和政治的最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体现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宗法专制，伦理与政治统一，这与当时的社会状况完全是符合的。因为那个时候的社会是自然经济，经济状态比较稳定。

　　第二个特征是专制制度下严格的等级关系。而英国在1215年就有《大宪章》，国王加税要得到诸侯的同意，要保障各地自由、自治的权利。中国的大小事都是天子或尊长说了算；抗上是极大的罪恶；儒家政治理论把这些合理化了。中国没有国际学术界界定或多数学者公认的封建制度。如果是封建制度，国王、诸侯之间是契约关系；而中国没有这样的关系。

　　儒家思想的第三个特点是服从。用孔子的话说，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假如有争议，由谁定是非呢？由圣人和皇帝的话来决定，圣人的话是最后的标准。公元一世纪，汉章帝召集儒门的代表人物在白虎观开会，由班固执笔写出一部《白虎通议》，章帝批准后颁行天下。以儒学为指导，为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制定详细的规矩或规范。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三纲六纪(六亲)，服从尊长。以后历代的法典，唐、宋、明、清的律例都继承了《白虎通议》，将三纲六纪作为贯穿始终的东西。一般的老百姓犯了罪，按照身份的高低、亲疏关系定罪。

　　中国传统文化的第二个问题是思维方法的缺陷。

　　中国人的思维方法有问题。杨振宁在2004年作报告时讲了一句话：“《易经》对中国的科学发展很不利。”他说，其中一点是不讲演绎论证。《易经》归纳了很多当时的社会现象、自然现象，但没有严谨的演绎和论证。这是杨振宁作为科学家讲的真话。而在他讲这话之前，16世纪末17世纪初，利玛窦在他写的《中国札记》的书里就说中国人不懂逻辑规则。他讲的是真话，中国没有逻辑学。后来我们拼命从《墨子》里面提炼、搜寻，认为里面有逻辑包括辩证逻辑。然而《墨子》里面虽有逻辑思想但没有完整的理论，而且因为它不符合社会的需要，后来连《墨子》也式微了，研究的人很少，四分之一的篇章失传。西方的情况则不同，他们有逻辑学，不但古希腊已经有完整的形式逻辑理论，他们中世纪教育要上一年的辩论课，实质是逻辑课。利玛窦是这样讲的：为什么中国人不重视科学，不重视逻辑呢？很简单，因为这里面有利益关系，在中国你懂四书五经，不用学数学和逻辑，也不鼓励做实验，就可以考取科举和做官。这样的状况下，科学当然没有办法发展起来的。另外在中国天文是很丰富的，只是和星相结合起来了，哪里地震是天发怒了，是对皇帝的惩罚。各种是非按照圣人的话来判断，也就不必辩论和讲逻辑理论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怎能产生现代科学？

　　此外，几个世纪以来中国人自认为中国的道德是最高尚的，洋人是蛮夷，道德文章是永远比不上中国的。实际情况怎样？现在看来，道德规范也有很大的缺陷。一方面，我们道德规范有一些是跟世界各国一样的，比如我们讲“仁、义、礼、智、信”，大致上从任何一个文化体系里都能找到类似的东西。在西方，仁是“博爱”；义是“正义”，有些道德规范世界各国是一样的，不同的语言系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这是一个方面。但是，进一步考查这些规范的内容，问题就出来了：儒学的核心是仁义。用《中庸》的话来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讲人不是讲人的平等，而是将亲情摆在首位；义的内容拐个弯变为要尊重别人！

　　我们的道德规范有明显的不足，主要有三个方面：

　　首先是“重义轻利”。小人与君子的划分就是看你重不重视利，你重视利就成小人了；但是人性本身是追求利的。

　　其次，我们的道德是以三纲为基本架构的，没有人际之间的平等。

　　再次，中国道德观念里群体的利益是第一位的。可是，人要现代化，社会要现代化，都必须将个人权利、个人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要变成现代公民，维护现代公民的尊严、现代公民的权利是根本，道德的根本也是政治的根本，政治归根到底是为维护公民个人的权利服务的。

　　此外，作为蔑视个体权利的重要内容，是经济上没有坚决、彻底地保护私有财产。有一个原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和官府侵犯民产，屡见不鲜。而自从中国传统文化法典化以来，因为要维护宗法专制，维护三纲，所以就规定一条：祖父母、父母在不准分户口、分财产，不准“别籍”，不准“异财”。唐、宋、元、明、清一直都延续这一条规定，谁违反这一条是要受惩罚的。

　　另外一点是不准你经营新的经济形式，比如中国学外国人要经营轮船。19世纪70年代李鸿章做直隶总督时，广东商人在天津申请办轮船企业，李鸿章不准。1890年代张之洞做湖广总督，湖南的一些商人要在洞庭湖、长江上办小轮船公司，张之洞说不行。一直到戊戌变法前后，张之洞还是不同意。也就是说，办这些新企业，只准公家办，不准私人办，即使私人可以办，也要批准。限制私人财产进入某些经济领域，等于你的财产权不能充分实现，经济自由受到限制，私有财产就大打折扣了。

　　有这些问题存在，中国不但不能成为第一批原发性转型的国家，在后来转型的国家里也一再跟不上趟。我们的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是同一时期起步的，但是日本成功了，我们却失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彻底失败了，但它很快恢复发展，中国还是不行。我们不能盲目鼓吹传统文化，要冷静分析它的成败得失。

　　当前提倡传统文化的三大陷阱

　　我讲的最后一个问题，当前提倡传统文化的三大陷阱。

　　人类是从野蛮转向文明的，无论中外都是这样的。将中国文化放在世界全局里面考察，有一些人提出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观点。

　　第一，他们认为西方文化从启蒙运动起就搞错了。错在什么地方呢？它造成一种征服型、竞争型的经济，给人类带来很悲惨的命运；同时破坏了环境。否定之后，便从西方文化转到东方文化——宣称东方价值观，儒家文化比西方文化高明。回首话当年，启蒙运动以降，资本主义的世界性扩张确实带来许多负面的东西，但是它也改变了全世界的面貌。这样建立起来的世界经济体系，本身包含了克服自己错误的成分在里面，许多罪错都在以后的发展中慢慢纠正了。至于说儒家和其他东方文化有医治西方病的神奇作用，直至现在都是学者善良的假设，除了满足中国人和其他东方人的虚幻的荣誉感以外，能否成为现实，只能拭目以待。

　　另外一个观点是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也错了，明显的就是新文化运动。他们说：新文化运动把中国传统文化打断了，成为中国遭殃的一个根源。我曾编过一本书：《告别中世纪——五四文献选粹与解读》，回答这些指责，论述中国新文化运动有什么贡献。它不但没有打断中国的文化发展，而是开启了中国学术文化的新纪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在新文化运动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从19世纪初开始，不断有为儒家辩护的理论，到20世纪30年代更加严重。在国民党中 宣部的支持下，有十个教授发表了一个宣言，里面提到：现在已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人了，中国人都西化了。这是诡辩，为什么我穿上西服就不是中国人了？为什么我一定要俯伏在传统面前才是中国人？

　　上述两个攻击都不成功，他们就朝着两个方向为儒学辩护。

　　一个方向是力图证明西方的那些东西中国古代都有，西方很多东西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只是后来我们没有注意就遗失掉了，现在再从西方学回来。直到现在仍有人冀图证明，所有现代文明的基本观念甚至很多后现代的东西在中国古代都有了。他们的思路是首先肯定西方的一些东西，然后寻找古代中国的一些资料，牵强附会。

　　另外一个方向是强调中国特殊性。认为现在西方的一些核心价值的东西都对，但是不适合中国的特殊情况。

　　由于这两个质疑，结果就陷入了三个陷阱。

　　第一个是建立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说要继承三个传统：继承中国的传统文化，继承1949年以来毛泽东时代的传统，继承改革开放以来这三十年的传统；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概念就表明它的含义就是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这是甘阳博士提出来的。这是一个政治纲领，我认为是一个绝对错误的东西。

　　首先，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族传统文化也是多种多样的，把汉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派作为一个国家建立基本制度的根基，这个提议本身就是荒唐的。

　　其次，这是对世界发展全局缺乏了解的信口开河。从罗斯福新政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开始融合。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大危机十分严重，为了挽救他的制度，罗斯福提出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一方面总结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化传统，捍卫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另外又针对当时的实际情况，即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对世界各国人民带来严重的损害，考虑到纳粹的倒行逆施和苏联正面和负面的东西，提出了免于恐惧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这既吸取了社会主义运动的经验，也继承了西方的福利制度。俾斯麦时代就有社会福利制度。任何国家要现代化都不能忽视文明的新进展，人类的核心价值是任何国家不能违背的。中国要什么样的现代化？遵守WTO的规则，按照WTO的规则改造经济制度；政治体制改革就按照中国政府签了字的联合国人权公约来办；这就够了。

　　第二个，就是现在闹得很凶的“读经”(读四书五经)，这是一个很大的陷阱。甚至有位台湾教授到广州说，从小读四书五经，小学教育可以不要。在义务教育阶段强迫学生读经，这是重复20世纪军阀的老路，此路不通。一方面它的内容不适合现代公民的需要；另一方面，按照现代教育原理，强迫儿童、青少年去读他们根本不懂的东西，这是错误的。再加上中国的实际情况，青少年的负担太重了，再摧残他们，对中国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第三个陷阱，有人说要显示中国的特性。要做企业家的话，先做中国人。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要有博大胸怀，吸取人类文化的一切先进成果，不要被民族国家的局限蒙住自己的眼睛。

　　为了论证中国与众不同，有好些论点似是而非。

　　比如，《荀子》有句话：“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有人据此便说：中国知识阶层不是都听皇帝话的，皇帝不遵守道的话，他宁愿牺牲生命也要维护道的权威。任何时候都会有个别人舍生取义。但是作为社会制度，中国没有形成牵制专制权威的制度，个别人的行为不足以为整个文化的缺陷辩护。

　　还有其他好的东西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不是只有中国才有？西方的基督教里面类似的东西很多。要强调中国的特性，就要证明西方没有这些东西。

　　有个流行论调，中国有句“天人合一”，特别注重自然和社会的关系，证明东方文化足以做环境保护的根据。但是中国是世界上环境破坏最厉害的国家之一。“天人合一”本来的意义是说天与人是互相感应的，你做了什么坏事，上天会通过打雷、地震等方式给你惩罚。我们不过是受了西方思想家环境保护思想的影响，回过头来说我们的“天人合一”是重视环境的，这是牵强附会。

　　最后要郑重申明，我反对的只是企图利用传统文化否定和修改现代文明的核心价值。除此之外，对传统文化毫无疑议应该保护、尊重、继承和发展。但是，中国人民要谨记过去的悲惨教训，应该接受普适性的核心价值和共同的先进制度。这关乎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一定要坚持住这条。至于个人喜欢伊斯兰文化，喜欢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如此等等，应该多元共存。私人的文化取向是公民的自由，政府和其他人都无权干预。

　　(本文根据袁伟时教授8月11日在长江商学院EMBA系列讲座的演讲“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冷思考”录音整理，文章经本人修订，发表时因篇幅限制有删节，仅代表个人观点。袁伟时为中山大学教授，著名近代史专家。)

同性恋：罪与权利
　　　　　　
　　　　王怡

http://jidian.bokee.com/6437439.html
　　　　　　　　
Pilgrims，本来这个议题，是“与天路客谈信仰”系列中的一段，迄今我的思考大概尚未超出这段文字。后来在论坛上，作为对基督徒孙海英批评同性恋者这一公共事件的回应，希望有助于对此议题的不同意见人群对彼此道德观念的了解，这篇讨论就扩大到现在的样子。有人说，是不是反自由主义的、原教旨的基督徒，就看他对同性恋的态度。曾有网友也追着这个问题问我。我在归纳这些讨论之前，试图先提出四个命题：　　我是反对同性恋婚姻或同性恋合法化的。我希望你了解，我的反对当然基于我作为一个福音派基督徒的圣经伦理观，但在这里，我并非想以圣经启示（特殊启示）来说服一个非基督徒，而是企图阐释基督徒的圣经伦理观在一个多元社会中，基于一般理性（基督徒称为普遍启示）可以推导出的、某种值得被了解和被尊重的公共价值。

孙海英基于《圣经》，认为同性恋与乱伦、婚外恋等一样，是一种身体淫乱的“罪”。这个“罪”是道德性的评价，而非法律的评价。对基督徒来说，“淫乱”首先不是被看作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如果你相信人类是被造、而非偶然进化的，那么道德的意思首先是造物主与被造物的关系。在圣经中，“淫乱”首先指向在神－人关系上人向着他的创造者的悖离和“花心”。所以对基督徒来说，道德的根基是上帝与他的被造物的关系。在这个议题上，你不需要是基督徒，你只要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即你相信宇宙间有某种高于人类肉体生命的力量和价值，尽管你不确定那是什么。我想你就可以接受这个命题：人类最大的不道德或最初的不道德，就是对那高于自己的价值和存在者的违背和否认。这是人与人之间一切“不道德”的起点。希望这是我们站在不同信仰中也可以对话的一个共识。即法律关心的，是一个肉体生命与其他肉体生命的行为界限。因此在法律的层面，我承认、尊重并支持同性恋者的某些“权利”，如他的人身权不能因他是同性恋者而受到区别对待。他也不应因一种“自愿的、不直接侵害第三者权益的”行为方式，而受到拘捕、罚款或任何政府强制力的干预。甚至包括他与同性伙伴缔结民事契约处理财产关系的权利等。但道德一定是关于灵魂的，一定是关于一个人与超验价值的关系。人的一切行为，都基于人在这一关系中的位置和对这一关系的评估。无论这个道德关系在你那里的呈现是什么方式，信仰、天地良心、最高理性、文化传承，或其他什么。换句话说，人若只有肉身，而没有灵魂。人间就根本无所谓道德。所以我希望指出的，也包括第二个命题，即若你不接受人有灵魂，不接受道德是关乎价值的，即道德的实质是人与他的造物主的关系。那你就无法从逻辑上摆脱道德虚无主义的陷阱。因为否认这一命题的终点，一定是彻底的道德虚无主义。假如在你这里暂时还不彻底，那我就要提出第三个命题，一个人若不承认第一个命题，也不承认第二个命题，那他的道德观一定是多重标准的，一定是破碎的，不能逻辑自洽的。

我并不想通过这个讨论，使你接受基督信仰，你是否基督徒，并不影响这个讨论在一般理性中的价值。我只盼望能使你承认一点，即当我论述同性恋的议题时，我的圣经道德观，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的一部分，具有在其他道德议题上的一致性。而一个彻底的道德虚无主义者，坚持这世界没有任何道德，人可以为所欲为，他只根据自我中心的功利原则，对法律进行选择性的规避。除此之外，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没有一个上帝，一切事情都是可以做的”。那么我也在理性上承认，这个人的看法尽管我不同意，但他的看法的确不是混乱的，而是具有一致性的。那如果多数人的看法在这两者之间，譬如支持同性恋婚姻，却反对一夫多妻的婚姻，认为同性恋是正当的，卖淫不是正当的。认为同性恋是“真心相爱”，母子乱伦却一定不是“真心相爱”。不让同性恋者结婚，伤害了他们的人权，而不让一对表兄妹结婚，却没有伤害他们的人权。等等。我希望你能承认，这些道德观的混乱性和多重性。于是我想提出讨论开始前的第四个命题：“道德”一定是整全性的，是我们对人与最高价值、人与人、人与世界的一个完整的正当性评价系统。因此，凡是不整全的道德，就是不道德。

人类最近两百年的精神苦难，就是以一味的以为，若没有信仰，人就会更自由。若没有道德，人就会活得更快乐。但我在历史和人心中看见的，却恰恰相反。即使我们相信的出路可能不一样，但我不知道你所看见的真相又是什么。


二、

基督徒相信婚姻和性关系的价值，是在上帝与人的关系中被赋予和界定的。但同性恋如果只停留在一种个人行为上，基督徒不会因此要求政府对一种道德行为的强制性矫正。这是自由主义政治学的立场，也符合圣经的神学。同时，当一个基督徒说同性恋是一种淫乱的罪时，他一定承认自己同样有罪。耶稣说，看见妇人心里动邪念的，已经犯奸淫了。这并不是一种儒家式的对外在行为的清规戒律。淫乱的反面是圣洁，上帝的心意是叫人圣洁。换言之，爱是和圣洁连在一起的。所以圣经说，你要爱自己的妻子，就像爱自己的身子一样。若没有上帝，你心中动邪念，可以假装没有背叛你的妻子。但若有一位上帝，或中国的古话说，“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那么内心的邪念，不但已在上帝眼中犯了淫乱，也同样在妻子的生命里造成了伤害。那作在自己身子上的，就作在妻子的生命里，那作在自己灵魂里的，就作在上帝的面前。所以我同性恋的朋友一样，都是犯淫乱的人。只是我从来没有受到同性恋这一种很特别的试探，因此我也不了解他们的忧伤和痛苦。我宁愿像基督徒文学家C·S·路易斯的态度一样，不在自己没受过试探的罪上去指责别人。不过我一样总是受过淫乱的试探，我从一般性的淫乱的罪上，也了解那种难以自拔的罪的捆绑和纠缠。所以当一个基督徒说同性恋是一种罪时，我想他是出于一种怜悯，而不是出于一种把自己撇清的厌恶。同性恋是一种罪，但并不是同性恋者的存在，就显出异性恋者的义来。　  

但是，“同性恋婚姻”却不是一桩道德性的个人行为了。无论是否基督徒，我想你也能承认，婚姻是人类社会和人类历史上极少数普世性的价值、传统和基本的社会制度之一。也是政治国家对一种个人行为在法律上的加冕和命名。我的意思说，基督徒也不赞成对一个同性恋者的外在的行为强制，因为性关系是道德性的，不道德的性关系显出来的，是对那位圣洁者的冒犯，及一个人自己的内心苦难，而不是对社会的一种外在损害。因此这个议题的确不应该是“治安性”的。但是，当同性恋者进而要求这个社会将他们的关系“合法化”，要求他人在道德上和法律上将他们的同居关系称之为“婚姻”，也就是要求来自社会的一个道德性的加冕和命名。这时我基于基督徒的伦理观，将在公共政策上坚持反对“同性恋婚姻”的任何可能性。有人说你认为同性恋不道德，就是一种观念强制。我恰恰认为，寻求同性恋关系合法化的努力，才是对我的一种观念强制。你可以将道德性与审美性做一个类比，因为它们都不具有治安性。就如一个长得很丑的人，我们同意他不应受到制度的歧视和强制。但我们有权在制度之外有自己的审美评价，如坚持认为他就是很丑。我的审美评判只是一种舆论，不是什么观念强制。任何人都不能免于被别人的审美观批评，更不能免于被他人的道德观批评。但当这位被批评者要求议会通过一项决议，称他为美人的时候，他的要求对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审美观，就真的构成了一种强制。因为他试图将一个审美评判，转变为一个法律评判。将一个与国家无关的议题，带入一个可以使用强制力的范畴。

恰恰因为圣经认为同性恋是反道德的，所以在基督徒看来，“同性恋合法化”或“同性恋婚姻”，并不是解决他们痛苦的出路。换言之，“国家”和“法律”不是他们的救赎主。基督徒反对同性恋婚姻，其实是反对一个同性恋的乌托邦，和一个国家主义与立法主义的乌托邦。大多数人的婚姻观，就和大多数人的审美观一样，是一个社会和历史的事实。如果你支持同性恋者诉诸民意，去争取某种合法化。你就等于同意国家有权去裁判一个道德性的分歧。那么你的思维其实正是“政教合一”的思维。就如那个很丑的人去打官司，告那些认为她不美的人造谣诽谤，伤害了她的名誉权，就等于他同意国家有权去裁判一个审美性的分歧。那她的思维我就称之为“政美合一”。而她是否真的受到伤害了呢。的确是的。如果她真的认为自己很美的话。但问题是在法治原则上，没有人应对她的精神伤害负责。她的痛苦需要的是在心灵上被医治，而不是在法律上被娇惯。　　

你也认为，“同性恋者最好寻求其他保护方式，比方说一系列的财产契约、继承契约等，法律应该会保护这些契约的”。我也同意，法律保护一份财产契约时，同性恋者当然不应构成一个歧视的理由。我去法国，看见法国每年的初生婴儿，已有一半以上是非婚生子女。因为一半以上的法国人不选择婚姻，而以各种非婚协约，作为同居的法律基础，包括同性恋者。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对这个国家在道德和信仰上的堕落感到痛心。但如果你只是选择避开婚姻，你的选择也是你的个人自由，我在道德上批评，但在法律上接受。但如果你以自己的性道德，去挑战“婚姻”本身的概念和价值，那一个相信圣经权威性的基督徒，就将全力反对，说，这就是我的立场，绝无妥协的余地。　　

Pilgrims，你也提到，“我知道的基督的教义，是应该要求干涉李银河所提到的一系列性行为的”。如果这里“干涉”的意思，是指任何强制性的介入，那么这并不符合基督教教义。当然有一种情形下可以强制性干预，就是父母对未成年的子女。但这不是基督教特有的，这是公共的和法律的一个普遍性原则。　　

假设中国有信仰自由，那么基督的教会在公共生活中，一定是一种道德性的保守主义力量。教会及其信徒，当基于圣经的世界观和道德观，公开批评和反对一些社会议题。但对个人的道德性行为，若寻求政府的强制性干预，却是与基督的十字架道路相悖离的。换言之，如果可以强制的话，基督耶稣就不用上十字架了。不过退一步说，即使一个意见群体要求对某种个人行为进行限制，在一个民主社会，他的意见表达方式也会是非强制性的。如美国历史上曾有保守派的基督教游说团体，曾经成功地促成“禁酒令”的宪法修正案。我不同意他们的这一立法游说，但我要承认，以游说方法去取得一项宪法修正案的成就，仍然是一个自由主义体制可以接受的。如果你反对，你也只能用游说的方法去废除这个禁酒令。后来果然也被废除了。所以尽管我持守并表达自己的立场，但若有一天，同性恋者的法案真的获得了未来议会中的多数票，我会尊重游戏规则，但我也会继续以和平的方式反对。

教会除在公共生活中，持一种保守的、但是非强制性的道德立场外。教会在内部对会众的惩戒，也是非强制性的。假设有一个基督徒是同性恋，或者有婚外情，一个忠实于上帝话语的教会，应该指出这是违背圣经教导的，教会不应妥协说其实这也可以——尽管目前越来越多的教会开始妥协。其他的信徒也会帮助他，希望他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罪、自己的无力，靠着上帝的恩典改变自己，回归圣洁和自由的生活（你会发现我们对自由的理解如何迥异）。最终，教会也应对不愿悔改的信徒施行惩戒。这个惩戒依照圣经的原则，同时也受到一般公共准则的制约。因此也不会涉及对身体的强制，主要的惩戒有两种，一是停领圣餐，二是将其除名，不再看他是一个基督徒。这就和一般的社团内部处罚，分为警告或开除之类的一样。如果你把这个称之为“干预”的话，那么教会的确会“干预”一个信徒的道德生活。教会应当很清楚地表达对一种不道德行为的反对，但目的也不是要显出自己的义来。而是要挽回和得着自己的弟兄。假如一间教会明知道信徒有违背上帝诫命的行为，却装着不知道，也不指出。那就不是基督的教会，而是一个人文主义的俱乐部。　　无论在公共生活中，还是在会众中，基督的教会彰显出一种保守的道德立场，自然会对他人产生一种道德性的压力。但即使对自由主义而言，这种压力也是完全正当的。任何人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对那些和自己不一样甚至针锋相对的人而言，都会构成某种压力。譬如一个不贪污的同事，一个不乱开处方的医生，都会让其他人活得不自在。可那又怎么样呢。我不会为了让你活得自在，就改变我的道德观。我不会为了你去撒谎。这才是真正的信仰与思想自由。一个人的信仰和思想自由，一定会产生出对别人的外在压力。但只要这个压力不是强制性的，就符合公共生活的自由主义准则。而有一种“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却愈演愈烈的倾向于认为只要有外在压力，就是不宽容。只要批评，就是不宽容。只要不持一种多元主义的价值观，就是不宽容。最好世上不要有基督徒，也不要有穆斯林，干脆不要有任何坚持某种特定道德观念的人群，那么社会就“和谐”在彻底的相对主义当中了。老实说，这种左翼的“政治正确”观才是最大的不宽容，而且，跟共产党又有什么区别？　　

最后你说，既然我反对强制，为什么又说堕胎、乱伦或同性恋不是一种“宪法权利”，岂不是自相矛盾？不错，我一直使用“宪法权利”的概念。是否凡是法律不禁止的，都在宪法权利以内呢。老实说，“自由就是做法律没有禁止的一切事情”，其中的“自由”二字，带着很浓的大陆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痕迹。虽然这句话一直被当作自由主义对于个人自由的一句经典表达，其实等于是同义重复。我一直对此并不完全赞成。当“自由”被更换为“权利”一词时，你就会看出差异了。英国普通法中的“权利”观，是一种根植于传统当中的权利，不只是一种逻辑推导出来的结果。因此，你看人可以做的事（也就是政府无权进行强制干预的事），多得不得了。但是公民的“宪法权利”，在世上任何一部宪法中也只有那么十几项。因为公民的宪法权利，是法律对那些历史上形成的、历史中生长出来的，值得人类去珍惜和捍卫的自由的一种法律化和类型化的表达。而不是对任何想象出来、逻辑推导出来的，在公共生活中并没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可言的“做任何事的自由”的，一种彻底的涵盖。国家不能干预同性恋的性行为，是因为人人享受人身权，同时享有财产权。人身权和财产权这两项宪法权利构成了一道防线。使发生在私人产权领域内的任何成年人之间自愿的性行为（乱伦、群交、同性恋或其他），都无法受到强制力的审查。换言之，法律上当这些行为不存在，而不是说这些行为本身构成一项宪法权利。

譬如说，乱伦显然不是一项宪法权利。如果是，婚姻法禁止三代以内血亲通婚，就是违宪的。同性恋婚姻也是如此。堕胎也一样，美国最高法院1972年在罗伊案中，认为堕胎的自由选择属于公民的隐私权，而隐私权则是在之前的一个判例中，从宪法修正案中引申而出的。但这几十年来，这个宪法权利的推导过程一直受到质疑，认为宪法依据不足。包括两年前去世的首席大法官奎伦斯特，也不同意当年这个推导。假设一个最高大法官以你的方式论证说，因为宪法中没有规定堕胎是非法的，因此堕胎当然就是一项宪法权利。那这个论证实在是一个笑话。这是欧陆式的启蒙作家们的论证方式，不是一个英美法官的论证方式。当然也不是我作为一个法律学者，或作为一个基督徒的论证方式。

当李银河女士主张同性恋、以及各种自愿性行为的“非罪化”时，我同意并支持。当她的言论自由受到刁难、羞辱甚至压制时，我更支持她。这也符合圣经的立场。耶稣在那个妓女的故事里说，你们中间谁没有罪的，可以拿起第一块石头。基督并没否认卖淫是在上帝面前的一种罪，反而以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再次肯定了卖淫的确是一种罪。但基督却同时质疑我们的审判权。因为我们也是罪人，甚至像我前面说，一样是犯淫乱的人。因此一个基督徒会坚持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罪，但也会坚持认为，一个同性恋者或一个妓女，应该免于被这世上的任何人扔石头（是真的扔石头，不是在比喻的意义上扔石头。比喻上的“扔石头”是言论自由）。因此，“同性恋者的权利”，就是被免于拘留、罚款、劳教、判刑或其他制度歧视的权利。这就是“非罪化”，我的说法是“非治安化”。　　这也可以借助“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概念。你可以说，我认同“同性恋者的权利”，是一种免于强制的消极的权利，但不是一种可以合法排除阻碍而积极达成的权利。老实说，我对伯林两种自由的划分也不是完全赞同的。因为公民的“宪法权利”从来就不是一种消极自由，而是一种可以积极达成的、可以拿着尚方宝剑排除阻碍的权利。以言论自由为例，不是当政府主动立法干预、限制或取消我的言论表达时，我的权利才被激活。而是当这个制度的任何一个层面，影响了我言论表达的机会和效果时，我都可以要求排除此类障碍。我可以要求政府的一切行为，都必须受到一个公民的宪法权利的审查。　　

但李银河女士受人诟病，是因为她将一种道德行为（道德或不道德的行为）在公共生活中不被强制的正当性，过于夸大了。或者说，她过于暧昧地省略了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对各种非婚性行为给出道德上的适当评价。“权利的正当性”，其实已构成了最近十几年来中国社会最强势的一种话语。当人们理直气壮的说，“我有权利如此这般”。这句话的社会氛围，甚至已暗含了一种道德上的合法性。换言之，人们不知不觉地开始把“权利”道德化了。“我有权利如此这般”，只是表明你的行为将不被公共权力强制，但不表明你的行为在道德上具有一种正当性，也不表明你的行为值得他人尊敬，更不表明你的行为可以免于社会舆论的抨击。而基督徒，就是在道德上对同性恋及偷情、乱伦、性交易、性聚会、婚前同居乃至一切婚外性行为，一定会进行批评和反对的一个意见人群。尽管我自己信主之前，一样有过婚前同居。但我承认这放肆的罪，并曾为此而哀哭。你若曾向上帝哀哭悔恨过，你就一定也尝过你的眼泪由咸转甜、那蒙恩赦免的喜乐。

乱伦或同性恋，显然不是一种宪法权利。不过Pilgrims，最后这一点是我最近思考的问题，抱歉我只能作出上述概要的表达，尚不能给出更有力的论证。


三、

Pilgrims，说到某种道德伦理的保守主义，的确是许多宗教和传统文化的共同倾向。《旧约》中对一夫一妻的婚姻和性关系的界定，也是犹太—基督－伊斯兰三大教共同遵循和领受的启示。如果你能在一个更广泛的保守主义的视野中，来观看基督徒的伦理观。我想你可以更加在公共的意义上，理解一种道德与文化的保守主义的价值。　　

圣经中，这个基本的界定就是，“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离开、接纳、联合、成为一体。这就是圣经的婚姻观和对性的结合的立场。就圣经的观念而言，婚姻是上帝设计的，婚姻中的合一（包括性的愉悦）是上帝的应许，男女成为一体，是被造物的一个完美次序。而不是人的欲望的顺心所欲。随心所欲的结果一定是苦难而非自由。性的圣洁和美丽，唯有在这个关系里成为圣洁和美丽。　　

今天，无论一个人是否基督徒，他都面临一个时代的危机，即婚姻的神圣性到底存不存在，爱情与性到底是不是圣洁的？在道德上，唯有当你对此冷冰冰的否定，连自己初恋时对人类爱情的一种道德的和审美的憧憬，那起初的爱心所包含的值得珍惜的高于一切动物的梦想也冷酷的否定了。你才可能在道德上去完全肯定同性恋，说那是天经地义的。　　

在我看来，这种肯定其实恰是一种羞辱。换言之，当我们停留在法律和权利的层面上，讨论不要歧视一个同性恋者时，我们的讨论是出于对一个挣扎的灵魂的关切和尊重。而当我们在道德上也夸大这种正当性时，我们恰恰就在歧视一个灵魂。认为同性恋是一种灵魂的苦难，和道德上的罪的人，恰恰是把他们和自己看作是同样的人，有着同样的灵魂，同样的被一位上帝所创造，所关爱，所拯救。并且相信我们的爱不是由生物性所决定的。而那些明明是异性恋者，却又“政治正确”的宣称同性恋是正当生活方式的人，其实恰恰不把同性恋者当作同样的人，不尊重他们的灵魂，也不看他们是自己的弟兄和姊妹，把自己优越的撇开。一旦你承认自己是“正常”和“正当”的，而又承认有一种人是“天生的”另一种人。人人平等在你那里就是一个谎言。换言之，你的所谓宽容表面上“政治正确”，骨子里其实是一种“性的种族主义”。有一次我尖锐地问一位自称支持同性恋的女学者，如果今天你第一次知道了自己的女儿是同性恋，你会不会伤心？会不会难过？我们不要谈理论，就体会是不是会难过？她很诚实，想了想，承认说我会难过。我说，这就是孟子说人皆有恻隐之心、是非之心。当你说你支持同性恋是正当的时候，你并没有爱他们，没有真关心他们的灵魂，就像你爱你的女儿。你会为你儿女难过，你却被一种意识形态说服了，不为他们难过。　　

而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坚持同性恋是一种罪，也是一种个体的苦难。因为我相信他们和我是一样的人。一样忧伤、一样有罪、一样不能自拔、不能自我救赎的人。因为这个世上本来就只有一种人，就是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们而死的那一种人。　　我想对同性恋的朋友说，那些支持你们、尊重你们的选择的人，并不一定爱你们，或不知道怎么爱你们。他们可能真心想帮你们，但他们可能既不承认这世上有真理，也不承认你们有灵魂。而那些批评你们的人，也不一定不爱你们。他们爱的是你们的灵魂，尽管你们不一定认同。


四、

基于认同同性恋的几个常见思路，提供几个反驳：

1、“同性恋是天生的”，这个暧昧的命题，是一个知识论上的神话。而且这个神话并不能为同性恋的朋友真正提供安慰和勇气，反而加重了一些人的挣扎和内心苦难。换言之，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神话。同性恋有生物学和心理学上的因素，并不等于一个同性恋者就是“天生”的。强奸犯也有生物学上的基础，甚至生理上的某项指标，可能明显比一般人群高。但这并不能构成对强奸犯的一个轻罪辩护。以前的刑法理论有一种臭名昭著的生物学流派，是通过识别生物学上的特征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更有可能犯罪，高概率的人群被称为“虞犯”。同性恋有生物学上的指标，因此同性恋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这一命题既否定了道德的本质，也与当年“虞犯”理论的逻辑如出一辙。男人偷情的生物学基础更明显。性心理学的研究表明，男人的性反应比女人快，更易引发，没有周期性，性反应和性心理特征集中于身体，不易受到干扰。这些生物学特征，是否能够直接转换为一个道德性的评价指数。意味着男人越轨是比女人更加值得原谅的？因为有生物学上的理由，这个理由就可以直接构成道德的理由？

“天生”是一个带着价值判断的概念。而“生物学的指标”，不能为道德的正当性提供当然论证。也许男人真的天生就好色，也许某个强奸犯的性欲真的超出常人，也许有人非要乱伦，才有性高潮。这些都可能是一个生物学上的事实。当然你会说强奸犯不同，他伤害了别人。而同性恋没有伤害其他人。这一点我会接着谈。但这里的逻辑是关乎“天生”或生物学指标是否具有道德正当性？我想你应该承认，这一“正当性”不能在一个整全的道德观中获得自洽。除非一个妻子当丈夫偷情时，心甘情愿的承认“他偷情比较道德，我偷情比较不道德”。其实在这一点上，基督徒应该是最有体会的。因为基督徒的信仰就是从悔改自己“天生”的罪开始的。是从承认“我在母腹中就有了罪”开始的。“天生”恰恰不是无罪的辩护，反是认罪的开始，当然也是挣扎的开始，和得到平安喜乐的开始。所以我想，在异性恋者当中，基督徒其实应该是最能理解同性恋者的一个群体。因为每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是一个在上帝面前认自己的罪，包括淫乱的罪，并曾经为此痛苦和挣扎过的人。而且如有必要，也是愿意在众人面前为这罪及其悔改作见证的人。

在知识论上，我不相信生物学的特征，可以推导“同性恋是天生的”这一不负责任的道德正当性论证。这是我的认知和立场，但我并不是专家，所以我不打算在这一点上继续延伸。

2、“没有伤害别人的自愿行为”，这也不是道德正当性的论证。而只是“不被强制”的理由，是一个针对公共权力的、而不是针对道德观的禁止条件，即在这种情况下不允许政府的介入，而不是不允许在道德上被批评。今天，社会在这个议题上的最大误区，就是“权利上的正当性”被夸大和误会为“道德上的正当性”。事实上，除非你是彻底的道德虚无主义者，否则也不可能把“自愿的、没有直接伤害别人的行为都是道德的”这一命题贯彻到底。前文已举过乱伦的例子，Pilgrims，按你的逻辑，没有伤害别人，就不能说不道德。那你是否认为亲兄妹可以结婚、或母亲和儿子可以自愿相爱呢。你是否认为现在全世界的婚姻法，都侵犯了有恋母情结的人的人权呢？为什么亲兄妹不能结婚，即使作了绝育手术也不准他们结婚？自由主义者要回答这个问题，其实很困难的。因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使一个诚实的人不得不在“道德是一种普世价值，道德一定有一个超越性的标准”的命题，与道德虚无主义之间做出选择。你若支持同性恋却反对乱伦，在逻辑上就是凌乱的。同性恋当然和乱伦不同，每一种处境都不同。问题是每一种论证，每一个自我道德观的命题，都应在一切处境下是一致的。假如一位同性恋朋友看见报纸上说，某地一对母子乱伦，甚至要求结婚，他的反应可能和我们一样，认为这是不可接受的。而假如他自己却主张同性恋者可以婚姻，那么我看见的，就是一个受苦的灵魂，因为没有勇气面对自己内心的苦难，而选择使自己活在一个断裂的世界里。我若看见这一点，却不敢讲说来，我才真的得罪了他们。　　　　

3、对我来说，同性恋的不道德，出于圣经的启示。基督徒相信婚姻及其道德，是上帝所定义的。这一定义不但在圣经中，而且也在人心和历史中被显明，因此今天地球上的民族和国家，无论是否受到圣经影响，“一夫一妻、一男一女，一生一世”，都是人类对婚姻和爱情的最主流的界定，也是这个世界亘古以来具有正当性的婚姻制度和婚姻理想。你说“我不相信圣经”，这并不重要，绝大多数非基督教国家一样活在这一人类婚姻的文化传承之中，而圣经的影响也是一个历史性的影响，而且是一个今天仍有20多亿人所坚持的伦理观的基础。对一个多元社会来说，不谈信仰，这个经验主义的正当性理由就已经足够了。

而在《圣经》启示中，婚姻是一男一女在上帝面前的盟约，是在圣爱之下的彼此委身，是从此向着一个人的生活死，向着两个人的生活活。性是这种合一与委身的最美丽的表达，是上帝之爱在一男一女中间行走的记号。中国古人则认为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前，从没有一种婚姻观，认为婚姻及其正当性，是由国家和政府来定义的。但我们今天呢，大多数人在婚礼上，既不是以上帝或上天的名义宣告一个婚姻，也不是以父母之名宣告婚姻。而是——多么可耻啊——宣读结婚证书，以政府的名义宣布一个婚姻的正当性。其实前面说到，这个国家主义的偶像，与个体层面的生物学的道德论证，相互迎合，正是导致今天同性恋问题的一个根本困境。婚姻不但被世俗化，生物化，而且被国有化。

无论我们的道德观是否相同，我想你都会承认一件事，就是婚姻的意义和正当性，一定与国家无关。对基督徒来说，婚姻是被上帝定义的，你不认同也没关系，对一个非基督徒来说，婚姻可能是被人类历史文化的传承定义的。但无论如何，婚姻都不是由国家定义的。通过一次投票或修改法律，就可以决定什么叫“婚姻”，就可以赋予一种性行为以正当性的冠冕。我想一个自由主义者也不会同意这一点，这是多么荒唐和霸道的逻辑，干嘛不把《新华字典》也拿到全国人大上投票表决呢？

所以我说，基督徒反对“同性恋合法化”，乃是反对一个关于同性恋的乌托邦，和一个国家主义的道德乌托邦。这涉及一个政治哲学的命题，“婚姻”和“国家”，谁先谁后？显然未有国家之前，就有了婚姻。这既是一个历史事实，也是一个自由主义的政体逻辑。国家的婚姻法，就如整个民法，是对先于国家的个人自由的承认，而不是创造。国家不能反过来定义什么是“婚姻”。这不是一个可以落入“民意”或“立法权”范围内的事项。婚姻就是婚姻。婚姻在一切性行为中立起一道永远的界碑，什么是正当的，什么是不正当的。如果你相信人是猴子变的，我要说一句也许刻薄但却是将异议一方的经验主义论证贯彻到底的话，从历史的角度而非从信仰的角度说，“同性的婚姻”，只有一个逻辑上的机会，就是等待下一次进化。

不错，这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因此基督徒的立场是，根据圣经伦理观，认为同性恋的泛滥（包括对同性恋在道德上、而不只是在法律上的认同）显示出社会在道德上的堕落。中国的福音派基督徒，也许希望向社会表达一个看法，即将同性恋视为人类正当的和美好的性关系的一种，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接受的。但这是一个与国家无关的问题，是一个灵魂被罪所捆绑的苦难问题。因此，我认为基督徒第一应当反对的，是国家法律对同性恋者的任何强制性的治安处理，第二也反对同性恋者向国家争取“合法化”的任何立法努力，基督徒应当指出这是一条错误的道路。第三也应反对一些激进的基督徒向国家寻求法律干预的行为。尽管最后这一点对我们来说尚没有什么针对性。因为缺乏宗教自由，许多基督徒和同性恋者一样都是偷偷摸摸的。甚至仍有不少基督徒不敢或不愿意在同事、亲友面前承认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在网络论坛上也可以看到，在今天的中国，做基督徒和做同性恋者一样，都可能承受超出一般争议的谩骂、侮辱和不友好的言论待遇。因此基督徒，应该更能体会同性恋群体在这个社会的痛苦和困境。

4、 我们讨论的重心，不是基督徒要求非信徒“都要按基督教信仰提倡的那样生活”，当然对基督徒来说，首先，上帝是所有人的上帝，不只是基督徒的上帝。这是我们的信仰。其次，基督徒相信基于圣经的婚姻道德观，是因为这是上帝的要求，不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要求。第三，一个信徒自己很清楚的知道，违背上帝对于圣洁婚姻和性关系的要求，会带来怎么样的痛苦、挣扎和诅咒。因为我们自己经历过，知道这种诅咒和审判有多么真实。当同性恋者越过了一个性的诫命和边界时，在这种诅咒之下不可能有什么“在人间意义上纯洁的、感人的爱”，在基督徒看来，人间的爱是对上帝之爱的效法、领受和接近，爱一旦越过界限，有的只是苦毒。一个基督徒也知道他曾经历的赦免的真实。这是一个信徒向社会包括同性恋者表达道德立场的一个前提。我们不是向同性恋者表达一个可怕的定罪，而是表达一个真实的盼望。一切眼泪都会被擦去、一切苦毒都会被安慰，而我们无论如何不堪，无论处境如何，都可以重新活在平安喜乐当中的那个盼望。今年，中国的福音派基督徒需要在一个多元的社会里，清清楚楚地在公共领域表达出自己这一不可妥协的道德观。目的是让其他人群更加了解这个多元社会中的一元。彼此影响、彼此对话。尤其是当社会对此并不清楚的时候。这就是孙海英事件的意义。从李银河等人的反应看，这些“前卫”的中国人似乎却并不太了解他们身处的这个时代。我很奇怪的是，李银河女士不可能不了解在当代社会，尤其在美国，支持同性恋合法化与反对同性恋合法化，是两种如何尖锐并势均力敌的意见人群。但她的反应却好像孙海英真是从中世纪刚刚走出来的人似的。那些鼓吹同性恋合法化的人，给了许多中国人一个错误的认知，就是以为赞成同性恋是这个世界上最流行的、最进步的、最主流的趋势。谁不赞成谁就落伍了，就政治不正确了。他们一点都不谈，在这个世界所谓最文明、最西方的国家的首都华盛顿，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反对同性恋。在美国参议院里至少有70％的参议员反对同性恋合法化。在这个世界上，至少还有10亿以上的人（并非这个世界上受教育程度、财富程度、智商程度最低的10亿人），所持的基本立场都和孙海英差不多，也和我差不多。而在今天的中国，同样可能有数千万的福音派基督徒持类似的看法。其余佛家、儒家的信奉者中也一定有相当人群，持类似的道德保守主义立场。可Pilgrims，为什么连你也以为，说起反对同性恋，就是和中世纪或专制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呢。这是对当下时代的道德观的格局，显然存在一种无知和误解。原因在于某种看法的普遍性和正当性被高估了，因此保守主义的道德观的表达，才变得这么奇怪。我在这里不是要高调的批评同性恋，而是首先希望你对这个时代的道德观的格局，有一个符合事实的了解。

5、至于有人辩称乱伦禁忌也是生物性的产物，尽管乱伦的确会带来生物学上的不利后果，但乱伦的禁忌从来都是道德性的，而不是生物性的。法律上的乱伦禁忌所指向的，自古从来都是一种道德性的和社会学意义上的“名分”，而不一定是真实的血缘联系。这就是“伦”的意思。可以把两者区分开来的例子，就是法律上称为的“拟制血亲”。大概有三种，一是姻亲，无论旧约的《利未记》，还是可兰经，还是古代罗马法，或者欧洲中世纪的法律，都一律禁止娶继母、继女为妻，也禁止娶岳母或儿媳为妻。在《新约》中，保罗曾要求教会把那个与继母结婚而不悔改的人，从教会中赶出去。二是收养，无论古希腊还是古罗马的法律都一概禁止养父母与养子女之间的婚姻，有意思的是，《旧约》反而没有这个限制。今天很多国家仍有这个禁忌。但罗马天主教却根据圣经，比较质疑这个婚姻障碍的正当性。第三种是宗教性的拟制，即教父母与教子女，或中国比较世俗化的“干妈干儿子”。在教会法中也是一直禁止的。全世界古人有相同的立法，不是因为他们都傻到以为“拟制血亲”之间结婚，也会生出畸形儿来。而是出于对道德价值相同的关切。

今天，法律上对“拟制血亲”的结婚禁忌，已逐渐取消了。这是自由主义的影响所致。法律不再施以强制性的禁忌，代表着法律的谦卑。而并非代表道德上的正当性。而目前，如果直系血亲或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自愿放弃生育能力，各国仍然都不允许他们的性关系被称为婚姻。你不可能同意同性恋，反而不同意一男一女之间的“真心相爱”？那么一个“真诚”的爱上自己继母的儿子，一个“爱上”岳母的男人，一个“真诚的爱上”自己堂兄的女子，假如社会不允许他们结婚，或舆论充满对他们的质疑和批评，难道不会给他们“造成心灵和肉体的苦难吗”？我想一定会的。问题到底什么才是出路呢？不但在法律上、而且在道德上慢慢允许一切人伦之间的“自愿的性关系”，可以解决这样的苦难吗，你不一定同意一个相信圣经的基督徒的观点，但我想表达的是，这不是真的出路。至于为什么不是，则和我的信仰有关。也和圣经对“爱”的理解有关。不过已超出这篇文章的论域，就此停住。　　　　

结束之前，我想向陷在同性恋中，甚至被某种不负责任的理论暗示自己是“天生的同性恋”的朋友说，我没有经历你们的挣扎，但我一样经历过性的挣扎和试探。无论是、淫秽图片或心中对异性的邪念。当年一些理论告诉我，有利于心理健康，是正当的，是天生的。我很喜欢这样的理论。但当我在整个青春期陷在反复挣扎和精神痛苦当中时，我产生了怨恨。我清楚地知道原来那些理论及其倡导者，根本不在乎我灵魂的苦难。他们恰恰是缺乏爱的、不负责任的理论。我的罪，即使是在“不可淫乱”这一基督徒所相信的上帝诫命当中，也一点不比你们任何人更高尚。但我直到有一天，完全承认这一点，不但在上帝面前悔恨，今天也在你们面前承认这一点时，我就得到真正的赦免和医治。不错，没有人可以赦免人，也没有人可以定罪人。所以当一个基督徒说同性恋是一种罪，他们不是在定罪你们，而是在诚实的传讲圣经中上帝的话语。将你领到上帝的话语面前，你自己去面对，你要否定，你也要亲自的去否定。但在一切人之上，赦免和定罪一样都是如此真实的。如果没有一个高于我们情欲的道德律，不管这社会的法律是如何规定的，我们的苦难都将是一种令人绝望的苦难。两个男人之间的性关系固然令人绝望，一男一女之间也一样如此。你们活在你们的苦难里，我们活在我们的苦难里。除非这世界没有救赎的可能，如果有，能拯救同性恋者的，就是能拯救异性恋者的。希望在你身边，有基督徒可以真正来关心你，帮助你认识那一位神。如果你在成都，我欢迎你随时来参加我所在教会的聚会。尽管我们的聚会有时会被警察干扰，但教会的门永远向愿意进来的人敞开。　

九喻:法西斯都是相似

纪念九一一

作者：九喻

【大纪元9月16日讯】他们是法西斯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有人在九一一恐怖袭击的震惊中如此问道。他们说，他们是为了民族解放，为了免于帝国主义压迫，为了坚持信仰，为了反对霸权。。。

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首先要明确一点：从来没有任何邪恶势力，在干邪恶勾当的时候，告诉世人他们是邪恶的。如果邪恶以邪恶为招牌，世上还可能有大量长期的邪恶行为吗？邪恶必然与谎言相伴，而邪恶势力也对自己的邪恶心知肚明。浑浑噩噩蒙在鼓里的，是忘记了邪恶的撒谎特质的愚人。

对穆斯林的科威特发动侵略的，明明是萨达姆的伊拉克，为什么你们要袭击美国呢？美国可曾占领一块穆斯林的土地吗？

不要被招牌和口号迷惑了。自由的人在九一一恐怖袭击之后面对的，不是新敌人，而是披着重新涂抹过的外衣的老敌人。这个敌人，就是法西斯。

纳粹法西斯，把犹太人赶进煤气室。

日本法西斯，用平民作细菌战试验。

苏联法西斯，用饥荒、集体处决和古拉格解决阶级敌人。

中共法西斯，用政治运动和机枪坦克对付和平居民。

伊斯兰法西斯，用炸弹和民航客机消灭男人女人和儿童。

不要仅仅听他们说什么，一定要睁大眼睛看他们实际干了什么。

共产主义法西斯承诺了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新社会，但是人们得到了什么呢？镇压，运动，专制集团的特权，道德沦丧，贫穷和不公。现实和他们描绘的景象完全相反。确实有人愿意看到人类自由，但绝不是共产主义法西斯。没有共产主义新人诞生，只有龌龊阴暗的老旧丑剧一幕一幕不断上演。他们妖魔化的资本主义世界，人们却可以有尊严的安居乐业。

塔利班法西斯说要建立穆斯林免于欺压的国家，可是穆斯林真的免于欺压了吗？塔利班头头可以在马厩装空调，厕所装金质门把手，广大穆斯林百姓却生活在贫困里。在恐怖主义盛行的穆斯林世界，普遍存在伊斯兰不同教派之间的冲突，难道不同教派的穆斯林，就不是穆斯林兄弟了吗？而什业派、逊尼派以及一直遭受打压的苏菲派可以和平相处的地方，恰恰是被描绘成穆斯林的敌人的美国。到底哪里的穆斯林有自由，有尊严，有安全？是非伊斯兰的美国，还是伊斯兰的中东？

法西斯嘴里吐出来的，是无耻的谎言！他们的所为，证明他们是说谎的法西斯。

世界上的意识形态很多，而在我看来，意识形态再多，从本质上说也只有两种：是保护个人选择的自由，还是打着“为你”“为劳苦大众”“为人类”“为真理”“为和平”的招牌剥夺个人选择的自由。鉴别这两类意识形态的办法也很简单：是赞成尊重你的自由，即便你不认同这种意识形态；还是在与其不一致的时候，赞成侵犯你的自由，夺去你的生命。

法西斯意识形态，在形形色色遮羞布的下面，归根结底都是要剥夺你和我的自由。无论彼岸是大德意志，还是世界大同，还是天国...无论那描述多么诱人，可是通往彼岸的道路，都是由别人设定的，你既不能改变前进方向，也不能调整步伐节奏，不然就成了敌人，或者被改造，或者被消灭。

究竟还要堆积多少同类的尸体，才能让人明白交出自由的代价是多么高昂呢？

要人交出最宝贵的上帝赐予的自由，那开出的价格一定不低，承诺的回报一定优厚。但是热爱自由的人不会上当，因为他们心底里知道，自由不是拿来交换的，而是拿来使用和享受的。自由不可交换，没有选择自由的人，只是行尸走肉。

法西斯的朋友和敌人

几乎是在恐怖袭击发生的同时，漂白法西斯和扭曲事实的企图就紧锣密鼓的展开了。左派政客，大学教授和媒体明星轮番登场，讲一些纸上谈兵貌似超越的大话，似乎自己的自由不是军人和警察用武力捍卫的结果。

为什么不能用武力保卫自己？他们自己愿意离开警察的保护吗？

又为什么一切价值观都等同？如果等同，他们为什么还要反对和他们不同的保守主义价值观？

如果以无辜平民为袭击目标的暴力和以恐怖分子为袭击目标的暴力没有区别，那么警察和劫匪就该划等号，不是吗？

如果不拿行动判断善良邪恶，希特勒又恶在哪里？他所做的，不也可以解释成为了他自己心中的美好愿望吗？

还是那类人物，过去和今天为共产主义法西斯站台，现在又为伊斯兰法西斯叫屈。他们总是有办法理解像毛泽东和卡斯特罗这样的大屠杀的刽子手，可一天都不能忍受拿起武器保卫自己的自由人。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逐渐消失的只是“邪恶”的用语，邪恶的行为却因为道德评判的缺失而得以滋生。

几年前，我参加了一个九一一纪念活动。在场的加拿大政客的致词，让我感觉三千平民似乎是死于一场交通事故，似乎那只是个不幸的意外。精心制造死亡的人渣，被有意无意的忽略了。

不。那不是不幸的事故，而是邪恶的谋杀。巧言令色粉饰太平混淆是非，或许可以让人成为吃香的政客，或许可以让人成为吃香的大学教授，但绝不会让人成为负责的男子汉。

耶稣在两千年前说：

他们一切所作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繸子做长了，

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

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马太福音 21：5-7）

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

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马太福音 21：27-28）

这话，对无耻政客和帮闲文人正适用。成为暴君的座上宾，正说明了他们自己是什么货色。为得到暴君的吹捧而洋洋自得吧，冷血的懦夫。

九一一不是一场心痛的误会。恐怖分子没有误会，美国就是他们的敌人。法西斯的敌人，是你，是我，是每个不认同他们，不屈服他们的自由人。美国是自由的灯塔，是全世界追求自由的男女的希望。恨恶自由的法西斯，一定也恨恶追求自由的人，一定会倾尽全力摧毁自由的灯塔。

被邪恶的纳粹法西斯忌恨，被邪恶的共产主义法西斯忌恨，被邪恶的伊斯兰法西斯忌恨，不是美国的羞耻，而是美国的自豪。我要对热爱自由的美国公民说：被法西斯忌恨是你们的自豪。谢谢你们。

法西斯要人变成罪恶的奴仆

各种法西斯以美丽的道德口号开始，却总是以全民道德沦丧收场。这不是巧合，而是必然。

法西斯的邪恶之处，不仅仅在于对肉体的消灭，还在于对灵魂的奴役。如果邪恶势力没有士兵，就不能征服更多的自由公民。而如果灵魂没有被罪恶腐蚀，人就不会甘心作邪恶势力的士兵，为邪恶征战。

法西斯的两个腐蚀灵魂的武器，一个是制造恐惧，一个是灌输仇恨。

所有的法西斯政权，都是靠用野蛮暴力制造恐惧气氛维持的。中共法西斯通过制造残酷的政治运动，让大众人人自危。在恐怖的压迫下，妻子揭发丈夫，子女揭发父母，朋友揭发朋友，邻居揭发邻居。人们之间没有信任，最亲密的爱人，可以一天之间成为最危险的敌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被斗争被镇压的对象，而即便揭发了别人，也只是换得了暂时的喘息，每天依然要活在对风向转变或新一轮运动爆发的恐惧之中。为了应付今天的危险，人们被迫参与制造明天更加残酷的生存环境。

塔利班也用同样的恐怖政策治理阿富汗。妇女的着装不合他们的清规戒律，就会遭到野蛮的惩罚，甚至孩子嬉笑塔利班士兵，都会招来关押、殴打、烫脚的折磨。萨达姆治下的伊拉克，异见人士人间蒸发，甚至被扔在绞肉机里虐杀。

法西斯热爱群众运动，逼迫全民参与。因为当一个人参与了罪恶，就会一步一步成为罪恶势力的一部分，而不能自拔。耶稣早就说过：“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约翰福音8:34）

恐怖压出了良心，填补进去的则是仇恨。

中共法西斯对大众灌输仇恨是从小开始的。有多少孩子，是在对阶级敌人的仇恨里泡大的。何其相似，在中东，小孩子也是接受仇恨犹太人仇恨西方的灌输，以消灭犹太人为己任。巴勒斯坦地区的儿童电视节目播放的，是孩子们高唱希望成为“自杀勇士”，手拿“机关枪”泄出对以色列人的“暴力，仇恨，仇恨，仇恨”。（WorldNetDaily：Palestinian kids raised for war，http://www.worldnetdaily.com/news/article.asp?ARTICLE_ID=17707）

什么人会因为无辜儿童被成功谋杀而欢呼雀跃呢？是被恐惧压垮而失去了希望、被仇恨腐蚀而无法快乐的人。拥有自由的人，为自己的快乐生活而快乐；甘心被奴役的人，从别人的生命毁灭里找满足。

甘心作奴隶的人，没有能力享受自由的美好。在恐惧和仇恨里跳你的疯狂舞蹈吧，不可救药的可怜虫。

自由需要有正义感的自由人来捍卫

伪善者总是打着美丽的招牌招摇撞骗。当乌托邦破灭以后，真理、正义和善良的概念也被玷污了。

但是伪善的反面，不是道德虚无，而是良善。道德虚无只会让良心未泯的人失去斗志，让卑鄙龌龊的人从中渔利。这世上有真理，这世上也有正义，你心里的失望、不平、创伤和愤怒，分明就是真理和正义存在的明证。虚无和玩世不恭，不会使任何一个谎言消失，不会使任何一个罪恶停止。只有正义的行动，才是邪恶唯一畏惧的东西。

从古至今的人类世界，邪恶一天都没有止歇。今后的人类世界，邪恶也不会缺席。一天都不会。

正义和邪恶之间没有谈判，自由和奴役之间也没有和平。

像过去一样，这场战争会一直持续下去。而战争的第一个战场，不是纽约，也不是伊拉克，而是我们的内心。因为如果没有正义和自由的捍卫者，就不可能有胜利。

我真的热爱自由吗？

我敢于面对邪恶吗？

我愿意为了正义付出吗？

我在乎素不相识的人、以及子孙后代的自由和尊严吗？

当队伍里只剩下孤独的自己的时候，我还会继续坚持吗？

愿造物主给我勇气。

【2006-09-13】 

何清涟：与其仰望星空 还不如擦去大地的污秽

——寄语中国总理温家宝

作者：何清涟

【大纪元9月14日讯】最近，温家宝总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仰望星空”一诗再次让中国媒体“感动”了一回。但这些被“感动”的媒体总是忘记了中国的政治环境，如同温家宝在2006年11月参加全国文联作协代表大会时提倡“讲真话”时，故意“忘记”了自己作为二号领导人的政府如何采用种种卑劣手法，极力剥夺人们的新闻自由与出版自由。

首先，一个人仰望星空需要脚下大地的承托。如今的大学生们立足的“大地”之状况似乎已被温总理“忘记”：昂贵的学费让中产之家都难以承受，不少女大学生为筹措学费被逼卖淫；接下来就是毕业即失业的困难窘境，大学生就业率一年比一年走低；不少人因无法就业因而只好做“啃老一族”，连自尊自信都难以保持；还有那时时在腐蚀人心灵的遍地腐败，这污泥浊水泛滥且让人越陷越深的沼泽地，又如何能承托起大学生们“仰望星空”的身躯？

温总理在慰勉大学生时，显然“忘记”了人的需求有层次递进关系。马斯洛曾把人的需求分成5个由低到高的层次：第一层次是生理的需求，这是人最基本的需求，可简要概括为衣、食、住、行、性5个字；第二层次是安全的需求。比如咱们中国人的安全需求，至少应该包含几点：能够生活在一个犯罪率较低的社会环境里，病有所医，老有所养、失业以后能有救济，私人财产能得到保护，不会因政府强征而失去土地、住房等；第三层次是情感的需求；第四层次的是获得他人的尊重；第五层次的需求是自我价值的实现。

按照这个标准衡量，现在除了少数家世背景属于精英家庭且有社会关系网的大学生，我相信80％以上的大学生都正在为如何满足第一层次的需求而伤透脑筋，不少中国人也正在为满足第二层次的需求而终日营营碌碌──如果温总理在号召大学生“仰望星空”时，没忘记承诺自己领导的政府将为中国清除已漫溢至大腿的污泥并夯实脚下的土地，他的以诗言志倒真可能让我感动。

其次，温总理仰望的星空里到底有些什么？我仔细阅读，发现除了“庄严、圣洁、敬畏、真理……”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诗界盛行的华丽词藻之外，看不出他描画的星空里到底有什么星辰。从思想的无垠与自由而言，每个人头上都有片星空，我在自己的文集《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及同名文章里，很清楚地表明我仰望的“星空”，就是作为普适价值的民主、自由、人权；为了这仰望，我也从未忘记尽绵薄之力清除脚下的污浊。而温家宝总理所仰望的“星空”，尽管在诗里未具体描绘，但根据他历次讲话，包括当年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谈到“实现民主……中国人民还未准备好”在内，只能解释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民主”。

国内一些媒体可能担心读者受到我那本《仰望星空》的误导，连忙出来诠释温总理的“仰望星空”，是要大家“怀抱着共产主义的理想，相信前途的光明……愿意为国家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如果是这样，我看中国人也不必再仰望温总理的“星空”了，因为从毛泽东开始要中国人仰望只有“红太阳”的天空开始，中国人就一直只能仰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星空”，并被禁止仰望其他的任何星空。如此这般仰望下去，再不关注立足之地发生的事情，中国人真的要失去脚下的“大地”了──这可不仅仅是意喻，目前生态灾难频发，中国人的生存基座已受到严重威胁。

就在温家宝总理以“仰望星空”诗意地抒怀之时，中国关闭了一万几千家网站与许多博客。于是，我不由得联想到一点：中国当局用它的奖惩机制关闭了许多人头上的星空，只留下党用强权画出来的’社会主义星空”供人仰望，在这种政治环境中，温总理呼唤人们仰望星空，只能被理解为他希望人们因“仰望”而忽视已经漫溢到大腿的污泥浊水。

基于此，笔者借用约翰·布尼安（《朝圣之旅》中人物）之言遥寄温总理：与其仰望“星空”，还不如擦去脚下的污秽。这是一国总理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

──转自《华夏电子报》第209期